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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综合性教学理念需要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总体视角，能够综合、概括和总结既有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既包括以前出现过的教学理念，也包括前沿的教学创新理念。社会学课程总体性教学模式的核心是在把握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积极地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充分调动自身的各种感官，达到兴趣提升、心情愉悦、身心投入和自我实现等目标。社会学能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为人们解释社会现象提供独特的理论框架。教给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的知识、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帮助学生积极进行社会化，是社会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并不是把已经存在的社会学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教给他们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独特方法，并主动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社会学教师不仅要能做到在理论高度上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还能做到在实际教学的各个环节能“同理”学生、“移情”学生，也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感到被尊重，从而愿意向教师敞开心扉，发挥学习的主动性，释放自己的潜能，增强学习的内驱力。
二、教学内容的广延性
教学内容的广延性主要强调教学内容中课堂知识的丰富性和课外知识的延伸性。课堂教学内容应尽可能丰富多彩，剔除陈旧和单调，能够反映最新的学科动向，凸显学科的时代性。教学内容的广延性还体现在教师应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强调课堂知识向课外知识延伸。社会学知识体系庞大，单单通过课堂内容的讲述不能穷尽，因此教学内容还必须借助课外学习进行拓展，借助课外知识进行补充。要积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如网络、电视等来获得与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延伸知识，培养学生带着问题去寻找资料、处理资料、整合资料的能力，激发学生自我更新知识和自我解决难题的潜能。首先，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和发展性特点要求教材体系具有一定的广延性。教师在为学生选择和推荐教材、参考书时，不能仅停留在基本教材上，还要拓宽视野，广泛涉猎，寻找对主要教材起诠释、补充、拓展作用的系列书籍。这种具有广延性的教材体系能够拓宽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潜能。其次，从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来看，社会学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使自己的研究议题紧跟时代的步伐，因此，社会学的教学实践应贴近生活、反映社会。这就要求教师能对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对变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保持高度的觉察性和反思性，不但借鉴社会学理论中已有的成果去解释新现象、新问题，而且要从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中提炼新概念、新名词、新观点，以丰富社会学既有的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研究促教学和以教学来引发科研的目的。可以选取当今社会的离婚率跟过去相比呈现增高趋势的社会事实，激发学生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兴趣，然后启发学生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引入课堂讨论，在对社会事实的讨论中归纳出当今社会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并与社会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进行结合。
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是指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把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化的教学技术结合起来，把平面化的教学方式与形象化的教学手段联系起来，把单一的教学方式与多元化的教学技巧相结合，既不放弃课本和黑板等教学工具，又重视形象化、立体化的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一)适当运用启发式教学法
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客观的方法。因此，社会学教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论教学。教师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灵活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解释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拥有独立思考、善于总结和深入钻研的能力。而启发式教学往往能在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启发式教学的特点，在讲述主要内容前一般要设计相关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如:在讲授“群体与组织”这一章内容时，设计的相关问题有&如果你像鲁滨逊一样一个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人组成群体或组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等。通过设置一些由浅入深的问题，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社会学群体理论的兴趣。
(二)合理采用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是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模拟真实的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情绪和心理活动来体会、感知、理解文本知识的内涵。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难以摆脱科学的抽象性特征。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门科学，并学会用这种科学的武器来解释社会现象，使这些知识真正内化成学生的知识，就必须充分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丰富学生的切身体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恰当运用体验式教学法，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自己期望的角色，以此让学生体会不同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承担的义务，真正领悟&角色’的概念。
(三)充分利用生动的案例教学法
社会学是一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都能成为很好的教学案例。为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选取一些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和焦点问题作为课堂讨论的案例，如留守儿童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通过参与案例讨论和分析，学生既能体会到参与的乐趣，也能获得所需的社会经验，因而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教学效果较理想。组织案例讨论时，一般在讨论前一两天通过电子邮件把案例材料发给学生，学生收到材料后先自己去理解和分析;课堂讨论时，一般以小组为单位对案例进行充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汇总，然后选出代表在课堂陈述;学生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和提升。案例教学既能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又能提高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灵活采用角色互换式教学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教、学生听成为常态，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师道尊严”成为不变的规则。随着课堂教学理念的转变，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逐渐建立，这为课堂角色互换式教学提供了条件。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恰当选出一些章节或主题，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经过教师指导，在课堂上讲述出来。经过精心准备，学生一般都能把内容讲得生动有趣，把&课’上好。这种教学方法既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把握学习内容，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利于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四、教学时空的跨越性
教学时空的跨越性主要体现在教学的时空不局限于室内或课堂，还可以跨越到室外和课堂外。也就是说，要在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连接起来。课堂上学生主要还是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而在课堂外的广阔社会时空中，学生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亲近社会，了解社会，热爱社会，感恩社会，消除象牙塔中的理想化心态和自傲心理。社会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这就意味着社会学学习和研究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学生的实地调查有利于其深入理解和掌握社会学理论。如:讲授“老年社会保障”主题时，带领学生到农村社区了解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情况、精神状态和社会保障情况，学生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感性认识后，更能理解老年人保障研究的重要性，利于激发他们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热情，强化其为老人服务的意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五、教学效果评价的灵活性
教学效果评价的灵活性指对教学效果的评价要充分考虑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的评价手段。具体来说，课堂教学评价的重点应放在教学的具体操作过程上，少做结论式的评价;尽量以指标形式来衡量教学效果，减少主观臆断式的评价;注重对知识运用的技能技巧的评价，减少纯粹机械记忆评价的比重。在具体操作中，改变过去纯粹考查知识点的评价方法，强调口试、论文，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实际知识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让学生充分参与本专业教师的课题研究，锻炼他们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在课程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充分发挥自主性，自己选题，自主调研，教师只进行指导和把关，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这种灵活性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六、结语
1.1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福利待遇
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些传统的旧思想不断的遭到淘汰，但是在对待公务员的态度上，从古代到现在，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科举制的实行是选拔国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要想改变平民务农的低微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选拔，才能进入统治阶层。而现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公务员成为了仅有的最具有保障性的职业。古代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严格，不同等级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具有不同的社会名望，官僚自然居于普通老百姓之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对官僚这一阶层的仰视和羡慕的社会心态。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务员一般享受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务员能享受开支报销、住房补贴、解决户口问题等，这都深深吸引着广大学子，不用担心“下岗”，以人们思想中依然存在的求稳心态来看，公务员依然是他们的第一希望选择的对象。
1.2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虽然我们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不断发展，但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本身就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单位部门有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这些部门享受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而市场机制要求社会资源必须在市场的机制下调节来配置，从而达到最大的优化利用。显然，政府的权力干预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管理的因素大于服务的因素，这些都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自然导致人们涌向资源丰富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有权配置这些资源的地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也就某种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一些企业在招聘大学生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合理和违法操作的现象，比如与学生签订不平等的劳动合同，骗取学生的报名费、体检费等，对一些毕业生有歧视行为，不给毕业生上“五险一金”等，这些市场中的负面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种种不确定因素迫使大学生更青睐于公务员这一安全的避风港。
2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对策措施探究
2.1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高校在思政和就业教育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于公务员的认识，为人民服务是公务员的核心素质，而大学生往往关注于公务员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作怪，应该予以摒弃。公务员并非人人适合，很多学生盲目地跟从大众选择，而忽视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也是不可取的。应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亲身实践，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取得非凡的业绩。
2.2尝试改革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相比一般职业来说具有相当大优势，这是大学生追捧公务员的一大主因。因此，要想更好地完善公务员制度，就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首先，尝试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公务员聘任制度，奖优惩劣，打破“铁饭碗”，公务员不再是终身无后顾之忧，这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素质整体上升；其次，要完善公务员定期考核制度。这有利于公务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克服思想；最后，进一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较少政府干预，多让位于市场调节。
2.3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十分丰富，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主义，施韦泽的敬畏生命思想，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对罗尔斯顿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思想正是现代环境伦理发展的必然产物。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辛格和雷根。他们在继承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理论。辛格认为：一切物种均应平等，应把人类平等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推行到动物身上，同等地关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雷根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人们用来证明人拥有权利的理由与用来证明动物拥有权利的理由是相同的。每一个人之所以同等地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天赋价值，具有这种价值存在物必须被当作目的本身，而不能当作工具来对待。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所倡导的“大地伦理”提出了将所有自然存在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自然都纳入到伦理体系中的理论范式，“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又系统阐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罗尔斯顿早年就被利奥波德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并直接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罗尔斯顿在其传记《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中这样写道：我开始阅读利奥波德著作的时候，被他倡导的“大地伦理”深深打动。在他那，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任何不好的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二、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主要主张和特点
2.1自然内在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性质
罗尔斯顿是把价值关系引入了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一种是自然系统，一种是人的认识系统。在他的自然价值论里他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面前的主宰方式的，但是他又认为只有人类这个灵长类动物才能担任起守护地球的职责，于是他试图在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支点。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才是最高的价值之源，人必须按照自然的规律来从事自身的活动；而自然生态系统创造了人这一万物之灵就是为了让人来维护地球这一整体的利益，他还把这希望寄于人类的明智和美德。
2.2价值从人走向荒野
罗尔斯顿在他的代表作《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提出了“荒野转向”概念。“荒野”在其著作中是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的代名词。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从人自身出发，往往只关注人自身的价值观，而忽视了自然界的价值。其实，荒野自然是一个就有自组织、自动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创造是自然界的本能，它是一切生命有机体的摇篮。荒野价值是一切价值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罗尔斯顿说：生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我们有着自然给我们的脑和手，基因和血液的化学反应。可以说生命中有90％是自然的，10％是人为的。他认为，人之所以忽视荒野自然的价值，是因为人类认为自己具有其他自然物质所不具备的意识、能动思考、文化能力。同时，表面上看，荒野与文化是两个并行的铁轨，互不干扰，但是荒野与文化并不是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罗尔斯顿认为，对文化世界的强调不会导致对荒野的贬低。文化的人生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的人生也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是荒野给予文化生命的支撑。文化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是离不开生态系统这个最原始的支撑的，当然，文化领域的发展与壮大也是离不开生态系统的完善的。也正是由于自然、荒野与文化的关系，所以人们总是乐见用各种自然之物来表意某种文化。诸如飞鸽是和平的使者，秃鹰代表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自由之世界，狮子象征着英国、龙象征着中国……这些不管有多少原始的荒野被政府，人们仍需保留一些荒野，因为它可以衬出附和于它身上的文化价值。
2.3自然界的价值：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
自然价值的争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除了工具价值外，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就在总体上把自然价值划分为三大类：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他所说的“内在的”是与“工具性的”相对的，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潜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它，都继续啼叫下去。潜鸟虽然不是人，但它自己也是自然的一个主体。在人类思想史上，“内在价值”是一个反映、概括和表达人作为大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作为万物之灵所固有的最高价值的一个概念，它为人类所特有并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自然的价值是被人类发现的，而不是被人类创造的。传统上人们把自然价值只是局限的划分为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而罗尔斯顿提出系统价值的概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罗尔斯顿指出将内在价值看成是某一个体所“自为决定”的价值是有问题的，他所说的自然中的价值是要把个体放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内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来确定其价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主体，也没有任何一个客体是独自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它的善。所以，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的生存单元，没有它，有机体就不可能生存。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一、学生身体的社会化者
身体是肉体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身体在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身体技术，结成一定的身体符号，表征一定的社会文化，同时身体也是形成自我、表征自我的场所。社会秩序与个体自我统一呈现在身体上，身体成为社会化的纽结。
第一，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类社会化者。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具有相通性，故身体社会化有相同的内容、有相通的形式。体育活动往往具有共同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情境和规则，往往关涉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规则的遵守，成功与失败、竞争与合作等等当代社会基本的社会化行为和品质，因此，体育教师通过组摘要：身体是体育教育的核心，体育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身体活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身体社会学对身体提出了独特的理解，身体是文化象征、被社会建构、被权力规训，是实践者，是躯干肉体。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体育教师的角色应是学生身体的社会化者、解放者、形塑者，是身体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关键词：体育教师；身体社会学；身体织具有一定社会化意义的体育活动，传递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使学生在身体运动中体现基本的社会规范，如竞争、合作、遵守规则等。同时，体育教师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传递民族文化精髓，使学生在身体运动中运用并形成一定的身体符号、身体话语，表征一定时期的民族文化、类文化，如太极拳表征中华民族的坚忍、坚韧等品质。总之，通过一般的体育活动和特殊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体育教师将一定时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也即类社会化品性作用于学生身体并经由身体表征出来。
第二，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个体社会化者。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阶段性成果。AllisonJames认为，身体与儿童的意识、思想、目标等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在对身体的评价与感受中确认着自我。[4]一方面，体育教师创设活动鼓励、吸引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并对其体育运动能力给予恰当、正性的评价，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在体育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学生自身的身体运动能力不断提高，自我效能感因而进一步提升。
二、学生身体的解放者
身体是被权力规训的，是被规则束缚的，是被压抑的，学校也是对学生身体规训的场域之一。体育精神、体育改革和发展需求、学生学校生活状况与体育教学现况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解放者，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或被动解放者。
一方面，体育精神、体育改革与发展需求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其一，体育精神的内涵与价值要求体育教师应主动解放学生身体。体育精神是体育教学任务与内容的有机组成，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5]其基本精神是重视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乐观自信，尊重、理解和友爱等。[6]因此，体育教师应关注学生主体性的实现，创设活动使学生身体自由、精神放松与欢愉，成为学生身体与精神的主动解放者。其二，当前体育改革与发展特点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当今体育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关注自身身体，休闲体育和健身教育的热潮都是对身体主体性的自觉追求，尤其是当代青年身体的自主意识增强，他们强调身体表现活动的个性，使身体更开放、更主动地尝试各种具有挑战性与趣味性的运动形式。同时，当前对竞技体育过于竞技化所提出的人文关怀、对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其实质都是被身体束缚现象所引发，为了实现身体主体性的塑造，能够让体育回归身体本身，远离身体的工具性和中介性价值。为顺应体育改革与发展需求，体育教师应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
另一方面，体育教学和学校生活中的规训行为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被动解放者。其一，体育教学的任务、特点以及体育教师的强制型教学特点使体育活动中充斥大量的规训行为，要求教师被动解放学生身体。对运动技能、技巧的掌握是体育教学的基本任务，其往往通过大量重复性的动作、分解的身体训练方式、精确的姿势或速度等结构性、标准化的活动方式进行，无形中是对学生身体的束缚与规训；对学生身体进行特殊类型的练习，如武术、健美操等教育中的各种套路，是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的技术。体育教学呈现规制性特点，酷似一个“法制小社会”，约束、限制学生的身体。与此同时，从体育教师课堂角色扮演的总体类型来看，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指令”性言语行为的过多使用，使几乎所有的体育教师都带有“强制者”的色彩，[7]不仅规训学生的身体还约束学生的精神，因此教师应解放学生的身体与精神。其二，学生学校生活状况期待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被动解放者。学校的时间、空间和活动中无不存在对学生身体的控制与规训。控制每一段时间，让学生的身体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去提高学习成绩；教室这个物理空间不仅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还确保每个人的顺从；教师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些学生或家长，使对学生身体规训的时间与空间进一步拓展。同时，教师不断用“标准化”的身体模型要求每一位学生，处置那些不守规则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痛苦、疲惫和劳累。[8]学校生活对学生身体的压抑、束缚，甚至折磨使体育课成为学生放松、放风的活动，学生在轻松、愉快的体育活动中享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和可以让身体舒展的空间。因此，体育教师尤其是中小学体育教师，面对学生的学校生存状况应首先有一颗理解之心，有一颗慈悲之心，创设活动解放学生的手脚、肢体和精神。
三、学生身体的形塑者
身体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但不能因强调身体的文化象征意义、社会建构和社会实践作用而忽视身体的生理特性。尤其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对身体美的追求、对衰老身体的否定、对运动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视。身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更为重视作为肉体的身体，强调对作为生物性身体的形塑。其一，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形塑意识的激发者和形塑知识、技能的传授者。一方面，体育教师通过其身体仪表魅力和身体运动能力，激发学生形塑身体的积极性和动力。另一方面，体育教师具备科学、专业的身体运动知识和技能，通过专门的讲解或体育活动让学生掌握形塑身体的知识、技能。其二，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直接形塑者。体育是发展身体的教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身体塑造与学校体育教育的接轨，为学生身体的开发觅得一个合法化的场域。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促进学生身体各器官、系统功能的改善和有机体质量的增强是学校体育的中心目标。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个体差异和运动健身原理，通过体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身体施加影响，使学生的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和身体活动能力等得到锻炼与塑造。四、学生身体实践的组织者身体是实践者，通过身体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的身体技术，形成表征一定社会阶层的惯习和自我特质的活动方式。同时，身体也是肉体的身体，必须充分注重其生物特性的体现，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实践的组织者。
艺术社会学观念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艺术的理想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艺术作品的形式能够体现和表达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意义。艺术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不是结合着社会现实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就是从对形式技巧的讲究转向对内容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内容是具有形式的社会。综上所述，在对高等美术教育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即在进行高等美术教学时，要培养学生具有既要注重艺术的形式创新，又要注重艺术的内容丰富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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