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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保密性遭遇伦理问题
学生母亲:“心理老师,我想知道我的孩子跟你咨询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回去配合教育。”伦理问题3:班主任老师对心理教师说“:你跟他都谈了些什么?我好像觉得他在你这儿咨询了一个月有很大的变化,你能跟我说说吗?”这些情境说明保密性原则在学校受到了两类基本人群的挑战。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父母希望了解辅导内容是最常见的,我们不难发现遵守保密原则在学校咨询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未成年人,因此他们的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对孩子的情况进行了解,这也是学校心理教师的顾虑所在。可能的应对策略:在第2个伦理问题中,有些有经验的心理教师会在咨询中建立相互信赖的咨询关系,在咨询目标的商定和实施过程中与学生讨论亲子沟通、人际交往技巧等相关的话题,尽量增长学生自己与父母或者班主任老师沟通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其中增进自我价值。也可以在尊重个体意愿的前提下,考虑家庭全体成员参与咨询工作,这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成长有着积极意义。目前有些学校心理教师开始接触萨提亚家庭治疗的课程训练,这种是以考虑全部家庭背景在内的,直接指向帮助学生成长的咨询流派和方式,随着心理教师的践行,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学校教育咨询中,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成长。而且把整个家庭作为咨询对象,就在根上解决了伦理问题1中的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个程度,对心理教师而言需要更多的专业支持,才有可能让学生把家庭带入咨询中。第3个伦理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跟那位老师谈与学生讨论的问题,但是因为是学校同事身份,使得心理教师的回答不能完全高举伦理的大旗直截了当拒绝,而要考虑到原则的坚定与策略的灵活相结合。其实对这位询问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在回应中使用咨询的功能。也许可以这样回应:“哦,看来你对这个学生真的很有兴趣,很关心,你对他一定花费了很多心思。”这句话的应对使得我们教师的话题不再执着于心理老师跟学生谈了什么,而是开始关注她自己与学生关系的交流范围。
职业责任与心理教师的素养伦理问题
【关键词】医学心理学;妇产科临床教师;自我修养
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把健康概括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完全安宁。由此可见,健康应该是无器质性或功能性异常,无主观不适的感觉,无社会公认的不健康行为。因此,作为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就必然会有心理学的介入,从而形成了医学心理学。
1.医学心理学,作为医学与心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研究心理变量与健康或疾病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解决医学领域中的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心理行为问题[1]。
总之,它研究的是介于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是心理活动和身体的、精神的各种病理过程相互影响的规律。其目的在于借用心理活动的改变以促进个体病理过程的消失或正常功能的恢复。为此,无论是医学还是心理学,都大大拓宽了自身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也为人们的健康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实践证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它的地位和作用在维持健康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护理等过程中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医学与心理学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学科。作为医学,是一个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其基本出发点是把人看成是生物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从人的物质性的整体性及其同外界环境的辩证关系出发,运用实验研究、临床观察、跟踪随访、调查等方法,不断深入地研究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人类器质性和功能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防治与痊愈的规律,以及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有效措施。而作为心理学,虽然研究的客体也是人,但它则完全侧重于精神的一面,主要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即研究人的认识、情感、意识等心理过程及其机制,能力、性格、气质等心理特征的形成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及其机制,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最高产物,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而过去那种医学与心理学联系很少,甚至相互独立的局面,严重脱离了人类健康的本质。前者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面,导致了对部分疾病没有良好的对策,而后者则缺乏其本身所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限制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应用。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把心理学的原理应用于精神疾病的诊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不仅扩充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突破了医学上的重大课题。八十年代,处于医疗本身的需要,学术界对心理学只限于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并不满意,主张把一般医学的问题也包手进去,以研究和医治整个医学领域的多种心理问题。把心理学的系统知识,包括其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等研究成果应用于医疗实践,探讨心理因素在各种疾病中的作用规律,特别是情绪对身体各器官的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人的高级心理机制如何控制自身的生理活动,以达到防病、治病、康复之目的。这一方法虽然刚刚起步不久,但取得的成果却令人瞩目,其前景十分广阔。
妇产科是临床四大主要学科之一,是以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是应用医学心理学较多的学科之一。女性解剖特点和生理功能是有阶段性差异的,即随着神经内分泌系统及生殖器官逐渐发育成熟,进入青春期、生育期,然后因卵巢功能的衰退而步入更年期,直至最后到达老年期等各个阶段,但始终贯穿着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其实,女性生殖系统功能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直接控制,而这个轴又受大脑皮层支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心理社会因素及情绪反应可影响到大脑皮层和植物神经,从而影响了这个神经内分泌轴的正常分泌,使生理变化过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导致病理改变。大量资料表明,女性心理发育不够成熟,情绪不稳、性格内向、拘谨、固执、易感受社会心理因素等,可导致闭经、经前期紧张综合征、不孕、人流或绝育后综合征等身心疾病的发生。因此,医学心理学在这一学科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作为妇产科临床教师,具有医生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如何面对这一新领域,笔者认为,既要深入学习,又要勇于实践,力争做到在患者面前是成熟老练的大夫,在学生面前是诲人不倦的教师。无论是哪种角色都要全身心地投入,用自身的知识与经验去医治病人,用自己的真诚与言行培育学生。为达这一目标,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抵御诱惑,用良好的职业道德服务于临床与临床教学职业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反映和调节人们现实生活利益关系的重要领域,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情操的钢尺。因此,职业道德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在当今社会里,来自各方面形形的诱惑使人防不胜防,它能渗透于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影响或腐蚀着人们的意志,甚至可使部分人的职业道德偏离轨道。从妇产科临床教师的职业特征来看,无论是临床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必须具有乐于清贫、勇于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救死扶伤、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应是患者的主心骨,是患者的希望,是他们可以信赖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辜负广大患者及家属的希望,必须要把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放在首位,把解除患者的病痛、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做人民健康的卫士。在教学工作中,临床教师应是学生的先行者,是将他们带入临床工作的引路人,是学生的表率,所以我们不能辜负学生及家长的重托,必须珍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职业。具体来说,一是严于律己,为人师表。除了要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专业技能之外,在带见习、实习中的言行举止,对学生要起到更重要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二是治学严谨,认真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根据专业特点及学生实际,做到既传授知识有培养能力,做学生攀登医学高峰的人梯。
2不断学习,把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术技能奉献于临床与临床教学
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因此,认真地学习、探索、继续教育将是时代永恒的主题。作为一名妇产科临床教师,除继续学习与探索本专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外,还要认真研究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利全面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诱因、条件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掌握各类生理与病理情况下的特点,以做到正确地分析,准确的诊断,有效地治疗,并找出迅速康复的捷径。近些年来,医学心理学已成为医学界与心理学界共同关注的一门学科,尤其是在妇产科的应用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知识与技能。作为一名临床教师,在这一方面,必须把握好学习与应用的方法。首先要学习医学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熟悉人在生理情况下及病理状态中不同的心理表现。然后学会将医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使生理特点更加稳定,病理状态得以纠正[2]。这就需要我们既要注重病人的共同心理变化规律,又要注意不同患者、不同疾病之间的个体差异。由于妇产科心身疾病的发生多以躯体异常为主,因认知障碍导致焦虑、忧郁、紧张、多疑等,进而加剧躯体的异常。如:妊高征、闭经、不孕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常伴有忧郁焦虑、恐惧不安、神经衰弱等精神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精神方面的异常又会导致病情加重,从而形成了身-心-身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必须注重交叉学科的学习,并善于把心理咨询、心理测试与心理指导等方面的技术应用于临床及临床教学之中,用医学心理学的新知识协助患者尽快在病痛的阴影中走出来;使学生能够保持健康的心理,用医学心理学的哲理指导自己正确对待人生,正确对待时代赋予的事业与责任。超级秘书网
3自我调整,使良好的心理素质扎根于临床与临床教学中
心理素质是指一个人在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它对人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作为临床与临床教学工作者,及时有效地把医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传授给学习,应用于临床诊治过程中,本身的心理素质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首先要保持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言行举止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精湛的医术及良好的心理素质会给患者一个良好的信息,使其有一种安全感,再加之高素质的医务工作者的语言表达也多是有艺术色彩的,会给患者一种亲切感、温暖感,对战胜疾病更有信心。这样会赢得患者很好的治疗配合,使病程缩短,康复迅速。在教学工作中,教师的言行举止及情绪都会直接形象学生的思维及学习兴趣,教师夯实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心理素质会给学生一个良好的感应,使其有一种自信心,高素质的教师讲授水平往往也技高一筹,会给学生一种可信赖感、优越感,为学好医学知识、做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而倍加努力。这样会赢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得更多的知识,回报社会。但是,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教育工作者也都是普通的人,也有普通人的不足之处,也需要自我调整,才能胜任临床及临床教学工作。因此,这里应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紧跟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步伐,正确看待人生,及时调整自己,主动抵御由于社会、家庭、生理等因素而造成的自身的心理障碍等问题。其次,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职业规范要求自己,不因自身的不适与繁忙而缩减聆听病史、全面了解和掌握患者性格、心理状态的时间;不因自身的情绪波动对患者、学生的提问而漫不经心地回签。同患者交谈既要有的放矢,作风严谨,又要像亲人般的和蔼可亲、互敬互信;既注意启发引导,又应避免暗示和主观臆测;注意女性含蓄谨慎的心理特征,与其交谈交流要注意分寸,避免询问与诊治疾病无关的隐私问题;与学生交谈既要重点突出,严肃认真,又要似长者、像朋友般的关心体贴、耐心指导;既要督促鼓励,又避免给学生造成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总之,用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去影响患者,带动学生。
加强自我修养,适应新医学模式的需要,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教育工作者人生旅途中的永恒主题,所以应当常抓不懈,付诸于自觉行动之中。
【参考文献】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一、直观教学和建立错题档案
英语是一门实践和技能性都很强的学科,要想学好英语,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记忆和操练。心理学家桑代克认为外界的刺激和反应有一个联结,学习的实质是情景与反应的联结。根据这一学说,我认为在学生第一次接受英语新知识时,一定要让这个刺激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强烈的反应,即深刻的印象。老师可以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物,或创设真实的语言情景,或运用有声、有图画、有动感的多媒体电脑课件、挂图、简笔画等多种直观生动的教学手段,这样学生一下子就会被吸引住,并且久久难忘。同时桑代克又指出,学习是不断地尝试错误的过程,是一个应用率不断加强、失用率不断减弱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我让学生建立错题档案,让学生把平时练习和小测试做错的题归纳总结到一个本子上,反复琢磨、领悟,直至掌握。每次考试前,让学生再重新复习一下错题本上的题,使其尝试错误的重复率大大降低,考试时准确率大大提高。
二、兴趣教学
1、引入竞赛
中学生好胜心强,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把比赛引入课堂,并贯穿课堂,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老师可把班级分成若干组,用比赛积分的方式展开组与组之间的竞赛。比赛内容可以包括必答题、抢答题材、对话表演、单词背诵等。在每一节课结束前进行总结。比赛的优胜者给予表扬和鼓励,而落后者也会不甘示弱,他们会在下一次比赛中发奋努力,表现更好。在比赛过程中,每位同学为了整个组集体的荣誉,都会积极准备,上课很少出现走神或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并且通过比赛,也给了他们自我展示的机会,满足了学生的成就感。
2、直观教学
上课利用实物、挂图、简笔画、投影、多媒体等多种手段,让语言更加真实和具体,创造学习英语的气氛,让学生沉浸其中,在无意识中培养自己的英语思维。比如,初一的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易混且难以掌握,我们既可以利用一些挂图,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学生较为熟悉的人物来练习Who’sthis?He’s/She’s…What’shis/hername?也可以在班级指定几个同学来进行练习,这样学生既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
3、英语歌曲
利用琅琅上口,简单易学的歌曲旋律来总结一节课的内容和重点不失为一种巩固知识、增加趣味的好方法。例如用《找朋友》、《丢手绢》、《两只老虎》等旋律把课本的重点、难点编成歌词,让学生在歌声中既巩固了知识,又感到趣味无穷。
4、课外活动
学生英语兴趣的培养,不应该固定在课堂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内,课外活动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收看英语节目,排练英语小品,猜谜语,快速反应,击鼓传花等。学生在做游戏的过程中既玩得开心,又轻轻松松的复习和巩固了英语知识。这样,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学习的主动性会大大增强。
三、分层次教学
孔子很重视因材施教,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应研究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能力、学习程度和心理,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分层次教学。我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按照量力和可接受性原则,把学生分为好中差三个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中让成绩好的学生做有一定难度的练习,以达到提高的目的;让中等学生做有把握的练习,以保护他们的学习热情;让成绩差的学生做一些比较容易的练习,以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样每位学生都有了实践外语的机会。在课外辅导和作业要求方面,也应根据学生层次的不同而要求不同,对中等以上的同学,要求做些课外的练习题,鼓励多读英文原著,以扩展知识面。对一些学习能力欠佳,成绩稍差的同学同要求他们掌握课本上最基本的单词、词组、句型,总之,对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学生分别采取“放开走”、“拉着走”、“抱着走”的策略,尤其对差生,更要多加“偏爱”,因为要想提高班级整体成绩,差生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在课堂上,无论学生成绩好坏,我都一视同仁,平等看待。教学中以表扬鼓励为主,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课下,对一些成绩差的学生在知识的技能上的缺欠,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满腔热情地给予及时的帮助和辅导。
四、激发动机,强化记忆
根据教育心理学原理,学习阶段分为动机阶段——领会阶段——获得阶段——保持联合会——记忆阶段——概括阶段——操作阶段——反馈阶段。其中动机阶段列在学习阶段的首位,可见学习动机影响学习效果。激发正确的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英语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要激活学生学习动机,明确其学习目的。当前社会对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需求,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以及出国留学深造等,这些都是激励学生学习英语的外在因素,而学生的主观意愿、需要是学习英语的内在动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没有求知欲望,那么学习就很被动,成绩就很差。因此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其转变思想观念,通过英语学习,增强国际意识,拓展国际视野。
学习的第五阶段为记忆阶段,而英语需要记忆的内容又很多,所以对于英语学习,这一阶段显得尤其重要。这了强化记忆,克服遗忘,我做了以下尝试:
1、小步子,快节奏
平常记忆的内容要控制量和度。量多了,消化不了,反复少了,记不住。所以要进行适当的集中和反复循环。在教学过程中,课前5分钟听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把前一天学习的知识简单的归纳总结后,第二天及时听写,时间不长,量也不大,学生容易记住。
2、趣味记忆
趣味记忆法就是将疑难知识加以高度概括后,再用诗歌、顺口溜的形式将其要点、规则、变化规律等串联起来,用于指导学生学习的巩固记忆。比如在教序数词构词法时,我教给学生“一、二、三,特殊记,八去t,九去e,ty变成tie,遇着ve变f,再加th,寥寥几句,把从第一到无穷大的序数词构词细则都包罗在内了。再比如在教可跟不加to的动词不定式做宾语不足语的动词时,我用例句逐字逐句讲解了“一感(feel),二听(listen,hear),三让(let,make,have),四看(see,watch,notice,look),还有一帮助(help)”这句简单的话。其实这是个出错率很高的知识点,也一直是一个让我非常头疼的难题,几乎届届如此,现在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痛快地解决了,容易记且不易忘。
3、发挥内隐记忆力
心理学认为人的内隐记忆力即无意识记忆力很重要,那么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内隐记忆力。平时可以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内容可涉猎各种各样的语言资料,既可以读教科书,也可以增加课外阅读,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如果能力许可,可以读英文原著,总之要加大阅读量,使信息量的输入要大,这对培养学生语感很有帮助。
五、建立大的语法观
关键词:伦理;人文关怀;道德;新闻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057-02
一、伦理学和人文主义的定义
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伦理学即为道德的哲学。由此,新闻业也衍生出了新闻伦理学,主要是研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产生与形成匮乏的学科。新闻伦理学要解决的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带有根本性质,有关在新闻伦理中强调了人文主义关怀,在报道时尽可能减小对采访对象的伤害。这样既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没有减弱新闻报道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中国是一个国,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注重伦理,更在国家关系与行为中不断践行着,因而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更应该体现出伦理以及人文主义关怀的重要性。
中国的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周公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敬天爱民”等思想。待到春秋之时,孔子将其进一步发展,“仁”、“智”、“泛爱众”、“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也进一步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地位。人文主义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相辅相成,它非常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纵观现在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在用噱头赢取关注度,而忽略当事人的感受。比如:《老太下葬70多天遭民政局掘坟火花》《纪录片披露16岁女模被侵犯》等,人文关怀更加缺失的便是在灾难性报道中,不管不顾伤者的情况而执意要对其进行采访。新闻报道在社会行为中起到和受众做到良性互动的功能,在新闻中不论何时人都是最高价值的体现,人的尊严应该受到最大的尊重。
二、新闻报道中缺失人文主义关怀
2013年7月27日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一名男子在社交网站上预告自己要投江自杀,并于次日跳江身亡。这名男子跳江时,韩国KBS电视台拍下了其投江的全过程。记者们只顾拍摄而不去阻止该男子自杀,虽然得到了一手的新闻资料,但是却没有丝毫的人文关怀。在生命面前,难道新闻会比活着更加重要。这样单纯地为了获取新闻,同时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种悲哀。新闻工作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也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不能高于我们的社会道德。作为媒体,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也是在向受众传达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同时将受众的戾气渐渐将以减少。当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阻止一个真正想死的人,但作为媒体也绝对有能力劝说那些只为了一些小事而误入歧途的人们。
作为新闻媒体来说,拍摄这样的一个事情并没有违反法律的明文条例,但是这却明显的违背了我们的道德伦理,在不同的情境下伦理道德和记录新闻哪个更重要,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在伦理道德之下应该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将人文主义关怀渗透在报道之中,新闻如果缺失了人性,那么对受众也会起到同样相反的作用。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人本身,而不是所谓的新闻。
2013年沸沸扬扬的“袁厉害”非法收养孤儿和弃婴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新闻报道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2013年1月3日,河南兰考县一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起火地点为“袁厉害”的家,多名儿童在火灾中伤亡。“袁厉害”20多年来,一共陆续收养了100多名弃婴,在当地被称为“爱心妈妈”,但是这样一次意外的火灾,却成为社会以及媒体一致指责“袁厉害”的利器,甚至将她这20多年的辛苦一笔抹去,而贯上利益的色彩。除去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失职,新闻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味的批评职责和反向报道只会让受众在慈善事业上一次又一次的心寒。在各媒体看来只有金钱利益才是人一生最高的追求,不管个人做的事情多么有意义,新闻报道都是持怀疑和讽刺的态度,认为只有这种满足利益的需求才应该是人们真正追求的。在这样的报道中很明显没有对“袁厉害”本身的人文关怀,而是将她束之高阁来供人们分析,在当作样本的同时忽视了受众在看到新闻时的感受。倘若在报道的同时可以多加一些对“袁厉害”本身的人文关怀,受众在看到时也会更多一些对慈善事业的关注,而不是对利益的关注。
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关于韩亚航空客机失事的报道,措辞更为令人震惊。记者写道:“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地,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的跳了起来。”这样的话语不仅仅是打破了新闻伦理的底线,更是打破了做人的底线。而这种所谓合理想象是不是也对逝者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用孩子的死亡来当作对公权力的献媚,这更是在报道中没有体现出应该给予的人文关怀。报道没有从人的角度出发,而是扭曲了写作的方向和意图。媒体工作者作为社会消息的传递者,更应该以身作则,坚持自己的操守、伦理和原则,不能向博眼球这类的新闻靠拢,而丧失了新闻报道该有的底线。
三、如何解决新闻报道中缺失人文主义关怀
(一)避免媚俗化、庸俗化、博眼球的新闻报道
随着微博的更加普及和微信5.0时代的到来,新闻报道更需要在标题上下功夫,因而就会出现很多的标题党,甚至于很多标题和新闻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在娱乐至上的现在,各家媒体为了争取受众便会用一些突破寻常伦理的新闻。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新闻丧失了新闻性,只是为了博出位而进行写作。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将博眼球作为目标,那么很容易断章取义和捏造新闻,甚至像中青报韩亚航空的报道那样超出了合理想象,而造成负面效应。例如,还有很多案的报道当中,不能为了让受众有视觉冲击或者为了让报道有可读性,就使用受害者大幅照片以及在新闻报道中过细的描写案件发生的过程,而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没有在其中有任何体现,反倒是这种冷漠的记录者行为可能就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其次,在灾难性报道中,很容易出现很多能够博眼球的新闻,这时便要求新闻工作者能够做出合理的取舍。例如,鲁豫在进入地震现场时戴白手套等,将灾难性报道娱乐化,忽视了受灾群众更需要的是我们的人文关怀。比如说《中国青年报》在雅安地震报道中便使用了大量具有人文关怀的图片,取代了以往灾难报道中大量的血腥,悲痛的画面,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灾区和全国人民。在给人以悲恸或惊恐的情感体验之后,注重挖掘灾难中的人性之美,引起社会上的情感共鸣。
(二)新闻媒体给予正确的舆论引导
比如我们在案中不说过度的细节,如果报道的主体是未成年人不说名字,照片要马赛克。同样其他的也是这样,先要保证隐私权不被侵犯。再者在报道中不用形容词,不扣帽子,就像朱令铊中毒案。在对待嫌疑人孙维上,媒体就不能使用杀人犯,凶手这样的字眼,在没有确定她是真正的凶手之前,她只是犯罪嫌疑人,而如果我们仅凭自己的猜测就乱扣帽子,这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伤害。孙维是否真有下毒,尚未最终定罪,还不能称之为罪犯,因此也就不应被扣上杀人犯这样的罪名。更不能以所谓找出真凶为理由,人肉孙维的家人,定论孙维的人品,在现实生活中围堵她,这都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也是媒体蜂拥一边倒报道而造成的结果。假如有一天,如所有人期望的那样,此案的真凶大白于天下,若到时发现真凶就是孙维,那朱令也算沉冤得雪,孙维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朱令案总算可以落幕。但如若真凶另有其人,那么孙维岂不是成了此案第二个受害者,她这些年受到的冤屈和人身攻击又有谁能给予补偿。从始至终都没有几个人站出来为孙维说话,其实所有的网友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孙维确有下毒,不过是拿着只言片语和自己的猜测,在网上声讨公正。在这种时候,新闻媒体报道时就应该给予公众正确的舆论引导和适当的人文关怀,这也是避免网络极端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三)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将新闻报道正规化
2006年虐猫事件将人肉搜索推上了一个,此事件一出网上一片声讨之声,《新闻调查》栏目前去采访,踩猫的女子说当时会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释放,是对自己不幸生活的一种发泄,其实她平时也是很善良很有爱心的。女子姓王,独自一人带着女儿,虐猫事件之后,她把工作辞掉了,孩子也没法上学,经常遭到威胁。甚至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了虐猫事件踩猫、拍猫和网站负责人的信息,有人把他们的照片做成通缉令,以五十万买他们的人头。《新闻调查》栏目同时也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问起网站负责人现在的情况,他说“他现在的处境多多少少和我有点关系,我想和他说声抱歉。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有跟着他一起错呢。他攻击了动物,我们攻击了他。”片子播出后,有人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样的报道便会让正义成为施暴的借口,对整个社会来说,媒体没有做到对虐猫者更多的人文关怀,没有从虐猫者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如果媒体总是不断放大新闻事件本身。而忽略了作为事件中最应该被关注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永远只能听到一样的声音,而且对人的伤害也会愈演愈烈,这种伤害终会从网络虚拟到现实生活中。
理性的思辨和人文关怀是一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才是最终会让人们受益的。过于同质化一边倒的小范围内舆论,通过选择与接收机制,会聚集越来越多与自己观点相符的意见,很容易把现有的主张推向不受理智约束的边缘,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出台相关的政策,可以将人文关怀切实的融入到新闻报道当中,使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客观事实性,也增加许多人情味。
参考文献:
[1] 赵兴林.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与文明飞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精神世界的丰富、个人修养的提升方面有了更多的诉求,同时面对高速的生活节奏和较大的发展压力,烦躁、压抑等负面心理在人群中广泛出现。音乐作为一个亲民而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门类,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钢琴是很多人选择用来走近音乐的一条蹊径。钢琴艺术包含钢琴曲创作、钢琴演奏、钢琴教学等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也就会极大地受到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对于钢琴艺术中心理学因素的作用与体现的探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心理学作为一门已发展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其涉猎范围颇为广泛,涉及的概念与分支也较为复杂,要将其理论运用于对钢琴艺术的研究之中,具有较大难度,目前关于这方面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也较为匮乏,本文就是笔者将自己多年来的演奏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思考与心理学相关理论相结合所做出的分析研究。
本文的创新点之一在于将心理学因素所涵盖的多个方面对钢琴演奏的影响分别作出具体的分析,特别是意识对于理解不同谱面标记的辅作用这个角度,尚属首次进行探究;另外,将同时期代表性作曲家的同体裁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因作曲家心理因素导致的作品风格特点差异的这个立足点,也较为新颖。除此之外,对于钢琴教学中教师如何解决不同学生心理问题的方面,笔者也通过案例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对这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在钢琴演奏、教学、对作曲家与作品的分析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笔者希望钢琴专业的学生、教师在常规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心理学因素的了解认识,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风格、更恰如其分地处理不同类型的钢琴作品、更高质高效地进行钢琴练习与表演活动,同时也能避免一些钢琴教与学过程中因心理因素所带来的问题,使师生间的沟通互动更为顺畅。
关键词:心理因素,钢琴演奏,钢琴作品,钢琴教学
目 录
一、 引 言
(一)选题来源与依据
(二)钢琴艺术的概念与范畴
(三)心理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二、心理因素对于钢琴演奏的影响
(一)注意力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兴趣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2.注意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二)感觉、知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感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2.知觉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3.钢琴演奏中感觉与知觉的提升
(三)想象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想象在钢琴演奏中的重要性
2.如何在钢琴演奏中发挥想象力
(四)情感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演奏前应理解音乐作品蕴含的情感
2.演奏过程中演奏者的情感表现与控制
(五)临场紧张心理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临场紧张时的具体表现
2.临场紧张心理产生的原因
3.克服临场紧张心态的措施
(六)意识对钢琴演奏的影响
1.快、慢
2.强、弱
3.踏板
4.其它标记
三、通过心理因素分析同时期代表性作曲家的同体裁钢琴作品中的差异性
(一)对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1.个性特征
2.创作风格
3.表现手法
(二)对比拉威尔、德彪西的钢琴独奏曲
1.个性特征
2.创作风格
3.表现手法
四、心理因素对于钢琴教学的辅助作用
(一)钢琴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心理
1.关爱学生心灵,拉近师生心理距离
2.引入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积极的心态
3.激发学生兴趣,克服学琴的畏惧心理
4.了解学生群体心理,正确对待学生爱好
(二)如何解决学生的个体问题
1.分析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征
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科技、媒介和消费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它的宗旨是反现代主义,即“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呈现出对多元化、解构经典和反本质追求的倾向,这种态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3]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