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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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文化；批评；美；深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1]《混沌的秩序》 赵奎英 花城出版社2003.
平面设计是比较实用的艺术形式，介于纯粹艺术与应用设计之间。它包含有绘画性和设计性两个层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隐喻性。然而要想做出最具民族底蕴和文化韵味的平面设计作品仅凭设计的技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地纳入本土文化和本民族的文化及艺术语素，才能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平面设计作品。中国水墨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语言，其中包含着民族的智慧。如何将中国水墨画的语素运用在平面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概括、凝练是平面设计中重要的观念，中国水墨画同样有着这样的特质。古人曾讲过“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用简练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寓意。水墨画能通过凝练的笔墨关系，表现出广阔的心理空间和耐人寻味的意境。在中国水墨画中，兰草就是用几根粗细走势不同的墨线交织而成，传达给人以幽兰深谷的意境。然而在平面设计中，对表现的物象加以提炼概括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比如在图案设计中，把复杂的花卉用最为简练的线条和形状表现出来，使物象变得简洁并带有较强的装饰意味。平面设计中的标志设计最具代表性，能用最为凝练的语素体现作者的意图是最高明的，这些都与水墨画有着共通之处。水墨画强调留白。留白，在水墨画中是常见的，也运用得最多，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白为无画处，以无画处衬托有画处，使画面既不被塞满又具有韵味。虚实相生，以虚写实，以实写虚，都是为了使画面更具节奏更具变化。山人的画作中，有不少花鸟画多为一枝花，一条鱼或两个简单的物象，再施以独具匠心的款识，画面空灵而耐人寻味。画家用点、线、面的语言将一张白纸分割，形成一张有意味的作品，这种有意味的空间想象远远超越画面的内容。在设计中这种表现手法也是常见的，福田繁雄的设计作品中就运用了这样的表现手法，通过这种艺术手法处理画作后，会使画面更加凝练、简洁，给观者留有回味的余地。空间的营造也体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
在水墨画中，空间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反映了作者的立足点。中国水墨画的空间观念，是以一个平面的二维空间营造一个纵深的广度空间。通过物象的堆叠逐步地拓展观者的视觉空间，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可以说，这种视觉效果在平面设计中同样存在。冈特·兰堡的设计作品中有这样一件作品：在一张黑底的纸上绘制两把椅子，上为白下为红，将画面一分为二，在四边角施以文字（文字是镂空的白色），画面没有多的语言，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思索和想象的空间。空间的营造取决于作者的观念，观念的形成在于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其他综合素养，这些素养的形成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
二、中国水墨画元素在平面设计中运用的意义
中国水墨画对平面设计有着深刻的审美影响，在平面设计教学中，要让学生理解中国水墨画的语言及画面的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可以说，中国水墨画是依托文化而存在的艺术，其终极目的并不止是对客观物象的表现和水墨技巧的展示，而是对画者内在综合修养的展示。其追求的不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绘画表达画者的内在观照。其用笔法的抑扬顿挫，线条的浓淡干湿，用概括凝练的绘画语言展现出东方古国独有的神秘和含蓄之美。将中国水墨画元素及理念运用到平面设计教学里，不能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就能解决的，要对中国水墨语言的韵味有深入的理解。在平面设计教学中加入水墨实践环节，让学生通过有关水墨画的实践活动能理解到水墨语言的独特性。同时让学生对水墨作品进行赏析，并对绘画背后蕴涵的文化意蕴进行领悟，使学生了解水墨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巧妙运用不是单纯地展示视觉之美，而是其表现的由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飞跃的和谐之美，追求动态之中的矛盾的平衡之美。这种对学生民族性审美眼光的锻炼，在现代的平面设计教学领域是必要的。中国水墨特有的语言体系对平面设计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平面设计作为一个在西方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艺术门类，从理念到制作技法都是自成体系的。要想有所变化，有新的突破，有独特的表现方法，就要加入一个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转变原有的观念。中国水墨画独特的语言是极具拓展性的，水和墨在宣纸上的运动产生了很多随机的独特肌理效果，这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线条的浓淡干湿、粗细曲直和圆转方析等诸多变化，不仅仅是特殊效果的融入，也是一种在独特文化背景下水墨绘画艺术元素的嵌入。恰恰是这种水墨画特有的自然而随机的艺术效果，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和思索的余地。在中国水墨画中，线不仅构成了物象的轮廓与结构，也是情感的载体。而在西方绘画中，线更多是勾勒边界和结构。中国水墨画中，线是画的骨骼，表现画的节奏韵律。线本身就充满情绪，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意蕴。线的变化形式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可以脱离物体单独存在，也可依托物象传递讯息。在平面设计教学中，将书写性线条的实践运用到设计中，可以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内在韵味和表现力。其别样的用色观念，即“以墨为主，色为辅”的表现形式，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钟爱。而就是这样少许的色彩，在水墨晕淡的画面上更显珍贵。这也是古人所说的“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实证。在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中，再多的色彩似乎都已不能诠释这样的意境。
按《宋会要》等书记载，可知画学前后举办了七年（1104—1110）。如果考虑到学舍直到大观元年（1107）才最后完工，那么，教学应该从画学招收学生这一年算起。这样说来，画学进行绘画教学的实际时间，前后只有四五年左右。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宋代绘画的发展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留下姓名的画学生只有石珏和王希孟两人，仅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卷》就足以使画学传流千古了。其次是画学生被并入翰林图画院之后，画院的创作力量得以加强，他们又是南宋初年的杭州御前画院的班底。也就是说，南宋初年的绘画艺术成就与画学的绘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与当时教育制度一样，画学也由博士“职专教导”①，是合“教育众工”与“考其艺能”两者合为一体的。今日可考的画学博士，仅知有米芾、宋子房两人。米芾，《画继》云：“当置画学之初，召为博士。”②米芾任职时期为崇宁五年和大观元年（1106—1107）。米芾虽以书法见长，但精于赏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山水画方面独推董巨，不取李范诸家；人物画不取吴道子一笔，恐入画工习气。这些都属于文人画范畴的美学观。③宋子房，也见于《画继》的记载，由邓椿大父邓洵武任中书侍郎时“荐为博士”，时在大观元年三月至五月之间。也就是说，宋子房是继米芾之后的画学博士。子房，字汉杰，受到过坡的褒扬，谓之：“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④宋子房出任画学博士，得到当时人的普遍认同，“咸谓得人”。仅知的这两位画学博士，都是北宋后期文人画思潮初起时受到普遍推重的，他们的文人画意趣，无疑会使宫廷绘画向着文人画的方面推进。事实上也是如此，以精严的笔法，传达文人的意趣，一直被认为是北宋末年的杰出成就。
《宋史·选举志》记录了画学的分科和课程：“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艺观其能通画意与否。”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说文》《尔雅》等文字学著名的学术性很强，实在难以“通画意”。再说，考核画学生的文学领域里的前贤诗句，与这些课程也基本无关。可见，画学的课程设置不甚合理。但是，这些课程设置表明了当时培养的绘画人才，显然不是仅仅能画画的“众工”，至少反映出某些良好的愿望。
绘画专业课有临古和写生两类。关于临古，《画继》卷一谈到宋室南迁之后，邓椿碰到两三位流落在四川的画院画家，曾经对他这样说：“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只能是皇家画学才有可能办到。关于写生，是与一则记录联系在一起的。《画继》说宋徽宗“孔雀升藤，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这表明宋徽宗对写生的看重。“众史骇服”则说明道君皇帝对绘画艺术的造诣与导向。写生，写其生意，传其情态，并不是西洋画中所说的如灯取影，照实描摹。临古与写生两方面并重，培养了画学生徒谨严的体察能力和精微的表现能力。画学生在学习期间，与太学一样，也经常有考试。考题多以诗句为之，可以举出沿传至今的八例：①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②乱山藏古寺；③蝴蝶梦中家万里；④杜鹃枝上月三更；⑤竹锁桥边卖酒家；⑥踏花归去马蹄香；⑦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⑧午阴多处听潺。第一题，《画继》云：“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艏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槐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恬，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见舟子之甚闲也。”第八题，在《兰亭续考》中被偶然提到，“昔政和画学以‘午阴多处听潺’命题，众皆作清流激湍而听者坐其侧。最后纳卷者，独为藤蔓胶，树影正中，而有人属耳于崩崖乱石之间。上览之，以为真听潺者。”以上这些记载，是要求画家对诗句有恰当的理解，绘画技巧、谋章布局的能力反而是其次了。诚如《萤雪丛说》所言，“夫以画学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亦犹科举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为优。二者之试，虽下笔有所不同，而于得失之际，只较智与不智而已。”也就是说，要求画学生“善体诗人之意”，富有文学修养与审美。
北宋末年，文人评论绘画的影响越来越大。郭熙以为清篇秀句的“幽情美趣”有助于启发画意，坡以为优秀的绘画应像诗意一样“天工与清新”，受此影响，导源于诗情画意的惠崇小景、淡远宁静的平远山水、野逸意味的徐熙花鸟等，越来越受到重视。诗意的追求，不仅在文人学士中盛行，即使在官修的《宣和画谱》中也对诗意再三致意。在这种情况下，画学教授文化课的目的在于“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以前贤诗句来考核学生，自然是顺理成章，丝毫不显得突兀了。文学对绘画的影响，已经暗示着后世“文人画”已经展开了。画学的学官制度、课程设置与考试标准，说明当时的绘画教育既顺应着绘画发展的时代潮流，也推动了绘画思潮的深化和拓展。
纵观古代宫绘画一千多年的历史，政府组织的绘画教学机构仅有这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总体来看，画学教育得大于失。画学的历史经验，对现今的艺术学院教育教学，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当前的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着仅仅取法海外的片面性，反而忽略了传统艺术教育的成功之处，或许不是因为北宋画学存在的时间太短吧。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画学史料，均参见：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
②邓椿《画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 话语方式 《看见》 《新闻1+1》
1980年，央视推出《新闻与观察》栏目，第一次把“电视新闻评论”作为节目形态亮相，但“三起三落”的命运注定它只是中国电视新闻评论史上的过客。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问世，这个在《东方时空》羽翼下孕育的新生儿，从一出生便显示出它的特殊地位，“《焦点访谈》的开播标志着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以它为标志，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①
《焦点访谈》开播之后，连连创造收视神话，有数据显示1998年它的年平均收视率在27.48%左右，这意味着“《焦点访谈》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一项生活内容。”②焦点访谈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节目姿态的放低以及说话方式的转变，从“非我”向“我”靠拢。
这里的“我”与“非我”指的是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原则下，新闻性节目中传播者进入节目程度的深浅。“我”可以理解为传播者深入或者完全进入节目，以真实的“我”的姿态去理解新闻，传播价值。“非我”则体现为传播者与节目的绝缘，冷眼旁观。中国新闻评论30年，从《焦点访谈》开始，每一次新的评论话语的出现，多多少少有点“非我”向“我”嬗变的意味。
一、《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刺破“假大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提出“自己走路”的诉求，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抹不掉浓厚的报纸印记。电视新闻脱不了“新华体”的束缚，评论走不出“画面+文字，以文字为主”的泥沼。直到1994年4月，《焦点访谈》横空出世。
首先是姿态，“真诚面对观众”。这是《焦点访谈》从《东方时空》处延续而来的品质。“真诚面对”不同于之前的“高高在上”式的俯视，这里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是平等、亲近的，节目“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③这里，传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我”的意识觉醒。
其次是话语形式，“用事实说话”，述评结合。这是《焦点访谈》的口号，一直沿用至今。“用事实”是方法，“说话”是目的。《焦点访谈》重点在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它以“事实”做依据，要求传播者充分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深入采访、调查，以证据说话。某种意义上说，用事实说话也是用过程说话，用最直观的画面语言展示事实。比如，《焦点访谈》的《罚要依法》报道的是山西309国道乱收费的现象。记者的摄像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交警认定超载开罚款单记者试图减少数额交警再撕一张罚单记者无奈。而类似的镜头和手法是《焦点访谈》惯用的。《焦点访谈》的事实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④，给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对话空间，给公众展示公正的、完整的事实。
第三是叙事结构，故事式叙事。“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话语形式，同样是它结构文本的依托。节目制作者对一个个鲜活的事实进行包装，加入悬念和冲突，用“故事化”的手法进行文本创作。《焦点访谈》的叙事结构一般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采访调查——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补偿”，事件本身就是故事；出镜人物一般是“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多元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构成故事的看点。用故事化结构文本，加入戏剧性因素，比传统式的“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更富说服力，也更有看点。
《焦点访谈》在摆出事实求证观点的同时，通常会在节目头尾加一段主持人的述评，或者在节目中间加入记者的现场述评，这种“述评结合”的评论样式集纪实性、说理性和思辨性为一体，是延续至今的经典模式，即“提要+引导式主持+主体事实+评论式主持”。
二、《新闻1+1》：引入人际传播，多元声音交流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泛滥愈演愈烈，“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唯一稀缺的是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⑤如何获取注意力？在这个新闻报道漫天飞的时代，要的是独家视角和观点。《焦点访谈》选择“用事实说话”，重事实轻言论的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央视开始了自己的言论节目探索，在经过《央视论坛》和《新闻会客厅》论坛模式的探索之后，2008年3月24日，《新闻1+1》上线，这是一次“事实”和“论坛”二合一模式的实验。
首先是话语方式，“人际传播，双向交流”。《新闻1+1》由董倩和白岩松联袂主持，董倩是常规主持人，担任节目的串联、引导等工作，而白岩松则以新闻观察员（后改为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很显然，他在节目中的作用是“言论”。节目中经常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开场白和话题基本情况介绍之后，董倩的第一句话大部分情况下会是“岩松，你怎么看”。虽然只是简短的几个字，却真真体现了人际传播的交流功能。在《焦点访谈》中，记者用“事实说话”，把观念寓于事实之中，属隐性评论。《新闻1+1》则在事实的基础上，把观点突出，显性评论。主持人的提问和质疑，评论员的释疑与拓展，二人双向制动，形成开放的话语场。
从这些书评的生成原因看，有几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评论机制问题。不少书评作者与专著作者一般为或师生关系，或脾胃相投的“哥俩好”，戏文尚未进入“正本“，其开场锣鼓先就使得书评的客观公正性大打折扣；国外由编辑指定或随机选取书评者、盲评机制在我国尚未形成。特别在我国音乐理论界，“短平快”书评的即刻出笼，也使得能够坐下来潜心研读原著、可能发表不同看法者因被“抢占先机”而不得已悻悻然作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普遍国人心理也使得前者如入无人之境，大行其道。
二是成果评价问题。一般来说，书评不能被认定为学术成果，且要写出精当的书评，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研读原作，故真正愿意为之费心者寥。这就必然造成下列普遍现象：1．“拉大旗作虎皮”。即不论货色怎样，首先树一招牌，拉一名人“剪彩”。名人若真有耐得住性子细看书再为文者固可放心，但要求功成名就者再来费这个劲儿未免天真；况且，恕我小人之腹度之，名人一般来说心情都不错，下手也就特别温柔。故此类书评多半乃“隔山买牛”之作，凭老经验，没有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至于[前这块猪肉是否真正吃进了嘴里，就很难说了。2．“套近乎”心理。此类专著作者大多已为名人或准名人，无需吭声稍假以颜色，必有侍者争宠。要求这类书评说真话，有如要儿子打老子，可得乎么哥？这就像小孩儿佩服孩儿王，以为[前就是天王爷，夸起来都精选最美的词儿，简直捧上了天。你若想在这种书评中见出真正的“学术”评价，那就对孩子们要求太高了，如果不信，不妨将著作与书评当作商品与包装，比较一下便可见出在下所言大致不虚。
关键词：体育新闻评论趋势写作手法风格
随着体育事业与体育媒体的发展，作为新闻评论重要分支的体育新闻评论独树一帜，非常繁荣。平面媒体特别是报纸为体育新闻评论提供了一个广阔且有稳定受众的生存空间，网络媒体的兴起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体育新闻评论和“评论员”队伍的数量。体育新闻评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进步。几乎任何重大体育事件体育都会从各个角度进行评说。随着体育新闻评论的影响力的扩大，体育新闻评论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在不断适应读者新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
一、“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
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使得体育新闻评论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体育新闻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追求强烈的时效性
体育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而传统的新闻评论对于时效性并不苛求。如今，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生命，体育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也是争夺“眼球”的法宝，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体育媒体竞争的主题。新闻性要求体育新闻评论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体育媒体在新世纪更为重视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许多体育报纸开辟了评论员专栏或专版。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体育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而网络上的体育评论其时效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往往是比赛一边进行，网络们的评论就已经“出炉”，不受刊发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2.讲究现实针对性
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体育时评”盛行，是体育新闻评论讲究现实性的一大表现。一些市场化报纸如《体坛周报》等新能取得成功，体育新闻时评功不可没。
从评论的题材上看，触及现实是体育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体育新闻评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人们对于“高、大、空”的体育评论兴趣不在，需要的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鲜的、敏感的、热烈讨论和大众关心的体育事件与话题进行评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受众梳理与解析体育事件。
3.“新闻性信息”与评论相结合
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体育新闻评论和体育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
在版面编排上，体育新闻评论常常与体育新闻报道同时见报。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体育新闻评论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体育新闻评论依托体育新闻报道而发表，如时评、评论员文章、按语等，以发掘体育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在写作手法上看，报纸体育新闻评论常常在写作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体育新闻评论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体育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有时很难区分新闻稿件与评论的界限。
二、“多元化”趋势明显
体育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广泛，“评论员”身份“多元化”
现在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不仅有体育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评论员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还会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业余撰写评论。同时注重吸引体育迷参与评说，各媒体也把受众参与作为刺激销量的重要手段。
2.体育新闻评论的角度和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各种的话题，进行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有正面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受众欢迎。
三、“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
如今，新闻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的媒体群。这对体育新闻评论写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专家型”的评论员是各大体育媒体竟相争夺的对象。“专业化”程度高的体育新闻评论是体育媒体的标志和旗帜，也是体育媒体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并存是体育评论的一大特色。两者的目标受众群并不重合，传播目的也不相同。体育专业人员，专家，职业记者所做的评论针对的是资深的体育迷和体育专业人士的受众群体，目的是体现媒体的专业水准。，而“平民化”甚至“娱乐化”的体育新闻评论针对的是更为广阔的普通受众和市场，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培养受众以及增加评论的趣味性，开发体育新闻评论的多样价值。许多大型赛事举办期间，报纸都会策划风格各异，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评论专栏。专业人员侧重理性分析，而非专业人员的“感性宣泄”也会获得很多读者的欢迎。
四、“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新闻信息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体育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例如，“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这篇评论由一个运动员的经历，引申到对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探讨，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和造成个人境遇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深刻且独到。
关键词：装饰性绘画平面性语言新媒介材料审美情感表现
装饰绘画常常被看成是设计艺术中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传统绘画中则多采用真实感觉和实际感受获得形式的表达。实际上，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对形式的感知是与其他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同性和关联性，采用装饰意味进行绘画的语言表现亦是现代绘画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在近代的西方，装饰绘画给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曾带来了一次表现形式的大幅度提升，平面性的绘画对传统语言的扩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给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平面形式语言的基本训练来进行装饰绘画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上述中西方的绘画语言本身所具备的语言构成到造型表现都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不同风格，装饰绘画因此而显示了形式的基础意味，也为今天的装饰绘画艺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通道。当然，在装饰绘画的创造实践中，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强调：不能简单地把一个艺术图案直接搬入画面，这样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而不是创造。装饰绘画创作应该把形式语言看成一种可用的资源，将装饰感受灵活地运用到画面的形式中去，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语言方式，使平面语言能成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形成新的思维方法，并在新的媒介材料和语言样式中获取更多的鲜活动力。同时，在平面绘画教学过程中，也要顾及到现代生活内容对艺术形式所提供的新空间，运用新的艺术技能的发展，形成新的形式。例如，传统水墨画中对于构图是比较程式化的，山水中远、中、近三者的关系必须明确，形成上下的重叠关系，山水与人物在画种上的区分，也造成了人物与山水形象在画面中的特定的比例。而现代水墨创作中，则可以用重复、对应连贯等自由、多样的构图，人物与背景的比例也可以随意变换，从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美感和装饰性的平面化语言意味。
【关键词】舆论引导 娱乐化 话语体系 标题公信力
《金鱼说话》是2011年1月辽宁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FM90.6）节目改版后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节目名称采用两位个性化男主播的姓氏组合形式，既突出了主持人的形象符号，又鲜明地体现了节目定位和个性特色。每天早晨8点到8点半的黄金时间，金龙、于雷两位主持人用嬉笑的语言，夸张的演绎、辛辣的讽刺，融合相声、演绎、调侃等多种形式，对社会焦点热点事件进行个性化评点，激情而不失冷静，幽默但不失尖刻，嬉笑怒骂而又一针见血，让听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对新闻事件多一分思考和回味。
尽管节目开播时间不足一年，但其在大连收听市场的认可度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本台监评员的监评报告看，对《金鱼说话》节目的监评报告高度集中，监评员认为，该节目形式富于创意、内容引人深思、主持人反映机敏、风趣生动、收放自如，让早晨的新闻时光变得格外与众不同。
应该说，对于一档身处广播新闻节目播出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黄金档”广播新闻节目，《金鱼说话》能取得这样的关注度、获得这样的评价相当不易。从整体节目定位来看，《金鱼说话》是以传统曲艺――相声的形式，糅合主持人自身演绎、调侃、讽刺、幽默的主持风格，评论“昨日新闻”的节目。实现用娱乐的形式提高广播新闻的舆论引导力是这档节目突出的特点。
初探：遵循新闻规律，乐而不“娱”，内容严肃，形式活泼
1、恪守新闻规律，形式创新与新闻传统回归高度融合
《金鱼说话》节目首先是一档新闻节目，它信息量大、新闻性强，内容涉及重大主题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社会热点报道及生活服务报道等方方面面，在节目选题方面坚守新闻价值原则，在节目形式方面则坚持“创新话语体系”。
如2011年5月5日的节目中提到了警察用凡客体提醒居民防止上当受骗，主持人借用网络流行的凡客体改造出不同情境的片段，或冷嘲热讽、或风趣幽默，不仅向听众传递了当下网络风潮，又以极富调侃、令人捧腹的形式，间接地点评了一些社会现象。再如讲到明星吸毒，主持人用模仿的口气，说莫少聪“绝不忏悔”，又以听众的口气劝他“长点心吧”，角色多变，惟妙惟肖，让人有如同观看戏剧之感。又如讲到老年人被骗买药，主持人模仿各种人物之语气，绘声绘色，效果逼真。
事实上，《金鱼说话》在很多舆论监督类报道上，都一反过去流行的“高举高打”的做法，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视听众的接受心理，特别致力于创新报道的话语体系――居高临下的说服被平等交流代替；抽象概括的工作式语言被富有亲切感的口语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调侃取代，甚至时不时地冒出网络用语，流行词汇，说学逗唱无所不用，曲艺形式发挥至极。事实上，话语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叙事方式的转变、语言风格的转变，从更深层次来讲，这种创新是对传统新闻的回归和提升。
2、把握评论和调侃尺度，注意适当回避
《金鱼说话》节目主持人思维活跃，主观能动性作用大，经常能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迸发出闪耀着光芒的语言火花，但个性化和主观性的发挥时常是一把双刃剑，导向和尺度把握得好，节目就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而不注意评论和调侃细节的把握，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式的评论将会引起导向的偏差。尺度的把握，与主持人的政治意识、语言表达能力、节目主持技巧、文化知识素养等综合素质密切相关，《金鱼说话》节目主持人正是在这些能力的不断锤炼中提升着节目美誉度。
不只在新闻内容上要把握一个“度”，《金鱼说话》节目的形式上，也严格要求“度”的把握。主持人在运用聊新闻、侃新闻、借用相声等娱乐手段时，要视新闻内容的题材而定，如悲剧性的新闻不能娱乐化，而对于一些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震撼性、传播力强的新闻，也是没有娱乐的必要。同时，也要注意回避过度调侃造成的人身侮辱、个别社会问题普及化等问题。
如2011年9月22日的《金鱼说话》节目，有一个话题讲到某地三名小学生相约跳楼自杀的新闻事件。虽然主持人仍然使用听众熟悉的调侃口气来报道和评论，但因为涉及到儿童主题，主持人的话语就特别谨慎。新闻事件中的三名小学生因为作业太多，相约自杀，就不用做作业了。两位主持人调侃说，“我小时候作业写不完，找我姨替我写”，另一位说，“我叫比我小的学生替我写，他要不写，我就‘削’他。”但这个题目是少儿主题，主持人马上插了句话，“我们俩都是开玩笑哈，小朋友们不要学”，这就避免了少儿的误解、甚至模仿。
从监评员这些方面的评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金鱼说话》在选题方面充分遵循新闻规律，突出新闻的时效性、信息量，特别是内容的严肃性――所选新闻并没有追求轰动、爆炸、刺激、血腥等噱头，也没有忽视新闻伦理道德等问题。另一方面，《金鱼说话》在表现形式上却充分发挥了广播作为一种声音传播媒介的优势和特点，既实现了新闻“娱乐化”改造后，对听众的吸引力的提升――从受众接受心理出发，加强贴近性，增加趣味性；也规避了新闻“被娱乐”的负面效应，比如忽视舆论引导责任、盲目追求娱乐性而导致庸俗化、功利化等倾向。
解析：形式“娱乐化”是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有效手段
广播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同样面临提高舆论引导力的问题。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不仅体现在于你报道了什么，而且在于你的报道有没有人听、是否被接受和认可。所以，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首先就要提高收听率。
如何提高广播节目的收听率？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广播产业发展概况》，提高广播新闻节目的地域性和贴近性是提高收听率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本地新闻资讯增多；2、主持人风格贴近本地审美趣味；3、节目中更多使用方言和地方语言；4、节目反映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特点并更多地满足听众在本地的需求。
应该说，《金鱼说话》正是遵循了广播新闻的这一趋势。其相声的表现形式满足了听众对新闻传媒的多元化需求。随着新兴媒体的兴起，信息传递已经不是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对于同样的信息，如何使用本媒体独特的表现形式并增加新闻的附加值已成为受众选择的关键。从新闻信息方面来说，《金鱼说话》与同时段其他广播节目区分并不大，但在同质化信息的基础上，《金鱼说话》独特的表现形式使硬邦邦的新闻变成了早间的一杯温馨醇香的咖啡，带给了听众别样的听觉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形式上的“会心一笑”使《金鱼说话》拥有了众多忠诚的听众。
形式即内容。从《金鱼说话》可以看出，形式“娱乐化”是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有效手段。从传媒理论上讲，美国学者赖特曾经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种功能：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可见，提供娱乐，本身就是传媒重要功能。从新闻实践讲，从《铿锵三人行》到《王刚讲故事》再到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脱口秀，我们看到，形式“娱乐化”的大行其道之势。更直接的例子来自山东齐鲁电视台有一档叫《拉呱》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已经说了十几年相声的戏曲演员，每天眉毛一抖之后，便操着山东口音对你说：“现在我们开拉。”对这种带着“逗贫”的播报方式，令老百姓大呼“过瘾”――据调查，该节目的平均收视率是55％，这意味着每100个正在看电视的人中，有55人在看这个节目。
启示：遵守新闻价值和职业操守是防止新闻娱乐化的天枰失衡的基点
在当前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新闻娱乐化日渐兴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新闻娱乐化操作，已经越过媒介市场化的底线，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异化了新闻媒体的新闻功能，麻醉着我们的受众，因此，新闻娱乐化倾向长期以来充满争议、饱受诟病，也给社会、受众以及媒介自身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何回避新闻娱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金鱼说话》节目在创办之初就明确了节目的内容定位，即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发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供相关职能部门参考；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保持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和在听众心目中的形象――即忠于公众利益，比如“匡扶正义”、“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济困”、“铁肩担道义”、“为人民鼓与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等。
因此，《金鱼说话》节目拒绝炒作带有煽情性、或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等内容，避免千奇百怪、子虚乌有、哗众取宠的奇闻轶事和社会新闻，少些低俗之风，多些人间正气；少些奢靡之音，多些黄钟大吕；少些官腔官调，多些百姓疾苦，从而实现新闻媒体的责任回归。
所以，面对新闻娱乐化，传媒必须准确把握一个度，即要做到贴近受众，又不能一味迎合。如果大众传媒能在不违背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范围内充分发掘新闻的娱乐功能，不仅可以使媒介真正走向大众，受大众欢迎，同时还可以为其带来预期的市场效应，为其走向发展和壮大开拓道路。反之，如果大众传媒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弃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于不顾，一味迎合受众的低俗化需求，纵然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市场效益，但长此以往，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必将丧失殆尽，其生存和发展壮大更是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①万艳霞，《新闻娱乐化的利弊》，《东南传播》，2006（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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