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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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些年，学者们对国企工人阶层的关注和讨论越来越多。本文用社会学的视野对国内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阶层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总结中发现，对于工人的内部分化、行动回应和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国企工人的整体分化研究较为欠缺，工人的阶层意识研究还应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国有企业也在顺应社会与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从企业的产权制度、领导机制、经营制度到劳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变革。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把每个工人的利益深深地卷入其中，同时给企业自身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国内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阶层研究的部分文献基础上，用社会学的视野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工人阶层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一、国有企业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及内部阶层的分化
从50年代到70年代，国有企业的工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声望以及政治待遇、经济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阶层。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工人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外部冲击以及企业内部改制的双重压力下，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优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经济上陷入“相对贫困”、精神上面临来自外界与自我的双重轻视，并且还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失业威胁。冯同庆把这种地位的下降具体表述为劳动权益的失落、资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权利的削弱，认为导致这种阶层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阶层结构与公有制深层制度化结构没有有机的结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李亚雄则认为“权利与市场混合机制”是塑造了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周长城1997年在对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时，先将职工按照劳动方式的不同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三个层次，并研究发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处在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同时，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不同层次的工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心理、行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
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包括心态、满意度、社会心理承受力和阶层意识等方面。企业改革关乎每个工人自身的利益，其对工人阶层心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郭星华根据2000年一项对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国企职工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安全与稳定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社会需要；同时，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存在着失落与失衡的心态。毕素华认为国企职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但其适应性还不强。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滑坡、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较大甚至强烈的不满。这些都需要建立起良好的表达机制，以防止不满情绪的膨胀和社会的不稳定。阶层意识体现的是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赵炜从对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的分析来看，职工的阶层意识和职工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基本上一致，但相对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罗忠勇在提出工人的阶层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发现：工人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大多数工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在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和下层，工人对本阶层的利益有明确的认同，但工人的阶层利益维护意识淡薄。这反映出当前国企工人普遍对自身地位评价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
三、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入手。宏观方面主要包括通过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来寻找导致失业下岗的原因以及政府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研究。
微观方面包括：第一，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选择的因素，其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在再就业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98年，风笑天在对武汉市四家“下岗”情况较为严重的企业职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对职工能否再就业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戚和朋友的社会地位，而和自己具有同质性的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的规模等因素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再就业信息和机会的获取以及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个人的职称或技术级别，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对于再就业也有显著作用。然而在2002年，赵延东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约，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下岗职工来说，社会资本带来的却是“负面效应”。与社会资本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完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显著。可是，李培林基于一项调查发现，与一般的常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会发生劳动力市场“知识技能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断裂。谢桂华则把人力资本的作用更细致的描述为：教育程度高的工人更有可能再就业，工人下岗前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无助于他们再就业。政治资本对再就业的概率没有影响，无论是党员还是前干部在再就业方面都没有优势。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的失灵”更是把职工培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摆在了企业和社会的面前。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一定适应企业发展的知识素养和工作技能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企业和社会能够给工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第二，失业下岗职工的转型适应心理。很多学者在研究失业下岗职工时都提到他们的“等、靠、要”思想，并将之归因于“单位习性”。单位习性即是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感受、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社会交往等固有的社会习惯，它包括相对固定且封闭的生活交际圈、规律性的休假制度、丰厚而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及身份上的优越感等等。而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原单位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失业者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业者再就业路径的选择。刘爱玉认为差异性资源赋予工人不同的市场能力，越是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市场的适应和对集体行动的回避。越是拥有市场排斥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企业的依赖，一旦企业依赖难以为继，若缺失预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四、国企工人的行动回应
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引起了大规模的减员，这类群体必然会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新体制和结构产生行动回应。李静君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一些国有企业的调查，认为“集体无行动”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政治形式，这种集体无行动表现为：冷漠、不合作、公共责任的侵蚀、积极性缺乏、缺工、工作场所的无效率。她认为社会主义工作生活的经历影响了工人对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回应与解释。然而，1995年之后，国企进一步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工人行动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行动已经成为工人表达其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这种集体行动是有限的。冯同庆认为，工人是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工人以“主人翁”形式体现的特殊利益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这虽然是工人始料未及的，但以往的“主人翁”地位升华出的自尊并不会同步失去。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工人地位越是下降，反而越强化了自尊。工人的社会行动具有明显的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自尊和自信特征，他们的行为选择在不满与容忍中更倾向于后者。工人总体上希冀的是有基本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刘爱玉依据大量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发现，工人在因制度变革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是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集体无行动不是企业政治的主要形式，这种选择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而佟新在研究工人的集体行动时更注重的是行动的文化基础。她认为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五、国企工人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状况的变化。90年代以来，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与农民的流动相比，更多的是表现为体制的变动和收入的变化。体制的变动，是指工人从“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即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流动。收入的分化，是指工人阶层或群体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岗位竞争或重新择业等途径进入社会的较高收入层，而有些工人会随着经济分配结构的转变进入社会低收入层甚至是贫困层。这种分化又称为结构性社会流动。影响工人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包括体能和智能型资源、整合性资源和勤力性资源；二是社会资源，包括先赋性社会资源和后致性社会资源。郑路则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体现出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从业人员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趋势呈上升性态势，且教育因素发生了从阻碍转换到促进转换的变化；单位级别的意义减弱，而单位类型的制约日益明显；政治资本中党员身份的阻碍作用依然明显，家庭出身和干部身份的作用日渐消失。
国企改革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从以上综述看，学者们对于国企工人的地位变迁、内部分化、行动回应和社会流动的关注是颇多的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更是成为了国企工人社会学研究的焦点。这也是符合社会学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学科宗旨的要求。但是，对于国企工人在改革后社会身份的重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人阶层的整体分化研究较为欠缺，工人的阶层意识研究还应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此外，随着市场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工人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历时态的，这就需要学者们对这个阶层投以不断的关注，并为解决他们切实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冯同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变化与工人阶层的地位[J]．工会理论与实践，1997，（3）．
[2]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J]．江汉论坛，2002，(12)．
[3]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J]．社会科学研究，1999，(2)．
[4]郭星华．北京国企职工心态调查[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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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炜．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研究-对一家国有企业阶层关系的调查与分析[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5)．
[7]罗忠勇．转型期工人的阶层意识[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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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1]谢桂华．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J]．社会学研究，2006，(1)．
[12]赵定东．论大型国有企业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辽宁省的个案访谈[J]．社会，2006，（3）．
[13]刘爱玉．适应、依赖与社会结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工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4)．
[14]刘爱玉．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新课程理念下，初中社会教学应该更好地体现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不断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结合相关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生活，感悟社会，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譬如，面对危机，面对南海危机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国家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会了解中国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对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横向相比，中国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超级计算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高铁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高铁。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感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地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合
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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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学院；组织文化；制度化；价值观
当前，独立学院的学生会建设在独立学院的学生发展基础工作中拥有重要地位，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的特点，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能力、思想、认识等基础方面建设的核心。
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以云师大商学院为例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中心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主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了更多关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学院党委领导、院团委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群众组织。每学期开始，学生会都会召集新老委员针对上一年工作、学习和思想动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目标和主题，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组织先进性的发展方向制定学期发展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及时了解新老委员在思想、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团结协作、委员间的沟通交流，促使学生会委员形成集体意识，创建商学院学生委员会团队精神；每年第一学期在院内举办“青春飞扬”系列迎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加强与兄弟院校学生会的学习交流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他们立足商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到兄弟院校的联谊活动，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对这种组织的“软控制”不重视，只关心活动的开展，导致了委员被动局面的出现。
（一）委员积极性不高，凝聚力低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生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委员中出现了一种你推我靠的现象，甚至出现人手的不足，这与学生会拥有众多委员是不相称的。许多委员都以“有课”、“英语学习”等借口来推脱任务，致使部长的工作难于开展。
（二）委员思想动荡频繁，易受指导老师更替的影响
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教师的更替也比较频繁，每当指导老师更替之时，学生会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委员们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部长们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委员为自己是否可以适应新指导老师的工作而烦恼，这样必然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学生会委员的自身建设欠佳
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差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学生会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从而形成了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的本质
组织制度的执行受到了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代表组织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制度没有针对组织和委员的特点来制定是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进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决当前独立学院学生会出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建设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体现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组织成员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规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对组织成员工作的考核与评估；有助于各级部门和个人对自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和自评等。
（二）加强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学生会制度的前期准备。学生会制度的制定要体现组织价值观，能够充分调动委员的积极性。要从系统上把握学生会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学生会文化形成的一个环节，科学地确立学生会委员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识。
2、科学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从全面修订现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来制定制度，要循序渐进，要将学生会的长远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义务、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3、制度制定后的保证实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学、公正、严谨外，还要重视学生会的“执行文化”。决策层要大力支持、模范执行，中间层要正确引导、大力推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对独立学院学生会的针对性
制度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塑造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的文化素质，引起各个方面力量的关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独立学院学生会文化的形成进程。制度化有利于独立学院学生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及制度化管理，能够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圆满完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会的自身情况，实现委员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对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质提高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进而使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实力得到加强，以至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永远健康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也称“群众体育学”,体育科学学科之一。以社会(群众)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有: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不同对象群众体育的特点,组织管理、内容、发展条件、组织形式、开展的原则、要求和方法,以及锻炼效果的评价等。学习和掌握社会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对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有重要意义。
社会体育
也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厂矿、企业、事业、机关的职工,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民,为达到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目的而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按区域特征分有:城市体育、乡镇体育、农村体育;按年龄分有:婴幼儿体育、儿童少年体育、青年体育、中年体育和老年体育;按性别分有:女子体育、男子体育;按职业分有: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军人体育;按健康状况分有:正常人体育、残障人体育;按活动场所分有:家庭体育、社区体育、企业体育等。
休闲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和创造生活情趣,完善自我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特点是具有自由性、文化性、非功利性和主动性等。对增进健康、强健体魄,预防疾病与康复,提高文化素养与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生活内容与加强人际关系,以及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形成等都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民族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各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显着民俗特点,以健身、防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往往以其悠久的历史,动人的传说,瑰丽的色彩和独特的情趣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道德风尚和,是各民族政治、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具有传统性、集会性、节庆性、游艺性、风俗性、表演性等特点。
民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娱自乐,多数项目不受时间、地点、器材的限制。具有娱乐性、趣味性、民俗性、游戏性、表演性、节庆性的特点。
城市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开展以健身、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其主要作用是有助于市民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在我国,城市体育正向社会化、社区化、家庭化、设施配套化、活动内容多样化和高档化方向发展。
农村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农村开展以健康、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主要特点是:活动项目多样化、乡土化,活动时间农闲化,活动形式分散化。
乡镇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乡镇开展以健康、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在我国,主要作用是以其辐射作用促使农村体育网络化,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
婴幼儿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出生1个月至学龄前的婴幼儿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促进身体正常发育、机能协调发展和身心和谐,培养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发展基本活动能力。要选择适合婴幼儿生理条件的各种户外活动,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等各种自然因素;对活动场地、服装、设备。器材和项目等的安排要以安全、卫生为原则;合理掌握活动的生理负荷,一般以中等强度的有氧代谢为主;教法手段要生动活泼、有趣、多样化,活动组织游戏化。
儿童少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7—18岁儿童少年进行的身体锻炼与教育活动。以身体运动、卫生保健为手段,有学校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外体育活动等多种组织形式。目的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培养体育能力,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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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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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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