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4:59: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管理博士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公共管理论文难度不大，但是取材和选题一定要新。对于论文而言，题目就是论文的眼睛，所以选择好论文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公共管理而言，论文需要体现出其研究中实践和分析内容，特别是一些结合案例的论文，更需要深入的体现出具体研究内容。
公共管理论文选题需要参考下面三点:第一、选题与本身工作符合.还有熟悉自己的工作写出的管理论文才有事实根据，在进行论文的时候才能应对老师的提问，进行更好的论文答辩的回答。第二、上学吧论文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抄袭他人论文题目。很多公共管理的学生，一拿到公共管理论文选题的通知，因为第一次接触公共管理论文，所以还是沿用以前大学本科时候学生时代的那套做事风格，就直接上网百度、知网等网站去搜索现成与自己专业工作相符合的题目。这种现象的形成，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大部分的公共管理学生选题后，且准备好开题报告了，进一步交付导师进行选题与开题。
第一，明确研究对象。案例研究以企业或行业的事件为依据和研究对象，了解案例的价值，内容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
第二，资料真实可靠。案例研究管理论文应具有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和统计资料，反映较为全面的信息。
第三，理论结合实践，从问题分析出发，提出解决措施。
企业诊断研究是运用管理理论及方法，可以是企业综合诊断或专题诊断，在企业或行业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所诊断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或改进方案。诊断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诊断对象。诊断研究对象应为某个企业(不得虚拟)，诊断内容应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掌握企业诊断理论和方法，对所诊断的企业进行准确描述。
第三，根据诊断内容设计诊断方法，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并在理论运用和与企业进行必要沟通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的改进方案。
调查研究是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企业或行业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教训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提出有意义的见解，写成调查研究论文。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调研对象和目的。调研对象以企业或行业为主，调研目的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选择调查和论证方法。拟定调研大纲，选择确定科学、合理的调査方法和调查工具，调查数据应具有可靠性和可信度。
人作为一种最富有能动性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以及不断增值意味着企业的良性发展；努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意味着他们更能终身效力于企业，为企业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
一、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企业管理
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企业必须珍视人、用好人、发展人，营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目标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的同时，对社会、股东、从业人员、顾客等各方面都应有最优化的关系，实行人性化的满意管理，以适应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
现代企业管理是人们共同劳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而以人为本强调了将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关注人的需求。一方面，人性是个抽象的概念，人的天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并与环境紧密联系，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决定了人是一个复合体，而非简单的经济人或社会人。另一方面，人性决定了人的道德观念、意志、兴趣、创造性等这些事关企业命运的个性品质。制度着重于人的理性，具有强制性、不可变通性，常会导致人们僵化的思维、保守的行为，使人们习惯于墨守成规，逃避现实，害怕变革，甚至自欺欺人。所以，企业必须在管理中对人性的各个方面给予充分的考虑，按照人性的原则来实施管理。
1. 实行人性化企业管理，一方面要注意利用和发扬人性中有利的一面，为企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对人性中不利的一面加以抑制，弱化其反面作用。在企业管理实施手段上采取人性的、灵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靠理性的约束和制度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尊重个人与人性，不只是以组织意志、管理者意志来约束和限制员工。在实现企业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应给员工更多的个人空间。
2. 人性化管理可以融入到每一个过程、每一项活动中，也可以体现在一项制度、一个举措中，其关键在于员工的参与。团队型参与管理模式是人本管理的高级阶段。现代管理理论提出7～13人为最佳管理幅度，通用电气却将管理幅度变成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使得每级管理人员不得不向下属授予更多的权力，让下级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基层人员的意见能很快反映到公司的决策层。总裁韦尔奇向几乎所有员工发出过手写便条；常安排与比他低几级的经理共进午餐；喜欢突然视察工厂和办公室，让人们感受到他的领导，鼓励和鞭策员工。这是对僵化制度的打破，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员工天性的释放；这是制度与弹性的完美结合，更是理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二、建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1.树立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企业的目标最终将通过其最有价值的资源人力资源来实现。企业中高层领导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理论的学习，树立正确的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强化员工人力资源管理的意识。
2.进行工作职务分析与设计企业要对各个工作职位的性质、结构、责任、流程以及胜任该职位工作人员的素质、知识、技能等进行分析，在调查分析所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编写职务说明书和岗位规范等人事管理文件；进而进行人力资源规划，把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转化为中长期目标、计划和政策措施，包括对人力资源现状分析、未来人员供需预测与平衡，确保企业在需要时能获得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在此基础上开展员工招聘与选拔、绩效考核、薪酬管理、员工激励、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规划、劳动关系管理等各个子模块的建设。
三、制定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
作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顺利进行离不开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框架的建立以及机制的完善。企业实行激励机制最根本的目的是正确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要运用好激励机制，激励雇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挑战性，满足其成就感，营造雇员和企业共同的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使雇员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帮助企业成功地实现战略目标。
四、促进企业人才施展的几项措施
1.注重提高领导者的素质领导者担负着决策与布署的责任，这种责任注定要求领导者要有优秀的素质。这种素质是思想素质、工作能力、个人魅力的结合，如果一个领导者本领过硬、思想纯正，勤于调查研究，善于聆听职工意见，那么他作出的决策和布署成功的几率就大得多，从而，在他的领导下，员工的付出就会有收获，也就会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就感。这样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一种吸引力，吸引员工自愿以最大的热忱投身到工作中去，积极面对生活，相信企业的未来。
2.坚持德才兼备原则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人毕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是企业兴亡的关键 。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注重人才、尊重人才、大力开展人才争夺战的时代，制度的执行要有一定的韧性，要特别注意以人为本，把握好人性伸展的尺度，重视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能力，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3.企业要营造尊重人才、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人是为自己工作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让员工看到，他们为企业付出努力，也同时得到回馈。这些回馈可以是奖励，也可以是认同，更可以是成就感。
人是因为痛而改变的，如果维持原状比寻求改变更痛苦，人就会愿意改变。举例来说，美国人一直等到油价高到难以负荷，才愿意购买省油的小车。有效沟通的关键在认同，如果事情与切身有关，就会增加重要性。当你的员工或客户开始找寻自我价值时，正面的循环就会开始。要让员工找到说服自己为企业效命的理由，要员工为企业打拼。
五、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教兴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创新型社会等国家的方针政策，实际上，谈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在一个组织中，只有求得有用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科学管理人才、有效开发人才，才能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都有赖于人力资源的管理。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对人的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利于促进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企业拥有三大资源，即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而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的利用是通过与人力资源的结合实现的，只有通过合理组织劳动力，不断协调劳动力之间、劳动力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使它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形成最优的配置，从而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2.有利于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员工有思想、有感情、有尊严，这就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设法为劳动者创造一个适合他们所需要的劳动环境，使他们乐于工作，并能积极主动地把个人劳动潜力和智慧发挥出来，为企业创造出更有效的生产经营成果。因此，企业必须善于处理好物质奖励、行为激励以及思想教育工作三方面的关系，使企业员工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努力学习技术和钻研业务，不断改进工作，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管理学博士论文的基本教学要求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3、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洋博士和本土博士哪个职称晋升快
（前苏联）A·G·特罗申
《电影与电视》
21世纪，人类的智能、潜力在同技术进步赛跑。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有形无形中被推动或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
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时展的背景研究表明，90年代电视传播的革命实质上是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电视技术的每一步小的改良，或每一步大的变革都将带动电视传播的发展以至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电视技术的进步，不仅极大扩展了电视的传播领域和表现领域；也使电视从业对传播工具的使用与操纵更加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成果最终以物质手段形式融合到了艺术及传播媒介中去。电视是集大成者。目前，对电视特性本体的认知使“电视传播媒介”这一称谓取代“电视艺术”称谓已得到普遍认同。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因素局限了对电视的认识、掌握和发展创新。电视被认为只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毋需回避，技术进步进程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构筑、经济基础、文化智能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将始终成为
我们开展电视与技术问题讨论的隐含前提。
本文结构主要依据三个基本问题：1．电视的产生及发展；2．电视的根本特性；3．电视的基本属性。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来反映这三大问题的逻辑关系，相应考察与此相联系的电视传播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自身工作方式，以期获得以技术及其发展为基础的电视传播体系的一个基本概观。
电影最早产生于1895年，1927年首次出现有声电影，后来彩得到发展。1956年、1959年又出现了立体电影和宽银幕电影等新的形式。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电影创作与电影技术有关，我的创作水平是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然而，电影具有自身无法解决的技术局限。比如，记录影像与记录声音问题长期无法统一，声画成为电影艺术中的两个独立部分。正因如此，电影在较长时间里只好在这种限制中发展自己的艺术手段，从而积累了自身特有的丰富的蒙太奇语言和各种声画配合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与其说是发展成为艺术，不如说是被局限为艺术。
电子信息时代的校校者电视后来居上。就传播科技而言，人们倾向于将活字印刷术象征第一次传播革命，将广播电视产生发展，视为第。现在看来，今后电视革命的爆发力将更大得惊人，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从1930年开始，在近60年的时间内，电视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它迅速将各种艺术、传媒的功用集于一身。或者说，当今全新的电视传播媒介是在近百年的技术发展基础和艺术实践基础上，逐渐包容了多种技术（和艺术）的一个结合物。它建立在无线电传播基础上，吸收了磁带录音技术，吸收了光电转换、晶体管技术、彩色显像技术、人造卫星技术、立体声技术、激光、数字技术、有线传播技术等技术精髓。它兼并了所有新的技术功能和传统现代的艺术门类，从而成为高度综合的无与伦比、能量巨大的新型传媒。在多种技术支持下，电视传播的实现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使信息传播与艺术传播的开放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电视技术的发展又是怎样促进电视传播方式的变迁呢？
电视从30年代诞生起，从机械电视到电子电视，再由模拟形式发展到数字形式，电视技术进步层次升级，电视发展跨度大得惊人。50年代，电视还处于同地方报刊和有线广播同等的地位，那时的电视节目只能依靠有限的电波在大城市及其郊区作“岛屿性”的传播，而在以后的SO年中电视经历了完善和自我认识的道路。
1．磁带录像机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备受时空限制的“现场直播”的单一形式，实现了电视工艺流程的真正转折。
2．克服了超短波的距离障碍，微波传送以及后来的卫星传送使电视从“岛屿性”变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媒介。
3．电视节目有了明确的构成。比如电视有了色彩、立体电视、高清晰度电视相继诞生，这样从不同层次完善了电视自身内部的表现力并拓展了电视的表达语言。
4．有别于传统无线电波电视的电视新样式��电缆电视（CableTV）、卫星电视（SatelliteTV）、图文电视（TelextTV）的诞生，这种新的电视媒介机制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信息消费的性质，给电视传播过程的进行创造了新的品质。新媒体结合了电脑、电话、电视、电传及卫星传送、有线电视，以数字化方式沿光纤缆线高速传播，形成多元整合媒体。
显然，电视技术发展对电视传播的作用是沿着两条渠道发生的，或可称为电视传播发展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直接作用（宏观作用），即加上文（一）、（二）。（四）点中所讨论的，电视发展从宏观上扩展了电视传播手段的总的范围，同时也改变了电视传播过程的实质并增添了新的品质。另一方面是间接作用即电视技术在完善电视自身内在构成和拓展其新的表现力，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形式方面的作用，也称微观作用。
微观上讨论将电视作为和“摄影”、“电影”并列的影像艺术门类，可视为“技术性的艺术”家族，在这里引人“技术滤器”概念。
我们将影视传播过程的实现分为三个层次。
再现对象的存在：这是一个包括声音、图像、色彩、文字等在内的综合符号体系
电视技术设备再现这些对象的质量和完美程度的逐步提高。
3．电视技术在表达这些对象的语言形式中，表达可能产生的变形。
应该说，电视技术再现事物语言的“表达与变形”，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内在结构。事实上，技术因素在这里始终是同摄像机前的事物的知觉统一中起作用的。这种统一中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技术滤器”。这其中包括与器械设备性能直接有关的一切：镜头特性、聚焦、摄像机运动形式、景别、角度、蒙太奇、光线变化、色彩还原、还音性质、节目编辑、镜头连接方式、字幕元素、快慢动作、电视抠像、图像特技等等。
引入“技术滤器”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于电视视听传媒来说，所有由于改善和提高技术设备性能从而延伸到扩展其内在表现力的方式都遵循“技术滤器”的规律。如果做一个语言学类比的话，那么，技术在这方面的职能一方面可以比做语态��说话人的语言对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可以比作语调，这是超出语言本身的东西，但它能大大改变任何一个句子的含义。
称电视是一门“技术性的艺术”的真正原因就在于电视艺术的表现力从根本上很大程度地包含在对电视制作技术和工艺的掌握之中。可以说，任何一次电视艺术外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的演进，都是通过这种技术语言来表现的，并通过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来实现。这种例子不仅包含在视党领域，同样也涉及听觉领域。
电视在发轫之时，从审美观点看，它类似一种娱乐设备。凭借着自己的新颖（与以往影像形式不同）和怪模样（技术不完善）独辟蹊径打动观众，但也仅此而已。它此时还未成为可靠的信息渠道，也并不拥有新的审美品质。
继而，播送图像本身特质的技术臻于完善。但是，电视这种摄录现实生活的新方法并无多少艺术传统可以借鉴，因而造成以下两种互为联系的因果。
一方面，新的技术手段成了原有艺术形式的传送器；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形成并发展自己的新闻报道的潜能。这两种职能，即传送职能和新闻报道职能相互作用，逐渐积累了主要的传播经验以及这一技术手段所具有的富有审美表现力的特殊语言。后者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电视技术手段的第三种职能��达到创造艺术作品的阶段。
认识到电视在发源上和本体论上的两重性，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大众性的传播媒介，又是艺术的潜在新门类。
再来分析它的艺术组成。作为新艺术，在艺术涉及的领域中，考虑可将它分为两个基本部分：艺术再现和艺术生产。
艺术再现型是指将电视演播（或转播）作为渠道和手段，将电影、戏剧、音乐、游艺以及其他观赏性节目直接送到受众家中。
这里，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电视上传播其他艺术形式会使其艺术本身走样吗？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技术滤器”的作用使电视的再现具有或多或少的创造性。把游艺节目或戏剧演出原封原样地照搬上电视屏幕是不大可能的，电视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会使节目有所丧失。事实上，我们在电视屏幕上演播传统艺术门类的艺术形式时，总要对其作“削足适履”的处理，这是因为将异种艺术形式作简单的移位性演播，有时无法达到电视转播的要求。经过“剪裁”的原有艺术，不仅损失了艺术形象的某些个别特征、神韵，甚至某些素质，还往往使自己的结构与以往大相径庭。难怪我们叙述电视的体裁样式时，标出一些半人半马的“艺术电视”：电视音乐片、电视音画等等诸如此类。
再现型电视演播在屏幕实践中长期独点鳌头，积累了丰富的传播艺术经验。目前，艺术生产型电视异军突起，大有压倒再现型的势头。像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电视连续剧生产方式，还有大量为电视综艺节目及电视剧修建的演出基地及演播场地，为电视生产型节目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同时一批文字作者从事电视脚本的编写工作并供不应求等等。电视艺术已突破了单纯对原作的改动转播，独树一帜地进人了大规模生产阶段。
以上独立地分析了电视的传媒和艺术的两重性。需要强调指出，目前电视传播领域中遵循的规律，是融合的规律，即电视的传播信息、艺术传播和艺术创新等诸特质已在传播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结合了。因此，在电视观众的意识中，各种节目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艺术节目带有新闻的特点，纪实节目也具有较高的审美品格，富有感染力。现在的电视节目就是最大限度地将新闻、政治评论、娱乐节目融合在一起播出。高度的自然化合已成为世界电视传播的发展趋势。
认识到电视传播的融合特点，我们就不必为风格样式繁多。形式各异的电视节目的出现感到惊讶和不合理了（虽然有些节目甚至怪异）。在这个领域中，电视遵循的融合规律，同时也是创造的规律，即将原有各种要素进行任意组合的规律。电视传播符号的丰富性、技术的创造性都使这种组合的方式和数量具有不可预知性。可以说，任何现代电视视听语言和新型表现形式在同电视特性的契合关系中造就了电视节目多样化的品格。它们的出现
有天然的合理性。
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已日渐成为一个走向成熟的新艺术门类。从这个角度上说，其艺术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将有赖于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电视无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还是艺术新门类，新技术的视听系统的出现和现有系统的现代化都将加强并拓展它的表现力，并对电视工作者的探索有重要影响。
电视技术及其发展带来了电视特有的表现形式和自身工作方式，在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体育节目、电视文艺和电视广告等节目形态中均带来不同的革命和冲击。下面就部分节目形态进行具体分析。一、电视新闻节目
电视新闻是电视传播的主要节目形态，要求发挥电视即时。快捷的特点，将世界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传送迅速报道给观众。作为最具威力的节目形态，各大电视台均以重装备对待自己的拳头节目。新闻报道节目的制作设备与普通节目制作设备独立分开设置。
新闻报道的信息源和报导地点、时间难以预测，它的影响范围不仅涉及到国内，而且遍布全世界。实现新闻采访的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并能从众多、复杂的信息情报中准确地整理和编辑即时新闻、并迅速地播送出去。
目前电视新闻工作的方式，常见的以电子新闻采集ENG方式为主。（ENG：ELETRONICNEWSGATHERING）。这是多数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采用的传统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新颖的卫星新闻采集系统（SNG：SATELLITENEWSGATHER－ING）正在世界各地得到应用。这种系统是在可移动运载转播车上安装了小型地面卫星发射站装置。卫星新闻采集车能够在它到达15分钟内播出现场的新闻图像。新闻车的装备包括摄像和编
辑设施。它的工作效率很高，只需接通线路，调整天线，就能直接与卫星接通，实现即时播出。
在美国，卫星新闻采集车已迅速成为标准设备的一部分，并被看作是电视新闻采集方面的重大革命。但是由于SNG方式费用高昂从而成为限制其普及的主要原因。每一辆新闻车造价约80万美元。
目前已被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兼并的特纳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成为世界上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本着高时效播发独家新闻的工作方式，成为利用卫星时效最高的权威机构。最闻名的“未经安排”的报道是1986年“挑战者号”飞船遇难那天，CNN是唯一报道这一宇宙飞船爆炸新闻的电视新闻机构，致使其他广播网相形见细。但是CNN作为一个全新闻电视网，从创办伊始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着重大新闻事件不够的问题。
目前特德·特纳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CNN）24小时提供新闻报道的统治地位遇到了几个对手的挑战。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正竞相筹办昼夜全新闻有线电视网，他们走向全新闻有线电视战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三大公司全都声称自己要求开办的新闻电视网绝不是已有15年历史的CNN的翻版。
电视新闻无论是在采集上还是在播出串联形式上，利用卫星提高节目的权威性已成为世界新闻发展的趋势。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台湾土家电视台电视新闻的播报方式也日渐趋向欧美方式。即由主播在播报新闻现场以电话或卫星连线等方式和外地记者对谈，这不仅进一步塑造了记者在采访报道新闻中的权威，同时这种方式使电视新闻播报方式更加活泼，让观众有一种现场感。
二、电视纪录片
电视纪录片（DOCUMENTARY）称谓的最先引进是由于大量用于电影纪录片。而今，电视除了在获取素材和制作节目的技术手段上与电影截然不同外，在电视纪录片的外延上也有了自己独特的涵盖。
由于电视摄像纪录设备在排除虚构而直接取材于现实方面有极大的便利，因此大多数运用画面语言、声音和音响来完成叙事、再现、造型或表现的、反映某一特定主题的纪实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电视节目都可属于电视纪录片的范畴。
从本质上说，纪录片应是纪实的。电影由于技术的局限致使声画记录分离，从而在追求纪实方面煞费心机。电视技术设备的发展完善对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手法的演进产生了相当的作用。电视纪录片在其自身的工作方式中打上了先锋的印记。
（一）电视新闻拍摄手法的运用
建立在纪实审美基础之上的纪录片的拍摄，已趋向最能体现电视现场性的参与性和新闻拍摄手法。用“挑、等、抢”的拍摄方法去捕捉现实的艺术亮点，用跟随拍摄方法更客观地表达生活等等。摄取的素材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和说服力。
在中国电视界，传统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手法延续了很多年。没有ENG，没有现场话筒，音乐、解说和画面结合形式的纪录片和一代电视人连在一起。20年后，由拍摄设备进步带来的使纪录片恢复真实性、纪录原声状态几乎成为一场纪录片创作的革命。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做了这种探索工作方式的先驱。（望长城）很注重前期拍摄，打破以往纪录片重画面构图重光线处理的模式，抓住纪实拍摄这个基点，大量采用一机多声源，多机多声源方式，在拍摄现场做文章，抓拍生活中原态的质朴的美，具有强烈的现场性。
（二）现场同期声的大量运用
声音，作为视听媒介的基本物化元素，与画面一起构成特定的审美时空。电视纪录片中对人物同期采访声的大量运用可以说是突破传统电影纪录片的巨大技术跃进。电视的采录设备为我们提供了同步记录真实声画时空的手段，声音的全方位传播使画面的内涵得到伸延，使人物的情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目前，各类型的现场声效和人物同期声逐渐取代不必要的冗长解说已成为电视纪录片的新时尚。而穿插在现场纪实画面之间的同期访问谈话，直接向观众叙述，不仅提供了背景材料，发表了议论，又避免了编导的主观介人，使作品更加客观、公正和可信。
在纪录片访谈中大量使用的微型无线话筒为电视采访创造了独特的氛围空间。主持人和被访对象衬衫上别着的微型无线话筒替代了叫人生厌的大话筒，使每次采访（或人众或人寡）都犹如春天里轻松自然的促膝谈心一般透着生活中真实、浓郁的人情气息。这种无线话筒的使用，彻底拆除了摄像机镜头前采访人与采访对象之间无形的墙。采访人不再是生硬的话筒架子，而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屏幕上的人际交流更加接近生活状态下的自然交流，具有良好的效果。
除了同期声的采录，纪录片中利用多轨调音录音技术记录生活背景声、使用数字一体化摄像机的多个声道在闹市区的采访音效记录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声音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为观众展开了真实的生活氛围时空。
（三）电视体育节目
体育节目是电视传播中一类形式较为特殊的节目形态。由于体育运动带有很强的竞技性，从而使体育节目在反映和表现内容方面带有明显的快节奏、超时空、多角度（甚至超常角度）和强烈的刺激性的特点。
大型综合运动会的电视报道是体育节目的典型代表。我们以此为例来分析体育节目电视传播的工作方式。
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的电视转播需要大规模的报道队伍。除了在转播时效上力求快捷外，对电视图像质量、声音质量、片头制作、节目字幕、图形、慢动作和计时计分系统都有较高要求。现在国际水平的电视转播必须有足够的摄、录、转播系统，还有微波传送，ENG、EFP采集系统甚至卫星转播系统设备的大力储备。
1．体育节目片头的独特要求。无论是各类型的体育栏目还是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式以及每一项目的比赛开始，都要播放制作精美的动画片头。一个成功的体现运动会精神和力量的艺术片头将是电视转播的最佳开始。
各届运动会对于片头设计制作的重视可谓有目共睹。据称每届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的节目片头成本均在百万美元上下，可见对片头的独特要求。关于片头的制作将在第（五）部分里详细讨论。
2．字幕、图形和计时计分系统。这个系统是整个体育运动会转播中重要的说明性系统。关于运动员的姓名、号码、国籍情况、比赛得分情况，奖牌决出后的优胜者的姓名、国籍、国旗奖牌图形，各运动会的成绩纪录情况，背景材料等等，随时随刻，电视屏幕出现所需的字幕图形和计时计分状态。电子计算机系统需要输人数以万计的数据并需根据比赛情况随时调出，显示在电视屏幕上。
3．慢动作重放镜头的使用。很多观众认为在家中收看电视转播要比在体育场馆看现场比赛要精彩、清楚得多。主要原因是在电视中可以看到比赛的近景特写、慢动作重放镜头和丰富的屏幕资料。慢动作，作为体育节目中出现机率最高的画面技巧，这种效果的形成是一种弹性的动力美，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神秘的气氛。在体育实况转播中的作用，主要是放慢运动速度，让观众看清楚某一动作的运动过程。
4．遥控摄像机和微型摄像机的使用。在游泳比赛中，为了让观众看到运动员游泳的水下镜头，采用了安装在游泳池底部的遥控摄像机。摄像师采取遥控方式操作摄像机，特殊的角度拍出不少精彩镜头。而在体操和其他一些比赛中，采用吊在空中的微型摄像机、采集单杠、双杠和鞍马的空拍镜头，从独特的视角给予观众独特的画面审美。大大提高了节目的可视性。
（四）电视文艺节目
电视文艺涉及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将异种艺术进行移位转播的艺术节目；一是指有脚本创作的大中型演播类综艺节目；一类是指各种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播出。
1．将异种艺术进行移位演播。这种类型节目内容十分广泛。它可以是正在上演的舞台剧、演唱会、游艺晚会等，利用EFP形式，或录相播出，或现场直播；它也可以是将原有的艺术形式转置演播室或实景中拍摄。后者在拍摄制作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常常使互不相干的艺术形式相互穿播和渗透。最常见的例子如MTV的拍摄制作。
2．有脚本创作的大中型演播类综艺节目。这是电视节目中几乎综合了电视各种特性的高难度节目。首先它具有很强的现场性和参与性，大量的现场观众可与主持人直接对话交流；其次带有很强的新闻性，主持人需要进行即席采访，必要时需穿插各种新闻性录像；第三具有高度综合性，各种艺术形式穿插其中，有的甚至还需加人主持人与电视观众的直接电话对谈，主持人成为整台节目的灵魂。这种节目形式常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如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另一种类型的综艺节目是利用录像演播的形式进行创作的。如中央电视台受到称道的1991年《拥抱太阳》“七一”晚会则属于这种类型的典范节目。由于录播的优势，编导有足够的时间雕琢结构，并相应发挥“技术滤器”的巨大作用，在前期拍摄的基础上进行作品的“二度创作”。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电视特技是“技术滤器”中的一种全新创作形式。随着电视制作进人掌握编辑机、电子特技阶段，技术的潜力将无可估量地发挥出来，同时电视思维也将进人新的阶段。在《拥抱太阳》中，导演充分运用了抠像，多机画面同时传送、叠画、图像变形、三维特技等手段来传送节目情绪和心理节奏，并赋予节目时空交错、虚实结合的特征，给人全新的视觉感受。晚会节目导演赵安说：“电视是高技术的结晶，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导演要时刻想到充分运用这种先进手段，使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分分秒秒，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接受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节目信息。”
与此同时还应稍加提到的是电视字幕元素在文艺节目的创作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有力表现因素。
3．电视剧的创作。这种以生活为基础的非真实电视创作形式类型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前后期合一的室内剧拍摄，还是神话科幻电视片都离不开电视摄录、电视制作的技术复合手段。
（五）、电视广告节目和电视片头制作
电视广告节目近年来在风格和样式上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利用传统电影胶片的特质拍摄的图像清晰，色彩鲜艳，柔美抒情的故事情节型或色彩构成型风格，如我们常见的化妆品、啤酒、油料等广告。由于画面质感真切，光线考究，色彩浪漫，形成一种古典高雅的广告时尚。另一个极端就是电子计算机在视频领域中运用产生的现代视像创作风格。这种类型也普遍运用在各种电视节目片头设计中。视像创作包括三维电视特技和电视字幕系统以及电视图像平面合成的综合运用。
电视视像创作的实质是电视合成图像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人们可以利用现存的真实图像，外加电视特技给予的变形，附加在根本不存在的电脑创作的背景图像上，添加不同色形的字幕（拼音文字或方块文字），编一个有逻辑或者根本荒诞的故事，再配以动听的电脑音乐或声音，一个体现一定意图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甚明了的电视广告片就炮制出来了。
目前，绘画箱技术普遍运用于电视节目片头的制作中。绘画箱不同于电脑动画，在于它是一种平面合成图像的技术。在现有真实图像上用“画笔”涂涂改改，修修补补，美术气息浓厚，很有现代风格。
利用电脑进行图形设计的形式亦可独立运用。常见的有各种字母的变形和拟人化运用，各种物体的模拟设计等等。其中不泛反映一定情趣和意义的创意以构成片头特殊要求。总之，计算机动画的作品在时空定位和透视感受方面非其他视像创作形式可比，所以应用前景极广。
有人预计，电视视像创作系统犹如电视传播中的魔方，无法想象它能创造出多少种视觉形式（尤其是它涉及抽象形式）。这恰表明了一个问题：在电视技术视像创作领域中，发展是无止境的。
关于电视传播几个观念的确立。
（一）技术是艺术创作的基础
毋庸置疑，最新的科学技术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技术的发展，同时决定了文化、政治和传统观念的改变。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反对“唯技术决定论”，也批判轻视技术的所谓“纯技术”观点。对电视技术与艺术相互的辩证关系需要再认识。
事实证明，技术与艺术在电视传播领域中的关系绝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同步发展的锁链关系。电视的诸多艺术形式正是在它的技术性能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自身运动中创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试局限对微观电视艺术创作进行讨论。
电视技术是电视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电视技术的发展为电视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和丰富的表达手段。电视从业人注定自始至终需要利用电视技术设备实现他们的思维梦想。在这里重新提到“技术滤器”的概念，即电视在表达再现事物过程中，技术的因素始终是同摄像机前的事物的知觉统一中起作用的。这种几乎包括与器械设备性能直接有关的一切的“滤器”作用，实质上就是电视人表达自身情感和思维意图的语言实
现方法。它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同等，改善和提高技术设备性能后将扩展电视艺术语言表现力。
电视从业人作为工具的操纵者，自然无法忽视电视“技术滤器”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原因在于电视艺术的表现力从根本上很大程度地包含在对电视艺术和工艺的掌握之中。可以说，任何一次电视艺术外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的演进都是通过这种技术语言来表现的，并通过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来实现。
典型的例子适用于电视文艺创作（如MTV）、电视广告节目和电视片头的制作方面。电视文艺创作中的“二度创作”成为电视编导的必修节目。融人思维才能创造全新。光影色妆、机位运动、画面组合、传送变形、字幕交错、心理节奏，这是一个未可限量的时空。电视视像创作实质上是电视合成图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而变形（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及重组为创作的精髓。
仅有对电视技术重要作用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割断了本应浑然一体的技术与艺术的天然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电视人创作思维和对电视客观规律的把握。技术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说，电视的技术工作者与艺术工作者合一势在必行。目前，电视的发展正在最大程度地使技术与艺术融合以创造崭新的传播特质。这种自觉运用的结果使电视的发展层次超越以往所有阶段。反过来，也将大大鼓舞那些“尝到甜头”的探索者。
（二）电视节目要有对全球的透视
当人们刚刚认识到电视是一种由高技术实现的人类面对面的传播方式时，电视通讯卫星又使它一跃成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世界性”语言，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三颗广播通讯卫星，能够用电视节目覆盖我们行星全部有人居住的地方。它冲破了自然和人为的阻碍，使偌大的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
电视的世界传播，使亿万普通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共同生活的世界，第一次相互观察和交流。电视信息传播的全球性质，使它成为全球交流的途径、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互相了解的独一无二的手段。电视取得了通向一切观众的直接途径。电视传播的国际化使每一个“渺小”的人都可以成为地球的主宰。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必须发生变革。全球式的思维方式给传播者和受众都注人了更新更高质量的血液。
作为国际传播业中时效最强、效果最明显，也是最基本部分的电视新闻，在电视业的竞争中，它是赢得观众的最有潜力的手段。在电视传播国际化的今天，电视新闻首当其冲地站在改革的前沿。
虽然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的采集和传播比以往更迅捷有效，新闻在内容上的竞争也使新闻业本身迅速变化，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新闻报道风格的转变。新闻报道节目须力求一种新的风格，这个要求并不仅限于有地方特色或适合当地人口味。电视节目要有对全球的透视！目前世界各地电视台都在力争达到一个目标，即站在高层次上处理和报道国际新闻，要使新闻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不仅仅是国家意义。即每一次都要问一问：“这条新闻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电视传播的国际化趋势不仅影响着电视新闻的报道风格，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使中国的电视传播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促进。电视传播要立足世界、放眼全球，我们的电视节目需要有更大的气魄。电视传播的国际化成为电视发展的总趋势。
（三）电视是一种综合多媒传播体
电视是信息时代电子高技术的重要核心。它与其他多种类型高技术的结合兼容使电视传媒成为当今能量巨大、渗透领域深广的技术综合体。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而多媒传播体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个阶层各种精神消费的个体需求。“传播总体化”和“消费个体化”是电视发展的两极趋势。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几乎占国民经济1／6的电信业带来的变革��全球信息网设施，虽然人们并不知道它将来最后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术语其实是个涵盖不宽，提法陈旧的比喻，因为它不能够概括在新的技术领域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电脑、卫星、有线和无线电话、交互式有线电视、经过压缩的数字广播电视信号。信息资料传递，以及为很多需求娱乐与信息的用户提供每天24小时录像点播服务的“录像拨号业务”等等。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洪特对记者说：“传统的电视业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全新的电视时代：新型数字电视系统的时代就要来临。”
数字压缩技术的卫星能在同一带宽中传送50O套以上的节目。使用数字技术可在传送目前1套节目的一个频道上同时传输6至7套节目。越来越多的直接人户卫星电视服务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着陆。这就意味着相对一般的有线电视用户，收看数字电视服务就等于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新闻录像店”，你可以拨号挑选消费信息和娱乐。
信息和艺术品经过数字技术处理被储存起来。
数字电视将通向高清晰度电视。它会威胁有线电视的存在吗？
目前亚洲上空约有33颗卫星，据估计到2000年亚洲上空将有79颗卫星运行，出现供过于求现象。
喉舌与媒体
“喉舌”与“媒体”，涉及到广播文艺功能的变化。
建国以来，广播文艺经历过一个由被动制作到主动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从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过程。
50年代初，广播队伍初建，归属于新闻宣传口（），而不是文化艺术口（文化部）。电台强调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广播是媒介和工具。当时新闻类、文艺类节目被称作“新闻广播”、“文艺广播”，还没有“广播新闻”、“广播文艺”的提法。如果说新闻节目是报纸的“有声版”的话，那么文艺节目便是社会文艺的“录放版”。文艺编辑有两大任务：一，政策把关；二，编、播、录、放。换句话说，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加以筛选，进行广播化处理。因此，他们尽管是决定节目优劣的关键角色，却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标榜，也不标新立异，只是当好配角。就“广播文艺”而言，这种为人作嫁的节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点被动。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
这个方针50年代初胡乔木曾经提出过，含义不同。当时主要指广播事业要建立自己的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队伍，免得只是报纸的传声筒。80年代重提，队伍已经壮大，设备不断完善，除了广播以外，还出现了电视，影响越来越大。“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摆脱报纸、杂志那种文字印刷，人工传递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要充分显示音像俱备、电波传送、迅速及时、传播广泛、感染力强等优势，开创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部长吴冷西强调：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这个观点可以说是“自己走路”方针的补充和发展。
“自己走路”有这样一些迹象：
——80年代，“广播新闻”自成体系，不限于报纸有声版的“新闻广播”。
——80年代，“广播文艺”开始探索，区别于录放版的“文艺广播”。
——80年代，“电视文艺”大行其道，电视散文、电视音乐(MTV)、电视戏曲、电视综艺、电视文化专题、电视艺术片等多种样式纷纷呈现。
——80年代前期，广播剧形成创作高峰，90年代被纳入“五个一工程”奖项。
——80年代，电视剧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以极其普及的方式与电影争夺观众。
——80年代中叶，电影也划归广播电视系统。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90年代，国家教委正式确认并新增“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设学士、硕士、博士生专业。
同样在80—90年代，正当广播电视系统提出“自己走路”和“扬独家之优势”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开始通行一个与“新闻”、“宣传”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里，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图书同样被视为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和工具，简称“大众传媒”。它们是“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从媒体的角度看，广播电视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品格：既是新闻信息的传输工具，又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作为文艺的视听载体，广播电视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录音带、录像带、CD、VCD等等——或许将它们统称为“音像文化”、“音像艺术”更为准确。80年代以来，除了政府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外，商业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经进入市场，具有同样的视听效果。
音像文艺的社会化，给广播电视文艺带来了竞争和压力。就“传者”而言，你播我听、你播我看的单一的传播途径改变了。专业化的音像技术不再是广播电视系统的专利。独家经营变成了多家经营，文艺领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创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为广播电视文艺的强大对手。就“受众”而言，文化消费观念增强了，拓宽了。他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再限定于收听、收视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视听口味也越来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领域里，不再是电台电视台的编辑为观众筛选、择定节目，相反地，广播电视文艺节目与其他音像制品一样，要接受受众的选择与检验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台文艺编辑向来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喉舌”意识，对政策把握和舆论导向十分敏感（因为长期归属于新闻宣传部门）；二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播电视专业化技能、技术、技巧（因为是政府独家经营）。这两个特点曾经是两大优势。如今，这两大优势显然要重新认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识主要是就新闻宣传而言的，电台文艺编辑们常说：社会文艺所允许的，我们不一定允许——因为电台是政府的机构，重在表达政府的意志，传播政府的声音，必须强调政策性、权威性。这一点毫无疑义。然而，文艺和新闻虽然一样姓“文”，却分属两个范畴：新闻强调客观、真实；文艺强调主观情绪。新闻言简意赅；文艺情趣盎然。新闻迅速及时、“喜新厌旧”，重在追逐时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艺“喜新恋旧”，耐人寻味，重在探索人生价值和艺术魅力。如果说新闻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艺永远有一副热心肠。我国的新闻宣传政策与文艺政策在侧重点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统一的舆论导向和优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喉舌意识和百花齐放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说，广播电视有双重功能，倘若说“喉舌”强调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齐放”强调的是艺术形态功能。广播电视文艺编导运用音像技术与艺术进行了创作，实际上已经不限于社会文艺的选择、加工、传播，它们自己也已经成为社会上音像文艺大舞台的作品。作为社会文艺的一部分，它们不再具有往日的权威性，同样要经受受众的选择、专家的审视乃至市场的检验。
面对媒体的竞争，仅有喉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泛泛地应付日常播出也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广播人、电视人应当转变创作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树立“广播电视艺术家”的意识。目前，文学艺术领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创作，并且有所作为，那么，广播电视文艺编导除了准确把握政策和舆论导向以外，增强文艺修养和艺术功力是当务之急。
载体与本体
顾名思义，广播文艺是广播所负载的文艺。广播是载体，文艺是本体。电视文艺类似。
载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艺领域里，它们与本体相辅相成，其材质与性能直接影响到艺术本体的形态特征。比如：
文字——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了语言文字才有文学，才有美文巧思和艺术化的文学。于是，文学成为文学的载体。
宣纸——国画的载体。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泼墨写意与工笔重彩各呈异趣。
板材——版画的载体。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铜版画的金属味、腐蚀版的艺术肌理。
胶片——摄影的载体。胶片、暗房技术造就了摄影艺术。
广场、厅堂、剧场——表演艺术的空间载体。音乐、舞蹈、戏剧形成了广场艺术、室内艺术、剧场艺术的不同效果。
艺术有个传播问题，也有个记录问题。记录是为了传播。过去的艺术难以记录和复制，只能口传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间接记录。这使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摄影、唱片、广播、电视、电视的相继流行，意味着找到了新的声像媒体，也是载体。
声像媒体（载体）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们可以记录——客观地记录，不失原样地记录。记录声音、记录形象、记录色彩。既可以记录生活，也可以记录艺术。既可以静态地记录，也可以动态地记录。既可以生活化地记录。也可以艺术化地记录。胶片、电子的记录功能的发挥（电影、电视），其真实性甚至令舞台上三面墙式的“模拟现实主义”为之逊色，进而去探索“剧场艺术”的新路。
其次，它们可以表现——主观地表现。声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观的，它们也能表现主观情绪、个性色彩、审美倾向，甚至可以表现臆造的、非现实的观念——音乐、音响尤其具有这种魅力，由此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
第三，它们可以复制——大批量的、机械化的、不走样的复制。
第四，它们可以传播——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可以借助于电子手段实现即时传播、同步传播。
前两个功能——对生活的客观记录，对情感的主观表现，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艺术讲究情、趣、艺。后两个功能——大量复制，迅速传播，属于传播的范畴。
依托20世纪的现代科技，新一代的声像载体赋予文化艺术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装，大潮般地涌向社会。它们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变了传统艺坛的风貌。于是，融汇着机械技术、复制技术（印刷、摄影、拷贝）、电子技术的艺术形态被视为20世纪出现的、与现代科技相交汇的新艺术。特别是电影、电视、广播，有人称之为区别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七项艺术的第八艺术，第九艺术、第十艺术。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实在视听领域，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新的艺术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艺术形态（包括电影艺术）业已创造过的，而且已经相当成熟。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舞蹈、杂技；听觉艺术如音乐、歌曲、曲艺说唱；视听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即使如广播剧、电视剧，大抵也不过是听觉化的戏剧和电影式的声像蒙太奇叙事。所不同的，只是将胶片载体转化为电子载体、将观赏环境由专业化的剧院转化为日常的任意性环境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从音像载体的角度讲，电视更需要从电影那里学习音像蒙太奇语汇、以及画面运动、节奏，影调、色彩以及音乐、音响等表现技巧。
正因为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艺术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艺术形态十分重要。
艺术形态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风格、格调、韵味之别。它们之间从来不是相互排斥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鉴、交融关系。艺术的哲理触类旁通，人们称之为“通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绘画的线条色彩、雕塑的块面结构渗透着音乐般的节奏韵律；音乐的音色、音响、柔度、力度可以带来空灵（空间感）、柔滑（视觉、触觉感）、冲击力。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更是随处可见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的影子，甚至还包括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有关人生与艺术的哲理思考。
于是，广播电视面对文艺，势必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应该说，艺术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旧；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样式或开发什么新品种。关键在于两点：
(1)艺术本体的把握——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
(2)载体功能的发挥——即广播电视自身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发挥，如客观再现，主观表现，以及包括纪实美、形式美在内的情、趣、艺。
把握好这两点，手段的运用和样式的变化自在其中。
数千年人类文明所积累、所创造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方法极为丰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多形态地表现。没有什么事物广播电视不可表现，也没有什么题材只可用一种方式一次性地表现。具体到每个作品，表现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两个字：得体——得生活的本体、得艺术的本体、得情感的本体。
原创•继创•再创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原创、继创和再创。作品的原创很重要，或可称之为“原生态”的作品。它是继创和再创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创或原生态。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原创的、原生态的作品比较粗糙，杂质多，通过继创和再创，才成为精品。随着艺术载体的多样化，继创和再创现象愈来愈普遍。
即使在出现精品之后，继创和再创依然存在——文艺界称作改编、移植、二度创作。继创和再创可以不断出现精品，或者各呈异趣。当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例如，流传千年以上的《西厢记》故事，题材及原创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南宋赵令畴将其改编为说唱形式的《蝶恋花鼓子词》，同时又有歌舞说唱并举的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编，重新创作为长篇说唱《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则又以“董西厢”为蓝本，再创杂剧《西厢记》，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的不朽之作。杂剧精品《西厢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的杀青、锁定。“王西厢”是用北曲演唱的，称“北西厢”。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传奇剧本出现，情节人物有所拓展，带有江南风情特征，称“南西”。至于清代以来各种地方戏曲和曲艺里的“西厢”、“红娘”，乃至不同演员的不同表演艺术流派，如京韵大鼓《大西厢》，昆曲折子戏《传柬》、《闹柬》，荀派京剧《红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难以互相替代。时至今日，新编越剧、蒲州梆子、歌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的《西厢记》仍在继创或再创。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问世以来，各种艺术形态的继创和再创始终没有停止。英国重视原创和原作，不作过多的改动。美国则在原著基本情节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大幅度改编，加以再创。例如百老汇歌舞剧《西区的故事》采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把中世纪意大利两大家族的世仇变成了纽约贫民区两大青年团伙的争斗；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又设置为当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枪战。然而，原著中“以爱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题没有变，震撼人心的悲性结局没有变。同样的情况，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乱》，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电影化的表现。这，也是一种再创。
诗，谱曲为歌。乐舞，可以引发诗情画意。口述的故事，文学化加工而为小说。小说搬上舞台成为戏剧。经过屏幕化处理，成为电影、电视。短篇的可以生发为中篇、长篇；长篇的可以浓缩为单本、连续、系列、片断；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写成现代的；外国的可以转化为中国特色的。
广播电视既然是音像载体，既然被视为艺术形态，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声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观照整个世界，观照自然、社会、人，观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它可以原创，也可以继创、再创，大有用武之地。
以广播文艺（有声文艺）为例：
原创——包括两种：一种是记录社会文艺的原创，即尊重原作，如实地记录和播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话剧作品、戏曲作品、曲艺作品、电影作品。另一种是广播文艺的原创，即利用广播特点、发挥广播特长的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
继创——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程度不同的编辑处理和广播化加工。如录音剪辑、作品赏析、文艺专题、综艺晚会等。艺术史、艺术理论及艺术知识的概括与介绍也可以说是一种继创，如“阅读与欣赏”、“广播戏话”等。
再创——广播文艺作品（如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既有原创，也有再创。再创体现为对其他文艺题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编和二度创作。
这里所说的原创、继创和再创，主要是就广播电视作为“音像载体”的艺术表现功能而言的。实际上，广播电视毕竟与其他音像载体（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不同。作为“传媒”，它以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责，其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常常比艺术表现功能更为突出。当信息传播与艺术化的加工制作有所冲突的时候，常常宁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时、真实”放在首位。这是新闻与艺术在广播电视中孰重孰轻的问题，可以理解。
迄今为止，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多的是记录社会文艺，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播化、电视化的处理（继创）。至于充分运用音像语汇的创作（如广播剧、电视剧、MTV等），则相对有限，因为它需要专门组织力量，有比较充分的创作时间和相应经费保证。这对一般电台电视台来说有一定的困难。50年代以来，专门性的广播文艺和电视文艺创作队伍不是没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广播文工团，1980年改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任务主要是为广播及电视系统创作、排练、录制文艺节目。1983年又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这几家单位实行文艺体制，确实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仅仅靠这几支队伍显然不敷数以千计的电台电视台的播出需要，大量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仍然由电台和电视台自家承担，日常节目靠互相交换的办法加以充实，近年来则往往择用市场上业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广播电视文艺而言，市场化操作和制播分离将是一条新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电视作为媒体的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同样可以用于文艺节目，甚至形成广播电视文艺的特色。例如：
传播功能——表现为文艺节目中新闻因素的介入，以及新闻节目中文艺手段的运用。最典型的是所谓“专题”类型的节目。前者称“文艺专题”，如穿插有新闻式采访的综艺专题、综艺晚会、文学专题、戏曲专题、曲艺专题、音乐专题等。后者称“新闻专题”，如运用文艺手段加以渲染的新闻特写、新闻故事等。在这类节目里，既有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又有文艺的情、趣、艺。据说，国外影视界并没有“专题片”的提法，要么是“纪录片”，绝对真实；要么是“故事片”或“艺术片”，基本虚构。其实，两者不必那么泾渭分明，其间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应该是客观存在。正如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国外的所谓“新新闻主义”。此类作品的新闻题材令人关注，文艺手法引人入胜，近年来颇受欢迎。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文艺形式和新闻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的盛行而出现的。
（一）经营收入管理与经费管理相结合的阶段
自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进行了合作、合资经营的改革之后，整个行业运营的经费以从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全额支付的形式变成了需要企业自身承担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企业经营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变成资本的形式投入到行业运营中去。为此，广播电视行业要不断的寻找新的经济收入增长点，为经营利润的提高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对原本以广告宣传收入作为单一收入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广播电视行业经济收入多元化的经营目标，也就是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采用将企业经营收入管理与经费支出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方式。
（二）广播电视行业进入现代化管理阶段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有线电视与数字电视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扩充在为广播电视行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为其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紧接着NGB的加入又会将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提升到另一个难度级别。因此，广播电视行业要与时俱进，进入现代化管理阶段。
（三）提高自身经济管理意识阶段
虽然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已进行了合作、合资经营的改革，但其内部的财务会计制度却依旧沿用事业单位进行经济管理的会计制度形式，使得经营方式与管理制度不符的情况发生，也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责权划分方面很不明确，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便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状况，且运用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在企业的运营中会使得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无法运用合理的方式对资金进行筹划，进行成本核算时也只是运用最为简单方便的方式，社会经济效益受不到员工关注，对经济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二、加强广播电视的经济管理的方式
（一）观念更新，加强经济管理工作
确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企业外部竞争，细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对广播电视行业的资金流动方向进行关注，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掌握。将经济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以应对现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并通过对企业自身的合理评价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竞争风险。有效发挥企业领导的影响作用，首先是企业领导从内心将对企业管理的理念进行修正与更新，再将此理念对企业员工进行传达、推广，使其对员工产生深入人心的影响作用，才能自上而下的对企业经营观念进行全面的更新。对员工进行以经济管理为企业管理核心的经营战略分析，强化经济管理在员工内心的重要性，且进行经济管理企业化的改革，使经济管理积极的功效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
（二）对财务人员展开全面的素质培训
广播电视行业的经营发展少不了经济管理部门各个综合性高素质人员的配合与努力，为了使得广播电视行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对企业内的财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与考核。对新工作技能的培训，使得相关人员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的加以运用，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保障；采取相应的技术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实施奖励挂钩原则，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其能够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提高财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为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与企业决策的进行提供保障。
（三）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注重成本管理，一是广播电视产品的制作成本，二是广播电视产品的播出成本，对成本支出进行研究分析，做好成本预算，以此为依据对企业的投资成本进行控制和评估。运用预算管理与资本管理的方式为成本管理提供方便，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的控制与最优化的安排，解决企业单一化的广告收入问题。建立健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为企业竞争提供可能，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便捷。
（四）确立企业营销思维
【关键词】在；源意识；一体化；一维阐释；哲性；文化研究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国的电视研究发韧于电视乍始之际，似于文学，初民最简单的“伐檀”之诗仍滋孽了流派和评论，“杭育杭育”之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创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论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夺人耳目，那便是对电视本体的探究。电视诞生在一个电影理论相对丰腴的时代，受众对电影的惯性思维形成了电视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电影，比起本体探究中的任何一个高地，都难以逾越。迄今，中国电视本体研究早已离这个出发点很远了，但也常常难免汗颜后怕。可惜的是，本体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据了理论的视野，验名正身之举旷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诸如“纪录片到底是不是电视艺术”、“电视电影究竟质在电视还是质在电影”之类的溯源与归依。没有太多的理由驳斥本体穷委的合理性和当下性，乃至现实意义，但放眼全球电视研究，西方对于另类论域的开掘及其对后现代语境中电视本体话语之上诸多学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国不无启迪。本文无意“拿来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的西方电视研究作为常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义务予以观照。当今，理论研究无不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民族和历史的个性差异要么被异质文明解构和异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尔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对于一个积淀过于悠长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们与其一叶障目，弗如环顾俯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西方学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猎猎大纛，至少弘扬和昭示着一个讯息：异域文化问鼎电视研究何以能大广角和深焦距渗透进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葱?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须内敛于学术沙文主义吗?
未必。
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国，至少应在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动中，将电视理论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废。期间，物我合一，意象神游，电视的媒体质和艺术质方能心领神会，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才有可能独树一体，在趋同和变位的时空中岿然矗立。
“源”意识批判
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但是，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只是现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运用经验、阅历、关系“合力圈”③和社会身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为栏目或某部电视剧成功融资?在创作界，这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电影更甚，但却无人总结和归纳。那么，经验主义理论——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论的话，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类著作而静观，可惜的是，那是一种极度的“源”意识，首推“编导源”（Directorship），其内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编导源”就是视编导（导演）为根源、中心的意识，以及接受层面的单极编导研究，类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对理论视野的“遮蔽”。编导、主持人的个体话语，仅是电视作品的一种符号，或有些深度内涵的符号，而非作品本身，更非电视艺术全部。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杀的召唤力和阐释期待。作品的符号甚至符号系统，只是对象与阐释的客体之一。“源”意识期待某个个体或事物的某一极可以承担作品、艺术的全部和所有内涵，实乃人本论或形上论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指出：“符号的变形与崇拜，往往表现为一种误导，从而激发本体自我而囿的无意识。”④
“源”心理一旦被预设，必将导致理论的贫血，实则学术视阈的樊篱。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从电影界开始，导演中心论遭受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攻击，C·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其社会批评维度的生命力冲击了整个欧陆和北美，就连结构主义者自身也没料到这种致力于民间诗歌和社会语学、神话学反思的学说居然会在大众传播领域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历史出奇地相似，康德无意于天文学的一项对天体运行的探究，却也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尽管电视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定位于人文科学界，但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们仍然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领会到来自遥远的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气息，比如，耗散结构与混沌学说，再如系统论。这些，都是对“源”取向的消解。文学只对作家、作品源远流长的单向度仪式神化了一种一元判断和中央归依精神，在电视研究中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早期纪录片史无不致力于《望长城》、《话说运河》的文本研究和编导膜拜而无他求。今天，对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⑤的民族学、人类学蕴涵和艺术史料学潜质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现代人群、种群的原始思维前意识，也均被这些作品的记录本性定位乃至视听元素解读所遮蔽，形成无意义的“悬置”。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一种反“文人相轻”的价值取向。或许，有感于千年经史子集彼此笔詈而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当代电视学人大抵类似舞蹈、音乐、戏剧那样，推文学为长且谦卑有加，视电影为尊且不乏心仪钦羡追随摇尾之态。如果说在电视理论界内部的某种“编导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话，那么这种没有经过逻辑和理性的心态更是典型的单向度学格卮信。鲁迅曾担心国人会失掉自信心，看来国人天生或缺某种自信之禀赋，溯源和厚古似乎是东方国度浓得化不开的精神情结。
当然，“源”意识大量的还是对电视视听语言系统的体察和反思。无可争议，文学性首先被得到确认，新闻作品和电视剧对文学的首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那便是给予视听类作品以正统血缘，直接导致一些单纯诉诸听觉元素的电视作品和栏目找寻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学术条文。谈话类节目和室内剧排斥视觉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凑罐装笑声甚至自虐，更进一步地践踏受众的与人格。追其因，理论界历史上一度对电视语言二元系统的单极厚爱责无旁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长镜头理论的热衷，长镜头作为修辞格，本身只是排比、隐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个，但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电影史上某几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该片最典型的长镜头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换，十分显然）的习惯使用，以及国内译介世界纪录电影史过程中的“熟悉认同”，从而将中国纪录片创作手法的黄袍理所当然地加在了长镜头的身上，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像穿了马甲的泼猴。视听同尊同荣、互生互勖之时，电视理论和创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观照法国结构主义，其发生学源泉昭示着其学术品格的不凡。这其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功不可没。当理性被消解，当后现代迫使历史失语，当传统和伦理秩序平民化于大众媒介，结构主义介入了，且带领我们把现实的矛盾和社会的症结（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种族歧视与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与部落，回到人类童年，巫术逻辑，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灭人性，恐惧蹂躏自信。原始状态的真实深深沉入到了后现代生命的脑海，至少可以辨证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体到电视，前电视时代的受众不正是痛恨于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和审美思维的单一和苍白而渴求着电视吗?呼唤着电视吗?那么，当今电视研究还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极论域而忽视他途呢?将电视本体图腾化，必然遭受理论拜物教和学术“巫觋”的蛊惑，战胜不了本体研究的单一性和简单性，我们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阔天空?“源”意识作为理论初民的原生态，时至今日，理应淡出我们的视阈!电视研究的历史进程距离大同而自由的王国还有漫漫征程。
一体化诘难
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寻求人生与伦理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电视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认，业已建构一套初步的体系。有人对此仍然信心不足，没有勇气，这不应该。我们已经认清了电视的媒介本性和艺术本性，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的雏形，并在传播学这块中间地带成功完成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第一要员的正统体认，而且召唤和引领着旗下子民（包括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矗立于当代学术之林，无愧而沉稳。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如同哲学般地生发着一种聚合和归一感，学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们的视阈，难道真的要等到诸如影视人类学之类异军杀进中原，兵临城下，威胁我们的正统时，方幡然醒悟吗?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电视理论的学科建设仍然很不完善，大量边缘性电视学科，如人类学影视学（无独有偶，中国迄今的几部国际性优秀纪录片，同时也莫不被影视人类学者引以为荣），⑥再如电视批评与评论至今尚未被正视和纳入皇家裙襟，这仍需学人劢力。李少白、邵牧君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两大家，皆出身于批评行，但至今即便是电视理论大家还很缺乏包容与宽容。只要这些狭隘的本体主义（Essentialist）余孽还存在，它必然会限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思维科学乃至生物、医学等外族进入电视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异己甚至异质学科的介入往往不会滋生理论的抗敝或臲鞿。主张文理互渗的系统科学思维，或许于电视研究不无启发。
首推，基本学术语言的稚嫩是一个严重困扰。学界所谓基本学术语言，其意有二：于中学，则须古文与现代汉语素养俱佳、基础史著和国学常规经典兼熟；于西学，则须专业外语与现代英语俱佳、西学基本经典比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国学基础，这或许与电视作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宠儿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崇高与博大的消解不无关系，但这非电视学人回避、阕漏国学素养的理由。文化传承赖以坐实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渊源，任何研究和理论思辨，只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别，其共饮之水、源头活水当且仅当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传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国学尚佳的电视学人，但荒芜与凋敝仍充斥视野。笔者以为，在用经典美学理论阐释电视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相关课题，尤其是民族电视艺术的文化渊泉和审美范式时，迄今的电视学人的国学涵养的苍白暴露得最为可悲。作为艺术的电视，必须理清其审美特征与华夏美学的承继性和嬗变性，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史上的至要命题，譬如：原始思维之于电视艺术，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现代艺术与电视究竟若何?电视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这两个重要方面，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后者，英语教学、沿用的自大性对于其他学术外语的戕害在电视研究、影视研究领域极为突现。诚然，英语是当代通用语言，但诸多文哲名作却使用的是德语和阿拉伯语，乃至拉丁文。语言固然可以译介、转接，但蕴涵其内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译《关雎》都无法精确、对等地传达原作，同样，中译柏拉图之《理想国》不管如何被引用、滥用，终不可望触及古希腊原作之项背。这或许过于苛刻，但陈康、季羡林⑨之所能及，电视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弃一种学术语言的自大，开阔语言能力，进入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语本我，以我溯我，于大众文化研究、电视理论必将大增裨益。同时，不妨晓得西学经典之于国学经典，宛如放飞理性的双翼，畅游学海的双浆，本无所谓舍弃、轻重。
同时，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颜。诸多问题的争吵，最终难免根本的交锋。世界观不同的两个存在，无法彼此理解。何谓客体，何谓主体，审美活动必然二分吗?世界必然两分为东方、西方吗?何为表现，何为再现，艺术不是表现就是再现吗?李泽厚所谓“华夏艺术既非表现也非再现”至少提醒电视学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哲学发展之终极，只是其历程上的一个高峰而已，诸多高峰中的一个高峰而已。譬如，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是“两一”，印度因明学亦有论述，佛学之“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证思想。在色中看万物，万物皆着色，无色之眼，方得无色之物，且可免先入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的，凡是都是真理，其实谬然。电视的党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绝对电视研究哲性的反思。作为艺术的电视，则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芜杂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电视学术史上尚无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哪怕是仅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一个层面具有个性声音的哲人和鸿儒，这也就是电视研究长期拾牙慧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而难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学都是形下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通常是在历史、经济、社会和艺术四个维度佐证其宇宙观，哲学权威在其美学形下中格致电视之时，电视艺术方能真正自豪于艺术殿堂。海德格尔走到了日本电影，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凿深电视，但笔者却更期待电视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学家以其哲学体系和天然的电视艺术气质而载入哲学史。这绝非妄想，这应该是学人之共勉，电视研究之“视阈期待”。后工业文化的消解力与重构力，最终还得靠哲性的锋芒与锐度，哲性乃一切理论之终极。
显然，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本来，我们的民族创新精神就很匮乏，儒道释捆绑人格和理想千载，也禁锢学人的开化。从“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说，“理论家分别从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切入了某个领域，自觉业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会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其实，在西方，这些是任何一个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而且在当今的北美，这些只能算做一门：人文学科。”⑩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际渗合，动力在于学术想象力。
诚如大多数学科一样，电视理论体系也呈现着有秩序的梯层，真正的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个层面的拓展：第一层面就是应用电视学研究。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堪称业已完成了狭义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但广义“应用电视学”理应涵盖电视与临近学科乃至异质学科的联姻与混生，如电视经济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影视）人类学、电视考古学和工业电视学⑾等。其次，是理论电视学，这就是目前理论界触及最为深入的领域，实质就是对于电视本体的揭橥。在该领域，一个至今未被触及的课题就是比较电视学，或云世界电视与比较电视学，自然类似比较文学。有趣的是，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影响研究”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如流传学、媒介学等，天生就与传播学有着某种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日本、欧洲、美国电视史及电视艺术的介绍，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国电视剧》和郭镇之的《日本电视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而且，对中国电视自身历史规律与内在因素的理论升华仍待我辈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较之，排定优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三层面就在于电视哲学的探讨。这里包括：（1）视听符号学。不仅针对电视，还包括广播、电影以及从系统符号角度来确定为诉诸视听（或视，或听，或视听）的任何艺术而展开的理论符号学研究。现有的《电影符号学》似乎缺乏理论符号学积淀，仅是对电影符号这一客体的感悟和阐述。自然，将视听符号学（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视听理论符号学”）归在电视理论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学层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责无旁贷。（2）电视美学建设。电视美学作为艺术美一分子的共性与个性，电视审美的主客体界定及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思维之于电视审美，西方美学思维范式之于中国电视审美，等等。（3）电视哲学高度的分析，譬如对电视客体与主体的界定及其多重性与复杂性的剖析，电视意识与电视物质外壳之间的辨证关系，电视意识形态内窥与外观，电视一传播领域内唯物与唯心阵营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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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时期。“”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⒂笔者译，参见Merlean·Ponty,Maurice:《TVArtinAsian》,NY,RoutlegePres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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