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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再现式
图纹的符号再现代表了彝族人对大自然中美好事物的紧密追随,是彝族历史文化、生存坏境、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对火的崇拜源于彝族人在生活生产方式过程中的深刻体验,火焰传达的光明与炽热给彝族人带来了感性依托,以此进行理性的凝练提取火焰的本质符号形式。所以,火纹承载着彝族古老的传说,被赋予深厚的情感意义,凉山彝族人用纯朴的气质充分运用艺术想象,通过弯曲程度不同、方向不一、位置考究的曲线来表示火焰的熊熊燃烧、气势磅礴。或是出现过于具象的单独太阳符号,具有装饰性、通俗又有现代感。在彝族人选择服饰纹样表现形式时,从自己的审美角度出发,选取了最普遍的自然物象,用跳动的火焰形态,将动态静化,也从中表明了彝族人丰富的创造力。
2、综合象征式
图纹符号的象征式集合了凉山彝族人的在文化观念、审美价值、生活理想等多方面的内涵意蕴。综合象征式是一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表现手段高度凝练的表现形式。凉山彝族火纹的综合象征表现形式手法的表达,使火纹兼具多种非单一的象征意义,将形态各异的火纹进行排列组合并且与其他纹样进行相互搭配、彼此呼应,使得同时存在的各纹样之间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内在涵义。例如,凉山彝族服装中出现火纹与具有共同情感寓意和自然特性的龙凤纹、寿字纹的穿插组合,强调了其他纹样而简化了火纹,构成了新的图案整体。这种表现形式新颖独特,额外赋予火纹的意蕴为凉山彝族服饰注入了博大的文化内涵。
3、抽象几何式
图纹符号的几何式通过几何形体具备的简单概括、可造性空间大、排列形式层次感强、视觉冲击力强的特点,在表达火纹的运动规律时更为概括明了,富有丰富的内涵。火纹的抽象几何表现手法能更加简洁的诠释自然现象中的现象,成为彝族人对自然美的概念性表达。例如,凉山彝族服装中对火纹进行抽象简单的演变,将它简化成类似逗号的极简符号,这类抽象几何符号既生动有力,又不失女性的温婉可爱的特质,给凉山彝族服装带来生机活力。
二、总结
关键词:早期文艺复兴;艺术观念;流变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大致被认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这一词,最早源自瓦萨里的《意大利绘画、雕塑和著名建筑家传》,广义地讲,主要指复活或再生古希腊罗马古典学术。一方面,它复兴古典学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托古创新,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理想。
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理论,新的发展趋向在吉贝尔蒂和阿尔贝蒂所处的时代已逐渐形成,艺术开始被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并诞生了一系列艺术理论著作。这些大量艺术理论都集中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偶然,此时期的艺术家及理论家追求艺术模仿自然的同时,更加强调模仿的逼真性。当然,除了以上两位,瓦萨里的《意大利杰出画家与雕塑家的生平》不仅于美术史料的记载,而且于美术史的体例上都具有开创性,因而本文选以上三位代表,试从其理论比较出发,窥见早期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观念流变。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是意大利的雕塑家,他为意大利和文艺复兴新风格的雕塑奠定了基础。吉贝尔蒂在创作过程中,认识到艺术创作“应模仿的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别的艺术家的作品”,艺术作品不该表现人应该的样子,而是表现人看上去的样子。吉氏最早提倡以自然科学原理研究自然物象,认为画家如果想把所有画的物体描绘的很象,就应该精通所有的学理,而首先掌握几何学。
在其未完成的《述评》(Commentarii)中对乔托进行了评价:“乔托成了绘画艺术的大家。他引进了新的艺术……乔托在艺术上取得了别人未曾达到的造诣。他引进了自然逼真的艺术。这种艺术经过精心的安排,从不违反正确的比例”,[1]肯定了乔托自然逼真的艺术是新艺术,同时他自己也是追求乔托的艺术道路。他认为艺术创作时要尽量模仿自然,要“依照自然去处理所能再现的一切”,使作品更加生动逼真。在对自然的态度上,号召艺术家不但要以自然为师,而且更要以古典艺术残迹为指导,并注意研究幸存的古典文学,从中汲取古典素材,坚持做到“仿照自然去处理所能再现的一切”。因而,吉氏特别注重素描,认为没有素描理论就不可能是优秀的艺术家:“希腊人是绘画、雕刻的研究家,这表现在他们的素描理论上。没有这种理论,你就不可能是个优秀的雕刻家或画家。”[2]然而,比起“最优美的线条”,吉氏认为,绘画更是一种“透视方面的问题”,因为它要求绘画从理论和实践上演示怎样在二维的平面上画出三维的画面。下面这段话从视觉的角度来探讨了怎样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我努力观察里面的每个尺寸,以求力所能及地模仿自然……“对象”是如此有序地间隔着以至眼睛得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度量,即往后站着看,画面应该看起来在一个三维世界里。浮雕非常低,且平面上的图案能被看见,以便近处的事物看起来比那些远处的要大一些,就像现实世界里所呈现的一样。
吉氏努力再现自然的作品是优美的,而且是在以上这种难以获得的视觉认识的指引之下完成的,这种视觉观还反映了雕刻里面的三维自然空间,带给画家们的并不仅仅是逼真的幻象,三维视觉是作为一种体系来组织画面的,使得混乱的空间变得更为有序,更为明晰。
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著名建筑家、诗人、画家和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绘画》(1453)、《建筑十书》(1450)、《论雕塑》(1464),其影响范围遍及佛罗伦萨众多艺术家。阿尔贝蒂在美术史上第一个把透视画法①系统化、理论化,其《论绘画》一书,先于达·芬奇的《论绘画》很多年,是文艺复兴早期的重要绘画理论著作。
阿氏充分发展“艺术即摹仿自然”的观念,其艺术理论中的其它所有问题都围绕这个中心观点展开,在《论绘画》和《论雕塑》中都强调了画家和雕塑家艺术创作的最终目标是再现自然,同时创造艺术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学习自然。绘画上所谓“模仿”,即在平面上,要求以人眼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空间关系,来再现人与物象。进一步讲,他将绘画设想成向自然打开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在某个固定的视点,观者能观察“窗外”的景象。换言之,画框犹如一个窗口,画家的目标在于依据那个窗口,在平面再现“远处”的三维空间,欣赏者看这幅画时就仿佛透过窗口看着窗外的世界。这一著名“窗户理论”,体现了科学透视法则对“构图”(Composition)观念的影响,对开阿尔贝蒂来说,“构图”是整个绘画中核心的概念。“构图”这个概念源自拉丁语中的“Composition”,最初是坊间口耳相传的技术术语,是阿氏真正将“构图”概念引入绘画理论。他充分认识到“构图”在绘画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构图”与透视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绘画是由轮廓、构图和明暗色彩的配置三个部分组成的。“构图”则是指在一个显示其物质三维结构的形式中,不同块面和表面的分布。
围绕“模仿”论而言,阿氏在要求模仿自然的同时,还要求“求相似而又更美”,艺术可以比自然更美。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自然”让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本应低于自然,艺术创作也只是对自然的模仿,力求达到自然逼真的效果。但是,阿氏认为成功表现自然,达到逼真的效果是不够的。艺术家描述的物体和人物应与永恒正确(美)的样式协调,美的样式本身应从自然中获取。质言之,艺术模仿自然,但应终归于“美”。阿氏把艺术的地位提升到了自然之上,与自然相似不再是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可以胜过自然,比自然更美。笔者认为,阿氏观念的创新点在于镜子—自然—美的对象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在他看来,写生画要用镜子加以校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幅好的画反映在镜子里的时候竟然如此充满魅力;一幅画上的缺点在镜子里就显出了它的难看,这也很奇怪。因此,写生画出来的东西要用镜子加以校正。”由此,我们判断写生画,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镜子来评判“写生”形象起伏的效果。而艺术家的“写生”或“绘画”,“必须总是从自然选取要画的东西,并且总是从中选择那种最美的东西”,[3]可见选择描绘对象的方向源于“自然”,对描绘对象本身的要求则是“美的对象”。由于将绘画视为捕捉艺术原型的镜子,所以在《论绘画》和《论雕塑》中都强调了画家和雕塑家的最终目标是再现自然,同时创造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就是学习自然。画家的作用是为任何给定形象的表面画线条、上颜色,简洁真实反映,并重现人在固定的距离和一定的中心光线中所看见的那些形象。
以上阿氏将“模仿自然”作为视觉艺术的目标,实则是为顺应一种人文主义者中流行的趋势,也因此,他在文艺复兴艺术观念中开创了最重要,最有特色观点:把对“模仿自然”的要求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要求,即表现美丽事物的要求(“最美的东西”)结合了起来。阿氏认为,每个艺术家头脑中都存在着“美的概念”,这一“美的概念”与自然密不可分。且更主要的是,不管艺术家最终“美的概念”源自何处,除非他学习周围的物体和人物,否则就无法形成。因此,阿尔伯蒂告诫画家:当你作画时,“你的眼前应该有精致而非凡的模型供你观察模仿”,换句话说:你描绘的是自然,但你要选择的是精致而非凡的例子,这才是美。
瓦萨里(Giorgio Vassri,1511-1574),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其著作《意大利杰出画家与雕塑家的生平》不仅是一部艺术家的传记,同时也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史著作的先驱,此书受到吉贝尔蒂的强烈影响,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真正集中而称得上美术史的著作只能从瓦氏开始。
他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的第一部分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将disegno提出来,“构图(disegno)是两门艺术的基石,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切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灵魂。毫无疑问,构图(disegno)早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就已经完美地存在了”,[4](P.21)给予disegno很高的评价。意大利语中的disegno源自拉丁文“designara”,原意为“素描、描写”。Disegno在英文中被译为“design”,在汉语中译为“设计”,在文艺复兴时期,disegno始终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它既是素描,又是创意和设计,还有创作草图的意思。Disegno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出现在艺术领域,它即标志着古代“艺术”观的解体,又预示着新的“艺术”观的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文艺复兴艺术观念是通过disegno得以实现的。瓦萨里把disegno提升到了“创意”之上,认为所有艺术都由它而生。瓦萨里对disegno的阐述,使得“disegno”这个概念成为了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通过对disegno与idea(理念)之间的关系的阐述,“瓦萨里赋予艺术以某种理论性基础”,[5]这种与“理念”的关联,更不技艺性而富于理性色彩。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瓦萨里侧重于disegno的理性特质,旨在拉开视觉艺术与“机械艺术”之间的距离。此时,disegno已经成为了统一绘画、雕塑和建筑实践活动的一个理论原则。
就“模仿与自然”关系而言,在《名人传》的序言中,瓦氏制订了两条路线:“我们的艺术完全是模仿,首先是模仿自然,其次,由于其自身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所以又是模仿那些被视为最杰出者的大师的作品。”[4]瓦萨里所说的模仿,即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根基所在——“首先是模仿自然”,但不是指照搬自然,而是指依靠“判断力”对自然进行选择和加工。所谓模仿自然,一方面,在于关注事物的外在形式,准确而完整地描摹客观世界。阿尔贝蒂曾经打过一个生动比方,他说画面犹如“一扇开启的窗户”。另一方面,在瓦萨里看来,“模仿自然”并不是对自然的那种“不多不少的”照搬,而是对自然的提炼和加工。他坚信艺术高于自然。这种思想在《名人传》的诸多段落中重复出现,可见,他决不认同艺术家只能最大可能地把自然表现得真实可信这一思想。
要分析瓦氏的艺术观念成因,值得回溯其所处的时代,瓦算得上生逢其时,在他着手写作《名人传》时,万事俱备,各种关于艺术史和艺术再生的观念都可资利用,他所应做的就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与学说。由此,他破天荒第一次将建筑、绘画、雕刻这三门艺术当作一个整体,而非像前辈那样将其孤立起来进行审视。按照瓦萨里的说法,建筑、绘画和雕刻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女儿”,所谓的“父亲”就是“设计”,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层含义:既指“赋予一切创造过程以生气的原理”,又指具体的艺术的基础:素描。瓦氏认为,素描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之父,因为在理性上它有自己的起源——从形形的东西中得到形式或意象的一般概念,二者类似于有着各自限度的大自然的创作,又因为从这种认识里产生着一定的理解和判断,于是在人的脑海里会形成某物,尔后用手将其表达出来的时候,即素描。关于素描的要求,瓦氏提出“逼真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他曾这样评一幅画:“这幅画表现一个青年被押赴刑场,画得你想有多好就有多好,因为你可以他的面容上看到逼真的苍白和恐怖,而逼真是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的。”
以上关于三位大师的分析,实则都涉及到艺术对自然的态度,当瓦萨里谈到对自然的选择时,很容易使人想到阿尔贝蒂,因为二者都站在“艺术模仿自然”这边,且都追求写生的逼真,或逼真的素描。实事上,瓦萨里所说对“自然”的选择,是根据某种与阿尔贝蒂完全不同的准则来进行的。瓦萨里认为,艺术家依靠“判断力”对自然进行选择,这种判断力并不像阿氏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理性的能力;它其实更是一种直觉,类似某种非理性的天赋。与其说它属于理智头脑,不如说它属于直感眼睛。
①透视法:以现实客观的观察方式,在两维的平面上利用线和面趋向会合的视错觉原理刻画三维物体的艺术表现手法。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推崇单焦透视法,使这一构图原则取得了合法性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杨身源,张弘昕.西方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96.
[2]迟轲.西方美术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73.
[3]常又明译.造型艺术美学·第一辑[M].杭州:美术学院出版社,1987.409.
关键词:宗教神话;世俗;宏大壮丽;欢快 人文主义;禁欲主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4-0249-01
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针对在中世纪被宗教所扼杀的古代希腊罗马以人为本的科学文化走向复兴而掀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从拜占庭灭亡时被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光辉形象。人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实际上新兴资产阶级召唤古希腊的亡灵并非是要重建奴隶制文化,而是借用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需要的科学、哲学以及人文主义的艺术;是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外套,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现代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意大利作为古罗马的后代,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得天独厚而无与伦比。
我们先来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背景,意大利位于欧洲和东方之间,印度及东方物品(香料)通过意大利流向欧洲,刺激了它的商业发展。1921年至1906年八次促进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贵族力量的消弱形成了商人阶级。而13世纪发掘出的古希腊雕刻,学习和领会它的手法,是文艺复兴的发端。同时占庭帝国遭侵略,艺术家学者带着书籍、希腊艺术品逃往佛罗伦萨城。这样意大利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美术背景。
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画家及代表作,《基督与受骗女子》洛托比乔尔乔内和提香小几岁,他们是同代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宗教神话题材富有人性特征,色调明朗。这些都是威尼斯画派画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洛托并无例外。这幅画表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的精神对比,女子是美好善良的,而基督则体现光明正大和公正,它是真善美的化身。周围的人群美丑交织、善恶共存。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寄托了他对人像理想美的认识。这幅画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自然生动,她好像在注视着我们,但隐隐的微笑中却似乎透出一丝悲哀。达・芬奇巧妙地平衡了精确与储蓄的关系,使作品韵味无穷。他极为审慎地运用 了“空气透视法”使形体自然、柔和,消除了以往作品的生硬感,创造了朦胧、含蓄、微妙的动人境界,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表现了人性的回归。另外还有他的《最后的晚餐》,这幅在格雷契寺院食堂墙壁上的宏大画面,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无论从构思的完美、情节的紧凑,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表现手法的纯熟上都堪称画家艺术的代表。它也是人类最优秀的绘画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问世而使达芬奇名扬世界。
拉斐尔是意大利杰出的画家,和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西斯庭圣母》是画家拉斐尔33岁时用蛋彩绘制这幅圣母画,用岩洞作圣母子的环境而绘画的。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在雄伟庄丽的大厅里,汇聚着人类智慧的明星,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杰出学者、思想家,古今同堂,自由热烈地进行学术讨论,可谓洋溢着百家争鸣的气氛,凝聚着人类天才智慧的精华。
《哀悼基督》米开朗基罗接受这件雕刻时,正值萨伏纳罗拉被教庭火刑,此事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灵,他决定将自己的怜悯和崇敬注入永恒的石头。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卫》。1508年,他又奉命回到罗马,用了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1513年,教皇陵墓恢复施工,米开朗基罗创作了著名的《摩西》、《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
乔托的《逃亡埃及》充满世俗的人情意味。波提切利的《春》寓含着对现实的惶恐不安。三美神的舞姿似乎是受命起舞,颇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令观赏者不解。《最后的审判》是圣经的传统题材,在教堂里必须装饰有这个主题的画,它是宣扬因果报应的;人死后凡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这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宏大壮丽的图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1.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与高校传统艺术教育专业设置产生矛盾。
文化产业市场的加速发展,对具有艺术专业背景的经营型、管理型等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我国开设的艺术专业课程大多以艺术教育、艺术学为主,既懂艺术又了解艺术市场、懂经营的人才不多,高校设置的学科交叉课程很少。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的匮乏制约了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
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数量较少、层次不高,不能有效促进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大多分布在高等职业院校,对于艺术本科院校而言培养的多为专业、技术性人才,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培养的多为教育、应用型人才。但高校在人才的培养、教育、应用技能等方面离市场的需求、就业单位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而文化市场不仅需要这些人才更需要能够参与到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具备较为全面人文、经管、艺术集于一身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3.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距,复合型人才分布区域不均。
经济、文化发展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无论是从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产业结构等都优于全国其它地区。全国多数著名高等院校也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这些院校在文化产业基地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其他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地方院校要多。上述这些现状和问题反映出现代文化市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型艺术人才的教育摇篮,能否与文化市场紧密对接,树立市场需求导向,决定着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出路,是高校艺术教育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培养多层次复合型人才,高校艺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以文化市场为导向,更好地应对艺术教育蓬勃发展,使高校艺术人才培养能够更好地去适应社会需求,适应更快的经济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高校艺术专业设置要结合现代文化产业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新需求
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现阶段快速发展所需的人才结构模式,艺术复合型人才的素质构成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校应培养各类人才来为社会服务。专业设置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就能充分体现出来。随着文化市场发展所需,新的领域不断出现,高校艺术专业就要不断更新专业,使原来的专业或新开设专业更好适应文化市场的发展。例如:高校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常年进行毕业生就业去向、发展调研,使高校能在正规渠道中获得正确信息,艺术各专业课程有效有序的进行调整,从而促进和满足文化市场各行业的需求。
(二)高校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要适应现代文化产业市场的新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市场既需要专业知识扎实、技能水平过硬,同时又需要掌握多学科知识,具有管理、经济、人文等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大多企业对具有知识结构合理的复合型人才有大量需求。从国家教育部首批的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创办文化产业本科专业开始,这近几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已开设60多个文化产业专业及其相关专业。“各院校相关专业教学资源、学科优势呈现参差不齐,学术支撑和学科设置不尽合理,文化产业专业的所属院系也是五花八门,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史类及传媒类等。学生毕业授予的学位也是管理、文史皆有。这种杂乱无章的学科归属现象反映了当前文化产业专业建设的不成熟性。”由此可以看出高校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统一。文化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作出相关的决策、部署、规划,在适应文化产业人才市场发展趋势带动下,促进我国高校艺术教育事业拓展相关专业,培养相关人才。建立由熟悉艺术教育规律的人员所组成的部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
(三)高校艺术专业教学内容、师资水平等要积极调整、提升从而适应现代文化产业市场发展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艺术教育应坚持与文化产业市场的结合,从市场中吸允养分,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来调整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传统的教授学生艺术技能外,还应加入一些综合性课程如经济管理方面、社会人文环境方面与艺术学科相交叉的专业知识。在师资方面,可以让大学艺术专业教师到相关的行业去挂职锻炼,使艺术与市场相结合,打造出一批有思想、有艺术、有观赏性水平的作品。比如在艺术设计领域,教师带领学生可以去策划、制作、推广,参与到整个产品设计到投放市场全过程,并把在实践中所学到的不同领域知识带到课堂,不同专业方向的院系间也应多交流好的经验;在音乐领域,教师可以参与到不同类型的演出、创作,不断更新演奏(唱)方式和风格,使更多地人欣赏到高水平音乐,普及大众音乐。教师在教学中也可有意识地增加综合类课题,让学生做为课题组成员共同参与到课题实践研究中。
三、结语
[关键词]人文主义 传承性 思辩性
继盛唐之后的又一艺术颠峰――中国宋朝,与欧洲艺术的曙光――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世界艺术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两个时期升华了艺术的本质,并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国宋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
中国宋朝(公元960~1279年),宫廷美术富丽堂皇。士大夫美术高逸典雅,市民美术活泼通俗。以李成、范宽、关仝为代表的“三家山水”;郭熙的经典艺术理论著作《林泉高致集》李公麟、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等,使宋朝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著名史学家陈寅格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中国的传统艺术,在宋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早发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思想体系,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艺术领域中,卓越的“文艺复兴美术三杰”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拉斐尔(1483~1520)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使后世艺术家叹为观止。这一期间意大利的艺术领域人才辈出,如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塑家多纳太罗、艺术大师乔托、波提切利、提香等。此外,绘画理论的总结与画技的精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领域的一次突破性变革,而且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改变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
中国宋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令人瞩目,然而作为指导艺术行为的艺术观,两地却截然不同。中国的“传承艺术观”,意大利(以下简称西方)的“思辩艺术观”,不仅是成就之本,更是中西艺术的差异之源。
二、艺术观传承性与思辩性的比较
1、产生的背景
中国儒家思想的“仁、义、礼、信、中庸、德、道”等观念几乎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在意识上对人们的影响长达几千年,受其影响,人们信奉经验,崇拜长者,将传授与继承作为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这种技艺与观念的传承性不仅存在于艺术领域,甚至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西方国家受基督教的影响十分深刻,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教义使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加注重个体的主动性。在生活中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因此也导致了西方艺术观带有思辩性的特征。
2、传承性与思辩性在艺术观上的差异
由于指导艺术发展的观念不同,中国和西方艺术在服务对象、发展方式、风格定位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更深刻地诠释了中西艺术的本质。
(1)服务对象的差异
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宗教和政治为题材的作品很多,统治阶级利用这一点,使艺术以宣传教育的形式为巩固其政权服务,并且代代相传。到了宋朝,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狂热地追求艺术,该时期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的历史之最。无可否认地说。统治阶级的支持和艺术技法的传承,是宋代艺术之大成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宋代艺术怎样丰富精彩,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前提没有变,封建性的本质更没有变。
经历1000多年的封建教会势力统治,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先进的思想意识唤醒人们的思辩精神,使大家勇于批判中世纪的思想观念,从而逐渐确立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文艺复兴的爆发是一场彻底的思想领域革命,此时,艺术从本质上已不在只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是成为一种反映人自身价值的表现形式。
(2)发展方式的差异
具有传承性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常带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中国艺术作品较为重视技法与形式,情感与意境,例如国画中的山水情趣,留白处理等。在传承观的推动下,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以积累的运作方式,不断充实、完善、发展。
西方具有思辩性的艺术,总是在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发展。例如,中世纪时期的美术带有强烈的神学与宗教色彩,禁锢人们的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按照人体比例和透视学原理辅助绘画,尽管还是宗教题材,但这种画法产生的效果真实生动,从而有意识地把神人性化,拉近了人与神的精神距离,提高了人的地位。这种融合科学与艺术的艺术形式。具有通俗的视觉语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回击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思辩性观念使西方人的艺术理念不断推陈出新。
(3)风格定位的差异
在传承性艺术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艺术总体上呈单向性发展。虽然不同朝代的艺术观念有所差异,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传统艺术的理论基础和阶级本质。可以说传承性的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定位是明确而稳定的。
西方艺术受思辩性观念的影响。不断在艺术本质问题上产生激烈的辩论,艺术流派斗争纷繁复杂。自文艺复兴之后,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流派相继出现,虽然每种流派都能自成体系,但无一可以在艺术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思辩性的西方艺术,在风格定位方面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多变性。
总揽世界美术史,可以发现传承艺术观具有很强的钻研性。思辩艺术观具备高度的创新性,这两种艺术观揭示了人类艺术发展的本质。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数字;文化差异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中国出版以后,国内掀起了研究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热潮,特别是他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更是激起了语言学界内部激烈的讨论。各种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或者出版来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的真正含义,褒贬不一,但都有各家之言。本文试将普通语言的任意性和个别语言的约定性及传统性统一起来,结合索绪尔在他的论述中多次谈到约定俗成、集体习惯和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对中西方关于数字的文化差异来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联结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他还指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比如‘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ǒ-f,另一边却是o-k-s。”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就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对于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之间彼此划清界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所谓“先于语言的思想”,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因此只有当它在具体的语言中以“所指”的身份与“能指”相结合的时候,才从浑然之物变成界限相对清晰的概念。而在不同的语言里“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时候,都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确切的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非一般的指“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结合,而是不同的民族语言运用不同的能指划分出不同的所指。换言之,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实质上是要突出自然语言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地方,要突出语义的民族性。
二、数字文化中所体现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数字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词类之一,而数字也是一种语言,他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不同的数字也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内涵,而有的事物也可以用特定的数字加以指代说明。从这些数字词语的特征和文化差异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折射的各种文化的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心理特点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词语使用的范围、方式与含义各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尤其具有神秘色彩。我们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数字词语进行对比,不仅可以发现他们背后的民族文化差异,我们还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这些差异归结为语言符号最初的任意性特点上。也就是说,数字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理据性的,它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含义是在不同民族的的发展当中由当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逐渐赋予的特有的含义。从这一点上讲,数字的文化含义和其他的语言符号一样是具有任意性的。
数字本无好坏、褒贬吉凶意义之分。但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当中,人们却寄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色彩。在中西方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人们讲究对称,注重成双,喜好吉祥,总是小心刻意避讳因语言似同或构字相关而引起的不详意义的联想。比如数字“4”因其谐音“死”而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数字。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或者车牌号时,都不愿意有“4”。然而西方有的民族却对“four”极为崇拜,认为“four”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则认为“four”代表福音传教士,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英语中“the four corners”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the four corners of the death”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再比如数字“13”,对西方人来讲象征着“倒霉,灾难”。据说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用十指加上两只脚也只能数到12,凡是超过12的数目就感觉神秘莫测。后来他们发现12可以均匀的被分成两份、三份或四份,而13却无法均匀分开。因此他们就认为13是很不吉利的数字。另外在圣经中,亚当让夏娃吃禁果是在13日星期五,耶稣和弟子共进最后的晚餐时犹大坐在第13个位置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也是13日,古代通往断头台的台阶也是13级,给侩子手的赏钱也是13个银币,所以数字“13”就成了禁忌数字。西方人避讳这一数字的场合很多,如他们就餐时一桌从不坐13个人,不上13道菜;门牌、楼层、火车、飞机等均无编号13;医院也不设13病房和病床;13号也是很多西方人所憎恶的日子,就好似中国的“黑煞日,诸事不宜”一样。而“13”对中国人来说却没有如此多的忌讳,相反可以引发人们好的联想,如两千年来主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经典俗称“十三经”;明代帝陵称为“十三陵”;清代有京腔“十三绝”。数字的禁忌虽然带有某种迷信的色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隐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也是应当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汉英数字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和使用无不反映着民族文化内部所隐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溶于自然中去认识自然。对自然的认识显得丰富而亲切,并且因感受方式、认知方式的直观,在语言中体现出只求“意合”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大大摆脱了语言的束缚,使语言表达具有很深的内涵思想。因而汉语数字的表现方法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西方人讲究个体独立,认为人要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所以他们重形式、重分析、重理性抽象,而数字符号则成为他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他们在运用数字时力求精确严谨,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形合”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对数字词语联想意义的发挥。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性质,双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了汉英数字代表的思想内涵、感彩和修辞效果等的不同。
三、小结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是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数字的文化含义也是同样如此。“一个是使选择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另一个是使选择成为固定的时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对数字语言文化的研究,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能从中发现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更多的内涵和文化寓意,从而更好地认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威尼斯乐派;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音乐;世俗音乐;歌剧
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深刻的和一场文化思想变革,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人文主义是这场变革的指导思想,文艺复兴的先进思想家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他们颂扬现实的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
人文主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新时代的精神带动下,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音乐领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音乐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古老且无处不在的一种方式,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多地与人和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西方文艺复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不单是一个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思想飞跃的时期,更是各种事物发展转换的一个平台。作为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之一,音乐同样沿着这样整体的轨迹前行着。在此时期,音乐艺术逐渐世俗化、大众化,并相互融合。
16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威尼斯乐派开创了“复合唱”风格的经文歌,并将这种风格延伸到了器乐领域,促进了协奏曲风格的发展,将世俗音乐的发展推向了,并引领了歌剧的发展。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把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艺术推向了高峰,使威尼斯成为文艺复兴后期音乐文化的中心。
一、威尼斯乐派的宗教音乐
(一)“复合唱”经文歌的继承与发扬
“复合唱”的风格是圣马可大教堂特有的宗教音乐形式,它是分开的合唱队交替演唱的。据资料记载,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特别是在教会仪式中将唱诗班分成两组进行交替式演唱的传统在公元1世纪就已出现。维拉尔特担任圣·马可教堂乐长后,继承了法国弗兰德斯的复调传统,而且将其与主调和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更加有效地挖掘了复合唱风格所能带来的影响上的效果,开创了唱诗班分开演唱的复合唱风格。分开的两组合唱队分立教堂两侧长廊,时而交替,时而相合,形成威尼斯乐派特有的“复合唱”或称“双重合唱”的风格。
维拉尔特为圣马可教堂写过的一首双合唱团的诗篇合唱,让两个唱诗班在教堂的两边廊厅相对而唱,这是音乐史上交替合唱的一座里程碑,维拉尔特的弥撒被称作当时模仿弥撒中最优秀的作品。之后,乔瓦尼·加布里埃里的复合唱经文歌使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的大型复合唱经文歌大多为特定的节日庆典而创作,复合唱的规模,音响的对比和音色组合的丰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宏大与辉煌的程度。歌词内容不再受严格的基督教义的限制,更加灵活多变,大部分歌词内容简单,所表达的情感直接,赞颂式的歌词更提现了威尼斯人民乐于用更加外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对上帝的祈祷,迎合了威尼斯庆典的隆重氛围。
(二)器乐音乐的丰富和创新
威尼斯乐派出现了许多出色的管风琴家他们致力于器乐音乐创作,创造性地利用管风琴、琉特琴等乐器演奏技术,发明了利切卡尔、托卡塔等体裁,并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琉特琴曲集。
乔瓦尼·加布里埃里将复合唱多团组的风格引入到了器乐合奏当中,并将已经孕育成熟的器乐法应用于合奏坎佐纳和奏鸣曲的创作中,为巴洛克早期的器乐发展指出了方向。早期著名的《弱声强声奏鸣曲》这首器乐合奏曲其实是一个供乐器演奏的复合唱经文歌,在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历史上出版的器乐合奏曲中第一个标明每一声部所用的乐器的作品。另外,在《弱声强声奏鸣曲中》乔万尼·加布里埃利还首次引入了强、弱力度记号,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他创作的《神圣交响曲》第一卷中巴洛克协唱(奏)风格的主要原则已经初步确立,即人声与乐器结合在一起,乐器部分不再仅仅是简单地重叠人声,而是有时也承担独立的角色,声乐与器乐两者之间处于既相互对比,又彼此协调的关系当中。
这一时期的威尼斯乐派继承了“复合唱”经文歌的表现方式,开创了特有的 “双重合唱”风格,并将复合唱曲技巧移植到了器乐重奏上,从而为近现代配器法奠定了基础。他们谱写宏伟壮丽的教堂音乐, 真挚的情感,迷人的音色, 使每个听众都深感亲切,音乐的表现更加注重人的自我情感表达和体验,不再脱离人民的生活,是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民感情的真实反映,它的影响力遍及到了整个意大利。
二、威尼斯乐派的世俗音乐
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重要的世俗音乐体裁,是以较高水准的诗歌为词谱写的复调歌曲。随着牧歌的发展,意大利涌现出大批的牧歌音乐作曲家,作曲家们对牧歌的创作手法、风格各不相同。其中,意大利牧歌以威尼斯为发展中心,音乐多以五声部居多,罗勒是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牧歌作曲家,他注重歌词的表达,既采用主调的风格,又大量运用复调的手法,还大胆探索和声。蒙特威尔第对牧歌进行各种实验性手法的探索,半音化的音阶、宣叙性的音调、色彩的对比等被大量运用,他的牧歌大胆地突破传统,创作的牧歌被称为“现代牧歌”。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既是宗教音乐作曲家,又热衷于意大利牧歌的创作,罗勒和蒙特威尔第曾任圣马可大教堂的乐正,同时把意大利牧歌发展到了顶峰。
罗勒继维拉尔特后任圣马可大教堂乐正,被看作是第二实践的先驱,它确立了模仿复调为写作5部牧歌的规范,和声的变化有清新的色彩性,半音变化,重视复调性织体或复调与主调相结合的织体手法,例如:《从那美丽的东方》表现了青年所爱的姑娘复杂的情感——焦虑,忧伤,胆怯,激情,具有戏剧性,融合了复调与主调的音乐,表达了主人公对美好情景和情感的愉悦诉说,第30~35小节的音乐就是一个所谓“词语描绘”的范例,极富艺术趣味。这六小节的歌词大意是:“你走吧,你让我一人在此!别了!”这一诗行的语词只用了6小节的音乐,罗勒的写作却十分精致,30~32小节,当姑娘呼唤“你走吧”,作曲家用了“破碎的”模仿来强化这一情感的焦虑。1548年罗勒为短歌《美丽的圣母颂玛利亚配曲》,写成了八首牧歌,开创了类似套曲的创作风格。
蒙特威尔第是意大利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1613年他任圣马可大教堂乐长一职,在供职期间,创作出版了两部大型世俗音乐集,其包括《仙女的悲歌》、《坦克雷迪与克洛迪亚》等作品。《仙女的悲歌》是他晚期优秀的作品,这是一首女高音歌曲,蒙特威尔第创作了一个充满悲彩的旋律,他为了表现这种“痛苦的折磨”,运用一种紧张的音乐技巧来表现,即下行级进的固定音高。旋律的下行往往伴随痛苦的积聚,这个音型就像是少女的叹息与哀怨,就是这个音形无休止地重复,象征着少女不断重复着孤独与痛苦的叹息。
蒙特威尔第的牧歌创作跨越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两个时代,全面地反映了欧洲音乐风格从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渡时期的变化趋势。他的牧歌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的禁欲主义,鼓励人们积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理性思维。
三、威尼斯乐派的歌剧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艺术在各个领域发展的结果。歌剧艺术不仅具有本身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思想的先进性和世俗性。文艺复兴运动赐予了歌剧产生所需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它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动向,歌剧所包含的每一个成分都受到这个时代的深刻影响,不管是从思想到表现,还是从精神到肉体,全都渗透了那个时代的特色。1637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座歌剧院——神卡西亚诺剧院,后来又相继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歌剧院,吸引着众多的音乐大师来到这里。此时的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歌剧的中心,而歌剧在威尼斯公众的心里深受喜爱,欣赏歌剧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上有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蒙特威尔第作为威尼斯乐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创作了大量歌剧,其中《奥菲欧》是第一部真正的歌剧,他认为歌剧的音乐要表达人类深刻的情感,并且要符合歌词意义。他运用了相当近代化的管弦乐队为戏剧配乐,用不谐和音烘托气氛表现矛盾,在歌剧中,独唱(宣叙调、咏叹调)、重唱、管弦队和舞蹈综合在一起表达剧情。《波佩雅的加冕》是蒙特威尔第为历史歌剧树立的一个最早的样板。在剧中, 第一次表现了真实的人类,他们感情和举动都很容易让观众理解,全剧的基调就落在爱的力量最高这一主题上。蒙特威尔第对人物刻画栩栩如生, 音乐与戏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平衡, 在表达人类感情方面取得的成功标志着现代歌剧的诞生。在歌剧的启蒙时代,蒙特威尔第把歌剧推向了第一个高峰,被誉为“近代歌剧之父”。
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创意产业实践
如何快速响应发展迅速、渐成规模的创意产业对创意人才的迫切需求,尽快向创意领域培养输送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创意人才,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而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必须紧密依托创意产业实践,理由如下:首先,创意产业本身尚处于发生、发展阶段,定律未成,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规格理所当然应当结合产业实践来研制,比较传统产业的人才培养,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与产业的结合显得更为迫切;其次,创业产业依托的学科背景复合交叉,而作为培养创意产业人才的教育者大都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学科视界专门、单一,教育者自身必须在创意产业的实践中拓展视界、重塑自我;再则,创意产业自开始就呈现全球化、国际化态势,其人才规格当然也不例外,国际化的创意人才规格离不开国际化的市场导向,只有紧紧跟随国际前沿的创意产业发展步伐,培养的创意人才才有可能介入引领产业发展的头阵,创意人才的规格形成才有可能在产业发展中大浪淘沙,积淀精髓,趋于规律。
文化底蕴、越界思维、创新能力可以说是创意人才的立身之本,也是复合型艺术人才的必备素养。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了对创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的逐步旺盛,这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因此文化成为创意产业生存必不可少的土壤;“越界”是指突破原有事物质的范围,发展生成新的事物,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创意是经济主体通过创造性思维而获得的,对某种潜在获利机会的原创性识别和认知,创意的产生必须充分调动蕴藏在其成员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使其能动地创造新知识来应对变化的世界,创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和遴选,才能最终产生适合市场化经营的行之有效、切合实际的创意产品。
文化底蕴、越界思维、创新能力这三条看似简单,却显然无法在单一的学科背景知识框架内习得,也难以通过传统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来获得。创意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召唤规定或指引着创意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性研究方向,反过来复合型艺术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创意产业的实践指导。
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的策略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建设。把以艺术学为核心的包括传播学、文艺学、戏剧学、电影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建筑学、语言学、通信与信息系统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形成文理工乃至其他学科内容有机渗透结合的艺术学科建设特色体系。重点研究传统艺术学学科内容之于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艺术学科的基础支撑性,思考传统艺术学学科内容与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内容的关联节点。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无论在知识架构方面还是在实践技能方面必须注重学科层面上的交融渗透。如动画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学科建设上可把重点放在如何将文学、影视、美术、运动学、数字艺术设计、计算机应用、营销等学科内容有机渗入动画学科的核心区,使学生在动画学科的核心区域积极主动接受到以上学科内容的科学辐射。
第二,要不断深化艺术类专业的内涵建设。把跨学科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作为专业建设的切入点及主要内容。专业负责人对复合型艺术人才的培养应当做到认识清晰、目标明确、措施科学。
第三,要建立以艺术学为核心,多学科交叉的创意产业研发中心,依托创意项目锻造学科队伍,使每个教师练就扎实的服务社会的专业技能,用产学研成果反哺学科建设。也可以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在产学研结合实践中,根据市场需求塑造人才。政府对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不成熟、产业链不完备的风险性可以说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一般地级市都会在相应的经济开发园区建立创意产业“孵化器”,辅佐新技术、新发现和原创思想实现生产力转化。高校应充利用政府创意产业孵化机制,为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所用,用“政企校联动,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型运营模式进行人才培养实践,以项目带动培训,以培训推进项目,以复合型特色人才承揽优质项目;应当充分借助政府已经建立的平台资源,积极主动介入创意产业实践,活跃于日益成长壮大的创意产业舞台,惟其如此,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才能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