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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法律价值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
一、价值的含义
“价值”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含义。从经济学理解，价值是商品固有的一种属性，它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作为哲学上的概念，“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价值理解为客体对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是从哲学层面来理解的。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人们认为，在一切主客体的对象中，主体是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和“客体的尺度”来活动的，主体的活动同时把这两个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价值具有个体、多维和时效等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主体尺度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差异性引起的。
二、法律价值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法律价值是价值的一种，法律价值的概念与哲学上关于价值的概念有关。法律价值同价值的概念一样，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法律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于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法律无论其内容或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律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法律价值是通过主体的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满足和服务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
法律价值具有两个特征，即客观性和主体性。法律价值的客观性是指法对主体的积极意义，不管主体认识到没有，都是客观存在的。法律价值的主体性是指法的价值是在主体的意识中得到反映的，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评价是主观的。法律价值是相对于主体的需要而言的，主体需要的可变性，决定了法律价值的可变性。法或同一法律制度对不同的主体来说其价值是不同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的同一主体，其价值也是不同的。没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下一定主体需要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法的价值。因此，探讨法律价值一般要从主体的需要入手，这种需要至少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代表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般来说，人们都有对自由、秩序、正义、效率的需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法在不同的意义上，都对满足这些需要有积极意义。目前理论界对法律价值的具体内容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价值主要包括秩序、公平、个人自由、实用性、效益性等。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价值即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多的，如安全、和平、秩序、自由、平等、文明、公共福利和正义等。张文显先生则认为法律价值主要体现为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但这也并不是法律价值的全部。总体而言，关于法律价值的内容虽然法学家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正义、公平、自由、安全、秩序、效益等被法学家认为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三、知识产权法的价值
知识产权法具有法的一般价值，但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独特性，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价值取向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1.自由
法律是自由的保障。法律虽然是可以承载多种价值的规范综合体，然而其最本质的价值是“自由”——“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哲学上而言，自由是指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能力。法律价值上所言的“自由”，即意味着法以确认、保障人的这种行为能力为己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自由体现了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我们追求的社会，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充分而全面的自由。体现在法律上，法律必须确认、尊重、维护人的自由权利，以主体的自由行动作为连结主体之间关系的纽带。就法的本质而言，法以“自由”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法典是用来保卫、维护人民自由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践踏人们自由的，如果法律限制了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践踏。
知识产权法同样包含了自由价值。自由总是和权利相联系的，知识产权法确认了着作权人、专利权人、注册商标所有人、商业秘密拥有人等享有的多项权利，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法定权利自由行使。如作品创作完成后，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署名和发表；商标设计完成后，商标所有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注册、何时注册、何地注册；发明创造完成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申请专利、申请何种专利、在哪些国家申请专利；商业秘密拥有者有权自由决定将其技术秘密或经营秘密公开与否。知识产权法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一旦成果完成人依照法定程序登记、注册、审批后，成果完成人就会获得法定权利，这些权利保障了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自由行使和处分。
但相对于其他财产法而言，自由价值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相当较低。由于衡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在充分保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法对权利人的自由进行了某些必要的限制。如，在着作权法领域，各国都规定了着作权的保护期限、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制度等；在专利法领域，除了规定专利的保护期外，许多国家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规定了专利权人积极实施专利的义务等；在商标法领域，很多国家法律规定了商标权人使用商标的义务，否则可能被视为对商标权的抛弃。总之，自由是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之一，但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自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2.秩序——和谐
法学上所言的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它是指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人天然具有对秩序的需要，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得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确立基本的秩序形式。法律在促成人类秩序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法律都要追求并保持一定社会的有序状态。可以这样说，法律总是为一定秩序服务的，在秩序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法律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仅是法律服务于谁的秩序和怎样的秩序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面对社会冲突扩大化、法律和经济全球化、科技与文化多元化、环境问题复杂化等等，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与此相应，和谐也就成为法的价值追求。
知识产权法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和谐的社会秩序。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是确认、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智力成果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包括本国智力创造者与外国智力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利益关系，也包括人与文化自然的共生关系。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协调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必须以和谐为其价值目标，即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智力创造者的权利，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有效配置智力资源，还要保证人与文化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知识产权法在确保知识产权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通过在时间、效力、使用等方面的限制，使公众自由接近信息的机会不受影响。这种限制不仅提供了利益主体间得以互动和交换的规则，对智力活动构成了有效的激励，而且达成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宽容和妥协，从而形成了不同利益主体可预期的行为规则和规范，使利益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秩序混乱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由此获得了一个稳定与和谐的秩序。
3.公平
公平价值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公平与正义、公正、公道等词虽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公平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是在涉及利害关系的场合，要求平等地对待他人的观念形态。
由于科技的发展，科技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日益突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进而表现为知识产权和人才的竞争，知识的重要性被人们普遍认可。新知识的创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产生融入了创造人艰辛的劳动，花费了创造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说创造性成果也是人类劳动结晶，知识产权具有内在的价值属性。例如，商标的产生凝聚了设计人的心血，商标所有人也要投入商标设计费、注册费、维护费、广告费等，这一切费用和脑力消耗都通过商标所附着的商品的价格表现出来。发明创造的完成更是不易，发明创造人投入研究而购买仪器、设备、原材料等的费用不菲，有的发明创造需要成百上千的科技工作者协同劳动，成果完成人理应享有对其脑力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进行创造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是瞬间的事情，如果不对知识产权加以特殊保护，他人可以随意复制、模仿、使用创造人的劳动成果，在与创造人进行市场竞争中他人明显会取得竞争优势。创造人为完成成果进行了先期成本投入，他人对成果基本是不劳而获，这就决定了创造人与他人竞争条件的不对等，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对创造人是不公平的，最终会抹杀整个社会对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传播。正是因为为了衡平成果完成人的利益，保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各国才纷纷确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追求知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知识的渴望是人类的一种需求，如果过分保护知识产权，这必然会限制人类追求知识的自由，也不利于人类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并且对知识的独占达到一定规模就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是对他人的不公平，所以知识产权法对权利往往加以限制，知识产权法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
4.效益——激励创新
效益是指作为一定效果的利益。法对主体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够给主体带来一定的效益，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而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对新事物、新知识的发掘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鼓励创新符合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因此创新是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法最能有效保护创新成果、激励创新，它能够保证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需要和利益，可见知识产权法是具有效益价值的。知识产权法中融入了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和思考，从法律价值的概念上来说，是对创新的保护，这一点也是知识产权法对人们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需求和满足，也是知识产权法所要体现的价值追求。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主导性价值。众所周知，知识及信息等知识产品作为主要的并且是直接的生产要素参加创造经济价值，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显着特点。知识产权法所确立的知识产权制度相对于知识产品这一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及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反映和调整是最密切和及时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特殊的机制，在界定知识产权私有权属性的同时，又制定了公开制度、在先权利保护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设定合理地划分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对促进和保障权利人个人的创新行为和对整个社会创新的连续性、合理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机制又融入在“发明——开发——扩散”的整个过程中，它整合和协调了个人的创新和社会的创新，它所追求的主导性价值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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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不长，现译文如下：“宋国有一善于调制不皲手药物的人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愿意用百金的高价收买他的药方。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们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如今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游客得到药方，来游说吴王。正巧越国发难，吴王派他统率部队，冬天跟越军在水上交战，大败越军，吴王划割土地封赏他。能使手不皲裂，药方是同样的，有的人用它来获得封赏，有的人却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丝絮，这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案例了。讲完故事，庄子没有忘记加上自己的看法——同样的药方，仅仅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使用方法，使得通过药方所得到的财富也不相同。在感叹我们祖先睿智的哲学思想的同时，我们再次从古人那里体会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一词英文表达是“Intellectualproperty”，我国译作“知识产权”。
郑成思先生给出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利权利”。国内多数学者也将知识产权定性为“一种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更是一种商业手段。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拥有知识产权就是拥有一种财产，一种财富，一种可以让自己长足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商业手段。有人说，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前，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一起，构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三大支柱。此话不假，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资料，各国之间通过以专利技术为主的许可贸易方式成交的贸易额，1965年为2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到1995年，进一步增加到2500亿美元。技术贸易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一般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在一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中，专利等知识产权贸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其出口商品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度仅为10%，90年代这一数字迅速上升到50%，现在已经达到65%。1999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为2676亿美元，但其知识产权贸易不仅有250亿美元的顺差，而且出口额还超过了飞机等传统出口产品，达到了370亿美元。
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这一商业手段熟练运用于商业竞争当中。“白家粉丝”商标在欧盟地区和德国，被白家食品在德国的三个商之一欧凯公司抢注。此前，欧凯还在欧盟或德国抢注了国内几家著名食品企业的商标，包括北京“王致和”、安徽“恰恰”、贵州“老干妈”、河北“今麦郎”、四川“郫县豆瓣”，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太多的案例，太多的教训警示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高度重视。正如王瑜律师所说：“当我们的著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多少百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依靠低廉的人工费而辛苦积攒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近年来，中国人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多专家学者都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国政府更是把知识产权工作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这也使得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取得进展，相关制度日臻完善。在法律上，我国对知识产权侵犯的打击是严厉的，然而尽管如此，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还是屡屡发生。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地域性/法律冲突构成要件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产权，具有专有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这些明显的区别于物权和债权的特点，不仅在民法体系内引发了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在国际私法领域，知识产权中的法律冲突也有其区别于物权和债权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甚至引起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与否的争论。
一、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争论
法学界很少谈及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问题，即便谈到，也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存在法律冲突。他们认为，地域性原则是由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属性决定的，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不可分割，只要无形性存在，各国立法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地域性就存在。我们不可能改变知识产权的属性，所以地域性是知识产权永远的本质属性。这种严格地域性的存在，使得各国知识产权只能在其领域内有效，各国知识产权法互不相干，即使有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存在，也不会发生法律冲突，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只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注：王春燕：《论知识产权地域性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62页。）。也有学者认为，严格的地域性原则是客观的现实，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也就不存在，但各国政府可以摒弃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从而法律冲突即会在此领域存在（注：吕岩峰：《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6期，第52—60页。）。
这些否定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的观点，在根本上是由于其支持者过于强调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从纯理论的角度将地域性原则高度绝对化，否定任何“有悖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存在。其实，地域性并非知识产权独有的特性。任何权利都是基于一定的法律规范而产生的，该法律规范又存在于某一法律体系中，而每个法律体系都仅在其所属的法域内有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其客体的无形性。物权基于对有形物的创造或占有而产生，同一有形物不会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基于创造或占有而认定权属不会引发冲突，即便该物权的主体和客体进入另一法域。而无形性使得同一知识财产可以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必须为其拟制一个唯一的权利主体。就同一知识财产而言，在发生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时，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可能会与另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这就是强调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源于客体无形性和权利拟制性的冲突是可以避免或消除的。比如在专利领域，绝对新颖性的广泛采用和发达的国际检索，使得不同主体对于同一发明拥有多个专利权的情形越来越少。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完全相同的知识产权客体的几率是很小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取得条件有很大不同。
多数国际私法学者，在承认知识产权特殊性的前提下，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情况，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持肯定的态度，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他们在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重新考察之后，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给予了较全面的分析。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无疑是存在的，但“严格的地域性的要求已被一些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实践所改变”，并以欧洲专利制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法语非洲国家以《班吉协定》为基础建立的跨国版权法为例，证明严格地域性已现实地被突破，还认为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际许可证协议三种途径获得域外效力，加之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法律冲突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注：余先予主编：《国际私法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84—185页。）；也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体现在各国智力成果专有权在国外得到承认的需要，跨国知识产权的存在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加之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和“有限制的国民待遇”，产生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注：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494—495页。）；另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因“国民待遇”原则的广泛应用而逐渐淡化，知识产权逐步取得了在权利独立原则之下实现的间接域外效力，从而引发了权利冲突（注：石巍：《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探微》，载《现代法学》1999年10月第21卷第5期，第74—76页。）；还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项知识财产，在不同国家都寻求并获得承认有关权利的情况下，它在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的不同效力的冲突和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并认为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不存在统一的实体规则，冲突规则就成了连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和国内保护体系不可缺少的媒介（注：李振纲：《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4—66页。）。版权所有
二、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构成要件分析
法律冲突，是国际私法上的专门术语，它是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民事法律对同一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各不相同，却又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民事关系，从而造成的该民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现象。从这一定义出发，法律冲突的产生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有两条件说、三条件说和五条件说等，但核心的必要条件有四个：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国际（或称跨国）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各国法的规定各不相同、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
就知识产权而言，对同一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因所涉各国法律规定不同而发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知识产权法领域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
就目前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而言，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是被广泛承认的。从缔约国众多的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拥有140个成员方trips协议来看，这些公约一致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使得绝大多数国家在知识产权授予、利用、保护等方面给予其他缔约方的国民以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这就是说，在知识产权领域，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不但得到广泛的承认，而且这种承认已经达到了一种较高的水平。诚然，国际公约框架内的国民待遇原则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国际公约的义务范围之外，对外国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也是存在的。比如，法国法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国籍的确定，很早就采用首次出版地原则，即不管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国民，只要其作品首先在法国出版就享有法国的著作权。
（二）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存在
经济贸易与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发展，也使跨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层出不穷。跨国的专利研发、申请、使用、许可、侵权，跨国的商标注册、许可使用、假冒，跨国的著作权许可、盗版等事项已是司空见惯。加之现代通讯、信息、出版技术的高度发达，知识产权的国际使用和侵权案件实在是举不胜举，这也正是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大量产生的原因。
（三）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同
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利益不同，就导致了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尽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的数量和成员方的数量都相当大，但这些公约并未建立明确详细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已有的国际公约对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同化作用（注：[俄]c.马里扬尼切夫：《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81页。）。这一国际协调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要而言，是很有限的。表现在：公约并没有也不能对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规定最低标准，即使在规定了最低保护标准的领域也是允许和鼓励各国提高保护标准，因而在最低保护标准的范围内，各国立法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公约往往允许各国结合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变通的规则，比如国际版权公约的缔约方在确定“作者”的概念上是有相当差异的，反映出各国版权哲学的不同（注：graemeb.dinwoodie，anewcopyrightorder:whynationalcourtsshouldcreateglobalnorms，149u.pa.l.rev.491(2000)）；即使统一了规范，在各国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不同的情况下，各国的解释与适用也会有很大差异。另外，即使同一公约的不同文本之间也是不同的，不同文本的参加方之间的立法差异也将是存在的。所以，在非公约缔约国之间、公约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此公约缔约国与彼公约缔约国之间，甚至同一公约的不同缔约国之间都是存在知识产权立法差异的。
（四）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
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与否，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问题上。在严格的地域性原则之下，一项知识产权即使涉及到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各国立法都主张对其加以管辖的情况（注：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立法具有严格属地性质，在知识产权领域就不会产生法律冲突。但严格的属地性已不是知识产权法的不变的特征，它已在国际公约的框架内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范围内被淡化和突破了。
就国际公约确立的保护制度而言，一方面，广泛采用的独立保护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使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得以在其他国家根据当地法律再获得所在国的知识产权，并且不同的所在国的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和保护方式也因公约的协调统一作用而差异渐小，这标志着知识产权法间接域外效力的取得；另一方面，有的区域性国际公约在该区域的国家之间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在知识产权公约的框架之外，或者说公约要求的保护标准之上，单边的自主承认外国知识产权在内国效力的事实也是存在的。“分割论”（注：章尚锦主编：《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4页，第147页，第150页。）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对于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最好证明。比如，对于已发表的作品，1953年1月13日巴黎法院的判例中适用了来源国法（即作品首次出版地法）来确定应受保护的权利范围。m.desbois认为应适用来源国法来确定权利，而适用法国法来确定保护的方式。b.audit认为，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并不必然是绝对的，可以根据来源国法确定权属（包括精神权和署名权等）、在来源国的保护期等，而保护国法调整权利范围（注：seebernardaudit，droitinternationalprivé，3èmeédition，economica，2000，p.646.）。美国法院长期以来要么拒绝受理涉及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或者即便是受理了也简单地以适用美国法来回避法律冲突问题，但近年的判例至少在版权领域的两个方面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一是确认在版权案件中，来源国法适用于版权利益的存在、版权许可协议下的授权范围和版权所有者的身份（注：seegraemeb.dinwoodieinternationalintellectualpropertylitigation:avehicleforresurgentcomparativistthought?the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vol.49numerber3summer2001，p.428—453.）。二是适用原告住所地法来确定发表权是否存在（注：sees.rothenberg，d.rabinowitz&h.godin，choiceoflawinsound-alikecases，14ent.l.rep.3，5(1993no.8);seealsocairnsv.franclinmintco.【24f.supp.2d1013(c.d.cal.1998)】，factorsetc.，inc.v.proarts，inc.，652f.2d278(2dcir.1981)，acmecircusoperatingco.v.kuperstock，711f.2d1538，1541(11thcir.1983).）。其他国家通过立法或判例承认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事实也在近年有增多的趋势。这表明，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已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得到了承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实践的发展已得到理论的支持，并且这种法律冲突已经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受到立法、司法机构和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实证考察
在国内层面上，许多国家已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冲突法立法，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也呈多样性。如，瑞士在1989年1月生效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中将知识产权单列一编，就管辖权、法律适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作了规定；在德国，有关于知识产权的冲突法立法；西班牙则有冲突法和外国人待遇条件的立法等。
在国际层面上，1928年制订的《布斯塔曼特法典（国际私法法典）》、1968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洛迦诺公约）、1980年《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罗马公约）都有关于知识产权冲突法问题的规定。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我国会展经济在现代服务业中也发展的越来越快，会展经济对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的文化交流以及各地区之间的融合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场展览会。随着会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展业方面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会展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概述
（一）会展业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包括文学产权，例如着作权;工业产权，比如专利权，商标权;其他产权，例如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在会展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最新技术，最新产品和最新设计展示交流的平台，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计本身就包含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比如，会涉及展会中的对专利权的侵犯，对商标权的侵犯。因此，会展成功举办的前提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二）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主体
会展主办方是组织会展的主体，其会展的名称以及会徽可能归会展主办方享有，会展主办方还可能是会展项目创意，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拥有者。
参展方是在会展中展出含有新技术，新工艺的各种新产品，这些展出的新产品中包含许多知识产权，比如专利权，商标权等与其相关的知识产权。
第三方是指在展会中提供辅助服务的权利主体，比如由第三方提供的在展会现场播放的音乐，以及参展商电脑里安装的软件等。
（三）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
会展名称、标志
会展名称和标志是展览会区别于其他展览会的特征，一般是主办方的智力成果，是由主办方设计的。会展名称和标志是主办方独特的创设理念，与知识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理应受到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展出的商品
会展主要是展出参展方的新的独特的商品，这些新的商品代表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最新科技成果和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参展方主要是通过展会这个平台来推广新的产品，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购买自己的商品，扩大市场份额。这些展出的产品可能同时会涵盖许多知识产权，比如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
展板和宣传册
展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参观者来了解参展的产品，以展板和宣传册的方式来介绍参展的商品，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这些展板和宣传册一般都制作的外观有美感，内容丰富，广告语有独特创意，会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广西会展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其不足
近几年，广西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应的广西会展经济也就发展的比较迅速，在广西开展的展览会相应增多，形成了广西省自己独特的具体全国影响力的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举办，对促进广西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把广西省特色产品推向了全国。但是广西省与展会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也随之而来，并时常发生。这些侵权行为严重影响了会展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参展积极性，十分不利于广西省倡导的创新理念的推行。
展品专利侵权
会展上展出的产品是最新科技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是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水平的代表。但在国内外的各类展会上时常发生损害参展商的侵权行为，比如侵害参展商的外观设计，发明专利等。《专利法》所保护的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其目的是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专利权人享有的是对其发明创造的独占权，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允许，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擅自使用、生产、销售或进出口专利产品，否则构成专利产品侵权，从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广西每年的展会中都会出现不少关于专利侵权的案例。例如2009年的第14届中国五金博览会上，展会知识产权投诉中心共受理专利侵权投诉13宗、创新维权1宗。
展品商标侵权
论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 融资担保 法律障碍
一、知识产权融资的概述和必要性
知识产权融资是债务人和第三人用自己合法的知识产权出质,向债权人做出担保债权实现,获得贷款的融资方式。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依据见于:《担保法》第75条第3款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并签订合同,相关本门登记自登记起生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
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的融资需求大,而信用低,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价值少并且未被充分利用,而银行和中介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传统的负面影响,知识产权的未来使用费的风险大,贬值高成为了其担保的障碍和观念的误区,并且法律的相关漏洞使融资得不到保障。在我国,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占总量的65%,新产品占80%,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国民生产总值)60%,上缴税收占税收总额53%。所以知识产权的融资的市场和机会很多。并且加强知识产权的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减少政府的负担,符合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提高整体对外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
二、我国现存知识产权融资法律规定所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不清,权利界定过于笼统
我国虽然有相关的《担保法》,《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的出台,但是对如《担保法》:
第七十九条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十条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规定过于笼统,对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其操作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并不能完全涵盖。但对于专利、商标、着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完整的规定,质押融资事件中面对复杂问题更无所适从。并且其规范的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并没有包括在内,也没有专门或集合立法,导致很多权利的真空和争议侵权的产生。还有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衔接性较差。如《担保法》第79条对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生效的表述是:“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物权法》第227条则规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严格的语义角度解读,“设立”与“生效”是两个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相互矛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
(二)知识产权融资的评估不完善
知识产权的资产评估的是整个融资担保的核心和关键,知识产权评估的内容包括:所含权利及限制、知识产权的价值、确定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是否明确和规范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的评估水平较低,标准的不统一,形式的不一致,并且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又没有使用不同类型的评估,使得评估并不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大。
(三)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不成熟
由于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主要是它的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变现的难度大,风险和贬值的可能性高,而公开的市场交易规则不规范,其融资成本高。并且专利的时效性使得很多专利可能濒临浪费和报销,而且没有市场的交易的统一规范,是知识产权的交易秩序十分混乱,风险上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难以转化,或转化条件高,例如专利权很可能依靠大的机器和设备进行,使得成果转化的效率很低。
(四)知识产权融资的中小企业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内控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使得银行对:请记住我站域名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了解和信息甚少,自身的信用等级很低,很多的银行不敢把钱贷给中小企业,而又缺乏相关的调查和咨询,双方的沟通和联系并不紧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会提高融资的门槛和费用,并且对于其的流动性和用途进行细致而有限定性规定,大大影响了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五)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制度混乱
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程序十分复杂,难度极大,有数十个部门进行监管,而且权力过大,费用过高,有些担保重复,而有些担保没有,不允许“未来财产”和“数量浮动的财产”作为担保物,使得登记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并且不同的知识产权种类,如专利和商标进行双重的质押,其流程和所经和部门就更难以操作。加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着作权因交易而移转或设定质权时,因缺乏公示机制。使情况更加复杂。
关键词：法学；双语教学；课程体系
2001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各高校要积极开展双语教学，推动使用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意见中还提出高校在三年内开设5%-10%的双语课程。2007年教育部在关于提高大学本科教学水平的多项措施中也提出：各高校要开设一定比例的双语课程，要将双语教学课程建设作为今后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1］对于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来说，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双语教学，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的素质就是摆在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也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要求。然而，法学专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其课程的开设有着自身的规律。为此，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论述，但在笔者看来，双语教学开展的质量如何，关键应在宏观上的把握，如此，才不至于发生方向与目标错误。
一、目标和任务
1.培养国际性应用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短缺，且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法律人才网的统计，在法律服务业的现有职位中，85%的职位要求应聘者熟练掌握法律英语。而在我国，82%以上的从业人员只有单一的法律知识背景，近64%的涉外案件，因缺乏通晓法律英语的涉外法律人才而极少有人问津。另据赛伯法律网的统计，目前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现状为5000∶50，涉外法律人才的前景需求是现在的5倍。总体上，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涉外律师仅有2000人左右，熟悉国际法和WTO规则的涉外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1000名律师中仅有300名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50名左右涉外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其他省区的缺口更为凸显。［2］近几年来，国外侵权案件屡屡发生，但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短缺，国内企业或公民主动行使法律权利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形少之又少，这无疑抑制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性法律专业人才已迫在眉睫。而实施双语教学就是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3］故而，法学本科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2.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创造条件。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应用型的，譬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及企业的法务工作者等。但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绝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也不应忽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同时，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国际性人才，而从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同时，要了解外国的法律，传承外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更高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即研究型人才。而从目前法学本科学生的情况来看，法律专业英语水平普通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尚未开设法律专业英语课程。如此一来，法科学生就不具备直接阅读外国法律乃至法律论文与专著的能力，即便这部分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试与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定为司法考试时间，通常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试一般为来年的一月份，时间间隔只有4个月。况且学生在长时间准备司法考试后也感到身心疲惫，如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的话，大部分学生就放弃了考研的想法，严重影响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质。
3.为学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多年来，法科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即改行”的就业阴影困扰着在校的法学学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法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质是法学教育产品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性”失衡。一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大量过剩，无法对口就业；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市场紧缺的涉外法律人才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4］为此，我们在法学专业双语课程设置时，就应与社会的需要进行衔接，设置行业紧缺的、针对性强的课程，并辅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双语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1.正确地处理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的关系。通用英语是法律专业英语的基础，它培养了学生日常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因此离开了通用英语，法律英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然而，通用英语能否替代法律专业英语呢？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即法律语言，是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的习惯语言。它有着有别于通用英语的独特的词法与句法规则，即使在英美国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视法律英语为外语。因此，通用英语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语的。
由于在专业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专业英语的开设无疑会影响到其他课程开设的课时量，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开设双语课程的同时，取消了法律专业英语的开设。实际上，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语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在学科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学好外语。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相混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至及教学效果的取得。我国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本质在于在学习该学科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基本专业外语，将外语作为环境要素，将专业知识的获取作为目的要素，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合作，实现专业知识掌握与英语水平提高的双赢效果。［5］另一方面，法律专业课程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课程均开设双语课程，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英语的残缺不全，进而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双语课程也替代不了法律专业英语课程。而且，法律专业英语还是双语课程开设的基础，因为学生在学了专业英语之后，双语课程的开设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舍弃任一方面均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2.既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谨防脱离专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本专业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能够在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习得英语是双语教学的辅助目标，这一点是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的。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课程上使用双语教学，结果导致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有所进步，但法学专业知识却过于肤浅。可见如果条件不成熟，在法学基础课程上盲目推行双语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另外，由于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多，知识点细，一旦双语教学试点不成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知识结构。［5］
3.把握双语课程开设的“度”与“量”。法律双语课课程的选取是法学双语课教学成功的前提。［6］根据双语教学的要求，结合法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考虑对“国字头”的课程（如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以及与国际密切联系的法学课程（如世界贸易组织法、海商法、西方法律史学等）开设双语教学；［7］其次，考虑中外理论相近、共通性较强的法学课程，诸如商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等课程；再次，可以考虑增设英美法的部分课程作为选修课程。而受一国地域、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律课程并不适合于用双语教学，因为法律的表达与价值判断的特定性局限了这些法律在语言上的转换空间。例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宪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因其具有一国特定的逻辑体系及法律渊源，使用第二语言教学可能会影响法律所传达的概念和特定的价值评价，从而不利于学生对法律本身的吸收与理解。［4］
参考文献：
［1］ 谢海霞.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构建与完善［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5）：116.
［2］ 李法兵.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9，（3）：24-25.
［3］ 丁敏.国外双语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J］.潍坊学院学报，2007，（1）：127.
［4］ 郝鲁怡.试论法律职业国际化趋势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建构［J］.职业，2008，（30）：97.
对于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来说，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双语教学，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的素质就是摆在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也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要求。然而，法学专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其课程的开设有着自身的规律。为此，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论述，但在笔者看来，双语教学开展的质量如何，关键应在宏观上的把握，如此，才不至于发生方向与目标错误。
一、目标和任务
1.培养国际性应用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短缺，且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法律人才网的统计，在法律服务业的现有职位中，85%的职位要求应聘者熟练掌握法律英语。而在我国，82%以上的从业人员只有单一的法律知识背景，近64%的涉外案件，因缺乏通晓法律英语的涉外法律人才而极少有人问津。另据赛伯法律网的统计，目前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现状为5000∶50，涉外法律人才的前景需求是现在的5倍。总体上，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涉外律师仅有2000人左右，熟悉国际法和WTO规则的涉外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1000名律师中仅有300名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50名左右涉外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其他省区的缺口更为凸显。［2］
近几年来，国外侵权案件屡屡发生，但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短缺，国内企业或公民主动行使法律权利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形少之又少，这无疑抑制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性法律专业人才已迫在眉睫。而实施双语教学就是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3］故而，法学本科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2.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创造条件。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应用型的，譬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及企业的法务工作者等。但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绝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也不应忽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同时，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国际性人才，而从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同时，要了解外国的法律，传承外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更高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即研究型人才。而从目前法学本科学生的情况来看，法律专业英语水平普通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尚未开设法律专业英语课程。
如此一来，法科学生就不具备直接阅读外国法律乃至法律论文与专著的能力，即便这部分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试与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定为司法考试时间，通常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试一般为来年的一月份，时间间隔只有4个月。况且学生在长时间准备司法考试后也感到身心疲惫，如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的话，大部分学生就放弃了考研的想法，严重影响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质。
3.为学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多年来，法科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即改行”的就业阴影困扰着在校的法学学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法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质是法学教育产品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性”失衡。一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大量过剩，无法对口就业；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市场紧缺的涉外法律人才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4］
为此，我们在法学专业双语课程设置时，就应与社会的需要进行衔接，设置行业紧缺的、针对性强的课程，并辅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双语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1.正确地处理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的关系。通用英语是法律专业英语的基础，它培养了学生日常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因此离开了通用英语，法律英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然而，通用英语能否替代法律专业英语呢？法律英语（Legal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语言，是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的习惯语言。它有着有别于通用英语的独特的词法与句法规则，即使在英美国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视法律英语为外语。因此，通用英语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语的。
由于在专业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专业英语的开设无疑会影响到其他课程开设的课时量，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开设双语课程的同时，取消了法律专业英语的开设。实际上，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语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在学科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学好外语。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相混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至及教学效果的取得。我国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本质在于在学习该学科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基本专业外语，将外语作为环境要素，将专业知识的获取作为目的要素，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合作，实现专业知识掌握与英语水平提高的双赢效果。［5］
另一方面，法律专业课程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课程均开设双语课程，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英语的残缺不全，进而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双语课程也替代不了法律专业英语课程。而且，法律专业英语还是双语课程开设的基础，因为学生在学了专业英语之后，双语课程的开设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舍弃任一方面均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2.既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谨防脱离专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本专业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能够在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习得英语是双语教学的辅助目标，这一点是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的。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课程上使用双语教学，结果导致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有所进步，但法学专业知识却过于肤浅。可见如果条件不成熟，在法学基础课程上盲目推行双语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另外，由于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多，知识点细，一旦双语教学试点不成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知识结构。［5］
3.把握双语课程开设的“度”与“量”。法律双语课课程的选取是法学双语课教学成功的前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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