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0:43:5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所密切关注的价值原则如大同、平等、和谐与公正等，能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之根生长的土壤。
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萌生早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一直被中华民族所肯定和强调，以至于在古代与古典时期一直到现当代始终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关系层面上占据着社会意识的主流与相应的统治地位[1]。古代孔子提倡的大同社会。孔子尤为推崇群体至上，特别讲究人世兼济，从而将社会安定与发展顺理成章地作为终极关怀，并最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模式对自身的主张和理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从而形成了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进行发育，得以与文明的生长同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土壤。后来到了西汉的《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名而首倡"大同"与"小康"之说，从而把社会历史的变化演进分为两个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理论背景也就是"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近代文化与实践基础。洪秀全倡导的平等价值观。洪秀全作为近代运动的杰出人物，他巧妙地把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观念与中国历代农民形成的朴素的平等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一个以拜上帝为形式，形成了一个以平等、平均为内容的比较完整的核心思想体系。一方面强调人们应该有享受现实的幸福的权利，同时也应该为获得现实的幸福而进行拼搏与努力奋斗，因此人们应该在享受现实的幸福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建立人间"天国"。另一方面，其思想体系也主张平等与博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主张，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与父子平等以及君臣平等，因而顺势形成了一种和谐与大同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康有为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的大同书论述中，基本上描绘了最详尽的宏伟图景，他所认为的通常理想社会的基础是民主选举形成"公政府"，在大同世界里面没有等级与贵贱之分与之争的，而是是体现出人人平等与天下平等。
二、传统文化"和"的社会和谐理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与理念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未来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应形成的和谐社会自然就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孔子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和谐价值观。孔子提倡的"和为贵和而不同"整体和谐社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礼、仁、均、信"四个主要方面。孔子进一步认为，特定的"礼"作为一整套社会规范，其根本的用处就在于能够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而系统"礼"规范的目标形成的理想社会就是是大同社会。事实上在周王朝，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以 "礼"为准则进行规范。在消减社会矛盾的财富分配方面，孔子尤其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原则，孔子认为做到了"均"才能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从而使各阶级与各利益集团才可以做到现实地和谐共处。老子推崇的"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价值观，具体反映在"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描述中。
古代文化"推己及人"与"公平中正"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孟子推崇并形成的"推己及人"社会和谐价值观。孟子认为，社会要真正达到和谐稳定，其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者要施行仁政，秉承"以民为贵"从而推恩而及四海，真正做到推己及人[2]。孟子的仁政提倡"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还主张"制民以恒产"，认为经济生活的稳定对于稳定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荀子推崇并形成"公平中正"的社会整体和谐价值观。荀子也提倡"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进一步认为礼既是治国之本，同事又是社会分配原则。荀子提倡"礼者，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在财富的分配上提倡按照贡献的差异进行差异分配。
三、传统文化"仁"人道主义垫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
传统文化的"仁"是儒家学说的本位价值与核心价值。张岱年先生在学术专著中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自身给"仁"下的一个特色的界定，清晰表达出自强不息，同时又善为人谋，在成就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仁"确实是人的本性，相应的仁道原则演变为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与孟子甚至在实践中将"仁"与"人"进行互训，"仁者，人也"。人类作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群体，其根本特性就在于人类具有天生的有仁义之德，而且仁是人固有之"善端"。仁义同时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的根本特质与最高价值之所在，苟子强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
传统文化的忠恕爱人精神作为"仁"内涵垫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儒家思想的爱人即爱众，即所谓的"泛爱众而亲仁"以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思想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指导人们为人处事与和谐相处的基本而崇高的道德准则。同时，"仁"也是人的心灵的必然归宿。事实上，儒家推崇以仁为本和仁义至上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原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人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社会主体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目标等进行认同，以及由此导致对行为与事物是非善恶荣辱进行的判断与评价标准体系，必然要经过吸收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与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0 卷）[M]. 人民出版社.1986.119.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文化 学习误区
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几年却犹如枯树逢春，逐渐火热起来，这与国家政策上的宣传有密切关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党校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何通过读书提高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指出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传，使得一直都较为沉寂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弟子规》一书在学习热潮中俨然成为领头羊之一，显得较突出。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筛选糟粕和讲究方法，亦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即从国人学习《弟子规》的情况分析入手，探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一、《弟子规》学习之现状及反思
《弟子规》在公务员领域的热度，在公务员考试中反应最为明显。2013年湖南益阳、辽宁鞍山、河北等地公务员考试中大量出现与《弟子规》相关的试题。到2014年，各地公务员全真模拟试题中更是无处不乏《弟子规》的身影。与之相应的是，《弟子规》一书由几年前基本无人问津，到这几年的销量不断激增。如北国网一则新闻的标题即为《2013年鞍山啥书最火――〈弟子规〉》。而在不少行政单位，也悄然掀起公务员阅读《弟子规》的热潮。
在我们的高等学府――大学里，也常常可见学习《弟子规》的身影。如2012年东华理工大学，向所有在校学生号召《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再如2013年，当2013级新生步入中山大学时，被学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业，即阅读《弟子规》并写读后感；今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00余名大学新生刚刚踏入校门，就收到了学院发给他们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规》。
在社会中，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类似于私塾的国学班培训机构，在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以记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书籍为主。如据大众网2013年报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义工发起成立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组织“草根讲堂”，免费为少年儿童进行国学经典的授课。据义工介绍，他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弟子规”班。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热潮。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卷形式上，还要实际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学习《弟子规》的实际情况看，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学习的方法较单一。在学习《弟子规》时，显然成人的学习方式与儿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学习的年龄层次有何区别，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目前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私塾的学习方法――记诵法。
其二，不少学习流于形式。目前学习《弟子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阵风”的学习情况。当相关政策号召一提出来，学习立刻就闻风而动，但时间一久，上级不再反复强调，学习热情迅速退潮。
其三，学习效果不理想。目前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仅仅到能完整无误地背诵《弟子规》为止。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是记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实践巩固，记忆效果越来越差，很容易将之前背诵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学习效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尤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若仅仅止步于记诵，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并能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总体而言，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原因探寻及对策
对于在学习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探寻其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某些形式的检查，如考公务员学习《弟子规》大多纯粹就是应付考试，再如儿童学习则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师的要求。这样，学习就沦为考试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虚荣，或满足老师的要求。并不能真正体会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没有结合受教者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无多少闲暇余力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往往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习惯性因袭传统学习方式――记诵。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实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学习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盘接受。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然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传播得如此悠久绵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①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土壤，有些东西在当时或许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丧失了其特有的价值及意义，成为可以抛弃的对象。例如，《弟子规》云：“三纲者，君臣义。”②这里讲的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价值。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需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其二，读书，尤其要擅读书，读活书。传统文化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有别，语言存在隔阂。读书时容易出现拘泥于字句的解释，不能认识到作品背景及自己当前的生活环境是有差别的，一到实践时就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弟子规》中提到：“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意思是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必须请示师长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则将会得到“子道亏”这一极为糟糕的结果。当然，弟子因为人生阅历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错，多请教师长自然对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过于坚持这一原则，则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伤了弟子行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假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弟子若必须请示师长后方能行事，则恐怕万万不行。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切记不能死读书。
其三，知行合一。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学习上，必须有实践相伴。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较好的举措可以扩大范围进行推广。例如，2010年湖北汉南地区纱帽中学要求学生寒假要为父母洗一次脚、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通过短信、电话等各种形式给长辈拜年。这些活动都从实践上行之有效地巩固了学习效果。
其四，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学习《弟子规》目前并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结合其学习的特殊性，采用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广告中《回家篇》中的《摆双筷子回家吃饭》、《63年后的团圆》等；2011年始黄石下陆有色中学开展“古诗文读书考级”活动，每学期根据考察评选“诵读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礼仪之星”等。这些活动，让国人在休闲娱乐之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枯燥的记诵式学习方法开辟了新路径。
总之，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习，无疑对于当前国人人文素质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我们的学习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开展下去。
注释：
①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规》原文均摘自此书.
参考文献：
[1]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2]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论文摘要：本文以端午节为例，从文化象征的视角，通过列举端午节多彩的民俗事项，挖掘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最终对端午节日旅游的发展提出探索性建议，以期能给中国传统节El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
2008年，国家对法定节假日做出调整，将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增定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长假日。旅游业是为“窗口行业”和公认的“朝阳产业”，从文化象征角度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践行意义，还可以使旅游业由于传统文化的注入取得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节文化象征意蕴挖掘
何星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象征系统进行论述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形式多样，隐藏在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他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维结构。根据端午节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维结构，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象征进行解读。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是在节日设立的时间、节日的诸多风俗还是在节日的演变上，都体现了要顺应自然节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针对端午节来讲，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个便是“源于夏至说”。在中国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处于季节变化性较大的时间节点而备受重视，是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节气，也被当做重要的节日来过。古语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节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经作为节来过，后来是端午节的盛行，夏至作为节日的活动内容才被挪到端午节了。从这个角度讲，端午节的出现是和季节交替密切相关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对人的生活的制约，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顺应与把握。它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对变化自然的一种适应。
(二)地：鲜明的农业文明特色
端午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农耕生产中产生的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习惯。端午节万物孳生，它的选定正是夏伏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入夏，农事渐忙。收获的季节尚未到来，青黄不接，而且此时天气春意已消，逐渐燥热，天灾地孽开始出现。端午节期间的多种民俗事项都表达了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习俗来讲，粽子古称角黍。黍是中国古代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一。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叶包裹，是因为菰叶生于水中而属阴。菰叶包于黍外，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
(三)人：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和对爱国主义的弘扬
中国的传统节日处处显示出人的主体地位，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关注几乎是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端午节中，采用多种厌胜之物如艾蒿、符图、雄黄酒等进行驱邪避瘟，体现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姻亲交往、朋友相聚、师生互礼则表达了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尤以家庭关系为重，寄托了人们以过节的形式维持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望；通过吃粽子、划龙舟等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体现了端午节对爱国主义这一国家、民族永恒主题的弘扬。
二、文化象征视角下端午节日旅游发展对策探析
从“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进行传统文化象征解读可知，端午节以其独特的节日象征符号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在运用端午节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旅游载体化运作时，要在宏观上把握好端午节日旅游这个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可以从“处理好三对关系”和“发展好一个产业”两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处理好三对关系
1．西方外来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绝大部分象征符号反映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文化心理写照。中国的传统节日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折射。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大行其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洋节日文化个性化强，没有固定模式，对好奇心强、爱赶时髦、爱模仿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结果使得传统节日备受冷落。对此，一方面顺应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趋势，认清并承认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盛行的事实；另一方面，不能对此状况“听之任之”，而应审时度势，加大本土节日文化宣传和建设：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根。同时，积极吸收西方传统节日中有益的、能唤起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为己所用。
2．社会政治文化与大众娱乐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现之一为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项使其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目前，对于端午节文化的宣传大都停留在其作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的狭隘范围内，过分强调其纪念性的内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这导致了端午节日的严肃性有余，活泼性不足，使得普通民众融入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匮乏，形式单一。因此，在发展端午节旅游时要充分展示其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外，还要积极地融人大众娱乐文化，创新各种节日文化活动形式，让人们在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去感知并寻找传统文化的灵魂。
3．现代流行文化与传统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传承性的特征。传承性强调象征符号在社会演变中基本的表现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的稳定性。节日符号的传承性决定了其在文脉相传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节日具体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固步自封。传统节日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时空中进行的，其演变与与时俱进是一种历史衍义的潮流。符合民众心理的节日文化形式的“以旧换新”是十分必要的。在发展端午节日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节就是吃粽子、划龙舟的单调节日模式，积极利用现代流行文化载体和手段，通过探索流行文化的创意、生产、传播与青少年的审美、志趣、利益情感诉求以及休闲娱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吸收其中极具活力的、能唤起强大的市场感召力和情感共鸣度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充实传统节日的现代感，实现现代流行文化和传统古典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发展好一个产业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潜能的产业。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和文化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开展端午旅游时，要坚持文化大产业的发展观念，积极利用旅游产业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优势，将端午节诸多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诉诸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感性载体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多行业联合运转。将和端午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和销售、新闻媒体、出版等各行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端午旅游文化大产业链，积极开展产业链条上各个节点的呼应合作，促进端午节象征资本的扩张。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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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礼仪；教学；四个结合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讲“礼”重“仪”的优良传统，而礼仪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作为社会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其礼仪修养如何，是我们高校礼仪课老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不学礼，无以立。”怎样使学生学习礼仪，学好礼仪，并在一个轻松活泼的环境中得到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熏陶与规范，成为有文化积淀、科学基础，具备基本社交能力的合格人才，笔者以为，礼仪教学应强调“四个结合”。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
礼仪课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理论知识的讲解、传授是需要的，但更需要技能的训练，如果教师仅仅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一些定论，让学生循规蹈矩地被动接受知识，显然不能与这门学科的特点相适应。而就目前来看，许多高校的礼仪课上，教师仍拘泥于单纯的理论讲授，忽视实践训练，学生为学理论而学理论，结果是只懂理论，不会运用，理论与实践脱节。因此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列举师生亲身经历的典型事例，克服空洞说教的弊端。
首先，可结合学生的实际体验，启发学生叙述自己亲历和听到过的有关礼仪的案例。如公交车上给人让座，由于称呼不得体，反遭人白眼，好坏事。如聚会聚餐，作为小辈，本应坐在靠门的位置，因为不懂，却坐在了尊位。席间有人不慎打翻了汤碗，隔了几席的“我”，是赶紧走过去，热情有加地清理打扫，还是装作没看见，埋头自吃。学生们这样的经历很多，而且由于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学生探求符合礼仪做法的愿望是很迫切的，求知欲很强。
其次，教师的现身说法。比如教师作为成年人，按中国传统习俗在年节时避免不了送礼，怎么送？老师自己的囧事在让学生哈哈大笑的同时，也与学生一同感受了礼仪教养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再次，结合中外典型实例。这样的例子很多，教师如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再教授理论知识，学生无疑大受裨益。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最好能选取新近发生的，有时代气息的实例，更能调动学生的兴趣。
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使学生感受到身边的礼仪，体会到举手投足都关乎礼仪，学生学习礼仪的积极性才能大大激发出来，学习的自觉性才能大大提高。
二、教学方法必须与当今学生的实际结合
当代大学生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及表现欲望较强，因而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就应关注学生的实际，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当演员，学生当观众，其实这样会扼杀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的内心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自然失去了对所学课程的兴趣。因而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勇于自我表达，在情趣盎然的氛围中不断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并引导学生主动、积极、自觉地掌握知识。
1.建立融洽师生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他感觉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时才能获得充分表现和发展。所以，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平等地跟学生沟通、交流，让学生觉得师生平等，学生才会身心愉悦。同时要关爱每一个学生，善于通过亲切的目光、友好的微笑、得体的手势来表达对学生的感情。
2.采用愉快教学，营造自主学习的激励氛围，给学生创设心灵愉悦的学习环境
比如在有落地镜的形体房进行仪态训练时，可配合音乐，有意识营造轻松、幽雅的训练氛围，使学生尽快进入意境。集体训练时，针对学生好强心理，适时肯定，表扬优秀学生，树立典型榜样。自由训练环节，学生自由组合小组，组间评比竞争，组内互帮互学，教师全场鼓励调动，指出问题。课终总结评比，分别进行表扬与鞭策。这样，调动了学生训练的积极性，艰苦、枯燥的学习成了轻松、愉快的活动。
3.根据学生求新求变心理，结合教学内容，灵活变换教学方法
（1）运用启发讨论式教学法，突出学生主体性。在礼仪教学中，教师要尽量避免单纯的理论灌输，应强调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凸显学生的主体作用，启发他们思考与讨论，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所谓讨论式教学方法，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或学生提出某一个或几个问题，通过充分讨论形成共识，达到掌握它的一种方法。
例如在讲基本礼仪的意义时，就可以根据学生生活中寻常所见，设计若干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上课开会穿背心、短裤、拖鞋，是个性还是不符合礼仪行为？上课迟到、早退甚至缺课是无视校纪校规，行为不羁还是活得潇洒？不分场合塞耳麦、打电话、玩手机是否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路遇老师同学视而不见成为常态，是否是受教育没教养，有知识没文化的表现？还有举手之劳的小事，如把废纸、果皮扔到不远处的垃圾箱，把便池冲干净，水龙头拧紧是否都难劳大驾？
通过这些简单问题的讨论，使学生认识到，能自觉遵守行为准则的人才是真正有修养的人。从而引导大学生自觉地把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道德实践，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培养高尚道德情操，进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
在整个过程中，学生是兴致勃勃的，在轻松愉快中掌握知识。这样通过老师的启发引导，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讲课之中的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采用模拟演示教学法，加大实践性教学环节。运用模拟演示教学法，就是利用大学生思维活跃、表现欲强的特点，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强化课堂实践训练。礼仪课很多内容都适合模拟演示。如介绍礼仪、握手礼仪等，教学中，可以分片段让学生模拟演示，其他同学观察评论，指出正误，最后老师点评得失。也可以将片段串成一个小品，设定情境进行表演，会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可以先由教师讲授训练的方法、步骤、要领及注意事项并适当示范，再通过情境表演，让学生扮演各种角色投入其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礼仪知识的感性认知。
例如我们在文秘专业教学时设置了一个商务接待的小品。要求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创设商务接待的情境，让学生从着装、见面、称呼、介绍、交谈、告别等礼节进行模拟演示，学生热情很高。因为采取的是分组进行，大家可以相互观摩，取长补短，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大家在掌声和笑声中掌握了基本技能，明白了怎样做才得体，才受欢迎。
事实证明，运用模拟演示教学法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使教学更生动直观，能加深学生对礼仪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运用多媒体手段，能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影像、动画等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有机地结合成图文并茂的教学内容，并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功能，使学生从多种感官同时感受刺激，还可将教学内容从不同侧面进行展示，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形象、有趣，可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例如进行“仪态礼仪”教学时，可以将站姿、走姿、坐姿、致意、鞠躬等标准仪态通过录像演示出来，同时还可以将不规范的仪表仪态进行展示，让学生直观真切地了解哪些是标准动作，哪些是容易犯错的地方，以加深印象，规范自己的举止。对于受教学场地、设备所限，不好、不便或不必模拟演练的章节，多媒体教学更是大派用场。如“宴请礼仪”、“乘车礼仪”、“电梯礼仪”等，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可以获得很直观的印象，加深学生对知识要点的掌握。同时，运用多媒体教学还可以通过视频、音频的综合运用，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趣味性，学生学得愉快，学得扎实，学习效率明显提高。
三、教学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1.现代礼仪教育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修身作为礼仪教育的基础和目的
古人强调礼一定要与修身相结合，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称作礼，而只能叫“仪”，就是徒具形式的虚礼罢了。因此，礼仪教学内容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陶冶性情，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时代责任感，是礼仪教学的最终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努力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渗透到每个章节中，使大学生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如讲授《仪表礼仪》时，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服饰旗袍、马褂、中山装等传统着装礼仪文化，使学生油然认同中国人着装得体、仪表端庄的美学观点。介绍《餐饮礼仪》，就要既比较中外饮食文化礼仪的异同，更要着力渲染中餐礼仪的源远流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知道即使偏僻的山乡在宴请时都讲究座次安排、饮酒礼节。广袤中国大地传统而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礼仪习俗，会使学生充满求知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婚恋礼仪的隆重，会使学生感受到恋爱、婚姻是人生中非常神圣的事情，从而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念。因此，礼仪教学不只关注具体的礼仪规则，而应探究其中的道德依据和文化底蕴，着力挖掘出礼仪规则背后的文化内涵。只有掌握礼仪规则所蕴涵的道德观念、民俗文化，礼仪教育才不是表面的、肤浅的，才能得到学生的真正认可，才能主动内化为自身的修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国家民族观。因而学习现代礼仪，必须继承我国传统礼仪重德重行的良好传统，把握礼仪的真谛，使自己成为内外兼修的合格人才。
2.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不同的专业对具体的礼仪要求各有侧重，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联系专业特点，突出重点，点面结合满足实践需要。如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应侧重服务礼仪，尤其不能忽视服务礼貌用语的训练；市场营销专业应重视商品推销礼仪、处理商务纠纷礼仪等；而文秘专业则需侧重接待礼仪、宴请礼仪等方面的教学内容，这样，学生走向社会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四、考核结果与学生所掌握技能相结合
合理、全面的考核办法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客观检验教学效果。考核宜分三部分进行。一部分是技能考核，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每完成一项教学内容，及时考核，结合训练表现，评定并公布成绩，这部分成绩可通过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得出。
教师评价。根据学生在训练中的表现，并依据平时课堂上参与训练的次数和质量评出等级。对成绩好、表现出色的学生给足高分让他们的学习劲头更大；对胆子小、言行拘泥的学生也给出一个适当的分数，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奔头，达到激发后进的作用。
学生自我评价。指导和帮助学生剖析自己的特点、优势与不足，鼓励他们检查分析自己的学习过程，从而选定恰当的学习方法。使学生通过客观地认识评价自我，避免盲目自信和自卑，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从而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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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丧祭礼仪 生命 灵魂 中西社会思想
礼仪是人与人关系的规范,丧祭之礼也不例外,它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不可通约性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丧礼为谁?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中西丧礼的不同表现形态。
中国丧祭礼仪分析
《说文》中对“礼”的解释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故“礼”的最初意义并非针对人间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言,而是对神的敬畏,行礼是为了给神献祭。“绝地天通”之后,神的位置让位于人,一切“礼”都遵循“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儒家的丧祭之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孔子非常重视丧祭中“哀”的成分,如“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① “哀”是为了尽孝道,“对‘死人’的孝,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重视丧葬和丧葬质量。《论语》说,“‘慎终追远’,《中庸》则强调‘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慎终追远”谓居父母丧要尽礼节。祭祀要尽虔诚。“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②而“孝”是因为存在一个等级关系,正如先生所言,“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 ③
正因为长者中心制支配着一切丧葬礼仪,中国人在丧礼上表现出来的繁文缛节才显得并不偶然,死亡仪式最终要符合的是社会的情理。报丧、哭丧、入葬的方式甚至不同的人死的称呼都是不同的,死者没有任何逾越世俗权威的可能,因为丧祭礼仪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孝”的本质并不是精神性的,因为这里没有自由可言。孔子所谓内心的孝道――“仁”缺乏一个基于一般人性的普适性的标准,因为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的私人德行,这种常被人们称道的“孝文化”实质并非对“人”的敬重,而是对外在规范的无条件服从。“孝”最终是要不悖于“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④如《礼记・曲礼下》对死的称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只有贫民百姓才是死,王公士大夫之死则要蒙一层尘世的光环,丧祭礼仪表达的是生者的荣耀;哭丧也很有讲究,要求“主人嘀,兄弟哭,妇人哭踊”,哭的方式与个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哭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哭丧是哭给生者看的,哭抹去了生者对死者的一切罪过。传统儒家的孝道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尤其是长者,但即便是对亲属的孝也是缺乏最起码的“人道”意义的,丧葬的礼节其实成了生者摆脱自己罪责的方式。鲁迅对国民性的体察无疑是深刻的,而五四时期的对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改革其实只是在仪式上作了减法,却丝毫也没有触动这种礼仪文化的根子。
再看“奠”,这个字很能表达我们的死亡观念。“奠”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酋”即“酒”,下面象放东西的基物。本义是设酒食以祭,特指初死时的备供品敬礼。《说文》中解释为“奠,置祭也。”把死者当生者一样供奉,我们看重的显然不是死者的精神生命,而是肉身,我们理解的生活也就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吃、穿、住”那样,丧祭礼仪对应于此的是酒食祭品、寿衣以及棺墓。无限地拉近死者与生者的距离,即“事死如事生”,这的确是中国丧葬文化的独特性。《荀子・礼论》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把死者当生者看待,粗看起来是一种崇高的礼遇,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理解与西方人相反,我们是尽力把灵魂排除出去,抽象出肉身,许慎在《说文》中对“死”下的定义是“死,澌也,人所离也。从,从人”,指形体与灵魂相分离。李清桓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死去的亲人只是灵魂脱离人身,‘他们’过度到另一世界生活,还会祝福人间。所以人应‘不死其亲’,不把死去的亲人当作‘亡人’,当‘视死如生’”。⑤在中国的丧葬仪式上只看得到生者对死者的权利,死者没有尊严,因为“人死如灯灭”。中国人虽然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可并不认同灵魂的独特性,西方人说的“灵魂不灭”指的是人精神的永恒,中国人说到的“灵魂”则像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或许人们更愿意称它为“鬼魂”或“阴魂”,是会对自己的现世的祸福产生影响的。正因此,对死者献祭就显得必要。一般来说,除了“三年之祭”外,人们大都是在人间遇事不顺时,才想着去拜一拜死者,因为死者与冥间有沟通,希望死者能显灵,保佑他们在人间生活畅达。中国社会中的丧祭礼仪对于生命的肯定表达实则是人的肉身生活,它完全忽略了人生命的精神特性,它所理解的生命其实是相当抽象的。
西方丧祭礼仪的文化解读
西方的丧祭礼仪大抵很简单,其形式基本上属宗教式的。葬礼与葬礼弥撒一般由神父或死者亲属议定,包括祈祷词和经文,然后是圣餐,最后为告别仪式。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人天堂,解脱生前痛苦。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需要安静,因此丧礼非常肃穆。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丧葬基本从简,即所谓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原则。哭丧无论是初终还是在教堂,也无论是在送葬路上或下葬时,亲友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流泪或嘤嘤啜泣,意为不要打扰死者灵魂安静。⑥在西方人眼中,死者和临终者与一切现成的社会规则脱离了。生者对死者的感情是凌驾于一切社会权威和法则之上的个体生命以及对一个个体的无限珍视。同样,在西方,死之神圣带来丧祭之礼的独特表达,丧礼只有采用宗教性仪式才能真正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慰,“宗教的临终仪式能够在其信徒心中激起感情,让人们认识到人们在以人性的方式关心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宗教仪式的真正功能。” ⑦
西方人把对死者的安慰权交给上帝与人间的使者――牧师,他会说:“天父,我的上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请您饶恕我们,正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而荣耀都是归于您的”。西方人的丧祭仪式本着基督教的原罪和复活的概念展开。西方历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死莫过于苏格拉底和基督之死。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家人和朋友不要悲伤哭泣,对他而言,死亡是摆脱肉体的最好方式,肉体死了,精神诞生了,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是“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以及死后复活给人同样的启示,生命的真正秘密在于精神从肉身中超。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看中西社会文化思想的不同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丧祭场面往往宏伟而热闹,死者亲属的悲痛溢于言表,中国人对死亡真正痛苦的其实是族群生命力的衰弱,而非一个唯一个体的消亡;西方那种静悄悄的丧祭礼仪其实是一种等待和倾听,等待着至善天国的来临,倾听天堂的回音,在仪式中生者和死者共同领受这不同凡响的一刻,死亡事件启示了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丧祭礼仪受制于儒家的等级秩序和长者原则,个体生命被抽象地理解为尘世的生物性活动,死后的灵魂则是一个能左右人祸福的实体。正因为如此,丧祭礼仪对中国人来说显得是一种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人们更着眼于现世和当下,这种根源于儒家传统的情形正如韦伯所言,“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⑧西方的基督教丧葬礼仪则把人的死亡与原罪和复活相联系,个体生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维系于灵魂不朽的观念,即精神的永恒性。两相比较,可以这样讲,西方人的丧祭之礼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体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死亡之于生存的意义;而中国人的丧祭之礼无论在形式上表现得有多么精致或繁复,其所要表达的意义无非是“慎终追远”式的无奈和茫然,它除了沉溺于“生命苦短”的悲观意识之外就再也没有从死亡中超的勇气。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在丧祭礼仪上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的简约形式,送花、追悼等,但人们在对死者以及死亡的观念上究竟有多大本质的改变还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的变化已经是一个开端,它所孕育出来的也许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和领会。(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
注释
①②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2、6、13页。
③:《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⑤李清桓:“《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⑥省略/xiview.asp?id=1&ssid=1
论文摘要:中国有自己浓厚的文化底蕴,孔孟哲学、诗书礼仪。并且中国传统艺术丰富多彩,陶器、染织、家具、古建筑、书法、绘画、民间艺术,如何汲取其中精华,创造具有传统韵味又富有文化内涵的现代本土设计,这是我们每个从事设计的人应该好好揣摩的问题。将传统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现代设计之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融合汇成现代设计艺术的主流。
现代设计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各国发展的道路与特征均有不同。德国长期以来强调设计中的功能主义原则,强调设计的民主特色,反复提倡”好的造型”。因此,理性原则、人体工程原则、功能原则是设计天经地义的宗旨,不能因为商业主义的压力而放弃。这些因素造成德国设计的坚实面貌:理性化、高质量、可靠、功能化、冷漠的特征;与之恰恰相反,美国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形成了这个自由国度的标识。美国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得设计师对设计的社会效应,对大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现代设计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以及设计本身的社会含义等则考虑不多,这使得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法国的现代设计是基于法国设计传统的,即设计为富裕的上层人的活动,设计的内容是豪华、奢侈的产品,设计不应该是民主的、大众的,而应该是权贵的、高尚的。法国的设计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地区主义也非常强烈;丹麦是斯堪的纳维亚五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土狭小,经济高度发达,其发展一开始就与大自然作斗争,这种背景使丹麦人长期以来对于设计具有高度的重视,而丹麦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统一性,使丹麦的现代社会也对其设计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丹麦现代设计中贯穿了一种冷静的,严肃的高度功能化的风格,体现了大企业的精神;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得非常迅速和成熟,日本利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各国用了70多年才达到的目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是日本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最好学生,从传统的日本设计可以看到中国、韩国的影响;从日本的现代设计中,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影响。无论是日本的陶瓷、传统工艺美术品、传统服装、传统建筑、传统文化的设计(如茶道、花道、盆景设计),还是现代设计,如汽车、家用电器、照相机、现代建筑和环境设计,现代平面设计、包装展示设计,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设计时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意义的经验。
中国的现代设计相对欧美等国来说,就不是那么乐观了,设计上抄袭模仿的现象普遍存在,作品的质量不高,能够走出国门、真正展示自己的东西还是太少。完全照搬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虽然可能设计水平看似提高了一些,但是毫无中国特色可言。我们分析西方各国的设计,它们都有着自己本土特色的东西,是它们文化的体现。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孔孟哲学、诗书礼仪,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我们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并且中国传统艺术丰富多彩、陶器、染织、家具、古建筑、书法、绘画、民间艺术等是我们创作的宝贵资源。
一、图腾、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将传统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现代设计中来,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下,采用了”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之”方胜”,但靳埭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的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用以后的展开运用。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借用丁原始社会彩陶上的凤鸟图形,并使用了中国图案特有的”喜相逢”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凤鸟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在其他视觉传达艺术、环境艺术等设计领域也处处可见图腾、纹饰元素的运用。
二、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的构成方式和形式美,在世界各国文字中独树一职。从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汉时的小篆、古隶和宋明时的印刷字体,直到我们现在常用的宋体、黑体、仿宋、综艺、琥珀、圆体等,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广泛地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靳埭强先生在其招贴设计《自在》中,运用了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作品《甲骨文·众生》中”众生”、”方舟”、”日、月、云、水”都是甲骨文字的设计组合。作者通过新设计的甲骨文力求使古老的文字具有时代气息而又不同于传统甲骨文。
三、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书法是我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中国的书体丰富多彩,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形式与现代体育运动想结合,印章中的”京”字似”京”似”龙”又似”人”,把”北京”、”中国”、”人文传统”、”现代运动”包蕴其中,印章中经过巧妙的处理形成一个面向前奔跑、欢呼的人形,又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运动员为主体的健康向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方寸之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地糅合得非常完美。
四、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众创造并享受的文化,是民众智慧的结晶。许多民间艺术杰作,成为”华夏一绝”被传承和保留下来。剪纸、刺绣、扇艺、风筝、锦人、木板年画、民间玩艺等等。在现代设计中融入民间艺术,给机械化的现代设计增添了一份人情关怀。就拿2004年全国大学生设计大赛来说吧,一张字体设计作品中,将民间皮影戏的角色运用到现代设计作品中,将我们的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元素融合得非常完美。在装饰设计、服装设计中也不乏优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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