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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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介绍了兽医用抗微生物药当前发展及应用的现状，指出必须根据动物疾病的种类、药物的理化性质、动物的生理特性，科学规范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抗生素），才能很好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
抗微生物药是指对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支原体、真菌等）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药剂，主要用于全身感染的药物，包括抗生素、化学合成抗菌药、抗真菌药与抗病毒药。抗微生物药品用于临床兽医已有多年，在促进动物生长、提高养殖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大量的试验表明，抗微生物类药物具有较好的免疫调节作用，能增强或减弱机体免疫功能。但广泛应用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不合理使用和滥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药物残留间接危害人类健康等。
1抗微生物药物免疫调节作用机制
抗微生物药物的免疫调节机制常见的有：
（1）影响巨噬细胞粘附、趋化、吞噬和杀菌作用。
（2）影响抗原或有丝分裂原刺激下淋巴细胞向母细胞分化、增殖。
（3）影响抗体生成和补体活化。
（4）使免疫器官受到抑制，进而使免疫活性细胞的生长受到抑制，或使其易于破坏。
（5）穿过细胞膜进入某些细胞，如巨噬细胞和免疫活性细胞，直接破坏细胞的吞噬功能、生长代谢功能以及产生各种细胞因子的功能。
2药物残留的检验方法
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使耐药问题日益突出。肉类、蛋类及乳品内的药物残留成为影响人类健康最为严重的问题。药物残留的检验成为控制药物残留的关键。测定药物残留的方法很多，大致可分为3种：一是利用生物测定法（Bioassay），二是化学分析法（Chemicalanaiysis），三是兼生物和化学的酶联免疫检查法（Enzymeimmunoassay）。
为能快速确定动物食品中是否有残留及大致确定残留药物的类别，国外通常做法是遵循一定程序对被测产品进行取样，按规范要求对样品进行快速筛选检验，然后再用更精确的方法确证超标药物的品种和准确含量。在快速筛选检验的程序中，细菌抑菌试验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在短时间内进行大批量样品的实验，而且经济、敏感性好。
3药敏试验
药敏试验是临床选用抗生素药物的重要论据。不断推出的新抗生素药物在与疾病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导致临床致病菌耐药率越来越高，多重耐药菌感染日益增多，临床抗感染工件日趋困难，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医药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由于经济原因及部分地区缺乏相应的临床用药监测条件，个体化给药无法开展。细菌药敏试验也不普及，在使用抗生素时只凭经验和习惯性用药，常造成本地区抗生素的乱用和滥用，致使耐药株增加。
4抗微生物药物PK-PD研究
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和药效动力学（Phar-macodynamics，PD）研究可以描述药物对微生物产生效应的时间动力学过程及时间作用类型，对评价药物的有效性、推测最佳治疗剂量和用药间隔、不良反应最小化以及避免或减少药物耐药性都有指导性的作用。因此，PK-PD研究是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基础，对于全面反映药物、宿主及微生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评价药物疗效，制定最佳临床给药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PK-PD整合用于优化兽药给药方案刚刚起步，相比人药在此方面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差距，应进行各种药物在动物体内体外的试验来获得数据并用于兽药给药方案的优化。给药方案的优化体现在细菌的清除和症状的痊愈、耐药菌出现的几率最低、不良反应减少等方面。在兽药抗微生物药物的临床应用中，PK-PD参数对制订合理有效的给药方案、降低兽医临床上细菌耐药性有重要意义，有望成为未来兽药生产厂家药物开发与研究、设计合理剂型与给药方案的重要依据。
5兽用微生物制品技术开发
作为畜禽疾病预防控制的有力武器，兽用生物制品在畜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兽用生物制品的技术进步，后者的进步又促进了畜牧业的繁荣。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兽药，其研究成果为动物与人类的健康、现代生物科学探索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生物制品本身的特性和安全防护方面的漏洞，也会出现某些生物灾害，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微生物制品是抗生素、化学药品、激素类的理想替代品。它除具有中草药的优点外，还有一般中草药没有的优点，即对畜禽的营养作用。微生物制品的研制、应用理论目前日趋成熟和完善，微生物制品生产工艺由实验室转向工厂化，生产品种规格日益丰富，为兽用微生物制品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微生物制品的生产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发酵生产难度大、产品标准难统一，加工储运过程中耗氧、高温均使其大量失活，动物胃酸对微生物有灭活作用，在胃肠道定植能力不强，颗粒饲料制粒过程中微生物失活，使用效果不稳定。因此，微生物制品生产、应用技术开发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是微胶囊包埋；二是研制微生物在动物消化道中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如寡糖。
6抗微生物药的合理应用
抗微生物药物是目前兽医临床使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药物，对控制家禽传染病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当前不合理用药较为严重，常造成治疗失败、不良反应增多、药品浪费、细菌耐药性产生、兽药残留等，为了充分发挥抗菌药物的疗效，必须切实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
（1）严格掌握适应症。推断或判定病原微生物，选用适当药物，如革兰氏阳性菌感染可选用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等，革兰氏阴性菌感染可选用氨基糖苷类、氯霉素类和氟喹诺酮类等，鸡慢性呼吸道病选用氟喹诺酮类、泰乐菌素、泰妙菌素等。
（2）制定给药方案。根据药动学特征，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保证剂量合适、疗程充足和防止不良反应。
（3）避免耐药性的产生。不滥用抗菌药物，能不用尽量不用，单一药物有效不要联合用药；及时、足量、疗程恰当；尽量避免局部用药和长期用药；病因不明或病毒性感染不要轻易使用抗菌药物。
（4）强调综合性治疗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改善家禽体况，增强机体免疫力；纠正水、电解质平衡失调等。
（5）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要合理。①联合用药必须有明确的特征：一种药物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或混合感染；病因未明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易出现耐药性的细菌感染；需长期治疗的慢性疾病。②必须根据抗菌药的作用特性和机理进行选择，避免盲目组合。根据抗菌药物作用特点，可将抗微生物药分为4类：Ⅰ类为速效杀菌剂，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Ⅱ类为慢效杀菌剂，如氨基糖苷类、多黏菌素类；Ⅲ类为速效抑菌剂，如四环素类、氯霉素类、大环内酯类；Ⅳ类为慢效抑菌剂，如磺胺类。I类与Ⅱ类合用出现协同作用，I类与Ⅲ类合用出现拮抗作用，I类与Ⅳ类合用无明显影响，其他合用多出现相加或无关作用。作用机理相同的药物合用疗效并不增强，但可能相互增加毒性或出现拮抗作用，如氨基糖苷类之间或氯霉素、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之间。③注意药物间配伍禁忌。
7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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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所具有的整体观念体现出了科学系统的思想，有其特有的优势。但是在其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仍然是依据传统的理念和诊治经验，按照阴阳五行、益气，以及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来进行诊断和治疗，不是持续的自上而下，因此其病情、病理分析明显物质基础不足，基本是在暗箱里操作，在这一过程中，接诊者的诊治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体现出事物内在的本质，无法准确地阐释内部系统的成分以及动力学的整个过程。相比于系统生物学“系统集成”的理念，传统中国医药的“全部”观点，在理念的核心上相似度较高，但系统生物学研究目前处于“减少”的理论阶段，从学习单细胞这样的最为简单的系统开始，继而通过简单的一个系统进行网络的研究，从而“自下而上”地进行完整复杂的人类生活系统的构建，同时既要了解这一系统的功能与结构，又要掌握各个组件之间的互动、整个系统内部的运作规则。所以，系统生物学方法能够对于传统医学存在的不足进行有效的弥补，从而真正地促进系统医学的持续发展，激发中国传统医学的生机与活力。
2系统生物学对于中医学发展的启示
中国传统医药属于复合系统，其治疗机理、目标关联着多个细胞与基因，调节平衡人体，促进体内整体环境的稳定。中医药的材料及其有效的化学成分是相同的，不同类或者组件的化学成分交互作用。传统的中国医药配方，重新组合具有活性成分的单一药物，或者生成有效物质，或者联合治疗，使得治疗效果得以增强，但是也可能增强或降低疗效与毒性，也可能使副作用减少或增加，构成新的层次更高的系统，并在人体内发挥系统强大的功能，以及系统内的活性成分与目标系统之间相互的作用。传统中国医学的系统决定着通过支队提取有效成分的方法，通过治疗的单一效果，对传统中药或者复方研究疗效进行评估，无法得到其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因此，传统中国医学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生物活性，不单纯需要单一的药物与化合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标系统的反应规律之间的化学成分，以及人类的相关影响和协同的方法。在西方，研究中药的方法常常是拆迁测试，即通过解剖麻雀来发现活性成分的明显作用，但是却无法反映中药方剂在配伍方面的规则。因此，中国传统医学要想得到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全面”上，也不能单纯停留在提取活性成分的水平、纯化分离等层面，而是应该立足于中医理论，与研究现代生物医学的方法相结合，对于中国医药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建立起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传统中药复方充分体现了中医特有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治疗的整体理论，以君臣配伍理论为基础，通过药物的精选，全面调节平衡身体机能，发挥祛邪、标本兼治的功效。中国医药复方是传统中国医学的精华，传统中药的复合成分同人体之间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函数关系。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和整体评估兼容性的特性，必须要全面准确把握复合效应的整体性，传统中国医学与人体这两个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一个更为先进系统的形成。传统中国医学理论只有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并发挥二者的相互作用，才能全面阐述中医的理论、作用机理以及治疗的物质基础。传统中药复方具有对于各种有效成分进行协调的作用，针对器官、治疗目标、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不同，进行综合调控，发挥中药复方的综合作用。因此，研究传统中药复方应该从整体上进行，从而构建中国复合药品质量评价体系，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笔者基于化学基团理论，阐述复方中药的物质基础和分子作用机制，因为这样能够阐明兼容性的规则，有利于相应的中医辨证研究的开展。
3结语
关键词：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实例研究；资本融资环境；资本市场
自1993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家医药公司—哈医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3月我国共有医药上市公司100家，医药板块作为朝阳产业广受投资者关注。医药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优势群体，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力。其中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8家，占医药行业的18％，代表了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总体状况。笔者将对这18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市场利用现状的实证分析，以期对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总体发展概况
生物医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前期的研究开发与后期的产业化都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生物医药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为其注入资金、专业技术和人才等多种现代生产要素。生物医药公司上市是走向资本市场利用的有效途径，上市后的生物医药公司可成为龙头企业，拥有组织制度优势、市场组织优势以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
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18家生物医药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筹集到大量生物医药业发展资金，同样也说明我国生物医药业目前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自1993年第一家生物医药类公司—四环生物上市以来，深、沪A股市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8家，流通A股从最初的9亿元增长至44．08亿元，增长了3．9倍。可见，生物医药业类公司整体筹资能力在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医药业的发展。
2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经营情况分析
生物医药类企业发行上市进入证券市场，打开了通往资本市场融资的道路，为生物医药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适时分析该类上市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结合企业实际、经济发展内在要求以及资本运营的规律，发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进行资产调整与重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该类上市公司持续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2．1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分析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见图1）。2002年平均每个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267亿元，占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值的31．87％；2007年平均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已达到4.291亿元，占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的26．78％，年平均增长0.205亿元，年增长率为5．89％。其中，长春高新、北海国发、交大昂立、钱江生化、星湖科技、诚志股份等6家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在4亿元以上，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842亿元，年平均增长7．119亿元；其余12家上市公司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长仅2．102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仅1／3左右的上市公司以较大幅度增长，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徘徊在2亿元左右。
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公司每年净利润为0.149亿元，占医药行业整体水平的23．97％，变化范围在0.01-0.31亿元之间，年际间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北生药业、银广夏、深本实、四环生物、长春高新等5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负值，莱茵生物、达安基因、交大昂立、诚志股份、四环药业、上海莱士、天坛生物、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等10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0.519亿元，是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3．48倍。由此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年际间存在明显波动，体现出一定的风险性特点，但超过一半以上的该类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较大的净利润。
结合图1来看，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2002－2003年、2004－2007年分别是两个逐年增长的过程。但在18家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中，1／3左右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一半以上的公司净利润都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公司应该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但其主营业务收入虽逐年增长，净利润却依然存在年度间的大幅增减变化，说明其年际间存在明显的成本增减变化。
2．2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是企业获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该指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的保证度越高。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1％、9．02％、8．23％、2．41％、－3．74％和3．85％，年度间有明显差异。但诚志股份、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莱茵生物、华兰生物、双鹭药业、科华生物、上海莱士等8个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6．83％，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5％-35％之间，年际变化幅度为12％－22％，属于具有稳定净资产收益的企业。而四环药业、北生药业、深本实、长春高新、四环生物、星湖科技等6个公司的年际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属于自有资本获取收益能力和资本运营效益较差的公司。说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之间、年际之间其资本收益和资本运营效益存在差异，也是其经营风险的体现。
2．3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析
每股收益反映企业普通股股东持有每一股份所能享受的企业利润和承担的企业亏损，是衡量上市公司获利能力时最常用和综合性较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每股收益越高，说明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3元，年际间变化范围在
－0．06－0．23元之间，公司间变化幅度在
－0．76－1．01元之间；其中上海莱士、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莱茵生物、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诚志股份、交大昂立等9个公司的每股收益高于生物医药业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每股收益为0．45元，公司间变化范围在0．13－1．01元之间，年际间变化范围在0．33－0．47之间。但深本实、北生药业、银广夏、四环药业、长春高新、四环生物等6个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星湖科技、北海国发和钱江生化等3个公司的年平均每股收益仅0．02－0．06元，远低于平均水平。
每股净资产是上市公司年末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与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6年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16元，年际间在1．75-2．57元／股之间波动，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3．24－4．23元／股之间。除了深本实和ST银广夏的为负值外，其余公司的均为正值，其中双鹭药业、交大昂立、华兰生物等12个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高于生物医药行业整体平均值，年际间变化幅度在2．73－4．04元／股之间，公司间差异范围为2．31－4．23元／股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间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但是生物医药公司之间和年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50％左右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比较高，显示出稳定的高水平发展优势，其资本经营状况良好。
2．4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市场潜力分析
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类上市公司比较，其股票具有更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因为投资者投资股市除了希望获得眼前的稳定收入外，更多的是期盼企业的高成长性和具有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生物医药类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是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
（1）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是当前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一个热点，生物医药作为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的前沿之一，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高科技与资本对接，为生物医药类企业提供诱人的发展空间。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业既有很高的投资收益和广阔前景，技术创新活动又充满风险性。但是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魅力所在。只不过在投入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活动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注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行风险控制即可尽可能地避免之。
（2）获利能力与上市公司本身直接相关。从每股收益来看，2002～2007年有67％的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具有获利能力，50％的公司具有良好的业绩，年平均每股收益达到0．45元，明显高于医药行业的年平均每股收益0．23元。其余1/3的上市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盈利能力较差。说明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对于投资选择来说这也是风险性的一种体现。
（3）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除深本实和银广夏两个公司外，其余16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6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1．62％，明显低于医药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83％。2002－2007年医药行业的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64％，而生物医药业为3．53％，其中近半数的上市公司更达到了16．83％。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的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此之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2．5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优势分析
2003－2007年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9572．78万元，是非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7．04倍；上市公司的年平均利润为5624．29万元，是非上市公司的29．73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3结语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其中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开公司本身因素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由于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大多数生物医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因此，我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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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关键词】癌症；寄生物种；血液酸毒化；"顺其自然" 规律。
现代医学普遍存在诊治癌症的思维方法问题，用现代先进仪器可以看见已癌变的细胞，但不分析其为什么会癌变？在什么条件下组织细胞才可能变异为癌细胞？形而上学的方法未能看清癌症的本质；诊断结论诠释致癌因果关系不明，无法阐明癌症的病因和病机；因而所谓正规的治疗方法存在伤害人体元气、加重病情、危及生命的副作用。如，手术、放疗可以作为净化血液、抑制癌细胞亢进之后的辅助治疗手段，化疗存在巨大生命风险应该寿终正寝，基因疗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没有抓住治愈癌症的主要矛盾--净化血液。世卫组织建议禁烟限酒、改善不良饮食习惯、加强适度运动锻炼等方法预防癌症是正确的，但人们认为患癌症只能"听天由命" 了 。都说"癌症是绝症"已深深印证在人的脑海中，包括医师患癌症也是惊恐绝望地消极等待"天命" 。使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亡率没有降低。此不单是医学科学技术问题，还是思维方法问题，破除迷信问题，令人十分着急！癌症发生、发展和康复过程中，患者还受到严重的精神惊恐伤害，故癌症属全身性慢性的血液心身疾病。它绝不是生长了癌肿的问题，不仅要治疗已病的躯体，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心理治疗。
一、我国诊治癌症的积极因素
我国拥有诊治癌症的许多积极因素，基本已具备攻克癌症的条件。
（一）《每周文摘》的记录
2012年笔者在《每周文摘》（2012年11月13日，每周文摘，第6版，书摘）上阅读了凌志军的文章，他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是中国时政作家，他从事记者工作30多年，报导过无数精彩的新闻事件，出版过《交锋》、《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等多部畅销书。2007年，他罹患癌症，却以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思路应对治疗，逐步康复，并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重生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这样的文化战线的战士敢于与西方错误的癌症理论交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惜笔者无法与他联系上。
（二）我国《参考消息》的转载
现代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普遍具有全球视野，经常转载一些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医学科学技术前沿消息，这对引导我国创新发展方向十分重要。西方当前也有科学家认为"盛行的癌变理论是错误的"，"癌症治疗革命将让化疗寿终正寝"，"一种指引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抗击癌细胞的癌症疗法被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评为年度突破"。如：
1.《参考消息》转载美国《大众科学》网站报道："盛行的癌变理论是错误的。癌肿的起因不是少数基因突变引发细胞以不受限制的速度生长，而是整个染色体发生紊乱，正在研究找到阻止这些基因突变的办法，目的是关闭引发癌变的'开关'。但是基因疗法基本上未能获得多少有意义的结果"。（中国《参考消息》报2011年7月29日）。《参考消息》转载该文指出了癌症是因为整个细胞紊乱，才伤及染色体和基因变性。所以，研究基因疗法治疗癌症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没有抓住致癌的主要矛盾"净化血液"。
2.《参考消息》转载【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报道】如下信息："癌症治疗革命将让化疗寿终正寝"，"癌症治疗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这可能意味着化疗的寿终正寝" （2011年6月26日《参考消息》报第7版） 。
3.《参考消息》转载：癌症免疫疗法获评《科学》'年度突破'，其称："一种指引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抗击癌细胞的癌症疗法被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评为年度突破（ 2013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7版）。转载此消息可以说明依靠人体"内力"治疗癌症是正确的。因为，癌肿是人这种高级生物体的防卫性反应（生物应激性反应），这对净化血液有利。只关注癌肿的"攻击"疗法还存在生命风险。
（三）中医治疗癌症
中医治疗癌症有优势，也存在一些需要与时俱进的问题，克服后便可以大大提高癌症的治愈率。中医药学是人文与科学结合的医学，中国文化和自然观、哲学观、思维模式无不在中医药学有着深深的烙印。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论治"、使用自然物、自然疗法及创新研发生物产品激活人体"内力"诊治癌症，尤其在防治慢性病方面是中医的特长和优势所在。
中医认为癌症的病因病理主要为：气，血，痰，毒，虚造成。即是气血不和，痰湿不化，毒邪为患和脏腑虚损为主因。但中医"病证分离"则不利于临床发展。因为中医用直观的不含辩证法的朴素唯物论观察癌症，未能进一步弄清细胞癌变形成癌肿是生物进化反应的本质。所以，中医诊治癌症也有缺陷。要敢于从熟悉的中医学科跨入到生疏的学科，以完善、丰富、发展中医理论及其诊断技术。比如，运用现代活检技术确诊癌症就是中医古老望诊技术的延伸。
（四）我国人民善于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清癌症的本质
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攻克癌症。但是，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工具，是无法正确地认识癌症的。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同时，自然科学中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C・R・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其它巨大进步，也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能科学认识癌症提供了客观可能。人类在自己的思维和意识中能够正确认识癌症。不可知论把思维、意识同客观存在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的或不可能完全认识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理论。癌症的医疗实践是对不可知论最有力的驳斥。当人们能够根据癌症形成过程所需要的条件（致癌因素、人体免疫功能低下）使这一过程在实践中产生出来，这就证明了人们确实认识了这一过程。人们就会通过医疗干预消除致癌因素，调节人体免疫功能平衡，探索建立治疗癌症新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发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才使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能看清癌症的本质。因为科学离不开思维，因而科学也离不开哲学。正如恩格斯指出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所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所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能代替具体科学的研究，不能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现成的答案；它不是教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生物学与医学结合研究各种寄生物生长规律及探索癌变的规律
十年前，北海市宝珠林海洋生物研究所癌研组，已开展利用与创新民间验方治疗癌症，口服食用菌寄生物桑木耳粉和珍珠耳粉、口服附壳珍珠质粉和"水解南珠液"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治疗癌症的临床观察，并建立植物药材寄生种质资源圃的实验研究，用细胞培养法人工养殖海水药用无核珍珠成功，人工栽培桑树的寄生、枇杷树的寄生、人参果树的寄生、万寿果树的寄生、无花果树的寄生、桑树寄生的木耳、珍珠贝表层寄生的珍珠耳（寄生在南珠贝表层的食用菌）等寄生物100余种，发表了《癌肿是什么-探讨癌肿的本质》[1]、《广西民族药材植物寄生人工繁植并建立种质资源圃的研究》[2]和《合浦珠母贝珍珠层产业化制备现代中药初探》[3]等论文。使用桑树的寄生、枇杷树的寄生、人参果树的寄生、瘤形灵芝、桑树寄生的木耳、珍珠贝表层寄生的珍珠耳等治疗癌症病患的小范围研究，取得了确切缓解癌症的疗效。经过十年研究癌肿寄生、植物寄生、食用菌寄生、附壳珍珠等各种寄生物，使我们有所发现和启迪：
（一）寄生与寄主是可以长期和谐相处的
偶尔因气侯、水、土、肥等因素可令寄生与寄主同时死亡，但从未见过寄生杀死寄主。因为寄生需要寄主的养分维持生活。由此可以推断人与癌肿是可以长期和谐相处的。不必急于处置癌肿，以免冒生命风险"。攻击"疗法先杀死的不是低级分化、迁涉灵活的癌细胞，而是已高级分化不能扩散转移的组织细胞，因而更加伤害患者的元气。癌症是全身性疾病，是血液病、过程极为缓慢的疾病，一个癌细胞经过1-5年时间，成倍增殖20次后，可以形成1万个不正常的细胞团，这时瘤体只有针尖大小，仍然是很容易被人体免疫细胞消灭的。
（二）研究寄生物使我们认识癌症的发生与消退都是按其规律进行的
除了精神因素之外，使人致癌症因素还有过百种，存在于食物、生产作业环境、医药、农药之中。无论是从消化道、呼吸道或是皮肤粘膜进入人体，最终都是造成机体血液酸化（癌症患者的体质呈弱酸性）、毒化（血液和细胞中氧自由基泛滥）、血液高度凝化，使细胞无法生存，被迫变异成癌细胞并形成癌肿。这个原因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使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失去平衡性，这是致癌的主要矛盾。其具有生物的一般共性及癌细胞独特的个性。如，具有生物的应激性、生长、发育、繁殖、遗传、变异、新陈代谢等一般规律，又具有亢进增殖、低级分化、扩散转移、可以逆转回健康细胞的特性的个性。它揭示了细胞内部遗传与变异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原因，是一切现象自我运动的根据的客观真理。
癌症形成与消退都是按其癌变规律及消退途径进行的，这是生命的奇迹。癌症发生，先造成患者血液污秽、免疫功能被抑制、形成癌瘤，这三个主要环节才能形成癌症。造成人体六大系统损伤：1）癌细胞分泌毒素伤害人体血液循环系统；2）牵害中枢神经系统受抑制，精神上打击使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害；3）弥漫至消化系统病症；4）使免疫系统崩溃；5）引发呼吸系统病变，命运的咽喉骤然紧张；6）引爆肝肾严重损伤，出现肝硬化、肝腹水、肝癌及肾功能衰竭或尿毒症，美好生活从此终结。癌症消退，主要沿着如下足迹消退：一是血液净化了，促癌细胞逆转回组织细胞；二是破坏了端粒酶对癌细胞的保护作用，使癌细胞增殖若干次后即自然凋亡；三是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癌细胞被机体免疫细胞杀死。人们可以按此三条途径设计非杀伤性的依靠人体"内力"及心理治疗抗击癌症的新模式。何必动用武力去攻击，造成寄生与寄主同时死亡的结局。
（三）研发化学单体杀癌西药难以达到不杀死人体组织细胞
癌细胞为了迁涉转移方便，已经变异成类似低级分化的胚胎细胞，遇到恶劣环境它立即就扩散转移或者"潜伏"下来。因而化学单体杀癌西药先杀死者是已高级分化的不能随意转移的人体组织细胞，更加伤害患者的元气，加重病情。人体免疫细胞因为是有生命的物体，能够识别癌细胞并将它杀死。所以，需要开辟一种非杀伤性的依靠人体免疫力抗击癌症的方法。
（四）要精确地认识癌症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才能做到
组织细胞癌变，从整体看是生物进化的反应，但已由胚胎细胞高级分化的组织细胞是不能随意转移的，要变异成癌细胞才能迁涉转移方便。这样，已高级分化的组织细胞变异成癌细胞，则是癌细胞需要退回类似胚胎细胞的低级分化的功能，才具备扩散转移的能力。因此，使人们感到要精确地认识癌症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生物进化和退化之间、生物遗传与变异之间的普遍相互制约作用才能做到。遵循生物遗传与变异规律治疗癌症，拨开笼罩在癌肿表面现象的迷雾而暴露癌肿的本质才能治愈癌症。
（五）认清癌症的发生条件
我们受到生物进化和退化之间与生物自我修复过程的启发，曾做过简单的将成熟血细胞浸泡在PH5.5- PH6.5的弱柠檬酸中30分钟，然后放在生液中培养，就能促使它们48小时内恢复（退化）回类胚胎细胞的不成熟状态。这也可以理解为成熟血细胞如果在弱酸性的血液、体液中，再加致癌毒素损害，细胞是容易变性的；如果免疫细胞功能低下，不及时辨别与杀死变性的细胞，癌症将要发生。
（六）癌细胞可以逆转回正常的组织细胞
癌细胞的外貌变了，它原来是人体组成的一部分，现在其细胞功能也变了，变成过度（亢进）繁殖、低级分化、扩张转移、可逆回健康细胞，既依赖人体养分维持生活，又排出分泌物毒害人体的寄生物。癌细胞与胚胎细胞类似，其形态、功能、代谢具有鲜明的生物学行为，癌细胞是细胞在恶劣的环境中被迫变异迁徙到新的环境变成的，因为迫使它适应新的环境而特别具有反抗性。它变得无正常规律，一旦遇到不利的条件它就会迁涉转移。癌细胞怕热，癌细胞代谢力强，吸收多，排泄也多，对机体破坏性很大。研究各种寄生物的形成原因和生长规律，让我们搞清细胞癌变不是偶然的现象，生物进化变异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细胞癌变是"适者生存"的本能反应（生物应激性反应）。如，珍珠贝把入侵的杂物变为光滑的附壳珍珠，黄竹变异为龟甲竹，人体组织细胞变异为癌细胞，这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当外界各种致癌因素，体内各种促癌因素及精神异常因素转化为正常时，又会使异常的癌细胞逆转为正常的组织细胞。
三、根据查新结论创新建立非杀伤性的"中华'病证结合'自然平衡逆癌疗法"
（一）按癌症发生与癌症消退的规律设计治疗癌症的技术路线
1.首先要从治"本"净化血液开始。
2.抑杀癌细胞的亢进、修复内分泌和消化系统功能。
3.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
4.特别注重心理治疗，以使气血流畅，调和内分泌平衡。
5.关注饮食均衡辅导。
6.适度运动疗法辅导。
（二）治疗癌症的原则和方法
1.中西医优势互补，使用现代活检技术确诊癌症；用"辨证论治"抑杀癌细胞的亢进性，整体调节功能平衡；
2.使用非杀伤性的依靠人体"内力"抗击癌症的新模式。
人体"内力" 有：
（1）人体自身有解毒排毒、净化血液功能，但患了癌症该项功能却被抑制了，需要强化解毒排毒功能。
（2）人体有排异功能。针对异体蛋白，人体免疫系统可以自动对癌细胞进行识别并将其杀死。但患了癌症该项功能被削弱了，需要修补和激活这些功能。
（3）人体还有遗传本能。自动抗衡细胞变异的功能，但患了癌症该项功能也被抑制了，也需要修补和激活这些功能。如细胞要变异吗？有许多遗传因素在限制它变异，人体才能保持细胞的正常生长及繁殖。
3.强化心理治疗，坚持适度运动。
4.一定要食用"自然平衡逆癌食谱"，遵循细胞遗传与变异相互制约作用的规律在生物及寄生物中探寻抗癌物质。
以上治疗癌症的技术路线和治则与治法，最重要的是如何寻找抗癌物质与研制什么样的制剂能修复并激活人体"内力"抗击癌症，而不伤害人体组织细胞是关键。
（1）进食"自然平衡逆癌疗法"食谱，使用自然食物（未经精加工的食物），辨证施食，解毒排毒、净化血液、截断滋生癌细胞的源头。
（2）遵循细胞遗传与变异相互制约作用的规律在生物及寄生物中探寻抗癌物质。
（3）使用生物技术研制修复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我们正在执行北海市科研与技术开发计划研制项目"。水解复方珍珠灵芝粉的研制"[4]（项目编号：北科合201203019）。
四、具体实施方式
创新建立"中华'病证结合'自然平衡逆癌疗法"点亮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我研究团队创新建立中西医优势互补的非杀伤性的"中华'病证结合'自然平衡逆癌疗法"。开展治疗癌症的小范围研究，五年来，共治疗病患8人，其中住在北海市区新安里1巷35号的梁老先生患结肠癌，生活至86岁才自然辞世，其余7人病情都得到缓解，现在都还健在。如，现在合浦县常乐镇南一街64号的劳女士，是常乐镇环卫站工人。2010年经合浦县常乐镇卫生院普发现患癌症，并经北海市卫生学校设在合浦县的附属医院诊断患肺癌。由该院门诊廖作坚副主任医师不使用攻击疗法，用以本地粗粮（红米）为主食，青菜水果、木耳、猪血等为副食；口服宝珠林牌"海水南珠粉"，每次1.5克，每日3次，匀和蜂蜜服。深山灵芝粉，每次3克，每日3次，匀和蜂蜜服。螃蟹眼（马齿苋）半斤煮鸡蛋汤，一次服完，枇杷树寄生枝叶，烘干粉碎1.5克，家用微波炉消毒，和蜂蜜服；每日2--3次。口服"宝珠林水解南珠液"。每次50毫升，每日3次，饭前服。并常服银耳百合冰糖汤，每天坚持步行运动半小时。其病情逐渐缓解。2012年10月，患者的儿女们庆贺她81大寿。患者的儿子杨环荣先生说："我妈可能不是患癌症，因有人说：是"癌症治不好，治好的不是癌症"。患者在合浦县人民医院担任护士长的侄女廖阳春女士敬告她的儿女们："你妈还需坚持治疗，不要怕麻烦。直至到医院复查痊愈了，还要清淡饮食，坚持行运动；不能食大鱼，大肉；白米，白面，白糖这些酸性食物；要坚持食粗粮"。治疗3年所花费用不多，家属和患者都很满意，当地常乐镇卫生院还定期派医护人员上门探视，这种治疗方法患者和患者家属都可以掌握，便于推动癌症治疗从用住院进行"三大疗法"的对抗性治疗模式，转向门诊自然平衡逆癌康复模式。
参考文献
[1]林其溪，林，单华等.癌肿是什么-探讨癌肿的本质[J].中国保健.2011（19）：20-209.
[2]林其溪，单华，林涌.广西民族药材植物寄生人工繁殖并建立种质资源圃的研究〔C〕.广西特色农业论坛论文集，2011：3-373-375.
上海光源：照亮中国前沿科技的希望之光
上海光源是我国设计建造的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其性能位居国际前列，也是我国迄今建成并运行的规模最大和用户最多的大科学装置与多学科研究平台。它坐落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犹如巨大的“超级X光机”，为科学家们照亮“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走进上海光源内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圆形装置，装置外侧分布着一个个用户实验站。上海光源的核心装备储存环是一台环形加速器，能量为3.5GeV的电子束以接近光的速度在其周长为432米的真空管道中飞行，电子束在弯转磁铁和特殊插入件磁铁中拐弯或扭摆运动并放射出高强度电磁波。这些电磁波被“条分缕析”成从红外到硬X射线等不同波长的、高品质的同步辐射光，并高效地传送到实验站的样品上。这些光可以看得到细胞的结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材料的空间结构及电子结构与磁结构等等。它的亮度是常规X光机的上百亿倍，可使人们能够在原子和分子尺度上细致观察物质的微观世界。
作为国家大科学平台，上海光源在科学界和工业界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可用于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以及微电子、医药、石等高技术的开发研究。
开放共享，聚焦国家科学目标
截至2016年6月，上海光源首批7条光束线站共开机提供近21万小时用户实验机时，支持的课题近8000个，来自400家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产业部门）的2000个研究组的14000多名用户在这里进行了实验，已2600余篇，包括《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级刊物论文54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院士团队借助上海光源探索出天然气直接转化利用的高效方法，被德国巴斯夫集团副总裁穆勒评价为一项“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入选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与2014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教授研究组借助这里的光揭示了葡萄糖转运蛋白工作机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解析出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三维晶体结构的科学家，该成果被美国科学院院士、膜转运蛋白研究专家罗纳德・魁百克（Ronald Kaback）称作“50年以来的一项重大成就”，入选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李彦教授课题组借助上海光源，发现了单壁碳纳米管的手性选择性生长机制，有助于解决单壁碳纳米管的结构可控生长这一困扰学界已久的难题，在碳纳米材料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级成果”。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丁洪研究员利用上海光源“梦之线”，成功发现了隐藏了80余年的“幽灵粒子”―外尔费米子，入选欧洲2015年《物理世界》“十大突破”。最近，高福院士研究团队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研究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又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为抗病毒药物的设计提供了新靶点。上海光源为助力解决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中西药文化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从研究中西药文化差异入手，阐明中药文化传播对解决中西药文化差异和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分析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具体对策。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影响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内容具有理论创新性价值和实践意义。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9.积极推进中西药文化的结合，提高国外消费者对中药的认同感。中西药各有相应的药学理论体系和各自蕴含的文化，就文化本身而言，并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相对的优势和劣势。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外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看到的多是中药文化劣势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中西药文化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尽量做好弥合两者差异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实现中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一）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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