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4:58:4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翻译科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3.教学手段积极引入微课、慕课教学手段，积极建设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改变教师被动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局面，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带着兴趣、任务、问题去主动完成翻译任务。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关键词： 文学翻译 方言对译 可行性
一、引言
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各类语言品种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及心理意识的当属方言了。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所谓地域方言，指的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所谓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一个人的话语应是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结合体。
文学方言是“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吴来安，2007：96）。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方言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dialogue）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使用文学方言是真实刻画小人物最起码的要求的话，那么，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则是实现完美再现原作人物形象的最可靠的途径。大量翻译实践证明：只有采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译语读者才有可能像原语读者那样，欣赏到栩栩如生、可亲可信的人物形象。但是方言的处理是翻译过程中时常遇到的问题，给译者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正如韩子满先生所说，方言在作品中不仅传达了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通常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文体功能，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或为作品增加幽默感及讽刺力量等。由于各语言和文学使用方言的传统不同，同时也由于方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差异，这些功能往往很难在译文中加以体现。正因如此，译者们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经常会引起一些争论（韩子满，2002：86）。文学方言的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关于方言对译
所谓“方言对译”，也就是用译入语中一种方言的成分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在西方，方言对等翻译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支持。奈达（Nida）认为罗杰斯（B.B.Rogers）的译作――阿里斯托芬的《亚加亚人》（The Archarians）是“方言对等的突出范例”（Nida，1993：112），译者采用麦加里农民的土话（Megarian farmer’s speech）来处理原文中的方言，将原文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卡特福德（Cartford）也认为，巴黎方言是伦敦土话“合适的对等物”（Cartford，1991：102）。
国内采用方言对译法处理文学方言的例子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张谷若先生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他旗帜鲜明地提倡以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强调要摆脱原语语言的形式束缚。中国的四字格在译文中运用得恰到好处，译者成功地重构了威塞克斯美妙的自然风光，原文中刻画乡土人物的威塞克斯方言凸显了乡土气息，译者采用山东方言对译原文中的威塞克斯方言，从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这种乡土气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功能对等”，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可以充分领略与原作同等的艺术魅力。郭著璋认为其译法“不失为传译原文中乡土气息的成功做法”（郭著章，1984：746）。
三、英汉文学翻译中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1.英汉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对比
长期以来，英汉文学方言的使用一直存在。在文学中，方言的使用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整个作品都是用方言写成，另一种是利用方言词语来塑造人物形象；而后者在方言文学中占绝大多数。英语与汉语本身存在差异，文学作品中的英语方言与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存在。
与中国文学作品相比，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似乎更具普遍性，且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许多大作都是由方言写成的，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历险记》，约翰・斯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社会真实感，同时也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气息。然而，汉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方言使用的痕迹。另外，英语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各地区的方言，如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苏格兰方言甚至黑人英语；而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仅以北方方言为主，如陕西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等。普通话和各地区方言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得这类作品很难获得普遍认可。
基于英汉文学作品的写作模式的差异，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通常用单引号、单词缩略形式或标准英语中的其他单词加以区分。因此，方言与标准对等语的发音差异便随之而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就有了语音偏差。而对于汉语来说，地道的汉语注重的是表达出词汇的意义，文字通常也反映不出方言的发音形式。因此，汉语书写中要准确表现出方言的发音是不大可能的。换言之，大多数汉语文学作品中，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的意义上。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
翻译文学方言时，译者应谨慎选择翻译方法，以再现其与标准语之间存在的差异。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很多学者通常采用汉语方言翻译英语方言的方法。尽管英汉文学方言存在差异，但是两种方言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即为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展现原文的文体特色。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的对译是可取的。
2.如何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方言对译法能从某种角度上传递原文所体现的韵味，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从而使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首先，要谨慎选择目标语中的方言。一般而言，汉语方言可分为北方方言群体与南方方言群体。在两者之间，北方方言群体的发音更接近标准语或普通话，因此更能被大众所接受。以下例证正好说明这一点。
“And，”added the Mother，“we are，too.”
“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cried Father，“Why don’t you tell a fellow?”
“再还有，”母亲随随便便地找补一句，“咱们也有了。”
“乖乖龙底东！”父亲直叫唤。“你怎么不直爽点儿说哇？”（Liu，1991：134）
整体来讲，译者采用归化翻译法，将“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译为“乖乖龙底东”。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拍手称赞。但是“乖乖龙底东”是江淮方言，属于南方方言群体，适用范围只在江淮一带，这对于北方读者来讲，很难理解其含义，不具备广泛的可接受性与认可性。因此，文学作品中采用方言对译时，目标语方言的选择相当重要。表面上看来，北方方言只适用于北方，但严格意义上讲，北方方言涵盖范围极广，且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小，即使是南方人也能很容易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相反，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大，彼此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大。因此，翻译文学方言时，采用北方方言，如北京方言、山东方言、陕西方言，作为对译的目的语较为合适。
其次，方言对译时要注意结合口语的表达。翻译过程中必须避免太过方言化的表述形式，过于方言化的表述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an’ to kiss and to call’ ee all at once.”（Hardy，1996：51）
“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Zhang，1957：63）
“怎么？她哪儿能一下就把你又搂又抱，又亲又吻哪？”（Zhang，1984：71）
山东方言“抱上锅，撮上炕”太过方言化，没有完全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含义，反而让读者费解。因此，在1984年的修改版中，张谷若先生将译文改为“又搂又抱，又亲又吻”。与之前的译文相比，修正后的译文口语化的表述更忠实与原文的表达，且更易理解。若方言表述不能清晰地表达出原文中方言的隐含意义，口语化的表达更具说服力。
最后，采用方言对译时，要恰当使用注释。许多作品中，原文方言的表述是源语言文化的独特体现，有时在目标语中并无对等。这样的情况下，译者要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意义就有所困难。因此，注释的使用可以帮助译者清楚地表达原文的隐含意义，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
在例句“Every one placing her sheaf on end against those of the rest，till a stock，or ‘stitch’ as it was called，of then or a dozen was formed.”（Hardy，1996：108）中，“stitch”在汉语里没有对等的意思，但是在英语的当地方言里却有“麦簇”的意思。因此，张谷若先生在将“stitch”翻译为“麦簇”的同时，也加上了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再现了原文的原始韵味，体现了真实性。
四、结语
长期以来，涉及方言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方言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类型不同，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两种文学方言的使用都具备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原文特色的功能。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也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因此，方言对译在文学翻译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若对方言对译法能加以改进，译文将更具可读性与可理解性。
参考文献：
［1］Hardy，T.Tess of the d’Urbervilles［Z］.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2］Nida，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4］郭著章.语域与翻译［A］.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86-90.
［6］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还乡［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80.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应用翻译 非文学性
经济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不断加剧，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需求不断增大。但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下，英语专业已经失去原有的社会尊位。此种社会形势受到教育专家的深思。在英语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宗旨，各高校与教育部也对此进行摸索，取得显著成果。但在此期间也存在着较多迷惑之处。为促进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促使英语专业人才符合社会需求，需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进行进行探讨。
一、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翻译是英语教学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期间，特色化进程较为缓慢。翻译课程改革更为急切。分析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其体现出这么几项特点。
首先，课程定位模糊。事实上，对许多院校来说，发展英语专业面临着较多的困难。立足于实际，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各方面相对较为良好。但理工院校与公共英语教学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弊端。应用型本科院校通常是根据传统理工专业建立，理工性特点表现的非常突出。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此类院校的英语专业边缘化显得非常明显，而英语翻译更是如此。并且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在发展期间，针对翻译课程存在着边缘化的现象。即便教学大纲规定翻译课程课时，但是大部分的应用型英语专业只开设一学年的翻译课。在有限的课时内，院校只能进行普通翻译课程教学，讲授英汉互译的基本理论和技巧。而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应用翻译并没有开设。
其次，教W内容雷同。在高校扩招与升格期间，英语专业已经在各类院校中广泛普及，而地方应用型本科室升格与扩招的主要构成体。在英语课程设置与培养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造成人才培养同质化。受到英语教育部要求的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校际的差别，英语人才培养均采用标准化。由此造成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很难在就业中体现显著的特点。教学内容的雷同性特点，导致人才培养难以达到特殊化的要求。
最后，软硬件投入不足。教学质量的提升，必须具备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支持。如果教学软硬件设施难以保证，那么教学质量就很难提升。从学校性质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受到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的影响。学科性质决定了英语在文学与语言上的优势，并对翻译课程的师资力量要求较高。而我国翻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这一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在英语翻译教学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软硬件设施不齐全，由此造成了教学质量不理想。
二、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的思考
了解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了解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的基本情况，对此深思其非文学性转向。
1.课程模块。传统的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对非文学翻译教学的展开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用。对此，就需要创新课程模块，将其分为通识类、翻译基础类与非文学翻译实践类。通过创新课程模块，才可促进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从课程目标上出发，通识类课程就是解决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非文学性转向的难点就在于理工与经管类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学科词汇、术语与独特语言结构和使用惯例等。可通过与其他院系合作，在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开设理工、经管等学科知识概述类课程，普及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术语，为“多面手”人才培养打基础。一般情况下，大二下专业四级考试后才会开设翻译基础类课程。在整合传统英汉互译课程利用60学时左右的时间，讲授翻译基础理论与常用技巧，以此就能够解决学生翻译实践中需要应用到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而在高年级就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非文学类翻译课程。此类非文学性课程应主要是通过特定文体与惯用语法进行实践性翻译，以此来强化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市场适应能力。
2.教学模式。从教学模式的角度来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就应根据办学的实际情况，灵活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常见的就有任务型、情景式、批评性、探究式等，都能够适用于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中。根据教师采取的教学模式将翻译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的学习中。教师采取任务型教学模式中，就在学生学习中强调英语翻译。通过翻译真实化、课堂社会化，促使学生能够在教师设计的教学任务中获取到相应的知识内容。而情景式教学就强调学生拥有的翻译能力能够在真是的或模拟的翻译情境中培养，并展现出市场化的需求，以此解决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在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转向非文学性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指导，能够在多媒体环境中加强翻译教学、虚拟团队翻译教学的研究，以此强化网络资源的应用，辅助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非文学性的转向。
三、结语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在我国英语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当前的社会现状，就需要改革翻译课程教学结构，推行非文学翻译教学，以此才能够丰富学生专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一、 学科性质:语文学科教学近十年来的研究重心
1.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学术关注度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近十年来语文学科教学领域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核心范畴。这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时有研究文章见诸报端。统计中国知网(CNKI)1996至2008年间以“人文性”为主题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语文”主题的文章数量(见下图),自2001起,“人文性”成为整个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其中,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文性”的关注又尤为突出。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源于当时语文教学问题的集中爆发。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涉及到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考试评价、课堂教学、教材编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个层面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厘清语文学科性质来解决语文学科教学的所有难题,带领语文教学步出“误尽苍生”的困境,学科性质之争因而受到空前的学术关注。
2.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表述与实质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结果首先出现在2000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其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则进一步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新课标”中的表述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层面,“新课标”明确指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并不能带给语文课堂教学以切实细致的指导,广大一线语文教师陷入了迷茫与试误之中。在理论层面,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表述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①。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用不科学的含混的概念来为语文课程定性,以致引起种种误解和歧义”②。
近十年来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的“文”与“道”之争。“文”与“道”的说法最早是由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来的,“文”为形式,“道”为内容,“文”和“道”说的是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形式与内容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存在形态。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语言形式为表,思想内容为里。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纪之交的语文学科性质之争,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换“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纪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临环境极端恶化、生态遭到破坏、能源逐步匮乏的人类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对策是:复兴人文主义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学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张,这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语文教育。然而,“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仍然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且历史上已达成过“文道统一”的共识。
二、 方法论反思:“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与视角考察
1.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谬误
分析众多研究者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概念分析,具体研究形态为对“语文”二字进行拆分解析,“语文”二字被拆解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多种情况,基于拆分的基础再进行解释说明,从而得出语文学科的性质;一为历史梳理,1949年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讨论旧有的“国语”“国文”两门课程时,提议一律更名为“语文”,叶圣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这两种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维模式:语文学科是一个既已存在的事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质,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据语文学科的性质,再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从而带动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梳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属于上述思维逻辑的具体表现。
谬误发生于思维之链的起端。将语文学科教学的系列问题寄希望于学科内部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论问题是否是“语文学科性质”,则大可值得深究。语文学科是业已存在的客观实体,还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为了学生的语言发展而作的主观设置?早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就撰文提出要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认为“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④。语文学科教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其教育价值观和学生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一个灵魂问题。学生的发展和教育的机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纯“科学”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人的身心发展的要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语文教学有一种价值的预设,有一种预期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是在主观上预先建立起来的教与学的形象。价值预设决定了语文学科教学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提供给我们今天的研究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在讨论语文学科的性质之前,我们首要应考虑的是: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这是一个关于语文教学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学科性质的事实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倒置,实然对应然的替换,是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论证过程中表现出的逻辑谬误。
2.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视角局限
所谓研究视角就是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层次的途径和哲学观。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的话语。研究者以“语文学科性质”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种从客体的角度去解释分析的“实体思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怎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⑤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述了两点:一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仅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囿于机械唯物论及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视角,将文与道、内容与形式放在二元对立的两极,往往强调一面而忽视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语文学科教学中主体的实践与活动。语文教学内在地蕴涵着教育中的价值、关系、过程和多元活动,语文教学不是一种“作为事实”的存在,而是一种“作为关系、过程和价值”的实践样式!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语文”,更有学生、教师与社会生活,是一个人与语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互动过程。关注于“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转化,即以“语文”替换了“语文教学”。我们无法以一个静态的“语文”概念来代替一个动态的“语文教学”过程。一切的教育价值理念与课程设计,只有进入具体的教学场域,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才能真实地达成。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必须是“基础的”理论,换言之,基础理论是相对于“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理论,是能解释、说明这门学科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的理论及其体系。把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脱离语文学科教学与学生、与教师、与社会生活等多重复杂的关系来进行理解与研究,漠视了语文教学的过程属性与过程价值。“我们过去总纠缠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这是没有意义的。”⑥ 我们必须要从对于“语文是什么”“语文应是什么”的思考转型为“语文教学是什么”“语文教学应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学生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多种语言活动形态对主体的发展效应。后者则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立体的分析研究,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二者的研究视角、思维方式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 “回到原点”: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论域转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践平台。随着学校层面的深刻变革,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一个学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对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无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外在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唤着语文学科教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论域的转换。
“回到‘原点’的思考是重建体系的出发点。”⑦“‘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一个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⑧
“回到原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主题、研究的起点。教育与教学,使一个人从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因此,教育教学,就是对人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把握。语文学科教学只有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才能无限接近其本意,实现学生真正、真实的语言发展。活动是主体发展的基本方式,学生的语言发展是在言语活动中生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在言语活动中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学科教学就是科学、合理地为学生组织、设计和展开多种形态的语言教学活动的过程,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形成与情意发展都是在言语活动中,通过言语活动而实现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主战场,回到课堂教学,探索学生通过言语活动,如何实现语言及其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回到了语文教学的“原点”。重视学生主体,抓住“活动”这一重要范畴,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改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的论域,从“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语文课堂教学中现存的问题。言语活动既是学生语言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研究学生语言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语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指向不同的发展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思路,对言语活动的形态、机制等命题进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进一步的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语文学科教学研究同样面临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静态的、单纯的逻辑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分析。视角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不同的视角会使我们对语文教学产生更多崭新的认识。
总之,“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语文学科教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关系”“过程”与“价值”的思维方式。回到课堂教学的“学生言语活动”研究,便是主体意识、价值意识、过程意识和实践意识在具体研究论域中的实现。我们呼吁语文学科教学领域通过研究论域的转换,用本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立场,通过对语文教学这一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础理论与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①倪文锦著《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语文建设》2007年7至8期
②钱梦龙著《训练――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叶圣陶著《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节著《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访谈》,《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
⑦[美]马・J・阿德勒著《哲学的误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关键词】文本理论范畴 翻译方法 翻译研究 翻译教学
一、引言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英国萨里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教学，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他的著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视广泛采纳视为翻译教材。本文作者将分析与纽马克的翻译方法相关的两个方面：（1）文本理论范畴；（2）以作者为导向的语义翻译和以读者为导向的交际翻译；并且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用具体的例子加以阐述，以期更好的指导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
二、纽马克文本范畴理论概述
纽马克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为表达型（即主观型或者‘我’型）、描述或信息型（即‘它’型）”、呼唤或指示或劝导型（即‘你’型），而语言的寒暄功能、元语言功能和美感功能是次要功能。”根据语言的主要功能，纽马克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三大类。
三、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纽马克对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而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在形式、结构及词汇排序上语原文文本接近，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交际翻译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反应，力求达到与原文文本接近的效应，这就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力求达到译文通顺、流畅、地道。没有哪种方法适合所有文本类型，在实际翻译中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两张翻译方法只有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四、纽马克文本范畴理论和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纽马克指出，表达型文本的核心是作者，作者的地位是神圣的，作者的个性成分及个人的习语或者个人方言构成了这类文本的表达要素，他指出这类文本适合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及“在目标语句法和语义结构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纽马克赞同本雅明从来不是为读者而写的观点，认为在表达型为主的文本中“译者应该忠实于艺术家，必须尽可能地再现原作”因此，针对典型的文学语篇，他提出语义翻译的方法。那么，在表达型文本中，怎么样运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呢？纽马克指出“在表达型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应该能够识别文本中的个性成分：即不平常的搭配；新颖的比喻；‘不可译’的词汇，特别是独特的形容词；超出常规的句法；新造词；奇异的词汇（古体词，方言，生僻的术语），这些常常是作者个人习语的标志……这些个人成分是表达型文本的‘表达要素’的一部分，译者不应该在译文中将他们进行规范化处理”，从而使译文语言符合目的语常规。请看下例：
例 1
“Christ knows he can’t have gone”
“Thank God he is travelling and not going down”
上述例文选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与海》是西方经典的文学名著，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书中援引了不少关于基督受难的细节，作者有意识把老人比作成基督的化身，来强调老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命运不屈服的抗争精神。综上所述，该例文以表达功能为主，属于纽马克分类中的表达型文本。根据纽马克的建议应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即译者应努力再现作者在语篇各层面所创造的意蕴，不仅应尽量保留原文的各种传情达意的手段，而且要调动各种文学词汇来营造类似的审美效果，给目的语读者传达同样的意蕴，给他们带来同样的感动和美的感受。
张爱玲译文：
“耶稣知道它不会走的。”
“幸而它只是航行，并没有往下边去―感谢上帝。”
在翻译老人对上帝的祷告时，张爱玲倾向于原语文化，如实彰显《老人与海》中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张爱玲将“Christ”翻译成“耶稣”体现了海明威的深层用意，即老人与受难耶稣的相似之处。由于耶稣，上帝已经为广大中国人所了解，所以此处采取忠实原文的直译，语义翻译并不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上帝”即“耶稣基督”，是西方基督教崇信的神，是至高无上和崇高的。
在纽马克翻译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该译文成为同样具有表达功能的文本，实现了原文的表达功能，给译文读者带来同样的美和感动。纽马克文本分类和针对表达型文本采用以语义翻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可见一斑。
结语：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和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他的理论并非完美，必须在权威性言论和非权威性言论的界定等问题上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对于指导我们的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随着国内各行各业对法语类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大中院校开设了复合型法语相关专业，培养具备法语语言运用能力及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能服务于各领域从事语言交流的专业人才。然而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许多岗位需要的并不是单一的语言翻译人才，而是具备专业领域知识，相关职业技能，运用法语作为工具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为顺应这一需要，许多高校开设了复合型法语相关的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法语翻译课程为普通高校法语专业必修课程。而在复合型法语相关类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法语翻译课程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涉及哪个专业领域，都需要掌握中法两国语言的转换技能。因此高年级的法语学习者在具备一定法语语言能力的基础上，需要通过翻译课程来锻炼自身的语码转换能力。该课程结合法汉翻译理论，注重实践技巧培养，旨在帮助学生提高法汉翻译能力，翻译技能的训练也是教学环节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繁重单一的技能训练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本课题尝试在复合型专业背景下将翻译课堂上的技能训练型教学模式向文化导向型的教学模式转变。
1 以技能训练为主的语言翻译课
法语语言教学与英语等其他语言教学过程类似，听、说、读、写是语言运用的四大基本技能。而这些技能的培养，离不开大量的训练，“译”也是如此。将翻译当成一种技能，将技能训练作为翻译课的重点，即通过反复练习、总结技巧、积累经验来锻炼巩固翻译能力，这是传统翻译课中的教学要点。熟能生巧，强调的是通过实践来训练翻译技能。
法语翻译课程为普通高校法语专业必修课程。因此大多数院校对该课程的教学往往注重翻译的技能训练，通过对大量文学语段翻译技巧的分类、归纳，总结出词汇、句子及语段的翻译方式，并将此运用于实际翻译过程中。
因此，传统的法汉翻译课的授课中大致有以下两个倾向：一是以语法为主线，侧重于词类、简单句、复杂句的分析、归类及翻译。二是以技巧归纳为纲，从具体的语句出发，分析归纳翻译方法及技巧。
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是一项综合性的语言转换行为，其中不只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许多信息跳出语法的条条框框，从字面意义中往往蕴含了深层次的文化信息。而且抽象归纳出来的技巧往往也不能适用于丰富的语言现象，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过多的技巧归纳，繁琐单一的句型训练往往使学生丧失了学习兴趣，缺少了对语言内涵的关注，失去了翻译过程的逻辑思考与合理想象过程，导致翻译的语言失去了生气与活力。“外语学习的结果不但是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更可以是思维方式的拓展，价值观念的重组和人格结构的重担”。因此，单纯强调技能并不足以激发学生的主观思维探索，在字句语段意义上进行推敲，追求翻译的最高境界“信、雅、达”。
2 以文化教学为导向的法语课程改革尝试——以我校法汉双播专业背景下的法汉翻译课程为例
为改善这一状况，在法语翻译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对文化的关注，培养学生从跨文化角度来理解翻译行为，是本课题的一大尝试。
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需要依赖语言来进行传播。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始终是法汉翻译过程中的一道鸿沟，但他们之间的共性又为翻译提供了无限贴切的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码转换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沟通的过程。要做好翻译，离不开对来源语与译入语背后文化的理解。因此，在翻译课堂上，了解翻译语句背后的中法文化背景是极为重要的。
尤其在一些复合型法语类专业中，法语语言的学习结合了一定的专业方向，更要因材施教，避免重复机械的技能训练，加强学生对文化背景的理解。
以浙江传媒学院2008开始开设的播音主持艺术（法汉双语）专业为例，该专业是为顺应广电传媒、对外传播领域对法语专业人才的需求而开设的，旨在培养既具有扎实的法语语言基础，又具备汉语广播电视播音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知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作为法汉双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理解法语语句，并用恰当的中文表述是相当必要，该课程也是学生提高实际翻译能力的重要课程。因此长期开设该课程，积极探究教学方法，旨在提高教学效果的教学法研究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对本专业人才培养规划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该课程的重要性和本专业学生的特色性，笔者认为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应紧密结合该专业学生学习的特点，扬长避短，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将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在学生感兴趣的文化方面，灵活使用教材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用适合学生特点的方式帮助学生切实提高翻译水平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
本教改课题拟探讨如何在双播专业学生的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完成技能型教学到文化型教学的转变。提出淡化常规技能型的教学模式，强化文化在翻译中的主导因素，引导学生重视法汉双语文化背景的培养，发挥译者主体意识，兼顾逻辑与审美，从文化角度理解翻译的技巧与方法，并使用他们感兴趣的题材，调动他们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热情。
当然，从技能型教学到文化型教学的转化，笔者认为因遵循循序渐近的原则，并不是抛弃技能完全转向文化，而是通过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从文化上理解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提高翻译技巧，逐步提高学生对翻译的兴趣，建立翻译学习与练习共融的模式。
（1）合理选择翻译题材。传统翻译课程选取的题材往往偏向文学题材的翻译，名家名著，原语及译入语经典且典型，更适合研讨翻译的理论及技巧。但这类题材例句也通常冗长晦涩，在法汉双播班上教学时，往往碰到学生因知识结构局限，而导致兴趣缺失，难以理解翻译精髓。对翻译技巧的零零总总也是一知半解，难以吸收。如翻译中词汇的词性转换，句子中长句的分割，句序的前缀后缀，令学生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针对该专业学生的特点，合理选择翻译的题材例句十分关键。政治、经济、新闻类各题材的翻译在本专业学生今后的学习工作中都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文学题材也十分重要，但完全可以选择都德等学生们熟悉喜欢的作家作品，而不是死啃普鲁斯特的长句。有了一定的熟知度，学生才会有兴趣去从事相关的题材翻译。
（2）在教学方法上引入文化的因素。传统翻译的教学往往关注词、句的本意、引申义，从小处细节处运用翻译技巧，处理每一个信息点。对于本专业的学生，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往往是新闻传播经贸类的法汉双语运用活动。他们并不从事严格的专业的笔头翻译工作。那么在日常翻译过程中，技巧的运用就会被相对弱化，更重要的是特定语境下，语句真正涵义的理解与解说。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了解文化背景，理解原句，并尊重译入语的文化特性表达原语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播意识，在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度上欣赏、从事翻译行为不失为一个好的教学方法。
（3）在指导学生从文化角度理解、实践翻译的基础上，引入翻译的理论，从大处着手，让学生从他们已进行的翻译活动中探讨翻译的本质与译者的主体性，学会从文化上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理解逻辑与审美的关系，体会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从文化教学的角度着手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让学生在翻译中掌握翻译技能。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在复合型专业背景下应从专业自身的特殊性和专业学生的特点出发，将传统的技能型翻译教学转化为文化型教学，从文化角度教授翻译课程，而不拘泥于翻译本身的技巧法则，灵活发挥专业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地态度从事翻译实践过程，在实践中体会理论技巧，潜移默化提高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1]曹德明.法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冯百才.新编法译汉教程[M]. 外文出版社，2004.
“署名”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我们把它和人格、境界这样一些操守联系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在“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现出大的人生境界来；虽然只是小事一桩，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
蒋路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他的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而且助人不图名，情愿做无名英雄。由北大李赋宁教授主编，刘意青、罗经国等教授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一书在出版前，曾交由蒋路先生校订，同为编辑的艾珉女士回忆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且是重要的作者之一，可是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学者蓝英年先生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蒋路的另一件“拒绝署名”的往事：“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此外他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翻译家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也写到了一件相类似的往事：“《生活与美学》的译者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既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但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
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研究历史的权威。前些年，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担任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此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字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很多教授，出于虚荣心，在学生研究发现的科学论文上硬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做法，与蒋路、林增平及钱学森相比，境界之高下显而易见。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一样，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种已经稀缺了的人格修为，但这种修为却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会永远闪耀着光芒。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