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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近代文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视觉文化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化传播过程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成就。但紧紧依靠传统的印刷作为传播方式的话,取得的成就并不明显。因此,必须跨越国界以及现代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通过视觉让大众深刻感受到该文化所要传播的主要思想,从而取得不错的成绩。举个例子,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他对电影的宣传作用从来都是毫不讳言,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走向世界,并标明开启世界上中国文学先锋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与陈凯歌两位。由此可见,影视行业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会通过其中的文化、风土去了解该国家的文化,因此,影视行业可以被理解成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领导者”。
二、进一步加强对翻译出版的重视
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与研究的最广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及英语,同时,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日语以及韩语等多种语言,可谓是当前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还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和荣誉,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显而易见,必须加强对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早先,歌德在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由此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译水平及能力。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实,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国时期,我国有过两次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机会,可惜,最终被错过,却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国外著名作品,照此一来,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价值及重要意义就此被忽略。并且,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有了专业的翻译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译文出版社及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他们所翻译的国外作品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在业界具有很好的口碑。当然,在此告诉大家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必须坚持“保护该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本质”,这样做也是对该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
三、积极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作为己用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讲: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们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男主人公的战争生活,继而运用倒叙手法描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完整的叙述方式,属于集多个叙述方式为一体的叙述手法,把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描述得扑朔迷离,使其独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情感故事及当地的生活历程,利用对其独具敢爱敢恨气质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赞扬,展现出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风情。与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纳,他擅长于写南方区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却将东北乡描述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王国。例如,在福克纳的作品《喧嚣与骚动》中,从一个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描述这个周密、完整、独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国度,将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得更动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和了解周围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对人类的悲哀,怜悯之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积极吸取国外作品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国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进行作品创作,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逐渐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枷锁,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国立足于世界,向大众宣传我国现代文学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四、结语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一)不确定性
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七、结论
论文关键词:儒学法治仁礼
一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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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社会历史原因使女性的生活方式比较狭隘,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表现出一定的特点。首先在参与体育的机会上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代社会参与体育的女性局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身上,广大的平民女性则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即使是闲暇时间时,也多是一些接受型的静态形式的活动内容,场所主要是在室内,活动空间大多是家庭院落,难于同男子相比。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女性体育具有明显的家庭局限性,当然女性也会在一些传统节日参加体育活动,比如寒食体育,也有一些时代,比如唐朝对于女子参与体育的约束较少一些,但这些属于时代特色,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在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女子的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如恩格斯讲的:“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一样,这种“失败”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女性在这长期的社会环境中,作为男性的依附者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丧失了平等的社会权利,也没有特殊的利益要求。正是对这种几千年伦理观念的觉醒,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女子体育则迫不及待的走在了时代最前列。
2近代女子体育的演变
中国近代社会的女子何以与体育有不解之缘?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并且建立在互需的基础上。首先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新式体育思想一经传入,就吸引了女子好奇与探寻的目光。女性最早与体育接近是从观看体育活动开始的,新奇的西式娱乐让其兴奋不已,在最初的思想上进行碰撞;其次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深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沉重变革的局面,破除原有的封建传统就需要摒弃女子身上的封建陋习,进而建立正确、符合社会发展的生活方式,近代女子体育则在男性的关注下产生,以促进女子身体解放为目的,这些也就与体育的本质特征产生了最基本的结合点;再次是由于体育实用性的扩大,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强国强种是时代的呼喊,女子需要改变,它的兴盛亦代表一个国家的兴盛,而体育又是强兵、强民、强种的主要手段,所以女子和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都具备了促进社会变革、保卫国家的现实作用。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工具性的视角、以西方为标准,认为解救中国社会女子应该以体育为窗口。“女子”与“体育”这两个拥有诸多共同目标的现象结合在一起,而它自产生时就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1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
维新派对女子解放的呼吁显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在各界人士的一系列努力下,女子体育产生了一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女子学校体育教育
由于受近代社会浪潮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近代女学中,学校体育活动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西女塾”和“经正女塾”,“中西女塾”亦中亦西,女子常常在外籍教师的带领下,在绿树成荫的操场上欢快的练习跑步和打排球,她们自由的成长、快乐的生活,她们是时代的娇宠,是近代社会新式女性的代表。在中国人建立的经正女塾中,维新派在一开始的筹办中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宗旨”,在课程中设置体操科目,以锻炼女子身体,增强其体质。可见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而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则不仅仅是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更是具有了改变传统风俗、塑造国家形象的意义。
2.1.2女子体育救国
体育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相适应,近代女子体育的产生因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思想而上升到更高的国家层面。在20世纪后中国妇女开始自我觉悟,一个追求自我解放的女子群体,高呼“女子是强国元素”,她们认为体育是中国女子的当务之急,体育不仅可以活动筋骨、陶冶性情,还可以强种族。秋瑾推崇尚武精神,并成立了“共爱会”爱国组织,主张“女子从军”,1907年创办了《中国女报》,以“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这一群女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早期创办的女性杂志中宣传女子体育,对近代女子体育在中国的萌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时女子体育也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尊严,保卫国家的高度。
2.1.3女子体育运动会
在近代社会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一些学校已经有举办运动会的传统了,例如务本女塾及幼稚舍就有在秋季举行运动会的先例,运动会内容包括缘绳、射的和跳绳等等。虽然此时学校运动会的影响力并不算大,形式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为今后女子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女子运动人才的培养以及女子竞技运动的发展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2.2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7到1923年期间,女子体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出其先进性,女子体育逐渐变得正式和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女子体育教育制度
在1906年之前,近代女子体育虽然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但是并没有被当时清政府纳入正规的教育中,因此早期的女子体育是不规范、松散的,这种现象至1907年有了较大的改变,女子体育产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在晚清政府颁布的两个法规文件《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女子要身心健康,体育课要促进女子身体各部位的发展,摒弃缠足的行为,鼓励练习体操,每周两个课时,教授普通体操和游戏等。这就真正确立了女学的正当地位,同时也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
2.2.2女子体育专业教育
女子体育在学校中由零星的开展到成为一门正式教学科目,范围逐渐扩大,这就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女子体育教师的问题,在1906年7月,上海务本女塾率先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子体育师资培训。之后1908年,以汤剑娥等人为代表的女子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女子每日学习各式体操,还进行伦理、教育、体育学等课程培训,培养了一批文理兼通、身强体健的女子体育人才。
2.2.3女子体育表演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员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女子开始走进表演场,像男子一样进行身体对抗,将自己顽强拼搏的一面展现给全国人民。1916年,上海爱国女校的运动员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进行篮球表演赛,轰动了全城。1921年,在广东省第八届省运会上有五个队伍参加女子排球比赛,特别是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正式设置了表演性质的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中国也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女子体育虽然以表演的性质走进人们的视野,但女子首次突破小范围的学校体育、参加大型运动会比赛的行为,加快了其步入国际、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的步伐,通过体育运动向世人展现了女子的信仰和女子的能力。
2.3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
在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女子体育表现出更科学、更先进的内容,女子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使女子体育开展的越来越繁荣。
2.3.1女子体育观念变化
社会思潮总能如实反应当时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和需求,1919年爆发,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认识,强国强种的军事性质体育在新兴思想下似乎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在、等人的带领下,体育就是要“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女子的体育观念也随着时生改变,由体操变为体育,学习的内容也由兵操转变为西方的运动项目。这种体育认知上的变化,使女子由早期体育强国强种的认识,转移为对自身、对生活和对整个社会的热爱。
2.3.2女子竞技体育运动
1924年以后,妇女解放的大潮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女子参加各项比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参与项目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团体操表演等,比赛项目逐渐增加,选择也更加大胆,尤其是在第3届全运会上,女子选手正式参加篮球、排球、棒球的比赛。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奋斗,在各个地区乃至全国的运动会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第三届华中运动会中湖南省女子队球、女子篮球和女子网球都取得了冠军,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竞技体育活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断扩大。
3近代女子体育的社会学意义
纵观近代我国女子体育的演变轨迹,由一个裹着脚的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到一个挣脱束缚的自强不息的理想女性,中国女性终于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成功的奠定了自己在社会的地位。近代女子体育成长的每一步都给社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效益,使近代女子体育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3.1近代女子体育改善女子的生活质量
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使女子和体育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女子体育的兴起显然对女子群体解放产生了一系列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女子身体建设上面,近代女子体育使广大女子接受体育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女子的身体素质,而且体现了女子对身体自由平等的追求,可以说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支配的实现。然而倡导女子体育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和自由,这还体现在女子精神生活质量上。封建社会的女子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存在意识,她们没有对自身的追求,更不知何谓生活质量,辗转近代女子通过解放身体,打破几千年来女子所承受身体摧残的痛苦传统,这使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促使她们迈出家门开始参与体育活动、开始社会交往。近代女子体育不仅实现了女子群体对身体健康的追求,而且迈向了改善女子生活质量的第一步。
3.2近代女子体育有利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形成
体育的不断更新和变化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相符合,那么体育显然对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诚然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背景下对体育所寄予的希望不同,于是体育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就大不相同。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兴起是建立在对封建传统观念抨击的前提下,这就显示了它对破除封建旧习、改变封建观念的作用,女子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接受到了平等、独立等价值观念的教育,通过加深对这种观念的学习和认识,冲破封建牢笼,去操场跑步、去练习体操动作、去参加运动会等,这种体育行为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并有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随着这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进而改变社会对女子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社会对女子的新态度;后,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女子体育观念也从军事救国转变为以健康快乐为主,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改变了人们在其它社会生活中的目的,使人们对体育、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接受和学习体育的这个过程中,女子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观念也将随着体育的不断深化而更加深刻。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竞技体育,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作用可以引起社会共鸣,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近代社会女子竞技体育就恰好具有了这种示范作用,将这种示范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女子”和“竞技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功能,女子竞技体育从无到有、从表演赛到正式比赛,女子在竞技场上的表演,在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新生活的标杆和典范,而且加强她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影响社会性别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女子竞技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使女子对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对女子的认识都不断变化。
3.3近代女子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在体育运动的推动下,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社会情感、集团意识、人际关系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他们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群体内聚、个人心情舒畅所起的作用,人们的幸福感、对社会的满意度的影响等。近代女子体育显然具有这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首先近代初期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子群体提倡尚武体育,认为体育锻炼要强种族、强国家,还创建了女子爱国组织“共爱会”,她们认识的体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如何解放身体,而是已经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在女子体育的推动下,近代女子将爱国热情融入体育,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女子的凝聚力,树立女子的爱国精神。尽管当时女子体育的政治作用较大,但不能否认在动荡的时代,它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近代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就是不断实现和加速她们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封建思想在女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女子一直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使其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都极低。随着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女子在体育运动中不断的进步和挑战,从身体到精神,女子可以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快乐和认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在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近代女子体育出现了女教师和女运动员,这使她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自身价值也得到自我和社会的肯定。女子通过自由的参与体育活动而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作用和社会行为,这些都可以说明一点,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女性的个人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这种积极变化不仅可以抑制社会不良现象,还使女子更加乐于投身到社会建设中,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3.4近代女子体育有助于社会文化建设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卫生体育属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内容,体育对促进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体育竞技运动、社会体育审美、体育方法手段、新闻出版、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领域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水平有积极作用。比如:近代女子体育竞技活动的历程,从范围上看由校运动会发展到省运动会再到全国运动会的扩大,从项目上看由女子跳绳到排球再到足球和篮球的大胆突破,从参与性质来看由自发松散的到表演性质的再到正式比赛的转变,近代女子在竞技体育活动领域不断前进,表现出更多的能力和创新力,尽管竞技体育发起前,女子体育已经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活动则使体育在更大范围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体育所积聚的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奋斗、团结、友谊等优秀的民族精神财富,近代女子体育事业促进国家文化繁荣,女子体育精神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具有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是塑造整个国家形象的关键。近代女子的教育权首先受到社会的关注,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由早期建立个别学校发展到成为一项教育制度,再到培养专门体育人才的这个过程,女子学校体育逐渐完善,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也逐渐变大。那么近代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的凸显,不仅具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根本作用,更是具备了冲破传统文化、传递社会主流文化的作用;体育教育使女子成为社会的良好榜样,改变中国女子的封建形象。体育的这种身体教育,对文化传递、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直至现当代对女性的发展都显得尤为关键。
3.5近代女子体育推动社会制度建设
体育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发展,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运动的制度、法令、条例、章程等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人们遵守法律、道德的自觉程度是衡量和反应体育社会效益的标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体育对社会的贡献。1906年左右,随着女子学校体育的不断发展,女子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两个法规文件中,女子体育纳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受到政府制度的保障,这使更多的人以合法的权利参与体育,更多人自愿接受体育教育。或许正是由于“社会中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使近代女子体育具有不同于男子体育的特殊性,促使女子体育上升到制度层面,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
4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社会学意义的价值
无论是在近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女子体育这个看似简单的体育现象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然而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历史回顾,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本质和社会意义,而且对现当代女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价值。第一,体育与女性的身体自由。由于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直至现代社会女性仍然摆脱不掉身体文化的束缚,从近代女子体育的实践来看,女子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挣脱小脚束缚、自愿选择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对实现女性身体自由和赋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体育对自我身体的消费或支配,不仅可以提高现代女性的身体质量,是保障生活健康重要方式,而且是现代女性追求身体平等、改变柔弱消极的身体形象以及实现自我身体权益的主要方式。第二,体育与女性的自我关注。在历史的长流中,伴随社会时代变迁的体育,它的作用更能被人们认识和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长期缺乏“自我关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照顾家庭”的特征,研究中发现,女性在参与运动锻炼中最容易摆脱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束缚。在体育运动中可以增加女性对自身健康、形象和社会交往的关注。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就是对自己身体、形象等各方面关注的过程。第三,体育与社会性别空间。男女性别自古以来的差异,使男女在社会上的分工逐渐分化,这种分工导致了男女社会性别空间关系的出现,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则被束缚在家庭等比较狭小的地带,处于孤立的地位;那么近代女子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帮助自己成功摆脱封建束缚迈入社会公共领域中,而且通过参与体育比赛运动,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务。可见参与体育活动则可以缓和这种孤立的境地,帮助女性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是从“私域”向“公域”的迈进,也是拓展女性社会空间,构建和谐性别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女性体育与社会发展。通过对近代女子体育社会意义的研究,认识到女性体育对妇女自由、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稳定、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女性参与体育,在政治决策或体育决策的过程中,女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进而充分发挥女性体育的潜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5结语
(一)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校实际情况不符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学校相关领导对现代化信息教育管理技术比较重视,也逐渐开始关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但是由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往往由校外软件公司进行设计和开发,程序人员没有高效教学管理的经验,缺乏对管理工作的认识,在设计教学管理系统时,不能考虑到系统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使得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不符,很难适应高效教学管理的需求。
(二)落后的管理体制
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中,学校教务处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资源信息,导致院系二级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直接抑制了教学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和教师在资源调度时,流程多而复杂,使教学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重复的工作中,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多麻烦,教学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质量。另外,各教学管理岗位相对较独立,教学资源、数据和信息没有实现共享,这些重复数据由不同管理岗位发放和使用,难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阻碍了教学信息的有效处理。
二、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进程中教学管理的思考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
若想有效地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转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内容,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因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新教学管理理论,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为其创设出一个人人都会用的管理氛围,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实现高效、科学的教学管理目标。
(二)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
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中,教学基层单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教务部门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大大降低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因此,应建立以院系管理为主的教学管理体制,将教学资源、信息数据等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基层中,扩大院系部教学和管理的自,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日常教学活动信息的反应和监控能力。通过教学管理职能的转变,教学管理部门从原来全方位、全程式计划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
(三)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校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化教学管理是高校发展,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必然之势。因此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信息管理网站为基础,从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出发,扩展应用功能,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校园平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管理方式方面,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保存、传递等功能代替传统笔写纸记的落后管理模式。同时分配设置多级用户模板使用权限,真正实现学校和学院的二次管理,以便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取教学的动态信息。
(四)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
在现代化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人员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这是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抓好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培训,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系统操作指导,编制和印发系统使用手册,重视教学管理人才的引进,确保管理机构反应灵敏、工作高效,提高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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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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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