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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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独立的，它的发展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二是文化绝不是由物质简单派生出的从属现象，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与发展规律，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是一种不断制造和产出意义的过程（即文化生产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要准确把握文化的社会学性质，必须抓住以下环节：
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2．霸权（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构形方法，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来说显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样态。对此，威廉斯采取了与一般把文化纳入意识形态研究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的，甚至文化处于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是指相对正规的、被清晰表达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与信仰的体系，而文化则相对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规的、不完整的关于意义、价值等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比较狭窄，而文化影响的范围则相对广泛，它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财产、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文化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对这种差异与权力关系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霸权”。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财富，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必然在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不过，霸权不等于强权。他说：“葛兰西对‘统治’（主导）和‘霸权’作出了某种区分。‘统治’体现为直接的政治方式，体现为紧急时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压强制手段。而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由许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至于‘霸权’（根据不同的解释），则或是指这种关联体，或是指作为这种关联体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动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全过程，并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想用一种精神力量统摄所有领域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来，霸权的影响力不完全在于强制人们接受，更在于通过自我确证让人们自觉接受，并以此付诸行动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因此，霸权不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力量，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而是一种由种种彼此分离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合而构成的复合体。依赖这些从根本上体现特定经济现实活生生意志（从广义上讲，即政治意志）的意义、价值与实践，霸权就完成了组构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由于现实生活是发展的，总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权也呈现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它随着新领域与新因素的出现不断发展自身，并在与对抗因素斗争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叹地说：“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是试图在霸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但也是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②3．主导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有霸权自然就有对抗与斗争。为了更好地说明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威廉斯提出主导、残余与新兴三个概念。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分析中，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时代”概念，这个“时代”可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等来表征，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文化是对不同时代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整体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可以从总体上影响相应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时代文化过于抽象，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失去对不同时代具体阶段文化特征特别是对文化发展具体过程的把握。要想具体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认真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主导与残余、新兴的关系。所谓残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当前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既是过去的某种因素，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残余在社会中存在，不仅因为它是作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威廉斯认为文化发展是离不开传统的），更因为任何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用主导文化术语无法表达或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它们往往会保留残余文化及相应术语。这就决定了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由于残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导文化无法涉猎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取代了主导文化（至少在残余文化涉及的领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文化存在对立关系。但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这一特点十分清楚，它总会设法渗透或收编残余文化。威廉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别是当主导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明显缺陷时，残余文化的作用就会凸显。人们会因为主导文化没有很好解决，而残余文化却可以解释某种现象，进而对主导文化产生质疑，并由此对残余文化产生一定认同。尽管如此，威廉斯仍认为真正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并对主导文化产生重大威胁的不可能是残余文化，而是新兴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尤其是在这种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适应于文化过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导的或与主导对立的因素的社会基础。在理论核心论述中，有对于这种基础中的一类所作的精彩的阐发：某一新兴阶级形成了，新阶级的意识觉醒了，并且就在这种形成和觉醒中，（通过现实的过程）新的文化构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兴起了。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兴起在文化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①不过，在威廉斯看来，仅看到新兴文化的阶级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新兴文化可能产生的社会领域。跟残余文化类似，新兴文化首先产生的领域往往是那些主导文化没有涉猎或无法确认的领域。在威廉斯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经验领域，越是渗透力强的主导文化，问题会越多，暴露的矛盾会越尖锐。这样反而刺激了新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当然，新兴文化的发展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最终会发展壮大并代替主导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主导文化。威廉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同其他时代一样）里，新兴文化实践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它同客观存在着的能动的残余文化实践一道，构成了未来的主导文化必要的复杂因素。”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总数，我国政府为防止由于人口的不断激增而形成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人口总数增加明显放缓了，但社会的人员结构却走了另一面，即人口老龄化。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家庭养老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事实上，我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孝道”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当一个人逐渐步入老年，与家人晚辈同住在一起，让其供养，似乎是每个国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自然规划。但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由此，由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就显得力不从心，抚养系数比例上升并失衡，这种模式作为现今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家庭架构。在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供养和照料模式正在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举步维艰。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部推向社会还不现实，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的养老。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五、结论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生的前提是外来社会学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当地实际情况能够充分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本土化”的对象就是外来社会学，而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发生转变并且使得理论自身满足当地需要的过程，这种具体的转换过程需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起初，当一种外来社会学理论被引入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后就需要充分了解到当地社会的实际需求，理论的转化需要以当地的理论需要为基础，如果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没能和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融合，就很有可能使得进入的新社会学理论始终处于一种被研究的“外来社会理论”状态而难以拥有社会基础，更无法谈及更好的发展，最终会成为一种没有社会根基的、不能被社会实际使用的“花瓶文化”，逐渐被本土社会逐渐遗忘。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外来社会和本土社会相结合的结合点一般都选择在本土社会的某个具体现象上，有时也会选取在某个本土社会的传统作为连接点，如上世纪中国社会学理论先驱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一个界定，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化的原因以及社会达到治这一状态的有关社会学理论以及相关常识，所以严复在对外来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不同文化的结合点选在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学术的群学特征上了。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进入环境文化的结合种类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用外来的社会理论对自身环境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用本土的社会经验对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验证，同时也会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及有关方法为解决本土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这些都是利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些结合的过程中，社会学学者们在这些结合的理论中找到了外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在不同社会学理论的对比中找到了自身理论和外来社会理论的不足，并且在不同社会学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对双方理论中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和改造，最终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出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倾向，还有一些学者和社会群体甚至会直接提出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外来社会文化，通过这种积极的引进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新民主主义葛敏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最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更高层次的指的是社会的学者在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使用外来社会学理论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因为历史和整治方面的原因，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后传播至美国，在这之后两者交替成为世界社会学中的主要发源地，因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所主导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了强势社会学，而且这些社会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标准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除了欧美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学也必然存在一个学习和对欧美社会学掌握的过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为了学习内容本身，而是在学习内容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先进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使得外来的社会理论对本土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这要对本土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真正科学的理性的社会学本土化是选择和本土文化有差异或者本土文化中的空白作为外来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和重点，而从社会学本土化的不同角度来看，一般来说社会学者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将这些作为最基本的问题突破口，如墨西哥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学者曼努埃尔•加米奥在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和非洲学者A•阿格沃沃对约鲁巴人口头文化传承以及日本社会学学者有贺喜左卫门对日本乡村租赁制度方面的研究等等。
二、社会学本土化
作为一个对社会现象和不同文化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术活动，其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改变和修正，而在于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理论中对于本土社会中问题又帮助的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本土化结合，从而形成能够解决本土问题的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和实际方法。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更具体的层面来讲，社会学本土化有着这样几个主要目的：首先，社会学本土化的最基础目的在于能够通过外来社会学的进一步认识来增强对外来社会的认识，而在研究这种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虽然欧美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学学者在较长时间段内的研究获得了几乎大部分社会学理论的共性研究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论从结构上、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具有非常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等西方特征。所以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具有相对适应性，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外来进入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上有所了解，还要对外来文化相对于社会本土的适应性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以一些具体的形式进行的，如拓展对本土社会的了解，深化对本土社会的理解，强化对本土社会的有效预测等等。其次，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在于促进全社会对社会本土化这一行为的应用。社会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更强应用性，社会学的正确应用以及合理的外来社会学的引用对于解决本土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种系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科学化水平。社会学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可以根据某个社会学理论提出相应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实施，还可以利用社会学理论中的具体实践方式（如社会市场调查、社会指标统计等等）进行社会组织活动管理。然而在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应用过程中如果没有根据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或者没有以本土社会理论环境为依据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甚至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机械的照搬照抄，不经过本土化而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当中来社会问题，就难以实施或者在实施之后无法得到措施实施前的预定效果，还会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最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在于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学方法，这个目的和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目的和核心目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增强对本土社会认识和外来理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就需要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本土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外来社会理论进行合理地改造。除此之外，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改造成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学理论学者加强对本土社会理论、研究活动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来社会文化的接受改造能力，也发现了对本土社会有利的社会学方法，获得了更加科学实用的理论。
三、结语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3卷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民族气质和性格，并进一步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文化与行为的理论模式指出:“一定的生态环境，导致一定的文化形态，而一定的生态和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人，使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进而使人更好地适应那种生态和文化，甚至影响和改变它们。”人类的认知过程也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对民族认知结构及特性有极大影响，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是民族生存的基础，由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在认识外界事物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因素，避开不利的因素。同时，祖辈居住的地理环境也赋予各个民族以相应的、独特的认知方式。长期的对自然的适应影响与约束着当地民众以符合生存地环境需要的方式进行认知与取舍，并形成民族特有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模式。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度不下18℃，年平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3月到5月气温最高，可达40－42℃。白天的高温不利于长时间户外工作，潮湿炎热总是让人昏昏欲睡、四肢乏力。这样的地理环境使泰国人形成了缓慢拖沓的性格。这种性格有利有弊，反映在学习上当然就是学习效率不高，进步缓慢。汉语教师一定要了解学生情况，千万不能着急，不能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来对待泰国学生，毕竟泰国学生缺乏汉语语言环境，操之过急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能还会使学生反感。对泰国学生一定要有耐心，知识教授也应勤反复，放慢授课节奏。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
二、文化环境的影响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孩童自幼儿园开始已背诵佛经，学习佛教历史，举国上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泰国人尊崇泰国国王，从内心认同以皇室存在为前提的等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族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取向。苏联学者H•米特罗欣说:“在民族文化中，宗教不单纯是外壳，不是通过启蒙和教育很容易去掉的表层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科学，宗教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事态度中。”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泰国人秉承一些做人原则和道德标准，比如避免冲突，没有正确的竞争意识，不敢向权威挑战。泰国人生活没有压力，一生快乐无忧，加之物产丰富，使他们成为乐天知命的民族。因此，泰国孩子大多乖巧听话，服从性强。但在学习上缺乏自主性和自我学习能力。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王晶在其论文《泰北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与分析———以清莱府两所高校为例》中指出，泰国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属于偏低水平，大大低于中国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教师一定要制订严密的教学计划，一步一步地帮助学生提高汉语能力，如果期望学生靠自觉去自学是行不通的。我们要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学习，一点也不能懈怠，哪怕你授课的对象是大学生。泰国人认同等级观念，教师在泰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学生心中，教师的等级是在他们之上的。
三、社会结构的影响
自韧性领域的研究以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与韧性有关的内、外保护性因素，也揭示了弹性个体所呈现出的特质。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韧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终将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固定模式。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不同民族文化带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与韧性水平有关。这些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已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印记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会溶解成为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无疑带着文化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关于文化与心理韧性的探讨将韧性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提出“文化韧性”一词，用以描述文化因素在应对不利情景时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积极情绪等能有效促进韧性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也常被作为影响韧性的因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家庭和社区功能。综上，笔者认为，“文化韧性”一词更多强调的是韧性的研究领域，类似于“教育韧性”、“职业韧性”等名词，不能恰当显示文化因素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使用“文化特质”一次，用以阐述文化背景下所发展出的独特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心理韧性追根溯源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早已对韧性进行过研究，以《周易》为证。《周易》的阴阳对立转化思想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辩证思想，也揭示了韧性的顺逆境转化之道。对压力的主动适应也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找到印证。中庸作为中国人核心文化，对国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认知风格等起着关键作用。“中庸”、“顺其自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影响着韧性的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慎独”“自省"的个人修养，正是韧性的最高层次发展。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或是适应过程，其最低层次是“适应”，而最高层次则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影响也以“精神性”意义延续下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对存在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追求，是中国儒释道“无我”的集中体现。精神性有效促进韧性和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国外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论述，由于所涉及文化、宗教与学科背景较复杂，对精神性的理解也部分贴上了宗教的标签。ShelleyLLong以宗教背景下的精神性与大学生韧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精神体验，价值观或信仰，宽恕，个人宗教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教会支持和总体自我评分等精神性维度与大学生韧性存在显著相关，而组织笃信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与韧性无相关。精神性上的总体自我评分比宗教上的自我评分与韧性的关系更大。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生活背景中。一项对墨籍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与韧性的研究表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逆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责任和威望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因素，显著提高了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激发了学生的成就动机，能够预测大学生韧性，此外，民族认同感、宗教仪式等因素也在适应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民族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应对策略，帮助非裔美国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压力。在一项研究种族歧视与韧性的研究中，民族自豪感作为保护性因素，也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加强了个体与社会联系。
2韧性的层次性
早期，学者认为韧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只有那些适应良好的个体才具有韧性这种特质，后来对灾后韧性的研究表明韧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症状极为严重的群体，韧性个体也不在少数。既然都具有韧性，为什么适应结果却不一样，除非个体选择了不同的韧性策略应对压力，致使韧性出现层次性的表现。Richardson提出的韧性过程模型中，对韧性结果做了不同解释。压力过大时会打破个体原来的身心平衡状态，个体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变得不一样:①达到韧性的重新整合，即韧性增强，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重整;③伴随丧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乱的重整。这4种结果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一个说明韧性过程的模型，不如说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韧性策略和结果的层次性。Hunter对职业学校问题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了韧性层次性的现象。他发现这些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反弹能力，而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的因素却是让人吃惊:拒绝交往、离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极的品质。这一发现使Hunter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韧性的层次模型。他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间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级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尽管也在压力中适应，但在成年后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就是说，逆境中的个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韧性，致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适应结果。有些人只是从压力中度过，而有些人则从压力中获得了成长。具有韧性个体并不是完美的宠儿，尤其当那些知名人物显示出强大韧性的同时，他们似乎还不得不与自身的障碍做斗争。MauriceMiller对10名学业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这些学障学生韧性的7个要素:①认同成功经验;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③自我决定;④把握关键性的转折点;⑤拥有特别的友谊;⑥有鼓励自己的老师;⑦了解并具备学障的知识。而Schreiber的研究则发现，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期望获得学业成就，尤其是那些认为学习的能力是稳定、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学生，他们的韧性水平较低，且抑郁症状比较少。这可能由于认为学习能力无法改变的这种观念，使学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尝试提高能力，从而避免进行一些容易带来抑郁情绪的思维活动。
3韧性的情境特异性
大量学者对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韧性在不同情境下仍显示出明显差异。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对移民群体来说是个显著的压力，种族认同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缓解种族歧视带来的高抑郁、低社会连结和低自尊，然而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当个体感知种族歧视严重时，他们高度的种族认同和自豪感反而会带来显著的抑郁症状，社会联系减少。也就是说，种族认同感作为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对乞丐的一项研究发现也证实了韧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当流浪者回归到正常生活时，他们在沿街乞讨这种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韧性却使他们无法适应体面的生活。情境特异性还反映在一些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对不同韧性群体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比如对多动症(ADHD)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与韧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学生，患有ADHD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环境掌控力比人际关系这一公认保护性因素在韧性发展中呈现更重要的影响。一项对酒精依赖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韧性的研究发现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镜，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赖学生并非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更多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焦虑、情绪沮丧和复杂的家庭问题，学业成就与韧性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更让人吃惊的是，学业成就似乎只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情感疏离或是一门心思追求着某一特殊成就却得不到的替代性结果。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韧性差异明显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异文化压力适应中。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感受和成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东方文化中，一个过分强调自我，关注自我感受的人会在人际环境中遭受更大的压力，甚至还要接受更多道德审判。尽管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差异会越来越小，但是文化价值观本源仍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韧性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异，只有关注差异，才能在韧性的干预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4韧性领域的延伸性
（一）会计制度。会计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会计从业人员具有有效约束力的从业指南和从业标准，它是会计文化中最首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会计教学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二）会计精神。会计精神是会计从业人员的精神准绳，它是衡量一个会计从业人员思想品德高低的重要依据，在这些会计精神中诚信是其主要的精神原则，特没有特定的法律规定，但是却真实的存在与会计从业的各个环节之中，没有诚信那么会计人员的工作可信度就会遭到质疑。
（三）有形的会计物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进步，现在科学技术在人们的会计工作中的应用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技术、保密技术等等这些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都是现代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了能够有效的促进会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和研究。
二、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的意义
高职会计教学是为社会培养专门会计从业人员的重要教育组织，文化是其教育的基石，若是没有先进的高科技文化我们的教育就会失去方向，就不能够为社会培养诚信合格的优秀人才，总的来说将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中主要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现代的高职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培养面向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服务为本，就业为主”，目的就是能够使高职学生尽快的掌握会计专业知识，有效的投入实践工作之中，以提高会计工作标准。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就能够在会计教学之中向广大的学生渗透、熏陶行业文化教育，从而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行业文化，成长成一个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二）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会计人员从业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诚信为本，这也是做人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融入诚信文化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在今后的工作之中不被外在的利益所诱惑，真正的做到诚信工作，努力的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三）有利于提高学校就业率，促使毕业生适应企业。通过长期的会计文化的熏陶，让每一个学员都牢记从业的准则和从业的标准，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之中努力的按照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力争做到会计从业人员的标准要求，这样在今后的就业之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促进毕业生适应企业要求。
三、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的主要措施
会计文化建设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的作用，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之中：
（一）在高职院校建设中彰显会计文化。高职院校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校园建设水平及建设内容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习标准，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学院建设中不断的对会计文化进行宣传，积极的营造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会计教学环境，有效的增强学生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不断的彰显会计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在高职会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中融入会计文化。高职会计教学分为了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两个方面，专业知识教育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会计知识，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职业素养课程主要是为了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们要把会计文化融入到课程体系教学之中就必须要加强这两方面课程的文化教育，从而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会计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操守，真正的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
（三）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活动中体现会计文化要求。随着现代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深入，学生对于校园活动的标准和深度有了更高水平的要求，组织开展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成为了我们进行文化教育，提高会计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目前高职院校主要可以通过举办会计文化节、会计知识竞赛及会计演讲比赛等形式的校园活动，来加强会计文化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深入和发展，使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也能够学习到会计知识。
青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纳入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随着青年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种种关于青年的理论模型。了解这些理论，对我国正在发展中的青年研究事业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本文按照西方青年研究大体发展逻辑，简介青年文化学和青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一、青年文化学理论
青年文化学是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业起作用的规律。首先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对青年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M•米德，继后按文化学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顿、卡丁纳等人。他们认为，青年期不单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所确定的差异和从一个年龄组向另一个年龄组过渡的方式。在文化不发达的社会里，如萨摩亚群岛的原始部落群里，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期，人们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机”，也看不到与青春期到来相随而生的戏剧性变化。当代社会文明不仅促进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断提前，而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长。因此，人生历程上的漫长的青年期，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青年是社会世代结构关系中的一代人。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缓慢演进，上一代人把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文化的加速度发展，世代间传统的文化传递过程产生了障碍。上一代人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龄群体所代替。青年群体成为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可以不再依赖于成人据优势的社会主导文化，而越来越仰仗青年自己创造的文化，即所谓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进一步把人类社会世代关系归纳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成人楷模型、业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谓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团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类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吸取权威，所谓业存文化，是指文明社会里的两代人各自从自己同龄人那里吸收文化。两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变成了社会文化权威。上一代人只有反过来向青年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面前，两代人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长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词。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地位。他们处处用青年楷模文化来理解社会的未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样理解、经验和吸收人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他们指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演变，与世代之间的“鸿沟”相关。所谓代沟，本质不在于代际间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区别，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和冲突。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以前就产生过，如农民出身的父母与其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之间;外来移民与其在居住国长大的孩子之间，一次大战前无优无虑地过着舒适生活的一代与在欧洲希望之火熄灭后走进生活的青年之间;受过严格宗教教义熏陶的人与拥护现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间，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再是发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长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抗议示威，法国的巨大，英国的愤怒的一代，类似事实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数越来越多，反叛者的年龄越来越小。代沟已经由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隔阂，发展为彼此的对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米德等人认为，当代之所以出现代沟这样世代间的文化对立状态，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高度技术化。现代技术提供给人们足够的物质享受，但都以牺牲家庭为轴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流动日趋高频化。家庭的根基在社会流动中动摇起来;技术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获得信息的电视，提供了不必再依赖父母就可生活好的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设施，提供了形形的社会服务机构，产生了各种色彩的交际圈子，从而瓦解了家庭成员相依为命的传统关系;与技术进步相关，青年的经济独立愈益受到社会赞弩业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轻而易举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从而逐渐淡漠了对父母的依恋情感，知识爆炸，技术更新，往往使两代人都处于零点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竞争中，青年比老年有着天然的优势。上一代人对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企图驾驭自战，超越社会的青少年，与总爱回忆过去的父母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终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青年社会学理论
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一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定性，探究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社会学融合了关于青年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运动之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由于青年社会学一开始便面临着解决社会青年间题的紧迫任务，着重于对策性应用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青年社会学理论体系。现将对青年研究影响较大的几种青年社会学的微型理论简介如下:
(1)父权衰落说这是社会学学者G•门德尔等人用以解释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权威地位变化的学说。他们认为，远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父亲拥有绝又的权威地位，父辈靠亲缘关系和宗法专制取犯‘弃轻人的崇敬、依附和服从。而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动摇为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的权威性日趋衰落。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专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特别是代与代之间的结构关系分崩离析。价值、道德、传统、习惯也受到空前的侵袭。家庭的传统关系濒于瓦解，亲子的情感关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断受到强烈的“亲缘危机”的威胁，而不再受父亲富有有权威性的教育和保护，这就构成了一个“反专制的社会经济范畴”一一青年。
(2)新社会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学者TH•齐黑等人用以解释青年群体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父母不再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将由青年同龄群体取而代之。社会的高频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亲子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青年同龄人作交往，技术统治加官僚统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应付变化不定的现实，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生活。父母为了掩盖自已对变革着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质上的最大满足，把子女引向“消费主义”的歧途，以补偿对未来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带来的精神贫困。这样做的结果，越加使青年人对成人的生活模式产生信任危机越加对自己的双亲持怀疑、不信任、批判的态度。既然成人不能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会自己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那末，精神饥饿和贫困的青年就只好实行“自恋主义”，把自我以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放在首位，从而用同龄人所倡导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社会化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人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除了形成一个无限威胀的青年“自我”以外，还更快地滋生着对成人的不满、嘲笑、鄙视、抗议和反叛。
(3)边缘化理论这是L•罗森马耶尔等人用以闸述青年在各年龄群体结构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中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青年在正式获得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之前，处于一种“过渡”地位，既一种“不完全状态”或“零点”。现代青年既失去了童年固有的依附、被保护状态，又不能真正参与社会，发挥成人作用。现代青年在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其可能拥有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只能占据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地位使青年产生不安全感、无保障感、受排斥感和社会边缘感，以及机会和权利的不均等、不公正感。持这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代青年的怀疑、迷惘、傍徨、反抗、恐惧、逃避，以及种种异常行为，如吸毒、崇拜暴力、结伙群居，蒙昧主义的神秘活动，自甘堕落和犯罪，等等，都是边缘化理论的实证。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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