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5:1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信贷配给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1．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2000，（1）．
2．Joseph．E．StiglitzandAndrew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393-410．
对于信贷配给，学界有不同的定义。JaffeeandRussell（1976）定义信贷配给存在的情形是，在给定的利率下，贷出者提供比借款者需求少的贷款数额。StiglitzandWeiss将均衡信贷配给定义为，要么在似乎相同的贷款申请者中，一些能够获得贷款而另外一些无法获得，无法获得的申请者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无法获得贷款；要么存在由可以识别的经济个体组成的群体，对于给定的信贷供给数量，他们无法在任何利率情形下获得贷款，即使具有大量的贷款供给，他们也无法获得。
传统经济学认为，信贷市场上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而信贷配给论则认为，只考察利率机制不全面，因为在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与配给机制同时在起作用，市场存在多态均衡。信贷市场是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借方与贷方是互为博弈的对象，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在与厂商博弈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依靠利率去制约厂商，必须运用数量限制的办法，即信贷配给来约束厂商。
信贷配给形成的原因分析
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借款人如果不对银行如实通报其贷款投资情况，银行就难以在事前确定其违约风险。同时，银行在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后，也很难控制其具体行为。
（一）逆向选择
由于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银行的预期收益，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借款人的贷款要求，而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这样信贷配给就发生了。假设在信贷市场中有两类借款者，不同的借款者偿还概率是不同的。类型G偿还的概率是qg，类型B偿还的概率是qb(qb如果贷款者能够识别借款者类型，那么就会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借款者索取不同的利率，以反映出他们偿还概率的不同。此时没有信贷配给发生，风险性高的借款者被索取更高的利率。如果贷款者无法识别借款者的类型，由于逆向选择及贷款利率的提高，贷款者将会提高类型B的比例，贷款者的预期收益将由于更高的贷款利率而下降。此时，贷款者可能的做法就是不提高贷款利率，而是进行抵押和改变贷款数量。设借款者当中的比例g是类型G的借款者，假设贷款者索取的利率rl满足：gqgrl+(1-g)qbrl=r（1）
在这个利率水平下，由于信贷市场中的借款者是大量的，贷款者的预期收益并不是r。这是因为：r/qg但是，如果L(1+rl)>R+C，则借款者违约，贷款者获得补偿R+C。假设收益R=R`+x和R=R`-x的概率都是1/2，则预期收益是R`，方差是x2。假设R`-x<(1+rl)L-C，则当最坏结果出现时，借款者一定会出现违约。如果投资项目获得R`+x，借款者获得R`+x-(1+rl)L。则借款者的预期利润是：（3）
定义：x*(rl，L，C)=(1+rl)L+C-R`（4）
x的增加意味着项目风险增加。贷款利率rl的增加导致x*增加，这意味着，如果贷款利率提高，一些具有较低风险项目的借款者将无利可图。
贷款者的预期收益是：
（5）
上述收益随着x的增加而递减。
假设有两种借款群体，一个具有x=xg，另一个具有x=xb，并且xgxb>xg>x*(rl，B，C)
这时两种借款者都发现借贷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两种借款者的数量是相同的，则借贷者的预期收益是：
x*(rl，L，C)≤xg（6）
上述预期收益是随着rl的增加递增的。但只要rl增加到满足x*(rl，B，C)=xg的水平，任何利率的增加都导致任何xg类型的借款者停止贷款。此时只有xb类型的借款者发现贷款仍然有利可图，导致贷款者的预期收益下降到：，xg≤x*(rl，L，C)≤xb（7）
结果，贷款者预期收益作为贷款利率的函数，当x*(rl，L，C)≤xg时是递增的；然后在1+rl=(xg-C+R`)/L出现离散化地下降，此时所有低风险类型的借款者都退出了市场。这种情形如图1所示，其中r*表示能够区分借款者群体的贷款利率。
假设在r*处，仍然存在对于贷款的过度需求，类型xg的借款者不愿意在给定利率r*下贷款，而类型xb的贷款者却愿意。如果贷款者面对过度需求而提高利率，其预期利润将出现下降。因此，均衡贷款利率r*对潜在的借款者进行了信贷配给。
（二）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借款者在获得贷款后将资金投放于高风险项目，这种项目成功概率小，但一旦获得成功会取得巨大收益；二是借款人在有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对偿还与不偿还贷款的成本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不偿还的行为。
1.投资项目选择中的道德风险引起信贷配给。假设一个项目投资者有两个项目可以选择。一个是项目A，在好的时候可以获得收益Ra，不好的时候获得收益0；一个是项目B，在好的时候可以获得收益Rb>Ra，不好的时候获得收益0；假设项目A成功的概率pa大于项目B成功的概率pb，这样项目B就是更具有风险的项目。现在假设从项目A获得的预期收益高于从项目B获得的预期收益，即paRa>pbRb。如果投资项目A，则预期收益是：EπA=pa[Ra-(1+rl)L]-(1-pa)C（8）
如果投资项目B，则预期收益是：EπB=pb[Rb-(1+rl)L]-(1-pb)C（9）
如果项目失败，借款者将失去抵押C，并且两个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都依赖于贷款利率rl。
那么，EπA>EπB的充分必要条件是：（10）
条件（10）的左端与贷款利率无关，但是右端是贷款利率rl的增函数。定义rl*是使得投资两个项目预期收益相等的贷款利率。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是：
（11）
对于小于rl*的贷款利率，借款者更偏好于投资项目A；对于大于rl*的贷款利率，借款者更偏好于风险更高的投资项目B，项目投资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导致道德风险发生。
因此，对贷款者（银行）而言，并不总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提高预期收益，因为过高的贷款利率有可能使借款企业出现道德风险。银行可通过控制贷款总量即信贷配给，来控制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2.贷款偿还选择中的道德风险引起信贷配给。贷款者在向项目投资者提供贷款后，还可能面临项目投资者在有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选择不偿还的策略。对于贷款者来说，控制“不偿还”道德风险的选择之一就是信贷配给，这是因为信贷配给能够对不偿还的收益和成本产生影响。
假设项目投资者从贷款者处得到利率为r，数量为L的贷款，项目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为贷款数量L的函数：f(L)。那么，项目投资者的利润可表达为：Eπ=f(L)-(1+r)L（12）
如果项目投资者的收益f(L)小于(1+r)L，项目投资者将无力偿还贷款，这种情况并不是贷款偿还选择中的道德风险。
如果项目投资者的收益、还款和不还款成本有如下关系：
f(L)>(1+r)L>Cn（Cn是不还款的成本）（13）
项目投资者则会选择不还款的策略。
如果项目投资者的收益、还款和不还款成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f(L)>(1+r)L；(1+r)L项目投资者则会选择还款的策略。
贷款者要消除项目投资者选择“不偿还”的道德风险，就应使贷款的总量L小于Cn/(1+r)，也就是使贷款额小于项目投资者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项目投资者的不偿还成本Cn的贴现值就成为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
信贷配给的传导渠道
（一）银行信贷渠道
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商业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股票筹资在整个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金融机构贷款，所以信贷市场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
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信贷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效率并不高，货币政策在信贷市场的传导中遇到了来自商业银行和微观经济主体的障碍。如：目前仍有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没有进行企业制度改革，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薄弱，资产负债率高，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导致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占有率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低下，客观上难以满足贷款条件。而中小企业虽然产权比较明晰，但规模较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商业银行贷款明显向少数优势行业、大型企业和大城市集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信贷资金的支持，从而导致信贷供求矛盾突出，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二）广义信贷渠道
BernankeandGertler（1995）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动不仅影响了市场利率本身，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如货币紧缩政策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直接导致借款者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由于借款者有一些未到期偿还的短期利率或者浮动利率的债务，利率的上升会直接增加借款者的利息支出，减少它们的净现金流量，使借款者的财务状况恶化。利率的上升通常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降，导致借款者抵押资产价值的下降。例如一个为下游企业提品的企业，当货币紧缩使下游企业的支出需求减少时，由于固定投资或准固定投资（比如利息和工资）很难在短时期内作出调整，该企业的收入就会下降。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会降低企业的净价值和信贷资信度，影响企业的筹资能力和投资活动。
由于货币紧缩导致的利率升高，降低了资产价值和抵押价值，使得外部资金成本相对于内部资金成本升高，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贷款数量上的限制。
参考文献：
1.陈享光.货币经济学导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李扬，王国刚.资本市场导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孙强，郭树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资本市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贷配给 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
一、概述
斯蒂格利茨与魏斯在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账损失的最优策略不是以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应对超额需求，而是采用限制供给的方法：即使贷款申请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要拒绝部分申请人的要求，或只提供部分贷款。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函数不是利率的单调增函数，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会导致低风险的借款人离开市场，贷款人风险加大，收益下降,所以通过控制利率的方式作为风险甄别机制不完全有效。
二、信贷市场的特殊性
在分析信贷市场时，首先应注意到它与标准的市场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一方面，作为古典竞争理论核心的标准市场，其假设存在众多买卖某种同质商品的经济主体，而信贷市场中，作为“商品”的信贷，其“卖方”的银行，数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标准市场中，买卖方即时达成交易，信贷市场的“买方”是以未来偿付的承诺交换今天的信贷。
三、信贷配给的成因分析
在展开对信贷市场的分析前，先分析相关的明确或隐含的前提：
（一）不确定性
正如投资存在不确定性一样，贷款的承诺偿付与真实偿付也存在差异，这对贷款人来说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假定借款人的投资项目有两个结果，用X表示不确定的投资结果：Xa>Xb.概率表示出现各种结果的可能性，且满足Pa+Pb＝1，Xe＝PaXa+ PbXb
（二）借贷合约
假定借款金额为B，利率为r,因此承诺偿付是一个固定金融（1+r）B.当项目的结果超过偿付金额时，借款人全额偿还借款；当结果小于（1+r）B时，借款人就违约。发生违约时，假定贷款人得到实现的投资结果。则只有Xb
从上式可以分析出借贷合约的两个基本特点：预期偿付会随着r的升高而增加；当不确定性增加（表现为PbXb减小）时，预期偿付会减少。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的预期利润并不总是与利率的高低呈同方向变化。当利率rr*时，预期利润π与利率r反方向变化。在r*点，银行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r*称作银行内部最优利率或均衡利率。当信贷需求超过了信贷供给，贷款人不会在超过r*的水平上还继续提高利率，因此瓦尔拉斯利率不可能是均衡利率。只要瓦尔拉斯利率水平高于r*市场均衡就会以信贷配给来调节：每家银行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利率降低到r*。信贷配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不随着所索取的利率单调增加。预期收益不随利率同方向变化是基于两个基本原因：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效应。
1.逆向选择效应
随着利率升高，借款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稳妥的潜在借款人会离开市场。 假定银行根据潜在借款人投资项目的平均收益情况对其进行分类，投资项目规模相同，无抵押。贷款人的收益为Φ＝min{（1+r）B，X}，借款人的收益为π＝max{0,X-(1+r)B}。由于借款人的利润函数是凸性的，其收益的风险越高，预期利润也越高。用θ表示借款人的风险，θ越高，风险越大。如果风险中性的借款人必须以自身固定的股本e0投资，假定存款利率为δ，那么当Eπ>e0(1+δ)，投资就会发生。由于预期利润由风险决定，因而存在 ，借款人就会进行投资。Eπ-e0(1+δ)就可以看作θ的函数。假定r提高，借款人的预期利润就会降低。Eπ的这种向下位移意味着θ的临界值提高了，因而对贷款需求的借款人减少了。而且，退出市场的是风险最低的企业，因为他们的θ值最低。这就是逆向选择效应，由于贷款人的收益函数也是凸性的，因而θ值越高，贷款人的预期受益就越少。由此可知，当利率提高时，风险较低的借款人退出市场，存在一种正的直接效应，和一种负的逆向选择效应。
以数学公式推导更易理解：假定XaPb， PaXa ＝ PbXb 如果a组在整体中的比例为Γ，且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申请贷款，则贷款人的平均收益为 , ΓPa+(1－Γ) Pb，而如果低风险的全部退出，只剩下高风险的参与申请贷款，则贷款的收益就会变为（1+r）Pb，因为 ，可以看到贷款的收益下降了。
2.逆向激励效应
当利率提高时，借款人会从事风险更高的项目，这种情形称为逆向激励效应。也就是说，随着借款人要支付的利率的提高，承担的风险也提高了。假定企业有两种技术，a和b，预期收益函数的斜率为Pi，项目越安全，斜率越大。企业从事项目i(＝a或b)的预期收益为Pi(X-（1+r）B)，它随着r的升高而降低。当利率升高时，由于该项目需要支付承诺利率的可能性更大，安全项目的收益下降得多一些。显然，在rr*时，选择风险较大的项目。
四、总结
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效应的双重效应，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不能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因而信贷市场的利率无法达到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总是低于均衡利率，需求总是大于供给，因而信贷配给的出现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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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3126；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RT1176；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项目编号：20100204110030；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E04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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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投资、出口及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并不表明经济已经走出通货紧缩。主要理由:一是价格下降还在持续。
二是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不足。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我国这一水平为9-10%。
而且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加速,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调节的结果。袁钢明(2002)认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工业生产的增长加速,不是被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所激励拉动起来的,目前投资加速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投资。王小广(2002)也认为:当前经济回升主要是受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真正反映内在增长的因素如消费、物价则呈现相反的走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通货紧缩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性趋势,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矛盾的综合体现。
刘国光、刘迎秋(2002)则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指出:自2001年9月份以来通货紧缩趋势重新抬头,在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即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充分运用我国富余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银行存差过大且多投向不能直接推动实质经济增长的领域,如用于持有国债、中央银行准备金等金融资产而不是直接贷款。三是失业率没有出现减少趋势。“九五”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呈不断减少趋势,而农村非农就业总规模则出现了绝对减少,就业不足和收入本论文由论文由整理提供
/">整理提供差距增大必然带来需求不足。
国内解释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理论文献很多,但对于通货紧缩为何长期持续,即经济为何难以走出通货紧缩,则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劳动、商品和资本市场微观行为,着重对我国通货紧缩为何长期持续这一宏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以期对治理我国通货紧缩提供政策上的指导意义。一、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经济学分析范式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往往使用宏观总量概念,侧重于分析总供求之间的均衡状态,在分析微观行为时,侧重于价格调整。
要么假定价格粘性,如新古典综合派,但没有分析价格粘性的微观形成机制;要么假定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如新古典学派,据此分析经济的调整和波动。以上理论通常假定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具有完全理性。这一假定明显地与现实不符,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这对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会出现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宏观经济难于达到帕累托最优。信息经济学在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时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该范式认为:
第一,筛选和提供激励具有重要经济功能,而这一点几乎被传统经济学范式完全忽略;第二,市场不出清时,或更一般地,存在选择、激励和不完全信息时,非价格机制有助于配置经济资源;
第三,市场不出清时,包括工资、利率等价格机制的作用有限,并不必然传递所有稀缺性信号,稀缺性信号也可以由其他方式传递,如存货变动等;第四,当价格不再完全传递稀缺性信息时,价格可以负担其他经济功能,如影响市场交易中的商品质量。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求的变化主要是由数量变化而不是由相对价格变化调节。劳动的边际收益产量的变动主要导致就业的变动,而不是工资的变动。
在给定工资下,对商品需求的变动主要导致产出的变动,而不是价格的变动。厂商之间的博弈形成折弯需求曲线,导致价格粘性,价格粘性是内生的,它加重或延续了宏观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时货币政策的部分影响是通过信贷配给而不是通过利率变动发生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问题和融资活动的信号传递功能,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结构。信息不完全也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加深。凯恩斯最早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Stiglitz(1992)认为:信息不完全及其导致的厌恶风险的行为,有限理性,签订不完全契约的能力,造成了契约刚性。契约刚性是经济不能以接近充分就业的方式对波动迅速做出反应的重要原因。
二、我国微观市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很大,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改革的力度都将加快,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加大了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不确定。同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交易的透明度低,信息生产严重不足,各种信息类中介机构也很不规范,由此造成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必然影响着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劳动力市场11效率工资与失业。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是异质的,他们的能力不同,这一信息在厂商与工人之间是不对称的。
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和能力正相关,能力不可观察,厂商提供一个较高的工资将导致申请者队伍具有较好的平均质量,且能提高利润。如果补缺工人的成本是高的,厂商可以通过高工资,得以降低离职率。
这种反逆向选择的措施,使厂商将工资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以上,形成效率工资,而全体厂商都采取这一措施时就会造成工资粘性和非自愿失业增加。效率工资理论可用来解释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和失业问题。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亏损,一些企业不是降低工人工资,维持既有的企业就业率,而是让一些工人下岗,即企业在自然状态不利时,调整劳动数量,而不调整或微调工资,使一些企业的工资呈粘性。
主要原因是工资成为生产效率的激励因素。企业面临市场的竞争,必须采用新技术和录用高素质工人,让低素质工人下岗。这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也是对在岗工人提高素质和生产效率的一种潜在激励。同时,较高工资有助于减少高素质工人跳槽的道德风险。当企业之间相互展开对高素质工人的竞争时,就会逐渐抬高市场流行工资,形成效率工资。保持或提高现有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助于增进效率,否则人才外流。我国国有企业隐性失业长期大量存在,工厂开工不足,劳动力处于半闲置状态,让低能力工人下岗,工资总水而上升,达到减员增效。效率工资的存在并不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下岗工人增多造成就业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不振。
21教育的
信号发送功能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Spence(1974)的教育信号发送模型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但雇员的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不同能力的人的最优教育程度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如果教育不影响劳动生产率,它只具有传递信号的作用,这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后原有文凭结构的信号传送功能弱化,迫使人们追求高学历和少数名牌高校。扩招后引起毕业生素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竞争更加激烈,出现了报考名牌大学热,一般院校或技术学校少人问津,考上大学不上重新补习人数增多,大学本科毕业很多选择考研等现象。其实大多数读研并不增加多少研究能力,只是增加一些实用型知识,和本科教育雷同,对提高个人素质帮助不大。在本科文凭已不太能显示个人能力的情况下,教育的信号作用必然会导致人才高消费,从而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很大浪费。追求高学历教育使居民预期教育投资增大,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预防性储蓄增加会相应减少即期消费支出,而学校的扩张支出作为公共开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高等教育普及虽然可以提高我国长期发展能力及人力资本,有利于长期增长,但短期内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明显。
(二)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折弯曲线(见图2)。在不完全信息下,厂商之间的博弈结果如下:
(数字只代表相对大小,正值表示利润增加,负值表示利润减少)当总需求变化不大时,一家厂商需求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其他厂商需求相应减少。博弈的短期均衡是:(降价,降价)。但这一均衡却不稳定,取决于厂商对于目前利润的态度,当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直到降价带来的利润为零或很小时,最终均衡将是:(不变,不变),即价格在当前水平粘住。
这表明当一家厂商涨价或跌价时,其他厂商理性地“跟跌不跟涨”,反应不对称,致使需求曲线弯折为弹性不同的两段DB和Bd,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MR也折为两段。只要边际成本曲线MC的变动不超出MR的垂直间断区间,厂商的均衡价格P3就很难变动。当前在我国商家之间的竞争性降价就是造成价格水平难以上升的重要因素。
(三)资本市场———信贷配给、债券市场萎缩和低层级资本市场均衡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就是如何解决出资人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同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及解决方式差异,决定了一国融资结构。
在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导致市场萎缩直至消失,从而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企业投资水平大幅下降。
11信贷配给。在银行识别借款人和试图影响借款人行为的贷款合约中,利率具有重要的筛选和激励机制。当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有关项目投资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时,银行的期望收益取决于利率与投资风险分布,银行最大化其期望收益必然会导致信贷配给(见图3)。
实际均衡利率在r3,而不在r′,在r3处存在超额需求D3∃S3,银行将实行信贷配给。特别地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它们只能从当地银行借款,在通货紧缩时期,经历着衰退的当地银行又很不情愿贷款,致使那里信贷配给更加严重。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微观层面的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即进行信贷数量调整而不对利率作调整,会加剧经济波动的深度。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贷配给严重。经济萧条时期,信息不完全程度变大,导致不确定性增强,债权人风险厌恶程度将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降低(由高于预期的违约比率引起),或者债权人识别风险的能力增加,都会导致他们更不愿意发放贷款。
当货币当局通过诸如降低法定准备金等措施鼓励贷款时,这种努力很少会有效。如果从贷款得到的最大收益对风险贴现之后仍低于从短期无息国库券获得的收益,那么,银行就会明显地将其资金投向国库券。这种状况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委托—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委托人难以对人进行有效监督,只能采取简单而严厉的监督措施,如信贷质量考核上的严格责任追究制,导致作为人的银行经营者风险厌恶程度急剧增大。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信贷人员的努力程度不能观察,但工作结果,即资产质量却可观察,迫使信贷人员贷款时过度谨慎,贷款增长减慢。
如图3中所示,银行的信贷供给曲线由S(r)下移到S’(r),相应地均衡时的超额需求由原来D3∃S3扩大到D3∃S’,信贷配给程度趋于严重。当前我国信贷配给突出表现为信贷集中,即贷款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发达地区。严重的信贷配给使这些企业或地区的资金成本得以下降(较低的利率和抵押担保要求),同时其他地区
和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却大大降低。
从而造成各地区、各类企业间的发展极不均衡,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银行的信贷风险也相应集中。
21企业债券市场萎缩。Myers和Majluf(1984)的新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如果厂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决策就可以通过向外传递信息,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从原股东的利益出发,厂商的最佳融资顺序是:内部积累资金,债务融资,股票融资。
而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的偏好顺序与之恰好相反,依次是股票融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内部融资。导致我国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而企业债券市场则极度萎缩。笔者(2002)从经理人激励的角度,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不完全合同方法,分析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的成因。我国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特殊的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经理人行动不可观测,只能观测到产出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又被行政干预等外部因素所混同,对经理人的监督和评价约束变得异常困难)和真实所有者缺位,难以形成激励相容的最优合同,必然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表现尤为突出。在内部约束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各种融资方式形成的外部约束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将是我国国有企业经理进行经营决策的首要因素。
比较各种融资方式,股票融资对经理控制权收益最小,其次为银行贷款,而企业债券融资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对经理的约束最强。分散的债券投资者迫使经理将企业收入流及时分配给投资者而不是自己挥霍,或使企业再融资协商变得困难,有助于揭示企业经营状况的真实信息,并通过声誉机制对经理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当债务人无力偿债时,迫使企业进行清算,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则完全丧失。债券市场的强约束使经理人对债券融资需求萎缩,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31中小企业融资、适度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低层级均衡。各层次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同,据此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可分为:民间融资、地方性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市场、准全国性资本市场如二板市场、全国性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融资)和国外资本市场。王宣喻、储小平(2002)认为:不考虑资本市场资金拆借的利息成本和执行成本,那么影响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将是各层级资本市场要求的信息披露机制。越是高层级的资本市场,要求私营企业披露的有关经营方面的信息就越多,而在现阶段,经营信息的披露给私营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例如违法行为以及技术信息、产品信息等。
中小企业在其壮大过程中,需要依次从低层级资本市场走向高层级市场,企业在各层级市场之间选择时,必须考虑融资收益和融资成本,特别是信息披露带来的经营风险成本。
以下的分析表明(见图4和图5):由于各层级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程度(K)及披露成本不同,存在着多重均衡,即低端均衡L和高端均衡H,与之对应的最优信息披露是K3L和K3H。
假定企业的边际生产收益MR是融资量的严格增函数(图4),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披露和财务成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在企业由低层级市场向高层级市场转变初期,信息披露的增加对企业经营风险影响不大,财务成本也能得以降低,因而边际成本MC呈下降趋势,等到了一定的资本市场层级,信息披露的增加便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同时信息披露的各项财务支出也会增加,因而MC曲线将逐步向上,企业的资金需求曲线DD即是MC位于M和N之间的部分。在图5中,假定资金供给量随着企业信息披露程度的增加而严格递增(SS曲线),那么由U形需求曲线决定了存在着两个均衡,即低端均衡和高端均衡。表明在经营环境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好的国家,其信息披露成本相应较低,中小企业的融资将获得高层次均衡,二板市场等高层次市场能够得到充分发展,而较少依靠低层次市场。
在经营环境差,信息披露不规范的国家,比如我国,中小企业将更多地依赖低层级资本市场(如民间借贷市场)提供资金支持,高层次市场难以建立起来以满足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需求。在我国,民间借贷作为层级最低的资本市场,借贷手续简便,借款人不需要提交有关企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不用告诉贷款人借款的真实用途,贷款人仅依据对借款人个人信息的了解和凭借熟人的担保就愿意贷出款项,借款人的交易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此时,企业的融资成本仅包括利息成本,不需要考虑由于经营信息披露而带来的风险成本。而对于银行信贷私营企业往往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所有信息,这是很多私营企业在较高层级资本市场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以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别用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我国的失业上升和企业成本下降,用教育信号传递模型说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导致即期消费需求不足,用拆弯需求曲线解释价格为何难以上升。在融资方面,分别用风险厌恶、人问题及适度信息披露说明了信贷配给严重、债券市场萎缩、中小企业融资低层次均衡,进而导致投融资不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加深,因而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状况来减轻通货紧缩的持续程度,促使经济早日走向稳定增长。
(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
建立有效的委托—机制,完善银行经营者的考核办法,减少过于严厉的信贷质量的指令性考核。
(2)规范和发展市场信息披露。培育和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充分失业率及职位需求信息;规范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促进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改善银行信贷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3)由于现阶段民间借贷是私营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必须承认民间借贷市场的合法性,积极引导而不是取缔。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允许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与信用担保体系。
(4)政府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市场主体能产生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加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发展高等教育。限制公共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如教育、医疗,提高人们的消费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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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房地产，信贷融资，约束机制，对策
一、引言
一个房地产项目，少则投资数百万元，多则数亿甚至数十亿，对资金要求非常高。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靠银行信贷。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持续深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愈加困难，很多开发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如果能够对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内在机制进行可靠的分析，就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强融资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房地产开发融资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大小、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是影响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哈佛大学的Scott.B.R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与其它企业的公开竞争中,用人力和资金资源以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而对于资金的提供者银行来说金融论文，他愿不愿意给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就是要看这个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大小，一个竞争力弱小的房地产企业银行是很难相信它有能力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的。所以企业的竞争力大小是影响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
房地产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1]，它从事经济活动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融资活动中企业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银行的利益。而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时不同意或只同意企业一部分贷款额的申请，于是出现了“信贷配给”[2]，“信贷配给”最终使银企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尤其是使企业融资变得困难。所以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也是影响企业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房地产开发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
（一）、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模型的建立
由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的关键因素，可以建立信贷融资函数A核心期刊目录。即：
A=G(C,L,Q)
这里，G ――函数表达式；
C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L ――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间信息对称程度；
Q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
根据这个函数表达式，可绘三维图形分析如下：
H B
QJ
γ·I
A·α
C·β
A’ J’H’ B’
FK
I’
F’D
EK’
E’D’
0L
上图中，直线A’F’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信息对称程度；直线E’D’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企业竞争力。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3]，要获得一定的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C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L有一定的替代性，即假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强、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低时可获得银行贷款为W，则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前一种情况弱、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前一种情况高时也能获得相同银行贷款W，由此可以得到获得最低银行贷款时C与L所有可能组合点的连线E’F’。
考虑到C不可能无限大，即当企业处于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时，C达到最大值（假设一定时期内所有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放贷的总数量一定）。在上图中用A’B’表示C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同样的道理，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成程度也有一个极限金融论文，即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完全对称，此时L达到最大值 ，在上图中用B’D’表示L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从而得到A’ B’ D’ E’ F’ 平面对应的ABDEF曲面就是C与L不同组合下，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所有可能值组成的点的集合。
（二）、模型分析
由于C与L具有一定范围的可替代性，所以在允许范围内可任作两条曲线J’K’、H’I’，使其满足曲线上的C与L的组合分别能获得相同的银行贷款，其分别对应相同银行贷款集合组成的曲线为JK和HI。比较JK上的α和β点以及HI上的γ点的大小可知：α＝β<γ，即曲线HI所代表的银行贷款大于JK所代表的银行贷款，而JK上的银行贷款相等。从而可知，曲面ABDEF是由一系列像JK、HI一样的等银行贷款线组成，并且C与L的组合值越大，其所对应的等银行贷款线越高。
从以上图形分析可知，只要能够对C与L进行度量，就能对企业融资可行性进行评价。
（三）、影响信贷融资成功关键要素的度量
1、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测定是众多评价指标的综合评估过程。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综合评估方法有三大类，包括专家评估法、经济分析法和运筹学方法[4]。本文从专家评估法依靠人为打分确定权重，具有一定的片面主观性出发，试图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因子分析是从一些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现象中找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再对这些主要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可以有效的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分为三类：经营能力（评价指标有固定资产原值、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技术职工人数、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人均工资额、总资产周转率等）；效益能力（评价指标有资产效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利税率、资本收益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税率等）；发展能力（评价指标有销售收入增长率、利税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工资额增长率、科技经费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
因子分析的计算步骤包括将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金融论文，然后构造原始数据矩阵W0、求W0的标准化数据矩阵W、求W 的相关系数矩阵T、求T的特征根λ及特征向量S、建立主成分表达式、计算每个主成分的贡献率U、按累计贡献率的最低限值选取主因子个数P、计算主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B、求B的正交因子解、建立因子得分模型上H（见式①）、计算主因子综合得分Z（见式②）、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得相对得分Z’（将样本综合得分按由小到大顺序在评价区间[Φ1 , Φ2]上进行归一化处理（见式③）。
Hi = ai1W1+ ai2W2+ … + ai nW n( i =1, …, P)①
式中：Hi为第i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Wj为第j 个变量得观测值；P为选取的主因子个数；aij为第i 个因子的第j 个变量的得分系数。
Z(i) =Σ(Uj×Hij) / (ΣUj) ( i= 1,2, …,M;j = 1,2,…,P)②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综合得分; Uj为第j 个主因子的贡献率；Hij为第i 个样本的第j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
Z’(i) =Φ1+(Φ2－Φ1)×(Z(i)－Zmin) / (Zmax－Zmin)③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相对得分，按其落在评价区间[Φ1 , Φ2]的位置评价出企业的竞争力大小。
2、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更多的内部信息，这些内部信息有的能反映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的缺陷甚至致命的弱点，而投资方银行相对缺少企业的这些内部信息，从而使银行面临信贷风险。信息不对称有两个极端，即信息完全不对称和信息完全对称，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情况是间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为了量化的需要，可以把信息完全不对称时的值定义为0，把信息完全对称时的值定义为100。
要度量信息对称的程度，就要明确融资信息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哪些指标获取。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特点，可以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报表的效度和信度）、治理结构的清晰程度、以及对银行提出的合理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条件的认可度来获取。从而信息的对称程度可以用下表来度量核心期刊目录。
融资信息对称程度度量表
指标
权数
评价层次（参数）
管理制度
15
完善（1）
较好（0.8）
一般（0.6）
较差（0.4）
差（0.2）
财务制度
15
优（1）
良（0.8）
合格（0.6）
较差（0.4）
差（0.2）
治理结构
10
清晰（1）
不清晰（0）
条件认可度
60
一、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模型
（一）构建理论依据——信贷配给理论 广义的信贷配给指的是由于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存在一种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当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是由于政府管制因素造成的，这种信贷配给被称作非均衡信贷配给。而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型的信贷配给。1981 年斯蒂格利茨和韦兹合著的经典论文被认为是奠定了信贷配给理论的微观基础。斯蒂格利茨和韦兹提出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会产生有两种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危机效应。这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信贷风险。利率的道德风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促使了信贷配给的出现。在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事前的信息在于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无法充分了解顾客的风险状况，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在于监督成本的增加使得银行难以获得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接受了高利率的贷款者在获得贷款后，必然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会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即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利率和信贷规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确定的，即在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主导下的“双重信贷配给”。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12月的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健康指数为6.57分（按照指标设计，满分10分，8分以上为健康，5分以下为不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也处在中下游水平。事实上，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产权结构混乱、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诚信文化缺失等问题，使得银行出于谨慎经营原则，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二）模型构建 （1）构建思路。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分离开来，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群在融资中普遍遇到的“门槛过高，信任打折”的现象，为优秀的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并逐步改变由于逆向选择带来的融资成本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信任指数下降的现象。（2）基本假设。一是对象分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存在混合均衡，因此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方案会有不同的选择。令投资方案为R{I，S}，I为投资概率，S为诚信指标。二是选择规则。投资者会根据诚信指标决定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是否投资的选择和投资多少的决策。三是要素的选择。选择财务指标。依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初步评价。这里借鉴了美国爱德华·奥特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Z分预警模型，其建立的核心思想是，选取一组最能反映融资方财务状况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行业赋予不同的系数，并以最后计算出的Z值来衡量投资的风险程度。表达式如下：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X1=（营运资本÷资产总额）×100，X2=（未分配利润÷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 X4=（股票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在构建的模型中，X1， X2，X3，X4，X5 五个变量的取值不变，但由于需根据不同融资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分别赋予新权数a0，a1，a2，a3，a4，即上式变为：Z= a0X1+ a1X2+ a2，X3+ a3X4+ a4X5；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是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构成。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能维持董事会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制衡关系，更能通过评价和监督确保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内部审计部门所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能够对上式所获得的风险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外部监管评价结果。风险程度是以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基础的，因而财务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独立性较高的外部审计部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对于降低财务评价风险有着很大的贡献；银行征信体可监督。建立银行征信体系，实现不同银行之间征信信息联网运行，为投资方更好的了解融资方的经营和信誉状况提供便利；信用评级指数。信用评级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分析，依据科学的信用衡量标准，对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做出适当的评价。四是模型构建。S=（biB+ciC）Z+d1Mi+d2Mj+eN，将修正的Z值代入上式中，得到最终模型：S=（biB+ciC）（a0X1+ a1X2+ a2X3+ a3X4+ a4X5）+d1Mi+eN。
假设：a.依据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健全度和内部审计出具的意见对B选取不同的取值，B∈[0，1]（当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和内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B=1；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内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B=0.）；b.依据外部审计意见对C选取不同的取值，C∈[0，1]（当外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C=1；外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时，C=0.）；c.MAX（bi+ci，1）=1， bi、ci为权重；d.依据银行征信体系的评分确定Mi 的取值；d1表示在诚信指标中所占的权重；e.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给企业评定的等级决定N的取值，N∈[0，1]（N（AAA）=1，N（D）=0）；e表示信用评级在诚信指标中的权重。
三、举例说明
（一）案例分析 假设有两个企业Y1，Y2同时向某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融资者Y1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1 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1 值大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良好；Y1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即B=1。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则C=1，证实了融资者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1 企业的信誉水平很高，即N（AAA）=1。从上述结果可知Y1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大值。
而融资者Y2，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2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2 值小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欠佳；Y2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保留意见，即B=0。这表明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失真和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保留意见，即C=0；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2企业的信誉水平很低，即N（D）=0。从上述结果可知Y2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小值。银行由此判断Y1，Y2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就能对其贷款申请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结论 建立该模型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相分离。一是对于具有高诚信指标的企业来说，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的融资时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避免企业因为融资而错失良好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企业现状的客观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中小企业的一贯看法。二是对于具有低诚信指标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让其能充分认识自身状况的方式，若要获得融资，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信誉水平，降低违约风险。三是对于银行来说，不仅降低了银行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还在选择贷款人方面更加透明化，大大降低了其风险。总的来说，该诚信指标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从而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这必将提升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整体信誉水平，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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