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1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医德教育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遵循“小一点”、“近一点”、“实一点”的教育原则，开展读、讲、考、赛、评等一系列活动。读，即读书活动，组织学生阅读《礼仪常规》、《礼仪知识ABC》等书；讲，即讲学习文明礼仪后的心得体会；考，即对所有中小学生进行文明礼仪知识的考试；赛，即组织学区性和全区性的文明礼仪知识竞赛；评，即对学生的仪容穿戴、文明礼仪、卫生习惯、遵纪守法等行为规范天天进行评比，建立学生个人文明量化评定制度。文明礼仪教育要以点带面。我们在茶园山中心小学召开文明礼仪教育现场会，还召开了全区文明礼仪教育经验交流会。树典型，立榜样，带动全区礼仪教育的深入开展。
二、礼仪教育与落实师德规范相结合
我们把教师文明礼仪规范列为教师评定职称和年终考核的内容，??坚持开展“树、创、献”活动。如在第三中心小学召开“弘扬高尚师德，树我教师形象”现场观摩会，教师介绍了讲师德、扬正气、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学生代表作了“良师慈母暖我心”演讲，学生家长热情赞颂教师的高尚师德。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教师在学生面前，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使学生在与教师的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接待家长时，能注意礼仪规范，给人和风细雨春天般的感觉。
三、净化校园环境，用优美的氛围陶冶人
我们把校园环境的净化、美化、绿化作为礼仪教育不可缺少的途径之一。要求学校对校园要整体规划，做到安排有科学性、布置有教育性、整体上有陶冶性。
校长抓绿化，美术教师抓美化，卫生教师抓净化，德育干部抓育人化，各负其责。
据统计，今年区教育局投入绿化经费20万元，各校（园）也自筹经费65万元用于绿化。优美的环境促进了师生文明行为的养成，陶冶了师生美好的心灵。
遵循“小一点”、“近一点”、“实一点”的教育原则，开展读、讲、考、赛、评等一系列活动。读，即读书活动，组织学生阅读《礼仪常规》、《礼仪知识ABC》等书；讲，即讲学习文明礼仪后的心得体会；考，即对所有中小学生进行文明礼仪知识的考试；赛，即组织学区性和全区性的文明礼仪知识竞赛；评，即对学生的仪容穿戴、文明礼仪、卫生习惯、遵纪守法等行为规范天天进行评比，建立学生个人文明量化评定制度。文明礼仪教育要以点带面。我们在茶园山中心小学召开文明礼仪教育现场会，还召开了全区文明礼仪教育经验交流会。树典型，立榜样，带动全区礼仪教育的深入开展。
二、礼仪教育与落实师德规范相结合
我们把教师文明礼仪规范列为教师评定职称和年终考核的内容，??坚持开展“树、创、献”活动。如在第三中心小学召开“弘扬高尚师德，树我教师形象”现场观摩会，教师介绍了讲师德、扬正气、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学生代表作了“良师慈母暖我心”演讲，学生家长热情赞颂教师的高尚师德。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教师在学生面前，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使学生在与教师的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接待家长时，能注意礼仪规范，给人和风细雨春天般的感觉。
三、净化校园环境，用优美的氛围陶冶人
我们把校园环境的净化、美化、绿化作为礼仪教育不可缺少的途径之一。要求学校对校园要整体规划，做到安排有科学性、布置有教育性、整体上有陶冶性。
校长抓绿化，美术教师抓美化，卫生教师抓净化，德育干部抓育人化，各负其责。
据统计，今年区教育局投入绿化经费20万元，各校（园）也自筹经费65万元用于绿化。优美的环境促进了师生文明行为的养成，陶冶了师生美好的心灵。
论文摘要：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密不可分，语言教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教育，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而是文化教学。因此，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渗透文化教育。笔者首先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当前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进而阐述文化与英语语言教学的相互关系及文化教育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
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加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在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时时处处反映着文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需语言，文化与语言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而文化又包罗万象，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的习得对学生掌握英语实际应用能力都能起到很大的帮助。”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基本内核，而语言又处处浸透出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联，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是其进化的基础。反过来说，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在内，都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文化是语言的存在环境。基于这种关系，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文化，学好文化，可以促进对语言的学习。文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和促进语言的发展；同样，语言的发达和丰富也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语言始终是与文化同步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一种外语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承载的文化。“只注重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
二、外语教学与大学英语学习的现状
1 教材内容有缺陷。目前，大学英语教材所涉及文化背景知识不够完善和系统。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缺乏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教学。教师只能零碎地介绍一些课文涉及到的背景知识。这些都说明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还没受到充分的重视。
2 学习动机功利化。目前对学生英语技能评估的标准与英语学习目标严重脱节，学生对于英语的兴趣普遍较为“功利”。考试压力、学位要求、等级证书数量、就业市场竞争等使学生无奈地被迫接受英语学习。学校以四、六级通过率来考评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多以拿到四、六级证书为最终目标。
3 考试指挥起误导。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级各类英语考试一直以考查学生的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能力为主要内容，使学生形成一个错觉；学英语就是学语言。因此，在考试引导下，学生自然就把学习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上，而对语言所承载表述的文化内容视而不见。
4 教学环节有偏差。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一直以来比较侧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强调语法，而忽视运用。目前不少老师也注意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教学思路和方法基本上还停留于传统模式。授课重点放在语言结构的教学上，忽视文化教学，把语言与文化截然分开。这样，大学英语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着重词句讲解的老俗套，文化知识也就成了英语课堂教学可有可无的内容。
三、大学英语中文化教育的意义
1 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育的大背景。
文化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的作用要求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让学生抛开英美文化而去孤立地学习英语语言，就不能使其了解英语语言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这样是永远也不会真正掌握英语的。在语言交际中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形成交际障碍。可见，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仅注重语言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将文化背景知识融会其中。所以，我们在语言教学的同时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2 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是互补的。
由于语言与文化特殊的亲密关系，在语言中学文化，在文化中学语言，是可行的且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改变学生“英语学习就是背单词，记语法，做习题”的片面认识和长期形成的低效乏味的学习习惯，让“英语学习”在“英语文化学习”的兴趣与动力中更加具体、灵活、有的放矢。
3 通过文化教育培养文化素质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以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为特点的课程，对于文化素质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英语教学应寓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之中，借助于文化知识传授，帮助学生探索英语语言中深刻的文化内涵，站在文化高度，挖掘课程中文化教学内容，通过课文中所涉及和反映着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观、风情等等的分析，帮助学生逐步领会其文化内涵，把文化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培养和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道德教育目的指向的自然也是人。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人”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时代的人，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人”是什么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就使得人们对道德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道德教育目标的设定上会存在一定差异。这里道德教育目的异化便是指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不一致，更确切的说是，本体目的被遮蔽，而现实追求偏离了理想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
（一）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成“人”
“目的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追求。”本体目的则是活动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因此，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即道德教育活动得以存在的最根本追求，它蕴含着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其教育理想，并对道德教育活动起着导向作用。道德教育具有许多使命，但最基本的使命是使人成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所要成的“人”，一般来说具有两个基本目标层次：“一是对道德主体进行社会道德普遍准则与规则的灌输，使道德主体成为‘合道德’的人；二是促进道德主体内在修养的提升，使道德主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合”道德是指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符合社会对某一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然而内心对这个规范却不一定认可。“有”道德则指一个人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合道德”的人只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基础目标，在这基础上培养成“有道德”的人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现实的道德教育追求：“知识人”
道德教育就其原本意义而言，便是导之以成人之道，做人之理，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它并不是要去告诉人：外部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去征服和占有它；而是引导人懂得：人自身应该是怎样的，如何不断去提升做人的境界。理性的道德教育只在使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不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从事某种职业，具有某方面技能的知识人、工具人。然而，我国道德教育的现实却远远偏离了我们所设想的本质目标。正如鲁洁先生所说，“塑造知识人是我国教育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当代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影响下逐渐知识化。知识化的德育课堂是将德育看作为一种知识，将道德工具理性化、去道德化。客体化的知识取代了对于完美主体人格的追求，被看作是对于外部事物、现象进行控制、预测的原理、原则，是征服、改造世界的工具。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弊病在于工具理性支配，目的理性消失，现代社会活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囚笼”之中。这在道德教育中就表现为将道德视为工具，失去了其成人的目的。另外，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塑造论”的长期指导之下，将受教育者当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加工、改造的对象，受教育者被对象化、客体化，德育过程变成了对受教育者的塑造和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束时，形成的只能是缺乏主体性、个性顺从型的道德人格。总之，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结果是“知识人”取代了道德教育原本追求的道德人。
二、道德教育目的何以异化
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之所以不一致，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大到整个社会取向不稳定，功利主义盛行，小到教育方法的失当，教化缺失等等。这里主要通过目标、手段与目的三者模糊不清的交叉关系来探讨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原因。
（一）目的降为目标
道德教育目的与目标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但是人们却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二者。事实上，目的决定目标，目标是目的的具体展开，目标服务于目的。一个目标在逻辑上总有一个结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总是呈现为一个可以完成的指标。目的则不同，它是活动得以存在的依据，伴随着活动的整个过程。目的不能被完成而永远是被追求的对象，目的只有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即转化成一个个可操作的目标才能被真正把握。也即是说，道德教育目的是道德教育的理想性指向，道德教育目标是道德教育的具体化要求。比如，为了培养有道德的人，需要学生通过德育课程学习，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然后行道德行为。在这里面，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行道德行为是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才是目的。然而，现实的道德教育却常常忽视最本质的目的，只停留于掌握道德知识、道德行为等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将目的降为目标。“目的降为目标，实际上就是将复杂的道德教育简单化、肤浅化，进而道德教育被工具化、功能化。”
（二）目的让位于手段
目的，简单而言就是指人们行动想要达到的境地。手段则指人们为实现目的所使用的工具、途径和方式方法等。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决定手段的选择。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人、养成人的德性，相应的教育内容、评价、方式方法等则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道德教育混淆了两者的关系，目的让位于手段，手段僭越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道德知识、行为规范的学习成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评价成为对学生进行等级划分、加以控制的手段。这样，当德性变为规范，道德成了知识，教育蜕变为训练，道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被功能化、工具化、训练化，而功能化、工具化的训练式道德教育所培养的“人”只能是工具人、知识人。
三、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
重智轻德、塑造知识人是当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尽管人们加大了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力度，并极力推动道德教育的变革。但假如这一关注、变革不从方向性指导源头的目的着手，亦无益。道德教育应从明确本体目的开始着手。
（一）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成“人”
道德教育的本质使命是使人成“人”。人是终极目的，道德教育应当向生活回归，回归人自身。这一观点得到了德育、教育、哲学等相关理论界普遍认可，其中以康德为代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明确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点。他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工具，而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根本因素，理性特质将道德赋予了人，使人能够作为目的主体而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服从这一规律：“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目的，意味着道德教化必须把人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动力和最终目的而尊重人。也即是说，要解决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必须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二）如何成“人”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1.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1.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1.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国家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2小结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转贴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②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译例言[A].
⑥ 严复，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1. 德育内容偏离主体需求
现实中，中学德育内容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无视主体的认知需求。例如，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不够、过于理论化和原则化、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等。近年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的版本虽不断更新，但内容差异不大，它往往只从国家、民族的高度出发讲大道理，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社会发展现状有一定距离。课堂教师也只是唯书本论，这就使得道德教育表面化、形式化，德育严重脱离现实，实效性不佳。
2. 德育过程主体弱化
在中学德育中，方法简单，手段单一，灌输式、规训化现象严重，忽视其内适性，习惯依据社会本位去模塑社会需要的人。德育自身由于缺乏艺术、审美的内在视角，根本无法充分彰显德育本身应有的审美意蕴。本真的道德教育游离主体本身，失去了其应有的感召魅力而略显苍白，致使德育的人文关怀不足；德育过程忽视主体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体验，急功近利，对德育赋予过高的期望值，即德育目标的标准被过度提升，甚至超越了个体生活需要和生活体验的发展限度，用规范、宣讲、外铄手段来替代心性修养与心灵感悟，用无条件服从取代自由选择；单一的方法，僵化的说教方式，无视学生的困惑，对学生面临的思想、心理等问题仅采用说教的方式去处理，而且语言苍白，缺乏美感，使知情分离、意行割裂，禁锢了学生的思想，妨碍了学生自主性的培养，造成德育自身的困境。
3. 忽视主体审美人格的缺失
主体审美人格，体现了自我的审美价值取向与鲜明的道德导向，是促使每个人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与趋向理想、完美生命的人格状态。而事实上，社会性道德危机与个体信仰的失落只是问题的外在表象，其潜隐的内在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学生缺乏一种艺术、审美化的道德内心体验的心灵涤荡，而对自己行为美丑的辨别能力不高，导致在当代中学生中普遍滋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缺乏积极的人生态度，出现了躲避崇高、精神空虚、没有理想、意志消沉等现象。
二、德艺融合是摆脱德育困境的必然要求
1.“德艺融合”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儒家学派就提出“尽善尽美”法则，使德、艺两种文化意念水融、难以分割地相互依存。 《论语•八佾》说：“子谓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对美的要求，是着重评价其能否给人以感官的、情感的愉悦；对善的要求，则着重评价评判其能否给人以道德精神的熏染。
2. 艺术与德育殊途同归
自古以来，艺术作品所崇尚的真、善、美，恰恰就是现代德育追求的目标。因此，德育与艺术的目标是一致的。艺术是人类情感创造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能够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特别是情感需求的功能。如欣赏 《二泉映月》时，那种包含人间心酸与痛苦的思想情绪，至始至终都使人深刻地感受和领略，音乐的鉴赏是在获得超脱自身的情感体验享受中，提升生命的质量。它往往最能触动心灵之弦，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灵魂。正是通过激发主体的情感体验而使主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教育感化，对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产生影响，实现其教化功能，从而使艺术教育与德育殊途同归，统一起来。
3. 把德育作为一种追求美的艺术性教育活动
道德是人的道德，德育是对人的教育。德育对象是道德生活中鲜活的主体，在道德生活之中他们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理解、掌握、运用道德规范，由此决定了德育过程实质上不是由外而内的转化，而是一个由内而外建构或生成的过程。中学德育应以塑造学生的灵魂和人格为核心，以对学生的真切关怀为基点，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4. 使中学德育工作更具审美价值
要提高中学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重视德育对象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德育与艺术教育的融合，为德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德育的成功决不仅仅取决于德育主任、年级长、班主任、政治教师等少数几个人，更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它应当包涵个体的一切生活现场。当学生步入社会，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使命的承担者；当学生走入家庭，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种道德教育的承担者。生活是人生命动态展开的过程，是德育得以生长的土壤。为此，应树立“全员育人，生活育人”的“大德育”意识，使德育以生活为基点，并在动态的生活过程中展开，形成以德育人、管理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社会育人的良好全员育人氛围。面对现代物质生活的冲击和挑战与精神家园的迷失，德育与艺术教育的融合则更有利于良好育人氛围的形成，对中学生的道德发展进行艺术的审美的指引和熏陶，以此唤醒他们的真诚与热情，使其朝着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与提升，塑造起充满活力的个性生命与和谐的主体审美人格。
三、德艺融合能促进中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时代呼唤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德育与艺术教育的融合对于培养中学生高雅的兴趣爱好、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健康的身心、健全的人格和全面发展等都十分有利。
1. 艺以求真，追求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学生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审美能力在渐渐提高，会慢慢懂得悦纳艺术的美感，懂得欣赏艺术作品所焕发的魅力。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对美的认识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中学生在制作陶瓷工艺时，会就作品的形成过程展开探索：人和物的形态结构、几何构图、整体美感、色彩配衬。形成陶具后又如何烧制，需要分析其过程的科学原理、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在得到精神愉悦的同时，还可以在对美的欣赏中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不断完善身心健美的素质。
'2. 艺以向善，塑造健全人格
在合唱比赛中，学生们唱 《校歌》、唱 《茉莉花》、唱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是丰富的德育内容、歌曲旋律是审美教育、排练的过程是集体主义教育、登台表演则通过再现艺术情感而起教育熏陶作用。因此，艺术能够提升道德感、完善人格。
3. 艺以启智，激发创新能力
古往今来的杰出人物有很多对艺术情有独钟，如地质学家李四光酷爱小提琴，曾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曲 《行路难》；核物理学家钱学森就他与艺术的不解之缘，写就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 一书，他和夫人蒋英恰恰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科学家爱因斯坦酷爱小提琴更是妇孺皆知。这些杰出人物缘何这般青睐艺术呢？因为艺术教育能给人的思维以活跃与完善，艺术审美开启了人类大脑皮层中两个区域的思维能力，发挥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4. 艺以怡情，培养高雅审
双轨制教育，就是学生的学习生涯由艺术形式理论教育和手工技术材料操作课程并轨进行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它不仅有一位艺术形式教育导师来教授设计的基础课程：如绘画、色彩、图案以及形式研究和艺术史论等内容；还有一位技术教育导师来担任学生技术、手工艺和材料学等内容指导。“双轨”旨在突出课堂学习与工作室实践、教师讲授与手工艺人指导相结合，从而切实实现学生在艺术与技术、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提高。这种双线并进的教育形式早在17世纪就萌芽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杂教育体系”，但在1919年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之下，“布杂教育体系”这种以艺术至上的设计观念被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格罗庇乌斯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所取代，并对双线并进的教育形式进行了改良，强调学院教育必须把设计理论教育和车间的手工操作结合起来。1919年成立于德国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自成立至解散历时只有短短14年，但它在这期间进行的探索与实验却影响甚远，如对于传统艺术与设计教育的挑战：到底艺术与设计如何进行教育？现代设计教育的体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包豪斯的奠基人格罗庇乌斯提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他认为艺术与手工艺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活动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于是他在包豪斯创造性地启用了“双轨制”教学设计教育体系，由技术教育导师和艺术形式教育导师两部分共同进行教学；使学生共同接受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影响。当今德国的艺术设计院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仍然延续着包豪斯的传统，保留一定的教师席位和课程给社会上拥有深厚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设计师，他们能够非常直接有效地指出许多设计上的实际操作问题，与学校里只教授理论知识的教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既有理论知识指导，也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教学体系。“双轨制”教学方式的目的是为了使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同时接受艺术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素质教育，避免了设计理论和实践操作的脱节，对现代的艺术设计教育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研讨式”的定义
德国“研讨式”教学模式是建立在以尊重学生思考的独立性和独创精神的核心上的，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为教育思想，以师生互动探讨、小组协作探讨为基本形式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美国家都多为流传运用，特点是思想活跃、研究气氛浓郁。1837年，德国著名学者格斯纳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创办了“研讨式”教学，并起名为习明纳（Seminar），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培养了许多古典学者，德国教育家洪堡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大学作为高等学术机构，具有科学探索和修养双重任务。他首次将学术研究引入大学，主张将科研与教学相统一，通过多渠道培养人才。1810洪堡筹建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为教育思想，在大学内部，允许师生自由地探索真理，学生也拥有选科、选择教师，并拥有转学的自由。包豪斯期间的艺术设计教育提倡客观地看待事物，主张“授之以渔”。教授力求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和手法强加于学生，仅指导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让学生自己去寻求答案，同时还注重设计的协作性。在德国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高等教育中，除了一小部分教授讲授课以外，其他都坚持小班教学，在这样的课堂里，课堂教学气氛是和谐活泼宽松又具有紧张感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直接面对教授，既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能及时针对问题进行调整。学生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得到了培养，创造的空间也被加大了。在课堂中“研讨式”教学是运用的比较多的，其核心是由教授提出案例和问题，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思考，并以小组形式探讨过后再将其结论提交给教授，并与教授多次探讨后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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