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18: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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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1.1课题背景
提及虚拟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投机、泡沫经济、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等这一系列让人并不愉快的字眼。世界经济虚拟化的逐步发展使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其主要趋势是由国际贸易与实体经济逐步转变为大规模资金以虚拟形式在国际间流通。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虚拟经济方面的研究更表现出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虚拟经济的理论研究，但都还缺乏统计实践的系统知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测度指标研究，为开展虚拟经济统计，判断虚拟经济发展状况，认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评价和防范金融风险服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虚拟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各类虚拟资本的价值运行形态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但尚未有关于虚拟经济统计核算的系统研究，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虚拟经济统计指标，只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为货币与金融统计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和核算准则，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设立可以借鉴现有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民账户体系等国民经济统计指标。
1.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是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的，奠基之作是刘骏民教授1998年著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后来，有高敏雪（2006）明确提出要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增加对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这样就客观要求设立必要的测度指标用以完成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工作。虚拟经济的主要活动场所是金融场所，我国目前的关于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交易的指标是专门用于反映某种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的规模和交易量，是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1.3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和经济虚拟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运行也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因此不能单纯的依赖实体经济的测度统计指标来研究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建立虚拟经济合理的测度指标，对涉及的指标数值进行及时的观测分析，是强化虚拟经济监管，防止金融泡沫膨胀，防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需要。通过测度指标了解虚拟经济发展状况，控制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4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研读诸多关于当前热议的虚拟经济的文献期刊，为本课题测度指标的研究选取了虚拟经济合适的定义和统计核算口径；然后借鉴当前已有的部分金融统计指标，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考虑出发，将衡量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流动性、结构变化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的测度指标进行设定、归类、分析，最终建立一套合适的统计指标体系，为虚拟经济测度的统计工作作出初步构想。
2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2.1虚拟经济统计工作的认识
要研究虚拟经济的测度指标，首先要明确虚拟经济的含义和核算口径，这有助于找准测度指标的定位。目前虚拟经济理论不成熟，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在继续，争议还在进行。本课题采用普遍接受的虚拟经济理论为基石，即认为虚拟经济一般是指在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从统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出发，与虚拟资本的范围一致，将虚拟资本限定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以及房地产等领域。若按交易工具划分时，虚拟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有三种：
（1）宽口径，即包含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与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金融衍生工具、其他应付/应收账款、房地产；
（2）中口径，即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工具、房地产；
（3）窄口径，仅仅包括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本课题研究采用中口径，因为中口径抓住了虚拟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特性、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经济及金融风险，都集中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2.2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结构框架设计
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虽没有提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但一些统计对象就是虚拟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一些指标的汇总就可以得到部分虚拟经济统计指标。而且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统计指标，因为虚拟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金融市场。这样，金融资产的统计指标就能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设立奠定基础。现有的金融资产统计指标是针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状况设计的，没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指标进行系统设计，只能反映当前金融市场各部分的情况；核算范围不全，没有包括房地产行业，没有包括金融衍生品，没有衡量虚拟经济总量（包括虚拟经济资产总量和虚拟经济资产交易总量）的指标。作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除了能反映各种金融工具的状况外，还要能在整体上反映虚拟经济的规模。本课题将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设立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
2.3以住宅市场为例的统计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主要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住宅市场，同时，住宅市场的发展也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因此，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住宅作为投资品时，资产市场决定其价格和生产；而作为一种消费品时，物业市场决定了住宅的租金水平。住宅资产市场与物业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对住宅市场传导机制的分析，即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2.4住宅市场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
地租地价理论：地租产生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存在且两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这一社会形态存在，就会产生地租，而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地租与地价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地租作为土地价格的一种及土地价格体系的基础，是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核心和政府调控土地供求关系的手段。因此，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尤其是地租地价理论，对发展我国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指导意义。地租理论区别于其他经济流派的主要标志是其地租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并紧密地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农业与土地制度进行考察。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有限期使用制度的理论,正是由此推导出来的。从量的方面,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Ⅱ两种形式,由于所使用的土地本身状况以及使用者投资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地租量的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发展房地产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供求理论：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产品的均衡价格。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土地空间位置的固定性及资源稀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供给（尤其是土地自然供给）是恒定的。住宅区位理论住宅市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决定其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空间规律。区位理论是始于级差地租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关空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onThunen），最早从区位地租出发得出农产品类围绕市场呈环带分布的理想化模式，为距离衰减法则和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的出现作了准备。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建立了工业区位论。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宅区位理论逐步发展，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过滤论和互换论。
2.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统计指标体系设定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等各产业部门，而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指金融业，资本的所有者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资。由此可见虚拟经济的最终服务目标还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以监督实体经济、推进实体经济为目标。国民经济又以实体经济为主，在日常所见的商业形式中以实体经济为主要形式，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比有着重要的意义。
1.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
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物价水平。虚拟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也就是说充当资金流通的媒介作用，针对必要的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测度指数来对虚拟经济与货币数量进行统计测量。虚拟经济作为货币的流动中介必然有大量资金滞留，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就是用来表述虚拟经济对大量货币的储备，从静态看，就是指滞留在虚拟经济各部门中的货币数量，就是指在市场中有多少货币可以从事或正在从事虚拟经济相关的交易活动。从动态看，就是虚拟经济各部门中货币数量的变动情况。这些变动时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额活虚拟资产价格变动得以体现。
2．虚拟经济活跃度
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的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还与国际资本的流通形式有很大的关联。此测量指标表示一个国家虚拟经济活跃程度和货币在虚拟经济中的流通速度及其对虚拟经济规模大小的支撑能力。虚拟经济中滞留或正在流通的资金对高速度的虚拟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流通速度也是支撑虚拟经济的一个指标，这里用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来进行测度。
3.虚拟经济灵敏度
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敏性，虚拟经济的交易量对虚拟经济系统容纳的货币数量的变化非常敏感。以上虚拟经济的交易量我们已用绝对增长的指标表示，这里用当年虚拟资产交易量相对于上年同一数据的量的变动率除以虚拟经济中当年的货币量相对于上一年货币量的变动率，得到虚拟经济灵敏度。因为虚拟经济的运作活跃性很强，影响资产交易的因素很多，时间T的时间不能设置太长，否则虚拟经济的即时交易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3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理论研究
3.1住宅市场统计指标的特征
（1）质的规定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具有反映住宅市场经济活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特征及其内容的属性，且每一类住宅市场统计指标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属性。比如普通商品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别墅等均分别表示住宅的不同类型。但每一类型的住宅在质的规定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与用途。因此每一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所反映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但不同的指标反映的住宅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
（2）同质可量性
没有质的规定性不能称其为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但即使有了质的规定性而不能用数字来表示也不能成为房地产住宅市场的统计指标。一些抽象度高的社会经济概念是难以直接量化的，要把它分解或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概念，才能成为统计指标。例如，“住宅满意度”这一概念，可以用其它一系列指标来表示其基本内容，然后用一定计算方法加以分析。
（3）综合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说明的对象是总体的量而不是个体的量，它是许多个体现象的数量综合的结果。它体现着同质事物总体的综合数量特征。比如一间房屋面积、一次房产或地产交易量等没有实际指标意义，只能在一定时空间条件下的房屋使用或建筑面积总量（㎡）或者房产、地产交易量（㎡）,交易额(万元)等。
3.2我国现阶段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分析
我国房地产调查体系中主要存在两大调查系统：一是由国家统计局及其调查总队所组成的政府综合统计系统；二是由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统计系统。统计调查按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两类：统计报表制度和专门调查。我国房地产统计调查主要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住宅作为房地产的子内容，对住宅市场的统计主要也是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和建设部《房地产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全国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中有关住宅的统计，整理分析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及其指标体。
3.3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经过将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的整理与分析，目前我国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主要有反映住宅开发投资完成情况、资金来源情况、建设情况、销售与出租情况的指标。从这些现有的统计指标设置可以看出，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仅能反映不完全的供给信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现有住宅市场的统计分类和指标设置逐渐体现不足，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1）住宅市场的统计范围不足
与国内房地产统计相比，统计局和建设部两个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均有对“土地购置和开发”相应指标的设置，且联合国有“居住用地开发”统计指标的设置，而我国住宅市场则没有相应的住宅用地统计指标；与香港、美国、联合国的统计指标体系相比，缺少对“住宅金融”的统计。
（2）实物性指标较多，价值性指标少
美国住宅价值性指标有房价指数、住房售价、住房租价、购房收入比、租房收入比；香港有房地产市场租金指数等指标；联合国有住房价格与收入比、房租与收入比、住房价格上涨、市场下渗统计指标。而我国价值性的统计指标只有销售额、出租额，成交金额，尽管目前国内对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等价值指标早有研究，但均还没有纳入到住宅市场的统计体系当中。
（3）内容重点在于生产和开发层面，反映市场层面的统计信息量少
由于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因此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而反应市场层面的只有销售面积、出租面积。而美国有住房空置率、市场吸纳率、经纪人住房供给数等统计指标；香港有自用量和自用率，租用量和租用率，自有量和自有率等指标；联合国有新住户生成、住居流动、空房率等统计指标。
3.4统计指标计算方法
目前一般统计指标中的房地产价格，主要包括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住宅租赁价格（指数）、地价及地价指数。经济意义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具体方法是将特征价格模型参数的估计量与预先设定的理论期望值进行比较，检验住宅各个属性的特征价格的符号、大小、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理论假设。根据符号可定性判断住宅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方向，距CBD距离，建筑年龄对住宅价格有负的影响。因此可判定该模型有经济意义。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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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激励指利用某种外部诱因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激发人的行为的心理过程。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激励这个概念用于管理，是指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也就是说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努力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
一、当前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最终要服务于教学、科研、管理，要与高等学校办学规律高度耦合。然而独立学院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毕竟很短，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激励机制的层次和结构还比较单一
不可否认的是，独立学院在缓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独立学院的师资力量大多是抽调或依赖于挂靠的公办高校，其激励机制明显倾向于这些抽调的教师，独立学院自身引进的教师在激励机制中明显处于弱势，这是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制度安排上明显的不公。具体到激励层次上，以职称评定和外出深造等激励机制为例，在这一激励领域中按资排辈的现象异常突出，严重抑制了独立学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尤其是严重抑制了一些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动力。
在激励结构上，独立学院采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为主，在员工职业发展以及员工精神层面上安排的激励措施相对不足。当然物质激励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会对教职员工发展起到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然而要想让教职员工保持一种持续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就必须实现教职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丰收。
2.独立学院人力资源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还存在需要提高的方面
当前我国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主要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实行聘任合同制度。激励机制上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表现在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和聘任方面，一旦聘用成功，对聘用后期的管理还不是很到位，职称考核管理不是非常健全，依然是套用公办高校的做法，不能从独立学院自身实际出发，“职称终身制”现象依然突出，“能上能下”的人力资源流动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落实。具体到人力资源考核方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的约束机制显得更是毫无“约束”可言，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的现象依然突出。对于绩效、薪酬以及进修深造等方面，明显偏重于教学科研人员。
3.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指标设定上数量过多，且重“量”忽“质”、执行不严的现象凸显
尤其是在年终考核的时候，一些教师员工根本看不懂下发的考核办法和考核文件。具体到岗位聘任上，对于岗位聘任的考核独立学院更多是偏重于量的考核，考察拟聘任的业绩成果数量、科研教学数量，对一些内在的质的考核上明显欠缺，一些教职员工为了尽早评上职称，在教学科研中过多包揽一些工作量，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论文著作上，真正用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质量的时间非常少，抱有只要完成课时量、只要科研能够顺利结题就可以的思想，其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很难保证。在教学任务上，对教职员工的考核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大小，至于完成的质量如何却无从检验。一些教职员工内在的隐形创造力因为缺少健全的“质”的激励而受到抑制。
二、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构建的主要路径分析
1.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要构建健全的竞争机制
竞争机制是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最能发挥员工积极性、发掘员工潜力的机制。实行竞争机制，首先要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在岗位上要实行全员聘任制制度。独立学院实行全员聘任制度，能够有效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思想重视程度、自觉增加压力、自觉释放工作潜力和激发活力。采用全员岗位聘任制能够贯彻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公平原则，让所有员工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岗位对个人能力、科研和业绩的需求来竞聘上岗，真正实现岗位由员工综合能力决定、而非上级人为安排。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全员竞聘上岗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源在合理的范围内流动，保持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始终处于一种高质量、高负责的运转状态。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就是要为胜任者提供持续展示的平台，让不能胜任者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素质，使独立学院的有限岗位实现人力资源上的高效配置，无形之中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提高、不断挖掘自身各项潜能。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还要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下功夫。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公开、公正的社会化招聘，坚决杜绝人情岗，本着择优录取的原则，为引进创造各种条件，为引进人才之后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能够使独立学院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实现合理、优化和动态管理，发挥人力资源最大效益，实现有限资源合理优化。
2.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中要不断完善教职工的评价机制
一般来讲，人力资源评价机制可以分为发展性评价和奖惩性评价。奖惩性评价是借助奖励和惩罚的手段、自上而下的评价，这种评价机制主要应用在对教学和科研的效能性评价领域，运用奖惩性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激励和约束。奖惩性评价机制中，无论是采取积极的奖励还是采取消极的惩罚都会使员工的情绪和态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惩罚环节中，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坚持教育和引导为主。发展性评级机制主要是为教职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以此促进员工积极性发挥。在发展性评价中，独立学院要克服自己办学的特殊性困难，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广大教职员工发展，实现人力资源潜能的挖掘。发展性评价相对于奖惩性评价而言，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发展性评价强调是员工与学院二者的结合，只要学院为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好充分的基础，员工就会以更加积极和努力的态度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于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长远来讲有助于提高独立学院的竞争力；而奖惩性评价强调的是独立学院这一单向层面。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具体使用哪种评价要根据实际情况。但总的原则是，要以发展性评价机制为主，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全体参与、共同进步，在评价中重视评价结果的反馈，以此促进教职员工的全面发展。
3.独立学院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充分应用学院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
工作环境对于广大教职员工来讲，是一种外在、软性的激励机制环节；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机制中要充分考虑员工工作环境因素，设身处地地为广大教职员工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优越的教学环节、融洽的管理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独立学院在领导作风、学院组织架构、硬件设施等方面要尽可能满足广大教职员工的要求。一旦教职员工对外在的工作环境满意了，才能更加投入地去工作。试想，如果教职员工连做基本的科研实验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连最基本的办公条件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积极性、工作热情、责任心、奉献精神还会有吗？通过完善员工工作环境来实现人力资源机制，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能够全身性投入工作的校园自然环境。其次，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安居才能乐业，尤其是要想方设法在生活条件上满足引进人才的需要。再次，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上为广大教职员工营造良好的秩序环境，让他们全身性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
在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必要工作环境的同时，要把独立学院的长远发展与教职员工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独立学院要为广大教职员工在进修、深造、培训和学习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只有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充分挖掘，才能实现人力资源作用发挥至最大，才能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独立学院要积极引导教职员工在努力工作中去实现人生报复、人生理想，充分考虑广大教职员工的特长、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到学院的发展规划制定中来，让教职员工在对学院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与个人发展有效结合。
4.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要不断改革工资薪金制度
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最活跃、最核心的环节应当为员工的薪金激励环节。员工的薪金，不但是对员工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是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员工不断深造的有效动力。通过薪金激励可以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以更大的动力投身到教学科研中，促进独立学院在教学科研层面上的提高；可以让广大管理人员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投身到管理中去，为学院的发展奠定良好环境。独立学院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薪金机制，不要盲目照搬照用公办高校等事业单位的薪金管理体制，要构建一种既能实现社会效益、又能服务经济效益的薪金管理机制，以激发员工形成公平性的发展环境为原则，更好地提升独立学院的竞争力，更好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独立学院要想法设法制订在同类独立学院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金制度，以吸引更多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才。员工在薪金上的愿望满足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以更加有优越感的姿态长期为学院的发展服务。薪金机制改革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在货币形式和物质层面上，还要建立一种隐形的薪金福利并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中，建立一种复合的薪酬体系。这种复合的、隐形的薪酬体系可以包括对员工的带薪深造、带薪培训等。这种隐形的薪金体系对于员工来讲更加具有吸引力。独立学院要紧跟国家高校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适合自身特点的薪金体系，实现薪金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中的作用发挥。
一、当前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最终要服务于教学、科研、管理,要与高等学校办学规律高度耦合。然而独立学院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毕竟很短,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激励机制的层次和结构还比较单一
不可否认的是,独立学院在缓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独立学院的师资力量大多是抽调或依赖于挂靠的公办高校,其激励机制明显倾向于这些抽调的教师,独立学院自身引进的教师在激励机制中明显处于弱势,这是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制度安排上明显的不公。具体到激励层次上,以职称评定和外出深造等激励机制为例,在这一激励领域中按资排辈的现象异常突出,严重抑制了独立学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尤其是严重抑制了一些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动力。
在激励结构上,独立学院采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为主,在员工职业发展以及员工精神层面上安排的激励措施相对不足。当然物质激励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会对教职员工发展起到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然而要想让教职员工保持一种持续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就必须实现教职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丰收。
2.独立学院人力资源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还存在需要提高的方面
当前我国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主要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实行聘任合同制度。激励机制上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表现在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和聘任方面,一旦聘用成功,对聘用后期的管理还不是很到位,职称考核管理不是非常健全,依然是套用公办高校的做法,不能从独立学院自身实际出发,“职称终身制”现象依然突出,“能上能下”的人力资源流动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落实。具体到人力资源考核方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的约束机制显得更是毫无“约束”可言,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的现象依然突出。对于绩效、薪酬以及进修深造等方面,明显偏重于教学科研人员。
3.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指标设定上数量过多,且重“量”忽“质”、执行不严的现象凸显
尤其是在年终考核的时候,一些教师员工根本看不懂下发的考核办法和考核文件。具体到岗位聘任上,对于岗位聘任的考核独立学院更多是偏重于量的考核,考察拟聘任的业绩成果数量、科研教学数量,对一些内在的质的考核上明显欠缺,一些教职员工为了尽早评上职称,在教学科研中过多包揽一些工作量,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论文着作上,真正用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质量的时间非常少,抱有只要完成课时量、只要科研能够顺利结题就可以的思想,其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很难保证。在教学任务上,对教职员工的考核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大小,至于完成的质量如何却无从检验。一些教职员工内在的隐形创造力因为缺少健全的“质”的激励而受到抑制。
二、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构建的主要路径分析
1.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要构建健全的竞争机制
竞争机制是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最能发挥员工积极性、发掘员工潜力的机制。实行竞争机制,首先要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在岗位上要实行全员聘任制制度。独立学院实行全员聘任制度,能够有效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思想重视程度、自觉增加压力、自觉释放工作潜力和激发活力。采用全员岗位聘任制能够贯彻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公平原则,让所有员工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岗位对个人能力、科研和业绩的需求来竞聘上岗,真正实现岗位由员工综合能力决定、而非上级人为安排。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全员竞聘上岗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源在合理的范围内流动,保持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始终处于一种高质量、高负责的运转状态。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就是要为胜任者提供持续展示的平台,让不能胜任者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素质,使独立学院的有限岗位实现人力资源上的高效配置,无形之中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提高、不断挖掘自身各项潜能。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还要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下功夫。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公开、公正的社会化招聘,坚决杜绝人情岗,本着择优录取的原则,为引进创造各种条件,为引进人才之后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能够使独立学院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实现合理、优化和动态管理,发挥人力资源最大效益,实现有限资源合理优化。
2.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中要不断完善教职工的评价机制
一般来讲,人力资源评价机制可以分为发展性评价和奖惩性评价。奖惩性评价是借助奖励和惩罚的手段、自上而下的评价,这种评价机制主要应用在对教学和科研的效能性评价领域,运用奖惩性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激励和约束。奖惩性评价机制中,无论是采取积极的奖励还是采取消极的惩罚都会使员工的情绪和态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惩罚环节中,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坚持教育和引导为主。发展性评级机制主要是为教职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以此促进员工积极性发挥。在发展性评价中,独立学院要克服自己办学的特殊性困难,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广大教职员工发展,实现人力资源潜能的挖掘。发展性评价相对于奖惩性评价而言,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发展性评价强调是员工与学院二者的结合,只要学院为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好充分的基础,员工就会以更加积极和努力的态度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于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长远来讲有助于提高独立学院的竞争力;而奖惩性评价强调的是独立学院这一单向层面。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具体使用哪种评价要根据实际情况。但总的原则是,要以发展性评价机制为主,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全体参与、共同进步,在评价中重视评价结果的反馈,以此促进教职员工的全面发展。
3.独立学院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充分应用学院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
工作环境对于广大教职员工来讲,是一种外在、软性的激励机制环节;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机制中要充分考虑员工工作环境因素,设身处地地为广大教职员工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优越的教学环节、融洽的管理环境、和
谐的人际关系环境。独立学院在领导作风、学院组织架构、硬件设施等方面要尽可能满足广大教职员工的要求。一旦教职员工对外在的工作环境满意了,才能更加投入地去工作。试想,如果教职员工连做基本的科研实验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连最基本的办公条件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积极性、工作热情、责任心、奉献精神还会有吗?通过完善员工工作环境来实现人力资源机制,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能够全身性投入工作的校园自然环境。其次,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安居才能乐业,尤其是要想方设法在生活条件上满足引进人才的需要。再次,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上为广大教职员工营造良好的秩序环境,让他们全身性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
在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必要工作环境的同时,要把独立学院的长远发展与教职员工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独立学院要为广大教职员工在进修、深造、培训和学习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只有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充分挖掘,才能实现人力资源作用发挥至最大,才能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独立学院要积极引导教职员工在努力工作中去实现人生报复、人生理想,充分考虑广大教职员工的特长、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到学院的发展规划制定中来,让教职员工在对学院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与个人发展有效结合。
4.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要不断改革工资薪金制度
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最活跃、最核心的环节应当为员工的薪金激励环节。员工的薪金,不但是对员工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是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员工不断深造的有效动力。通过薪金激励可以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以更大的动力投身到教学科研中,促进独立学院在教学科研层面上的提高;可以让广大管理人员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投身到管理中去,为学院的发展奠定良好环境。独立学院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薪金机制,不要盲目照搬照用公办高校等事业单位的薪金管理体制,要构建一种既能实现社会效益、又能服务经济效益的薪金管理机制,以激发员工形成公平性的发展环境为原则,更好地提升独立学院的竞争力,更好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独立学院要想法设法制订在同类独立学院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金制度,以吸引更多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才。员工在薪金上的愿望满足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以更加有优越感的姿态长期为学院的发展服务。薪金机制改革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在货币形式和物质层面上,还要建立一种隐形的薪金福利并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中,建立一种复合的薪酬体系。这种复合的、隐形的薪酬体系可以包括对员工的带薪深造、带薪培训等。这种隐形的薪金体系对于员工来讲更加具有吸引力。独立学院要紧跟国家高校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适合自身特点的薪金体系,实现薪金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中的作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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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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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第132页.
论文关键词：创新，创新型经济，驱动，模式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及未来更长的时间内，创新型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1 创新型经济的概念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创新型经济理论的鼻祖，其在191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1]”，并给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包括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二重含义，其中创新是指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并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经济学论文，而不是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在不同的群体中分配，并利用价格信号来扩大稀缺资源分配的效率。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创新是外生变量——黑箱，对价格信号单独起作用，不能被积极主动的经济政策所引导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描述了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制度，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应该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制度、企业家和技术变革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创新是市场的进化过程，创新、制度、文化、规范、法律等这些在以往的经济学中是难以模型化的因素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2]。
基于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型经济理论在最近15年才受到足够的重视，创新型经济（或新经济）提法也零星出现，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3]。创新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新定义的经济规则。我国洪银兴教授认为创新型经济是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主要靠物质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推动转向创新（知识、技术、制度）驱动，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介入技术创新体系[4]。
创新型经济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创造新形式的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来扩大财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质量。知识、技术、企业家精神、创新是这一经济模式的核心，在创新型经济下，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大量创新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笔者认为：创新型经济是指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资投入（资本、劳动、土地）驱动转向主要由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企业家精神、制度）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动态的、弹性的网络式创新系统之上，以灵活、快速、个性化的反应为基本特点，企业、大学、各类研发机构、政府、服务中介、顾客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主体，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将成为其主流产业。创新型经济意味着革新，决胜于不断地向前突破，经济增长不是来源于更多的投入及提供更多的同类产品，而是源于相对较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创新（新价值、新产品、新服务、新程序、新管理模式）。但创新也有负面作用，创新能力越强，知识不对称将一直存在，且会加速危机的爆发经济学论文，但同时，知识不对称将成为创新的最好来源。
2 创新型经济的特征
创新型经济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义，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的区别：
传统经济模式
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
关注物质资源（资本、劳动、土地）和分配效率
注重无形资源（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及长期的优质的经济增长
封闭的创新系统
开放的、网络式的创新系统
当地集聚
全球集聚[5]
追求成本最小化，通过纵向一体化来缩减成本
注重高价值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增加，通过灵活的外包减少成本
生产不同内容产品的企业间分界清晰
边界变得模糊，所有的企业联系在一起
被迫快速变化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足够应付快速变化
顾客接受标准化的商品、遵从大规模生产，非常有限、固定渠道的选择（注重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及附加价值，多渠道的选择，并获得授权，成为创新的主体之一（注重顾客知识管理）
个体重点关注技能、工作、职业
高质量的工作及可观的人均收入及学习和职业生涯的灵活性
关注大企业，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
关注企业家，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注重灵活的商业发展模式，
论文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反映农业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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