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4:4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西文化对比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论文摘要：礼貌原则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中西方文化价值、自我观以及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礼貌原则差异的存在，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00pemtive 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 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 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礼貌准则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二者的共性即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礼貌原则的指导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都努力变得更加礼貌起来，都渴求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在承认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礼貌原则的运用和侧重有所不同。
1．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
谦虚准则相当于汉语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然而汉英礼貌原则由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语用研究中，对于同样的礼貌现象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反应。在汉语言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西方社会的人们馈赠礼物时，会直接表达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得到对方喜欢、欣赏的希望，如“Ithinkit Ubeuse 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礼貌，接受者会当场打开礼物表达自己的喜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anky0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如果按汉语思维习惯与西方人交流，则必定会造成交际失败。
2．称呼上的差异
中国人“上下有异，长幼有序”的观念在称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业职务、年龄、性别、谈话场合以及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刘老师”、“张经理”、“李医生等。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他称：贵姓、高见、大作等；自称：鄙人、卑职、拙见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称谓模式主要是称谓词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为Gates，名为BiU应称其为Mr．Gates。汉语文化中所讲究的“长幼尊卑贵贱”之分在家庭内部也有充分体现。在家庭成员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辈分的称呼语。若直呼姓名则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无论地位和职位高低，人们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辈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这体现了朋友式的亲密关系。另外，汉语的称呼中经常出现“老”字，因为“老”是经验和知识的象征。“老司树’、“老爷爷”、“赵老”等称呼体现了对年长者的尊重。这在西方是无礼的，人们无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为这意味着“孤独、痛苦、成为负担”。他们不愿意用“老”这个词，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价值差异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长期以来提倡“礼”的精神思想。“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个重要组成部分。“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上，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中国人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社会。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语言来表现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2．自我观差异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他们认为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适合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汉文化人非常重视以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因此，不断给宴请的客人夹菜以表示热情，叮嘱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时吃药以表示关心等等在汉语言文化中是礼貌的表现，但在英语文化中却被看作是侵犯个人自主的行为。
3．语言间接程度差异
在交际中人们并非总是在句法或词汇上直截了当地表明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让听话者去意会其深层的寓义即“言外之意”(i呷licatlⅡ℃)。语言使用中的这种“拐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现象(indirecⅡess)，它普遍存在于语言中，具有共性，但每一种语言又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礼貌程度与话语的间接程度成正比，话语越间接，语气就越委婉，给听话人留的余地就越大。正如【eech所说，我们可以保持同一命题的内容，而只须增加这个命题言语行为的间接性，便可以使该命题越来越礼貌。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以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来确定话语的礼貌程度，因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英语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因此交际双方不论在批评、邀请、馈赠或拒绝时，一般都直截了当。他们的语言直接、直率、肯定。汉语言文化是高语境文化，人们往往使用间接的、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当中国人想说“不”而不表示“不”时，或受到赞誉却不直接接受时，西方人迷惑不解。正是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增加了中西方人际交往的困难。
中国亦或者西方国家，其独特的人文精神都蕴藏于文化底蕴中。但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化，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等具有浓烈宗教性质的文化不同。而从古到今的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中，正是由于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人文特性的渗透，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风情的城市。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绚烂，城市化脚步的加快，使得这些几乎消失殆尽，城市文化文脉的兴起成为首要的任务，但是如何来兴起城市的文化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中国城市理论的发展可以归结到公元前21世纪，但如今的发展已经将其思想摒弃一旁，城市文化渐渐丢失。西方的城市规划虽然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其发展脱离不了文化革新进步，并且在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伴随着国际间相互交流的扩大，使中国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即能保持本土传统文化，又能面向世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是我国现阶段首要目标
1人文传统在中国规划理论的体现
1.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渗透
中国古代对“自然”是没有认识的，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然”指的其实是古代的“天”对应的是“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追寻事物的本质都是互相联系的，让自己与天道归一。
《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心思想就是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城市规划非常注重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维护，例如明清北京城，强调中心轴线，对称严谨，北放地坛，南置天坛，日月两坛东西分列，与天地呼应。规划透射出了当时统治者及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向往与追求。又如唐长安城，里坊制布局，108坊沿中轴线对称布置、呈棋盘式布局。
1.2 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下的城市其实是君权制的体现，这一思想在我国历代都城中运用的也十分明显。
运用这一思想建造的城市有：明清北京城及隋唐长安城。在这些城市的布局上，都由一条中心道路做为城市的中轴线，体现了封建儒家理论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观点。认为君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用建筑语境加以渲染。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广泛应用的中轴线、对称的形式，是两种思想的寄托与体现。
1.3 墨家防御思想对城市理论的主导
墨子说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所谓法仪就是法度，准则为各行业所制定的法度。法仪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备受重视的治国之根本，人的行为准则依附于日常法度的确立，封建礼数的约束很小。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下，城市制度就是规范人与空间的基本关系的规定与原则的体现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城市的布局、选址多以防御型为主，这种思想在战国时期应运而生，实际上是人们追求安全的满足。
1.4 道家风水思想的渗透
《管子・乘马》中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理论便是道家思想的起源。
管子的这一理论打破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引导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迈进。同时强调了城市的主体人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动性。
汉代长安的建设成为这一思想的代表，汉长安不规则的布局形式，也没有中心轴线。同时，其封建等级制度也十分模糊，规划中宫殿与居民区互相渗透穿插。为其以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5 宗教思想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春秋时期创建的道教在南北朝得到了繁荣发展，并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大量的宗庙和道观在城市涌现，城市的出现了石窟。城市的空间布局强调整体环境观念，强调城市自然和人工的整体和谐，强调城市的信仰和文化功能。
2人文传统在西方规划的体现
2.1 民主文化影响下的城市规划理论
在古代西方，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的希波丹姆模式是最有代表意义的。城市布局形式为方格网的道路肌理，区别于中国的是，以广场做为城市的中心。反映了古希腊时期关注人居活动的人文情怀。西方后来的规划中都有这种思想的渗透，可以说，广场之于西方城市规划，有着很重的地位。
2.2 防御思想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时间慢慢变化，西方各国统治者欲望膨胀，各国版图逐渐扩张。罗马几乎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营寨城大量建在了被征服地区，其平面为长方形或方形，中间街道为十字，中心广场多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古罗马的营寨规划思想体现了军事控制的影响，体现统治者宣扬君权的思想。
2.3 文艺复兴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公元 14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期间资本主义开始发出萌芽。艺术创作空前高涨，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其将不同体量和风格的建筑与场地很好的融合，形成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
2.4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文艺复兴运动下的城市建设还停留在建筑学的角度，城市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并非单体建筑的改造扩建与美学的追求就能解决的问题。与城市的实际规划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19 世纪末，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霍华德写出了《明天的田园城市》。
在书中，霍华德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并给予了理论论证，就是著名的三中磁力图解，简练的阐述了城市规划总体目标，城市和乡村的有利不利因素是互相穿插交织的。他提出“城乡磁体”学说（图一），认为设计者应当结合城乡的优点，是城市像磁铁那样互相吸引。这就是“田园城市”。
图一田园城市全貌
中心城市相对略大，建议为 58000 人，其他田园城市围绕中心而建为 32000 人，他用一幅简图表达了城乡结合的规划思想。
图二城乡结合的城市
在这副图中主要体现了他对于城市功能分区的重视。同时，十分关注城市绿化。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把城市作为主体研究的开端，他对诸如城市经济、绿化、人口密度等问题都提出了见解，对各种城市问题也相应提出解决办法。
中国从古到今的城市规划中渗透着传统文化，其所推崇的自然思想理论具有生态思想的理念。但是那种一味的追求顺应天是迷信的，限制了人们的世界观。加上封建君主制度中央集权的影响，人们忽略了城市规划的分析和总结，只按部就班的遵循传统，使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更像是经验主义的产物。缺乏创新，这是落后于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文化发展过程与城市规划理论同步发展，从最初的城市问题发展到宣扬人文精神的重塑。从城市的关怀提升到对人的关怀。此外，西方规划理论也与其方法论的实践同步。所以，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其指导的城市建设越来越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文化研究.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08.作者：郭建
（2）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学术期刊《规划师》.2002年5期.作者：李轶华.
（3）浅析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文化与特色.学术期刊《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1期.作者：张健
论文摘要： 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而突出的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语言既受到本民族社会文化的制约，又反映各自特定的文化内容。英语教学应加强文化意识教育，明确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了解中西文化的偶合与差异。
在与外国人的接触当中，如果违背了对方民族的语言习惯，就会冒犯对方，甚至引起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比如大山在中国用地道的北京话流利地问一位老人“你几岁了，”，那位老人的反映可想而知了。因为大家从大山地道、流利的汉语口语中，自然认为他应该已掌握了“您多大岁数了，”甚至对他说出“您贵庚了，”。如果换个刚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用浓重的洋腔洋调问“你几岁了，”，我们就能够谅解他，因为我们认为他很可能还不了解中国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因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应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树立文化意识并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
一、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都反映了与其相应的文化。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教学实践中，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际。而实际上由于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中屡屡出现歧义、误解频繁、语用失误迭出的现象。
二、中西文化的偶合现象与文化差异
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被称为文化的偶合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经历。这种相似性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来。因而在英语和汉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表达。例如，汉语的“同舟共济”，英语为in the same boat，汉语的“破土动工”，英语为break earth，汉语的“三思而后行”，英语为think twice before you act，等等。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由此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如，汉语中的“龙”、“生死轮回”、“八卦”、“阴阳”、“气功”等，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必然是云里雾里，不知何物。同样，当我们看到英语中He is a wolf，这个句子时，还以为是“这个人很凶。”，实为“他是个好色之徒。”。
此外，中西文化的差异还有很多，如熟人、朋友间见面打招呼时的差异：中国人见面多问“你吃了没有，你到哪里去，”而外国人则说Hello等。人们接受礼物时表达自己态度的差异：一般中国人不会当着送礼物人的面看礼物，而外国人往往会当面打开礼物并高兴地向人家连声称谢Thank you，I appreciate it，等。 转贴于
三、树立文化意识，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
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知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如，freeze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冰冻”、“结冰”。而在一个私人拥有枪支的美国社会中，一位留学生因听不懂美国人的口语Freeze!(“站住”、“不许动”)而被枪杀。在美国社会中。Freeze!却是人人皆知的日常用语。假如这位留学生有这点文化知识就不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又如，有些英语学习者常把politician与汉语的“政治家”划等号。实际上，politician这个词在英语中往往有很强烈的贬义色彩，引起别人的蔑视，指的是只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搞政治、耍手腕的人，含有“圆滑”之义，汉语“政治家”应译为statesman。
在英语教学中，还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可将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初交时谈话的禁忌归纳为四个词：WARM， I代表income，第二个词中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由此而引出“七不问”，不问对方收入，不问体重，不问年龄，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婚姻状况，不问“去哪儿”，不问“吃了 吗”。这样可使学生对与英语国家人士交谈的禁忌有更清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Halliday，M.A.K.& Ruqaiya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 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90-99.
[3]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56-62.
论文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英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浓缩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和道教思想贯穿于整个著作。而英语中出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儿忙笑道:“那是他们瞅着 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 托懒来混。”(第五十五回)
杨译: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译: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凤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杨译:“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译:‘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萨”(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两个形象，代表着慈悲和善良，因此，汉语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萨”和“我佛慈悲”的习惯说法。杨译时用异化方法保留了这两个中国宗教形象，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传达了中国佛教文化。而霍译则采取了归化方法，为了使译语读者易于理解，在例1中，霍克斯放弃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译出了比喻意义，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译改变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宗教词汇“goddess"，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三、词汇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态度兮，凤袁龙翔 (第五回)
杨译: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译: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 dragon”与“phoenix"，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
例4原文:怡红快绿
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译: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
四、历史文献典故的翻译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典故 和《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含有很强的历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语读者缺少这种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文化背景他们在阅读理解时就会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应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这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对这一难题处理过程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各显其翻译策略。
例6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们瞧，孙行者来了!”(第四十九回)
杨译:“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译:‘LOOk，monkey!’
“孙行者”(“孙大圣”)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写调皮、勇敢的年轻人。上例中的“孙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说中，黛玉用这个形象和史湘云开玩笑，一是因为湘云穿着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为她调皮、勇敢。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孙行者”这一经典文化意象。霍译本则为其读者方便于理解而放弃了“孙行者”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这一普通形象来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义，虽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损，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原作的故事性丝毫不受影响。
五、结语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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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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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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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原则;策略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其中包括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注意到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理解、容忍和尊重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培养跨文化的意识。小学英语教学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真正实现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宗旨，从而为更好地学习英语奠定扎实的基础。那么，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意识，应遵循哪些原则和策略呢?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应该遵循实践与互动、比较与融合等原则。
1．实践与互动原则。
实践与互动原则就是让学生在外语教学中直接参与跨文化交往，以教师与学生作为不同文化表现者的互动展开教学，在亲身参与的跨文化实践中感知外来文化，获得跨文化的知识、形成跨文化的态度与能力。通过开放的、平等的、交流的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不歧视)、宽容、客观(无偏见)、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因此，在实践互动讨论中，教师也应特别注意以开放、平等、尊重(不歧视)、宽容、客观(无偏见)、谨慎的态度组织讨论，只有将这些跨文化态度渗透到整个教学活动中，才能真正有助于学生形成相应的跨文化态度。
2．比较与融合原则。
比较与融合原则就是全面地呈现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与本族文化作全面对比，用融合的方式把跨文化教育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人外语之中进行教学，将跨文化能力与运用外语的能力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语言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跨文化教育。同时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异国文化，要求学生理解、尊重和包容西方文化，并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祟拜，在对比学习中更加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而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了解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策略
1.激活教材内容，进行文化比较。
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是学生语用失误的重要原因。中西文化差异在语言交流中涉及面非常广，如日常见面时的问候、称赞、致谢、道歉以及委婉语、禁忌语乃至体态语言等，教师应该努力激活教材内容，进行文化比较，及时点拨学生领会文化异同现象。
西方人认为，在日常交往中，直接打听别人的经济收人、年龄、宗教和政治信仰、婚姻状况等是一种侵犯，因那是属于与提问者无关的内容。而以谈论天气的办法来打开与西方人谈话的话题是非常明智的。所以当教学有关天气的内容时，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指出这一文化背景，并告诉学生谈论天气的方法多种多样，如“Lovely day， isn’t it?”"Miserable weather， isn’t it?”“It’s so cold today， isn’t it?”等等。
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面对“赞赏”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受到别人的赞赏时习惯“谦虚”地说“过奖，过奖。”或者“哪里，哪里”以示礼貌，而西方人会高兴地道上一句：“Thankyouverymuch．"或者“I’mgladtohearthat．”所以，在教学“ThankvOUverymuch．"这一句型时，教师应该尽量多介绍它的使用场合。西方人与中国人在接受礼物时的习惯截然相反，西方人收到礼物一般不推辞，而是表示感谢，会当面打开礼物并加以称赞。所以，当教学Dresent这一单词时，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告诉学生这一跨文化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可以使学生学到生动的文化知识。另外，凡是遇到具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教师就适当提醒学生。中西方人给动物和颜色的文化附加意义也不是一样的，如在中国有人听见“Y0uarealuckvdog．”必然生气，但在英语中luckyd是“幸运儿”；“爱屋及乌”的英语表达是Loveme，lovemydog．"风水轮流转”的英语表达是“Everydoghashisday．”在美国，狗作为宠物对人们极其重要，被看作家庭中的一部分。中文里的“黑”与英文里的black在用法上不尽相同，中文里的“鼻青脸肿”在英文中是用“Y0uhavegotablackeye"来表示的；“红茶”的英文是blacktea，而非redtea，green在英语里可表示无经验、不成熟；而“Youareblue．”的意思是“YOUaresad．”通过这种对比，逐渐减少学生受母语影响而造成的语用错误。
2．设置英语情景，培养英语思维能力。
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不断提高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培养学生英语思维能力。学生学习英语时，往往难以摆脱母语的干扰。所以，在课堂上，通过组织一些以学生为主体、创造模拟情景的练习活动，如Dairwork，roleplay，groupdiscussi0n，presentation等，一方面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口语训练的机会。通过创造模拟情景，使学生身临其境，掌握如何用英语打电话、看病、购物等语言技能。
这种情景教学不仅使学生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而且一旦在生活中碰到类似语境，学生也能从容自如。营造英语氛围，找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奋点，变乏味的知识为有趣的生活情景，变学生被动吸收为主动投入参与，变老师单向灌输为指导学生，能让孩子们在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中熟悉语言、习得语言，有利于培养孩子们一定的语感和良好的语音、语调，使他们逐步获得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能力。
3．捕捉生活细节，介绍文化背景知识。
英语教学的任务不仅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这当然也包括掌握和了解与语言使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文化因素。只有提高了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水平，才能使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教师应有意识地改进教学方法，捕捉生活细节，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识，最终达到能够正确运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教师在进行文化教学的同时，可以让学生进行辅的课外阅读，材料包括短篇小说、故事、剧本等，这些都是了解民族文化的最生动丰富的材料。同时，为了使学生真正感受外国文化，理解其真正含义，在教学中应尽量使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如实物、图片、照片等；还可以利用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它们含有大量有声与无声、有形与无形的社会文化知识，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弥补书本文字的不足。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激活教材内容，进行文化比较；设置英语情景，培养英语思维能力；捕捉生活细节，介绍文化背景知识，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勇于实践，在引导学生注意中外文化差异的同时，让他们领会在两种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论文摘要】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映射了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潜移默化地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让学生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这样才能使他们掌握语言的背景、内涵，从而恰当地运用商务英语进行商务活动。
中西文化各自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不同，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而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作为文化的基本传媒形式之一，不可避免地映射了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商务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自如运用英语的综合能力。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让学生感知了解并熟悉掌握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为正确使用地道的英语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般来说，中西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 dragon(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吉祥、权力、威望的象征。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却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再者，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中的释义：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EastAsia， esp. those of Hong Kong，Singapore，Taiwan，and South Korea．(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这个含义源自一个传说。相传有个国王讨厌手下的一个大臣，为了惩罚他，国王送给该大臣一头白色的大象。该大臣发觉这头象非常棘手，因为是国王送给他的，他既不敢转送给他人，更不敢宰杀，只好小心地侍侯着它。可是白象的胃口极大，把大臣给吃穷了。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是名牌产品，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在乍得、贝宁等地，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因为在乍得像“三” ，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教师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使他们了解以上列举的中西文化差异因素，提高听说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师按学生需要定期组织视听说活动。在视听说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对听力口语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开拓其国际视野。定期举办英文短剧表演、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而且还能提供给学生接触英美文化信息的机会，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化的兴趣。开展一些有关汉语文化和英美文化的对比讲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文化和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克服文化障碍，排除母语对理解英语信息的干扰。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利用图片、视频、电影电视节目等手段，在课堂上创造英美文化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电影作为一种生动的教学媒体和学习资源，可以再现真实、丰富的语言学习情景，加深对英美国家文化的了解，以便更透彻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 文化背景知识的积累促进了对英语语言的透彻理解，对语言智能的开发有辅助作用，对语言的理解有激活作用。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竭尽全力为学生创造英语氛围，采取寓教于乐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找出中西差异，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 营造文化背景知识氛围包括外部氛围和活动内的语言氛围两方面。外部氛围包括在教室内外张贴英美名人的照片、反映英美大学生校园生活的照片、外国风景画，课间播放一些英文歌曲，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组织邀请、交流活动。活动内的语言氛围，包括请外教或留学生与本校学生进行交流，给每个学生起一个英文名，可以让他们在英语活动中体验到自己在“扮演”外国人，考虑到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自信、流利地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从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学习旨在运用，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应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中西文化差异，采用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多角度地了解英语语言的背景和内涵，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高学生英语商务英语的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其在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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