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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关键词：经济转型；路径；驻马店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2014年驻马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4L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经济转型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13年驻马店市生产总值为1542.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数第二名，而影响驻马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2013年驻马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393.84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674.98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473.2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5.5：43.8：30.7，经济结构与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够合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着驻马店经济整体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实现我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既是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增长的长远之计。
一、研究现状
陈跃泉（2013）指出随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推进，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龚绍东（2013）认为后发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既要符合区域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又要契合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作为后发地区的中原经济区，工业发展面临着“赶”与“转”的双重任务，需要从产业、企业和空间的异质性视角，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区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演进方向，并走出一条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增值揭开，由空间分散形态向集中形态转变、由牺牲资源环境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升级新路径。
刘俊（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对于江苏省争创发展新优势、抢占未来制高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立足江苏自身发展条件的同时，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环节，选准切入路径。
张鹏（2010）在对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综合构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转型基础、转型过程和转型结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区域经济转型路径形成、强化和优化的内在演化机理。他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区域经济的发展被更多地强调要根据初始条件来选择适宜当地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动转型路径不断强化的内在倾向，通过与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断创造出适宜当地经济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有利条件，促使当地的经济转型路径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强化。区域转型路径自我强化在不断推动着经济转型整体演进的同时，也内生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区域内部的动态性调整，使区域转型路径不断得到优化。
周锋（2010）在运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政府经济职能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美、日、韩三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鉴广东、无锡等地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以此来阐明地方政府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才能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推进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他还阐明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并运用于南通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个案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三次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内部结构、存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并据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姜作培（2009）认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经济转型升级重点在于结构调整，这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唯有紧紧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条主线，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外贸出口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强有力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二、国内外主要经济转型提升的路径
1、美国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运行，但在不同时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1）在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压缩军工生产，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2）加大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特别加大对半导体、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3）90年代前期，美国又乘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改组；4）在制造业重焕活力的同时，美国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导致美国技术产业重心由高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获得了巨大成功；5）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2、韩国
“韩国路径”以生产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激增，韩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此时，韩国大举发展设计、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务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多数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韩国政府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不仅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直接进行财税、信贷补贴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给予更具创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2）重视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3）分类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发展。
3、日本
二战后，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本来已经完成了追赶欧美的历史任务，进入经济发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产业技术选择上的失误，使其出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上的空白，与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失之交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致使日本产业竞争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日本为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结构调整而采取的主要战略对策有：1）制定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2）以强势带弱势寻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突破；3）在制造业内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科技创新体制的组织变革，加强对基础研发经费投入，出台鼓励企业研发与创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台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口导向策略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美贸易顺差增大，新台币升值压力增加，导致1985年广场协议后新台币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在此期间，台湾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1978年，确立了以“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选定集成电路、通信产业、广电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及特殊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目标行业。1980年、1995年和2003年，台湾地区相继设立了新竹、台南、中部等三大科学园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转型之后，台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表明台湾以制造业内在的科技创新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路径基本上是成功的。
5、广东
广东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对生产业的扶持仍显不足，在现阶段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发展生产业有着天然的优势。生产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与制造业之间可以互相促进。针对这种情况，广东在推进转型升级时，应该对“韩国路径”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加大制造业“硬投入”的时候，也要注意服务业的“软产出”，加大对生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广东地方政府从决策到实践都始终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作用。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激励性和限制性产业政策，在宏观上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公共平台，帮助地方和企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6、无锡
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后，生态建设倒逼无锡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无锡地方政府调整管理思路，改变行政范式，突出重点环节，强化引导手段，把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作为无锡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业实行创新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坚持产业优化升级，致力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和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新跨越，在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抢得了先机，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无锡地方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其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无锡的物联网研发应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三、对驻马店经济转型升级的借鉴与启示
尽管各国或地区的产业政策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共性的规律，值得借鉴。
（一）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宜转型路径
只有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资源和经济方面优缺点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转型路径，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产业发展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应当在准确把握本地经济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之上，利用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寻找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经济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经济转型多是以制造业的转型提升为主导的，而驻马店本地工业不发达，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实现经济转型不现实，因此韩国以生产型服务业促进经济提升的模式更加适合。
（二）政府应对经济转型给予宏观调控
政府一般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应直接干预，而应采用间接干预手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市场发育还不成熟，经济结构转型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为取得合理调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减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要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整顿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各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各大企业也都有实力雄厚的研发机构。驻马店地区地方高校较少，黄淮学院作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优势，为本地经济发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推进本地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对此应大力支持，通过增加经费投入、给予优惠政策等方法促进地方高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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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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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关键词 六西格玛（6%l）地方高校 专业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高校的三大职能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对于地方高校来说，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首要任务。
1经济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地冲击。人才培养的质量，撇开生源质量不谈，主要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培养方案的实施。
首先，人才培养的定位。高校人才培养的定位的过程就是不同高校差别化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层次的高校如何通过特色定位寻找差别、识别差别并显示差别，即显示自己的发展特色的过程。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应用型高校特色定位差异化发展，目的是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定位问题也关系到地方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培养方案的实施。专业培养方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培养目标；二是培养路径。培养目标是根据学校的定位，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作出原则性规定，各高校之间即使有些差异也不会很大。而培养路径则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在这一实施环节上，各高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高校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紧盯市场就业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人才培养路径；有的高校虽然由于机制的原因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慢半拍，但基本上也能跟上市场发展变化的节拍；然而有些学校却不然，固守已制定的培养流程方案，轻易不愿也不敢改变，具体地讲，是领导不考虑改，教师不敢改，学生不可能改。试想，一套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书及统编的教材制定的培养方案，且是在新生入校前就拟订好的，怎么能适应4年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冲击。这种缺少柔性的培养方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大学毕业生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有共性缺少个性。这些学子们也许能胜任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但是却很难应对新形势、新情况，甚至是新危机的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不受企业的欢迎，不被社会所接受。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对我国高校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但同样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国高校应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加快教育改革与教育体制的创新，根据国内外就业市场的新情况、新需求，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2将6%l管理方法引入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六西格玛（6%l）管理法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防范产品责任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6%l管理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又关注过程的改进。“%l”是希腊文的一个字母，在统计学上用来表示标准偏差值，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l值越大，缺陷或错误就越少。6%l是一个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也就是说，做100万件事情，其中只有3.4件是有缺陷的，这几乎趋近到人类能够达到的最为完美的境界。6%l管理关注过程，特别是企业为市场和顾客提供核心价值的过程。因为过程能力用%l来度量后，%l越大，过程的波动越小，过程以最低的成本损失、最短的时间周期，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强。
概括6%l管理方法的特点是：
（1）它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
（2）它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
（3）它是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
（4）6%l是一个目标，一个期望的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
我们把大学人才培养过程，视为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期望高校以6%l目标来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即为合格产品，反之，则为不合格产品或半成品。6%l管理方法既着眼于产品的品质、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完善和改进，其重点是将所有的生产作为一种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并找出主要因素，进而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达到提高产品合格率的目的。
引入6%l管理方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人才；着眼点是，关注人才培养过程的不断改进、调整和完善，建立柔性人才培养体系；宗旨是，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借鉴6%l管理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2.1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柔性人才培养方案
6%l管理方法的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依据这一管理原则，学校需要对每一位学生量体裁衣的制订成才计划。从尊重市场多样化人才需求出发，采用柔性人才培养流程，即可调节、可变通的人才培养路径。高校除按有关规定开设公共必修课，专业、专业基础必修课外，各校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从大二或大三开始（3-5学期），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依据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选择考研方向或就业方向等。学校对每一位学生可采用柔性培养方案，因材施教，分类培养。
2.2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
6%l管理法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借鉴这一管理方法实施高校人才培养，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学科偏重知识体系的划分，而专业则偏重社会职业领域，通常一个专业可能要求有多个学科综合，而一个学科可以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应用。高校既然是为社会、为市场培养人才，那么市场需求的变化就是方向标，专业方向的调整是通过课程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来实现的，也就是要对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课程群以及选修课程等进行整合、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
2.3加强实践教学课程，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六西格玛是一种统计评估法，为了达到6%l，企业首先要制定标准，在管理中随时跟踪考核操作与标准的偏差，不断改进，最终达到6%l。借鉴这种管理方法，各高校在基于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成功的理念下，制订出不同要求、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需特别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及达标要求。对于很多学生而言，不能顺利就业，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水平不够，而是实践能力的缺失，尤其是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强。为此，有必要加强实践教学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培养出厚知识、宽口径、会动手、有能力的人。
3以市场为导向的柔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
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必须确立新的人才观念，即高校培养的人才，一定是被市场认可的、接受的。因为只有当人有了使用价值，才会有价值。我们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的具体思路和方法是：
（1）确立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并实施柔性培养方案。倘若我们已确立了“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因材施教，实施柔性的、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使每一位学生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同需要的人才。
（2）强化证书教育，让学生多一张就业的“门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许多企业及用人单位对人才判断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毕业生是否获得国家、省、市各级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如注册会计师、汽车维修工程师、二手车评估师等，针对市场这一实际需求，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必要在课程体系中融合一些职业证书的考核内容，这不仅满足了有意愿拿证书的学生的要求，而且为所有学生提供了有明确实训目标、训练内容、考核标准的可操作的实训课，它能较好的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本科高校毕业论文的教学环节特别强调一个过程，时间上覆盖一个学期，以此要达到以下目的：满足教学基本要求，能充分体现本学科、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并能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选题应与社会、生产、科研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实际相结合，选题应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难度和分量要适当、适中，使学生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很好地完成；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选题，有利于各类学生均能提高水平和能力，鼓励学生有所创新、有所发现。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学生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的挑战。教师要特别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学生就业目标的实现。
（4）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增强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对科技需求，催生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高校教学基地、科研基地、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产业化基地、人才培养基地，以及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工作，能零距离地接触社会，接近市场，并能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运用于实践，这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借助实习基地的平台，也能有效地增强师生社会服务的意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
（5）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对双师型教师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双职称型”，即教师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还取得另一职称，如经济师、工程师、工艺师等；二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具备了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具备一定实践教学的素质。但不管是哪种概括，双师型教师都是指复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十分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很难有合格的学生。加强对双师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
总之，从6%l管理理念出发，我们可以把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看成是企业的生产流程。为了实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引入6%l管理法，以市场为导向对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进行科学评估，同时也借鉴6%l管理法对人才培养的过程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目的是使高校培养的人才能更好的与市场对接。
参考文献
[1]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关键词】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模式
由于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和闻名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而且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传统增长模式的矛盾暴露得格外突出。当前，广东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广东要提高地区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重点，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韩国经历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到现在1．5万美元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广东自主创新能力与韩国的比较
从地域面积来看，2008年韩国为9.9万平方公里，广东为18.0万平方公里，广东为韩国的1.82倍；从人口来看，韩国为4846万人，广东为9544万人，广东为韩国的1.97倍；从GDP来看，韩国为9470亿美元，广东为5099亿美元，韩国为广东的1.86倍；从人均GDP来看，韩国为19542美元，广东为5369美元，韩国为广东的3.64倍。可见，从地域面积和人口来看，广东远大于、多于韩国，但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看，广东与韩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这12年间，是韩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阶段，韩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前期20年走过的道路。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未来自主创新可能的发展路径。以下是广东省和韩国主要自主创新指标的对比：
（一）广东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快，但是仍然低于韩国
2004年，在专利申请授权中，广东的发明专利申请只占全部专利的1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韩国的40.1%。2005年广东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比例和拥有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分别达到18.85%和21.50%。2008年，广东省专利授权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位。专利申请量共103883件，授权62031件。发明专利申请量28099件，发明专利授权7604件。PCT专利申请量3120件，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占全国PCT申请量的53.35%。然而，广东专利授权数虽然在国内占有较高比重，但国外公司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广东发明专利很少。
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调查显示，2006年韩国拥有的专利数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在半导体和通信领域尤其出色。该调查显示，1997年以来，韩国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领域专利数达到88574项，增加54%，学界专利达到4706项，增加94%。在同一时期，韩国在援引论文数量方面在亚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06年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基准全球专利申请数目”，韩国向该组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过法国和英国上升为世界第四位。2009年专利申请数为8066件。
（二）自主创新人才总量和密度与韩国差距巨大
广东的自主创新人才密度与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韩国是66人，广东为35人。
（三）R＆D人员国际数仍低于韩国
2005年韩国仅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论文数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万篇）。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广东省发表国际国内论文总数（国际论文指SCI、EI、ISTP三个系统收录的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之和，国内论文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D）收录的论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和R&D经费（R&D经费来源于2003、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投入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出10个数与专利数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论文数、专利数（含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与R&D经费的比率。广东、申请专利数产出总量与2003、2004年投入的R&D经费比率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广东低于韩国
据广东省统计公报，2009年广东只有1.6%，远低于同年韩国的3.1%。广东的R&D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2006年广东企业R&D经费占总经费的80%，政府资金只占9.5%，政府资金投入比例远低于韩国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广东创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韩国政府科研预算逐年增加，从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过了同期总预算5.9%，2006年，韩国的研发总投入和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进入世界十强。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强基础科技研究及培养创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学技术更新及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年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芬兰，增长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韩国的研发经费超过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
（五）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广东远低于韩国
2003年，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为953件，占三类专利总数的3.3%；平均百万人口专利授权数为25件，仅为韩国的1/38。2006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数据显示，韩国技术竞争力居世界第6位，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12位。
广东当前正处在类似韩国1980年前后的发展阶段，广东当前仍然落后于韩国，但是，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太强，如果能够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花大气力研究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广东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领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的。
二、韩国科技自主创新对广东的启示与借鉴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三类创新方式在国家发展进步的各阶段是同时共存的，但三类创新方式的组合与重点却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创新方式的重点也逐步演进。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调自主创新，并采取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一）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借鉴韩国经验，根据广东自主创新的现状，紧紧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并通过政策引导，使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围绕企业的需求进行研究开发，支持和鼓励更多的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要以“产”字当头，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实现一些科研院所编入对口企业，使科技力量充实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特别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以实现最佳组合，产生最大效益。同时要鼓励联合研发与创新，完善相关机制，加强不同企业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开发投入
借鉴韩国经验，要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开发投入。一是降低企业的税收和各项社会负担，以逐步提高企业研发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创新的资金市场，调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尽快实现研发费用稍快于GDP增长。三是建立健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重点支持对行业科技进步贡献大的研发机构建设。四是整合现有的科技发展资金，改进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技术先进、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对已经认定的国家级和省市级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资助；要安排专项经费，鼓励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资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与此同时，要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备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统，探索并形成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例如创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科技担保公司合作，形成风险准备基金等；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或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工具创新并运用它们（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进行融资。
（三）加强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对特殊人才要给予特殊待遇。企业应把80%或70%的奖金提供给20%或30%的技术骨干。此外，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二是建议在企业中实施“人才工程”，积极引导人才向企业流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可以挂职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作。三是规范人才流动秩序。有的国企科技人员被民营企业挖走，把核心技术、商业秘密也带走了，给原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建议广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在鼓励人才流动的同时，更要加以规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重视发展国内的高等教育，为高素质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实行开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围上要突破单位、部门、区域甚至国籍的限制，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市场。同时，还须在合同聘任的基础上，采取长期的、短期的、兼职的、临时的等灵活多样的用人方式，为人才投资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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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居民资产结构
一、 引言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产业结构正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变。要想实现这一经济目标，必然需要一个相适应且高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实体经济的顺利转型。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中，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银行固有的低风险偏好、对抵押品的较高要求、对公司财务的格式化审核等局限性使得银行向中小企业、高新技术新型产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意愿十分薄弱，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显得较为突出。而资本市场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者天生较高的风险偏好恰好能够满足处于萌芽期和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打造中国经济未来升级版的进程中，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渠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居民部门作为社会资金盈余的主要部门，其消费和投资决策将对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可见，一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性。因此，本文将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社会融资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的现状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具体深入的探讨，并在最后给出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将近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 650.2亿元，只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1.8%；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9 665.51亿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将近17%，38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82元，在世界各国中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到了2015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突破5万大关，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的水平。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充当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如图1显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10多年的适应调整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20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较低，并且长期稳定在7%左右，意味着我国基本告别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农业时代。此外，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农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而这与政府长期实行的惠农政策是分不开的。其次，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91年的61.1%逐渐下降到2015年的37.1%；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则从91年的32.2%稳步上扬到2015年的57.7%，并且在2013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标志着当下我国经济正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
后工业化时代，一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逐步由高速增长下降到中高速增长，而经济结构则逐渐由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转变。当前，我国经济的这一转型尚未顺利实现，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巨大风险。以钢铁、煤炭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以及以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供不应求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7%，相比2009年的81.12%，下降了将近14个百分点。而新兴经济的典型代表-网络购物的市场规模则由2009年的35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5 036亿元，6年间增长了将近144倍。传统与新兴产业供需现状的巨大反差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效率较为低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当下以及未来较长时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限制和削减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积极培育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主要途径。
三、 我国当前的金融结构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积极发展和培育“新经济”环境下的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手段。但是，相比处于成熟发展阶段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初创或成长期，意味着这些产业在蕴含着巨大市场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并且初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中，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银行固有的低风险偏好、对抵押品的较高要求以及对于公司财务过于严苛的格式化审核使得其向新兴产业提供融资的能力和意愿均十分薄弱（Black & Moersch，1998；Boot & Thakor（2000））。再加上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仍为国有性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量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着银行业优质的金融资源，导致其产能过剩的现状迟迟得不到改变。长远来看，这非但不利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经济转型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而资本市场作为一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另一渠道，其灵活的制度安排，较高的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适合成为具有高风险高成长特性的新兴产业的融资来源。并且，作为风险管理和交换的场所，资本市场能够通过合理公平的金融契约设计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对于不同风险收益特征金融产品的需求，大大降低了投融资主体双方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资本市场还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淘汰产能过剩和落后的企业来重新整合经济资源，从而有利于真正高成长的行业和企业迅速发展和壮大，率先实行并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然而，表1显示，当前我国的社会融资体系仍然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若不考虑新增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表外业务，2005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例稳定在5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70%；而以企业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不到20%。虽然近些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整体上其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因此，面对我国当前社会融资体系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优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引导风险资本流向代表未来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战略新兴产业，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这一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四、 我国居民当前的资产结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一国的金融系统视为由全体投资者所作投资决策自然形成的系统，那么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对于不同资产的选择会对一国金融系统不同层次风险结构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2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两部门经济的资金流动状况。在这一简化经济中，只存在住户和企业两个部门。首先，社会资金以工资和股利的形式从企业部门流向住户部门，于是形成了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其次，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通过居民消费回流企业部门，二是通过金融体系为企业部门提供融资，而提供融资的方式也有两种，即要么通过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要么通过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以支持企业发展。最后，企业部门通过银行体系或资本市场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因此，从社会资金的流向来看，居民投资者是社会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因此其对于各类资产参与和配置的决策将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形成和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表2显示，2000年～2011年，在社会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结构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社会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虽然从67.5%缓慢下降到60.8%，但是在社会三大部门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是社会资本供给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居民投资者的资产选择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的构成及发展将带来重要影响。例如，若银行存款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的占比较高，则表明通过银行体系的潜在资金供给较为丰富，有助于降低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外源融资的成本，使得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融资需求上升，从而进一步推动银行体系的繁荣和发展；相反，如果股票债券等证券类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那么意味着企业较易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获得外部融资，因此企业可能会增加股票融资或债券融资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使得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因而，若想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比重，必须研究居民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据有关数据表明，通货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流量结构中的比例从1993年最高的22.4%下降到2013年的4.2%，中间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仍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对比存款以及证券类资产在居民资产流量结构中所占比例可以发现，除去2007年，存款占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流量总额比例一直远远高于证券类资产，且其平均比例达到71.7%，而证券类资产的这一数值只有10.4%。这表明在扣除实物消费部分后，居民部门倾向于将增加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配置于银行存款，而在股票债券等风险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较低，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民币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占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此外，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居民部门在证券类资产上的配置比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如何引导居民减少银行存款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增加股票等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仅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从而能够满足大部分仍然处于初创或成长期的新兴行业的融资需求，助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我国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现状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由以低风险的传统产业为主向以高风险的新兴产业为主的转型过程中，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从而提高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例是提高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投融资效率，助力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而居民部门作为社会主要的资金供给部门，其资产选择行为将为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我国居民资金仍然以存款的形式大量沉淀在银行系统的背景下，研究如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从而提高风险金融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的占比，将不仅对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任务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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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项目号：14ZDA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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