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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在学习方面也不止只限于书面知识,更多的外国学生因为学习汉语,所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世界的发展,人们不止注重衣食住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培养。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大多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本文就将从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来看中外文化交流进行论述。我们知道,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到达洛阳,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伽谶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原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到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作用是相互的。
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实习方式多元化,可以简单概括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因为实习是跟汉语国际教育有关的工作。在平时讲课时就接触到了外国学生。学生为印尼学员,信教,所以在讲课前会进行祷告。这也是本文来源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多方面的。例如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等。宗教间的交流为其中一个方面。本文将从宗教方面,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外文化间的交流。
本文主要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并且结合Chinlingo平台的实习经历,研究在宗教方面,中国与外国之间,怎样进行文化交流。很多书籍介绍的主要为佛教东传的过程,忽视了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动。其实,在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活动。西行求法活动,可以追溯于西晋时期。据统计,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因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推动了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可以看出,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深远、巨大。其影响不止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文学、医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例如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等其他僧人的作品的出现,保留了中国文字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医学方面,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各种印度医学观念也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方法,针对在宗教方面的差异以及相同之处,进行对比,看中外文化如何在宗教方面体现出来交融,并且通过宗教,与其它文化方面的事件进行联系。其最终目的是:在宗教文化中,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体现中国文化的,即包容性。
一、主持人: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答辩人:目的:因为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单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特别细微的阐述。但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的文献却少之又少。本文欲从这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阐述,从而得出论文结论。
二、主持人:本篇论文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答辩人:本文欲从六个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即:
第一章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的结果;
第二章是有关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意义;
第三是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第四章我主要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这两件事情的异同;
第五章我针对这两件事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个概述。
最后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也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应该是怎样一个态度。我的论文的大概内容和结构就是这样。
三、主持人:在你研究的课题方面,你主要运用了什么方法进行研究?
答辩人:我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文献研究法: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中外文化产生的影响,翻阅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比如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种类有许多,在论文撰写初期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2、对比法:对中国以及外国产生的影响,从不同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又与“一带一路”进行结合,产生现实意义。并得出我们针对此现象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得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现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失语 教学改革 对策研究
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上世纪末,曹顺庆先生提出了“失语症”。虽然他是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而提出的,但这一诊断却具有普适性:不仅是中国文论界,还有文学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统统都患上了“失语症”。该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在中国教育界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也愈演愈烈。
在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却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难。从丛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 Culture Aphasia)(从丛,2000)。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色鲜明,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着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备天然的文化资源优势。因此,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众多英语学习者,包括许多英语水平达到中级或高级水平的人,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却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
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外语教育工作者提出学习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母语文化的教学。下面仅从几个方面谈一下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
二、中国文化“失语”对策研究
1.教材建设
在教材编写方面,现有英语教材中大多都只涉及目的语文化,很少涉及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国文化内容的课文占的比率太少。单向导入目的语文化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设上,要增加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材料,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汇,让学生能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我们可考虑选取中国作家所写的英文名著,如丁往道的《中国文化掠影》;或引入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如赛珍珠的《大地》;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如果考虑到内容的时新性,还可引入优秀的当代中国作品的英文译文片段和反映中国社会内容的英文报刊上的优秀文章。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英语知识,帮助其储备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情操,还为颂扬宣传中华文化,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打好基础。
2.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应体现哲学、历史、宗教、社会等中国文化内容的综合,体现出中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让学生从另一角度来欣赏中国文化,同时可开设中外文化对比课程,强化学习者的对比分析能力,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在教学体例上体现出由易渐难的层次特点,体现由语言知识到文化应用的系统特色;在教学目的上体现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综合训练;在课程性质上体现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对象上,应考虑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实际。切实详细设置生动、详实、趣味性与知识性并举的中国文化英语课程,还有待英语教学工作者们不断研究。
3.考试改革
考试对于强化中国文化教学是有利的“助力器”。英语考试可谓伴随着国人的一生,考试门类齐全,每种考试都加深了国人对英语重要性的认识。而面向国人的母语水平考试又有多少?故欲提高中国文化教学,则需要增加中国文化测试的内容和比重,真正体现对中国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同。考试改革的方式宜灵活多变:可以采取听、说、读、写、译等方式,可以增加文化常识的考题,也可要求学生写文化方面的小论文。同时还可把目前大学英语考试中的作文试题与文化考试融为一体。另外,让学生写文化方面的论文以作为其课程考试成绩的一部分也是可行的。
4.教师素质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应具备独特的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英语语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更需具有相当的双文化或多文化知识。传统的英语教学中,大部分英语教师的教学重点一直是语言知识点的讲解,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知识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目的语文化了解的同时提高母语文化素养。其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运用比较法,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从而使学习者对两种文化产生直观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有关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并同母语文化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现象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识,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在英语教学中,如果学了外语就丢了母语,有了外国文化就抛弃母语文化,这个世界仍是隔离的世界,那么学习外语又有什么意义呢?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样呼唤英语文化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为改变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各大高校需积极做出改革措施,实行教材和教学改革,借助考试引导强化,再加上教师从旁指点,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并不难。唯有加强母语文化教学,我国的大学生才能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禀承我国的民族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
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桥梁。但是,文化的个性所衍生出的大量文化局限词给文化间的顺畅交流和翻译造成了障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反映中国独特文化的词汇,也就是中国民俗词汇日益增多,探讨这些词汇的翻译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翻译 文化 民俗词汇
一、前言:文化、语言和翻译。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的共存。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它有一个新的需求,那就是我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而翻译则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过去的翻译研究一直强调在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比研究,但缺少文化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人士开始走向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交流的意义。近年来,翻译研究的重心已经从语言的迁移转变为文化的交流,而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大的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成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的深层活动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研究文化问题,促进跨文化交际翻译是必须的、重要的。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俗词语翻译的重要性。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民俗文化来源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探索和传承,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构成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精髓,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外延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纵观中国翻译史,无论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还是至“五四”的西学翻译,都是以外译汉为主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引进”占据了绝对的强势,而输出明显处于弱势。这与中国这一文化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发展强盛的追求是不相称的,而关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翻译更是凤毛麟角。直到今天,尚无一部专门的汉英或英汉中国民俗文化辞典问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有意识地实现翻译工作重心的调整,在兼顾“输出”与“引进”平衡的同时,侧重向外国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因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我们的民族特色不至于淹没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海之中。
三、中国民俗词汇翻译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转移。因此,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把源语言的信息传递到目标语言已成为翻译的中心问题之一。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的沉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是传达文化负载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负载词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俗词汇。因此,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中国民间文化信息方面的研究。由于一些独特的目标语读者可能难以理解的,如何翻译好这些中国民俗词汇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
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游牧、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民俗传承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在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发生变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丰富,使得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人际传播的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应更加关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为民俗传播服务,使民俗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下面是有关中华民俗词汇的误译案例分析。前面是字面意义上的转换,后面是内涵意义上的转换。
年饭 the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 family reunion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红包 red bag,red packet,red paper / envelope with gift money
纸钱 paper money,paper coins / ghost money
唐装 dresses of the Tang Dynasty /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王八 tortoise / turtle cuckold
龙凤帖 dragon and phoenix card / marriage certificate
黄道 yellow way / lucky days
黑道 black way/ unlucky days
拜天地 kowtow to Heaven and Earth / 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
从以上例句来看,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目的语读者会不知所云,而根据内涵翻译,他们才会充分理解。奈达(1993:110)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汇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四、结语。
任何语言都是与本语言所根植的文化密不可分的。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负载着该语言的文化。中国民俗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民俗文化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是中国文化个性的体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工作和生活方式、价值观、,风俗习惯等,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给当今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如何在汉英翻译中保持其独特性,做到文化的“全真传真”,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所以为了帮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增长其见识,我们应该多加练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恰当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努力地译出忠实通顺、优雅的译文。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具有深远意义。(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项目论文
项目名称:从Nida的功能对等看中国民俗词汇的翻译(以鲁迅小说选为例)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者阐述了文化交流与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就扣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交往的迅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称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许多情况下,交流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的。“大至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都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影响.误导信息的获得,造成交流障碍。”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 , 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文化教学应注重知识文化,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为主,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交流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