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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0年《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正式提出“企业年金”的概念，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政策依据。人保部统计，截至2013年3月末，全国共有5.75万户企业、1933.53万人参与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5113.75亿元。但相比中国现有的2000万家企业的数量来说，所占比例不足0.3%，规模非常小。而成熟市场国家60%以上的企业都设计了企业年金计划。其中美国企业年金对劳动力的覆盖率达到57%，英国达到60%，德国达到65%，法国达到80%。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一直非常有限，税收优惠激励不足和针对中小企业而设计的计划发展滞后，是导致企业年金发展过慢的两个重要原因。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8.33%）；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6.7%）。中国关于企业年金的最新优惠政策规定，企事业单位在为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根据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标准内的部分，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在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将对个人实际领取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通知》规定，按月领取的年金，将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年或按季领取的年金，将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每月领取额全额按照相应税率计征所得税。此外，在超过《通知》规定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欧美发达国家养老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一）美国养老储蓄政策美国的养老储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种：401（K）计划，如果雇主没有提供这一计划，雇员可以参加个人退休账户（IRA）以及为自雇人士（如独资、个体户）提供的基奥账户（KeoghAccounts）。三种类型的账户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计划为例介绍美国的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401（K）计划中，允许雇员将一定比例的工资薪金存入账户，缴款只要不超过限额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为职工缴存养老金。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是免税的。提款有一定时间限制，59.5岁之前不允许提款，但是如果发生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55岁离职或下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提款，70.5岁必须提款，否则罚款，允许以养老金账户抵押贷款或贫困提款。
（二）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政策在OECD国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强制性保险类似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自愿性养老保险类似中国的企业年金。我们主要比较自愿养老保险。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可知，英国的雇主养老金覆盖率最高，为49.1%，其次分别为比利时（38.5%）、加拿大（33.9%）、美国（32.8%）、德国（32.2%）、爱尔兰（28.6%）。在另一些国家，自愿性雇主养老金的覆盖率则非常低，如希腊（0.2%）、土耳其（0.5%）、波兰（1.2%）、墨西哥（1.5%）、卢森堡（3.4%）。这些国家自愿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主要是因为强制养老保险过于慷慨，对自愿性养老保险的依赖性。根据中国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企业年金的金的目标替代率为20%左右，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徐颖和张春雷基于随机波动模型，估算了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制度下，女性职工的替代率仅为10%左右；男职工的替代率为15%。根据相关资料分析，OECD国家中，自愿性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是爱尔兰：37.6%；英国：36.7%，加拿大：30.8%。德国16.9%、比利时：15.6%、新西兰：14.6%、挪威：12%、捷克：11.3%。OECD成员国的自愿性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以EET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为主。通过延期纳税调动雇员与雇主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尽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三、企业年金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年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阶段，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缓退休年龄虽然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是老龄化和就业压力大同时并存的国家，延缓退休年龄势必会是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延缓退休年龄要选择适当的契机，在对就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稳步推行，循序渐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的规模还非常小，覆盖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国2014年刚刚推行了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覆盖率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很窄，在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盖率是衡量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年金才具有一定意义。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只是少数人的一项福利。随着中国双轨制养老金制度的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只有养老金计划，在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弥补并轨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低的损失。
（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2014年中国刚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个人缴费部分低于工资薪金4%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虽然税收优惠力度有所加强，但是和美国、OECD国家的税收优惠力度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规定免税限额，不采用免税比率的形式，这样会导致高收入免税金额大，低收入免税金额小。采用限额的形式，例如，2014年个人缴费部分限额是1000元/月。之后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调整，对于年龄达到一定水平，例如50岁，可以追加缴款限额。规定企业年金的提款时间。在不能取款的时间内，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例如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提前退休等可以提款，可以以企业年金抵押贷款。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有利于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离岸业务市场的发展过程是税收体系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点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图1展示了离岸业务与税收的关系。1．离岸业务涉及的税种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对离岸公司而言，离岸业务涉及的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预扣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印花税等税种，因此多数离岸业务中心无营业税。例如，新加坡以直接税为主体税，所得税在其所有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50％。2．离岸业务的税率为了解离岸业务的税率，本文选取全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离岸业务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离岸业务中心涉及的主要税种及税率见表1。以中国香港为例，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业务中心，其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香港早在1982年就取消了原先对外币存款利息收入所征收的16．5％的预扣税，因此在香港没有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但是部分交易如股票交易，需缴纳印花税。从2011年起香港将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所得税下调了1个百分点，即对除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应税利润征收15．5％的所得税，对企业应税利润按照16．5％的企业所得税征收。而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的自贸区离岸业务市场，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多年来，新加坡为了保持其在全球离岸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所得税进行不断调整。例如，2010年新加坡将企业所得税从之前的18％下调到17％，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总部享受10％的优惠税率，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享受15％的优惠税率。可见，这些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伦敦不予优惠减免，中国香港实行较低的税率，新加坡和菲律宾马尼拉则完全豁免。3．离岸业务的税收征管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中国香港的税收征管采用一级税制的征管体制，对税收征管主体实行规范化和简单化的管理，以通知申报纳税方式进行税收征管，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在征收环节上，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保障纳税人的“课税同意权”；新加坡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优惠税制的体系化以及税率的简单化，其实施的效果相当于实行了一种档次少、级距小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4．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随着全球离岸业务的迅速发展，离岸业务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外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有害的税收竞争举措，给国际税收秩序带来较大冲击。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加强税收透明度建设和国际税务合作来遏制有害税收竞争。目前，无论是国际组织或国家的监管机构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主要针对避税活动展开，包括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避税的单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本国居民在避税地设立离岸公司、制定受控外国公司的制度和完善纳税申报制度等；对离岸公司避税的多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强化国际合作，与避税地国家签订情报协定，与非避税地国家合作等。另外，针对离岸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法（比如转移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机制等法律规制措施。
二、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现状
我国在离岸业务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的制定较为滞后，使得离岸业务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相关税收政策仍没有明文规定，究竟应该对离岸业务的哪些纳税主体征税，征收哪些税种，税率是多少，等等。也就是说，我国还未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法规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进行规范，因此，目前我国离岸业务市场的税收政策处于真空状态。事实上，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起始于1989年，而我国第一部离岸金融的正式法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于1997年10月23日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并于1998年正式实施相关细则。在税收管理的相关问题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离岸业务税收问题做出任何规定，这意味着我国离岸业务税收优惠也没有成文的法律承诺。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两地同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但是它们的税负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上海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面临5％的营业税和25％的所得税，而在深圳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免征营业税，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截至2014年3月25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7492户，其中外资628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468万美元。内资企业6864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2116万元。如果再加上已办理核名手续但还没有设立的企业，数量将达到1万户左右。这意味着，在吸引企业入驻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半年交出的成绩单赶上了过去20年。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目前吸引的外资企业数量远远小于内资企业数量。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建立离岸业务中心，开展离岸金融和离岸贸易等相关业务，有利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尚未制定出台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如果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难以与国际接轨，一方面会降低外资进入的积极性，大量的外资企业因为较高的税负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较高的税负可能会刺激离岸业务交易主体逃避税收监管，对国内和国际税收竞争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符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研究设计适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不仅为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三、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是连接境内在岸市场和境外离岸市场、具有双向辐射与渗透功能的市场区域，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应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税收监管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等方面进行设计。1．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以最常见的离岸业务———离岸金融业务为例，其主要是吸收非居民资金为非居民提供的一项国际金融业务，是两头在外的业务活动（outsidetooutside）①。由于非居民个人或机构是资本的持有者，他们可以决定将资本投放于何处，如果对其资本投资收益征税，则不利于吸引外资进入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业务。为此，本文从设计原则、税种、税率、税收征管等方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进行设计。（1）设计原则。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功能，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的原则是：第一，税制具有国际竞争性，至少在东亚具有相对竞争性，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离岸业务中心。第二，税收征管制度更简洁高效。这既是发展国际业务的要求，也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2）税种：单一直接税。依据全球离岸市场的共同点，税种少、低税率是推动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快速成长的助推器。为此，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3）税率：多级分类所得税率。在税率的制定方面，要保证离岸业务的税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保证离岸公司的税率不高于在岸公司的税率，保证离岸公司面临的税负不高于周边离岸业务市场的税负水平，这是发展离岸业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同时，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需要，税率设计须有一定弹性，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见表2）。（4）税收征管。为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征管对象的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给予不同的税率待遇。例如，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5％，地区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6％。2．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监管制度国际避税行为是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固有风险。在岸公司通过离岸业务中心设置子公司，采用转移定价行为①避税，转移了利润，侵蚀了在岸公司的税基，扭曲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增加了离岸业务中心以外的国家征收税款的成本，导致竞争环境缺乏公平性和有序性。国际上针对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的通行做法是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1）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预约定价协议（advancepricingagreement，APA）机制就是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有关关联交易的转移价格方法事先签订的协议，用以解决和确定在未来年度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问题。作为国际通行的反关联企业避税的方式（目前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最有效的方式，已成为美国、经合组织国家、韩国、新西兰、墨西哥、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的反避税调整方法），预约定价显然可以被运用到离岸市场上，而且基于离岸业务的国际性以及离岸业务关联企业国籍的复杂性，在离岸市场上应主要采取多边预约定价①的方式，即纳税人与两个以上的税务当局达成预约定价协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即通过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离岸公司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离岸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即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结合离岸业务的特点，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可采用多边预约定价的方式以防范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并充实完善涉及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的法律规范。（2）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都纷纷加强了对离岸业务中心的监管。上海在建设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市场的时候也理应遵守相关的国际准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上部分低税率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国际离岸业务中心签订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双边税收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以提高税收透明度。3．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自贸试验区区内与区外的税制协调是保障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统一化，防控在离岸市场中交易主体因内外政策差异而套利的风险。作为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何与区外税制改革衔接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提。此外，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借鉴全球离岸业务市场的经验，针对离岸业务设计具有普遍性的税收政策。基于此，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应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此外，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纳入我国税法体系中，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应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与我国其他各离岸业务市场之间的沟通合作，逐步使境内离岸业务市场的各项税收政策实现统一，实现资金在这些离岸中心的有效配置。
四、结论与启示
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重要的功能性业务。离岸业务的发展要求有相配套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支持。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和启示。1．结论（1）全球离岸业务的产生到现在只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其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税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征就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3）具体而言，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全球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大多实行优惠减免或完全豁免。（4）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相当于实行一种级距小、档次少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5）各国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的措施主要是对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此外，针对离岸公司最常用的避税手法即转让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制度等法律规制措施。2．启示为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离岸业务中心，需要根据我国国家战略即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设计离岸业务税制和税收监管制度。同时，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不仅能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对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有如下启示：（1）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2）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税率设计有一定弹性，采用多级分类所得税率，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3）为实现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就征管对象而言，其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予以不同的税率待遇；就税收征管机构而言，征管机构的核心要素一是设置“离岸业务税务登记证号”，二是设置“离岸账户”。（4）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应从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两方面来规制国际避税行为。（5）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针对离岸业务且具有普遍性，以便未来能在全国其他自贸区范围内，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复制和推广，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
以企业视角来看，首先，知识产权投入和其他投资的关键差别在于创新投入的产出是不确定的，往往没有明确的投入回报比，这也让知识产权投资成为高风险投资；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产生后往往会被同行业其他企业简单模仿，创新成果在行业内外迅速蔓延，瞬间即丧失了技术研发优势；最后，知识产权投入可能会出现不平等的企业收益和社会收益，当企业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高新技术企业自然不会对自主创新活动产生足够的主动性。因此，通过税收政策给予企业更多的优惠和扶持将极大帮助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上述难题。
2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欠缺
在我国，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且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对知识产权发展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却尚不明显。
2.1税收政策法律位阶较低
目前，我国涉及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成文法很少，除《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外主要是行政制度、部门规章或地方性规章，如《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等均是以试行办法或者通知的形式下发的，其法律位阶较低，法律的刚性不足，税收政策的落实效果十分有限。
2.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税收政策如果不能有的放矢，就会浮于形式，并产生政策漏洞，使优惠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在许多方面均存在“空白地带”。
2.2.1缺少科技研发中间环节优惠。通过税收政策来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活动，一般是在产出研发结果后才给予税收优惠，但在研发的过程中则较少支持。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企业必然会只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对研究开发新产品和建立知识产权创新体系投入不足，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结果造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2.2.2缺少知识产权具体项目优惠。现行税收政策将企业本身作为受益人的做法，无法清晰地辨别在企业收入中有多少是知识产权相关收入，又有多少是其他收入，造成税收优惠政策被盲目执行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往往是那些已经具备较强实力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处于孵化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缺少扶持。
2.2.3缺少固定资产专项抵扣优惠。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改革，虽然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企业购入无形资产（如专利、技术等）以及与知识产权产生密切相关的费用（如研究开发费、技术转让费等）均无法抵扣，2011年的“营改增”改革也未涉及到此方面的调整。这种政策导致高新技术企业的进项税额较少，税负相对较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研发技术专利的热情。
2.2.4缺少知识产权转让交易优惠。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等取得的收入属于有形资产收入范畴，而转让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取得的收入属于无形资产收入范畴，现行税制将两者同样看待，按相同税率征收营业税，忽视了转让无形资产的风险远高于有形资产，极大打击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知识产权活动的积极性。
2.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窄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事实上大多数优惠很难全面覆盖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是针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同时，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标准较严格且门槛过高，导致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很难达到标准，进而“没条件创造条件”地过度包装，以求可以“搭便车”获得优惠，却没有真正起到激励知识产权发展的作用。
2.4税收政策忽视科研人才
目前，我国免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授予的科教文卫事业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或是国外组织颁发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各类奖励，对省级以下的同类型奖励，不论贡献大小均需征税，这种级别上的限制不利于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精神，阻碍了知识产权的产生。此外，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所获得的股息、分红等收入没有税收优惠，对个人转让知识产权所得，不论是技术专利还是著作权或商标权，不论在税率上还是在纳税额扣除标准上，都与劳务、租赁所得一致，打击了科研人才的创新热情。
2.5税收政策存在盲区
随着全球化电子商务的兴起，诸如互联网域名、虚构角色名称等新型知识产权已悄然出现并逐渐成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最具价值的财产之一。比如一个域名获得的市场认知度越高，其能带来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越多，其对企业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又比如利用电影、电视剧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名称（如三毛、喜羊羊等）作为企业的宣传标语、产品商标等，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获得巨大的市场关注度和商业利益。可见，随着信息时代到来，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大，但面对这些与传统知识产权完全不同的权利时，税收政策却鲜见踪影。
3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虽然政策内容、执行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3.1税收政策的法律位阶高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早，知识产权税收政策较为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促进和规范均已形成有效的税收措施且大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税收体系较为完整，如美国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研究开发减税修正法案》等均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对知识产权的税收优惠。
3.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较强
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心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的发展不断调整，对知识产权活动的优惠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在研发环节的优惠、对具体项目的优惠等方面针对性较强，有税收减免、研究开发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特定准备金制度等多种方式，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开展前的资金扶持和开展后的风险分担有机结合，对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给予了双重保障。
3.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广
在税收政策的覆盖面上，西方国家奉行全面、高效原则，在突破行业限制的基础上，保证所有高新技术企业都能享受到同等政策。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简化税收政策申请的审批手续，缩短了审批周期，使企业能及时享受税收优惠，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4税收政策惠及科研人员
西方国家从鼓励教育和保障利益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以税收政策鼓励教育，在美国，各州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性税收优惠来支持企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其中涵盖了教育支出的所得税税前列支，免征特别税以及在征税时按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返还；另一方面则切实保障从事知识产权活动的个人权益，通过降低交易税率鼓励知识产权投资。
4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不足，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完善，是我国实现以税收优惠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产生、持有、转化、交易的必由之路。
4.1提高税收政策立法层级
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税收法定”思想相比，我国的税收立法理念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体系，保证税收政策的刚性落实和实施效率，就必须提高税收政策的立法层级，通过法律法规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对知识产权发展的激励作用，并将支持自主创新的精神纳入税法，使之成为税收政策的关键性要素。
4.2加强税收政策的针对性
4.2.1加强研发阶段的针对性。由于知识产权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放在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在知识产权研发期——成果转化期——初步产业化——规模市场化的纵向链条中，风险集中于链条前端，因此，税收政策的重心越是前移，其驱动效应就越明显；重心越是后移，就越可能忽视前期研发，导致核心技术“空心化”。
4.2.2加强具体项目的针对性。针对知识产权具体项目，建议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识产权产业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将税后利润再用于知识产权投资的给予退税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攻关项目，拟定相关的风险预估方案并予以税收补贴，引导社会以集聚资金的方式设立风投企业，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4.2.3加强转让交易的针对性。知识产权转让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关键，为提高税收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的力度，建议针对转让环节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均实行较现行税制更为优惠的税率或税前抵扣政策。
4.2.4加强专项抵扣的针对性。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原则上不允许对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行扣除，这在现实操作中形成了对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双重征税，客观上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扩大创新性投资的步伐，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建议进一步推行增值税改革，优先将税费压力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试行“消费性”增值税的试点。
4.3扩大税收政策的覆盖面
扩大税收政策覆盖面主要应做到两点：一是知识产权税收政策适当弱化对重点扶持行业的税收优惠，建立具有普惠性的税收政策，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二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方面，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高新技术企业了解税收优惠政策的申请流程，主动参与到税收政策的落实中来。
4.4提高科研人才的积极性
科研人才是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的主力军，其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决定着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建议对高新技术企业里的科研人员允许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费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并积极应用的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交易而获得的投资收益，建议从“效率原则”出发给予税收优惠，在个人所得税中适当降低个人转让专利、技术所得的税率，对个人获得的知识产权提成收入以及进行知识产权研发的各类投资减征个税等。
4.5填补税收政策盲区
4.5.1填补新型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缺漏。利用税收手段激励新型知识产权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新型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举例来说，与互联网关联度密切的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是否有稳定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因此可以对其固定时段访问量和广告投放所带来的利润进行样本统计，然后剔除对样本客观性影响较大的特殊事件，取样本算数平均值计算此新型知识产权的单位收益，据此对新型知识产权进行估价并明确税基。同时，出于促进新型知识产权发展这一目的，建议规定针对新型知识产权交易的征税，按其估价和交易价二者中较低的价格进行征收。同时，新型知识产权领域的税收政策还应具备保护功能，当出现盗用、滥用新型知识产权等侵权行为时，如无法估计实际损失，高新技术企业以征税时的估价或交易价为凭据，亦可向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
4.5.2设置新型知识产权税收兜底条款。由于新型知识产权同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在征税方面还存在不少未知因素，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固化税制。鉴于此，建议在税收政策中添加一项“兜底条款”：“无法穷尽的特殊情况下，如高新技术企业的新型知识产权征税出现不利于新型知识产权产生和交易之状况，不排除实时对征税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
关键词:房地产业房地产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税制改革
正确认识房地产业及税收调控的地位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摆正位置,坚决扭转“房地产依赖症”
房地产业从2003年开始,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但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作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法用地;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加剧了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房价上涨过快加剧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高房价必然抑制居民对其他领域的合理消费,不利于扩内需、促消费;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其他产业可能被忽视,因此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大多数中央调控政策的执行最终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让地方政府既无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无心抑制高房价,这可以说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摆正房地产业的地位,房价一味上涨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发展绝不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模式,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认识和局面。
(二)房地产税收调控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改善税收调控方式
房地产行业具有的“资金密集型”和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土地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税收调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宜频繁使用,相对稳定的税收体系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对房地产市场可以采取的常用调控政策中,税收调控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金融、信贷等政策调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税收政策更多是结构性调整。因此,虽然税收调控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但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税收调控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房地产业的税收政策,没有一项是从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台的。
对前一阶段房地产税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来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从2005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间为应对房价偏高、增长幅度偏快等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这一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配合国家的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指导方针,为鼓励国民购买住房和扶持房地产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以宽松政策为主。从以上两个阶段来看,宏观调控措施尽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从税收政策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波动较大,同时在总体上延续着不断上涨的趋势。第三阶段,2009年底至今,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又出现过快增长的势头,宏观政策又开始趋紧,相应税收政策方面也开始收紧。
(二)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具体房地产税收政策
2008年3月,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国家减免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和运行当中涉及的有关税收。2008年11月,为了减轻个人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个人住房消费,将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同时还规定个人住房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征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还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2008年12月出台的国办131号文,规定对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规定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仍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次税收政策调整和原来执行的政策相比,调整了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的征免期,同时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通过这次营业税的政策调整可以降低住房转让交易成本,促进二手房市场发展,鼓励普通住房消费。
2009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消除了内外资企业在房产税征收方面的“双轨制”。2009年12月22日,国家下发财税[2009]157号文,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这次政策调整把个人购买普通住房后转让免征营业税的时间从2年恢复为先前的5年,体现了政策较以前开始趋紧。
下一阶段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尽早全面开征物业税,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和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物业税主要是完善财税制度的需要,同时对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税制体系以及抑制房地产投机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调控房价,虽然短期内效果尚待考察,但从长远来讲增加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负、改革现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对房价的合理化和避免过快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各项现实问题,包括房地产税的征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税目、减免税、税收征管以及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衔接等具体问题,对这些问题逐一研究解决。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可以采取分步骤,由易到难的办法进行,可以考虑先行开征“房屋空置税”和“土地闲置税”等简单易行的税种,将来再逐步过渡到全面开征物业税。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必须改革。中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税制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房地产税费涉及12种税,50项费,一套房合计征收62项各种税费,这也是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二)调整房屋租赁税负,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理论上,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房产的所有人即业主,但业主会不会把此税转嫁给租户?事实上,从香港的情况来看,业主普遍会把物业税转嫁到租客身上。租户除承担租金外,还多交了税,可以说政府征收物业税是从租客身上收了一笔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必须调整房屋租赁时的税负,降低租赁成本,活跃房屋租赁市场。我国税法规定个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税一费,不仅税种多、税负重,而且在实际征管中偷逃税款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议统一税率,对普通住宅个人住房租赁统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以此来盘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配合物业税的征收
从世界各国财产税征收的情况来看,大多都会配以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使财产税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时赠与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继承的房产征收遗产税,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房产的长期收益预期。联系到我国的实际,如果征收大额的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降低富人购置固定资产的原动机。那么相应就应该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从而起到影响房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1)
2.陈真诚.不表态不代表物业税不会开征.法制日报,2010(2)
(一)非居民企业流转税政策分析1.非居民企业业务涉及的流转税主要包括代扣增值税和代扣营业税，相关规定可见诸增值税和营业税法律法规，非居民企业发生相关业务时应注意从应纳范围、税率税额、税收征收方式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向税务机关提交资料等方面把握整体纳税流程，以规避因对相关规定掌握不清导致的涉税风险。2.除了对增值税和营业税涉税政策一般性规定准确把握的同时，非居民企业和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居民企业还应掌握营业税和增值税免税及特殊规定，比如根据《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号)规定，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外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劳务，不属于上述所称在境内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不征收营业税。3.做为当前中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营改增”囊括了国内交通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邮政服务和电信行业，随着营改增的深入，我国在流转税税种设计上将逐步与国际接轨，营业税将成为历史。在此过程中，非居民企业应注意掌握“营改增”涉及的具体行业、业务范围及操作规则，准确把握涉税业务细节。
(二)非居民企业税收优惠和付汇证明规定分析1.经分析相关法律法规可发现，目前非居民企业可以享受一定减免税优惠，但需非居民企业或其人按相关税收减免管理办法和行政审批程序的规定办理，经税务主管部门审批或登记备案后方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因此非居民企业应掌握审批和备案项目的管理区别，提前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并按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2.除特殊情况外，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外汇资金达到一定金额应向所在地主管国地税机关进行税务备案，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一定金额以上的，也应税务备案，对此非居民企业需引起重视，依规办理。
二、常见非居民企业涉税实务分析
(一)常见的非居民企业涉税实务主要有向境外支付股息红利、向境外支付利息、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租金)、向境外支付工程承包款和劳务费等四种形式。办理此类业务时非居民企业应注意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应纳税额、外币折算和包税合同的问题。针对四类业务殊的业务模式，譬如向境外支付股息主要有三种特殊形式：向境外H股分配股息、向海外B股分配股息、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支付股息以股息，非居民企业应重点掌握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文件中对特殊业务的规定。
(二)非居民企业在相关业务处理中除了按照常规流程进行纳税申报外还应重点关注相关业务适用的特殊条款。1.在向境外支付股息业务中应遵守受益所有人条款，注意不利于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和税务协定税务优惠条件。2.在向境外支付利息业务中应遵守资本弱化条款，关注债权性和权益性投资比例及特别纳税调整。3.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租金)应遵守受益所有人条款和核算范围条款。4.向境外支付工程承包款和劳务费应遵守登记备案条款。
1.代办企业新设和迁移咨询费
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万元/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5万元/家。该服务费不包括新公司成立时发生的如公司设立登记注册费、工本费、验资费、注册地租赁费、必备办公设施购置费等新公司应交纳的所有费用。
2.日常管理咨询服务费
项目内容为：代办日常出纳、税务、工商、审计等事务。按3万元/年的标准收取该项服务费。该项服务费不包含新公司日常运营应由公司自行承担、缴纳的所有费用。3.专项财税服务费项目内容为：负责取得并落实地方政府给予的财政返还政策及相关的各项事宜。按公司及由公司代扣缴税款的纳税义务人实际取得的财政返还、奖励金的18%收取服务费，且在公司或公司代扣缴税款的纳税义务人取得财政返还款后再行收取。
二、举例说明
1.成立投资有限公司
甲乙两个自然人股东分别投资25万元在地区成立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A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假设2013年实现投资转让收益4000万元，无其他收入来源及费用列支。(1)A公司政策利用1：A公司企业所得税为4000万元*15%=600万元政策利用2：A公司纳税总额超过50万元，可享受纳税额50%企业发展基金，即能取得600/2=300万元的税费返还，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为300万元。节税结果：A公司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0/4000=7.5%，低于内地25%税率17.5个百分点，优惠幅度很大。(2)A公司股东经以上计算，A公司2013年税后利润为4000-600=3400万元，假设在提取10%盈余公积后全部对两股东进行分配，则：甲乙两个人共可分得A公司税后利润3400*(1-10%)=3060万元需缴纳个人所得税3060*20%=612万元政策利用：个人股东可按照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享受50%的奖励金，即612/2=306万元，实际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综上，成立以个人股东组成的投资类公司，综合税负为(306+300)/4000=15.15%若设定非一般纳税人企业，加上费用后实际税负为【(306+300)+3+(306+300)*18%】/4000=17.95%
2.成立有限合伙企业
（一）抵扣环节设置不合理造成重复征税营改增之后，在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企业在向租赁公司转让有形动产时，不征收增值税，所以承租方企业无法向租赁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计算这项业务的销项税额时，租赁公司因为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从而导致公司在购置有形动产和售后回租业务过程中两次缴纳17%的增值税，造成增值税重复征税。由于抵扣环节设置不合理，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在售后回租业务中出现重复征税，增加了融资租赁业的税负。
（二）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1]111号文），规定有资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的融资租赁服务，若其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超过了3%，则对其增值税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然而即征即退需要经国家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且需要企业提供相关实际税负的明确凭证，对于急需资金周转的融资租赁企业来说，这一过渡性政策难以落实，不利于减轻企业税负。
（三）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有待细化根据75号文，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子公司，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25吨以上（空载重量）并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给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按照规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该文只规定了飞机租赁业按照规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还有待于细化，这样自贸区飞机租赁业才能真正享受到增值税的优惠。
二、国外融资租赁业税收政策先进经验及其借鉴
（一）加速折旧制度日本和美国都针对融资租赁中的有形动产计提折旧规定了加速折旧制度，以扶持融资租赁业发展。美国的《55-045号税务裁决》明确界定了“真实租赁”②，其中规定凡是符合真实租赁条件的出租人都可根据税法的规定享受设备投资加速折旧等优惠，并且在联邦所得税的核算中，租金可以作为费用扣除。日本税法规定，可以提前完成法定折旧，企业可延期纳税，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这样设备的更新损失降低，通货膨胀的风险减少，确保了融资租赁企业资金充足。③
（二）投资抵免政策美国对融资租赁业的主要优惠政策为投资抵免政策，1962年，美国《投资抵免法》规定在购买设备的当年，出租人可以按一定百分比，通常是百分之十左右从其应税收入中抵免投资设备的支出，这大大降低了设备的初始成本，从而增加融资租赁企业的盈利空间。英国曾于1970年实施了与美国投资抵免政策相仿的税收减免，即融资租赁的头年投资减税。
（三）减值减税制度英国对于融资租赁业最典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减值减税制度，于1986年正式实行25%的减值减税制度。其规定：除了售后回租、设备出租企业与卖主有关联关系、非当年购入设备或者头年已经减税的情形以外，25%逐年减值减税制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厂房和设备投资。
（四）呆账准备金制度呆账准备金制度是日本对融资租赁业采取的独特地税收政策。日本，对融资租赁业征收的是消费税，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种形式。在日本，融资租赁必须是全额性偿付，即租金总额至少占到出租人全部投入的百分之九十，同时在租赁期间，承租人无权解除或者撤销租赁合同。根据日本税法对融资租赁业的规定，当承租人无法偿还融资租赁企业资金时，其数额作为呆账损失在计入年度损失额中，不计为应税所得额，从而使融资租赁企业获得税收优惠。
三、营改增背景下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的完善建议
（一）优化税率设置环节，适用较低税率税率是指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计税依据直接的比例，是法定的计算应纳税额的尺度，体现了国家征税的深度④，税率的合理设置应兼顾国家财政需要与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在税基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营改增后融资租赁业的税率上升了12%，税率设置偏高。建议调整自贸区融资租赁业营业税税率，主要是降低税率。营改增后国家在自贸区采取两档税率，融资租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7%,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为6%，因此建议统一采取一档税率，即对融资租赁业也适用6%的税率，以减轻融资租赁业税负，推动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稳健发展。
（二）完善抵扣环节，消除重复征税融资租赁业务是以资金融通为主要内涵的金融业务，为资金密集型的金融行业，融资租赁公司也应归类于非银行金融企业，应该把融资租赁归于金融保险业，简单将其归入交通运输等现代服务业是不科学的。建议对于融资租赁业制定与金融保险业相同的税收政策，在售后回租业务中，融资租赁企业提供融资性回租服务时，对融资租赁企业所取得的租赁收入的本金不征收增值税，只对利息的差额征收增值税，这样就保持了纳税基数与营改增相比不变，从而消除了融资租赁业售后回租业务中的重复征税。
（三）取消即征即退政策，采取设备加速折旧方法营改增后，国家规定了即征即退的过渡性增值税优惠政策。但该政策实际可行性欠佳，对减轻企业经营成本没有显著作用，建议在采取前述税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取消“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而采取设备加速折旧方法。融资租赁业务通常合同期较长，设备使用年限也比较长，对投资设备所采取的折旧方法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企业的成本与收益。为了扶持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在设计折旧政策时，理应采取有利于融资租赁企业的折旧方法。建议借鉴美国、日本税法中的加速折旧方法，使自贸区融资租赁企业实现资金融通、享受到资金时间价值，从而推动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壮大。
（四）明确飞机租赁业税收优惠政策，采取投资抵免政策75号文对机租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但还尚待进一步明确。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巨大需求，明确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迫在眉睫。中国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对机租赁业采取了特殊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值得自贸区借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注册于东疆保税港区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子公司，经国家相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的25吨以（空载重量）上并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给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征收4%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建议借鉴东疆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对在上海自贸区内的飞机租赁业征收4%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借鉴美国税法，对自贸区飞机租赁业进行扶持，采取投资抵免政策，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在出资购入飞机的当年按适当百分比从其应税收入中抵免投资飞机的支出，减少飞机的初始投资成本。
（五）借鉴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建立融资租赁业税收优惠的长效机制我国融资租赁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潜力巨大，需要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在采取上述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融资租赁业先进的税收政策，结合我国自贸区的实际情况，建立融资租赁业税收优惠的长效机制。建议借鉴英国减值减税制度，实行有形动产使用当年的减税制度，一律按25%逐年减值减税，同时借鉴日本，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税收政策
一、辽宁省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辽宁省工业具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布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在国家实施倾斜式工业化发展战略前提下，辽宁工业形成了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子等为主体，涵盖工业行业40个大类、197个中类、607个小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工业占据全省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200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510.4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41.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6213.3亿元；实现利税550.3亿元；实现利润235.4亿元。近年来，辽宁工业在各产业部门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见表1）。
表1辽宁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情况（%）
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
第一产业12.610.910.810.810.4
第二产业48.049.448.647.847.5
第三产业39.439.740.641.442.1
资料来源：《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2003）。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断影响，辽宁工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辽宁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排序逐年下滑，由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第2位下降到2003年的第9位（见表2）。
表2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变化情况
占全国比重在全国位次
1978年1998年2003年1978年1998年2003年
8.86%5.61%4.69%第2位第5位第9位
资料来源：1978年、1998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3年数据根据2003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得。
（二）辽宁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②
逐年下降，市场占有率从1995年的0.87%下降到2001年的0.84%（见表3）。
表3各省市区工业品市场占有率（%）
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
北京0.931.16上海1.111.30湖北1.100.88云南0.720.79
天津1.101.14江苏1.371.31湖南0.990.760.360.30
河北0.890.91浙江1.321.33广东1.131.31陕西0.750.64
山西0.680.53安徽1.210.80广西0.960.72甘肃0.740.60
内蒙古0.660.61福建1.131.05海南0.860.76青海0.590.48
辽宁0.870.84江西1.000.69重庆···0.76宁夏0.740.68
吉林0.750.80山东1.051.19四川0.910.70新疆0.610.79
黑龙江0.700.78河南0.960.82贵州0.630.57
资料来源：南振兴《省际工业竞争力比较研究》，《经济管理研究》2004年第1期。
（三）辽宁工业竞争力优势逐渐减弱，工业竞争力优势系数由1995年的5.61降为4.89.而广东除1995年和1996年略低于江苏外，自1997年起一直居全国第一位，其工业竞争力优势系数从1995年的11.70提高到2001年的14.82（见表4）。
表4各省市区工业竞争力优势系数（%）
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年份19952001
北京3.003.21上海7.657.70湖北3.903.25云南1.661.24
天津3.273.18江苏11.8512.00湖南2.531.810.010.02
河北4.034.03浙江6.328.31广东11.7014.82陕西1.441.38
山西1.751.45安徽3.141.89广西1.711.10甘肃1.080.87
内蒙古0.990.88福建2.782.98海南0.230.21青海0.230.21
辽宁5.614.89江西1.491.04重庆···1.15宁夏0.280.29
吉林1.931.91山东8.329.70四川4.672.44新疆0.930.93
黑龙江3.092.56河南4.183.89贵州0.740.69
资料来源：南振兴《省际工业竞争力比较研究》，《经济管理研究》2004年第1期。
（四）从出口的角度看，辽宁省工业竞争力较差。一是辽宁省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出口的增长速度，辽宁省的出口额从1990年的5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11亿美元，增长了几乎1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41%；而同期全国的出口额则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14.15%.2001年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全国的出口额仍增长了6.8%，沿海省份中最快的是浙江省，增长了18.2%，而辽宁省只增长了2.4%.二是辽宁省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其附加值低，竞争力差（见表5）。辽宁省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远高于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天津和山东，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17个百分点。在辽宁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间产品或原材料产品，如钢材、石蜡、纺织坯布、锌锭等。三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还没有构成出口的主体，生产领域的成本高，没有价格优势。2001年辽宁省高新技术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是15.7%，低于全国17.8%的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曾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最近几年在全国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91年4.57%下降到2001年的3.4%.辽宁省主要出口商品换汇成本高于其他沿海省市，六大类出口商品平均换汇成本与福建持平，高于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高换汇成本使辽宁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处于劣势。
表52000年辽宁省出口构成与全国及沿海省市的比较
项目辽宁全国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天津
初级产品27.8610.163.753.263.368.9321.7110.6015.78
工业制成品72.1489.8496.2596.7496.6491.0778.2989.4084.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五）工业经济效益水平不高，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与先进省市比还有较大的差距。200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九五”末期的2000年相比，总资产贡献率（6.42%）提高了0.86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58.61%）下降了1.85个百分点，而成本费用利润率（3.31%）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1.43次）下降0.03次。与外省市比较，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05.27%）分别比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江苏低26.5～95.7个百分点；总资产贡献率（6.42%）分别比黑龙江、浙江、山东、福建、上海、江苏低3.77～11.44个百分点；资本保值增值率（104.09%）分别比浙江、山东、福建、江苏、广东低6.14～15.77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3.31%）分别比黑龙江、上海、浙江、山东、福建低2.59～19.95个百分点。
二、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难点与重点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虽然实施了“结构调整、外向牵动、科教兴省”三大战略，并采取了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制力度，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使工业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经过多年调整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1.工业所占比重虽高，但多以传统产业为主，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传统产业比重大；全省目前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比为10.3：50：39.7，轻重工业之比为21.9：78.1.
2.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发展不足。目前，全省工业国有经济比重高达70%以上。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比重过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则更少，经济缺乏活力。2001年，辽宁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全省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企业仅有13户，全国500强企业也仅占18户。2002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达到8818.23亿元，比“九五”末期的2000年增加了1047亿元。但是由于历史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良资产仍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更加困难。2002年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3497亿元，总负债2331亿元；其中资不抵债的企业308家，总资产199.29亿元，负债269.82亿元，平均负债率135.39%.
（二）调整、改造任重道远
1.资源型产业已进入衰退期，资源枯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任务艰巨，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辽宁等老工业基地存在不少衰退产业和企业。一些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和企业，面临自然资源枯竭的严峻局面，一些丧失竞争力的企业面临被淘汰退出市场的困境。随着近年来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日渐减少，许多老工业城市原先的经济优势逐步丧失。由于资源的约束和多年的过度开采，辽宁省的人均资源占有率不断下降，已很难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生存的空间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目前，辽宁已探明一次性能源储量人均能源占有量161吨，为全国人均的1/4.矿产资源原来在全国排第一位，现已开始逐渐萎缩，8个大中型国有矿山已关闭了7个。抚顺矿务局由于煤炭资源已近枯竭及“保城限采”政策的执行，年原煤产量已由过去1000多万吨减少到目前的600万吨左右，所剩两矿分别仅能维持开采到2016年和2025年。全省每年缺水约5亿立方米，有30个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1个。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短缺的状况已经开始影响辽宁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制约重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的扩张，使许多产业成本上升，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村的工业化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同时爆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近年来，虽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财力所限，治理任务仍很艰巨。同时，由于地方财政普遍比较困难，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获取金融进一步支持的难度很大。这些都加大了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实现经济转型的难度。
2.装备水平落后，技术层次低，技术改造任务相当重。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不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一些企业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多数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不足，技术装备老化。一是表现为主要设备更新慢。以2001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率比江苏、浙江和广东分别低2.7个、5.5个和1.3个百分点。二是表现为科技开发和新产品开发投入不足。2000年和2001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经费分别为19.9亿元和26.7亿元，平均每个企业232.4万元和307.8万元，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62%和0.78%.而广东2001年平均每个企业的研发活动经费分别比辽宁省高28.6%.2000年和2001年辽宁省新产品开发经费为17.6亿元和16.5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也仅有205.4万元和189.7万元。而上海、广东、江苏2001年平均每个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比辽宁省高91.2%、49.6%和11.2%.三是表现为一些新兴产业、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例较小。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率只有8.8%；数字程控交换机占全国的0.6%，居第9位；微型电子计算机、彩色电视机分别占全国的6.4%和9.2%，与广东分别占26.1%和38.9%比较，相差19.7个和29.7个百分点。③
（三）就业、再就业压力较大
辽宁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升级阶段，一方面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剩余劳动力增多；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经济结构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型产业转移，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大量增加。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辽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伴随这一过程，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批下岗职工，时间之集中、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200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6.7%.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5年将有600多万劳动力需要得到适当安排。二是部分资源枯竭型企业破产关闭后，一大批职工集中下岗。辽宁的多数有色金属和部分煤炭采掘企业早已处于资源枯竭状态，不得不采取关闭破产措施。90年代末以来，辽宁这类国有企业破产11户，涉及国有职工14.5万人，集体职工7.3万人。三是大部分失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从业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不强。还有相当一部分下岗人员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好，这部分人原本收入水平较低，生活较为困难，失业后重新就业愿望十分迫切，但又不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此外，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的择业观念陈旧，也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和再就业的供求矛盾。城市产业工人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成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焦点问题。
三、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税收政策选择
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我国在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中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缩影。税收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促进辽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税收政策
辽宁老工业基地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国有经济比重高，企业制度相对落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因此，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要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相结合。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的重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的关键环节是国有资本如何有序退出和再进入。退出和再进入可以采取资产出售变现，企业间联合、合并和兼并，境内外上市，职工内部持股，社会保障基金持股，利用外资、合资合作嫁接，国有资产融资性租赁等多种方式。为此，在税收政策上，一是应尽快完善国有资产转化、出租、拍卖、参股合作、兼并重组的有关税收政策。为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企产权、劳动等生产要素依靠市场自由流动，对历史形成的难以归还的欠税，按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应给予豁免。二是要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民营经济，既要靠经济主体自主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又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宽松、规范而又公平的政策环境。为此，在税收上，要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税收环境，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实现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三是调整和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引进外资工作，鼓励大企业通过国有股权转让、技术嫁接、产品嫁接等多种方式，加速与国际大公司的全面对接。可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及国际商业贷款，并对此免予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可持续发展税收政策
资源型城市主要是依托资源性企业发展起来的，资源性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资源性企业的经济转型。可以借鉴法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设立“接替产业开发区”。“接替产业开发区”享受“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部税收优惠政策。对继续开采的资源性产品，应延长产业加工链，提高加工深度和产品的附加值。在税收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调整资源税税负，减轻资源开发企业的负担；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新办的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企业所得税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按15%的税率征收。
（三）促进技术改造，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的税收政策
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促进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关键。辽宁工业结构调整应巩固发展原有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培育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的高增长行业。辽宁具有非常好的生产要素条件：大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比较雄厚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稠密的高等级的交通网等。重化工业规模大、配套能力强是辽宁的优势，是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以及中西部地区省市所不具备的。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和国内供求结构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仍然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产品进口的比重高。我国的轻纺产品进入门槛低，早已出现过度竞争，产品供大于求。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不在于减少重化工业，而在于优化重化工业的产品结构，在于增强重化工业的竞争力。按照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与要求，结合辽宁省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等产业上的优势，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开发新品种，或拉长产业链等产业政策，推进产业重构与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辽宁省的工业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世界产业体系链条中，并不处于最底层。在发达国家向我们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我们也要通过结构调整，把一些淘汰了的设备和技术向其他国家进行转移，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同时也会降低我们结构调整的成本。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使辽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并通过梯度转移完成产业升级。为此，要研究、制定并推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振兴辽宁优势产业的税收政策：
1.改革增值税，完善分税制体制。为了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面升级优化，我国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8个行业中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除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问题；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也有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但具体实施方案仍未出台。目前，主要担心增值税转型后会影响地方财力，辽宁省为此将减收增值税80亿元～100亿元。笔者认为，应树立税收经济发展观，发挥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实现经济与税收的良性循环，并把发展和服务经济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老工业基地振兴会为税收提供丰厚的税源，而税收收入的不断增加，也会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财力保障。对短期内造成的减收，可以通过调整分税制体制、增加对辽宁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返还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此外，应考虑下放并赋予地方更多的税收立法和管理权限。
2.促进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范围。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新、老企业，不论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也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对各类型企业的开发费用，在初始年度，均可实行据实税前列支。在后续年度，只要投入比上年增长10%以上，均可按150%的比例扣除。二是放宽费用列支标准。允许企业在税前列支一定比例（如3%～5%）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风险投资准备金。对于企业用于科技开发和研究的费用年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可按实际发生额的5%左右予以抵扣企业所得税额。三是允许企业采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四是可以考虑对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比照免税农产品按13%的扣除率计算抵扣税款，允许抵扣销项税额。
（四）促进辽宁就业和再就业的税收政策
就业和再就业是当前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热点难点问题，已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做好再就业工作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辽宁在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优势产业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如物业服务、家政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大力发展旅游、现代流通和文化、教育、体育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强小城镇建设，扩大就业空间。对上述第三产业，制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的组织、个人和企业开办新的经济实体来吸纳下岗、失业人员；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增加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人员就业；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下岗人员和无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对于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对于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转制兴办企业安置富余人员的企业，对于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下岗、失业人员，都要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等政策。包括：现有服务型企业（广告、桑拿、按摩、网吧、氧吧除外）新增加的岗位，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劳动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减征30%企业所得税额。
参考文献
（1）陈清泰《产业结构调整与老工业基地脱困》，国研网2002年3月7日。
（2）吕炜《开放条件下辽宁继续工业化的策略》，《发展研究参考》2003年第2期。
（3）高杲、张斌《辽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情况的调查》，《中国产经新闻》200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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