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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是人类群体活动的一种,相对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精神需求上的需求为旨归,内涵丰富、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很难从内涵和种类上进行限定。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我们可以如下定义:文化活动是配合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形式,可以分为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和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前者在汉语教学界早已有之,国内外的汉语教学都有这种配合课堂教学内容、以相关文化内容为主题、以学生为主要参与对象、活动语言以汉语为主的活动。活动的规模一般不大,目的也是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化的某项内容有所了解。参与者有时会扩大到教师或家长,但不妨碍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而后者,即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则淡化了学校和课堂的概念,面向设定的对象群体,不一定而且常常不以汉语为活动语言。这类活动的原则是注重活动的传播效果和持续影响力,这是活动设计的出发点,也是活动实施过程中的关注点,当然也是判定活动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两类文化活动目前都是汉语国际教育海外主要机构孔子学院/课堂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个志愿者或外派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但是鉴于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相对单纯,对其研究也较为充分,因此本文只对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进行讨论。既然是重要内容,又是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孔院/课堂的志愿者或外派教师就应该对此有较深的理解和较强的计划组织实施能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笔者曾参加过志愿者、外派教师的选拔工作,也曾担任过赴任前的文化传播类课程的培训教师,平时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接触过很多归国志愿者或教师,谈到文化活动这个话题时,得到的答案往往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活动主题琐细、零散。组织者往往认为文化活动就是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脱不开教学,因此也走不出校园话题。这就很难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
二是活动规模不够大。参与人员都是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每个活动都这些人,文化传播成了小圈子的活动。三是随意性大,缺少计划性。组织者往往是临时起意,或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和专长安排活动,完全不考虑对象的兴趣点和活动开展的时地因素。于是就会出现诸如组织者们兴奋、辛苦地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可是活动开幕时只有三四位参加者前来的窘况。四是效果不理想,影响不大。完成程序、顺利进行、周围人满意就算大功告成,而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活动的效果。针对以上4种情况,很多活动的组织者也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文化活动形式,但又一时找不到如何改进的方法,因此,这些问题在孔院/课堂的文化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里面当然有我们活动组织者———主要是孔院的教师和管理者身上的原因。其一与志愿者教师的培养过程有关。作为志愿者主体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课程中缺少这类课程,培养方案中的课程都是针对课堂上的语言文化教学和生活中的交际技能的,对如何设计、组织、评价文化传播活动缺少关注。所以即使是完成了课程学习的专业硕士生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对这类活动的正确认识和活动框架。其二是行前培训中也缺少这方面的实战训练。行前培训的课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环节,但往往在设计课程时就忽略了文化传播活动的内容,大多以文化教学和才艺教学替代了文化活动。即便有相关内容,也往往局限于课内、校内,而不是从传播的角度给学生以指导和模拟实践的机会。其三是不论学生、学员,以往经验中的“活动暠大都是校园内的活动,已形成定式,如果在学习和行前培训中没有明确、具体的学习要求,没有鲜活事例的刺激和模拟实践的练习,很难轻易改变原来的认识与方法。最后就是担任培养、培训课程的教师和专家也存在不足。很多老师也缺少在孔院/课堂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开展文化传播活动的成功经验,大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课堂和校园中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的教学和活动。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造成这种文化传播活动现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原因的背后似乎正是我们对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认识的不足和研究的缺乏。长此下去,必定会影响孔子学院/课堂的声誉与发展,特别是在汉语国际教育进入新阶段后,文化传播的新目标和高标准就无法实现。
二、维也纳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的开展
如何开展孔院/课堂的文化传播活动是一个新课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我们只能从实践入手,在成功的个别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来。在此我们以2010年“年度最佳孔子学院暠之一奥地利维也纳孔子学院为例,对他们的文化活动进行分析、讨论,从中发现有益的经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始建于2006年,至今不仅开设出一系列汉语课程,而且文化活动的开展也是丰富多彩,影响很大。“孔院2013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同比增长20%),参加人数7000余人(同比增长7.69%)。活动类型丰富多样:招待会、汉语日、文化节、展览、文化演出、高端文化讲座、研讨会,大部分活动由孔院单独承办,部分活动同奥地利各界人士和机构以及国内单位合作举办,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做出独特的贡献。暠[3]一年内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次、参加的人数、活动的种类、参与的机构应该说都是孔院/课堂中的佼佼者,而且不少活动都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新华社、光明日报、维也纳电台等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从传播效果上看也是广泛而深入的。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近年来举办的较为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大致有如下几类:从文化活动的形式上看,除了政治论坛一项外,都是较为普通的形式,但是从活动主题上看,则有独具匠心之处,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首先,寻找并充分利用天时,即找出日历中蕴藏的有利于开展文化活动的时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举办一个恰当的活动。比如“中美大使论坛暠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正是赶在了《中美联合公报》发表4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开展的时间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举办驻奥的中美大使论坛,不仅时机恰当,而且内容合适,同时使以民间交流为主的孔院的文化活动走入政治层面,凸显出影响力。“全聚德暠美食活动也同样是充分利用了恰当的时机。在孔院建立5周年、中奥建交40周年之际,在政府、社会机构的支持帮助下邀请了十几位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师傅前往维也纳,现场制作北京烤鸭,引爆当地中国美食热。
其次,有明确的“本土意识暠,即充分考虑到了参与活动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兴趣在哪。比如《阿Q正传》朗诵会,邀请了当地著名的朗诵家,用当地语言朗诵《阿Q正传》的翻译本,而完全没有考虑用中文进行。这种人员和语言的当地化选择充分利用了朗诵家的声望和号召力,参与的人更多,对内容的理解更精确,从而保证了《阿Q正传》的传播效果。而环保主题的电影活动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环保状况和改进趋势,同时也唤起了重视环保的当地人对中国目前状况的关心和责任感。这种本土、本地意识至少杜绝了组织者热心准备、参与者寥寥的窘况。再次,强调人和,即通过合作的形式形成合力,促进活动的圆满完成。比如“我家与世界大家庭暠书画征文展览活动,如果只是凭借维也纳孔院一家的力量,很难保证活动参与者的广泛性,影响传播效果。所以他们借助联合国新闻处的号召力,联合举办这一书画展览活动,引起广泛响应,达到了传播效果。而“丝绸之路暠音乐会,则是调动起“丝绸之路暠沿途13个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每个国家贡献一两个特色节目,既很好地介绍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时也呈现出新旧丝绸之路的样貌与风情。而且,13国办一个活动,总要比孔院一家机构办更精彩、更有特色,影响面之广也不可同日而语。
三、启示与建议
以上讨论的只是孔院文化活动中的部分成功事例,前面提到,维也纳孔子学院2013年一年即举办了60多场文化活动,不可能场场都如此精彩,都如上表中所列活动那样充分发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表中这些成功的文化活动的确都达成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影响既深且广,可以作为样板加以解剖分析,提供借鉴。对于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来说,如果想成功举办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化活动,维也纳孔院给我们的启示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是要寻找并利用一个好的时机,使活动的意义凸显,成为一个社会事件,由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二是入乡问俗,深入了解、研究当地的文化与社会,这样才能保证活动的选题、开展方式得到认可和接受,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而且得到满意的收获,这是活动规模的保障。三是发掘、借助可以提供帮助的合作力量,合力出手,事半功倍。四是对活动的传播效果给予重视,既要重视人际传播,也要发挥媒体的作用,探讨具有持续性媒体关注度的项目创意,使活动的传播效果最大化。五是加强计划性。前面4条其实都要求提前周全地计划,然后一一准备,临时起意是无法完成规模较大的文化活动的。除此以外,结合上文提到的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传播活动开展的困境及其原因,我们认为各级主管机构、教师、专家学者也都应该在以下3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转变观念。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人员都要认识到汉语过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传播活动,要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校园、课堂的苑囿,重视社会传播手段和效果的深广度。这必将带来培养培训课程的相应变化。其次,加强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的研究。这里说的文化活动虽然具有传播活动的性质,但是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是海外汉语教学、文化教学、文化活动三位一体框架中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使之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都是研究薄弱的环节。再次,借鉴已有经验再实践、再总结。除了维也纳孔院外,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孔子学院开展过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也积累了各自的经验和教训,但对此的整合不够,研究不够,也很少用于再实践的指导,使宝贵的经验得不到整理和推广。为此,我们需要对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循环提升的过程进行顶层设计。
我国斑斓多彩的地域文化现象就是其中一个需要重视的教学难点。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非全貌，却是缩影。受地域文化的启发，本文主要以浙江文化为例探究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个人的教学思考。
一、地域文化对汉语国际教育的作用
（一）语言教学中的辅助因素
留学生所在地区的很多生活现象都和当地的方言、民风民俗息息相关，要通过语言来理解和表达，有时单靠普通话还远远不够。以方言为例，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受到方言影响。而我国方言众多，教学中难以操作，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中很少涉及方言的内容。浙江大部分地区属吴方言区，方言区内部差异明显，和北方方言不同。吴语区虽是全国第二大方言区，在推普道路上依旧有许多阻力，尤其是一些方言词汇、语法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本地居民和教师的语言组织形式。如吴方言中的程度副词“蛮”，可能就让留学生一头雾水。因此在方言词汇和语法教学上，需要教师多留心。
（二）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也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因其属吴越文化圈，内部还可分为吴文化圈、越文化圈和瓯文化圈。优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这里形成了较独特的水乡文化，且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逐渐兴起了商贾文化，因此本地域的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极强。浙江的文化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发端较早，余姚县罗江河姆渡文化、嘉兴马家滨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都具有原始南方农耕文明色彩。由物质生产衍生出的各类器物、饮食、技术、民俗和艺术也有可探究的空间。唐宋以来，市民文化、商业文化也逐渐兴起，话本、诗词和戏曲艺术斑斓多彩。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今外国友人来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需求各不相同。除了经济情况和教育资源的考虑，也有不少人是出于对某一地域文化的喜爱而学习汉语。因此在汉语文化教学中，地域文化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中外人际交流和社会交流的解码器
汉语国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留学生实现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从个人而言，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从群体而言，则是实现社会团体乃至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
我们不妨以民俗和方言文化为例来说明。乡音是地域群体的凝聚因素之一，浙江地区方言复杂，反映了本地区地域认同感。方言易形成共同的文化习性和观念，在语言表达上更加融洽。由于方言差异，很多地域性的风俗禁忌也需要通过谐音联想才能更好理解。浙江一带因为经商历史悠久，素来有在农历二十八日迎财神的习俗，因“廿八”与“年发”是谐音，寓意“年年发”。再如温州地区春节常用瓶、碗来代指“平安”也是谐音。留学生若有方言需求，方言学习将是融入当地生活的好方法，只是其教学标准及设计还不成熟。不过在通识性方言概览中，让水平较高的留学生接触方言的基本情况是有益处的。
从国际层面而言，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更不能小觑。各类经贸文化的合作活动都需要沟通，而沟通的前提就是了解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风俗禁忌。譬如饮食方面，浙江人重清淡、喜稻米、好河鲜海产，这就不是“南甜北咸”能涵盖的。浙江作为水稻产地，米酒文化兴盛，绍兴黄酒闻名海外，由此衍生的餐饮酒礼的地域特色也是社交的重要内容。
二、地域文化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启示
（一）教学内容的启示
1.多样化
浙江文化包含农耕文化、水乡文化、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特质，在风俗、语言、思想上都有古越族的遗存。明清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盛行，使浙江文化和传统中原文化差异明显。这些抽象概括的地域文化特点总结需要通过具象内容说解。譬如从地理环境入手了解浙江的水文、土地和气候情况，就让留学生对稻米、桑蚕、渔业等农业生产有了具体认识，再谈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丝织品、民俗、手工业、商品经济、市民文化就不会太困难。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我们需要重视章法和逻辑。
2.实用性
学以致用给学习者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激发其持久学习的动力之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很难达到我国传统母语教学的规模，每个班级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班级学生的大体需求，注重生活中常用的文化内容教学，如浙江的饮食习惯、风味小吃、旅游资源、生活禁忌等。至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则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和需要再做取舍。
3.专业性
目前来华学习汉语的学习者除了语言进修生，还有众多研修不同专业的人士，他们克服语言障碍的目标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类情况则需要专业性较强的文化内容，如经贸专业可能想了解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史和贸易模式；人文专业对浙江的艺术、文学和社会风貌感兴趣；医学专业希望了解浙江医学技术和发展等内容。
4.选择性
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教学中的文化大多是传统或优秀的文化。作为汉语国际推广所宣扬的中华文化，同样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质文化。然而有时本国国民观念上认同的优秀文化，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看来未必尽然。若是过于渲染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反而会引发学习者的反感，所以在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文化材料并非易事。在坚持“优多劣少”的基础上，我们只有具备自我批评的态度才能赢得认同。以浙江商业文化为例，它为文化产品开发、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推进提供了便利，但在重商意识下的迷信风俗、利益至上的偏狭观念却是糟粕。若是教师能在课堂中让留学生参与话题讨论，学习者则会对商业文化的理解更加到位。
（二）教学原则
1.总原则――双“因”原则
汉语国际教育应当遵循“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这八字总纲。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文化背景各异，需要注重层级性。在初级阶段，教师只需概括介绍较典型的地域文化；在中高级阶段可尝试系统的文化教学。此外，浙江各地的文化也不同。同样是饮食文化，浙南和浙北却有差异，嘉兴有粽子、金华有火腿、温州有鸭舌。又如农耕习俗，宁波流行“驱蝗虫”、“稻花会”，金华崇尚“拜犁”，很多地区稻米有“尝新”活动。
2.实用交际为主，人文情怀为辅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和短期的语言教学中，我们还应把握为交际服务的实用性教学原则。根据留学生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性和思维性较强的地域文化无需过分强调，教师可一笔带过或直接省略。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实用和效率而忽视文化的力量。比如多数留学生对饮食和旅游感兴趣，我们不能只罗列食物和景点，还需说明饮食寓意、人们情感的表达方式、造景的匠心和审美意趣。教师应当建立这样的人文关照情怀。
（三）教学实施方法
1.课程设置
和北上广三地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不同，浙江的高校自我独立教学能力相对单薄。在短时期内提高师资以及科研建设很难实现，但区域内各个院校或机构的合作却是可操作的。教学资源的共享会带来相互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比如，对浙江地域的工艺美术文化感兴趣的留学生通过组织到本地区的艺术中心或是美术学院学习，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汉语教师的文化素养缺失，克服学校课程设置的局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提高院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强化教育科研团队才是良策。
2.教材建设
由于北京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源地，除了部分教育资源雄厚的南方高校有自己的教材外，很多院校仍采用北京高校教材。这些教材中北方文化内容所占比例较大，但地域文化差异有时会给授课老师带来困扰，也影响留学生对语言材料的理解。这类问题也引起了教材编写者的重视，在内容选材上也加入了地域文化因素，但总体上还不太成熟。由于教材编写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局限，在内容的选择上未必精准，有些内容略显陈旧。
在教材的内容设计上，应重点关注地域典型性，而不是地域专门性。优秀的教材创建需要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的通力合作，编写能反映时代特色又不失文化底色的地域性课文内容。这样就不会让地域文化喧宾夺主。当然这一构想要付诸实践还需考虑众多现实因素，虽然亟待解决，却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引发教材编写的乱象。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具备可行性的。
3.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教材编写、培养方案和课程改革都是长期性的工作，在灵活度和执行度上还需要时间磨合，因而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不只是教授者、指引者，更是文化协调者、合作者、倾听者，甚至研究者。教师在结合实际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性地讲授与学习者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现象，设计不同的文化主题，利用或创造教学资源。用真实鲜活的教学材料，由点及面、以小见大。
要实现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融入中国各地区当地的日常生活，除了简单的语言表达和交流，更需要文化的理解和融入能力。开展各类文化实践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样体验式的学习可以创造文化体验的环境，形成有效的沉浸式教学，让学习者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当然这些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校内，教师还可以积极地鼓励留学生融入本地的居民生活。
关键语：反倾销；预警机制；信息
一、引言
目前，针对反倾销诉讼问题，我国已建立了部分行业的预警机制，地方上也建立了地区性的检测预警体系。但这些已有的预警机制存在着各式弊端，无法满足我国贸易需要。为更好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问题，监控他国对我国的倾销状况，保护产业的良性发展，完善我国的进出口反倾销预警机制，须在他国成熟预警机制体系的经验指导下，结合自身国情，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
二、反倾销预警机制的内容体系
一个完整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需预警出口产品可能遭受到的反倾销，另一方面则需预警进口产品可能出现的倾销现象。一般认为预警机制利用国内外政府和非政府管道搜集信息建立数据库，运用一系列评定指针和监测手段，对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国内同行业竞争情况、目标国主要经济指针和目标国产业贸易政策等重要参数的变化进行监测，经过专业机构分析预测其相关影响，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
在构建整个信息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开拓信息收集渠道，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以科学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分析。而在这之前，首要任务是选取适合的信息收集对象，确定相关指针系数。鉴于我国预警机制仍处于起步，庞大的信息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应确立反倾销重点跟踪信息，如出口产品在国外营销网络的运营情况，市场区域分布，市场需求及消费的变化；进口产品数量、市场占有率的增减，出口国是否存在削价销售，我国相关产业产品产量、经济效益、就业人数的变动。如不能有效的确立信息观测内容，只着眼于机制框架的构建，不仅无法达到预警的根本目标，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失衡。
三、反倾销预警机制的行为主体
（1）政府及其下属机构
政府在预警机制中起到的是把握整体，宏观引导的作用。2005年西方国家对我国启动纺织品特保措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已不仅限于纯商业范畴，政治因素在处理贸易摩擦时的作用突显出来。在我国商务部业已形成的“四体联动”的预警信息传递体制的基础上，应增加涉及部门，规划职能分工，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制，避免机构冗余叠加、各部门推脱职责的情况出现。另外，政府必须为反倾销预警机制创造出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在不违背WTO原则的前提下，可效法日本，使我国各项贸易政策法制化，形成统一体系，不仅能保护我国产业不受他国贸易侵害，也可减少他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
（2）行业协会
作为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行业协会在预警机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行业协会直接影响着整体机制的统一与作用发挥，而它也是当前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的症结之一。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多数由政府机构组建，其行政角色远强于经济角色，协会成员成分单一，权威性不高，加之机构僵硬、工作人员专业性不高，与他国行业协会相比，有待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针对这些缺陷，应确立行业协会的经济地位，规定出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及合理架构；提高行业协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加强二者间的协调沟通；为增进在反倾销预警中的科学准确性，行业协会应加大与各高校等学术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科研机构的信息资源，完成好自身在预警机制中的职责。:
（3）进出口企业
企业是贸易最直接的参与主体，也是预警机制的直接受益者。然而，面对反倾销诉讼，我国大部分企业消极应诉，甚至为抢占市场占有率，相互间恶性压价，直接导致了他国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诉讼。对于不正当的海外竞争方式，除了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规进行约束，企业也必须提高自身认识，积极参与到对反倾销的自我保护中。例如，整合完善企业内部的信息收集网络；通过行业协会，提高行业自律与企业间的协作精神；与政府政策相配合，控制好出口价格与数量，杜绝恶性竞争。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可能使得我国企业无法达到如日本企业程度的集体意识，故还需政府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
四、总结
预警机制与贸易主体企业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的预警机制能为企业提供及时的贸易信息，在贸易中壮大的企业又成为预警机制发展的坚实基础，相信在这样的往复过程中，我国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将成为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方勇，张二震．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的经济学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74-82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跨文化 教学能力 对泰汉语教学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颁布的《对外汉语教师标准》对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技能提出明确规定，不但要求教师了解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知识，而且要能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语言教学实践技能①。本文从跨文化角度，针对对泰汉语教学，讨论汉语教师应该具备的教学能力，并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教学能力培养提出建议。
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层面
跨文化教学能力是指在跨文化背景下实现有效教学的能力。包括跨文化适应能力、跨文化的表达和交流能力及跨文化反思能力三个方面。
（一）跨文化的适应能力
对外汉语课堂不同于其他课堂，教师和学生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甚至学生之间各自的文化背景也不同。一些在中国课堂上司空见惯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不再适用。因此，要在多元的跨文化背景下组织教学，就要求教师在遭遇文化冲突时具备一种容忍力和调试力，但这往往并不容易。汉语教师想要在遭遇文化习惯冲突时正常地开展教学，就必须具备较强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在心态上作出一系列调整，包括调整对自身课堂角色的定位，是领导者、参与者或是观察者;通过移情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不以中国文化习惯中的对错标准评判外国学生的行为，不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学生的判断（如老师认为学生上课吃东西就是不尊重老师，并断定学生也抱有相同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一种良好的心态下组织教学并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二）跨文化表达和交流能力
除了要在心态上具备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之外，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有较强的跨文化表达和交流能力，这是实现教学目标、强化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外汉语教师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跨文化的表达和交流能力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语言的转换能力。这里的转换一方面是指各种语言如汉语、学生母语、媒介语之间的转换，在初级阶段，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有时教师需要借助其他语言进行交流。另一方面，是指教师在表达时，能根据学生的水平自由灵活地在各个难度等级的汉语词汇、语法之间进行转换;在解释复杂、高级的词汇时，能用学生已掌握的简单、初级词汇进行可懂输入;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选择适当等级的词汇、语法和语体，并进行调整和熟练转换。二是用非语言表达和交流的能力。非语言是指“身势行为、手势行为、目光语行为、交谈时的身体距离、沉默语行为、声音、语调、音量、绘画、图像、衣着打扮和人体姿态实物标志等等。这些非言语行为都可用做交流信息、传递思想、表达感情、态度……”②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有时语言解释不清或解释起来费时费力的词汇或语言点，用非语言却能很轻松地达到交流效果。如在对泰国学生讲解“礼貌”一词时，上课的教师双手合十，向学生做了一个泰国人最常用的合十礼，然后又故意趾高气扬地从学生面前走过（在泰国文化中，从他人面前经过而不弯腰低头被视为是不礼貌的行为）。之后，他对比两种行为说，前一个行为就是“礼貌”的表现，学生很快就明白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学生对老师生动的教学大为赞赏。可见，学习一些非语言交际的技能，能帮助汉语教师强化教学效果，也让教学变得活泼生动。
（三）跨文化教学反思能力
教学反思能力是指教师能够以自己的教学过程为对象，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分析的能力，它是教师应具备的重要能力。由于教学的跨文化特性，对外汉语教师还应具备跨文化思维的反思能力。对外汉语课堂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一个在国内很有效的教学方法却没有在对外汉语课堂上取得预期效果等，遇到这些状况，教师不仅要有控制当场局面，灵活改变教学计划的能力，更要有在事后进行积极、理性反思的能力。要时刻考虑文化因素，发现课题后能从跨文化的宏观角度掌握事件过程，发现问题症结，从而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三、关于跨文化教学能力培养的建议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跨文化教学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极为重要，但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尤其是初入职的教师或预备教师却在这方面有很大欠缺。如今，不少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校都把能为学生提供境外实习机会作为一大办学特色，但这些到境外实习的学生，有很多却遇到诸如课堂沟通障碍、教学效率低、教学组织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缺乏跨文化教学的能力。这也就提醒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如何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教学能力应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不是只靠个别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课程就能完成的，它应该贯穿汉语国际教育的整个培养过程，而在各培养阶段的模式和重点不尽相同的。在此，我们针对面向泰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各个培养阶段，对跨文化教学能力的培养提出一种四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即：感知式训练―体验式训练―互动式训练―反思式训练。
在学生刚刚进入大学的阶段，还未建立起强烈的专业意识，绝大多数学生也没有任何跨文化教学经验，因此，在这一阶段，主要运用感知的方法，把跨文化教学能力培养的重点放在提升学生的文化敏感这方面。大学一年级会开设一些基础性的语言课和文化课，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泰语、中外文化等课程，而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这些课程应有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英语、泰语专业的相关课程。在这些课程教学中，任课教师应有意识地从跨文化角度加入一些中外语言和文化对比的内容，如在现代汉语或泰语课上，不是单纯教授汉语知识或泰语，而是注意将两种语言结合起来，从语音、构词、语法及语言中所渗透的文化等方面做一些对比分析，如汉语普通话声调调值和泰语声调调值的比较，汉语句式结构和泰语句式结构的异同等，让学生在感知语言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培养一种“双文化的意识和自觉”③。
第二阶段的体验式训练通常是在大学二年级，这时学生开始接触更多也更为核心的专业理论课程，诸如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等，这些算是学生真正走进对外汉语教学范畴的课程。在这些课程教学中，除了理论的讲授外，对比研究、案例分析也很重要。在案例学习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通过案例体会和学习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外，教师还应从跨文化教学角度启发学生，让学生从一开始就确立对外汉语教学是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的教学这一观念。有时，可以专门针对跨文化交际选择案例进行分析，案例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参考书上提供的，可以是影视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也可以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的（如高年级学生的赴泰实习日记），目的是让学生积累一些间接的跨文化教学的经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实践的机会，如和本校的留学生“结对子”，到本地的对外汉语课堂进行观课，让学生能够体验在汉语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教学。
第三阶段，学生开始进行赴泰实习，也就是说，跨文化教学进入“实战”阶段，他们要在泰语环境下进行汉语教学，也将通过与泰国学生的互动获得更多直接经验。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长期浸在目的语环境中，对于提高目的语语言能力和感受目的语文化很有帮助。同样的，赴泰实习教师处于教学对象的母语环境，则能够更直接地了解泰语和泰国文化，提高对中、泰文化之间差异的认识，对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敏感性也很有效。如果说在之前的体验训练阶段学生学到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宏观性的间接经验，那么到了这一阶段，学生将获得更多微观的也是带有特殊性的直接经验。同时，在这一阶段，学生不再享有之前那种教师近距离指导的方式，而要独自处于异文化环境，经历跨文化交际的“蜜月期”、“沮丧期”甚至是“困难期”，这就要求实习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实时互动指导，若没有教师跟岗实习的条件，则可采用远程（如电子邮件、网络实时通讯等）指导的形式，从教学技巧、交际策略和心理疏导等方面同学生作互动式的交流和指导，让学生顺利度过“调整期”，最终达到“适应期”。
通过前三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已经积累了大量理论知识，也对跨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美国著名学者波斯纳曾提出过教师的成长规律公式，即“经验+反思=成长”。作为跨文化教学能力培养的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之前获得的经验进行有效反思，从而促进学生专业成长。可以通过开设专门的课程、专题讲座、师生研讨等多种形式，运用案例式教学反思的方法，对学生之前在实践阶段中的案例进行收集整理，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案例，对当时决策时的理念与疑惑及由此所做出的处理方式进行阐述，并与老师和其他学生进行讨论和探究。通过这种交互式和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一方面，可以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会教学反思的方法，在今后的汉语教学中能够进行自主思考和独立判断。
四、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单位应将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结合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阶段特点，制订实施有效的培养方案，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入职前就能具备较好的跨文化教学能力。
注释：
①聂学慧.汉语国际推广形势下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第37卷（5）.
②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
③周健.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及教师的双文化意识[J].语言与翻译，2004（1）.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12.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
[3]聂学慧.汉语国际推广形势下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第37卷（5）.
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教学问题；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195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政府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汉语国际教育毕竟不是传统专业，作为一个仍处在初始阶段的专业，它在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
（一）培养体制的不科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其学习的课程数繁多，且包含大量实践训练与论文，学习年限却仅仅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一年，实习及毕业论文一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专业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都是表面知识，而对外汉语需要的是拥有高素质，知识储备量丰富的综合性人才，两年学习后的他们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与发展恐怕难以胜任。
其次，该专业招生对象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推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扬。然而，大量数据显示，其中多数学生并非语言专业，这代表大部分人的汉语功底可能并不那么优秀，甚至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甚少，只是简单懂得双语言，那么，他们对国际教育的学习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为了。
（二）师资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投入较大的几所国内高校，极大多数在此专业的任课教师只会纸上谈兵，而缺少应有的海外授课实践经验，甚至有些任课教师为其他专业拥有外语交流能力的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若为师者自己都缺乏该门课程的专业性和基础理论，如何让学生在汉语国际中变得专业变得能承担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任？从更高层次看，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在平时对学生论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学术论文的发表中，理应集思广益，海纳百川，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对古代以及近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国内语言以及国外语言有清晰明了的认识，从而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引领汉语国际教育走向更远。
那么，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学者提出一些合适的建议。首先，对课程进行合理安排，增加学习年限，在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实践训练。其次，因材施教，对不同本科专业的学生进行不同课程的练习，以发挥学术本科所学专业与国际交接处的最大优势。最后，提高任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关注拥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专家，给予他们优秀资源，赋以重任来调动其积极性。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面对全球愈发流行的“汉语热”，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好奇心逐渐强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汉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然需要介绍中国文化，可是在面对各国文化差异之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随之产生的问题呢？
（一） 准确定位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交流
对外文化分为交际和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我国潜在的对外文化推广方式，毫无疑问着重点在交际文化，其次才是知识文化。而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能将信息准确的传递，那么在进行教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将所需教导的社会文化与语言学相结合，进行文化对比，介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切不可空谈文化艺术，忽略民族精神。
（二） 对不同国家语言思维方式的转换
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文化传承也是迥异，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将大不相同。而语言交流的顺利进行与思维的同步不可分割，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思维的顺利转换。
我国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讲究仁义博爱，说话谦虚委婉，更有迂回婉转，从道理入手的俗规，其中的逻辑思维一般包含述说者的主观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实，讲究结果，这致使他们的语言先阐明主题后详细讲解，在讲述上相对客观直接。
纯粹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叙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汉语多语句结构，整体叙述上多样化，而西方国家，比如法国，词汇多式多样，不同意境不同时态具有不同词义，导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总总多角度，都需要我们先对汉语语言与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再对他国文化了熟于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在适应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才能进行跨文化交流，达到传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汉语国际教育获得优良的推广及发展。
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是利用教学的指导，通过语言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与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应当获得国家以及国家人民的支持。在进行一代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及时解决产生的问题，逐步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制度，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我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献上一份力量。
参考资料：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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