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2:1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教育现象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孵化的时候，作为观察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外力干预，强行使其破壳，这样反而会造成幼体早亡！揠苗助长，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事情在教育界并不鲜见，有些教育者由于急于看到结果，常常采用一些“授人以鱼”的教育方式，把本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的问题，变成模块化的直接给予，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学习者思维习惯的僵化，等待情绪、怠懈能力的增长，提出具有启示性的问题，但并不急于公布答案，让学生产生“疑情”，进而提出异想天开且不成熟的答案，再进行深入思考完善。论语里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谈的也是这个道理，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教师应先让学生积极思考，再进行适时启发。如果只是单纯地将现成的答案灌输给学生，学生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加会缺乏灵活运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对于小空间的合理分割的问题，如果直接告诉学生对于该空间的成功分割案例，学生往往只会赞叹，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因此要让学生自己去反复设计，不断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分割，让他们告诉其他同学和老师如此分割空间的理由，最好让学生之间互相指出对方不合理的地方，最后等到合适的时机时，再宣布该空间的成功分割案例。那么这所达到的教学效果会远远高于直接告诉学生所谓的“答案”。这种教学方式可以通用于艺术教育的各类课程。目前美国艺术教育所采用的模式也是如此，老师提出问题后，让学生自己解答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不断地问学生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没有合理的答案就直接改方案。对于更改后方案，继续问为什么这么做，如此反复多次。很多时候对于该问题而言甚至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确“答案”，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在老师同学生的交流中产生的，并且问题的解答者往往就是学生自己，老师只是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老师这种“引导者”的角色在国内的许多学生的眼中只是“监督者”。对于这类“监督者”而言，国内的学生大都在情绪上是对其抵触的。因此对于只适应填“鸭式教学”的国内学生而言，是无法适应国外艺术教育模式的。既然现阶段我国的艺术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国外的艺术教育水平，我们必须向国际接轨，让学生摆脱“填鸭式教学”的依赖。实际上，这种艺术教育形式的国际接轨，并不是国外艺术教育模式的创新，而是长久以来其本身就是我国古老的艺术教育模式。手工艺的传承就是我国古老的艺术教育模式的缩写，在很多情况下师傅不会直接告诉徒弟怎么去做，只是让徒弟自己去看，自己去实践，自己去体会。这样徒弟所学才能算成被其自己真正地、完全地掌握，而且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因此艺术教育中“疑情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要让学生回归传统以来我国古老的艺术教育模式，首先老师必须认识到“疑情的价值”，在课堂上放弃填鸭式教育模式，其次引导学生认识到“疑情的”教育不仅是符合国际惯例，也是符合艺术教育特点的方式，最终让学生彻底摆脱长久以来对填鸭式教育模式的依赖。
2巧妙的譬喻
“启发”除了提出问题，还有进行恰当的譬喻的方式，当然这需要教育者自己吃透知识点，再灵活间接形象地表达出来，这里面隐藏着许多智慧的成分。教学中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进行隐喻性的启发。藉譬喻来解释义理，使人经由譬喻而了解、而悟入。《大智度论》还提到，“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譬喻本身就像要上楼的梯子，借着这个梯子，使众生得入佛法的堂奥。在《大藏经》的每部经书里都描述了大量的故事和例子，在佛陀说法时，若遇弟子不懂的，佛陀就会用譬喻的方式，来带领弟子、教导弟子，使其了解佛陀的智慧及悲心。艺术的核心是情感。艺术教育的重点就是让学生了解情感。然而情感是非逻辑性的，因此用语言很难准确地去表达什么是情感。所以根本无法用语言有逻辑、有条理地说明什么是艺术。那么对于艺术教育而言，用寓言故事、诗歌、比喻来举例说明是就一个很好的方法，容易让学生产生共鸣，理解情感，掌握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教育实际上也只能采用这种隐喻性的启发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艺术的本质。
3合适的契机
孵化过程如果蛋壳出现裂缝而长时间不得出，观察者应该进一步耐心地等待时机，必要的话，在需要的时候借助外力，捅破蛋壳使其顺利出生。这里引申为：耐心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顿悟”契入。其实，前面提到的我国古老的艺术教育模式中，虽然重视让学生自己去看，自己去实践，自己去体会；但是如果学生通过努力，仍不能领悟的情况下，需要老师在合适的时机引领学生去“顿悟”。虽然效果上不如学生自己去“顿悟”，但是一方面而言学生的资质不一样，而另一方面“高端艺术”本身是很难掌握的学科，为了便于学生最终掌握，也需要老师在关键点给予提示。因为对于艺术教育而言，很有可能有的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地学习也无法自悟；而有的艺术研究方向由于难于理解，学生也根本无法自悟。这为作为艺术教育者自身的艺术修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便在不自觉中，很容易陷入填鸭式教学的怪圈之中。
4强化的训练
孵化需要一个较长的阶段，在这个过程里，作为学习者应该接受大量的实践训练来使自己具备足够的力量迎接“新生”！这个训练应该是由内而外地，自发地进行不断的实践，由技入道。养成一种思维习惯也需要练习，不断反复刺激，直到应用自如，出入无为之境。作为教育者就应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过度的高压学习，会让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努力的动力。因此国外艺术教育会用舒适的教学环境、高额的奖学金以及毕业后优厚的工作回报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而我国的国家级奖学金还是一刀切的政策，目前至少应该根据艺术生所缴纳的学习费用相应提高艺术学生的奖学金的额度。另外各大艺术学院、学校的教学设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5结论
一般都认为,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自己最不幸､最痛苦,因此绝望,想以死来解脱困境｡具体的讲自杀者的心理状态表现为:在自杀前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明显的异常行为,如独处,沉默寡言,生活规律紊乱,情绪极度低落等等｡美国心理学家格罗布等人的有关研究,确认了青年期个体潜在自杀征兆的30条线索,其中70%的人表现出抑郁现象,包括绝望､悲哀和冷漠,还表现出某些行为上的迹象,包括进食和睡眠等｡格罗布认为,青年期自杀的最大预兆是“严重的､长期的心理能力丧失＂,这种心理能力的丧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于外部行为中｡美国自杀协会主席希尼亚﹒帕佛认为,行为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常常是青年精神崩溃的信号,这种行为的异变表现为容易感情冲动,爱发脾气,不合群,情绪低落,甚至于饮食和睡眠也受到影响｡
二､自杀的心理过程
2.1自杀动机的形成
个别学生在遇到挫折或打击时,为逃避现实,将自杀作为寻求解脱的手段｡例如,有位大学生因生活自理能力差,对大学生活难以适应,成绩因此一落千丈,自感生活毫无意义,便决定以自杀来寻求解脱｡有的案例反映:自杀者将自杀作为对自己因做错了事的惩罚,作为自罪自责心理的补偿｡如一位大学生在中学时,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进入大学后,学习方法不正确,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自感对不起父母和乡亲,在强烈的自罪自责心理驱使下便采取了自杀行为｡此外,有的把自杀作为报复手段,从而使有关的人感到内疚､后悔和不安｡如一位大学生的父母离异,对他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给他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创伤,在学习上､生活上几经挫折后,他万念俱灰,想到了以自杀来报复其父母｡
2.2心理矛盾冲突
自杀动机产生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自杀者陷入一种生与死的矛盾冲突之中,难以最终做出自杀决定｡此时,自杀者会经常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预言､暗示自杀,或以自杀来威胁别人,从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的自杀意图｡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是自杀者发出的寻求帮助或引起别人注意的信号｡此时,如能及时得到他人的关注,或在他人的帮助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杀者很可能会减轻或打消自杀的企图,这也是自杀行为可以预防和救助的心理基础｡但周围的人往往认为常喊着要自杀的人其实不会自杀,因而不太关注欲自杀者发出的信号,以致痛失救助良机｡
2.1自杀者平静阶段
自杀者似乎已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情绪好转,抑郁减轻,显得平静｡这样周围的人真以为他的心理状态好转了,从而放松警惕｡但这往往是自杀态度已经坚定不移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是自杀者心理状态好转的表现｡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自杀者认为自己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为生与死的选择而苦恼,他们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甚至表现出各方面的平静,目的可能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三､自杀的原因
3.1自杀的心理因素
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可能面临的心理问题同样具有青年期的特点｡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年期个体所面临的最大心理问题可归结为两点,即人格顺应和情绪控制｡在青年期,一方面,社会化的要求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促使个体与社会不断发生冲撞,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如学习､工作与恋爱之间的矛盾,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矛盾等等｡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决定了个体能否顺利地实现人格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性成熟需要的日益强烈使青年期个体处于“疾风怒涛”的状态｡日本心理学家依田新指出:“青年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中间世界,所以内心动摇大,情绪的紧张程度一般较高,对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时陷入被打败似的悲痛里,一时由于有希望而昂首挺胸,一时又由于失意而俯首顿足,情绪如此不稳定,是青年期心理的一个特征｡”能否调控这种具有两极性的情绪也是个体能否顺利度过青年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的大学生自杀案例中,几乎每位自杀者都有程度不等的人格障碍和情绪失调,这两个因素在导致他们自杀的原因中起着首要的作用｡要指出的是,与一般个体青年相比,大学生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富有理想和抱负,憧憬未来,心理上的需求也相对较多,包括实现自身价值､受人尊重､爱情和审美等等｡除生理上的发育成熟与文化知识技能的提高以外,大学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完成的是个体角色的定位以及独立性的形成,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目前的状况与将来的角色协调起来｡同时,当今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变革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自我期望也不时地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加上自身生理和心理不成熟,使得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心理特点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上的反差,导致各种心理挫折,因而更易于形成自杀机制｡
3.2自杀的文化因素
除了心理上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对自杀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大学生本身就是处在时尚潮流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不仅常常是时尚的先锋,还是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的拥有者,然而他们也是自杀的高危群体｡他们拥有无限美好的明天,但他们却选择结束自己年青的生命｡他们拥有爱自己的亲人,但却选择了让自己的家人尝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为什么呢?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曾说:青少年青春期的不安不是生理原因,而是文化的原因｡那么大学生由抑郁､不安而导致的自杀现象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原因呢?
（一）少儿艺术教育非艺术化
艺术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在于审美，脱离了审美的艺术，便失去了其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因此，在进行少儿艺术教育时，首先应该进行审美教育，而缺乏审美本质的少儿艺术教育，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教育的价值存在较片面的理解，重视其对人的德、智功能的开发、促进作用，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独立性与审美价值，习惯以德育与智育的角度，让艺术教育规范化，并以此来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最终导致少儿艺术教育非艺术化，只能以其附属价值来证明少儿艺术教育的成功。
（二）少儿艺术教育专业化
少儿艺术教育是少儿综合教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包含基本艺术素养教育。而在当前我国少儿艺术教育中，其形式整体表现为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专业院校在进行少儿艺术教育时，以传授艺术理论与技能为主要目的，开展专业化教学，忽视了少儿的个体差异，表现出求全、求高、超纲、超量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以艺术知识与技能为教学重点，将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作为少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让艺术教学过程直接变为简单的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过程，教学枯燥乏味，最终让少儿产生厌倦心理，抵触艺术学习。
（三）少儿艺术教育成人化
少儿是开展少儿艺术教育的对象，只有结合少儿心理特征与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实现对少儿的艺术教育。解放孩子的天空，是开展少儿艺术教育的意义所在。但是，当前我国少儿艺术教育并没有以促进少儿的身心发展为教育目标，而是以少儿作为成人艺术文化的传递者，让少儿艺术教育的目的偏离本质，甚至本末倒置。少儿艺术教育成人化主要表现为：教育内容成人化，与少儿实际生活差异大，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往往偏于艰涩难懂，让少儿无法产生共鸣；在教育方式成人化，照搬成人教学观念，以教师教导、少儿模仿为主，形成单一刻板的教学模式，磨灭了少儿的天真，禁锢了少儿的思维，最终将少儿塑造成与成人一致的“小大人”。
（四）少儿艺术教育时装化
少儿艺术教育能提升少儿的感性素质，激发少儿的创造力与开阔思维，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少儿艺术教育逐渐呈现出时装化的现象。一些学校与幼儿园将少儿艺术教育作为装点门面、突显少儿素质教育的时装饰品。在校领导检查与家长参观时，开展少儿艺术教育，让教学内容看上去丰富多彩，但实质上缺乏内涵，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五）少儿艺术教育尖子化
成功的少儿艺术教育，应包含全体少儿，以提高全体少儿的艺术素养为教育目标，让每位少儿都享有艺术教育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一些学校与少儿艺术教育者，错误地认为，少儿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出少数艺术尖子与个别艺术家，导致少儿艺术教育尖子化。
（六）少儿艺术教育庸俗化
培养少儿的基本艺术素养是进行少儿艺术教育的最基本目标。但在实际中，少儿艺术教育不断被庸俗化，部分人将少儿艺术教育当作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一些家长希望借助少儿艺术教育为孩子的升学增加优势，通过“特长”确保孩子顺利进入名校学习。少儿艺术教育的目标由培养少儿艺术素养直接转变为培养特长生，失去了少儿艺术教育的原本意义。一些学校与教师同样为了提高学校与班级升学率，评选为优秀学校或优秀班级，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接受少儿艺术教育，并参加艺术水平考级，通过特长证书加分，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并以此为学校招生招牌，吸引更多家长让孩子选择本校就读。同时，一些家长存在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通过少儿艺术教育，培养出优秀的艺术家，以光宗耀祖。为此，将大量资金与孩子的玩耍时间全部用于艺术特长学习，让孩子身心疲惫。
二、改善少儿艺术教育异化现象的建议
（一）转变艺术教育理念
真正的艺术教育表现为审美教育，是以培养少儿的艺术审美为教育目标，而非单纯的育德、育智。因此，在少儿艺术教育中，首先必须转变学校、教师、家长及相关人员的艺术教育理念，明确艺术教育在教学中的地位，提高教学水平，通过艺术审美，让学生在感知中获得领悟，艺术审美能力得到培养，进而达到德育、智育的效果。
（二）优化艺术教育手段
在少儿艺术教育中，需要进行艺术教育手段的优化，以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为教学的核心环节，避免直接呈列出艺术创作方式与手法的教学方式，以让学生获得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来让艺术教育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情境教学、联想教学以及互动教学的方式，提升少儿艺术教育的水平。
（三）创新艺术教育方法
关键词：小学数学； 两极分化； 对策；
一、小学数学两极分化内涵及成因
（一） 小学数学两极分化内涵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两极分化主要是指优秀学生与学困生之间的差异[1].通常情况下， 在一个班级中， 优生与学困生人数基本相当， 并且都占少数部分， 全班大部分学生都不怎么优秀， 但也不会太差，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由于数学学科特殊性， 若优生与学困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极端， 不仅会使学困生人数明显增加， 而且学困生与优生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进而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 这就是小学数学的两极分化。
（二） 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导致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学生个体本身存在的差异。学生由于受先天因素影响， 智力高低本就存在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还会随着年级的增高， 知识难度的加大， 表现得更为明显。二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近年来， 特别是农村小学生， 父母纷纷外出务工， 把教育子女的重任直接推给学校。三是因为教育评价的不全面。部分教师深受应试教育的洗礼， 死守传统教法不知道与时俱进， 观念保守， 生怕因为改革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继续采用传统教法进行教学， 动辄就讽刺挖苦， 甚至拳打脚踢， 粗暴野蛮， 严重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有效消除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现象的对策
（一） 想方设法， 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对于小学生而言， 教师要不断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让学生产生主动学习数学的欲望，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笔者在调查问卷中也发现， 凡是参与调查的学困生， 对“你喜欢学习数学吗”中的四个选项“A.喜欢， B.不喜欢， C.不清楚”, 都选择的是“B.不喜欢”.由此可见， 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对消除两极分化现象是多么重要。实际教学中， 教师可以从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改变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 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二） 尊重个体差异， 实施分层教学
学生的个体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教学中， 教师若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相同的要求， 势必会打击学困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其破罐子破摔， 进而加重两极分化现象。因此， 教师要尊重个体差异， 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 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 对学生实施分层教学。在课堂教学中， 特别要关注学困生的表现， 鼓励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 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 及时肯定他们的点滴进步， 耐心引导他们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运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尝试着解决问题， 从而增强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对于学有余力， 数学思维强， 解决问题快的优秀学生， 教师应为他们尽可能多地创造探索和研究的机会， 引导他们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以便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 学到更多更有用的数学知识。如笔者在教学人教版五年级数学下册第七章《数学广角》“找次品”时， 对于学困生， 笔者要求他们只要知道在已知产品数量及次品轻重的前提下， 需要称几次， 在不知道次品轻重的前提下， 需要称几次即可。而对于其他学生， 不仅要知道称重的次数， 还要能够说出称重的方法。
（三） 从实际出发， 有效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
在众多的新课程教法中， 小组合作学习无疑是最常用的模式之一。但在实际教学中， 小组活动往往成了优生展示才华的舞台， 学困生干脆连边都沾不上。因此， 作为教师， 要从学生实际出发， 有效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 让全体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其中。如笔者在组织小组活动时， 简单的问题让学困生来回答， 给他们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 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课堂活动中的重要性。同时， 在小组内， 根据学习差异， 建立一对一的帮扶对子， 让他们在小组活动中， 通过“兵帮兵、兵教兵”的学习形式， 让学生互帮互学， 切实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效率。
论文关键词：道德教育道德灌输伦理认证
近来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笔者却想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作点抽象的探讨。这并非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道德现实最迫切需要的是从学理上的逻辑分析。因为逻辑不清，则问题必然不明。
一、我国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等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且有积极参与改革的意识，有价值观的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学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较好的导向作用。道德价值取向是健康的，他们既重精神，重成就，也注重现实的自我。竞争意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和发挥，他们渴求知识，成才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更加明朗化，“读书热”再度兴起。参与意识增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明状况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德育为首”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实现的方式，即道德教育，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德育内容单调、陈旧，与社会现实脱钩或错位；集体观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偏差，生活情趣的趋庸，在部分大学生中时有表现。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严重影响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相对复杂的现实呢?
二、高等学校教育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道德灌输，二是伦理论证。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是各国教育家激烈争论的话题。灌输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孩子没有认识能力，所以不必跟他们详细论证伦理原则，而应该向他们灌输各种美德。等他们到20来岁，懂得进行推理，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另一种道德教育模式，即伦理论证是一种充分说理的做法。由于多数判断都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进行伦理论证就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同正面观点不相容的反例。教育者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该同时介绍不同观点，通过推理证误解除它们对自己主张的威胁；还应该鼓励被教育者说出不同意见，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如果教育者不能指出相反意见的破绽，就得承认自己主张的失误。这样，被教育者的尊严得到肯定，他们具有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教育者也因为表现出诚实、勇敢和思辨能力而赢得尊重。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之中，但我国高等学校得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灌输为主。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普遍以开设课程教育的方式，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辩证唯物法》，通过课程考试由老师对学生实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灌输。甚至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也需要进行考核。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是从上至下的灌输，学生必须通过强记死背，考试过关获得道德教育合格的认可。这既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混为一体，很多学生视教育为德育的替代品，也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皆为理想境界，是最高道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容易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至于伦理论证则是自然生长状态，以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自由开展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为主。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展开讨论和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讲座，由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把关联系，而这种模式又使得这些老师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把握活动标准，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只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是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
三、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发展走向
这个标准反映了我国现今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困惑与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的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力度不够，还需要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他们的心灵，强化他们心中的道德概念。等他们走向社会，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这种做法可以进行检验。道德灌输的前提是认为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是他们对灌输的内容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诚实”的美德，坦率地向老师提出尖锐问题?要是他们提出问题，教育者马上就陷入两难境地：教育者一开口讲理论证，那就说明灌输和道德教育不相容。
让我们放过这个逻辑矛盾，假设教育者可以对大学生讲理论证。由于前提是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后果自然是怎么论证他们也不明白。那么他们应不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勇敢”的美德，执着地、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至进行争辩?要是情况如此，结果就是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成效的纠缠，道德教育无法继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一般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最近在报纸上看见的一个报道，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希望工程，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道德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道德高尚的后果、道德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现实回旋空间。而这又是伦理论证的方式了。
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到底应该追求至纯至美，还是应该兼顾现实，高等学校到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公共话题。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随着大学扩招，跨进大学校门的大多是常人。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切实可循之途惟在培养常人。
论文关键词：现代企业教育；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教育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企业教育是指企业以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为指导、在市场环境中为应付日趋激烈的竞争而采取面向企业全体员工开展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使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和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均得到提高和完善的活动。
现代企业教育与传统企业教育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对象上，现代企业教育面向企业全体员工，以全体员工素质的普遍提高换取企业的全面进步，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存在很大的局限睦；在形式上，现代企业教育长、短期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企业内部正规培训与企业外部的非正规培训并重，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形式较为单一；在内容上，现代企业教育面向市场、立足企业员工增强能力、完善自我的实际，因此，它尊重员工不同的学习背景和智力、非智力等因素的差异，教育内容既买用又丰富多彩，而传统企业教育则显得较为空泛；在方法上，现代企业教育采用个别化教育思想，针对每个员工的不同条件，因材施教，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多采用集中灌输的粗放式教育方法；在手段上，现代企业教育力求充分运用多媒体及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成果来提高企业教育活动的效率，而传统企业教育的手段则较为落后。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速，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演愈烈，而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国与国之间企业实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企业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企业教育已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2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然而，处于风口浪尖的国企改革却使企业教育陷入困境。
首先，国企领导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落后，致使企业教育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效益较差的国企领导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产品经济时代，只重生产，不重开发，看不到产品生产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不能深刻认识到企业教育在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增量”作用。
其次，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企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脱节，企业教育的真实价值不能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教育只是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环节，企业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对企业人才素质提高的严重忽视，企业教育在此氛围中苟延残喘，消极被动，不能积极主动为企业发展分忧解愁，很多国有企业甚至把企业的教育培训任务当成是例行公事式的行政命令程序，既不考虑完成教育培训任务的质量，也不考查企业员工对企业教育的实际需求，致使企业教育丧失了其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断送了企业对企业教育的支持基础。
第三，企业教育管理的内外环境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有效的法律环境是企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基础。尽管近些年我国已陆续颁布了<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文件，对劳动者的素质鉴定和技术业务培训做了强制性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企业教育法”，当国企发展困难重重之时，就易使经营者在主观上有意无意地“弱化”企业教育。
二、国有企业教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有企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够离开国有企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标明了航道。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公司制度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以及管理制度。伴随着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教育发展重现生机。
现代企业制度首先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使企业教育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凸显。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法人“虚位”，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经营者的实际利益没有太大关系，导致企业经营者外无压力、内无动力，随处可见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自然对具有效益显示滞后特点的企业教育在企业发展中到底起何等作用不感兴趣。一旦企业经营确立了法人主体，经营者当然会使出浑身解术考虑企业未来长远的发展。当经营者抛弃短期行为、审慎思量自身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会领悟到企业的百年大计还是以企业教育为本，谋求企业持续发展就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巨大动力。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企业发展必须建立在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之上。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求企业的一切经营行为都围绕消费者的利益、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为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发展将愈发依赖企业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据统计：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员工60％以上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大多数青年员工只有初级技术，与此同时，企业员工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管理水平等都亟待提高。显然，拥有这样素质的员工队伍是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绝处逢生的，加强企业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人为本，还要求现代企业不只是把企业员工单纯看作是劳动者，而应该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满足他们求知、探索、自我实现的各种合理需要，使他们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企业建设人才，而企业员工的全面发展更是企业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企业建设者，又为兴企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舞台。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将成为企业发展生生不息的主旋律。经历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完成由粗放型量化增长向集约型质量增长的观念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自然生态之间的协调统一，企业生存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所创造的高质量、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换代，经济结构正在向更高级、更优化方向迈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企业教育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指明了道路。然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中所拥有的科学管理知识却极为有限。据统计：尽管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已占77．2％，但其中只有1．4％的人员所学专业为经济管理或企业管理，为此，在国有企业的各级备类员工中普及并提高管理科学知识，就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新的有力支点。
应当看到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确实为企业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企业教育的需求和企业教育大发展可能的实现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如同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充满艰辛困苦、步履蹒跚一样，企业教育在新形势的更高要求中是辉煌的期盼，更是挑战的颠峰，我们期待着企业教育新世纪曙光的到来。
三、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
毫无疑问，建立国有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国有企业教育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根本出路。
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指具有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具备依托企业、服务企业、辐射社会并且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管理科学特点的企业教育制度。
依托企业即指企业教育的发生、发展都受制于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不能将企业教育完全推向市场，既不能把企业教育“企业化”，成为脱离企业“母体”、自负盈亏的办学主体。更不能将企业教育“产业化”，成为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纯粹的经济行为。
服务企业即指企业教育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培养规格齐全、质量上乘的各类建设人才。企业教育行为的起点和归宿是企业的发展，企业教育必须与企业发展贴紧、贴近、贴实。企业教育也只有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
辐射社会即指企业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成员，不能自我封闭，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而应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树立回报社会、关注社会冷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崇高意识，这样，其发展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机制灵活是指企业教育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有效激励和制约机制，高效运行的企业教育机构。能对影响企业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做出敏锐反应的决策体制，适应社会经济波动发展的收缩自如的应变预警防护体系。机制灵活也是指在企业教育的运转中做到“刚性”制度与“柔性”操作的完美统一。
功能完备是指企业教育能够为企业发展培养人才提供质地精良、模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教育途径。现代企业教育再也不是过去脱离企业发展实际、整齐划一、一成不变、让人生厌的老框框，而是从企业的现实出发，以企业员工的求知需求为中心展开的个性色彩浓烈、不断调整变化、长短结合、脱产与在职形式并存的“点菜”式综合性教育。
科学管理是指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以现代企业教育管理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企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入探索企业教育的规律．围绕稳步提高企业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个核心，密规划、设计涉及企业教育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发针对性强、表现形式多样、类型广泛的课程体系，研制能够极大提高企业教育教学效率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制定企业教育行为有效规范的质量监控和评估方案，使企业教育永葆青春与活力。
总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以个体化的终身教育为理念、以满足企业和企业员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的企业教育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就要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即企业教育行为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企业培养适用人才。企业员工已经具备的知识技能与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等对企业员工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就是企业教育赖以为生的重要市场。“差距”时时都有，因此，企业教育的市场将永远不会消亡。与此同时，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还意味着企业教育要更加关注企业教育的人文价值，关心企业员工自身的全面发展，并在服务并满足企业员工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就要加强企业教育的法制建设。企业教育立法是现代企业教育行为规范的总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尽管这些年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它们均有涉及企业教育的法律条款，但这些只言片语客观上对处于特殊低迷时期、情况异常复杂的企业教育来说是杯水车薪的。尽快出台“企业教育法”，就能从根本上杜绝长官意志的人为干扰，减轻由于企业效益波动可能对企业教育带来的负面震荡，真正建立起企业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企业教育组织管理体制、有约束力的企业教育资金投入机制，这样就能确保企业教育按照法制化轨道发展。
1.1高考志愿填报许多大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是听从家长或老师的意见与安排，一些学生是根据高考分数做出的专业选择，还有一些学生是通过专业调剂而录取的，所以这些学生的专业选择完全是被动的。即便有些学生是自主选择的专业，但由于高考前学习压力大、时间紧，所以也未能较详细地了解所报考专业的情况和专业所在高校的情况，更没有深入思考自己所选专业的特点和前景。这种高考填报志愿的盲目性和对所读专业认识的片面性，使学生进入大学后对专业丧失兴趣或感到迷茫，失去学习目标和进取心，对所学专业信心不足，甚至产生动摇，萌生转专业思想。
1.2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经济体制的变更作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给当代中医学专业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给学生的专业思想带来了正、负两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有：逐渐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崭新的价值观；确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注重实验与临床能力培养等。负面影响有：终身从事中医临床医生的职业观念被打破，使得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一专多能的技能。另外，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红包、回扣等不良社会风气对中医学专业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片面追求个人利益。
1.3就业前景复杂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有调查显示78%的学生表示热爱并且毕业后想要从事中医药相关行业。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医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医学专业对口的就业单位的增长却未能与之相适应。并且，目前医院招聘对医学专业学生的学历要求很高，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的就业就显得更为困难。复杂的就业影响因素使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处于“毕业就等于失业”窘境，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学生对中医学专业的前途产生质疑，从而对专业产生动摇。
1.4学习的适应困难进入大学之后，学生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必须及时、准确地给自己定位，否则，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学习上就会陷入被动、感到力不从心。其外，由于大学的学习主要以自学为主，学生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而中学阶段的学习主要依赖教师，从而导致大学新生对大学的学习方法存在适应困难。这些不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学生就容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专业情绪和专业思想问题。
1.5中医学专业的理论和学科特征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维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其理论体系独特，具有文学性、史学性和哲学性。另外，由于中医学理论是由无数个医家不断修正、补充、完善而发展起来的，思维与经验紧密结合，互相渗透，其理论有社会科学的特征，其应用有自然科学的特征，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其思维具有抽象性、实用具有经验性。中医学专业的理论和学科特征，使得中医学的专业教育与高中数、理、化的基础教育的思维方法与知识结构截然不同。很多中医学专业学生并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知识，在入学后也没有完成转变观念并融入到中医特殊的学习氛围中，加上目前的中医教育往往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普遍对中医理论、概念感到茫然和困惑，对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难以接受，时常感到中医逻辑的深奥凌乱和脱离实际。带着对中医理论半信半疑，甚至根本无法接受的思想被动地接受中医教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1.6中医学专业教育的模式目前中医学专业教育均采用现代课堂教学的模式，与传统“师带徒”模式相比较，其更趋向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但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其“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限制了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也导致了中医学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理论与临床实践脱节，使得学生认为现在的专业教学与就业后的工作实际联系不密切，不能有效地传授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此外，目前的中医学专业教学中，西医学课程约占总学时的1/3-2/5，使得相关中医古典医籍的学时不够，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中、西医学的交叉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学生对于中医学的学习，甚至产生中医学不科学的想法，厌恶中医，妨碍对中医学的深入学习。
1.7中医西医化倾向目前中医出现了较明显的西医化倾向，即以“西医的模式”来指导中医临床与科研。在临床方面，用西医的疾病诊断取代中医辨病辨证，用西医理论指导中医用药，治疗上以西药为主，中药为辅等；在科研方面，过分强调新药研发而忽视中医基础和理论研究，这些都影响了中医学特色的发挥和中医药疗效的体现，导致中医学专业学生对中医的科学性和治病防病能力产生怀疑，对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信念产生动摇。
2加强中医学专业思想教育的对策
针对中医学专业思想教育的影响因素，作为中医药院校教育者和管理者，在加强中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方面，可采取以下对策：
2.1做好新生入学教育，提高学生对中医学专业的认识中医学专业新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对中医学专业的背景、性质、学科特点、行业前景以及中医临床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而新生入学时往往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大学充满热情和激情。应抓住这一关键时期，在新生入学教育中，以宣讲、讨论、交流、看电影、看录像、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开展“名师启航活动”，邀请中医学专业知名教授及学科带头人进行中医学专业的背景、性质、学科特点、行业前景等情况介绍，通过名师的人格魅力和引导教育，感染和帮助学生明确人生目标，科学地制订个人发展规划，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医学专业，激发学生潜在的专业兴趣、爱好和学习热情；开启“学长导航行动”。组织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进行有关学习和生活的交流，通过优秀学生的榜样作用，为大学新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邀请杰出校友畅谈工作感受、就业心得等方法；在中医学专业大一新生中开设中医学“专业导论课”或“学科导论课”，系统地介绍中医学学科、专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使大学新生一入校就清楚中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以及明确大学5年应该学好哪些知识，从而方便学生调配自己的学习时间和明确学习方向。此外，还应着重学习、领会医学誓言、白求恩精神等，使学生真正了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含义，对中医学执著追求，帮助他们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2.2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提高自主学习能力部分大学新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情况，表现在生活方式、自理能力、学习方法、师生关系、心理承受能力等诸多方面。针对新生中存在的困惑和不适应情况，应通过开展“新生大学生活适应”主题班会、新老生交流会、新生心理讲座、大学生人际关系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等方式，通过开设“大学生发展导论”和“大学生发展与职业规划”等素质教育课程，结合高中与大学学生学习、生活的区别，引导学生尽快从高中生向大学生转变，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和职业理想，指导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进行学业生涯和职业生涯规划，并以此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针对大学新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特点，应通过新老生交流会、专业教师讲授等方法，向学生介绍大学的教学和学习特点，并根据大学各门课程特点，开展学习方法方面的指导，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帮助学生逐步摸索出与自己学习状况、基础相适应的学习方法，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学会管理支配时间，学会应用工具书、图书馆等条件自学，从被动学习方法向主动学习方法过渡。
2.3强化传统文化教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发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中医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其人文特征要求中医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一定的人文修养，才能掌握其思维方法和精髓，从而形成稳固的中医专业思想。
2.2.1增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孙思邈认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二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提倡医者涉猎群书。中医学专业教育如果只重视专业能力的培养，忽视人文素质，则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过于狭窄，后劲不足，难以成为行业佼佼者。因此，中医药院校要优化课程设置，逐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地位，增设古代哲学、自然辩证法、古典文学等课程，使专业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互渗透，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老子》、《周易》、《道德经》等，提高其人文素养。
2.2.2强化中医四大经典学习中医四大经典是中医学的基础和精髓，包含了许多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和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历代医家都对四大经典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保证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中医院校必须强化中医四大经典的学习，使学生达到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帮助学生树立牢固的中医学专业思想。
2.2.3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药文化是学习中医理论的基础入门课程，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通过开展中医文化知识相关讲座，制作和宣讲《中医药文化常识》手册，开展“中医药文化知识朗诵”活动，成立专业兴趣小组，组织医院见习等活动，营造良好的中医文化氛围和学习氛围，优化育人环境，提高学生对中医学专业的兴趣和增强学好中医的信心。笔者采用上述方法，营造了中医学专业大一学生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稳定的专业思想。经统计分析，该年级278名学生大一学年期末平均成绩将近80分，不及格率仅为1.31%，相对于本专业往年大一年级，成绩明显提高，不及格率明显下降；学生专业思想较为稳定，未出现申请转专业的学生。
2.4改善中医学教学方法和模式
2.4.1调整课程设置中医学有其独特的学科特点，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方面的内容。中医学教育应按照其学科特点和知识结构体系来设置课程，力争使所设置的课程能较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医特点、特色及其优势，加强中医基础及经典课程的学习。掌握好中、西课程的比例以及西医课程开设的时机。对中医学专业学生而言，首要的应当是掌握中医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必要的西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的学习应该安排在中医教育的后半个阶段，这样有利于学生完整地掌握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2.4.2改善中医学教学模式针对目前中医学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导致的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脱节，可通过尽早安排学生进入临床见习的方法，让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受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作用和效果，感知中医名家的临床魅力，在近距离中受到熏陶和感染，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专业思想。我们通过组织中医学专业一年级学生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到医院见习这种“早临床”活动以及组织中医学专业学生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全程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多次、反复进入临床见习和实习这种“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活动，促进了学生对中医临床的了解，提高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增强了学生学好中医的信心，培养了学生临床思维和专业技能，从而巩固了学生的专业思想。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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