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3:1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责任政治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1一般资料:
我科共有病床65张，其中抢救病床4张，床位使用率在95%～105%之间，患者平均住院天数12.5d。共有护理人员16名(不含实习护士)，年龄21～42岁，平均(35.5±13)岁;其中本科1名，大专11名，中专4名;科室副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为6人，护师5人，护士2人;有护士执照14名，规培护士2人，合同制护士7人，实习护士1～2人。
1.2方法:
在护理部的指导下，按照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的要求，由病区护士长负责将全体护理人员分为两个责任小组，指派两名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护士为组长，同时将所有护理人员按职称、学历、资历的不同搭配分为两组，两组人员分别管理床位约35张。首先将责任组长的岗位责任制制定出来，责任组长分管1个小组患者，固定上白班，要求8h在岗24h负责，抢救室的4张病床由两名组长亲自负责，每人分管2张床位，同时负责分管检查其他责任护士的工作质量和考评工作。责任护士的岗位责任制按不同级别要求制定，如责任护士、辅助护士、规培护士、实习护士等，达到按不同层次不同要求来完成分管患者的各项治疗护理工作，同时责任护士每日参加分管患者医生的查房。在排班模式上采用APN排班方法，以减少护士交班次数，为患者提供连续性的护理服务，以真正满足患者需要。
1.3评价方法:
将开展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前后3个月病区患者、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评分、基础护理质量、患者安全管理、健康教育质量检查评分进行对比，上述五项评分标准由我院护理部制定，考核项目分别为15～32项不等，满分分别为100分，得分越高表明完成质量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分析，采用t检验分析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的计量数据。χ2检验分析采用率表示的计数数据，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比较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前后3个月，患者、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基础护理质量、危重患者护理质量、健康教育质量检查评分情况，具有显著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目前人们对护理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加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各种护理质量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已转为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护理工作模式也应该随之而变化，加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举措。因此，国家卫生部在2010年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等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临床护理工作，切实加强基础护理，提高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满意的护理服务，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达到了它的要求。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它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护士工作有目标，对分管患者的各项情况非常熟悉，对各项治疗检查的进程十分了解，提供的各项护理达到要求，从而使各项护理质量得到根本提高。②护理管理变得更加科学简便，它充分发挥了护士潜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层级监管分明，发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③实行责任组长负责、责任护士分管患者后，低年资护士能充分享受到新老搭配传帮带的作用，可有效稳定低年资护士的心理状态;促使加强继续教育，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从而形成你追我赶的良性循环局面，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技能和人文素养;而且分工、责任明确，各级护士在工作中能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价值感和成就感。④健康教育的进行不再停留在表面，做得更加到位，患者得到了实惠，同时在进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增加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认同感、信任感，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⑤医护配合更加默契，护士从以往的“要我做什么”变为“我要做什么”，对医生采取的各项治疗措施能够心领神会，医生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4结语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含义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和无法证明时，要承担的责任2。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分担的，当事人对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加以证明，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我国对于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对于一些特殊侵权案件，则采取所谓“举证责任倒置”规则3。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问题，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关于举证责任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包括提出证据责任（burdenofproducingevidence）和说服责任（burdenofpersuasion）。虽然英国或美国均有许多学者对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过论述，并对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有不同的称谓，但对这两种责任的含义基本是明确的。其中，加拿大证据法对这两种责任的定义明确扼要，被认为是集英美法系权威证据法理论之大成的佳作。该法第12条规定：“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承担说服事实审理者，使之相信事实确实存在的义务。第13条规定：“提供证据责任”是指当事人就某一事实存在据以提供足够证据，使事实审理者加以审理的义务。4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中，德国的证据法理论研究比较系统、细致。在德国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一整套理论也是首先以明确举证责任所包含的两种责任为基础的。即举证责任包括行为上的责任和结果上的责任两种责任。所谓行为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将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而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也称主观的举证责任）；而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称为结果上的举证责任（也称客观的举证责任）。
比较两大法系举证责任的两种含义可以看出，大陆法系的行为责任也就是英美法上的提出证据的责任，而结果责任虽然与说服责任不同，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却是一样的5。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举证责任的定义都包括了行为上和结果上的两层含义。这一点在实践中对于掌握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有重要意义的。
按照举证责任的上述概念，如果当事人举证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将承担败诉的结果。那么，法律如何规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有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是实现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
当代英美法通说认为举证责任分担并不存在一般性标准，而是在综合若干要素的基础上由法官对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举证责任分担时应考虑的要素有：1、政策；2、公平；3、证据距离；4、方便；5、盖然性；6、经验法则；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等等。6
而在德国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分担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其中长期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由罗森伯格（Roseberg）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该说将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分为权利根据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制约规范四种。法官在审判中如遇事实不明，且双方均不能证明时。罗氏认为：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定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就权利的妨害、消灭或制约的法律要件存在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官可迳行对该待证事实所依据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再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作出相应的裁判，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7。具体到一件诉讼中，即一方当事人如果声称只要适用某民事实体法律条款，就可胜诉，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就该法律条款提出的主张，应当就需要适用该法律条款的那些实际已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但是，依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并不能完全体现公平。譬如某发明专利是一项产品的制造方法，专利权人指控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侵犯其专利权，被控侵权人是否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专利方法，只有亲临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才能了解。而对于专利权人来讲，既无法通过解剖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又无法接近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来取证。因此，如按法律要件分类说要求被侵权人（即专利权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了其方法专利权非常困难，而以此作为举证不能将败诉结果判给被侵权人（专利权人）又显失公平。
后来，德国学者保勒斯（Prolss）提出的“危险领域说”弥补了这一缺陷。该说认为当事人应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即在加害人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受害人对于损害发生的客观与主观要件均不负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就该客观和主观要件不存在的事实举证。该说继而认为：实际上实体法已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为预防损害的发生，明文规定了危险领域内事项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8。
三、举证责任倒置
“危险领域说”是在德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即举证责任分担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基础上，面对现代型诉讼不能体现诉讼的公平而出现的新理论。它所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正置”而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与“正置”一样，“倒置”也需要在实体法上有明文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中列举了5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就是“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施行该《适用意见》时虽然《专利法》已经颁布，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其他类似情况是不可能规定到该《适用意见》中去的。例如，与方法专利侵权诉讼完全类似的情况有：如果某一新产品的制造方法是一项商业秘密，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和制造方法又与原告的相同，此时要求权利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不正当地使用了自己的商业秘密显然极为困难。那么，被控侵权人是否有责任举证证明其产品的制造方法的合法来源，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此时却没有明文规定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反，上述司法解释却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9。这种情况下，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能否适用，始终有不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须严格掌握，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由法官任意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目前（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由法律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专利法》第57条，其他情况都应由原告举证10。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纠纷有特殊性，片面强调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即原告举证）会使侵权人凭此取得推卸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举证），才能体现公平原则11。此时，是拘泥于法条的规定却不能实现诉讼公平，还是根据事物的一般规律，参照方法专利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确定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告的举证责任，的确是法官需要灵活掌握和以内心确信的。
比较美国和德国关于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是以概念法学的形式建立了严格的理论体系，并将例外的情况也逐步纳入该体系中，形成了以实体法律要件为指引的一般和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而美国法中由于诉讼观念与大陆法系三段论式的裁判截然不同，它以发现法的方式解决纠纷，以恢复法的正义和秩序。因此，对举证责任的分担实际上是在综合各种诉讼利益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具有更灵活的特点。我国接近大陆法系，但在举证责任的分担理论上却未完全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也未完全在立法（民事实体法）中明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对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定，所以很难说清“倒置”12。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举证责任倒置要严格按法律规定，既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也没有考虑到包括知识产权诉讼在内的一些新类型诉讼的新特点。
四、举证责任转移
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分担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当事人对其主张事实的证明程度不断转移的。通常，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一主张就负有反驳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如果其反驳的证据足够、充分，就可以不再举证，而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予以反驳。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移。
举证责任转移表明了举证责任分担后当事人进行举证活动的效果。它通过保证诉讼中证明活动的进行来达到证明要求的目的。因此，无论举证责任正置还是举证责任倒置，都需要在证明过程中不断转移举证责任。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3：
1、当事人对其主张提出的证据在数量上足够、质量上充分，可以满足证明待证事实的要求。
2、法院认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了。
上述两个条件中，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只有在法院作出认定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而法院作出这种认定的前提是当事人的举证足够、充分，达到了证明待证事实的部分或全部要求。
由于知识产权诉讼特殊性，使同一案件中常常出现既有举证责任倒置又有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况，在实践中有效地区分两者，具有重要意义。
举证责任“正置”和“倒置”，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诉讼中，原、被告对举证责任的分担一旦确定后，其所承担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说服责任）便不再转移；但在诉讼的进行中，原、被告却在不断地提出事实、主张权利，对这些主张进行证明或反驳而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也不断地从原告转移到被告，再从被告转移到原告。值得注意的是，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行为上的举证责任，而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分担以后就已经被“正置”给原告或“倒置”给被告了，它在诉讼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不再转移。
例如：在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按照专利法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原告首先要证实被告制造的是同样的新产品，依该条款，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如果被告提供了自己的制造方法，证明与专利方法并不相同，那么被告所承担的（行为上的）举证责任就完成了。此时，就发生了举证责任转移。随后，原告会继续就“被告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相同”这一主张继续举证。而被告也应对“自己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不相同”这一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之所以要承担对这一争点的证明责任，是由开始即分配给他的举证责任所确定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被告对这一争点所承担的最终的（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始终未变。换句话说，当原告充分证明了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而被告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反驳原告的这一主张的话，被告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在于，如果原告对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的主张的举证并不充分，而被告反驳这一主张的证据也不充分，此时，仍应由被告承担败诉的风险。因为，在一开始倒置了举证责任后，被告就最终地（从结果上）承担了证明其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的责任。不管是原告证实了两者相同，还是原告将两者不同的主张推向了事实不清的境地，只要被告未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最终的败诉责任都要由被告承担。
但是，在具体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达到了什么标准才算足够、充分，法律不可能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诉讼实践中，具体案件各不相同，各种证据对同一待证事实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举证责任何时转移，难以规定整齐划一的标准，只能取决于法官的“心证”。
五、推定法则
法官对证明标准的“心证”所遵循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待证事实进行的推定（Presumption）。
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14。推定是由推论演化而来，是人类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进行逻辑思维和经验积累的产物，其结论是盖然的。但推定作为诉讼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在人类长期的诉讼实践中，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由于它能解开诉讼中的一个“死结”--即当诉讼双方主张相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又根本无法查出证据加以证明时，运用推定法则，可以避免使诉讼陷入僵局。尤其是在现代型诉讼中，一方面，复杂的民事侵权案件往往使主张者举证困难；另一方面，受害人与侵权人的地位不平等，由此产生传统的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上的困境。此时，推定法则的引入，合理地解决了这些特殊侵权问题，保障了诉讼的公平。此外，推定法则对于简化诉讼程序，加速案件审理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如日本学者认为，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如果是甲，就推定乙”的情况；事实上的推定则是指，在具体诉讼中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依一定的证据推定系争事实的情况15。事实上的推定，具有免除或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
我国《专利法》第57条（二）款对于方法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就是运用推定法则而产生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专利法对此部分的表述都直接采用法律推定的形式，如德国专利法和日本专利法规定，如果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在专利申请日（要求优先权日，或优先权日）前是新的，那么（推定-笔者注）第三人所制造的同样产品是用专利方法获得的16。
由于推定具有盖然的性质，是根据人类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思维而形成的。因此，无论是法律上的推定还是事实上的推定，都是可以反驳的，可以被****的。只是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具有较高的盖然性被立法所确定，事实上的推定由于在具体案件中难以把握其盖然性高低而被赋予了法官的裁量。
知识产权诉讼本身的特点，使得具体的诉讼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权利人难以举证的情况。因此，在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或者作为普遍情形盖然性不大但在个案中的盖然性极大时，应当允许法官采用事实推定，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减轻或者免除知识产权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做，既符合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规律，也符合诉讼公平的原则。
侵犯知识产权有不同于侵犯有形物权或人身权的特殊性，因此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当考虑原告（权利人）举证上的困难。但具体诉讼中的实际情况又不可能随时修改法律来弥补，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明确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同时规定除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外的其余情况均可以倒置17。这样，便可以使法官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以保证诉讼的公平。
在目前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在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依推定法则，对知识产权诉讼中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可用另一种方式来分配举证责任。依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那么，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即可以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体正义和程序公平为原则，以经验、学识和论理逻辑来衡量案件事实的盖然性高低，依职权向被告进行证据调查，从而变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此时被告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只是这种依职权分配举证责任的方式，较之于法定举证责任的分担方式，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当事实不清、无法证明时，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审判规则没有法律的明确限制，这既容易滋生司法专断又有悖于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应严格掌握。
1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72页。
2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84页。
3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学界有不同观点。详见《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上)-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座谈会综述》，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303页。
4转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8页。
5美国模范证据法典起草委员会首席顾问，著名学者威格莫尔（wigmore）称说服责任为“说不服的危险”（riseofnonpersuasion）。详见毕玉谦《民事证据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6-467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结果责任的定义是殊途同归。
6陈刚：《美国证明责任法理序说》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1998年11月第一版，第657页。
7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162页。
8见德国民法第282条、第285条、第518条、第694条、第831条，德国商法第390条、第407条、第606条等，转引自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164-165页。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4条规定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五种情况，同时规定这五种情况之外应由法律规定才能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10参见李国光主编《知识产权诉讼》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110-111页。
11参见戴建志陈旭主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9-31页。
12见《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上)-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座谈会综述》，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303页。
13参见程永顺：《方法专利侵权举证责任的几个问题》载《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5期。
14李浩著《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183页。
15参见[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新版)，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113页。
论文摘要：从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出发，阐明了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原则和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法理解析，认为在现行《公司法》中引进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性倒置原则，是加强诚信义务、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论文关键词：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派生诉讼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我国的新《公司法》规定了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相似的内容，但这种规定尚不成熟，存有漏洞，况且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本身只是一个抽象意义的概念，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因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而给其他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得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促使控股股东较好地履行诚信义务。
1我国建立与完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现实依据
1．1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最大特点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的比例相当大．200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统计表明，国家拥有股份高达5O．273，而各种已流通股份总计也不过占30．38．由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其代表的不是全体股东利益而是大股东的利益．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甚至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包装旗下的上市公司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诸如将劣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迫使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大量关联交易等，导致上市公司最终成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如国际大厦大股东将上市公司募集和借贷的3．7亿元资金，借给关联的另一家企业，投入预期效益低下的世贸广场酒店项目．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了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6。
1．2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
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是控股股东最为常用的手法．其中的共同特点都是控股股东利其控股地位违背诚信义务，把上市公司作为赚钱、融资的工具，套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掏空上市公司，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以上种种弊端都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控股股东违背诚信义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还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畏．因此，建立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规范控股股东的弪营行为，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现象，在对其治理的过程中虽然通过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但由于其立法层次过低，而且在实践中对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处罚过轻，缺乏相应的威慑力量．因此，应当从控股股东的实际行为出发，把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公司法》中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其内容，并建立加强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后的责任机制．
2惩罚性赔偿原则解析
2．1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法理分析
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变化，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侵权法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单独适用过错原则到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并用的转化，无论在哪一个时刻都不能发挥侵权法对潜在侵权人的潜在侵权行为的遏制与预防功能，其所达到的社会威慑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对由于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有3种功能，即复原之功能、预防之功能、惩罚性之功能．对因侵权行为l而受损的人的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又分为两种，即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相比而言，事前预防无疑为更优的选择．因为，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受损的人予以补偿只能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修正，并不能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通过事前预防的方式在事前就对侵权行为予以抑制，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更能够将侵权行为防患于未然，减少损害的发生．补偿为满足受害人利益的最低目的，抑制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目的，两者共存，相得益彰_7]．事实上，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刑法当中，民事法律中也有惩罚的功能一引．日本学者田中英夫、朱内绍夫也认为，把侵权行为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制度来把握，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使民事责任发挥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功能，引进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十分必要．山岛宗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刑事罚未充分发挥其对性的非法行为的抑制、预防功能，而且过多的适用刑事罚会产生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等问题，应尽量避免过多适用，提倡在非财产损害中加入惩罚或制裁，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的抑制损害的再发生．所以，学者们在论述民事责任的功能时不应再仅限于补偿，而应兼顾惩罚，当然补偿仍是其核心．
2．2现行公司法引进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必要性
事实上，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侵害中小股东的事件屡屡发生，2003年1月，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会议披露：两部门联合组织、历时7个多月的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检查发现，全国共有676家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现象．此状况足以说明我国《公司法》在防范控股股东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不足，尽管新公司法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赔偿责任，但还应在《公司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是补偿损害，而是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人，重在预防不法行为．当然，在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严格遵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原则——适度威慑原则．
3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解析
3．1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概述
所谓的举证责任分配，就是要确定在当事人之间应该有谁承担因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学说肇始于古罗马法，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可以把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分为3种：(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举证责任免除和举证责任倒置两部分．其分别体现于《证据规定》第九条和第四条．(3)人民法院关于调查证据的规则，包括由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和法院主动调查证据两种．如《证据规定》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四条．
由上可知，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仅仅适用于法律限定的几种特殊情形．此种限定有点保守，我们应该在对控股股东违反其诚信义务的诉讼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控股股东负担就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只有控股股东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时才能予以免，当然作为提讼的主体，原告仍需负担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因控股股东的行为所致．
3．2控股股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解析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产生于德国，原联邦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I968审理的一起因鸡瘟而引起的产品责任案中，首先运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免除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药品的制作属于高难度技术性范畴，为一般人所不能为者，况且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被告的掌控之中，让普通的原告承担证明其药品的性能是否合格以及瘟疫是否由其药品所引发的事实则过于苛刻、不合常理．所以，该案的法官就判定由药品的生产者即被告承担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被告因举证不能，遂败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修正规则，其产生的依据就在于发生的事实本身．因为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被告的行为所致，而事实的的经过则只有被告最为清楚，他是事实的惟一见证人；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这～事实所引起，无从得知事实发生的原因，所以，该事实本身就已证明被告对该事实的发生存有过失，被告也就理当对此承担起证明责任．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最多股份的拥有者，也就相应地在公司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之中拥有相对多的话语权，因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掌控或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但就广大中小股东而言，由于其持股数量相对较少，可能无机会参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所以也就不可能了解到有关公司经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如果控股股东在经营公司的业务之时违背其诚信义务，在对其提起的诉讼中，判定由提讼的股东负担举证责任则是不现实的．作为提讼主体的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控股股东的经营行为所致，却无法了解这一行为的过程，所以无法承担起证明这一行为的非法性．鉴于原告与控股股东之间力量悬殊，为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此证明责任理当由违背诚信义务的控股股东来承担．诚信义务是由法律赋予控股股东的一种特别义务，与一般的股东所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如果控股股东因违背这一特别义务而遭诉讼时，在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时也就不应再局限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而应适用特殊规则，即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控股股东违背其诚信义务，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不利益，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说明控股股东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过失，并且控股股东又负有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职责，所以，判决由控股股东负担对违反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提要：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谁主张，谁举证"一般原则的补充，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此虽未明文规定，但《民法通则》、《航空法》等专门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做出相关规定，为其找到了相应的法律依据。该举证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理论界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释，从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本文拟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问题做浅显的探讨与分析。
一、举证责任的法律定义
讨论民事举证责任倒置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及相关问题。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比较复杂，其复杂性在于不仅双方都可能承担举证的责任，而且还有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等问题。我国诸多学者正是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致使探讨中出现了很多分歧。举证责任，又称立证责任、证明责任(1)，两大法系源远流长的历史分别经历了相互独立的发展道路，在举证责任含义的界定上也稍有差异，但并无实质区别：一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主张的事实为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向法院提供证据，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指法庭辩论结束后，因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依然没有得到证明，由此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长期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它能解决现实的诉讼现象，可为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不出充分证据时承担败诉的现实提供理论注解。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最终是缘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即就其所主张的事项出现真伪不明时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的驱使。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在诉讼中不得不就其主张的要件事实努力举证。我们借助于哲学中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来分析举证责任中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前者的现象属性与后者的本质属性便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举证责任两方面的含义是一致的，当事人可能承担结果责任是促使其履行行为责任的内在动机，而其履行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避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事实不被承认的后果。"(2)举证责任之所以存在，有两方面的原因：理论上，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据材料、证据合法性、审理期限的限制，就认识状态而言，真伪不明同样是正常的归宿；实践上，证据丧失、证据短缺、争议事实历时久远或证人不作证、作伪证等都可能造成事实的真伪不明。(3) 举证责任是特殊的法律责任，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责任不同。它不是违反义务的必然结果且与主观过错无关，因此不具有强制性质，只是一定条件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才出现的不利益，是潜在的风险，并不必然出现但确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潜在风险有化为现实不利益的可能性，才使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或者反映某种传统习惯、或者反映人类公平理念、或者体现特定阶级利益，也或者兼而有之。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举证责任的产生之间是如影随形的关系，有举证责任便会涉及到举证责任分配。由于事实真伪不明状态的存在与克服一直相互缠绕且难以解决，举证责任的长久存在便有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根据。特定条件下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必然会出现待定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特定的立法目的又使人们认可这种模糊状态，并依据当时社会情况权衡诸方利益，判断举证责任的归属。在逻辑上，并非所有案件都涉及举证责任分配的操作，但举证责任的分担确实体现了某种利益倾向性的划分。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并不总是在于一方，因为举证责任的对象即证明对象比其他诉讼复杂。据说古罗马最早提出了解决举证责任分担问题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这两项原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要求提出主张即声称存在某个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的责任。前一项原则虽然在今天看来很不科学，但由于原告通常就是主张事实的一方，而被告也通常就是否定对方主张的事实的一方，所以总的说来，这一原则已经包含了现代举证责任原则的合理成分。这两条古老的原则被后人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条原则在我国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实际上充实和完善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一规定的内容使"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具有了更为科学的内涵。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已成通说。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需探讨的问题，很少有人给它下定义。目前可以看到的不多的几个定义，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举证责任定义为："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4)因这类定义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诉讼中，姑且称之为侵权倒置说。另一类将举证责任倒置定义为："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5)该类定义不再把举证责任限制在侵权诉讼中，故姑且称之为泛倒置说。
侵权倒置说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诉讼中，跟我国的实体法规定有关。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某些特别侵权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此领域之外，举证责任倒置就无用武之地呢？其实不然。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国外，有些非侵权的场合，如妨害对方举证，也会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6)所以侵权倒置说的定义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泛倒置说克服了侵权倒置说的上述错误，不再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领域，这是其进步。但是侵权倒置说中存在的另一个错误却被泛倒置说连锅端过来了，即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原被告之间，原告提出主张，由被告举证否认。举证责任倒置确实常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但并不限于此。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比如，甲诉乙侵犯其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此时甲是原告，乙是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此时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乙应承担举证责任。在甲乙诉讼过程中，丙发现甲乙争执的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是自己的专利，于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提起
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也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甲乙承担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倒置已不再仅存在于原被告之间，同时还存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原被告之间。另外，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其中行为责任在当事人之间来回移转，无所谓倒置不倒置，因此，倒置的只能是结果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将举证责任倒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不用自己承担结果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结果责任。
三、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
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指当事人提出的不由自己承担结果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真伪不明事实的责任。具体地讲，也就是在实际诉讼中，有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是可以倒置的。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我们后面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大有好处。
举证责任倒置常发生在特别侵权领域。特别侵权其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由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此种情形下，受害人仍需就侵权行为的每个要件举证，不存在举证倒置问题。二是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此种情形下，"过错是否存在不再成为诉讼中的证明对象，被告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来免责。"(7)因双方均无需对无过错举证，故无过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三是实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如建筑物或其他设置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此时，受害人可以主张侵权人有过错，但因实行过错推定，故其不用举证，侵权人若想免责，则需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若侵权人通过举证只能使有无过错陷入真伪不明，仍应承担结果责任。无疑，推定的过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对过错予以推定，确实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但若仅限于此，则还不足以救济受害人。故有学者建议，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引起的侵权诉讼中，"考虑到原告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困难，也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8)在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因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无需对过错举证，但按目前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人仍需就下列事实负举证责任：（1）产品质量存在着暇疵或有不当危险，并且它们在产品销售时已经存在；（2）受害人使用该产品受到了人身或财产损害；（3）产品的质量暇疵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在这三项事实中，只有第二项易于证明，其余两项证明起来都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故有学者建议，为在诉讼中有效贯彻实施《民法通则》第122条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本意，对上述两项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9)上述建议很有道理。因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和推定的质量瑕疵也应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
另一类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被妨害取证的事实。在对方妨害举证的情况下，导致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显然不在负举证责任一方，而完全在对方。若按照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诉讼结果完全判归负举证责任一方负担，势必会与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背道而驰。此时，将举证责任予以倒置无疑会更妥当。(10)
对当事人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事实也可以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如在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因为专利权人远离证据，难收集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的作用其专利方法生产的证据。而对于被告来说，究竟使用何种方法生产自己最清楚，被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证据来证明该项产品不是用专利方法而是用其他方法生产的。所以，我国专利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如果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证明。"这样，本来应当由原告负担的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其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举证责任便倒置于被告，由被告就自己未使用原告的专利方法负举证责任。当出现真伪不明时，由被告承担结果责任。
在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中，原告在诉讼中只须证明数被告实施了具有危险性质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造成了损害。至于具体是数被告中哪一位实施了危险行为，由数被告中的每个人对损害并非自己所致负举证责任。因此，此种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行为的实施者。
有人认为，"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损害完全是受害人的责任，或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或其它免责事实造成的。(11)按这种观点，免责条件也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加害人就免责条件举证，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体现。比如环境污染侵权的免责条件有：损害由受害人引起，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战争行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负责灯塔或者其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其他过失行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实际上，受害人在时，只需主张有侵权行为，有损害后果，有因果联系即可。无需主张自己没有引起损害，第三人没有故意或过失等。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不是因为对方提出这些主张，法律规定需由自己举证，而是因为自己主张不应承担责任，在法律允许的免责情形下尽力举证，当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自然应由被告承担结果责任，完全是自己主张，自己举证原则的体现。
四、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
举证责任倒置具有法定性，其依据原则上均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鉴于举证责任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其法律依据自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民事诉讼中，实体法主要是民法及其司法解释，尤其是侵权行为法；程序法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民法本身规范的有限性，一些专门法，如航空法、证券法等，亦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了6种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但对于倒置哪些事项的举证责任不够明确，在具体运用上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以下情形：（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瞎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9）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这解决了航空法、证券法等一些专门法，亦可以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
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根据上文对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分析，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下列情形：
（1） 实行过错推定的侵权诉讼。如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疗纠纷提起的诉讼；证券民事赔偿纠纷。
（2）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诉讼。如环境污染致损害的侵权诉讼； 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3） 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诉讼。如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4） 对方妨害举证的诉讼。
五、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证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论文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公正；责任伦理；新公共服务
近代以来，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是基于“管理中心主义”所确立的官僚制，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断属性，裁量权的行使者偏离法律精神和公正原则而引发的公正失范现象不免存在，昭示了责任中心主义固有的局限性。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凸显的对伦理价值的关注，为探索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
行政自由裁量是公共行政现代化、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目前学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概念尚未有一致的界定，不同观点有各自的侧重，但总的说来，强调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有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作出选择的自由，并以适当的公正方式作出裁决的权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步伐在加快，行政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面积存在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其合理性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契合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效率是行政权的价值追求，也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干预范围日益扩大，行政权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以及行政分工造成的技术优势，呈现出行政管理日益专业化、权力行使方式多样性的趋势。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使行政主体能够在社会的迅变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提高行政效率。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发展的结果。
第二，弥补法律的局限性。法律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几个方面。沿承亚里士多德派观点认为，由于法律具有模糊性和不周延性，不可能对行政行为在所有情况下的所有裁量方式和程度都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对其阐释和执行都有赖于行政人员的理解。德性行政人对待具体权威与制度的基本态度应是“合理服从”，而非机械地固守规则。法律的不严密意味着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不应该如柏拉图派的建议那样留给立法机关，因为，事实表明法律的出台必须有严格的程序与技术，成本巨大，且常常滞后于现实，而且新增的规章本身依旧需要解释，法律规章的激增无益于解决这个问题。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价值限度
行政自由裁量权从成为一种非制度化的行政权力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其价值限度亦得到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人们一直用谨慎的态度警惕着裁量自由，惧怕权力所具有的“自我膨胀”特性。正如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声称的，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断属性，有较大的主观性，在日常的行政实践中，裁量权的行使者偏离法律精神和公正原则而引发的公正失范现象时有存在，具体表现为：(1)目的不当。行政人员在行使裁量权时本应基于授权目的及公正合理原则，选择最恰当的行为方式，却由于受到牟利、徇私等恶意动机支配而作出偏离法律目的的不公正的行为.(2)不平等对待。存在同责不同罚与不同责同罚两种情况：同等情况的行政违法行为，分别给予轻重悬殊的、不同等的处罚；对情节轻重不一的违法行为，却一律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造成的结果是责罚不相当，即行政处罚的轻重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不相称。(3)主观臆断，随意裁量。主要指行政人员在行政实践中的非正当考虑现象，即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对于应当考虑的因素却未考虑，或者过分强调或轻视了一个相关因素，凭主观印象、固有倾向随意认定，作出显失公正的裁定。(4)程序不当。主要包括没有在合理的时间期限内作出裁定甚至故意迟延以及采取不当的不作为方式。
在现代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价值关系有着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行政人员在作出具体的裁量行为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腐蚀，滥用公民所赋予的权力，扭曲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关系，制造腐败而“形式合法”假象，使行政价值关系走向反面，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过程中的失范现象，表明这种“制度约束之外”的权力会因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不受制约的裁量自由，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原意，它将置理性主义的愿景于谷底，而且裁量权的失范现象将官僚制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裸地展现在公民面前，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政府、公共行政人员以及法律制度的信任危机。一旦丧失了信任的社会土壤，就会对公平、正义等积极价值造成毁灭性打击。
在公共行政中，解决具体行政事务的自由裁量方式不免会遭遇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即行政主体在作出裁决时同时面临多个指向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期望、互不相容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判断的情景。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声势烜赫地考验着行政主体的专业素养和伦理品质，对公共行政民主精神和公正价值提出挑战。“那些塑造并指导每个角色行为的价值观将你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并使你面对两种互相排斥的选择方法。你得面对那种由我们扮演的角色所引起的道德困境。”
二、责任伦理：行政自由裁量权失范的规制理路
(一)近代“管理中心主义”对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探索
行政自由裁量权既处于法制框架之内，又处于制度无意识之域，是行政主体在制度规定不明确的模糊地带或者制度之外的灰色领域作出事务性行政裁定的权力。这种非制度化的行政权力使行政主体有很大的裁量自由和权力空间，但它不可能是“任意自由”的裁量权，而只能是“受法律约束的裁量”权。早期行政学探讨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在以管理主义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的，强调的是行政的科学性和效率，极少探讨行政的价值问题。此时提出的制约方法集中在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上，这种控制主要包括立法控制、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和司法控制。在立法控制方面，着重对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界定和制度设计，主要包括界定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和限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约束“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行政机关对所属下级行政机关，专门监督机关、主管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机关及这些行政机关之间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进行自我监督，保证自由裁量权的科学行使。”司法控制强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程序公正三个方面：(1)合法性原则，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2)合理性原则，在法定幅度范围之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适当，包括动机的正当性和是否考虑了相关因素等等；(3)程序公正，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的程序性价值导向，是制约与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度的重要路径。
可见，近代以来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是基于“管理中心主义”所确立的官僚制，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但是，官僚制的责任是最低限度的责任规定，这就是责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从理论上看，现代社会中的自由裁量权是规范的权力，宪法规章日臻细化和完善，制度设计渐趋健全和周密，但是，法律制度与规范理性无法穷尽所有裁量权的行使领域和裁定细节，对于保证其裁衡的公正尺度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法律规范的这种外部约束的作用尽管十分重要，但这种“禁于已然之后”的行为效果的滞后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不是通过更多的规则，而是通过对法律精神和法律精神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认识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受制于公共利益”规则。这种规范由于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而具有强制性特征，只能对自由裁量权起基本的规约作用，难以有效激发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严格规制的实际行动并不能如传统公共行政所言的那样最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行政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天平在没有公正的评判标准的情况下，往往会倒向强大的利益集团。这种方式还可能会越走越远而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泥潭。
(二)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责任伦理
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凸显的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树立起“公民权”和“公共服务”的大旗，重塑了公共行政的本原性价值蕴涵与要求，确立了现代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依托。新公共服务不仅内在地包涵着“责任中心主义”的价值目标与愿景，还高扬起“公平正义”的评判旗帜，呼唤公共行政精神，发掘伦理价值，强调公民的话语权，强调在公共对话的平台上实现公共利益，这些指向强化了行政主体的责任。诚如罗伯特·登哈特所言：“新公共服务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时尚或者管理技巧。更确切地说，它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他人服务的原因的一种界定。它是一种对价值观的根本改造。”它既承认制度的作用，更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认为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权力监督或制衡机制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动，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他们的德性崇高和伦理自觉。这是他们作为值得信任的、负责任的、富有公正精神的公共行政人员应然品性的基石，也是他们得以凭借契约式的授权在服务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和范围内作出自由裁定及提出强制要求的内在根据。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治理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官方人士如何对自己履行职责和法律职责的方式负责。”新公共服务既承认责任在民主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又着力构建行政责任的实现机制。认为公共服务中的责任问题极为复杂，“责任行政”的生成和价值建构不仅仅建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标准，行政主体“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市场；他们还应该关注法令和宪法、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认为用简单的效率测量方法和中立的价值判断来描述公共行政人员负责任的作用和行为也是不恰当的。在公共行政人员为了什么而负责及对谁负责问题上，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共行政官员即便是在涉及复杂价值判断和重叠规范的情况下也能够并且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为公民服务”。这与主张直接地、中立地对政治官员负责的老公共行政不同，也有别于满足“顾客”偏好并“以效率、成本一收益和对市场力量的回应性”为主要负责形式的新公共管理的传统观点。
此外，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现代政府及行政人员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公共行政的应然性价值目标。行政人员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主体，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执行者，应当尽可能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和方式符合社会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早先的亚里士多德派也认为，公共行政的传统标准(中立、效率)是不完备的，为了重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连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官员在解释和执行法律规章时，如果不考虑公正，将会导致非正义，这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不谋而合。它承认“效率”与“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必须将“公平”作为“第三个规范性支柱”。公平、公正作为人类不懈的理想追求，是一种道德的愿景，也是践履的现实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公正公平原则。公正的行为意味着行政主体在施政中不为私人考虑所驱动，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相同的情况则平等地适用法律，同等情况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要基本相同、前后一致，对需要给予处罚的相同行为给予同等的处罚，承认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并不因公民出身与种族的差异或地位与权势的变更而不同，换言之，这些情形考虑作为相关差异将被排除；不同情况下，则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象作出公正的选择和判断，所作的决定和相对人应受的对待应成比例，而不是有所“偏袒”，霍布斯称之为“个人授受”(acceptionofper-sons)，即把私人考量引入一种应该根据公共标准进行的判断。
因此，责任伦理是一个“不单纯的混合物”，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是建基于公正价值的责任，是内塑于道德信念的责任。它是由行政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由行政主体被授予的权利和所承载的义务决定的，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其行为最终应向公民服务，必须考虑作出裁定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为其承担责任。“新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表明要将公务员的角色重新界定为公共利益的引导者、服务者和使者，而不是视为企业家。”处于公共行政伦理困境的行政主体要按照增进公共利益的伦理准则，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平衡各种利益冲突，使每一个人不会因行政主体的“个人授受”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伦理困境出现时，各种几乎完全相反的价值要求最终会在行政人员个人那里发生碰撞，建立负责任的管理模式，不是要把这些要求简单地放在一起，而是通过一个合理机制来确定各种要求的优先顺序。只有当自由裁量权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追求公共利益取向的道德信念的时候，才会有责任的结果。任何责任都只有通过裁量权的执掌者和行使者首先确立起服务于公民的道德信念的时候，才有可能明确。这种内蕴着服务公民的公共行政精神的责任伦理可以有效地为自由裁量权的执掌者在“应该如何行为”诸方面考量中提供价值信念上的共识，通过“非理性力量”进行一种理性思考来控制和规范自身的裁量行为，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责任伦理毋庸置疑地成为公共行政人员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而责任伦理所确认的这种基于责任的、公正的制度所暗含的规范意义和道德合理性使得人们能够信任处于制度约束中的裁量权的执掌者，信任他们将按照我们值得信赖的、公正的常规方式运作。
一、行政管理的基本概念分析
行政管理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其使用范围都是很广泛的。无论是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还是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都被叫做行政管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专有概念，我国理论界普遍把行政管理定义为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
首先，行政管理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明确行政管理的实质，可以把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同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活动明确的区分开来，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政府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性，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的实质及其规律性;其次，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管理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活动。明确国家行政活动的管理属性，可以把行政管理同国家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区别开来，突显行政管理的执行功能，这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其他管理活动中的有益经验和作法，提高行政管理的操作和技术水平;再次，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有着明确的规定性。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1.精简原则。
所谓精简，就是各级政府的规模要适度，行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少而精。新时期坚持精简原则，一是机构、层次、编制定多少，必须严格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凡属重叠和多余的机构、层次、人员，一律合并和撤销。二是随着行政工作的发展，应把某些事务交给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去管理。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种工作制度，提倡科学方法，以降低国家行政管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提高工作效率。
2.统一原则。
所谓统一，就是保持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的完整统一性。任何国家都只能有一个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权力下放，还是分级管理，都不能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的完整统一性。遵循统一原则，首先是要坚持行政目标的统一性，各级政府必须以共同的总体行政目标为基础，进行目标同一的行政管理。在目标统一的前提下，分解政府职能，建立政府内部的各层次和各部门，并依此明确它们的职、权、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是要坚持行政领导的统一性，实行首长负责制，形成明确的上下级行政领导关系，防止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现象，保证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3.效能原则。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实效
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虽然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却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个严谨而开放的体系，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党的教育方针的基础上，不断适应社会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政治论文，引入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经验，努力开创新局面站。
一、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
1、教育理念落后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片面强调教师的作用，注重形式化、表面化，习惯对学生进行外在强化，缺乏“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忽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大大降低了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削弱了学生对于教育内容的认同，致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排斥乃至厌学情绪，背离了课程设置的初衷和目标，育人功能难以真正实现。
2、教育内容空洞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缺乏时代感和针对性，理想化色彩浓厚，偏重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内容过于理论化和原则化，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思想认知水平，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介入，内容更新滞后，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培养结合起来政治论文，忽视大学生对“真、善、美”的真实体验，对大学生面临的实际困难如学习倦怠、就业压力、心理问题等关注不足，致使课堂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极为明显，效果大打折扣。
3、教育手段陈旧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是课本统一、大纲统一、教学方式统一，不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通常以灌输说教和书面考试为主，大话讲得多而行为指导少，管教多而启发少，灌输多而引导少，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了无根之基、无本之木，很难使正确的理论真正内化为大学生坚定的信念和精神的支柱。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社会工作理念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1]P6-7。”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案主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为那些被社会问题所困的个人和家庭直接提供帮助。社会工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助人活动，而“是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运用尽可能有效的方法帮助受助人满足其需要、摆脱困境的活动和过程 [2]”，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政治论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以接纳、尊重、自决、保密、中立为原则逐步形成了平等尊重、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念。引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更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与社会现实和高校发展实际不相符合的陈旧观念，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保障站。
1、平等尊重的理念
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当事人，确认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社会工作平等尊重的理念，首先要改变教师是教育主体、学生是受教育客体的关系，改变主体绝对权威、客体被动服从的陈旧模式，积极促成主客体平等双向、交流互动的教育模式，满足大学生自我肯定和得到他人肯定的心理需要。其次，平等尊重的理念要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教师必须以不批判的态度接纳学生，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一种平视的姿态与受教育者进行入情入理的对话，真正摈弃那种我讲你听、我说你行、我教育你服从的说教模式，使受教育者在尊重、认可、理解中得到教育 [3]”，更好地以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2、助人自助的理念
社会工作“最核心的摘要通过“助人”达到人“自助”。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社会工作方法
作为科学的助人活动政治论文，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形成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从教学实践入手，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性和实效性的关键环节。
1、个案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是“采用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运用有关人际关系与个人发展的各种科学知识与专业技术，对案主（个人或家庭）进行工作；它通过提供物质帮助、精神支持等方面的服务，协助案主解决困扰他或他们的问题，并改善其人际协调能力，完善其人格与自我，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以维护和发展个人或家庭的健全功能，增进其福利站。[1]P103”
伴随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学生的个性和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考虑所有学生共同的需要外，还应该考虑到个别学生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区别对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个案工作方法，教师在课前，通过向学生告知个人邮箱、电话号码、MSN等形式政治论文，与学生充分互动，开展有效调研，多方面收集学生对授课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有针对性地备课；课上从各种角度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适当调整授课内容，满足学生需要；课后及时对授课效果进行回访，认真对待学生的反馈信息，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在以后的教学中给予更多关注；对于个别学生提出的特殊问题，可以在课后对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交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个案工作方法的融入，也会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真诚，愿意作为一个平等的教育主体通过开放互动的交流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进步，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更加科学，效果更加突出。
2、小组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也称为团体工作方法，是“以社会团体为工作对象，在团体工作者的协调下，或通过团体情境与团体互动实现娱乐、教育与治疗的目标，或通过团体的共同努力达成社会行动政治论文，从而促使社会变迁，促进整个社会繁荣。[1]P128”小组工作利用小组成员互动中的彼此分享、分担、支持、感化、教育，带来成员态度与行为的变化，具有发展性和预防性。“小组工作相对于个案辅导其最为显著的优点就是小组成员在彼此互动中通过小组动力达到改变的目的，其改变的结果是持久而有效的。[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采用大班教学方式，往往效果不佳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小组工作方法，可以按照各种形式把大的教学班分成多个小组，组织学生按小组参与课堂互动。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按照自然班分组，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可以按照宿舍分组，组织学生上台讲课；可以按照选题分组，组织学生进行辩论。最后由学生代表评定各小组成绩，再由小组评定个人成绩，直接与学生个人的学期成绩挂钩。在小组活动中，每个组员通过分工都能积极参与、认真准备，既是专业知识的丰富、综合能力的锻炼，也是集体观念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只是作为平等主体参与到互动中，以小组工作方法的技巧合理建组政治论文，适时引导，强化暗示，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空间，帮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发挥学生的各项优势，引领小组成员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入小组工作方法不但实现了社会工作的平等尊重、助人自助的理念，而且可以推动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完善，并通过明确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加强学生的群体教育，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拓展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3、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社会工作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帮助社区成员确定其需要或目标，鼓起其行动的意愿与信心，协助共寻求各种资源，采取行动，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站。[1] P15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论文，基本上是以理论灌输为主，大多忽视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解决了“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行”的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各个高校都提出要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教学帮助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实现寓教育于社会服务之中，寓教育于参与之中，使大学生达到知行统一。社区工作方法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与彼此依赖，重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开放性、持续性以及推动社会化、应用型人才培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社区工作方法，可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介入社会，以学校建立的实习、实训基地为依托，充分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把学校和社会有机结合，一方面协助社会发展，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促进学生的成长。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不同的社区资源政治论文，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学生日常实践结合，通过各种课外教学活动、学术讲座、文艺演出、志愿者和社会服务活动，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要，帮助学生树立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认知和动手能力，在实践中学会爱和尊重，学会感恩，最终实现知行统一。在实践教学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表现进行较综合评价和考核，作为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会摒弃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适时更新工作方法，切实增强教学实效，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严峻挑战，实现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级才人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第二版).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
[3]易钢,肖小霞.学校社会工作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J].高教探索,2007(6):94-96
[4]范燕宁.社会工作专业的历史发展与基础价值理念[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4-100
[5]廖鸿冰.学校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多元整合教育构想[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5):230-231
在思想政治方面：
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在教学中能够积极学习，宣传并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工作中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关心国家大事。本期上交了题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学习十报告精神心得体会。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坚持升国旗仪式。积极要求上进，能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9月份，参加了县组织部、县党校组织的建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取得了合格证。一期末，能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顾全学校大局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本人身体和心理健康，能适应各项工作。能做到出满勤，从无无故迟到，早退，旷工现象。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且能结合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教书育人。贯彻知行统一原则。同时，较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团结同志，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宜章县教师三十个不准。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在教学工作和教研教改方面。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较注重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教学能力的提高。能积极探究符合学生实际的，先进科学。实施的教学方法和模式。积极推行素质教育。本期在扎实搞好常规教学基础上，在教学实践中施行自主、合作学习方法，深受同学们欢迎真的实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了由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的培养的转变。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获取知识转变。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以及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均得到了提高，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教学效果较明显，所教学生的合格率起过90%，优秀率达48%，实现了本期的教学计划和目标。
本期能够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本期实验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四化教改的研究课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结合初三政治的教学内容和新课程的特点，有目的，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实践，感性材料理性化，书本知识生活化、语言表达多样化，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多角度化。并能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本期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理论。与思想政治新教材的创新教学论文获县政治论文评比二等奖。《守护我们共有家园》活动课教案设计。《谈四化教学在初中思想政治活动课中的运用》一文获市一等奖、省二等奖，能够充分运用教改，教研与教学在互相促进的先进教学理念，和争创质量一流的意识。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本期观摩了县青年教师教学比武课，参加了《新课程改革》培训、全期听课(校内外)达52节。能做到虚心学习、不断进步。
在教务处工作方面：能较快地适应工作性质的变化，进入角色快。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务实、落点。以身作则，不辞辛苦和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人员少事务多不计较个人得矢，牺牲了大量节日、假日、和休息时间。教务处的日常工作开展正常、有序，每周的工作安排具体全面，各自管理制度不断得到了完善健全。能积极创造条件。为教师争取利益。
能做到勤政廉政，率先垂范;并具有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工作中大胆改革，果断决策：职责、目的明确，能围绕教育、教学中心开展工作，能够积极组织并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和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教师的教学潜能：充分合理利用人才资源，发展五中。能切实抓好教研、教学各项工作。当好校长的助手和内参。配合协调其它部门搞好各项工作，本期成功地组织了南部片18所中学的青年教师教学比武。各项工作开展有声有色。在督导评估检查中。教务处的各项工作得到了督导评估组的充分肯定。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