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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艺术与哲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术后为进一步防止发生感染,给予常规抗生素5~7d。不需要使用石膏进行外固定,鼓励患者主动进行积极有效的肌肉舒缩锻炼:拆线后在床上进行关节活动;在4~4周后扶双拐不负重床下活动;2个月经X线检查骨折部位有骨痂生长,则轻度负重,直至完全负重。3个月后查X线,有骨再生或足够的皮质,骨折愈合效果不理想,骨痂生长仅有一些,则需要将近端或远端锁钉取出,重新做动力型固定。
2结果
本组54例患者,进行6~24个月的随访,平均12个月,骨折全部愈合,时间为2~4个月,平均时间为3个月,其中术后9~14个月取出髓内钉的有46例,将恢复情况按Klemm分级:46例优,6例良,陈旧性骨折骨不连全部愈合的有2例,时间为3~8个月,其中1例髓内钉在术后1年拔除,功能恢复情况较满意。
3讨论
3.1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不愈合原因分析
如果医生对于内固定的基本原则没有严格遵循,不当操作,则可造成骨折部愈合的发生。没有彻底将开放性骨折伤口清创,在伤口内或骨折端遗留着被挫灭的组织及污染物,导致骨折局部炎性反应性水肿长期存在,金属固定物在炎性渗出物中长期浸泡而致使电解反应发生,造成骨折端的破坏吸收而出现间隙。没有正确复位或遗弃粉碎性骨折的碎块,使骨折端出现缺损或间隙,从而致使成骨细胞难以成骨桥接。钢板长度应当是骨折部骨干直径的4~6倍,置于骨干的张力侧,螺钉将骨折线两侧固定平衡,在侧骨皮质穿出1~2个螺纹。若没有严格操作则不能有效的加压和控制断端剪力,将造成螺钉在患者进行功能锻炼时松动或者退出,由此引发骨折不愈合或骨折端成角畸形。医生应当具备内固定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技术,并要严格操作。
3.2股骨干骨折术后不愈合的治疗
虽然股骨干骨折术后出现不愈合的原因有折端轻度成角及螺钉、钢板等内固定物松动退出等,但大部分通过处理成功复位或保持折端的功能复位。这句话不恰当,我改一下供参考;股骨干骨折术后不愈合可导致内固定物松动、折断,再次出现错位、成角畸形,但通过恰当的手术处理绝大部分还是能够重新复位、固定进而达到愈合恢复功能的目的。我首先对骨折端进行彻底清理,而后选用合适的髓内针固定,而后使用微型磨钻对折端进行修整并植骨,由此治疗效果更理想。远端锁钉定位装置需要注意的是:
①在行股股外侧小切口,骨膜要少剥离或不剥离,骨折块血运要细心保护,使骨折愈合率增高,减少感染机会。
关键词:现代主义 设计 关系
一、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一)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合
在现代主义阶段,有一社会分工的存在,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属不同的职业,二者是有区分的。但,由于学科的交叉性现象和职业的自由选择性,艺术家从事设计,设计师从事艺术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艺术家对设计的贡献,设计师对艺术的鉴赏,因而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艺术家和设计师有所交叉,有所影响,这是二者合的体现。所以,二者有分有合,是一个复杂的共同影响的状况。
(二)形式化因素上的一致
艺术发展到现代,风格开始从古典写实过渡到现代抽象,重视于对食物外形具象描绘的手法让位于对作者的内心和外界世界感受的具象非具象手法。就现代设计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机器批量生产要求的标准化、统一化,客观上需要其产品形式和结构的尽量简洁而精炼,所以出现了设计简洁的艺术化外形和精炼的产品结构。其实,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于时代所带来的现代设计功能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可以说,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设计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求形式趋向于简洁化。而相应时代潮流变化的艺术也出现了抽象化、几何形式化的趋势,这种抽象几何化的艺术形式刚好与设计简洁化的要求合拍,走向了共同的形式结合,促进了现代设计的发展。
(三)互为影响与会合
艺术性的审美观念向设计性的审美观念转变。现代主义时期,艺术的审美观与传统相比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的“模仿”向抽象与移情为特征的“表现”发展。绘画性的语言被要求具备逻辑语言所具有的共样性质,即一致性和完备性。模仿的内在含义是忠实于自然事物,表现则意味着自然事物之独立性的丧失,意味着主体通过形式构成而将内在之不可呈现出来的东西显示出来。绘画性的再现性向分析性转化,这一点又巧妙地为设计所用。这种观念支配着艺术家们设计创作,使其在设计中注重设计形式感,并赋予这种现代形式以新的理念。现代主义之前,不管是设计还是艺术,均重视装饰性;现代主义时期,工业化机械大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人们开始觉得机械是一种工业时代美的标志,设计和艺术分别出现了“功能决定形式”和歌颂机器文明的未来主义、先锋派等流派,虽然出现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在标志着装饰性语言向功能性语言过渡这点上是一致的。而后来,现代设计和艺术也达成了形式上、结构上的统一。
二、艺术与哲学
(一)哲学是艺术的思想根源
西方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上,大多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在认识论上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在人生哲学上大多具有悲观主义色彩。西方现代哲学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就不会有所谓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想根源是各种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与后现代为西方现代艺术从美学思想到创作方法上提供了理论根据,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在形式上大多标新立异,追求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其中一些艺术技巧和手法具有借鉴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艺术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艺术的表现空间,增加了艺术的表现手段。但是,现代艺术常常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否定和排斥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把一些艺术主张推向极端,使得作品怪诞离奇、隐晦费解、抽象混乱,有时达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看,现代派艺术又用艺术的方式宣传了西方现代哲学各流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就会有相应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
(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
艺术同时是哲学家审视世界、思考社会、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思想基础,除了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之外,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海德格尔生存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都对其产生和发展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艺术与文学
就文学的现代主义而言,它表现为文学从既成的准则、传统、常规中的解脱,它是观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的新方式,是表现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尝试(有些是卓有成就的)”。这个解释突出地表明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和刻意地求新。
(一)从属关系
文学是一门艺术,但艺术绝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说艺术是一条宽广长流的大河,那么文学就是其中的一条分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但艺术不仅仅是文学,它却包含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事物都是艺术。艺术本身就包含褒义,它可以说是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向往,是用行为和行动去美化一种事物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和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 保尔・苏利约.理性的美[M].1904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关键词:屈原 《天问》 回顾 成果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性作品,自古号称难懂。自汉迄今,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文意渐渐能为人所了解。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笔者就此进行了总结、梳理,希望能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有所启示和推动。
一、新世纪《天问》研究的回顾
新世纪以来,《天问》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可以分为考证类、内容综合分析类、相关影响比较类、综述类四大类。
(一)考证类
该类是新世纪以来《天问》研究中最主要的一类,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是对《天问》中单字或词语乃至语句的考释疏通。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单周尧的《“后帝不若”解诂》(中国语文,2001.4),翟振业的《“肆”字解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1),张燕婴、张玉声的《(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董晨的《(天问)“顺欲成功”意义之辨析》(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6);另一类是考释《天问》中某个历史或者神话人物,或某历史或者神话事件。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永明、黄灵庚的《简帛释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谢晨星的《从(楚辞?天问)看夏民族父权制战胜母权制》(中国城市经济,2012.2)等。
(二)内容综合分析类
对《天问》内容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小类:一是对《天问》内容本身进行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高炳生的《屈原的科学思想价值一一并试解“李约瑟难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3),有李川的《由屈子职司看“多奇怪之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周晶晶的《(天问)在那个昆仑神话新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二是对《天问》的思想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桂荣的《:咏史性的哲理抒情诗》(运城学院学报,2010_3),徐文武的《对“构成思想”的反思》(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_3)。三是对《天问》艺术特色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殷光熹的《试论的艺术特色》(云梦学刊,2003.1),陈怡良的《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云梦学刊,2009.2)、《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云梦学刊,20093)。四是对《天问》创作主题形式地点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赵逵夫的《天问的作时、主题与创作动机》(西北师大学报,2000.1),姚小鸥的《(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源》(文艺研究,2004_3),崔楠的《(天问)题旨阐微》(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五是以《天问》为载体探究其作者屈原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殷光熹的《从看屈原的历史观》(职大学报,2002.35L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1),王磊平、李莲花的《心灵的宣泄――透过(天问)解读屈原》(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陈全新的《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08,2),石柱君的《从(天问)看屈原历史观》(大众文艺(理论),2009,9)等。
(三)相关影响比较类
首先,对《天问》相关影响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左汉林的《屈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_3),董雪静的《由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3_3)马庆洲的《论对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史建桥的《屈原(天问)对歌诗结构模式地借鉴与超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等。
其次,《天问》相关比较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远鹏的《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8.3),董常保、熊刚的《对与所述三代史的异同比较》(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汤漳平的《与上博简之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等。
(四)综述类
《天问》研究或研究史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周建忠的《要籍解题》(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毛庆的《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3),杨成虎的《(天问)的研究与英文翻译》(云梦学刊,2005.5),王长红的《宋代研究管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4)等。
二、成绩取得的原因
综观新世纪的《天问》研究,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能够采用其他学科的材料及方法对《天问》进行研究。如鲜于煌的《试论屈原对三峡土家族“盘歌”的影响》,禹经安的《与溆浦壁画和盘歌》,碧莲的《屈原与神庙壁画》,纪晓建的《之“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刘石林的《楚地丧葬仪典中的“对花”与》,都能结合民俗学、人类学、图像学,对《天问》的某个侧面进行综合研究。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影印本 济南:奇鲁书社 1997
[3]内江政协文史委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M] 内新出内(2005)002号
[4]洪若内江风物咏丛[M] 内新出内(2006)008号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在教育哲学的层面分析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的重要性与前瞻性。建立新的学习观点与理念并用其反思评鉴美术学院艺术考察课程活动式教学实践。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