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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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系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作者：李晓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根据斯密关于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这些因素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1957)[17]等也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效率思想，索洛等人在《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连续性生产函数，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被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现代的效率测度理论代表学者Farrell(1957)[18]提出企业效率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效率，它反映了企业由一个给定的投入集合中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另一部分是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合理划分投入成分，反映了企业生产和技术的能力。罗默的模型(PaulRomer)[19]比索洛模型更有微观基础，该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际价值。
本着科学性原则、系统优化原则、可行性原则、精简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指标有许多，这里主要选取两个来自产业内部的产出指标：当年价总产值和专利申请数。当年价总产值高低意味着创造新价值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增产或节约两方面的成果，对产业的经济效益起到引导作用。从直观上看，专利申请数多，说明该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效率高，对新技术的创新利用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的水平。衡量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指标主要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和科技活动经费。年末固定资产原价指企业在建造、改置、安装、改建、扩建、固定资产计量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时实际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的期末数填列出。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支出。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劳动投入指标主要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R&D人员全时当量是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将经济效率进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说明两个省市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达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率值小于1相对无效率的省市中，技术效率值等于1的有山西、吉林2个省市，但规模效率值都小于1，属于规模无效率。在规模无效率的省市中，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有山西、浙江、安徽、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和甘肃，这8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没有达到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五、结论及建议从全国2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来看，除了经济效率为1的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没有投入的相对冗余，其他绝大部分省市都有或多或少投入指标年末固定资产原价、科技活动经费、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的冗余且效率较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适度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强资本基础投入北京、天津、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科技活动投入方面都恰到好处，因为在高科技和先进技术迅速更新和发展的时代，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高技术企业在制定技术战略时，要考虑适度技术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家，加强产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年末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有效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2.重视科技人才与R&D投入，强化产业知识基础特性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重视科技人才和R&D投入活动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从技术体制视角来看，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R&D投入比例反映了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而知识基础特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区域角度都有一定的正的相关作用。因而提高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拥有一大批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充分发挥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高级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高级人才，产生人才的“马太效应”，才能产生高技术产业的巨大能量，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3.实施科研创新联盟，增加行业内的技术机会广东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公共创新平台和社会力量等五个方面资源有效实施科研创新联盟。科研创新联盟是指高技术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集聚资源，积极开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利用彼此的技术优势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这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4.有效保护发明专利，增加新产品利润从区域来说，发明专利的独占性并不利于提升当地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很多地区过于保护发明专利，但往往利润增加并不理想。从专利制度，一方面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防止发明被模仿，从而增加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激励技术性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先进的发明专利尽快地转化为新产品收益，使其应用于进一步创造性的活动中，进而提高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
【论文关键词】 经济体系 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 。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一)关于中国煤炭消费量的预测
煤炭消费量从2013年起由42.44亿吨开始下降，2015年消费量为39.65亿吨，2016年进一步下降为38.5亿吨左右。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煤炭消费弹性减弱，若未来供给侧的改革力度持续加大，政策效果明显，电力对煤炭的依赖逐步减小，那么伴随清洁能源的发展、能效的提高，煤炭消费量每年一3%左右的增长率有可能成为未来2}3年的常态。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理想的情景。预计2017-2020年年均经济增速在6.5%左右。煤炭消费GDP弹性系数在0.3左右，煤炭消费年均增速接近2% , 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3亿吨内。这是比较保守、谨慎的情景。
鉴于供给侧改革目前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本文将基准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一1.5%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一1.2%;低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一3% ,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一2.8 %;高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2% ,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1.7%
在2017-2020年时间段中，3种情景下煤炭消费增长率和能源消费增长率的指标变化率如表2所示。
在表3设计的3种情景下，对每一种情景下2020年前中国煤炭消费量进行预测，得出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分别达到36.43亿吨、34.19亿吨标准煤、41.39亿吨标准煤，如图3所示。
(二)关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消费结构的预测
1.能源消费总量
据初步核算,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3.6亿吨标准煤。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能源消费量有所放缓。在2000-201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为9.7 %;在2010-2016年间，这一增速下降到3.8 %。由于宏观经济放缓和国内外能源市场综合因素的作用，2015年和2016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较低(均不到2%)，但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2017-2020年间能源消费增长率可能有所回升。因此，在此假设“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将会在2.5%左右。这一预测与国家能源局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相一致。
本文将2017年和2018年基准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在设为2.6%，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2.4%。在低能耗情景下，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政策落实较好。中国产业结构将得到较快优化，工业部门能效大幅提高，特别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能效提高较快，有色和化工行业的增速相对较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考虑到中国可能已经进入能源强度大幅降低的阶段，本文将低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1.5 % ,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1.3%。高能耗情境下，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降至3%左右。本文将高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在2017年和2018年设置为3%，在2019年和2020年设置为2.8%。
根据表2所列的3种情景，本文经过测算，得出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分别达到48.13亿吨标准煤、46.09亿吨标准煤、48.88亿吨标准煤，如图4所示。
鉴于目前中国煤炭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煤炭市场需求逐年下降，加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势必加强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因此，必须加大去产能力度，实现净产能下降，促进煤炭生产良陛发展;通过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督查及问责，严控新增产能;发展工艺先进、生产效率高、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低的先进产能，保障煤炭长期稳定供应。
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电力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要结合中国电力行业的实际发展，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调整电源结构、合理引导新能源发展、扩大有效供给能力、激发转型发展活力。
关键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偏快；经济下滑；宏观调控
2003年以来，我国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及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发展，宏观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一、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国内有突如其来的雪灾、地震、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可能出现的投资反弹等问题，国外有美国次贷风暴的进一步蔓延、美元持续不断贬值和持续高位的国际油价和粮价等问题。国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潜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物价无疑是最热点的话题，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
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进口资源成本价格的迅猛上涨，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从全球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只有煤炭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其他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稀缺性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稀缺资源传导成本价格，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来，受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物价几乎呈现逐月走高的趋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4.8％，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造成物价上涨的国内外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价上涨的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物价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般说来，物价控制在4％以内，为可容忍的通货膨胀。2008年，中央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目标确定为4.8％左右，意味着物价形势很严峻，也表明政府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但对今年的物价形势也不必惊慌失措。这一轮物价上涨，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不同，当时是商品全面短缺，现在是供求总体平衡，通过中央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可以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进出口额名列世界第三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关联度逐步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原油、铁矿石和粮食等产品的消费大国。2007年全球粮食总储备下降到3.7亿吨，比2005年下降16.2％，粮食库存只占当年总产量的17.1％，占当年总消费量的16.5％，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世界粮食安全线。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了阴影。2008年初，国际油价开盘高走。据分析，国际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对国内通货膨胀输入是0.05％；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最近达成铁矿石涨价协议，2008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将上涨65％；2007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平均价格由1月份的每吨43.2美元大幅上扬至12月份的每吨54.4美元，预计国际煤炭价格短期走高的态势不会改变；2007年以来，国际市场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都创10年来新高。2006年，用玉米、糖料、高梁等农产品加工生物燃料的产业快速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兴起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推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全球看，在世界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是持续性的，很难回落，这必然拉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现在主要粮食出口国都在减少粮食出口，一是为保证国内供应，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将抬高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必须站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安全的高度，对农业发展做全面战略考虑。我国近10年来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目前我国粮食产需仍有缺口，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508亿斤，3年累计净进口l450亿斤。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告诫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在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投入5625亿元，比2007年增加1307亿元)，另一方面又得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管制农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幅小于农资价格涨幅，反过来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的深化，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稳定的难度随之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初级产品贸易上，我国也是净进口国。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矿产资源等重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从外部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国内的能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迅速放大，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要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态势，最根本的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寻找替代品或大幅减少消耗。与此同时，还要逐步理顺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在市场机制中发挥杠杆作用，以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至于价格如何接轨，时机、节奏和步骤怎样把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事先设定时间或目标。总的原则是不要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冲击，在全社会和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寻找适合我国国情、对各方面震荡比较小的办法来进行。以粮价调控为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中央政府除价格调控外，确保粮食补贴到位应成为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粮农面临的是种粮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3月，二胺由去年同期的2700元／吨涨价至4400—4600元／吨，尿素由1600元／吨涨价至2000元／吨，复合肥价格更是上涨48％，种子价格也不同程度上涨。2008年2月8日，国家在年初公布提高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两次累计提高幅度分别是9％－10％和4％－7％。在目前农民新增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接近60％。因此，要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重点应放在落实各项粮食直补(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
房地产价格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伴随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房地产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全年房地产销售总额为2.9万亿元人民币，而房地产公司购买土地的总额就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经历2007年二、三季度的房价大涨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趋缓，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回落，一些房地产企业开始打折销售，市场观望气氛弥漫。这能否说明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住房供需状况是否就此将出现逆转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200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供需两旺。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预期看好的背景下，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全年完成的商品住宅投资增长32.1％。尽管商品住宅投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据40个重点城市2007年全年统计数字，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增长约10％，登记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供求指标增幅相差近14个百分点，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一些开发商取得土地后没按期开发有关。二手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不够活跃，也是造成住房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明显下降并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土地流拍。这一市场信号的变化，使人们对房价普遍上涨的预期也发生相应变化，观望的气氛较为浓厚。这表明部分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有所缓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第二套房房贷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出台、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央行连续6次加息等，抑制了部分超前消费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二是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各地限价房计划供应量增加，分流了部分购房需求，使更多的中等及中等偏低收人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性住房这一途径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由于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大大超过购房者的承受能力，部分购房者不得不推迟改善性购房计划。再加上市场波动带来的预期变化，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和观望是必然的，或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需求旺盛仍然是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供给总量不足仍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首次置业的需求。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带来的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的改善性需求。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持续的旧城改造、城镇房屋拆迁带来的刺激性需求。四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和负利率造成的投资性、投机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投资需求。
在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问题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这不仅因为我国城镇住房已有80％是通过市场交易的，同时还因为市场机制可较好地适应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但住房又是高附加值产品，不是绝大多数家庭都能买得起，这就要求把市场调节房和政府保障房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面临的困惑是，廉租保障房的比例确定到什么程度，既能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又能与市场化方向相衔接。目前新成立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低收入家庭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住房困难，中低收入家庭依靠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只研究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政策，高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市场解决。为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有关部门应适当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严格落实中小户型住房政策，强化金融政策实施效果，提高投资尤其是投机的机会成本，控制外来投资购房规模。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方面，应大力查处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的现象。同时应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增加有效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有一个重要转变，即特别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积极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加大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力度。这标志房地产政策向住房保障倾斜，我国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单纯市场化改革转向市场与保障并行的双轨制，伴随着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的上升，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住房定价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期待着一个理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到来。
近几个月来，股票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08年第一季度，A股总市值从33.68万亿元下降到21.60万亿元，缩水12.08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预期。据央行对全国七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居民支出选择中，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上，更多地投资股票和基金最合适的占比，2007年第三季度达历史峰值44.3％之后，第四季度大幅回落8.5个百分点，下降至35.8％，2008年第一季度继续回落8.2个百分点，达27.6％，两个季度累计回落16.7个百分点。这一轮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让人们看到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在A股市场60多倍市盈率的高估值面前，股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问题在于不应作出过度悲观的估计。几经起伏的中国A股市场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股票市场逆转必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把资金逼回银行，还会带来诸多难题。一是加重银行经营负担。目前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流动性很大，居民储蓄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绩会被拖垮。二是不利于发展资本市场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由于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较大，一旦银行股效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会进一步拖累股市，并形成恶性循环：储蓄回流越来越多——银行效益越来越不好——银行股股价下跌并拖累整个股指下滑；股指越是下滑，储蓄越是更多的回流，银行的效益就越差，到头来股市价格越是下跌。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资金大量的从股市撤出，回流到银行，银行一方面存在付息压力，更严重的是，银行资金充裕，诱发大量放款冲动，可能发生严重信贷风险。为此，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问题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好形势。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存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外贸顺差过大。其实，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而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即由投资增长过快而形成的“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外汇因此储备过多，迫使货币增发过多，信贷增发过快，反过来促使投资增长过快。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这就必须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执行项目开工条件。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准入标准和项目资本金比例。与此同时，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服务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即期消费。为此，必须发挥财政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继续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支出。与此同时，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要注意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虽然2008年和2007年一样，强调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点不同，即首次提出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问题。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外部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经济放慢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降速。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以及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给世界各国造成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外贸为例，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占重要位置。美国和全球经济放慢将使我国整体出口环境趋紧。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我国进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从外贸出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1.4％，比2007年同期降低6.4个百分点；从外贸进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8.6％，比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9.4个百分点。外贸顺差同比减少50.2亿美元。外贸顺差减少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但这无疑会影响总需求。就国内因素看，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从2007年10月的96.5下降到2008年2月的94.3。这就存在着如何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问题。要防止我国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在外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就要从扩大国内需求着想。与内部需求相比，外部需求相当于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出口意味着产品退出本国再生产过程。与外需不同，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过度增长会形成产能过剩。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强劲，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因此，严格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便成为防止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风险的重要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扩大投资。与此同时，要着力扩大消费，因为消费也是最终需求。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占较大比重的住房消费明显收缩，如何引导住房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应该说，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组合，并不完全是收紧、收缩型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对应付不确定性风险有较大的弹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必须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注意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一旦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放慢，那怕是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大量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学生，将面临失业或变相失业，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率。而以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难免大起大落。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重点放在防止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苗头时，就主动进行微调，未雨绸缪，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这样，既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延长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期。
(二)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再也没有比“三农”问题更重要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与农业出了问题有关。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个百分点，其中6.8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三)在宏观调控的措施上，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并注重发挥组合效应。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自主化和市场化。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为此，宏观调控应采用如下三种组合：一是手段组合，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二是政策组合，即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外贸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组合效应。三是工具组合，如，在货币信贷政策中，综合运用准备金利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市场化工具。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①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②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
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③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入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④。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①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②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
《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
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
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①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入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白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
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①（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白居易对张籍的评价：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序》）其他如司空图在《诗品》等著述中强调的“韵外韵、味外味”、“景外景、象外象”、“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表明诗的审美功能已占据了本体论的地位。
目前，自主决策的国内旅游者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的主体，与国内旅游市场相匹配的经济型饭店开始受到业内人士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经济型酒店其最大的特点是房价较星级酒店低廉，其服务模式为bb(住宿+早餐)。经济型连锁酒店始于美国，这类型的酒店也叫有限服务型酒店，其规模和硬件设施要高于汽车旅馆(Motel)，属中档水平。经济型酒店规模不大，房价不高但却舒适、干净、实惠、便利。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是相当成熟的酒店形式。其便利性，经济性、简单化的服务风格带有明显的美国式生活的烙印。其知名品牌有：圣达特集团(Cendant)的天天(Days Inn)、豪生(HowardJohnson)、华美达(Ramada)，法国雅高集团首家宜必思，巴斯集团(Bass)的假日(Holiday Inn)等等。
经济型酒店成长模式分析。
我国现有的经济型酒店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新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经济型酒店，如目前最具市场影响力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如家快捷、锦江之星和中江之旅等。二是低星级饭店，这类饭店与第一类饭店在档次上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前一类饭店的装修和设施配备的自由度更大，而后一类则主要执行的是星级标准;三是大量未经改造的社会饭店;四是旅游景区、景点的乡土气息浓厚但具有一定规模档次的农家饭店;五是兴起于我国南方的青年旅馆。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型饭店目前仍处于一种良莠不齐的粗放经营状态。
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在经济型酒店的成长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运用SWTO分析法来分析一下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
外部环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民众的休闲度假意识已逐步形成并日益增强，国内旅游需求日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商务往来频繁，旅游者中自助旅游者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因而对经济型饭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大众旅游发展需要物有所值的住宿设施，同时日益繁重的商务旅游产生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国内旅游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等等。200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12.12亿，产生的住宿市场已经达到3亿/人天，目前三星级以下的酒店，包括社会旅馆和个体旅馆的数量约为8万家左右，客房数量为400万间左右，其中70%以上都是一些设施设备简陋，管理及服务部规范，没有卫生和质量保证的社会旅馆和个体旅馆。另外，25%是分散经营，难以形成品牌有适合规模效应的低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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