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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美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教育体制、推广体制和农业科研体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体化发展。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和推广服务通过州立大学农学院这一中间环节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科研、推广和教学工作不能很好衔接的问题，消除了三大系统之间的壁垒，极大地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7]。农业部是农业推广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全国性农业推广工作。就各州而言，主要在各州立大学设立农业推广中心或推广站，主要工作是：帮助各县培养优秀科研推广人员；及时向县级推广站传播本大学及其他大学、国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美国共有51个州立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和3100个县级推广站，拥有一个完整且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8]。2）日本。日本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行的是政府与农业协会协同推广模式。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要把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成立了专项推广基金，1995年，投入推广经费达352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1.2%；加强了对推广人员的培养，1994年，经地方考试、全国通用的改良普及员数量已达到1万多人。除以上举措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农业科技服务的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3）荷兰。荷兰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采取了政府与地方或农民合作的模式。就其各方职责而言，农渔部主要负责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重点是发送与传递农业信息；私人推广机构主要是一些生产资料公司的技术服务部门或专业化的咨询公司。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付费方式获得所需的专业技术指导和服务。这种政府、地方、农民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对新研究成果的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应用及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助推作用。
2国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的基本特征
2.1农业科技投入主体呈现多元化随着农业市场开放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科技中介组织及农业大企业等的发展和壮大，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有所变化，私人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额来看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投入主体也由最早的政府包办转变为以政府为主、私人为辅的多元化模式。这种投入模式的转变主要基于各国农业科技市场政策的完善、大型农业企业的发展以及有效农民组织的建立等。
2.2政府与私人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界限日益明显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投入仍是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但近年来，政府投入的重点主要转向基础研究，这主要由于基础研究的正外部效应较大，且由于与产出挂钩并不直接，因此，需要政府增加投入。此外，政府投入在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支持那些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而私人投资则重点放在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需求较大、经济效益较好的领域。
2.3农业科技推广投入由政府主导在科技推广投入领域，政府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其农业科技推广主要面向的是农业企业等机构，而一部分能够物化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则主要是由私人企业来承担的。市场化的机构和私人企业同样承担了一定的农业科技市场推广活动，而并不完全是由政府经营。
2.4农业科技投入重点并非一成不变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一般并不是固定的，都要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的趋势、各国实际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就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发展较快，而且私人参与较多，政府的投入主要面向基础性研究，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则反之，以我国为例，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分配充分体现了农业研究以实验、推广和应用为主的这一特点，2010年以来，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约6%，应用研究约占20%～30%，农业科研成果的实验和推广约占60%～70%[9]。
2.5改革农业科研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关注的重点，改革的主要方向大致有三个：一是在资金管理上逐渐向基金化管理方向发展；二是在科研人才和队伍建设方面，实行聘任制管理模式；三是在投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农业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如法国在1982年成立了风险投资保险公司，主要由政府出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风险担保。总之，开放、竞争、协作成为国外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10]。
3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3.1继续推行政府主导，合理分配政企分工我国在农业科技推广领域，政府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私人企业也开始成为农业科技推广活动的参与主体，但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其主要活动应该仍由政府统筹规划，所以我国应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投入体制。但是，下一步应合理分配政府与私人投资的领域，如政府投入的重点主要转向基础研究，在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支持那些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而私人投资则重点放在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需求较大、经济效益较好的领域。
3.2增加投入、吸引投资，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农业科技投入的总量及农业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和科技投入总量的比重，整体偏低。因此，建议我国应逐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总量，稳步提高两个比重，一是农业科技投入占整个科技投入的比重，二是农业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并使农业科技投入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基本持平。另外，还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风险投资，拓宽农业科技投入的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3.3扶持优势产业、明确投入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国在农业科技投入项目的审批、立项中，要充分做好调研工作，并结合地方优势资源重点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在农业科技投入重点项目选择上，要根据各地农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功能需求合理规划农业项目的分布，推广先进技术，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在农业科技投入经费的管理上，由于农业投入的周期性较长，还要特别关注项目投入的可持续性，加大对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3.4鼓励农业研发，建立农业科技投入服务传导的长久机制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但多数企业对该问题未认识到位，没有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11]。因此，建议继续鼓励产学研结合，形成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对接机制，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研究，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以实现企业内部价值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研发机构的中坚力量，体现其研发的引导作用；加强对农业信息化基地、农业龙头企业创新中心等各类农业科技中介机构的兴建，鼓励农民科技致富，提高农民对科技兴农的认识，建立农业科技投入服务传导的长久机制。
关键词:中国大学;科技园区;发展追溯
一、国内外大学科技园发展情况
(一)发达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特色与经验
1.美国著名的大学科技园
吴小玉的研究(2006)指出,大学科技园是在国际高技术竞争、各国相继出台大型高科技计划、创新计划及地区发展计划的背景下,加强大学与工业联系的一种空间形式。美国是这一形式的创始者和主要推动者。在美国科技园成功的激励下,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科技园区。20世纪70年代末期,科技园区开始在全世界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据统计,到1990年,美、英、日、德、法等九个最发达国家已建立了220个科技园,其中有189个是在大学直接参与下发展起来的,占86%。
美国是大学科技园的诞生地。1951年在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推动下,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创办了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ResearchPark),研究园由于顺应高科技产业化发展规律,最终外延和演化为今天举世瞩目的“硅谷”。斯坦福大学创办园区起始动因,是以土地租金补贴学校经费,但客观上达到了如下效果:(1)孕育了相当数量的高科技企业,如惠普公司、思科公司、硅谷图文和生阳公司等。(2)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企业家,推动了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创新。(3)开创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企业产品与直接生产力。(4)探索出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途径,开创了大学科学园建设的先河。
庄宁、杨小鹏研究(2005)的案例分析论述,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认为,大学不应只是进行学习和科研的“象牙塔”,更应该是学以致用的研发中心。因此,特曼积极投身于把研发成果向产业扩散、加强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当中。他认为,(1)斯坦福大学必须强大起来,在研发实力方面显著提高,成为一所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国研究型大学,发挥地区科技中心的辐射作用。因此,斯坦福积极吸引富有潜力的工程学教职工,同时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以使斯坦福的工学院跻身全美的最佳行列。(2)大学与当地公司必须进行实质性合作,建立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依赖关系。斯坦福大学向当地公司开放大学课堂,鼓励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研究生课程学习,同时也鼓励教工和学生到企业界实践,了解市场需求。(3)也是最重要的创举,特曼协助并大力推进了斯坦福研究园的创立与发展。
斯坦福研究园创建后,1959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创建了以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为“地域顶点”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
2.英国著名的大学科学园
自1997—2006年间,牛津大学发出专利许可约160项,以大学的专利成果为基础,成立了五十多家高科技公司。仅2005年就有4家新公司进入科技园,其资金支持大多在100万英镑～1000万英镑之间。近几年,尽管在全球经济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牛津科技园仍保持着没有一个公司失败的记录,远高于全英科技园平均不足50%的成功率。
到2006年底,牛津大学周边区域已形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分别是:大型的“MiltonPark”,中型的“MagdalenSciencePark”和小型的“BegbrokeSciencePark”(即牛津科技园)。这些园区和附近大学科技产业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产业带。其中,牛津科技园作为新的经济簇群,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同时,牛津科技园的建立不但为牛津大学提供了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基地,还把部分收益返回投资到学校的各项建设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牛津大学产学研结合,形成了互动多赢,综合发展的新格局。
牛津科技园的定位和管理运作模式有四个特点:(1)促进大学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2)具有规范、高效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3)强化孵化器功能,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支持,以及优质化的配套服务;(4)创立“高校创业基金”,首创“工业和商业研究员”职位。
牛津科技园有不少成功之处,有三点比较关键:一是国家支持力度大;二是具有通晓高科技产业化的领军人才;三是依托大学资源和人才优势。
3.德国的大学科技园
德国经济总能力位居世界第四位,其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重视高新技术应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大学科技园在其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国大学科技园的迅速发展,主要起因于美国和英国的挑战。与美英两国相比,德国虽然起步较晚,1983年才建立第一个科学园区——西柏林革新与创新中心,但后期发展速度很快,是西欧科学工业园发展最快的国家。到2007年,全德国共有三百多个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其中参加德国科技园和孵化器联合会ADT的有181家。根据ADT对其成员的统计材料,现在园内企业共有7500多家,工作人员总计56万多人,入园企业平均规模是75人,入园企业孵化成功率超过90%(李洪伟,2006)。其中,1984年创建的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是德国最为重要的鼓励高科技创业发展的科技园区。
世界名校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理工大学等都为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这些学校的教学研究机构与科技工业园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又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德国大学科技园有五方面的特点:(1)政府直接参与大学科技园建设。德国政府为促进科技园区的迅速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为高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开发,特别是在机械、电子和家用电器以及电子产业化方面,德国政府不断加强机构建设,提高科技园区的管理水平。(2)以孵化创新企业和提高就业率为目的。科技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孵化企业。据统计,德国入园企业孵化平均成功率超过90%;而一些尖端、有市场前景的研究成果则最受入园企业的关注,成功率更高些。(3)依托一流大学。张婕的研究(2001)认为,世界上的著名大学科技园都依托于著名大学,拥有一流科技园也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德国300多所高等院校大多参与了各类科技园、孵化器或成果推广中心的工作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同时也是高科技公司的骨干力量。(4)科技园服务体系完善。德国大学科技园为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推动了企业创新,也为企业创新解除了后顾之忧。如海德堡科技园作为地区性孵化平台,为企业提供办公房屋、会议室、财务、管理、营销、网络、实验设备、法律甚至幼儿园等方面的服务。(5)风险投资增长迅猛,风险基金退出多元化。德国政府采取了优惠的投融资政策、优惠的资本市场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及吸引外来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由此,德国的风险投资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实践和借鉴
1.印度的班加罗尔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虽然现在和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一同被称为世界“金砖四国”;但它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薄弱,人均GDP低于中国,综合国力也不强。
由于抓住了启动时机,高度重视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致使软件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1993年以来,软件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0%左右,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和出口国。
如今的班加罗尔科技园被称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1991—1992年该园软件出口仅为150万美元,2000—2001年出口猛增至16.3亿美元,十年内飙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国软件出口总额62亿美元的26.3%。
班加罗尔科技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周围有印度理工大学、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学大学、航空学院等12所综合大学和70家技术学院的输血滋养,每年培养出1.8万名电脑工程师,使班加罗尔的软件业发展有了技术和人才的依托与支撑。另外,政府的全力支持,更使科技园如虎添翼,企业趋之若骛。
班加罗尔科技园是典型的“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主要有五方面:(1)合理的园区选址。首先,这里是印度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有7所以理工科特别是计算机专业为主的班加罗尔大学、印度管理学院、拉吉夫·甘地医科大学等,有292所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有28所印度国家和邦一级的科研机构。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大量的人才聚集使班加罗尔具备发展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出口为导向的高科技城市条件。(2)完善的内部规范体系。在班加罗尔科技园内部,除了各项硬性的和强制性的规范制度外,诚信守约是各个软件企业间相互合作、共同开发软件项目所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也成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3)政府的大力扶持政策。印度政府开始重视对科技园的投入和扶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广泛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软件职业培训,直接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与各种联盟,尤其是在知识密集的班加罗尔,更是不惜大力投入高新技术人才和资金。(4)产学研合作紧密。印度的高校都设有董事会,董事会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员反映企业要求,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第一线的专家,教学内容与企业的需求和实践联系十分密切。与此同时,班加罗尔地区的大学也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到该科技园中从事创新、创业活动。(5)注重交流与合作。首先,这体现在班加罗尔科技园与“IT金三角”中其他两个科技园的合作,这对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不仅带动了周边经济园区和其他科技园的发展,也对整个印度经济的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其次,是与全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
2.爱尔兰国家软件园
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2006)资料显示,爱尔兰国土面积仅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370万,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爱尔兰还是一个农牧业占相当比重的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属于“欧洲第三世界”。近二十多年来,爱尔兰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尤其在软件设计与开发等领域形成了突出优势。自1996年以来,软件产业中的“黑马”——爱尔兰接连创造世界IT业的“神话”。根据2000年3月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1998年,爱尔兰的软件出口额即超过了美国和印度,居世界第一位。
爱尔兰国家科技园始建于1984年,它使教育及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起密切联系的纽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必要的中介、孵化服务。目前,该园已有九十多家科研开发和生产的高技术企业。爱尔兰国家科技园一直把软件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看待。通过对专业应用人才的培训、为欲设立企业的软件人才提供支持、协助软件公司进行技术研发工作、爱尔兰驻海外机构积极为软件公司开拓国外市场,四个方面体现出对软件一贯支持的政策。
爱尔兰软件产业的最大特点是软件本地化。其国家科技园基础设施非常发达,电讯四通八达,加上爱尔兰以英语为母语及爱尔兰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专门人才,这就吸引了大量公司来爱尔兰寻求发展,同时促成了爱尔兰软件本地化的发展。概括地讲就是,国家科技园吸引跨国公司入驻爱尔兰,利用本地人才进行本地化,促成爱尔兰本土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3.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
裴硕秋博士综合中国学者王缉慈、钟坚、吴林海、彭纪生等的研究,得出新竹科工园是在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科技园区成功案例。
新竹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方面:(1)政府的支持。政府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设置、发展规划制定和融资体系建立等方面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2)知识资源的动力。新竹科技园区附近有台湾地区的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高校院所,这些校所科研力量雄厚,其研究领域与园区产业方向有很强的联系,为园区的创新提供知识源泉。(3)制度保障。新竹科技园区内支持创新活动的制度不仅包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支持措施,还包括企业内部的一些激励制度,如员工持股制度等,同时也包括有关知识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4)良好的社会资本。新竹科技园区有良好的创业精神,有很好的创新观念和风气,同时浓厚的业会文化也促进创新单元之间的沟通交流。(5)与硅谷地区的紧密联系。新竹科技园区的很多员工来自硅谷,他们不仅带来了硅谷的技术和信息,还带来了硅谷地区创新创业的精神,这是新竹地区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关于中国典型的大学科技园情况
1.中国第一个大学科技园——东大科学园
1989年由东北大学创建的东大科学园,是中国最早大学科技园园区建设的实践。当时东北大学校领导顶住校内外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舆论压力,抓住沈阳市兴建高新开发区的有利时机,创造性地设立了东大科学园建设委员会和办公室,认真制定了园区三年发展规划。将计算机软件等科研成果作为东大科学园的四个起步项目,在校园东部划出80亩地进行孵化。二十多年过去了,经园区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100多家。这些企业的龙头——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和遭遇四川汶川大地震其成都软件园严重受损的情况下,2010年3月2009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66亿元,增长12.3%,净利润6.41亿元,增长30.5%。现在东软集团市值已达200亿元人民币,员工总数超过1.7万人。
2.中国其他大学科技园
在东北大学进行了最早的创建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争相兴办大学科技园,其中许多园区是大学和各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联手设立的。比如武汉东湖高新区划出建设用地及投入相应资金,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共建东湖大学科技园。至今中国建有82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并且还没有将全国省市创办的地方大学科技园统计在内;这些园区的作用意义逐渐被社会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3.大学科技园的变异与创新——虚拟大学的科技园
课程设计应该提前准备，紧跟课程内容，充分挖掘业余时间，在不同阶段不断地修改完善相应的内容。把课程设计与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在不增加停课设计时间的情况下,加大了课程设计的时间跨度,从而为提高课程设计质量提供了条件。通过系统教学把设计能力的培养扩展到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这两个教学环节中,使两个教学环节成为有机整体,有利于学生对建筑设计能力的掌握。
1.1建筑施工图方案草图设计阶段
通常的情况下，课程上完了绪论、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也就是前四章的内容后，再加上早期工程制图已上完，学生对房屋施工图的方案设计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时可以布置任务书，任务书的内容可以按教材上的任务书，单元式多层住宅楼设计。设计之前可查阅有关资料，进行施工方案设计。先进行草图构思，解决建筑功能分区与环境协调、平面构成、平立剖相互关系等问题,可要求学生做出若干个方案进行比较,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较为合理和完整的方案,并进一步细化尺寸及构造。平面设计是关键，先从平面入手，同时认真分析剖面及立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综合考虑三者的关系，按完整的三维空间概念去进行设计。建筑平面设计包括单个房间平面设计及平面组合设计，单个房间设计是确定房间的面积、形状、尺寸以及门窗的大小和位置，而平面组合设计是根据各类建筑功能要求，抓住使用房间、辅助房间、交通联系部分的相互关系，结合基地环境及其它条件，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各单个房间合理地组合起来。施工图的方案设计完后，上交进行第一次修改。
1.2构造设计阶段
民用建筑的组成分为六大部分,即墙体、基础、楼板地面、楼梯、屋顶、门窗。在课程中每一组成部分分一章讲解，每讲完一章指导学生在自已的建筑施工方案图上作出相应部分的细部修改,课程上完后整个修改过程就进行完毕。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夯实基础，又加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学生也能把看似松散的教学内容整合成一体。同时利用了课后时间，节省了课程设计的时间。楼梯是建筑物中重要的部件。楼梯的净高在平台部位应大于2m；在梯段部位上应大于2.2m。在平台下设出入口，当净高不足2m时，可采用长短跑或利用室内外地面高差等方法予以解决。所以在本章节中作一个楼梯的大作业，包括平面图及剖面图的设计，为以后的课程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2设计周阶段
在设计周阶段，指导老师要拿出详细的指导任务书，以指导学生完成设计任务规定的完整施工图的设计。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一套建筑施工图的完整内容，容易漏掉一些细节，并且对图纸的内容往往表达不全，不完整，并且对已学过的制图规范记得不清，画图顺序颠倒，因此画图前要作出相应的要求和规定，以便作出质量较高、幅面较为整洁的设计图纸。对于设计指导任务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2.1图纸一律用手工绘制
2.2合理的图面布置
要进行合理的图面布置(包括图样、图名、尺寸、文字说明及技术经济指标)，做到主次分明、排列均匀紧凑、线型分明、表达清晰、投影关系正确，符合制图标准。
2.3绘图顺序
一般是先平面，然后剖面、立面和详图；先用硬铅笔打底稿，再加深；同一方向或同一线型的线条相继绘出，先画水平线(从上到下)，后画铅直线或斜线(从左到右)；先画图，后注写尺寸和说明。一律采用工程字体书写，以增强图面效果。
2.4重视尺寸及名称的标注
①外部尺寸、内部尺寸、纵、横定位轴线编号及门窗编号、标注房屋各组成部分的标高情况、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出楼梯的位置、楼梯间的尺寸、起步方向、楼梯段宽度、平台宽度、栏杆位置、踏步级数、楼梯走向等内容；②注意线型的粗、中粗、细线的应用区别；③在底层平面图中，通常将建筑剖面图的剖切位置用剖切符号表达出来；④建筑平面图的下方标注图名及比例，底层平面图应附有指北针表明建筑的朝向；⑤建筑平面中应表示出各种设备的位置、尺寸、规格、型号等，它与专业设备施工网相配合供施工等用，有的局部详细构造做法用详图索引符号表示。
3注意问题
引文的概念来原于著作活动。科技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和评价，是选择和利用医学科技文献为医、教、 研服务的重要手段和研究课题。
作者选择《中华内科杂志》为统计分析对象。该刊是我面内科领域最主要的国家级医学刊物，其载文反殃国内内科领域技术、学术和科研的现状和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与该刊有关的国外期刊有536种，国内期刊有90余种，因而利于进行引文分折。本文就该刊1984〜1898年共5卷60期中发表的666篇论文所附引文5639篇分别按语种，种类、被引次数统计分析如下：
一、引文平均值 666篇论文中引文最少5篇，最多35篇，平均每篇引文8.46篇„
二、引文语种 5639篇引文中中文1209篇，英文4329篇，日文98篇，其他外文3篇，依次占总引文量的21.43%, 76.76%、1.76%和0.05%。
三，引文类型 中文引文期刊1209篇，图书156篇，特种文献46篇，依次占总数的79.23%、10.22% 和 10.55%。
四、引文期刊分析（1）英文引文期刊：666篇论文中英文引文4329篇、其中英文图书和特种文献引用283次，占英文总引文次数的6.54；英文期刊被引40次，占98.46%，被引数大于50次的15种，以引用次数多少依次为新英格兰医学、美国医学、柳卟刀、美国心脏病学、循环、胃肠病、英国医学、英国心脏、血液、内科学纪事、癌症、胃肠道、英国血液学，英国心脏病学、临床研究等杂志。（2）中文引文期刊：666篇论文中期刊引文1209篇，中文引文源期刊71种，引用次数16次以上11种，占引文源期刊18.31%；被引用774次，达总引文量64.02%。这11种期刊按被引次数多少依次是中华内科、中华血液学、中华消化学、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中华医学、中华医学检验、实用内科、中华心血管病、中华传染病、国外医学、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等杂志。
五、中文英文引文的时间分布 1988年中文引文共275篇，前后时间跨度27年；英文引文802篇，前后时间跨度为43年。
从上述资料课件，引文的平均值为8.46篇，而国内自然科学主要学科期刊论文平均引文量为8.86篇，水准近似。从引文语种分析，我国内科工作者主要以英文为工具，吸收本专业新知识和技术。这表明必须掌握英文，否则本专业75%以上信息就无法得到。
科技期刊具有真实性、针对性、有效性和时间性强的特点。上述结果表明，引文类型以期刊最多，在英文和中文引文中分别占93.46%和79.23%，因而是吸收内科情报的主要渠道。按布拉德福法定律分析，我国内科领域主要利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15种英文和中华内科杂志等11种中文期刊，这些期刊可作为内科专业的核心期刊。
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文献老化加快。本文资料显示中文期刊为7年，英文期刊为11年。英文文献寿命较中文文献寿命几乎长1倍。表明我国内科学 术水平与国外同类专业还有差距，故应大力加强外文资料的捜集，加工和报道工作。
利研合作是科学工作者为了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或实现各自的科研目标而进行的协同互助的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共享方式，既包括智力、知识、声誉的分享，也包括资金、设备资源的分享。科研合作的最终效应是使得科学知识的产出得到快速发展。国际科研的效应则是促进体育科研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共享，促进的是合作国的体育科研论文产出数量。我国作为科技新兴国家，为了缩小与科技强国的差距，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应当充分合理地利用国际合作这一途径，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交流途径的拓展、沟通方式的便捷，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当今科研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引起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可以带动和影响我国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
发展现状也显示，虽然我国国际体育科研从论文总量和被引总量来看与欧美主要国家还存有较大差距，但国际合作比例则一直处于该学科领域较高水平，16年来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0%以上，说明国际合作一直是我国国际体育科研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我国的国际合作覆盖面不断扩大，从最初的6个国家扩展到54个国家。而我国国际体育科研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合作范围虽广，但布局过于集中，与美、英、澳、加4国的合作论文量占到了72%。另外一个问题是表现出单向合作倾向，与主要合作国的合作深度不够，合作论文量占被合作国论文总量的比例过低。面对这一合作局面，我国应继续加大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扩增合作国家的同时，加强与现有主要合作国的合作深度，开拓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项目，并且努力提升同一科研项目下的科研产出，丰富国际合作的实际成果。
2 以国际合作推动我国体育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统计分析和绩效评价均发现，在许多学科领域，国际合作论文比非国际合作论文具有更高的平均被引率。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合作促进了资源和技术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了各国学者的自身优势，科研成果水平的优越性自然引起国际同行更多的关注。其次，相关研究也发现，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作者数量明显多于非国际合作论文，出现10人以上大群体作者的概率高，借助于这些作者群体的科研影响力也导致科研成果影响面大于非国际合作论文。
本研究中，与大多数国家合作的期刊影响因子高于非国际合作的期刊影响因子，说明国际合作更多地瞄准高水平体育期刊平台，这些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对提高我国体育科研成果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方面，我国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高于无国际合作论文1.7次，且大部分国际合作论文得到了高于发表期刊平均水平的被引率，表明我国国际合作论文确实引起了更多同行的关注，而且是超平均水平的表现。此外，国际合作论文的作者群体更加庞大，3一7位作者成为主流，而无国际合作论文的作者数量大多低于4位。国际合作为更多国内学者提供了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也为未来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3 以国际合作带动我国国内体育科研实力的提升
国际合作的目的除了增加对外交流外，更重要的作用是改善国内科研环境和氛围，培养国内科研人才，提升自身科研实力通过国际合作我国学者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科研方法和理论知识，接触到先进的科研资源，包括科研设备、数据资源等。尤其是可以借鉴国外开展科研的思路和合作的方式等经验，用于改善国内科研现状，提升我国科研软实力。有学者对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作用、做法和问题进行过总结，其中建设良好的国内科研环境和科研机制，培养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是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除科研能力外，国际合作还培养了我国学者熟练使用英语学术语言的能力，为交流和展示更多的国内优秀体育科研成果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分析了国际合作带动我国国内科研实力的现状。我国国际体育科研论文中无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近几年在小幅增加，2015年接近60%的论文属于国内学者独立完成，而高被引论文中这一比例的增加幅度更加明显。国际合作论文中我国学者的通信作者比例也已经超过了40%。国际合作的带动效应已经体现出来，我国体育学者的自主科研成果正逐步被国际期刊平台接受，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增。国内科研成果虽然没有国际学者的实际参与，但知识点不应局限在国内领域，通过增加与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讨论也可以拓展实际影响力。尤其在引用行为方面，我国学者需要增加对国际学术规则的熟悉和运用，加大对自身科研成果的肯定，以及与国际学术核心成果的链接，这些都是提升领域内影响力的合理途径。
4 以国际合作增进国际体育科研领域的话语权
【关键词】 学报；科技期刊；评价指标；核心期刊
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5000种科技期刊中，高等院校所办的期刊已经达到1347种，其中绝大多数为学报；在我国1124种医学期刊中，学报也占有较大的比例. 尽管学报的数量不少，但从期刊的综合评价体系来看，其中高质量者寥寥无几；而获得过“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第四军医大学学报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我们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依旧无法回避今日严峻的现实. 要使学报能够健康地发展，我认为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首先，明确刊物的定位. 美国《新闻周刊》总裁的办刊名言为：办好期刊的秘诀，就是定位，定位，还是定位. 作为一本大学的学报，为本校的科研和教学服务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内学报中的排头兵地位，也应该拿出一定的版面报道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与读者和作者的沟通，及时向读者介绍办刊的理念，通过强化服务意识而获得优秀稿件. 为此，应在办刊中实践我们的最高追求：不仅要将期刊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要使期刊成为读者和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1］.
其次，恪守质量高于形式的办刊准则. 近年来，各级期刊的主办机构因为期刊评比和在短期内提升本单位学术影响力排名的需要，迫使一些期刊通过大幅度增加页码和一味缩短刊期而不切实际地“大干快上”. 尽管他们发表的论文数增加了，论文刊出的周期也有一定程度的缩短，但所刊登论文的总体质量下降. 这种得不偿失的趋势不仅给国内科技期刊界带来压力，也波及到本刊. 为此，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 《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会坚信办刊绝非朝夕之功，秉承“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办刊方针［2］，这种务实的精神可供本刊借鉴.
第三，正确认识期刊的评价指标. 由于国内同道缺乏对期刊评价指标的认真了解和深入研究，加上对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错误理解，许多科研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求本部门的科研论文均要发表在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期刊中，这种导向将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把自己的相对高水平科研成果投向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从而使得我国的绝大多数优秀科研成果不能为中国的同行首先获悉，也使得国内的科技期刊在学术水平和国际化方面陷入困境. 因此，我们有义务告知本刊的读者：使用文献计量方法评价科研成果时，要充分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处理好SCI与国内主要科技期刊检索系统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医学期刊的发展，进一步繁荣我国的医学学术交流. 转贴于
第四，要澄清有关期刊分级的错误观念. 据我所知，在我国的科技期刊管理条例中，期刊的主管部门从来就没有对期刊进行过质量上的分级. 我国新闻出版总署曾明确指出，从期刊的主管部门分，有全国性和地方性期刊. 这种划分是根据行政管理机构来确定的，与期刊的质量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我们知道，将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与期刊和论文的学术质量直接相连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就每一种期刊而言，高水平的期刊也有发表低水平论文的可能. 至于像“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所获得的行业认同度，并非是通过各级主管部门对期刊进行分级而获得的.
第五，正确认识“核心期刊”. 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此启动了我国“核心期刊”的使用. 迄今为止，我国至少已有4家图书情报机构宣布了自定的所谓“核心期刊”. 从公布的内容看，各家之间的名单存在很大的差别. 核心期刊起源于经济的考虑，而非学术的考虑；核心期刊的筛选立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学术期刊本身的诸多规律性问题无关；它的筛选只对该课题的研究者有意义，且对图书馆的馆藏有价值，而对期刊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创新并无实质性作用［3］. 我们认为，刊物既没有级别，也不存在核心. 期刊的质量历来取决于期刊稿源的质量. 期刊办得好坏，作者最有发言权，如果认为某刊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具有权威性，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该刊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第四军医大学学报而言，成就喜人，但前进路上的困难不容乐观；亮点频繁，但攀登途中的难点乃至盲点也如影随形. 作为中国医学学报的排头兵，应清醒地认识到重任在肩，应力戒浮躁，要耐得住寂寞，守住道行. 新年伊始，在此恭祝本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 游苏宁.“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J］. 编辑学报，2005，17：79-80.
通过对CSCD和CSI两个数据库的发文量、被引用量、篇均被引用值等几个重要指标的分析，从科技论文的角度了解高校理工科的科研产出、学术影响力的发展趋势，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的校内排名，以及高校学术影响力在全国、在本省的排名。通过与国内顶尖大学、科研力量接近的大学的比较，了解高校的科研状况以及优势与差距。
［关键词］CSCD；CSI；深圳大学；高校；科研产出；科研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4-0080-05
文献计量学是国际通行的科学评价方法，是一种客观的定量评价方式。文献计量学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数量关系、分布情况、变化规律与定量管理，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特征与规律［1］。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CSI（中国科学指标数据库）是国内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科研评价的两个数据库。通过统计分析机构或学者的科技论文发文量、被引用量及篇均被引值，客观地评价学术机构或学者个人的科研产出和科研影响力，并根据科学数据对机构和学者进行排序。
CSCD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创建于1989年。由于其对来源期刊的质量挑选严格，因此评价功能较高，权威性强。［2］
CSI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基于引文评价的数据库，由维普资讯创建，评价时间始于2001年，针对期刊论文对学者、机构、地区、期刊及国内科学发展动态和趋势做定量化的指标分析［3］ 。
CSCD和CSI的共同点是以理工学科为主，引文数据可用于个人或机构科研学术成就及学术水平的评价。不同点在于：1）收录期刊的范围：CSCD收录的期刊“精”（仅千余种，大多为权威性的核心期刊）,CSI收录的期刊则“广”（4 000多种），由此两者的统计结果存在差异。2）学科收录与划分不完全相同，在数据的比较方面也显示出差别。3）CSCD与SCI的性质相似，提供引文检索、数据分析、原文获取；CSI则以数据检索为主，重在指标分析［3—4］。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个数据库的指标分析，从科技论文的角度了解深圳大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影响力及其学术影响力在全国、本省的排位。通过与国内顶尖大学、科研机构的比较，与省内科研力量接近的大学的比较，了解深圳大学的科研状况以及科研的优势与差距。
1 深圳大学理工科2001—2011年发文量与被引用量的分析
我们选取了几个指标用于深圳大学理工科科研产出与科研影响力的研究：发文量、被引用量和篇均被引值。论文的发文量能够直接反映机构、学者的学术产出数量，但无法反映论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论文的被引量（被其他论文作为参考文献的总次数）则通常反映学术产出的质量，是衡量机构或学者学术成就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由于机构或学者发文量不同，仅采用被引量评价论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不够科学合理，这样就有了篇均被引值。篇均被引值是一定时期内篇数与被引用次数之比，类似于影响因子。一般说来, 机构或个人的篇均被引值越高，则所的整体质量就越高，科研影响力就越大。
本文对两个数据库的统计年份均设为2001—2011年。鉴于2011年的数据尚不完整，故分析数据趋势时主要考虑2001—2010这十年。
1.1 深圳大学理工科科研产出及影响力的发展趋势
根据CSCD的统计，深圳大学2001—2011年共发表理工类的论文2 902篇，被引频次3 126次，篇均被引值1.08。各年的篇数和被引用量、篇均被引用值见图1和图2①。
两个数据库的数据呈现了同样的发展曲线，即深圳大学理工科2001—2007年量呈上升趋势， 2008—2010年微降或持平。尽管如此，深圳大学理工科2008—2010年年均发文量仍高于2001—2007年年均发文量26%，说明2008年以后深圳大学理工科发文的增长率虽然放缓，但发文数量的绝对值是增长的，增长量也相当可观。CSI数据还显示深圳大学理工科2001—2011年发文量在全国2 776个机构③中排名229位，即位于前8%左右的范围。
在论文质量方面，质量较高的论文（以核心期刊为主的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论文［5］）2006—2010年发文量比2001—2005年增长35%；而质量参差不齐的论文（广泛收录期刊的数据库CSI所收录的论文，包括优秀论文和质量一般或较差的论文）2006—2010年发文量比2001—2005年增长45%，增长率高于高质量论文。
从2001—2010年论文的被引量看，质量较高的论文（CSCD所收录的论文）被引量直线上升（见图2），2006—2010年被引量为2001—2005年的5倍；而质量参差不齐的论文（CSI所收录的论文）的被引量2004—2005呈高位，之后逐年降低（见图3），2006—2010年被引量仅为2001—2005年的56%。篇均被引值2003年之后逐年下降（见图3），2006—2010年篇均被引值仅为2001—2005年的39%。
以上数据至少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1）深圳大学理工科2001—2010年的数量基本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全国的排名处于较前的位置；
（2）其中高质量论文的发文量逐年增长，伴随着被引用量的快速增长，学术影响力的增长大大高过科研产出的增长；
[JP2]（3）质量一般或较差的论文发文量同样逐年增长，增长速度高过高质量的论文。但这类论文的被引用量和篇均被引值几年来大幅下降，值得高度重视。[JP]
关键词：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114-02
学术期刊是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虽然当今自媒体高度发展，但它依然是科研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我国是世界科研大国之一，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2]。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已成为科研论文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众多[3-6]，但其中能够成为精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数量不多，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科研的发展。优秀科研论文稿源的严重流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但问题深层次的根源是国内对科技期刊评价主要依赖于CSCI、EI、 SCI等评价体系。为了摆脱国内学术期刊评价的这种窘境，国家于2012年立项，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成立的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承担和建立“中国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以下简称“评价体系”）[7-8]，对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进行客观公正评价，以解决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瓶颈问题。然而，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而言，这仅是万里的第一步，这个评价体系的成功还取决于其评价方法的完善程度、推介力度和相关政策的支持[9-12]。
一、“评价体系”尚需完善
（一）评价方法有待改进
“评价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客观公正评价及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个很好平台，但在科技期刊评价以SCI等为主体的今天，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要获得普遍认可，必须尽快自我完善。目前，“评价体系”的指标只有一个，即国际影响力指数，它是基于“科技期刊办刊又大又好”这一思路，对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归一化后进行向量平权计算。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影响因子只能说明期刊近两年的影响力，反映不了其他年份的影响；总被引频次与办刊年限、刊文数量等密切相关，办刊年限和/或刊文数量少的期刊不占优势，即使用期刊量效指数对遴选结果进行修正，这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没有摆脱，毕竟归一化所用的最大和最小值是组内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这两个值与特定期刊的办刊年限、刊文数量无关。因此，“评价体系”至少在方法上还需改善。此外，对于学术期刊质量的优劣，最有发言权的是广大的读作者，因为他们是最了解当前科研发展动态及相关期刊与之的契合度；而数字化的评价只能说明期刊刊发的文章被引用的情况，不能反映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因此期刊学术影响的评价应该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参与，毕竟学术期刊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最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期刊。
（二）TOP期刊遴选比例的调整
“评价体系”建设的核心是从国际角度全面评价中国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根据2016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13]，依据CI值排名，我国学术期刊中选取前TOP5%和TOP5%～10%分别作为最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虽然从2012年到2015年，TOP期刊都有调整，但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根据“二八定律”，20%的学术期刊将占80%的影响。我国学术期刊目前有6000多种，其中科技期刊数量以及学术论文的产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相对于学术期刊和论文的数量，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空间很大。虽然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但这是文种、国内评价导向、高质量论文流失等因素长期综合影响的结果。“评价体系”应该在对内对外同步宣传推介的同时，根据我国期刊和科研发展状况，适当增加TOP期刊遴选的比例，扩大具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的规模，以推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整体提高。从2016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统计结果[13]看，分学科遴选的TOP期刊结果存在很大出入，这至少说明划分学科与否对TOP期刊遴选影响很大，可能为了照顾某些学科，而将其他影响力好的期刊挤出TOP。虽然分学科遴选是为了各学科期刊均衡发展，但不利于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和管理。此外，2011～2015年的统计表明[13-14]，我国学术期刊总被引频次呈非常明显增长态势，与2011年相比，2015年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的他引总被引频次分别增加了52.47%和167.16%，累计总被引频次50%所需的最少期刊比例，分别从2011年的3.42%和7.64%上升到2015年的4.77%和10.24%，因此未来TOP期刊比例可随这种变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评价体系”需要大力推介
“评价体系”推介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国际学术期刊影响的评价是以SCI、CSCI等收录为主要依据。要实现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评价体系”建立后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要积极地推介它。国外的评价体系已发展很多年了，而且影响程度、范围都很大，国内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也都非常重视SCI、EI、CSCI等收录情况，并将其作为科研水平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让国内外都认可“评价体系”非常不容易，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这就需要积极、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大力宣传和推广“评价体系”成果，让更多的人和单位了解和支持中国学术期刊，逐渐扩大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认知度，以吸引优质稿源和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
三、建 议
（一）建立科学、开放式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已建立了5年（2012～2016），虽然取得不错的成绩，但评价方法依然主要采用CI排序。什么样的期刊最好，刊载的内容能最充分反映学科发展，最能为科学研究提供有用信息，这些只有它的消费者即广大作者（读者）最清楚，因此评价方法不能局限于简单地数字分析，而应大量吸纳广大作者（读者）的评价。这就需要提高“评价体系”的开放度，这种开放不仅仅要对国内，而且要对国外，只有广泛征求学术人的意见和评价，才能了解科研界对优秀学术期刊的需求情况，才能遴选出“真正”高影响力的期刊。
（二）评价体系推介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和政策支持
“评价体系”的建立目的是全面调查分析和公开公正评价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以期引导我国优秀成果回流和吸引国际优秀稿源，强化我国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和给予政策支持。2012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随后几年，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也参与支持。“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国家实施学术期刊“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指导依据，但这仅限于国家层面。要引导国内科研成果回流，就必须让科研单位和人员充分认识到“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公平性及其战略意义，同时通过一些行政措施规定和提升其在国内科学研究评价中的作用和主要地位，鼓励和确保国内大部分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否则“评价体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只能流于形式，无法突破SCI、EI等在国内科研界的影响，也谈不上国内优质稿源回流和吸引国际优秀稿源，更别说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固本很重要。
（三）加快期刊市场化步伐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市场体制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期刊经营体制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学术期刊借助“评价体系”向外推介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国际同类期刊的市场化竞争，包括优秀稿源和出版发行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市场化步伐应该加快，转变期刊管理模式，p少行政管理对期刊经营的过多干预，给予期刊更多的经营自，促进其积极应对国内外期刊发展环境，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参与市场化竞争，逐步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也才能将“评价体系”的成果落到实处，并实现提升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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