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5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风险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就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情况来讲
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来讲，其两大主线业务分别为贷款和投资。这两大主线业务都需要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的项目的信用等级进行准确的评定。不过信息拥有不对称的特性，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项目所作出的判断经常出现不准确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款人以及投资对象的信用等级。所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进行交易的客户没有能力履行约定的风险，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如果其不能对有问题的金融财产进行及时准确的区分等，都将会对金融机构的持续平稳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金融的操作风险
也是目前我国众多金融风险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根据金融界著名的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的核心理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运行所用的信息技术系统出现失效等情况或者是受到灾害性实践的影响，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第二种来源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控制以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出现问题，造成相关制度的失效，金融机构对一些不良事件的发展不能及时进行应对从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对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起不到作用所引起的操作风险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也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一个共有性问题。通过对我国最近一年到两年的金融机构发生的事故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行业出现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所导致的：第一，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腐败造成的；第二，造成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所造成的；第三，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诈骗等违法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我国金融行业别是一些商业银行经常出现一些事故，这与金融机构实行内部的监管模式发展完善、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借贷等业务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的较为隐蔽的案件集中的被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不管是何种原因引发的案情，都说明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中存在着非常高的操作风险，这在极大程度上违背了我国构建现代金融企业的战略规划，频繁出现操作风险，在使金融机构受到较大的资金损失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在海内外的声誉。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行业
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就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组成情况来讲，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证券、期货市场；二是各银行之间的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三是同行业的拆借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各机构之间都在快速开展金融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但是也给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大多都是因为多年的积累造成的，这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造成我国金融行业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二是我国的金融体制设置不合理，相应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三是我国的金融法律缺失等。如果从金融法律的角度分析，金融法律从其发挥作用的情况来看主要起到工具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协调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易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各方当事人能准确地计量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因此，金融法律的完善与否在本质上影响着金融交易中的产权保护力度，也就直接影响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与金融运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日渐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需要。
3我国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
目前，中间业务是各商业银行机构极为重视的业务，也是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中间业务是指银行通过为客户办理支付结算，以及其他委托事项从中收取手续费的各项业务，包括票据承兑、开出信用证、代客外汇交易、代客理财、汇兑等业务。由于无法对日新越异的银行中间业务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业内逐渐出现了一种无奈：律师服务未能在中间业务领域发挥应有的保驾护航作用，银行开始从风险经营型企业，演变成风险厌恶型企业，其中律师服务缺位成为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传统存贷款尚有固定的法律服务模式可循，更多的中间业务和金融创新业务，正在成为没有法律服务规范可循、具有巨大需要的领域。进入银行中间业务领域，需要重新定位银行相关部门的职能，与律师服务协同发挥防范控制和化解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由于银行中间业务法律规定很少，限制相对宽泛。律师应当积极建议银行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风险控制机制，以专业知识对合同性文件进行法律审查。让律师服务提前介入中间业务产品设计和交易，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客观、公正、合理地安排中间业务法律框架，开展法律专题调研，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预防，建立法律风险评价制度，研究总结法律咨询疑难问题，逐步形成中间业务法律指引。对中间业务合同及文件进行法律审查，商业银行总行或分行对多数传统业务已经制定了规范缜密的制式合同，但在中间业务方面，由于种类繁多、产品差异较大，客户需求差异化，出于业务竞争的需要，需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较多业务没有制定制式合同，在此情况下银行相关部门与律师在开展中间业务过程中，应当根据客户实际需求拟订合同。目前，中间业务立法仍有不少空白，对联系广、影响大的业务侧重于监管限制，忽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规范。基于上述实际，律师可以通过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使用、管理，进行合同履行及跟踪监督，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发挥合同文本的事前防范功能，进而增强中间业务可预期性和确定性，规范银行和客户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防范减少纠纷。
2.开展有效性审查———控制消费贷款法律风险
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即银行的零售业务)业务领域，蕴含着律师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广阔空间。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例，律师介入银行按揭业务，运用法律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商、购房者的主体资格和文件进行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审查，通过服务银行、开发商和购房者三方，既能有效地防止虚假现象出现，尽可能控制信贷资金出现呆账、坏账；又能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有效、及时地回收起到保障作用。通过对三方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从而保障消费贷款的安全、便捷、合法、规范。具体来说律师的法律服务应包括：协助银行对房产开发商及楼盘开展调查确认，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银行做好对购房者的调查核实，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银行、开发商、借款人三方拟订个人住房按揭法律事务所需一切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并对三方签订的协议、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提供律师见证。协助各方办理按揭贷款房屋的各项登记备案。根据借款人的还款日期，及时提醒借款人履行合同按时还款，对借款人迟延还款的，发出催款函督促购房者按时归还本息，发现购房者无力归还本息，尽早采取措施，要求开发商履行回购义务，或拍卖所抵押房产。
3.运用法律文书工具———优化律师服务
银行对开发贷款项目、技改贷款项目的项目评估是贷款前的必经程序，项目评估报告是商业银行审贷会决定是否贷款的重要决策依据。项目评估报告通常包括：借款人评价、项目建设条件评价、市场评估、投资估算和筹资评估、偿债能力评估、贷款风险评价等内容。其中对于借款人资信状况，经过律师调查可以出具法律意见书；对于项目建设条件评价当中的项目合法性审查，也可以通过律师调查、审查后出具法律文书。对于贷款风险评价当中的担保风险分析，律师可以对借款人拟提供抵押的抵押物合法性进行审查。对该抵押物权属调查之后出具法律意见书。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中的律师法律服务，主要是由律师对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到房地产抵押登记部门进行调查，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另外律师还应该参与对借款人的资信调查，介入对借款人借款投入的项目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对借款投入项目的联建合同的审查、联建方的资信调查等等。
4.提高律师综合素质———胜任法律服务
要求随着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品种和新经营体制次第推出，经营理念与业务范围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前所未有，要求律师不仅精通法律还要掌握金融业务知识，不仅精通本土金融法律事务运作，还要掌握国际市场金融法律事务运作方法。从国有的现状看，我国商业银行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投资银行业务等方面缺乏人才，商业银行为弥补缺陷，除了引进人才之外，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选择就是引进高端法律人士。从律师业务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来看，就是商业银行尝试成立类似国外银行的法务部门，实现法律事务自行处理。我国沿海地区外资银行已经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参与其间律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专业素质方面。律师从业人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养，选择更高的定位，直接为银行提供法律专业服务。
5.从规范贷款程序入手———开展法制业务培训
鉴于人民法院受理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民事诉讼案件逐年增加，执行难度逐步加大不断蔓延的趋势。律师服务需要以《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为教材，针对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验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开展银行信贷法律事务全程培训：贷前阶段培训重点放在掌握借款人的借款条件、借款用途、还款来源、担保人及抵押物状况、变现能力的调查方法。学会收集真实有效的客户资料。贷中阶段培训重点放在学习分析借款人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信用状况，考察担保人的担保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变化。贷款需求量的测算，适当授信额度确定的计算方式。贷款发放合规性考核标准掌握，法律合同的签订标准，抵押物登记的程序确认。贷后阶段培训重点放在加强贷后管理要领掌握，走访客户、现场检查的必备要素，贷后检查报告格式文本，发现问题的上报程序，进行风险预警的项目库进入等等。在培训的基础上，协助银行开展信贷合规法律审查，把防范银行信贷风险落到实处。
6.根据商业银行需求———丰富法律服务内涵与形式
开展法律风险管理工作，既是法治烟草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日益复杂的要求，作为法律风险管理的有效载体，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能够以主动管理和预防管理的方式加强法律风险控制，不断提升北京烟草管理水平和信誉，实现效益最大化，更好的促进北京烟草平稳健康发展。
二、法律风险管理流程
法律风险管理流程包括法律风险识别、法律风险评价和法律风险应对三个流程。
(一)法律风险识别
开展法律风险识别前要明确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即对法律风险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予以确定。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分为外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和内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是开展法律风险识别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主要根据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识别: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法律风险源、法律风险发生后承担的责任、不同的法律领域等方面。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角度或不同角度的组合，开展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构建工作。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大多根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设置，一般采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与不同的法律领域(如合同、招投标、劳动用工等)相结合进行法律风险识别。按照相应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可以采用表格、座谈等方法来进行法律风险识别，确定分类、编码、命名规则，并列明风险描述、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法律后果、应对措施等信息，最终形成法律风险清单。
(二)法律风险评估
法律风险评估是指在对法律风险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后，按照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等因素对法律风险进行不同维度的排序，根据管理需要对法律风险进行分级。法律风险分析要采用构建法律风险评价模型、相关领域专家建议和企业经验来综合评定，要注意与企业内外部相关人员的沟通，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类意见的局限性。法律风险可能性分析一般包括外部监管执行力度、内控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相关人员法律素质、利益相关者的情况、相关工作的频次等内容。
(三)法律风险应对
法律风险应对是指企业依据法律风险的具体性质和企业对法律风险的承担能力对法律风险实施控制的行为。法律风险应对包括选择应对策略、制定实施应对方案、监督和检查三个环节。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包括规避、控制、转移风险、接受风险等。企业的选择一般为规避、控制风险，或者选择不同策略的组合。制定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方案。制定应对方案前一般应该对应对现状进行评估，找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为制定法律风险应对方案提供指导。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一般应包括确定应对措施、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措施的机构、人员安排、时间安排、资源需求和配置方案、报告和监督检查的要求、责任奖惩等内容。应对措施是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种类型:资源配置类、制度流程类、标准指引类、技术手段类、信息类、活动类、培训类等类型。应对措施可以采取单一类型，也可以采取组合形式。对重大风险的应对一般采用组合形式，且采用的类型数量会比较多，以便能起到更好的应对效果。对制定完成的法律风险应对方案责任部门和人员应按照方案认真执行。监督和检查。企业要及时发现内外部法律风险环境的变化，及时监督和检查法律风险管理的运行状况，做好风险管理绩效评估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形成闭环管理。
三、建设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一)目标和原则
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全面评估法律风险，理顺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风险控制能力，建成一套科学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科学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实现北京烟草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要坚持服务中心原则，与行业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各项活动、各个环节有机融合，妥善解决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要坚持全员参与原则，明确职责与责任，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员工参与法律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长效机制;要坚持重点管理原则，重点管理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大法律风险，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法律风险管理要结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北京烟草整体管理水平相适应，注重实际效果，稳步推进;坚持持续改进原则，根据行业内外部法律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实现法律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二)加强组织领导
要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规划实施，形成各级领导层层抓、法规部门牵头管、各部门和全体员工齐参与的格局和氛围;要明确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法规部门的牵头作用，负责沟通协调和指导推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认真落实员工岗位法律风险管理责任，在日常业务中全面落实法律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要建立奖惩考核制度，明确责任追究;要充分发挥外聘人员在法律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法律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队伍建设水平。
(三)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和程序的制度化、体系化。要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借鉴法律风险评估的结果，不断修改完善有法律风险的管理制度;强化法律风险控制流程，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设置管理措施，使各岗位人员明确其相关的法律风险点和控制措施，实现法律风险管理的流程化;对存在法律风险控制盲点的业务或环节要及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填补管理空白。
(四)理顺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认真做好法律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等具体工作。要不断健全完善沟通和报告流程，在各个层级保持有效的内外部信息沟通，提高沟通的效果和管理效率。要不断健全完善重大法律风险应急管理流程，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明确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法律风险预警信息，明确应急处理的机构、流程、应急资源等内容，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评审流程，建立定期综合报告和重大事项特殊报告规定，及时开展法律风险管理评估，不断提升管理体系运行水平。
(五)建设法律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全面法律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风险管理应当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能够促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逐步推进，保障法律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建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领导层对法律风险管理工作的态度和管理理念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采用多种方式对职工开展风险管理意识、理念、技能和具体流程的培训，树立全员责任的理念，使法律风险管理的意识能够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要培养行业法律风险管理的专门人才，不断提升法规部门和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为企业的各项活动提供法律支持;要加强一般的普法宣传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将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与各项业务活动有机融合，力争使全体员工做到积极学法、谨慎守法、熟练用法。
(六)开发法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产物，近年来在缓解我区“三农”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现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欠缺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地位存在的短板使得其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如何化解法律风险，从而使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持久、健康的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所在。
一、小额信贷公司的法律特征及要件分析
《指导意见》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是：“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作为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符合有关《公司法》等法律的要求。其次，作为特殊的从事贷款发放业务的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又要符合对从事金融服务企业的法律要求。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
ÏwS4?©>ö=2YÕk:@Ã就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来看，都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主要是便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及公司治理角度进行更为透明的管理，以防控风险。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及其出资能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公司法人以其独立的财产权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为有效地合法经营，达到其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再有，以公司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也为小额贷款公司在退出市场机制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保障其退出机制的顺利运行。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制度
《指导意见》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
就资金的来源，《指导意见》规定了三种情况：其一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其二为捐赠资金，其三为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同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特征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其客户发放贷款，但在经营过程中却是“只贷不存”，即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象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吸收存款；其次可以向客户提供关于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为防止贷款风险，《指导意见》中要求，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 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制
从外部监管角度而言，政府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如何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切实担负起监管的职责，对公司经营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必须要在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的前提下才可进行。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如何设立及如何运作现有的法律文件中也就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范。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困境
从《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具有一般公司的性质，但是基于从事金融业务的特点，小额贷款公司又有其特殊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目的是服务三农，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以抵押担保为主，资金的基本用途是发展农村经 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不仅拓宽了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金融业务的不足，符合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从而扶助三农，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还发挥了草根金融的优势，吸取民间限制资金，弥补金融体系的灰色地带，同时限制了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非法借贷渠道的发展，更好的规范农村资金。然而受法律、政策及金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也面临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就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公司从事金融服务缺乏高阶位法律制度依据
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非金融机构，不属于《商业银行法》的调整对象，但由于从事的是金融业务，《公司法》也不能完全监管，这就导致了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指导意见》，各省政府随之也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但由于《指导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各省政府制定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属于地方规章，法律位阶过低，且相关规定的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另外，《指导意见》规定的内容过于宏观，各省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省份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暂行规定等，但全国没有统一可行的法律来制约，容易造成制度规定混乱的局面。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定位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既有银行的特点，又有公司的特点，同时还有民间金融的特点，但又与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同之处，身份定位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是公司，是非金融机构。它不能像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享受中央财政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也不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但与一般的公司相比，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却是金融业务，并且在注册资本的数额要求上又远远高于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这就使小额贷款公司处在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尴尬境地，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与民间金融相比，民间金融都是以个人信用作为基础是没有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法律只是禁止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其利率只要不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 倍即可，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却比民间金融的规定要严格的多。如《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的上限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 倍，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 倍。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后续资金短缺
《指导意见》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并明确规定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捐赠资金和不超过净资产50%范围内的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批发资金这三个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可以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非法集资等造成的金融动荡，但这种“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给小额贷款公司的再融资带来阻碍，同时也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四）小额贷款业务风险很难控制
这是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所在。从我区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实践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来看，主要是不能有效的判别贷款客户的资信。很多案例都是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后，小额贷款公司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后，客户有失信甚至躲账的情形，有的客户甚至下落不明，从而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
1．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没有进入金融业系统查询客户资信度的权限，不能有效识别客户的多头申贷等不良现象，这就大大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
2．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等弱势群体，他们大都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但是这种种养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很容易形成自然风险。
3．因为对农产品需求和农户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严重的市场风险。
4．部分农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对农民的扶助，在这样的公司借钱，按时还钱的责任相对减弱，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五）小额贷款公司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日益突显，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是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应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但没有具体明确哪一个监管主体。目前，各地的监管部门不一，一般是由省金融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监部门以及各区市和县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共同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体制不健全的多头监管带来责任不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如果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就会出现多部门互相争权造成监管的无序，或者是多部门互相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的盲区，从而导致监管的虚拟化。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建议
（一）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法规。虽然相关部门对小额贷款了《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但这些政策规定的法律地位低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过低，再加上各省的落实情况也存在差异，对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约束力，容易造成制度上的混乱，而且都是以粗线条、原则性的规定为主，这些都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需要制定更高位阶的《小额贷款法》来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监管等一系列的问题，维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权益，确保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法律法规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由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不明确，导致公司发展的小规模性和监管的缺位或重叠，所以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笔者认为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原因有二：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这个特点有利于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监管程度也可以低于金融机构，这样不仅有利于融资，而且可以缓解金融监管的压力；二是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服务三农，目前农村已经有了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社等商业性质的银行，如果再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这种商业银行，必定使贴近农村、运营成本低等优势消失，造成偏离服务三农的初衷，所以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
（三）多方拓宽融资渠道
“只贷不存”是小额贷款公司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就是这种依靠一条腿走路的方式导致小额贷款公司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难题。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靠资本金运营的，从商业角度分析它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公司，投资人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资本金成本太高，回报则仅是利息，导致不可能成为真正盈利的商业模式，从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以应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可以适当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增加出资额度，或者增加股东的人数等吸引新的资本参与进来；二是可以放宽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限制，提高向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比例；三是地方政府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加大资金、税收等扶持力度，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后劲。
（四）多措并举加强风险管理
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壮大可持续发展，必须先解决贷款风险的问题，降低呆账坏账的比例。首先，要有规范严格的业务流程，岗位之间要严格控制、互相制约，制定统一的农户资信度标准，加强与银行业的业务合作，减少操作风险。其次，在贷款前必须重点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同时结合贷款人的经济经营状况决定贷款的数额，在贷款后还要随时观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保证所借款项的安全运作。
（五）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4条第4款规定：“本条所称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据此可知，所谓票据伪造是指无权限人为了行使票据权利，假冒他人名义或者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最常用的分类是将票据伪造分为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下面分析风险承担问题时就将以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分别展开。
二、两大法系下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
由于伪造的票据并不是被伪造人的真实签章，因此通常情况下被伪造人绝对免责，而此时持票人或者承兑人如果发现了票据伪造的事实，该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如果持票人可以追索到伪造人，显然可以要求伪造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伪造人在取得不法利益后往往会携款潜逃或者已经将不法利益挥霍殆尽无法归还他人所受损失，因此此种情况下产生了由谁承担风险的问题。
下面就将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规定具体对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两种情况下的风险责任承担进行分析。
(一)出票伪造的风险分担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原则非常相近，都主张由持票人或付款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人负担风险责任。
1.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的时点主要在出票伪造的票据未获承兑或付款之时。根据各国票据法的规定，当票据在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了出票伪造事实，则可以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因为出票伪造的票据是无效票据，付款人自无付款之责。在无法查找伪造人或伪造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由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2.付款人承担风险责任
由付款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于票据已经付款的情形。对于出票伪造的票据，持票人如果提示付款的，付款人虽进行了审查但是未发现伪造的事实而善意地付款给持票人，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不得要求被付款人偿还所付款项，而只能向伪造人追偿。但是，如果持票人明知出票人的签名系伪造仍提示付款，付款人善意地予以支付的，则持票人应将取得的款项返还给善意付款人。
第二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伪造的出票已经承兑的情形。在汇票制度中，汇票到期前，持票人一般都会根据票据提示请求付款人承兑。若付款人未能发现出票伪造的事实而予以承兑，并且承兑之后才发现伪造的事实，则他对承兑后已付对价的善意持票人不得以该汇票系伪造为由撤销承兑或拒绝付款，而仍应向承兑后的持票人履行付款义务。付款人此时若要挽回损失只能要求伪造者赔偿损害。
3.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
如果将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全部归由付款人承担显然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形，因此各国规定了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规定，也就是由出票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例外主要是通过是允许双方约定将原由付款人负担的风险责任转嫁给被伪造人(出票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的例外规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⑴适用禁反言原则。此种情况主要指如果被伪造人明知票据上出票人的签名是伪造他的签名，他却以行为或沉默方式有意使别人相信该签名为其真实签名，之后他就不能对善意购买人或其他善意第三人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以签名伪造为抗辩拒绝承担票据责任。⑵出票人对伪造签名的追认。出票人一经追认，即应承担票据上的责任。⑶被伪造人有过失。显然此种情况下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就应由被伪造人负担。⑷支票客户违反审查、通知义务。客户如不履行审查义务，或发现伪造事实不及时通知银行，银行错误付款的损失就将由客户承担。
(二)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
1.付款人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收款人的身份取得票款。因为受委托的付款人是基于委托关系对票据持票人(此时为伪造人)为付款业务，而在背书伪造中被伪造人并未进行真正授权，因此最终的风险应该落在付款人身上；第二，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自己为收款人，却以收款人的身份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得票款。因为第三人属善意取得票款并支付了对价，此时付款人没有审查出出票的伪造，进行了错误的付款，责任理所应当自己承担，因此最终的风险仍然由付款人承担；第三，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第三人付了款，此时的风险仍由付款人承担。
2.持票人的风险持票的风险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出票人的签章，以自己作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到第三人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出票伪造而拒绝付款，相对于付款人而言，由于持票人更容易发现票据伪造的事实，因此应由持票人承担风险；第二，出票人的签章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是真实的，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并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此时付款人如果审查出票据上有背书伪造的存在，同时拒绝付款的，此时应当由持票人承担风险。原因在于持票人最易防范和发现票据背书伪造，因此其只能依民法原理向伪造人请求赔偿或追回损失，如果无法实现此项请求权，最终的风险由善意持票人承担。
3.被背书人的承担风险的情形主要有两种：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以自己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最后持票人，最后持票人为善意，而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真实签章人应就其在票据上的任何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二，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签章并将其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随之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善意的最后持票人，付款人在不知伪造背书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最终的风险落在从伪造人手中取得票据的被背书人(也就是真实签章人)身上。
三、我国票据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我国现行票据法中对票据伪造并未明确区分出票伪造与背书伪造。在票据伪造的法律效力上，也基本上是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即坚持“无签名无责任”原则，因而伪造人和被伪造人都不承担票据责任。但在实践中，最终风险落在付款人身上的要多一些。并且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也不够直接、细致，因而使得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的纠纷，因此很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对票据伪造进行系统的规定。
(一)出票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在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上，我国应坚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当由付款人承担，此外可以进行司法解释，规定以下几点，以完善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
1.允许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以事前约定方式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须有资金关系，且资金关系的性质为委托关系，因而出票人与付款人(主要是银行)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双方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就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但是由于实务中都是付款人为了规避风险往往约定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因此应当结合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规定。也就是，应当规定，协议约定可以免除付款人的一般过失，而对付款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免除责任的条款无效。
2.承认被伪造人追认的效力。基于被人对于无权人的无权行为的追认的理论，可以规定，对票据上的伪造签章，被伪造人可以追认，即伪造的票据经出票人追认后就成为有效票据出票人(也即被伪造人)应承担出票责任。
3.采纳英美法上的禁反言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伪造人对票据伪造明知并且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向他人表示票据上的出票签章并非伪造，那么对于善意第三人，被伪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4.被伪造人管理不严等自身失误造成票据被伪造的，应承担风险。比方说被伪造人对于票据管理不严、曾经公开表示授权伪造人某项权利等过错，此类情况下显然票据伪造的风险归由被伪造人承担。
5.被伪造人未尽通知义务的，应当由被伪造人承担风险。也就是说被伪造人在知道其签章被伪造后，应负有通知付款人的义务。因为被伪造人往往是最先知道票据可能被伪造的人，如果他及时将此情况告知付款人，他们将会对提示付款的票据更加认真地审查，尽量避免错误付款。至于未尽通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应由付款人承担。
6.被伪造人违反审查通知的义务。按照银行工作流程，银行应向客户按时发送票据付款对账单，在银行向客户发送已作废票据及对账单一定时间之后，如该客户未提出异议，客户便无权再要求将银行错误划出的账款划回。
(二)背书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关键词]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风险防范
一、应收账款质押及其法律规定
应收账款，指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向购货单位或顾客应收而还没有收取的款项，包括公司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或代垫的运杂费。应收账款建立在债务人商业信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从其本质上说，应收账款是一种信用债权。而应收账款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应收账款为标的，质押给质权人，作为某特定债务履行的担保。根据应收账款和质押担保的属性，应收账款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其基本内涵是：(1)能够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质押必须是私法上的财产权；(2)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必须是能够转让的；(3)应收账款的质押必须能够通过转让权利凭证或通过质押登记而加以公示。
有关应收账款质押有如下法律规定：
1.能够质押的应收账款。根据《物权法》第223条的规定，应收账款可以作为质押标的。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对能用于质押担保的应收账款的定义和种类作了进一步明确。其第4条规定：能用作质押的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具体包括：(1)销售产生的债权，包括销售货物，供应水、电、气、暖，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等；(2)出租产生的债权，包括出租动产或不动产；(3)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4)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不动产收费权；(5)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
2.质押登记程序。《物权法》第228条的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程序是：(1)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由质权人办理。质权人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登记。委托他人办理登记的，适用本办法关于质权人办理登记的规定。(2)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前应与出质人签订协议。协议应载明如下内容：质权人与出质人已签订质押合同；由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3)质权人凭修改码办理展期、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3.应收账款质押的保护。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在注册为登记公示系统的用户后，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而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二、应收账款质押的应用
应收账款质押是债权融资的一种。所谓债权融资，是指以债权作为还款的保障来融通资金。典型的债权融资包括保理(或称为“应收账款转让”)和应收账款质押。
保理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债权融资，具有如下优点：(1)对基础合同债权人而言，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可以提前收到应收账款，实现赢利目标；可以转移应收账款的收取风险；可以减少应收账款，有效改善财务报表。(2)对保理商而言，可以通过保理的方式介入原本不能介入的客户，扩大业务领域；可以通过提供债权管理等保理业务，增加业务收入。(3)对基础合同债务人而言，借助保理方式，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实现其经营目标，减轻资金压力。正是上述优点，使保理迅速成为各商业银行竞相开展的优质业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保理业务存在如下问题：(1)基础合同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后，容易使债权转让人产生道德风险，不履行其在基础合同中的义务。(2)将合同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可能会使基础合同的付款债务人怀疑债权人的资金实力较弱，由此可能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债权人不愿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3)为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已经通知了债务人，一般要求债务人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而一些债务人，特别是一些强势债务人，认为债权转让与其无关，因此不愿意签署转让通知书。
在这种情况下，为发挥债权融资的优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提出了应收账款融资的要求。我国《物权法》顺应了实务需求，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程序。可以预料，应收账款质押将会成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而被广泛应用。
三、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风险
应收账款质押有效开辟了一条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但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存在如下法律风险：
1.债权的合法性风险。根据规定，只有合法的债权转让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基础合同存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存在：(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则债权不具有合法性，将会损害质押权人的利益。
2.债权的真实性风险。用作质押的应收账款是通过合同来体现的，但由于在质押担保过程中，基础合同的付款债务人(以下简称“债务人”)并没有参与其中，这就容易产生伪造合同的可能。这种伪造包括基础合同出质人(可能是债权人，也可能是第三人)一个人伪造，也包括出质人和债务人共同伪造。其结果就是产生一个并不真实的债权。
3.债权的唯一性风险。即出质人在质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应收账款多次质押，能将基础合同和应收账款特定化的要素包括当事人、合同内容、合同编号、应收账款的支付安排等。在这些要素中，合同的价格、数量、金额、编号等，是容易编造的。如果出质人故意骗取质权人资金，是可以通过编造等手段将应收账款多次质押的，这势必影响质押的安全。
4.债权的可转让性风险。债权的可转让性是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条件，如果质押的债权是不可转让的，将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以下三种情形的债权是不能转让的：(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具体包括：以特定身份为基础的债权；以特定债权人为基础的债权；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特殊信任关系的债权；不作为债权。(2)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3)根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5.债权的权利瑕疵风险。对质押的债权，应是能够完全排斥第三者的权利和利益要求的、完整的权利。但由于质押人的原因，质押债权可能存在如下权利瑕疵：(1)多重转让风险。质押人有时因故意、疏忽或对法律和合同的误解，将已被质押的债权实质上进行了多重转让，使质押权人对该债权的优先受偿权受到阻碍或干扰。(2)多重处置风险。如果在债权质押生效之前质押人已经将应收账款质押给第三人，将会发生两个质押权人的权利冲突风险。(3)所有权被保留风险。向质押人供货的前手供货人，为确保收到账款，常常在销售合同中保留对质押人出售货物所得账款的所有权。这种保留所有权的条款为多数国家法律所承认，但对质押权人则是一种风险。(4)货物被留置风险。在托运人没有付清运费时，承运人有权留置承运的货物；付款债务人没有收到货物，大多也不会支付货款。这时，质押权人能否完全实现债权存有风险。
6.基础合同的履行性风险。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在设定应收账款质押时，基础合同存在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还没有履行等情形，应收账款也就可能已经确定产生，也可能还没有产生，或还没有确定等。在后两种情况下，如果基础合同的债权人履行存在瑕疵，将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约收回。
7.应收账款的付款路径风险。质押目的能否实现，与应收账款的付款路径关系重大。一般而言，基础合同约定了债权人的收款账户，质权人也知晓该账户，甚至有可能该账户质押给了债权人。但由于债务人没有参与应收账款的质押，其可能不知道质押的事实。由此，债权人有可能背着银行单方面变更付款账户。如债务人有意或无意将应收账款付至新的账户，质押将会落空。
8.质权人的内部操作风险。为保证质权人的权利，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展期、修改、注销等手续都由质权人完成。但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是通过电子系统完成的，没有第三人的核实。因此，如果质权人内部操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将产生操作风险。
四、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的防范
鉴于应收账款质押业务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质押权人的风险防范至关重要。归纳起来，质押权人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如下一些：
1.强化资信调查。资信调查是质押权人确保应收账款质押风险可控的关键。质押权人所进行的资信调查主要针对基础交易双方，即质押人和债务人；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两方面。通过信用评估，核定其信用额度，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
2.谨慎选择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尽量选择应收账款转让方式。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的产生原因，除质权人的操作风险外，基本上都是因为付款债务人没有参与其中，致使债权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对应收账款的融资方式，除质押外，还有转让方式。在应收账款转让方式中，由于需要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因此，债务人负有向债权受让人付款的义务。为防止自己负有多重付款义务或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债务人对应收账款转让会持谨慎态度。这就减少了债权人多重转让、虚假转让等风险的可能。因此，对质权人来说，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选择应收账款转让方式，而尽量不使用应收账款质押方式。
3.排除特殊债权。对于一些特殊债权，质押人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履行债权质押合同项下的承诺和保证，因此质押权人应该拒绝接受这些债权。这些债权或者存在被抵销的风险，或者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或者存在转让无效的风险。因此，质押权人应排除这些债权，不能为了短期效益而忽视风险的存在。
4.在应收账款质押时，应尽量与债务人核实应收账款的存在或将质押担保的事实通知债务人。为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唯一性，质权人在办理质押登记前，应尽量与债务人取得联系，核实基础合同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在难以直接核实时，也应尽量将质押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债务人和债权人串通欺骗质权人。
5.应选择债权人已经履行基础合同义务的应收账款。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已经产生的和将来产生的应收账款都可以质押担保。但由于将来产生的应收账款存在债权人履约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成为事实，质押权益势必悬空。因此，质权人在选择质押的应收账款时，应尽量选择既成的应收账款，即债权人义务已经履约完毕，应收账款已经现实产生。判断的标准是根据基础合同的约定，债权人已经交付、债务人已经验收等。
6.应尽量提前介入，争取在基础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应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账户中。应收账款质押权益的实现，还取决于质权人对应收账款的控制；最有效的控制途径是债务人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账户。在质权人是银行时，该账户就是债权人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因此，质权人应尽量提前介入，争取在基础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应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特定账户中；并且应约定没有质权人的书面通知，债权人或债务人都不得单方或双方变更付款账户。
关键词:自助游法律风险风险自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旅行社进行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娱自乐的旅游方式———自助游出现了。近年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自助游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在自助游过程中，经常因突遇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发生伤亡，参加自助游的游客或家属把组织者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责任，而组织者认为自己仅仅起组织作用，并未从中获利，所以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鉴于目前法律对自助游没有直接的规定，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缺乏统一的规则，我们有必要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自助游中的法律风险，提出其防范对策，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建议。
一、自助游的现状及常见的法律风险
自助游者自称“驴友”，其中的组织者称“驴头”。他们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确定参加人员、旅游的线路、出行方式、费用分担等事项。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大家在约定地点集合，按照确定的方式拼车或乘车，也有的均骑自行车(大家号称“骑友”)，然后到事先选定的地点进行游览，所需费用(包括车费、门票费、饭费等)实行AA制，按人头均摊。自助游的驴友之间多不熟悉，只知道网名，彼此之间一般不过多了解。自助游一般以短途为主，多是一日游，但也有多日游的。自助游与普通旅游有三大区别：
一是自助游的组织者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旅行社组织游客旅游，其根本目的是赚取利润。而自助游是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者在其中只是起组织联络作用，所有费用据实结算、大家均摊。组织者多为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士，组织自助游出于业余爱好，并不想以此牟取利益。但是，随着自助游的发展，组织者发现参加自助游者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往往不太关注费用的去向，于是出现个别组织者借此谋利的情况，其谋利手段也较为隐蔽。
二是自助游参加者风险意识相对较差，一般不投意外伤害保险。自助游的“驴友”多为中青年人，自认为身强力壮，一般不会出现危险，所以不会投保。且自助游的形式相当灵活，往往头一天决定，第二天就成行，而投保也多不方便，即使想投保也不知道去哪里办。而普通旅游中投保是旅行社的法定义务，旅客对此不必过多操心。
三是自助游危险系数高。普通旅游一般由旅行社选择成熟路线和景点，并由导游统一组织，出行也有专门的司机和车辆，危险系数相对较低。而自助游多选择没有开发的山区，带有探险的性质，且一般没有专门人员领路，经常遇到无路可走的悬崖峭壁，或遇到风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另外，自助游多是驴友自己开车或拼车，也有自行联系车辆的，司机开车技术参差不齐，难以确保行车安全。
自助游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风险。自助游过程中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驴友受伤甚至死亡。一旦出现事故，围绕损害赔偿就会出现争议，受害者往往要求司机或组织者赔偿损失，而司机和组织者均以无偿提供服务为由拒绝赔偿。2007年6月，西安“玩不够”户外俱乐部的王某、曹某等人共同制定路线，在西安多家网站发帖公布户外旅游线路。市民李女士、王先生于6月29日参加了该次旅游，并各自交纳了130元的旅游费用。7月1日，由于客观原因俱乐部决定改变路线，在返回过程中，多数驴友体力不支。曹某根据大部分驴友的意见，雇用了一辆无牌照的报废轻型卡车。由某村便道返回途中，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当场死亡，李女士右肱骨粉碎性骨折，王先生闭合性胸部损伤，其余20多名驴友均不同程度受伤。事后，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李女士、王先生将组织者王某、曹某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王某、曹某帖子，组织包括两名原告在内的驴友进行户外活动，并收取一定费用，其与原告之间的旅游合同成立。作为户外活动的组织者，两被告对驴友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充分考虑户外活动的风险性。同时，自助游具有一定风险，原告对此类活动的特点应该知晓，原告自愿参加，即有自愿承担风险的成分。原告所受到的伤害是由交通事故造成的，被告王某和曹某并非直接的侵权人。由于侵权的肇事司机当场死亡，原告明确表示不再追究肇事司机的侵权责任，王某、曹某应顺位成为责任主体。综合考虑此类活动的特点，法院认为王某、曹某应当对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
二是发生意外伤亡时的损害赔偿风险。在自助游过程中，也经常发生意外伤亡，如有驴友掉下悬崖，有驴友被山洪冲走，也有驴友突发疾病死亡。当这些伤亡发生时，受害者或其家属也多以组织者或同伴为被告提讼，要求赔偿。而组织者或同伴均辩称自己没有责任。2006年7月7日，梁某在南宁时空网发帖，召集网友报名到武鸣县的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费用AA制，受害人骆某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晚，该团队在赵江河谷较为平坦的石块上搭帐篷露营休息，其中骆某与陈某同住一个帐篷。当晚至次日凌晨，该地区连下了几场大暴雨。7月9日上午7时许山洪暴发，骆某被冲走后遇难。骆某父母向法院，请求参与探险的其他12人承担赔偿责任。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户外探险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参与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属自发参与活动，虽然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但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梁某是此次户外活动的发帖人，具备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未尽职责的重大过失;其余11名被告盲目跟随梁某前往，主观上亦有一定过错，对于骆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仅需承担本案中最轻的责任;骆某在团队中既未完成自救的义务，也未完成救助他人的义务，故在本案中应承担比除梁某之外的11名被告更重的责任。因此，酌定骆某、梁某与其余11名被告按2.5∶6∶1.5的责任比例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定梁某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6.35万元，其余11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84万元。再如，2007年3月初，郝某、张某在网上发帖组织一次网友自愿报名参加的野外登山活动，并公布了活动路线、集合时间和地点、相关注意事项及免责声明。在3月10日的活动中，参与者行走时间大大超出了预订的计划，一直持续到当天的午夜。参加活动的孙某突然出现虚脱症状，后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孙某系由于寒冷环境引起体温过低、全身新陈代谢和生命机能抑制造成死亡。孙某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活动发起人郝某、张某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郝某、张某在本次自助式户外运动中，并未出现明显的重大错误，作为组织者对参与者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孙某所受损害的发生，原因在于自助式户外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然风险及其自身身体状况，作为组织者的郝、张二人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3］。
三是发生火灾的风险。自助游的线路多为没有开发的山区，山高林密，在秋、冬、春季节，很容易发生火灾。驴友在野外抽烟、做饭等都是火灾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很难扑救。实践中有的山区村庄禁止自助游者上山旅游或者禁止带火种上山，但是多数农村没有此种意识，对自助游者没有任何防范。这一风险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赘。
二、自助游风险的法律分析
(一)自助游交通事故风险的法律分析
自助游中的交通事故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驴友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二是驴友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三是驴友雇佣其他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能致驴友伤亡，也可能致他人伤亡。不论致何人伤亡或财产损失，都应该根据交通事故的责任确定原则和赔偿标准进行处理。容易发生争议的是驴友乘坐其他驴友驾驶的车辆受到伤害，而驴友司机承担事故全部或部分责任时的民事赔偿问题。司机会认为他是无偿为对方提供服务的，即使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也是所谓均摊的“油钱”，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应少承担责任。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驴友司机对经其同意乘坐本车的其他驴友，应当负安全保障义务，而不论是否为有偿服务，有偿与无偿只是其行为是否违法的认定标准(如果是非营运车辆，则法律禁止有偿载客)，而不是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对于无偿搭载的驴友，司机在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酌情适当少承担一部分，因为驴友自愿乘坐他人车辆，对乘车风险应该有所预见;对于有偿搭载的，则应该在司机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偿与无偿的划分，不能简单以是否收取费用为界限，如果大家是以均摊“油钱”的方式向司机支付费用，则不宜认定为有偿服务。
对于在旅游过程中由组织者雇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该根据事故责任认定确定的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组织者雇佣的是没有营运资格的司机和车辆造成交通事故的，则组织者由于存在过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正如前文所述西安的案例中，由于组织者曹某雇用无照报废卡车发生事故，法院判令组织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二)因意外灾害或事件发生人员伤亡的责任分析自助游中发生驴友坠崖、被洪水冲走，突发疾病等意外灾害或事件时，其损害赔偿就成为法律问题被提出，受伤驴友或死亡驴友家属多将组织者或其他驴友作为被告诉至法院。前文所述第二和第三个案例就是其典型。此类案件中，法院多判决组织者对伤亡驴友承担一定的责任，伤亡驴友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组织者承担一定责任的理由是：组织者在活动组织过程中对参加者没有尽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义务，主管上存在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同时，考虑到社会公平，让组织者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由于伤亡驴友属成年人，有认识和判断自助游活动危险性的能力，其自愿参加活动，就应对其行为负责，对意外伤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受伤或死亡驴友应对其伤亡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其原因有三：一根据“风险自负”原则，驴友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参加自助游，就应该对其中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其自愿参加活动就意味着愿意承担其中的风险。二是意外伤亡多为驴友自身过失所致，如上述案例中骆某在山谷中搭帐篷过夜、孙某对自身身体状况认识不足且未采取足够的保暖措施，这些过失是导致伤亡的主要原因。三是其他驴友包括组织者对伤亡驴友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自助游多为非营利性的活动，组织者在其中主要起联络作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组织者要对自助游参加者的意外伤亡负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组织者有明显的过错导致驴友伤亡的，应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在上述第一个案例中组织者雇佣没有驾照的司机驾驶报废车辆运送驴友发生交通事故，组织者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应对受伤驴友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三)自助游组织者有偿与无偿组织的责任分析
从法律上讲，组织者组织自助游活动，无权营利，但是个别组织者看到自助游当中的商机，便以此作为牟利的手段。如果组织者借此营利，其行为首先违反了法律关于未经批准不得组织有偿旅游活动的规定，其次，其行为涉嫌欺诈，组织者在组织自助游活动中营利，往往是采取隐蔽手段进行，参加活动的驴友多对此并不知情。
从对旅游活动参加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讲，营利性的旅游与非营利性的自助游有着明显的界限。作为营利性的旅游活动，只有经依法批准的旅行社才有权组织;且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要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必须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亡的保险。一旦发生游客意外伤亡，旅行社和保险公司要根据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对其责任有明确的规定。而作为纯粹的自助游活动，完全是群众自发进行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根据“风险自负”的原则，自助游的风险一般应由参加者自己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组织者的责任，除非组织者有明显的过错，否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组织者在自助游中进行了营利活动，则应承担更大的安全保障义务，对驴友的意外伤亡承担责任，除非是因驴友的故意所致，即使是驴友的过失造成的伤亡，组织者也应予以承担一定的责任。营利和非营利(即有偿和无偿)作为区分自助游组织者责任的重要标准，其理论依据就是有偿民事行为与无偿民事行为的重要区别，对于有偿民事行为，得利一方应对对方负相当于买卖合同的义务，在有偿自助游中，就应负与旅行社相当的义务;而对于无偿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只应负相当于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善良注意义务，在无偿自助游中，组织者只负一般的善良保护义务，而不承担与旅行社相当的义务。
三、发达国家对户外运动风险的处理原则
自助游活动在我国兴起，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在发达国家，却是早已有之。发达国家把它视为一种户外运动的体育项目。自20世纪60年代起，集户外探险、旅游、健身为一体的体育运动在欧美国家发端并成为一种时尚，如汽车拉力赛、摩托车赛、单板轮滑、滑雪、登山、自行车攀爬、探险等。一些户外运动被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承认为比赛项目，但是更多的户外运动项目则是被公司性质的户外体育运动组织者以商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管理，其组织活动已经形成较为规范的运作模式。在这些户外运动中，也经常发生参加者或观众意外伤亡事件，美国的部分州立法和法院判例对其中的风险进行了划分［4］。发达国家的户外运动与我国的自助游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风险防范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对我们处理自助游中的意外伤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关于户外运动的风险划分，经历了从“风险自负”到“对风险自负进行必要的限制”的过程。早在1929年，法官卡多佐在Murphy案中适用了“风险自负”原则。该案中，原告在观看被告组织的骑马旅游活动时，一个从马上摔下的参赛者导致原告受到了伤害。卡多佐指出，只要此类运动项目存在的某些内在风险是明显的和必然的，参加此类运动项目的当事人就应当承认该风险的存在［5］。所谓风险自负原则，《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496A条指出：“原告自愿承担由于被告过错或者鲁莽行为而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意即：原告明确同意免除被告保护原告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原告自愿参加某些涉及风险的活动并因此默示免除被告的义务。
随着户外体育运动的发展，组织者为规避风险，一般要求参加者签署一份风险自负的协议，该协议的目的之一是向参加者宣示该运动的潜在风险，二是一旦发生伤亡，组织者便藉此主张免责。免责条款虽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但是如果免责条款免除了组织者的谨慎注意义务，则该免责条款应属无效，因此，美国一些州通过专门立法禁止被告在合同中纳入因为自己行为不当而免责赔偿的条款。“在Lamp案中，原告在参加摩托车比赛前签署了两份责任免除合同，但是在比赛中因为躲避障碍物而撞到了隐藏在野草中的树桩上而受伤。法院判决被告未能清除树桩构成故意和放任的不诚实行为。即使该树桩远离赛道，被告也应当预见到一旦车手在高速疾驰的过程中失控就有可能造成严重事故，因此法院判决这两个免责条款无效。”［4］
四、我国处理自助游风险的法律对策
美国的立法经历了从风险自负到对风险自负进行必要限制的过程，其目的是督促组织者对参加者尽最大限度地注意和保护义务，是把尊重和保护生命当作最重要宗旨，在此之下，促进户外运动健康发展。对于我国而言，自助游是一种新型的群众性的集娱乐、探险、旅游、健身为一体的体育运动项目，群众有参与的积极性，法律没有必要禁止，相反，应适当引导，使之规范发展、安全有序。为此，作者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通过立法明确禁止个人有偿组织自助游活动
自助游多为个人组织，根据现行法律，个人或非依法批准的旅游企业无权组织有偿旅游活动，对组织有偿旅游活动的个人或单位，有关部门应该严厉查处。但是，相关法律却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立法机关应通过适当方式明确禁止个人或非旅游企业组织有偿旅游活动。
(二)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自助游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权利义务
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关于自助游的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规定来处理相关案件，掌握标准也极不一致。上述西安案件和南宁案件中法院均判令组织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南宁案件中还判令其他参与者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再如2007年的天津李炜案中，法院也判令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李炜参加了单位委托某俱乐部组织的登山活动，被一块滚落的巨石砸死。家属将组织者和景区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组织者组织管理不当，景区也未向游客提供保证绝对安全的攀登场地和出险的应急处理措施，应共同承担李炜的死亡赔偿责任。但是前述孙某意外死亡案件中，法院却判决组织者不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作者建议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自助游中当事人的责任。具体责任划分应坚持以下原则：
1.明确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驴友参加自助游，是为了享受其中的娱乐、探险和健身的乐趣，但是驴友的人身安全却更加重要，我们不能为了鼓励此类活动而置群众的人身安全于不顾，二者相较，后者更为重要。所以，作为组织者，只要组织自助游活动，就应对出行线路、天气、参加者状况(年龄、性别、身体条件，携带物品等)有全面的了解、要求和掌握，确保旅游安全。旅游过程中出现因组织者计划不周、线路不熟悉、救助不及时等过错导致人身损害的，组织者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2.明确参加者的风险自负责任。由于自助游为松散型自助旅游活动，参加者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参加的驴友应对自助游当中存在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如果因纯粹自身原因导致伤亡的，应由其自己承担民事责任，风险自负。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登山社五名队员攀登希夏邦玛西峰时全部遇难，在登山前，队员与北京大学签订了生死协议，即出现意外伤亡时，风险自负。因此，通过立法提高群众的风险意识就显得非常重要，目的在于引导和教育群众不要盲目参加危险性高的自助游活动，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对于未成年人参加自助游的，应由其监护人带领或委托其他成年人带领方可参加。如果组织者允许未成年人单独参加自助游的，组织者应对其承担监护责任。
3.明确自助游参加者的互相救助义务。自助游虽为松散型的旅游活动，但是由于自助游当中客观存在着各种风险，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相互协作帮助，才能够克服困难，因此有必要规定参加自助游的驴友相互之间有互相协助的义务，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遇险或发病的驴友进行救助，如果有能力救助他人而不尽义务的，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加重有偿组织自助游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打击以组织自助游作为营利手段的不法行为，降低盲目组织自助游的风险，有偿组织自助游的组织者，应对自助游活动中意外伤亡的驴友承担与旅行社相同的赔偿责任。之所以规定承担与旅行社相同的责任，是因为其营利行为类似于旅行社，就应该像旅行社那样对游客尽更为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不是承担等同于一般无偿组织者的责任。
(三)加强自助游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旅游安全意识
为有效降低自助游的风险，加强宣传教育是重要手段。新闻媒体应当通过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对自助游风险的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作为组织者，首先应当树立安全意识，对自助游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都要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一旦发生意外，能够迅速进行救助。对参加者而言，应当在充分认识风险的基础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助游活动。
(四)开展自助游的意外伤亡保险
保险是降低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保险公司应主动开发自助游意外伤亡保险的市场，为自助游者提供一道安全防线。组织者应积极督促参加者主动参加意外伤亡保险，参加者也应提高保险意识，主动投保。这样，即使发生意外伤亡，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可以通过保险获得一定的赔偿，把损失降到最低。
总之，自助游是新生事物，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能够使其健康发展，真正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一种娱乐方式。
注释:
［1］郭红.户外游驴友遇车祸受伤，组织者被告上法庭判赔偿［EB/OL］.西安新闻网，2008-12-29。
［2］赵丰果.驴友遇难，亲属状告同行者［N］.竞报，2006-11-08。
［3］李京华，公磊.女孩登山意外死亡，死者亲属向网上发帖组织者索赔被驳回［N］.人民法院报，2008-11-03。
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在对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合理的设计，进而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1.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风险投资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间，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和办法》、《关于设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法规为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高技术风险投资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风险投资的基本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2.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为合伙企业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责任，又要双重征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我国的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热情；大多数提供风险资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参与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亦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见，有限合伙制是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另外，《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限制显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应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限制无疑将造成大量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种资金采用风险投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关于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需要更多的股东参与。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尚未规定上限，但是却对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募集。”事实上，在国外发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性人才，他们组建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发起应认购股份的规定未免过高。
(4)关于风险投资基金供给的限制。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条件是有巨大的风险资本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本筹集渠道。风险投资多是以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这就要求风险资本较为雄厚，渠道来源较为多样。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供给来源不仅包括个人和政府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管理规定》都不允许其参与风险投资活动。《保险法》对保险基金的运用虽然有所放开，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对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行业则缺乏合理的规范和指导，极有可能导致保险基金从事风险投资的盲目性和过度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5)关于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很显然，按照这条规定，风险投资家无法要求风险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的方式。”这条规定是允许风险投资家采用邀约收购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现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收购方在持有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时要作出公告，且自该事实发生日起两日内不得购买该股票，当持股数达到30%时应当发出要约收购。由于初次公告时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购者目的过早暴露；持续购买的比例只有2%，当购买股数达到30%发出要约收购时，收购方要公告13次，这样必然会使收购目标的股票价格持续不断上涨，给收购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障碍。因而这显然是不利于风险投资家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从被投资企业退出风险资本。
(6)缺乏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对风险投资有各种税收优惠，即向投资于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倾斜，靠对个人所得的免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投资领域，即使投资失败了还有税收减免来减少损失。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和政策，我国现行税法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是采用“独立核算”原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外的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风险投资公司要执行一般实业投资公司的税收规定，对投资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税，同时对投资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税，这种重复征税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显然，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资金进入我国风险投资业。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继《公司法》之后，按照订立协议、区别处理出资方式和投资者责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场主体立法。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应提供一个有利健康的法制环境。该法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有限合伙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没有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对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需求。所以，该法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却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发展。该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八条规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
(8)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风险投资运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可能有效保护风险投资的创新规律，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参加了若干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在相关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他人商标或商号抢注为域名、将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联网供公众阅览下载、擅自将他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收编成书、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身权、名誉权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问题，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软件业内，盗版猖獗，屡禁不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另外，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配套法规尚显不足，应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设计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扫除障碍。风险投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运行规则与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重大差异，而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对传统经济的法律调整。由于新旧两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差异，使调整两种经济运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经济的出现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突破。现有法律体系由于时代局限，并为对新经济时代的风险投资加以调整，现有法律的许多内容甚至对风险投资的运行构成法律障碍。这已在上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了培育我国风险投资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指导、规范、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对现行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消除现行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设置的障碍。具体来说：
(1)修订《公司法》。《公司法》虽然为规范风险投资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础，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不少与风险投资发展相冲突的地方，因此，应该对之进行修订。具体来说：修改关于我国现有公司组织形式的规定，加入有限合伙这种公司形式，给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自由转让出资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发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的条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条件的条款。删除第十二条关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的条款或者修改为由公司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改统一资本金实收制为例外资本金承诺制；扩大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的比重，以知识产权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资人协商确定，法律不作硬性规定；放宽风险企业上市的条件等等。
(2)修订《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作为一部规范投资者出资方式、协调投资者权利与责任的重要法律，理应为推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应该修订《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有限合伙制为我国合伙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以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在处理出资方和投资者责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从合伙制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比法律更及时和有效。同时，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所以，修订《合伙企业法》的目的应该在于明确社会对合伙的约束，同时明确合伙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相关细节规定过细。
(3)修改有关限制风险投资供给的法律法规。包括《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对这些法律法规予以修改，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它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满足养老基金、保险费用长期保值增值和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生存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解决我国目前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规模偏小的现实难题。
2.制定风险投资核心法律——《风险投资法》和《风险投资基金法》。在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一旦条件成熟，可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法》是指导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基本法，在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这部法律主要是调整投资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投资权益和义务关系，应该对风险投资主体、对象、运行机制、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从指导思想上应该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和规范基金的运作为核心，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充分保障风险投资参与者的正当权益，以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工具，通过专业人员的管理进行分散的组合投资，从而分散风险。因此，风险投资基金是风险投资制度迅速发展的必要准备和关键。而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因此，针对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显得尤为必要。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时应充分赋予其对基金的发起、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权威。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基金法》应对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监管作出尽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风险投资基金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内容：(1)投资主体；(2)基金的组织形态；(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资的监管，等等。
3.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风险投资业运作过程中还需要包括税收、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风险投资保险等辅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体系，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加快发展。
(1)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生产型增值税应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WTO成员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这意味着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尽管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会全部转化到当期的产品或服务中去。所以，尽管总的税额不会减少，但会减轻当期纳税负担，从而有利于鼓励高技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消除增值税重复征收带来的弊端。另外还应该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加强增值税的税收征管等等。其次，应该将判断纳税人的标准由“独立核算”原则改为“独立法人”原则，以解决合伙的双重税负问题，引导民间资金流入风险资本市场。
(2)制定《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相对于美、日等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落后。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高技术专家和法学家调查评估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对高技术保护的能力，发现存在的问题；对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探讨符合中国高技术发展实际需要又与国际水平一致的保护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进而制定专门的《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
(3)制定新的《破产法》。在实践中，总会有一部分风险投资难免失败，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无归的，这就使得破产清算成为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一种明智决策。因为如果不及时将投资退出，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件，《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因而应加紧制定新的《破产法》，其中对于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破产问题应做相应规定。
(4)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法律制度。一是确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二是填补法律空白；三是加强对中介机构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是有关法律控制能落实到位的关键。
三、结束语
风险投资的有效运作对法律制度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事业得以正常高效运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我国奉行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决定了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设计任务的艰巨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航护作用，我国尚需抓紧立法，弥补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期内为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