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0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司法鉴定制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司法鉴定涉及诸多领域，据统计，“我国司法鉴定学科的种类已经多达30余个，一年鉴定案件100万件以上（包括一案数种鉴定）”[2]可见，司法鉴定借助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以弥补侦查、审判人员知识的不足，它以其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帮助司法机关判明证据真伪，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分工的细化，鉴定的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 [3].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从建国初期司法机关侦查办案所需的内部鉴定而演变出来，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诸多弊端。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鉴定立法严重滞后
1、对司法鉴定的规范甚少。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方面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仅6个条款。且六个条款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从全局上看，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2、部门规范杂乱。出于需要，各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法院下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文件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但效力层次不高，适用范围较窄，冲突与矛盾并存，且各自为阵，施行各异。
3、绝大部分专业未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目前，除部分法医鉴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几个部联合颁布的部颁标准外，其他学科尚无统一标准，多数还只是各自确定的标准或经验型的标准。“各类学科、全国性的行业标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公认型的鉴定标准还没有”[4].众多的鉴定机构由于其行业或专业的特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鉴定标准，如同样的人身损伤进行伤残等级评定，适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事故伤残评定标准》和劳动部制定的《职工工伤和职业病鉴定标准》结果往往不同，当事人亦常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众多的鉴定标准中，有的还不科学、不准确，给司法审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法医鉴定中重伤偏轻和轻伤偏重以及轻伤与轻微伤的鉴定结论概念模糊。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对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产生分歧和动摇，对公正司法产生直接。
（二）鉴定机构门派林立，设置重叠，运行混乱
1、鉴定机构多系统重复设置。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大致有五类：一是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在行使侦查、检察、审判权时而设立。其中公安机关内部鉴定的规模最大，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鉴定。检察院、法院的鉴定规模较小，起步较晚，通常设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级；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等；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一些医科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五是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因此，在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庞大而杂乱，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各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归各自管理，各守门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多方鉴定、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司法鉴定的混乱无序。
2、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的“自检自鉴”、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因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对鉴定制度的信任不高。尤以“自审自鉴”更甚，审判活动系平息冲突、化解纷争、定罪科刑的最后防线，自审自鉴使“鉴定成为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是法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又是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他由法院的下属成员变成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法官以这种双重身份出现和参与诉讼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失公正和后顾之忧。”[5]
3、鉴定机构运行机制混乱。（1）司法鉴定行业无执业分类标准。司法鉴定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鉴定的技术手段也纷繁复杂，有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和多门学科知识，这就要求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掌握不同技术手段的人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水平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严格的执业分类，但我国目前对此一片空白；（2）各个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对象不清。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随意性、混合性和重复性。为了上的利益，都对外接受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委托，有的还相互争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责、贬损对方，使技术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大受损伤；（3）鉴定机构有权无责，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由于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缺乏法律约束，随意出具鉴定结论也无相关制裁措施，使得少数鉴定人员收受贿赂，毫无顾忌地出具偏袒一方的鉴定结论，这在财产评估中表现尤为突出，同一财产，不同机构出具的评估值有时竟会相差几倍！
（三）对鉴定人员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1、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审核、批准、授予机构，如何认定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通常由法官说了算，甚至连审案的法官也未必知道署名的鉴定人是谁？具体有无“专门知识”？即使署名的鉴定人有鉴定资格，但其资格多为内部授予，而非通过，水平高低不得而知。再则，当鉴定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有效地保护？鉴定人无故不履行义务时如何制裁均无法可依，影响了鉴定的法律权威。
2、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司法鉴定整体水平不高。由于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与规则，加之鉴定机构多而杂乱，鱼龙混杂，鉴定人员中不乏滥竽充数者，特别是依附国家机关的庇护而生存的鉴定机构，其人员素质更令人堪忧，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鉴定人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远未形成。
3、对鉴定人员没有健全的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健全和实施合理的培养、培训制度，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我国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晋升标准多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严重阻碍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
（四）司法鉴定缺乏程序规定
1、委托主体多样化。民诉法第72条、行诉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启动鉴定的唯一合法主体；刑诉法第121条、165条规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公安、国安、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都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可见，现有法律均规定司法鉴定决定权专属于国家机关，当事人只有请求鉴定的权利。然而，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却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司法解释与法律在此存在冲突。
2、对重新鉴定没有规定。（1）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无规定。一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是否准予，没有标准；（2）重新鉴定的机构如何选择无规定。实践中有时出现越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构的级别却越低的怪状，而各鉴定机构出具的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又成为重新鉴定的动因；（3）重新鉴定的次数无限制。一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于己不利，就申请重新鉴定，一案多鉴甚为普遍，因鉴定而花去一年半载屡见不鲜。多渠道、多层次的重复鉴定，不仅增大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且经常出现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法院对此无所适从，诉讼久拖不决。如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吴赛阳诉吴彰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彰引由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6].
（一）严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准入制度在德国，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对鉴定机构的准入管理非常严格，德国的认证体系建设方面有将近一百年的经验，德国国家认证中心（DAKKS)承担德国认证认可的所有工作，涉及检测实验室、校准实验室、检查机构、产品认证机构、人员认证机构、质量体系认证机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领域，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德国的第三方认证体系成熟，条件优越，经验丰富，这无疑给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认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二）鉴定机构独立，分工明确欧洲被国际上认为是法医学发展最迅速、体制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德国，德国的法医鉴定工作是由各医学院校的法医学研究所承担，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均不设法医。法医学研究所、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均为独立的机构，分工明确，互不冲突，医学院校的法医学研究所不承担刑事诉讼的职责，其鉴定结果受外界干扰的因素少，这样有利于保证法医鉴定工作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以学术科研为依托的鉴定机构在德国，各大法医研究所的教授和资深专家均有自己的科研工作，并与警察局有专业协作和科研合作关系，其科研成果对具体的法医鉴定工作起到辅助作用。在荷兰，鉴定师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需要进行技术研究项目，保证鉴定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在美国，法医鉴定体系具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其质量控制包含能力验证、实验室审计、技术审查和纠正措施程序。通过能力验证可以评估技术人员所运用鉴定方法是否恰当、结果是否正确、对材料的污染以及实验室的真实情况。实验室审计由内部同行审计到由ASCLD/LAB（美国社会犯罪实验室/实验室认可委员会）的认证检查员组成专业小组执行全面的审计工作。纠正措施程序是要求一旦能力验证发生偏差或者实验室出现错误的情况立刻察觉并要及时改正。美国的法医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严格的质量控制保证了鉴定结果的客观公正。
二、我国法医鉴定体制
从国外的法医鉴定体制的特点来看，其发展状态已经呈成熟趋势，只有健全的法医鉴定体制，才能够体现法医的司法公正，与国外法医鉴定体制相比，我国的法医鉴定体制发展延迟，现将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缺陷总结如下：
（一）司法鉴定机构准入制度松弛在我国，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社会中介机构，同时，很多司法鉴定机构也是为了应对政策而仓促设立的，许多条件相对不足的机构趁机混入司法鉴定队伍，导致鉴定机构过多过滥。由于鉴定部门数量众多,各鉴定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层次不齐，当事人根据有利于自己的鉴定结论为依据选择鉴定机构，导致了社会上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公正和公平性。
（二）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完善由于国家没有法律明确法医鉴定工作的主管领导部门，造成长期以来鉴定机构缺少宏观调控的政府管理机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各鉴定机构的技术水平不均衡、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格准入的权限随意性大、缺少统一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没有严格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领导班子职责不清等，导致了司法鉴定体系的工作人员工作状态大都各行其事、混乱无序。最终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更无从谈起发展和进步。
（三）缺乏法医司法鉴定标准在不完善的管理体制下必然导致缺乏统一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标准，国家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各系统按照自己情况制定标准，鉴定标准五花八门，互不影响约束。证据采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鉴定结论的认定上，无法律规定的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裁判的公正受到质疑。
（四）法医职责制度不明朗在国内，多数法医学专业人才出自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社会就业压力，许多法医学专业的人才毕业后很难进入司法机关从事法医学专业技术工作。法医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兼职，他们在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要从事法医鉴定机构的鉴定工作，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最终会直接影响到法医司法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此外，由于法医工作者是属于高体力、高脑力和高风险职业，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等职业，收入较低，待遇较差，导致法医工作者工作积极性差，从而间接影响其工作质量。
三、讨论
关键词：法医鉴定；改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63-01
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的建设逐步加快，司法改革也成为其中无可厚非的一部分。司法鉴定改革，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法医鉴定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今的变更中，弊端逐一显露了出来。这样一来，对司法公正的执行方面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现行的法医鉴定制度必须得到改革和完善。笔者就现存的一些法医鉴定制度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够使其得到完善。
1我国现行设置的法医机构
我国现行设置的法医机构按行政级别来分可分为：县级、地级、省级和国家级四级结构。这四类法医机构，相对其他法治机构而言都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直属关系。处于上级的法医鉴定机构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下级法医鉴定机构的鉴定工作，其对下级机构的管理主要体现于业务上的培训和指导，以及解决下级法医鉴定机构能力不够解决的难题。正是由于这种非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导致各级别的法医鉴定机构出现行政上各司其职的问题。
而从工作系统方面，现行的法医机构又可分为：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三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在工作分工上，没有重叠的部分。刑事诉讼的第一个环节要通过公安部门，其部门指派的法医对案件从医学教学上进行相关鉴定以后做出书面总结，法医鉴定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检察部门的审查监督；检察院的法医相关工作是对其部门受理以及公安部门移交的案件在涉及法律和人身伤亡的案件进行医学鉴定；法院则可以依据工作实际需求，采信或忽略检察院的鉴定结果，由于法院处理属于诉讼的最后阶段，所以其法医鉴定的结论只接受内部上级法医部门的审查和监督。
除了上述法医相关鉴定机构以外，国内现有的法医体系还包括如高等医学院校中的法医系院专业，法医鉴定中心、地方医院的法医门诊以及法医鉴定中心等机构。
2现行法医鉴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医鉴定相关法规不够明确，有关司法鉴定的法律不够健全，从而存在法医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并且在职责划分方面，由于各地方法医鉴定机构和法医门诊设置较为混乱，所以存在分工不够明确的情况，并由此导致了法医工作情绪消极的状况。
第二，法医鉴定中没有把人身伤害这块鉴定程序整理清楚，所以在伤残等级的评定方面存有争议，法医工作也容易受到指派单位方面的影响，对司法公正不利，因此法医鉴定标准的相关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三，法医案件受理和指派范围的不确定，并且在工作等级上无鉴定等级的差别划分，从而有法医鉴定结果不被采纳认可，有关部门进行反复鉴定的现象出现，最终影响了部门的办事效率。由于鉴定机构没有国家认证的权威级别，所以很多案件在鉴定阶段被卡住，不能继续进行。
3基于上述问题的法医鉴定制度的建议
现阶段实行的法医鉴定体制，并没有体现司法鉴定机关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伴随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现行的法医鉴定体制必须要积极面对体制改革。下面是笔者对改革方向的一个大致规划。
首先，将三大部门中从事法医鉴定相关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集中并成立由政府统一的法医鉴定机构。该机构作为鉴定机构，属于政府事业编制单位，在各个需求法医鉴定的机构或单位中，不再是包含的从属关系，而是作为第三方的委托机构。再根据法医的学科分类，把法医鉴定的工作进行细化分工。这样的举措，确保了法医鉴定机构的独立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鉴定工作的效率。
其次，要保障法医鉴定的职权范围，在技术、从事人员资历、设备设施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将法医鉴定机构规划出明确的级别层次，鉴定结果的权威性也由高级向低级依次递减，并将各级别鉴定机构的管辖范围予以规定，杜绝工作范围重复的问题产生。并且在人选择定方面，遵循资格准入制，由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对应管理体系，明确法医鉴定机构的职权和责任。保证严格的人员考核，避免无证鉴定和低水准从业人员浑水摸鱼，保障鉴定机构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并对编制人员的物质待遇进行提高，避免人才流失。
再次，司法鉴定部门实行的方案、程序和标准要公开公正。在司法鉴定程序及法医鉴定技术方法上进行统一规划，同时促进标准法医实验室的建立施行。民事诉讼案件的过程部分要求完全公开化，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行公开听证，使司法鉴定的结果得到群众的认定，增加可信度。
综合上述结论，我国现行的法医鉴定制度改革的施行迫在眉睫，从独立鉴定部门机构确保其权利完整到完善司法鉴定体制，本文结合现行的相关制度和现存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希望能够为法医鉴定的改革完善献上自己的一分薄力。
参考文献
[1]何家弘. 论司法鉴定的规范化[J]. 中国司法鉴定. 2009（03）
[论文摘要]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但作为鉴定结论的“真理性”又是相对的，这就决定在庭审过程中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包括两方面，庭前审查和庭审审查，通过对鉴定结论采信的分析，提出了对司法鉴定结论采信的几点建议，并认为终局鉴定来消除鉴定的分歧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因此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在诉讼中，许多重要的案件事实必须依据或主要依靠案件事实方能证实，同时由于鉴定结论具有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的特点，有诉讼中往往用以用作审查、核实案件其它证据的重要手段。但作为鉴定结论的“真理性”又是相对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个案件的同一个问题，由不同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有时会产生不同的鉴定结论，因为大多数鉴定是事后鉴定，由于鉴定人技术水平的不同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得到的鉴定结论有时是相对的，同时不适当的鉴定活动必然会导致鉴定结论的失真，这就决定在庭审过程中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可能的话对鉴定人进行发问。
法庭在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包括两部分，庭前审查和庭审审查。庭前审查是由于鉴定结论专业性较强，因此应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向鉴定人询问和了解，必要时可由鉴定人就专一问题出具书面说明，审查鉴定人资格，有无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鉴定材料是否合法，用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庭审审查主要对鉴定结论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即鉴定结论是否科学所进行的审查。
下面谈谈对鉴定结论采信的问题。
首先，鉴定结论与其它证据的采信问题。鉴定结论与其它证据相比，鉴定结论作为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与其它证据形式在法庭上也具有对抗性，任何一种鉴定结论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辩论后，由法官认定采集哪一种结论。
从鉴定结论和其它证据的关系来看，经合法程序形成的鉴定结论与其它证据一样，都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认证才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与其它证据具有同等的证明力，并不具有优先采信的证据地位。以鉴定形式出现的证据，有时能够证明其它证据形式不易或不能证实的案件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高于其它证据形式。
其次，关于同一个案件事实不同鉴定机构做出的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采信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庭上很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鉴定结论，会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例如鉴定人的知识水平的影响鉴定结果的科学性或是由于鉴定人由于利益驱动做出的虚假鉴定结论，还有就是鉴定材料以用鉴定标准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会出现结果截然不同的证据结论。
这些最终都来依靠法官来判断究竟哪一个鉴定结论可以最终被采信，但由于大多数的鉴定结论都涉及到的是专业知识，许多知识法官都没有办法一一涉及，这更需要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这只能依靠鉴定人出庭，由不同的鉴定人对各自鉴定依据和过程进行阐述说明，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从而有助于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解决鉴定分歧不同结论的采信。
这里在采信问题上提出几点建议：
1．建立健全鉴定人故意出具虚假鉴定的责任追究制。虽然说鉴定结论由于鉴定标准或是鉴定材料等原因出现鉴定出来的结果不同的局面，但是也不排除有些鉴定人由于金钱诱惑或是其它原因，做出与事实相差比较大的虚假鉴定，这严重影响了鉴定结论所应具有的科学性的特点，对这一类的鉴定人应该进行责任追究，给予警告或是处罚的惩罚，对其所在的相应的鉴定机构也应该对机构进行追究，推进鉴定机构对鉴定人出具鉴定结论的监管，毕竟鉴定结论最后是以机构的名义进行签发的。
2．我觉得在法院系统还应该保留有专业的司法鉴定方面的专家，这些人以及这些人所组成的部门并不针对具体案件做出鉴定结论，他们只是辅助法官了解鉴定结论相关的内容以及可以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虽说仅仅是辅助人的作用，但我认为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这其中也有有些基层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并不涉及到司法鉴定问题，或是并不多有分歧的鉴定结论，因此我认为可以适当的在中级人民法院配制有关于司法鉴定的专家，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不需要设置，如若基层人民法院在有些案件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请中级人民法院去派专家到基层人民法院去协助法官。
在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的时候，这类专家可先协助法官了解鉴定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质证之前使法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但不能给予法官主观性的意见，不能在双方质证之前给予法官先入为主的看法，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发挥。
3．法官在判决中就阐明采集鉴定结论的理由，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阐明采集鉴定结论的理由，实质上是要求法官将其采信的鉴定结论的过程公开，法官的采信鉴定结论的过程一旦被迫公开，就意味着法官在采信鉴定结论的这一过程受到了监督，有助于诉讼双方对鉴定结论的判决的认可和信服，降低提其再审的可能性和反复鉴定的发生率。
最后，我想谈的是关于终局鉴定的问题。
对于鉴定结论的分歧的问题，有人提出了终局鉴定来消除鉴定分歧。终局鉴定的基本内涵是规定某一案件经过一定次数的鉴定后仍不能达成一定的结论时由专门的机构或组织对案件再做一次鉴定并规定这一鉴定为终局鉴定且以这次鉴定结论为可供法院最终采纳的结论。
我并不同意设立终局鉴定制度。首先，在价值目标上，终局鉴定有为诉讼效益价值而牺牲诉讼公正价值之嫌，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效益而损害司法公正的实现。由于司法鉴定经常性的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因此在认识的难度上比一般的事项要大，因此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多进行几次鉴定应该说正确认识案件所必要的。而终局鉴定不分情况地一律对鉴定次数进行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诉讼公正的实现。
其次，这种人为的硬性规定次数的做法，是有违鉴定结论科学性的特点的，更何况由于司法鉴定的不同类别以及其不同的性质，这种设置更体现了其不合理性。终局鉴定实际上也是剥夺了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权力，而法官最后只能别无选择的接受终局鉴定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终局鉴定是一个治标但不治本的方法，用终局鉴定来消除鉴定的分歧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参考文献：
由于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英美与大陆两大法系在民事证据制度上有所不同。但近几十年的立法、司法实践表明，两大法系各国也出现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趋势。在借鉴两大法系优点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相继分布实施，使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辅之以法院收集证据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尽管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司法实务中仍显现出诸多的问题。笔者试就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若干缺憾略陈己见，以期对我国证据法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第一，证据基本特征的法律根据问题。理论界对证据的基本特征，我国通行的观点为“三性”说，即：客观、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二，视听资料证据的采信规则问题。视听资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人们对它在产生证据效力的形式内容、运用及证据本质特征，如关联性和法律性的关系的认识还是有限的；第三，举证期限对审限的影响问题。举证期限，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第四，司法鉴定的规范、节约问题。司法鉴定是当事人、人民法院及其他机构委托鉴定人就案件的专业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的活动；第五，证人宣誓的必要性问题。
为了使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和避免错案发生，各国在立法上均规定了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第六，驳回诉讼请求的法律适用问题。司法务实中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有两种情形：一是因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因证据不足以支持诉讼请求。
关键词：证据、民事诉讼、视听资料、举证期限、司法鉴定、诉讼请求、时效等。
由于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英美与大陆两大法系在民事证据制度上有所不同。但近几十年的立法、司法实践表明，两大法系各国也出现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趋势。在借鉴两大法系优点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相继分布实施，使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辅之以法院收集证据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尽管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司法实务中仍显现出诸多的问题。笔者试就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若干缺憾略陈己见，以期对我国证据法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
一、证据基本特征的法律根据问题
理论界对证据的基本特征，我国通行的观点为“三性”说，即：客观、关联性和合法性。对于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理论界认识较为一致，关于证据的法律性则分歧较大。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分，“肯定说”主张法律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否定说”不主张将法律性作为证据的基本特征。两种观点优劣各存，肯定说强调证据的收集、认定及形式合法，但忽略了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某种证据如视听资料的证明力较为强大，但过分强调其收集合法即经视听资料的被获取同意方可取证，必然导致在其他证据相对匮乏，视听资料内容明确仅因获取时未经被获取者同意而不予采信的案件的裁判不公，影响司法公正。“否定说”排除法律性，则可能导致以暴力、欺骗、利诱的方式获得证据，但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从而归入可采证据范围。在证据的基本特征问题上，英美法系的观点比较可取。英美法系理论界认为证据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关联性和可采性。可采性即不属于排除规则范围之内的证据，即在立法中制定排除作为有效证据的规则，规则之外同时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亦可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6日制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①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这一模式，《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即为证据的排除规则。依据该规则，即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避免了人民法院在某些证据采信上的尴尬，不啻于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遗憾的是它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越权创法之嫌。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统一《证据法》时应将这一排除规则载入方为完善。
二、视听资料证据的采信规则问题
视听资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人们对它在产生证据效力的形式内容、运用及证据本质特征，如关联性和法律性的关系的认识还是有限的。视听资料是运用摄影、录音等现代科技，对人或自然界存在的客观声像如实记录，能够反复播放和再现原始声迹、影像，从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形式。因此，这种证据直观性、连续性、准确性等优势，常常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甚至可以认为，未被恶意伪造的视听资料，其由科学性、准确性、直观性、连续性等特征决定的证明力远远超过证人证言。毋庸讳言，视听资料也有其弱点，即容易被编辑、伪造，从而失去其客观性。正因如此，加之受“证据收集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的影响1995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②中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以消极的形式规定了证据的排除规则，其依据是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即将“非经他人同意录制他人谈话”这一取证手段定性为非法。纵观各国立法，以非法手段获取视听资料为法律所禁止，且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介各国对“非法手段”的定义有三个特点：1、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如窃听到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的录音；2、主要限于窃听、私录他人之间的谈话；3、侵害的客体主要为他人的隐私权。各国的“非法手段”的这一界定于司法实务是可行的，于民众意识是可以接受的。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已使得视听资料能否作证据使用的审查标准，完善为“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有无疑点，而非是否经他人同意收集”③作为解释。
三、举证期限对审限的影响问题
举证期限，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举证期限属于期间的一种，且属于指定期限的目的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强调诉讼进程的紧凑和快速，在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前提下，防止当事人拖延诉讼，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之前，关于举证期限的研究日久，但终未实施。司法实务中个别案件当事人利用举证期限的“无法可依”，随时举证，恶意拖延诉讼的情况屡有发生。《若干规定》颁布实施的时间尚不足半年，司法实务中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借举证期限的规定拖延诉讼的事例已偶有出现。又由于《若干规定》对举证期限及申请延长次数过长过多，使得因举证期限权利的行使导致起审限(尤其是二审)的必然，也使得个别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变得“有法可依”。
依照《若干规定》，举证期限分为当事人协商经法院认可的期限和人民法院指定期限两种，前者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审理进度决定认可与否。根据《若干规定》，指定期限不少于三十日，且当事人在一个指定期限内完不成举证的，享有两次申请延长之请求权。笔者认为，《若干规定》指定举证期限的时间太长，申请延长举
证期限的请求权次数太多。理由是：1、就具体案情来看，每起案件的有效证据并不太多，关键证据大多就在当事人手中，如债务案件的债权凭证，合同纠纷的合同等，其他有效的辅助证据绝大多数并不繁多，三十日的举证期限和两次延长请求权无必要；2、就地域因素看，我国民事个案的发生绝大多数发生在一个县(市)或一个地区区域之内，除个别偏远省(自治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外，其他地区一个县或地区方圆也不过二、三百公里，如此地域范围的民事诉讼，也使得三十日的举证期限和两次延长请求权无必要;3、司法公正只能是相对的，即在特定时段、特定地域内公正，而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切身诉讼立法价值取向之所在。以此而论，三十日的举证期限和两次延长请求权也无必要；4、近年来人民法院出于自身形象的考虑，对新闻及相关部门意见的重视仿佛使某些当事人找到了法院的“弱点”，到辄上访告状，引来各部对个案的关注，使法院领导和审判人员在承担繁重审判任务的同时，不得不疲于应付对各部门的解释。三十日的举证期限和两次延长请求权使个别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上访告状”成为“堂而皇之”、“有法可依”。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将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修改为十五日，少数交通十分不便的偏远地区及案情复杂、证据较多的案件的举证期限，在前款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举证的，当事人可申请延长举证期限一次，是否准许及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因此，必能提高审判效率，节约诉讼资源、杜绝滥用诉权、拖延诉讼之不良现象。
四、司法鉴定的规范、节约问题
司法鉴定是当事人、人民法院及其他机构委托鉴定人就案件的专业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的活动。鉴别人作出的结论性意见称为鉴定结论。当事人及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委托所作的鉴定，在诉讼阶段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人民法院的规范及鉴定资源的节约问题略表浅见。
目前，司法鉴定工作存在如下弊端：1、鉴定机构设置混乱，主要表现在公、检、法各系统有各自的鉴定机构，本系统内部不同级别的单位也设有鉴定机构，加之社会上的医疗、学校、科研机构等设立的鉴定部门，鉴定机构混杂无序；2、鉴定机构层次不清，目前我国的鉴定机构无高低层次之分，以致多个鉴定结论矛盾时，法院采信时六神无主、无章可循；3、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随意性强，因鉴定机构设置混乱，导致人民法院委托时任意性强，鉴定结论的可采性大打折扣。
为克服上述弊端，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工作，节约鉴定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基于司法公正的相对性原则，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统一《证据法》时，笔者建议：1、实行司法鉴定人任职资格制度，不同专业的鉴定人实行专业考试，取得鉴定人资格的，分类登记造册，并实行鉴定不资格年审制度；2、建立机构统一、分层分明的司法鉴定机构，县以下不设司法鉴定机构，地区(含地级市)设立统一司法鉴定机构，由本行政区域内具备鉴定人资格的成员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终局鉴定机构，由本行政区域内具有高级职称的鉴定人组成；3、司法鉴定实行二鉴终局制，即对初次鉴定经审查不能作证据使用的，可委托省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结论即为终局鉴定结论；4、规范鉴定人确定制度，在实行鉴定人回避制度的前提下，可借鉴仲裁员确定制度，鉴定人由当事人确定，如当事人不能决定的，由人民法院确定。
五、证人宣誓的必要性问题
为了使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和避免错案发生，各国在立法上均规定了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如实作证应当包括：1、证人必须如实提供证言，不得作伪证；2、不得隐匿证据，尤其是对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的证据。世界各国在立法上往往将作伪证视为妨碍司法活动的犯罪行为。为了强化证人作证的严肃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增强证人的责任感，许多国家和地区还规定了证人宣誓制度。
民事诉讼在我国各类诉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证人作伪证或出具相互矛盾的证据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法律制裁不力，《民事诉讼法》虽将证人作伪证规定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之一，且规定了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罚则，但因民事案件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对伪证往往不予认定了事，给予罚款的少之又少，给予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更是微乎其微，模糊了证人对伪证法律后果严重性的认识；其二，证人法制观念淡薄，老好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民众中庸之道的影响深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得罪人的思想由来已久，谁找就给谁证据的情况极为普遍；其三，前述两原因的存在，加之证人出庭作证时，缺乏对证人有强大警戒作用的证人宣誓制度。在庄严的法庭上，众目睽睽之下，证人保证如实作证，否则承担法律责任的誓言，对证人心理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证人宣誓制度在我国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尚无明文规定，而该项制度的设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强化证人作证的严肃性，证人宣誓可使其认识到如实作证即是对法律的忠诚，对事实的忠诚，是对优良人格和良知的考验；2、唤醒法律制裁警戒性，证人当庭宣誓，可以使其对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产生清晰的认识，从而起到强烈的心灵震憾和警戒作用；3、强化证人的责任感，证人宣誓不仅是对证人人格与良知的检验，同时也能使其认识到其言行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进而增强作证的社会责任感。证言宣誓制度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务领域各地均有所尝试，其结果表明证人宣誓效果十分显著。某县某法庭在审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被告证人庭提供的证言与庭审当庭宣誓后所作证言截然不同，如实陈述了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庭审判人员问及证人因何改变证词时，证人称法庭严肃的气氛加上自己的宣誓，使其认识到事不如实作证就地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受伤的原告，还会承担法律责任，笔者在参加陪审中的一起财产侵权赔偿案件时被告提供其亲兄弟出庭作证，法庭气氛威严，证人宣誓后所作陈述丝毫不利于被告，被告大失所望，问及证人作证时的感受，法律制裁的震慑作用和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宣誓使然。
综上所述，证人宣誓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并非可有可无，增设此项制度纯利无弊。为此，笔者建议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或制定统一《证据法》时增设证人宣誓制度，誓词可为：我向庄严的法庭宣誓，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保证如实向法庭陈述，如作伪证，愿受罚款、拘留及刑事追究。
六、驳回诉讼请求的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务实中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有两种情形：一是因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因证据不足以支持诉讼请求。前者不属本文探讨的范畴、不再论述，后者在法律适用时常使审判人员感到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实践中此类判决有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九条，有的适用第六十四条，也有的适用第一百零八条。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九条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义务形式的原则性规定，第六十四条是当事人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一百零八条是对起诉条件的规定。因证据不足而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适用上述规定无疑均是不确切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作了较为明晰的规定，但依据此条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准确的。因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证明责任的规定上采用的是当事人为主，法院辅之的原则。当事人因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尚可申请法院的方
式救济。只有两种途径用尽，诉讼证据仍不足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方可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截止目前因证据不足而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法律适用，仍是棘手问题。
民事诉讼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争端，属私权利之争。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价值取向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已成定局。为排除因证据不足而驳回诉讼请求法律适用上的尴尬，笔者建议在修改《民诉法》时增设专条，该条可表述为“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又未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仍不能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宜粗不宜细”是我国立法的传统定位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影响了各部门法的创立工作，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空白和不完善之处尚且存在。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注释：
①、焦作中级人民法院编制的全市法院民事审判业务培训资料：《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中第4页，焦作中级人民法院出版。
②、马原：《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14页。
③、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摘自2003年1月15日人民法院报第三版。
参考文献：
1、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制：全市法院民事审判业务培训资料，焦作市中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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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段正坤：《律师资格考试大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陈明桂：《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5、 马原：《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
6、 苏泽林、张常韧：《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7、 孙保中：《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运用》，载武陟县人民法院审判信息，2003年第5期。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活动。公开、辨论、直接言词原则是司法公正、程序公正的体现。举证、质证、认证是诉讼程序的三个步骤，而质证是证据法上的重要之一，证据作为司法机关认定事实的基础，对某些证据的采纳取舍、确认其证明力的大小、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诉讼的结局。对此，我国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法规都作了类似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些规定应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各种证据的采信为裁判基础的必要前置程序，本文试就司法鉴定的质证问题作以下简析：
［关键词］：司法鉴定 质证
一、司法鉴定质证的模式
司法鉴定是我国诉讼中经常使用的证据方式，在快速增长、技术日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需要借助司法鉴定的手段来解决争端。司法鉴定是我国诉讼证据的一种，与证人证言不同。而质证是证据法上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司法鉴定的证据是审判机关作出事实认定的基础，是适用法律的前提，质证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是当事人为避免诉讼风险，实现胜诉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我国的《民事诉讼法》、2002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2002年10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证据若干规定》及《刑事诉讼法》和与其相关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作为待证事实，在公开质证的基础上，查明事实的，才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些规定应被视为证据采信为裁判基础的前置正当程序，证据没有经过审判机关的审查、判断以及当事人的质证，则不能认定定案的依据。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质证模式
当事人主义是英美法系所采取的诉讼模式，诉讼中当事居主导地位，其证人包括大陆法系的一般证人和鉴定人，把质证程序完全在当事之间进行并为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在质证过程中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且把交叉询问证人作为证人作为证言的可信性与完整性的保障，要求当事人询问证人，采取直接的反询问和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它对证据的质证程序有重大，交叉询问意在削弱对方所出示的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暴露对方证据的缺陷，从而确定该证据的证明力。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质证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法官先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无约束的对案情事实或与此相关的表述，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官向证人提问完毕后，才能开始询问证人，这些询问不受任何约束，几乎可从涉及到任何问题。
（三）我国的质证模式
我国诉讼法在确认证据的有效性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质证的有关程序、方式、规则以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的效力未加规定。长期以来，我国受职权主义的审理模式的影响，突出法官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的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法院可依照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这实际上明确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预决，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意味着法官同时扮演证据收集者与证据审查判断的角色，集这两种权力于一身，其后果的弊端明显可见。
二、质证要求
（一）国外的质证要求
交叉性询问是英美法系中在庭审时对证人进行的询问方式，证人首先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由对方进行交叉询问，目的在暴露证人的偏见或有偏袒，向陪审团提示某个证人不可信，但首先前提是证人必须出庭。
交叉询问应遵循以下要求：1、法庭应对询问证人和出示证据的方式和次序加以合法的控制；2、范围应限于直接询问的主题和证人信誉有关的问题；3、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时，除法律规定禁止外，不提出诱导性问题，当一方当事人怀疑本方证人故意迎合对方当事人或询问对方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时，可以用诱导性问题进行询问。①
（二）我国的质证要求
我国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中体现了质证原则的相关内容，《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院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司法鉴定、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宣读，并且听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虽然，本条没有明确规定质证，但辩认和提出意见就具有质证内容。
（三）国内外有关质证的比较
1、我国现行的质证规则过于笼统、内容也不尽完整，而立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虽有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2002年10月1日施行《行政诉讼法证据若干规定》等相关法规，但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2、我国无论是直接询问还是交叉询问，一律禁止提出诱导性问题，而英美等国在主询问或交叉性询问时，并不完全禁止提出诱导性问题。
3、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不是庭审质证的必要条件，使质证的正当程序要求不能得到体现。
①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司法鉴定质证的司法理念
（一）大陆法系对司法鉴定适用质证程序理念
在大陆法系国家，允许当事人对司法鉴定进行质证，并将质证的司法鉴定作为认定事实基础的必要正当程序，按照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一般允许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便鉴定人就其司法鉴定得出的过程和采用的予以说明。① 因此，对司法鉴定等都要证据的提供者亲自出庭作证，对于司法鉴定的质证，主要是一方当事人对司法鉴定进行攻击的内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格、经验，送检材料，鉴定程序等方式等。
（二）我国对司法鉴定适用的质证程序理念
，我国的司法鉴定是鉴定权与采信权合一，公检法内设鉴定单位，形成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格局。但各部门之间为部门利益相互排斥，互不采信。而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作为法院内设的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是否也应作为质证的对象，看法不一，有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内设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具有公正性，可采信度大，司法鉴定不会出错，对此类证据无须质证，即可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未经质证而直接予以认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是哪个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都不能排斥，都应质证。理由：
1、依照法律规定，司法鉴定为法定证据之一，它不享有当然的证据效力，由于主、客观原因，可能造成司法鉴定错误或不正确，可见，对各个鉴定机构所出具的司法鉴定的客观性、合法性都应当质证，为法官审查，认定司法鉴定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提供依据。
2、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对司法鉴定必须经过质证，质证不仅是确认证据效力的手段，更是运用证据的一项必经程序，司法鉴定的证明力大小与强弱，都应当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予以采信，认定司法鉴定在法庭上出示，是产生证明力的形式要件。
（三）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1、目前，因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缺乏统一性，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准入制度不规范，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鉴自审的格局，造成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等情，尤其鉴定人员受一些不良风气影响，作为一员的鉴定人必然与
①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1版
其他人发生联系，导致司法鉴定出现错误。实践中一案多次鉴定，充分说明司法鉴定必须进行质证，审查否则不利于查明事实真象，正确运用法律。当事人对证据享有的质证权是不附任何条件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质证范围过小，对司法鉴定进行质证，其质证范围并不当然涉及鉴定人。但现实中鉴定人出庭少之又少，当对司法鉴定存在疑问，即使宣读司法鉴定后鉴定人仍在法庭上，当事人仍不能自行询问鉴定人，如想询问，必须先经法院的许可。
2、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鉴定的质证流于形式，司法鉴定不同于证人，可以询问，司法鉴定作为书面形式，实际上对书面形式的司法鉴定无法开展本质意义的质证事实，它本身无法直接回答一些相关的问答，当事人对司法鉴定进行质询，但不能直接、正面的问题，而当事人提出是否重新鉴定时，并有证据抵制，反驳该鉴定时，是否能够重新鉴定，那就看法官是否同意。由此可见，就该鉴定应有的属性来说，并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其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
四、司法鉴定质证的内容
（一）司法鉴定的真实性
所谓司法鉴定的真实性，是指司法鉴定本身体现的形式，思想内容反映出真实所具有客观的本质属性。必须存在客观存在的形式，而不是主观，推测捏造的事物。认识和判断是人的思维形式，是人的大脑对客观外界作出反映和选择，客观外界能够作为证据材料的事实多样，一旦主观感觉和选择，便以特定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诉讼中的司法鉴定依照法定程序，经过质证，才最终成为实事的依据。质证主体首先应该就司法鉴定是否真实可靠，符合实际进行质证、辩论，司法鉴定确实充分、可靠是司法鉴定正确的一个前提条件，如司法鉴定的检材不充分、不可靠，势必影响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如鉴定人在鉴定时，有无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其技术水平怎样等，这都会导致司法鉴定发生错误。
（二）司法鉴定的关联性
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有助于增强或减弱待证事实在心证所具的盖然性的程序时，都可认为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对某一证据对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体现对其进行证据证明价值的评估。对证据关联性的内涵的界定，涉及到证据与待证事实的问题，它是对证据关联性在证据效力上的定位与价值评估，而关系到证据的形式或方式问题，它根源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是受办案人员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它是案件事实作用于客观事实以及有关人员的主观产生的。质证主体对证据证明力，即对案件事实是否有证据作用进行质问和辩论。证据本身对案件事实有无联系以及联系是否密切及大小程度，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实际是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判断和评估的方式。
（三）司法鉴定的合法性
司法鉴定属证据的一种，有证据的一般属性，证据的合法性称证据的许可性，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性指证据的主体、形式、收集都应依法进行。
1、鉴定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其人员应符合相应的资质和取得执业证书，依照法律规定，司法鉴定应当由符合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鉴定人是否具备解决案件中专门问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能，鉴定人是否为司法机关指派、聘请或是双方当事人协商后由司法机关指派，鉴定人是否属于合法拥有资质的机构，其证件是否年检注册。不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所作出的司法鉴定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司法鉴定程序必须符合我国诉讼法及相关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检材是鉴定的物质基础，提请鉴定、决定鉴定、受理鉴定、鉴定资料（材料）的提取、保存、复制、鉴定实施、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以及鉴定文书的制作各个环节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如果鉴定检材不合法，势必会到整个司法鉴定结合的合法性，鉴定的实质是以技术手段来综合审查与核实证据，实体不真实，结论必然失去科学可靠性，甚至出现虚假和错误的结论。实体不真实的结论，显然不能作为证据资料。无论是公、检、法及其它的司法鉴定机构，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是合法的，不允许采取欺骗或其他不合法的手段收集鉴定资料（材料），对诉讼中所涉及的鉴定材料的审查，应通过法庭质证进行。通过质证材料的来源，并依据有关法律，判定鉴定材料来源的合法性。①
3、司法鉴定的形式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要求，要有鉴定人员（所有参加鉴定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不予认定，如当事人自己收集的伤害证明、病历，无出具机构或出具人的盖章、签名或法律法规规定的两人以上签名盖章，只有一个人签名、盖章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司法鉴定质证的
质证是司法机关审查、认定证据有效力的一种形式和前提，质证的方法应根据 ①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质证的对象和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旨在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相互沟通，辩认等方法而对司法鉴定等证据质证，能够确定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或能够确定不能证实待证事实的存在，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不予反驳的，应视为对该证据的承认。
由于各国法律对证据的范围和方式不尽相同，质证的情况也不同。美国诉讼法中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实物证据、书证和展示证据四种，美国的证据程序法一般都适用证人证言的质证方式，即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法官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对案件事实或有关的描述。我国法律对质证的方法无明文规定，依照我国国情，由审判长的指挥下采取交叉询问的方法，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使质证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体现。
六、质证中的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条件
（一）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资质
司法鉴定是否具有证明力或证明力大小、强弱，在质证中才显示出来，我国法律虽未就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有详细的规定，但我国诉讼法和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重新鉴定的条件和补充鉴定作了具体规定，但同样缺乏具体的适用规则。鉴定资格是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基础，在质证中，一方当事人提出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格问题，鉴定人员未出庭阐述司法鉴定的检材以及检验过程，或当事人不能当庭提交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质，一方当事人应当即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未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擅自设立司法鉴定机构或擅自面对社会开展司法鉴定的，由登记机构给予处罚。《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亦对鉴定执业人的执业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因此，被委托的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执业资格，当事人同样有权提出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
（二）程序违法
鉴定程序违法分鉴定启动程序和鉴定程序违法，启动程序违法包括：1、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提出鉴定申请而司法机关仍准予委托鉴定的。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出鉴定申请，且该鉴定事项不属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委托鉴定的，但司法机关仍然依职权主动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但未交纳费用的。4、当事人申请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鉴定程序违法是指被委托的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违反技术操作规程，这种违法是鉴定机构或鉴定人违反其职业操作规则所致，对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存在明显的不利影响，但依照2002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上述情况必须达到严重后果，才能作为当事人重新鉴定的条件，但何为严重后果，该规定未明确规定和解释。
（二）司法鉴定依据明显不足
司法鉴定机构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依据的检材，应当确实。鉴定人在鉴定的过程中，检验的程序是否符合规范标准、行业要求。所依据的理由，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就可以判断出不足而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对于有缺陷的司法鉴定，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补充质证的方法解决的，可以不重新鉴定，司法鉴定有缺陷，能够通过补充质证解决，应不允许重新鉴定。
（四）补充鉴定提出的主体
通常来说，如果司法鉴定存在瑕疵，当事人在质证中可以提出补充鉴定，对具有瑕疵的司法鉴定提出主体的应是双方当事人，但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诉讼能力的欠缺，在当事人未发现司法鉴定具有明显瑕疵时，司法机关能否依其诉讼指挥权对当事人释明，告知其有提出补充鉴定的权利，本人认为，司法鉴定作为一种法定证据情形，司法机关本身承担着审查证据的职责，可以要求鉴定人复查，并且在修改、补充原司法鉴定或新发现的情况予以阐述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鉴定。
七、我国迫切需要关于司法鉴定质证规则
由于我国现行鉴定制度源于建国初期，各司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便利，都制定有鉴定工作的规章制度，并形成了相应的规模。但在司法鉴定的质证中，无论是理念和现行的法律规定，都明显落后，跟不上法制建设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实施后，对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的质证问题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97年10月1日施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没太多的变动，只对伤情和精神病医学鉴定作了增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2002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2002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鉴定与司法鉴定的质证作了原则性规定，但过于简单，笔者认为应加强司法鉴定方面的立法，来完善司法鉴定的质证规则，以便我国诉讼法的。
八、对司法鉴定质证的问题的完善
（一）质证的范围应该扩大
对司法鉴定进行质证，其质证范围应当涉及鉴定人及送检材料。质证是当事人诉讼的基本要求，也体现出质证中直接言词原则，鉴定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所依据的送检材料是否充分、真实。鉴定人的设备是否先进、科学。①鉴定的过程和司法鉴定等一系列问题，鉴定人都应当当庭来阐述，并接受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才能保证鉴定的可靠性，这都应立法予以明确，司法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出庭质证，未出庭质证的鉴定人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二）司法鉴定的质证除法律禁止外都必须公开。在程序上让当事人及相关诉讼参与人公开质询，让当事人与鉴定人面对面的开展辩论，使司法鉴定明朗化，鉴定人在言词的情况下，不仅可以论证自己的司法鉴定是正确的，也可以揭示其他结论的错误所在，从而保证司法鉴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及权威性。
总之，制定严谨、健全的司法鉴定质证制度，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我国司法鉴定法的完善和统一。
①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1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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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医疗侵权赔偿案件之所以复杂，它不仅涉及医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并且如果妄加推断，稍有偏差轻则不能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保护，还双方一个公正，更会让两个群体对立，激化矛盾。我们现今的这种“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整体的权威性，尤其是关于赔偿问题，因此必须及时的建立一个严格的赔偿体制，将双方的过错情形及是否该涉及赔偿做一个界定。
【关键词】医疗侵权 医疗服务合同 过错赔偿 责任归属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blems about medical tort， the current law has many scholars are studying. In the policy of our government are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medical reform，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make you sick can see， sick， sick can cure to afford. The current medical tort cas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cision th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a medical institution party's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decision responsibility is to solve the medical tort disputes， only do important procedure fairness， impartiality， the next step fault compensation to make.
Medical tort compensation case is complicated，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medicine and law of the cross area， and if the judgement inference， a slight deviation light is cannot make victims get due protection， but also both sides a fair， more will make two groups opposition， sharpened contradictions. We now this kind of "diversity" way to settle dispu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ck of overall， especially about compensation， and therefore must be timely to establish a strict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both sides of the fault situation and whether it involves compensation do a definition.
Keywords： medical tort medical service contract faul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一、 现阶段医疗侵权状况之背景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与医院产生联系，承担着救死扶伤重任的医院本来应当是一个挽救生命于水火的纯净之地。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纷繁复杂医疗纠纷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大问题，我国学理界的通说是将医生对患者的诊治中所构成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服务合同，即为医疗服务合同，这种说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隐患。一方面，将医疗合同定为服务合同使得很多的患者的诉权无法得以实现，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人身侵权的问题提讼来进行解决，而作为医院这一方，患者与医院的交涉，迫于医院的压力无法得到实际的补偿，与此同时，对于医院来说，在确实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迫于缩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医院的声誉的维护等方面的原因往往试图以相当数额的金钱息事宁人，当医院确实存在着没有过失的情形时，患者由于自然的原因（例如并发症、或本身体质较弱）死亡或病症进入晚期，如癌细胞已经扩散等造成的必然死亡或造成某种损伤的时候，医院出于同情等人道主义因素，面对这样的死伤者家属，多数皆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权益而对其家人予以补偿。作为医生在没有医院保护之下，独自承担着道德、职业前途等方面的损失，还要受到患者家属对医生家属的骚扰和人身侵害，我国曾多次发生此类案例。患者本身作为弱势群体，自身权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社会矛盾将会损着社会的发展会越发突出，
本文的拟从服务合同这一基本原理入手，对于平衡医院、医生、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归属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为大家提供一点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呼吁在医疗侵权纠纷发生时，能够平衡医院、医生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到权责明确，定分止争，重要的是就患者一方所提出的索赔能够在立法上予以规制，确立相对统一的标准，从法律的角度来化解双方在纠纷发生时由于不理智而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局面，维护双方的基本权益。
二、关于本论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一次题为“医疗事故侵权责任”的讲座中提到对于医患之间的的法律关系界定问题。他认为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纠纷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医疗纠纷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具有违约责任性质，也具有侵权责任性质，构成请求权竞合。同时，杨教授认为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方面，应该小心翼翼的寻找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给医院太多的责任是不对的，给责任不够也不对。比如说，象这样签字之类的事情，责任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给医院过多责任的话，就会造成绝大多数患者的侵害。这种规避风险的成本最终还会转嫁给患者身上，因为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曾在其发表的论文中谈到对于一次美容手术的失败，患者提讼要求赔偿，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该案中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其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并要求按医疗事故进行事故鉴定。
再俯瞰整个美国侵权法体系，我们不禁会惊奇地发现，过失侵权行为当之无愧的才是美国侵权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最值得寻味同时理论形态也最为精细的一个组成。过失侵权凭借着工业大革命的东风，乘载着讲求灵活与实用，旨在恢复社会正义的现代侵权法的思维路线，成功取代了故意侵权长期以来在侵权法审判实践中的主流地位，一改古老英国法以令状为基础的僵化的救济模式，独辟出一条充满荆棘的博弈之路。
过失侵权作为一种单独的法律责任最早被适用于一些公共服务性的行业，比如大众承运人、旅馆服务员、外科医生等等。这一类人被认为既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又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服务，从而使得公众对于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产生安全与质量上的期待与信赖，因此当他们出于非故意的原因未能提供符合专业水准的服务并伤害到顾客的利益时，过失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与此同时这也就为一些新兴抗辩事由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如自冒风险、原告过失以及同工原则，从而对整个过失侵权法理论体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某种有益的制衡作用。
1939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一版）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以过失侵权责任为主体的现代美国侵权法体系的最终稳定与成熟。由此可见，在美国医疗侵权是属于过失侵权范畴的，因此，我们在对医疗侵权加以讨论时，势必不能偏离过失侵权所设定的行为基调。
三、本文主要观点、重点及难点
本文通过从合同违约以及侵权等法理分析入手，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以下简称《侵权行为法》），结合我国当前在医患纠纷中使用的解决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个人的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联系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笔者发现，《侵权行为法》针对医疗赔偿方面的条文规定甚少；并且，还存在对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关于医疗过错的规定不尽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侵权行为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然而，作者在对大型医院医患诊疗案例的调查实践中，发现有不少的患者在通过非专业途径了解关于自身疾病的某些“诊疗方案”，之后再通过熟人介绍去找专家，而在看病时却总是拿自己从别处掌握的“诊疗方案”在于医生进行“博弈”，大有测验医生专业水平的意味，仿佛是两个内行在探讨病例。更有个别患者及其家属要求医生在治疗中做出百分百治愈的这种违背医疗科学规律的承诺。如此等等的情形已经让我们的医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患者根本不信任我，要么拿别人的诊断结果与我争辩，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是否真的诚心想找我看病？！试问，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治疗要如何进行？其中的过错有从何谈起呢？
其次，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方面，由于原告、被告以及法官三方对于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就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而法官如何在这些双方似乎对立的证据中明细各自的责任。另外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纠纷中和判断医疗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针对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方式存在多种问题的现状，本文也将用较大的篇幅来进行论述、分析以及提出一些作者认为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次毕业论文的一大重点问题。
在人身损害鉴定赔偿的问题上，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宝教授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的阅读，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性质繁多、主题繁杂、管理混乱等问题。而司法实践中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则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了严重的公信危机。医院一方努力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纳入医疗事故鉴定的轨道，而患者一方则将此视为“陷阱”，它一度成为恶化医患双方关系的导火索，诸如此类。今后要重构一个怎样的鉴定制度体系是一个焦点问题。
再次，提到医疗事故鉴定就会涉及证据的问题。许多的纠纷实际上本不会发生。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许多病人家属前脚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脚在发生术前谈话所讲的可能的并发症而引起病人死亡后和医院闹，认为医生没有尽力医治。现在的情况是：患者无法证明医院有过错，而医院却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患者的质疑，因为口头证明和术前同意书不能形成所谓的证据链条，但结果是病人确实死在了手术台上或是术后若干天内。医院的结果是给那些患者家属“抚慰金”，谁对谁错不了了之。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尽快完善证据制度，使得整个医疗过程力求清楚明白、没有死角，责任到人。
本文的难点在于面对当前牵涉到医疗纠纷诸多法律例如的《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然而这些法律却没有在现期阶段真正起到维护当事人双方切身利益的作用。而如何将这些法律予以重构，建立健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契合的司法体制，是法律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思路及逻辑
作者拟从合同法意义出发，以法理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对医疗合同的理解认知和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相关违约索赔问题。
首先，作者将从法律专业角度明晰对医患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定位，由于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将医患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医疗合同关系，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果再去细分，医疗合同究竟属于哪一类合同？
本文分两种性质来讨论，笔者认为从医师的诊疗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种是医疗技术服务合同，那么就从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一些要件来证明。所谓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合同标的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项目。第二，履行方式是完成约定的专业技术工作。第三，工作成果有具体的质量和数量指标。第四，有关专业技术知识的传递不涉及专利和技术秘密成果的权属问题。
其次，是关于技术服务合同所引出的违约索赔问题。我们如果将医疗合同纳入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范畴，从文章写作目的出发，必然就要涉及索赔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分析，但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服务合同说，还有承揽合同说、委托合同说和雇佣合同说等其他的定性。例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周榕，作为医务部门的人员，长期从事处理医患矛盾，他认为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应当从整体把握，将其视为由委托（特别情况为承揽）、买卖、租赁等部分组成的混合合同。我们同样要进行甄别。
再次，在进行上述的定位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医疗服务合同中对于责任的归属和人身侵权的相关问题。2009年笔者曾以医疗过失中的归责原则为题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但鉴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问世，部分学术概念模糊，并且有字数要求，无法展开论述，故不论研究范围、系统性或是深度都有大的欠缺。此次在硕士论文中将从合同及侵权两法入手，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本人的一点见解。
第四，在医院对于医疗服务中有过错并导致患者出现损害的情况下，就需要启动医疗事故鉴定，这也是我国现今处理医疗事故的一般性程序，其鉴定结论也是日后在医疗侵害诉讼中会被法院采纳的重要证据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就医院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立法、被侵害人诉权保护的程序立法、对于医生保护和医院名誉的实体法（特别是对于近年来新闻媒体方面侵害或者变相损害医院、不客观理智的丑化医生形象的侵权）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上文中提到只有在诊疗过程中力求责任清楚明晰，才能切实做到定纷止争。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这里面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生在手术中如何为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没有过错，开的处方有否存在严重瑕疵；护士如何证明自己在送药和打针的过程中没有失误。还有一点也是重点，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有不遵医嘱、任意停药或未通知主管医生擅自离院导致病情中途复发造成伤亡。
另有一点，建议医院今后利用现在的高科技为手术，尤其是术前家属存有疑虑的手术保存现场录像。若日后产生纠纷，这不仅是医生为自己准备的有利的证据，也是法官判定责任归属的重要参数。
张新宝教授在他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中对于涉及到医疗行为、交通事故、以及食品药品缺陷等事件中发生的对于人身损害的鉴定，曾写道：“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交通事故和医疗行为引发的诉讼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损害都离不开人身损害鉴定。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存在诸多的弊端，严重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侵权纠纷的解决，在此情况下，亟需对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进行重构。”
看到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令笔者深受启发，尽管意识到我国的鉴定体制存在着缺陷，但对于人身损害鉴定的重构所需要的完善性建设，由于理论水平所限，不能够做到如张教授那样的深入具体。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在正文中也将对此问题谈出个人的观点。
最后，针对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 .《改革医疗损害制度的成功与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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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丁国锋.《我国将加快侵权责任法立法》.《法制日报》：2008年6月15日第4版.
[论文关键词]鉴定结论；证据地位；质证；认证；鉴定机构
鉴定结论，是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不少刑事、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得以正确、公正处理的重要依据。但相对于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言，我国现有三大诉讼法涉及鉴定活动的条文稀少且可操作性差；而实践更存在着“人情鉴定”、多层鉴定、多次鉴定、法院随意取舍鉴定结论等现象，这必将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显然，法制不健全、现行鉴定制度不统一、不完善是实践中出现“扯皮鉴定”等现象的直接原因，但在鉴定结论的性质、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以及司法鉴定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性则是这些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为了澄清或纠正有关鉴定结论的一些模糊或错误认识，本文讨论了鉴定结论的性质及其地位，并就诉讼活动中如何对鉴定结论进行合理有效的质证、认证以及鉴定机构的设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一、鉴定结论的属性
要分析鉴定结论的属性，首先必须对什么是鉴定结论进行正确的界定。所谓鉴定结论，就是鉴定人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或技能，并借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对与案件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性意见，是鉴定人进行认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鉴定结论的形成通常基于特定的物理实体、特写的人或物，其间要运用相应的科学知识、方法和仪器，因而我们说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但鉴定结论也具有依附性，因为鉴定必须由人来完成，它毕竟是鉴定人的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鉴定人的认识能力、客观认识条件对其结论的形成均有影响，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定结论并不必然是科学的、正确的意见；那种认为“鉴定结论都是科学结论”的观点相应也就是错误的。正因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民事诉讼法》第63条、《行政诉讼法》第31条也明确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另外，由于多数的鉴定活动是以客观存在的实物为鉴定对象，因而由鉴定活动而形成的鉴定结论比一般的言词证据更具有客观性。
鉴定结论除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外，还具有合法性。这不仅表现为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还表现在形成鉴定结论的鉴定活动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首先鉴定活动的主体是特定的，应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并具有鉴定人资格的自然人，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次，鉴定活动既然是为司法证明活动服务的，那么鉴定程序公正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要保障。但需要明确的是，鉴定结论具有合法性，并不意味着鉴定结论可以代替司法裁判，可以当然地被采信。要看到，再客观、正确的鉴定结论也只能解决事实认定问题，不能解决法律问题，不能代替法官的审判职能。
二、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科学的鉴定结论对排除刑讯逼供、保护人权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而将鉴定结论列为一种法定证据，无疑是崇尚科学和文明司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鉴定结论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完全迷信它，不能不加辨别盲目采信。这就涉及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高低问题。
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法都规定，鉴定人与证人、诉讼人等同为诉讼参与人，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证人证言是对法庭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鉴定结论是鉴定人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物材料，利用其知识，经验并借助仪器和各种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后的判断。证人是在纠纷形成过程中亲身参与的，而鉴定人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无关的，是事后依据有关机关的委托才参加到案件的审理活动中来的。虽然鉴定结论的存在形式是以言词的方式表现，但却是通过对客观存在的实物（样本）进行科学地分析后而形成的。鉴定人是由司法机关委托的诉讼参与人，既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也不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是处于中立地位的诉讼参与人。鉴定人也不是证人，证人不能作为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如果知道案件事实，负有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只能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而不能担任该案的鉴定人。鉴定结论是鉴定主体的认识结果，其产生的过程及存在的形式具有主观性。
三、鉴定结论的质证
诉讼中的质证，主要是指在法院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
（一）当前我国关于鉴定结论的质证存在的问题
就鉴定结论而言，从质证模式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质证主体的地位方面，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控方的地位明显要高于辩方的地位。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启动鉴定程序，也无权在鉴定时在场；另一方面，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则掌握着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并可在委托鉴定人的活动中与鉴定人相接触。由此看出，在质证活动开始之前，侦控机关就有权介入鉴定，而辩方只能听凭“宰割”无权过问，其力量对比明显失衡。在此基础上再就鉴定结论进行质证，作为质证主体之一的辩方必然会因无机会过问鉴定、不具有专门知识，而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2.在质证对象方面，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是否出庭未作明确规定，其实质就未将鉴定结论视为质证的对象。相对于民事诉讼制度而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鉴定结论的认识似乎要清醒、进步些，表现便是，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已被明确为质证的对象之一，这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第140条规定中便可看出，即经审判长准许，公诉方和被告方可以提请传唤鉴定人出庭作证；但也正是这两条规定的后半部分却又使鉴定陡然成为可以不接受质证的对象，即控辩双方经审判长准许均可宣读未到庭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
3.在质证程序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5条规定：“向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要求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该《解释》第146条则就询问的具体规则作了规定，其中第二项明确“不得以诱导方向提问”。
（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质证模式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实行严格的鉴定人资格审查制度，并将鉴定决定权及鉴定人的选任权赋予人民法院，控辩双方则只享有鉴定申请权，如此，将有利于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也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当然，这种体制对法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鉴定结论形成后，还需从制度上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公正合理的质证制度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其次，应建立、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制度。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是质证鉴定结论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有必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并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制度：（1）明确鉴定人应出庭接受询问，规定拒绝出庭者应受到制裁，如被拘传到庭、被处以罚款、被刑事拘留、甚至被课以蔑视法庭罪的罪名并接受相应的刑罚。（2）明确鉴定人因出庭而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对因出庭而造成的误工损失及耗费的交通、食宿费用等，鉴定人有权向国家申请补偿，法院则应依照相应的规定，从由其专管的、由国家财政拨款而成的鉴定人补偿金中支出。（3）明确鉴定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国家提供的、包括出庭接受询问前和接受询问后的人身保护之权利，以防鉴定人及其近亲属被威胁、恐吓或被打击报复、被残害等。
最后，我们应汲取英美法系之精华，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和诱导式询问方式。交叉询问证人是英美法系国家开展质证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包括专家证人在内的证人出庭作证受交叉盘问的限制，则是英美证据法的精华之所在。英美证据法之所以交叉询问中允许诱导方式提问，一是为了暴露双方证人证方的前后矛盾、存在的错误或不实之处，以降低其证据的证明效力，或者至少证明这个证人是不可信的；二是为了使对方承认那些对本方有利的事实。通过交叉询问，证人在观察力、记忆力和叙述力方面的根本性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有利于事实审判者作出客观的判断。
四、鉴定结论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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