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3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旅游社会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地方感；旅游社区；社区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用来表述对于特定地理位置的认知与情感的概念。从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地方感经常被定义为空间与感知的集合。 这一概念包括了地方的客观存在以及人们的主观认识。空间指的是某一特定地方所具有的地理特征；感知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体验过程中，对地方所产生的深切的联系。这一概念被用于地理空间，描述某个地方对于个人的意义，而不是其本身意义。
Steele（1981）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创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脱离人独立存在。他认为地方感是一个人在特别自然环境中的特殊体验，是一个相互作用概念，当一个人来到某个环境并与环境相接触，他就会对环境产生反应。他提出地方感产生的二维结构：人（心理因素）和环境（自然+社会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地方感，如下图：[1]
图1 地方感中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关系
二、旅游社区与旅游目的地
1.旅游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社区范围可大可小，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可以看作一个社区。[2]旅游社区是学科间的交叉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的集合体。时间上，旅游社区强调“过程”：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唐顺铁1998）。空间上，“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又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3]
2.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
地方感可以在个人层面通过年龄、性别的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这些是激励人们参与到活动中，最终强化他们的地方联系的内在动因个人的感情。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从个人与群体两个层面实现。
（1）个人层面。①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的地方感受环境与个体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环境维度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子，个体维度包括情感与功能因子。旅游社区的自然环境、建筑景观、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居民的地方感造成影响。社区居民在社区之中创造的越多，他们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身技能、结交他人以及更清楚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旅游社区居民的地方感会促使他们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推动社区的发展。②旅游者。旅游者对旅游社区的认知与体验是从做出旅游决定开始的。在履行之前，旅游者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获得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做出旅游决定；在旅行过程中，通过对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社区的游览，形成直接认知并与旅行之前产生的认知进行对照；在旅行结束后，旅游者会通过重新记录旅游过程、分享旅游体验等方式再次组织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社区的认知。
（2）群体层面。①社区文化。“文化，作为人群的一种社会遗产，既是指这一文化的具体所在地，又是指一种比较恒久的而不是变动不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对于每一个社区，它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文化特点。[4]地方感有利于旅游社区文化形成与发展，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进行指导与控制，同时能够使旅游社区各层级组织结构更合理，加强相互间的联系。②构建品牌旅游社区。品牌旅游社区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通过旅游者与旅游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地方感通过社区文化、社区景观的建筑等因素对旅游者造成影响。旅游者在社区停留的过程中，会感受到社区的文化以及社区景观。这些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对社区的印象，积极的印象有利于品牌旅游社区形成与发展，消极的印象将对旅游社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③社区一体化。地方感可以加强旅游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催进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中来。社区一体化（Community Integration）可以理解为授权社区自主地决定社区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对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旅游社区而言，它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社区形成了一种广泛而开放的民主制度；决策过程是平等而有效的；决策过程中社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参与程度；社区居民控制的旅游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5]
三、地方感与旅游社区发展
1.旅游社区景观设计。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可以了解旅游社区景观与旅游社区形象与旅游者感知的形成。在旅游社区的保护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感可以成为指导，使得旅游社区的景观建设与旅游发展方向趋于一致。同时对社区居民地方的研究，可以使旅游景观建设符合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知，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联系。
2.旅游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地方感能够促进旅游社区的一体化，有利于社区的体制建设。在旅游社区的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使居民参与到社区决策的制定与监督中，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使社区居民享受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旅游经济效益的分享，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缓解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冲突。
3.旅游社区营销管理。旅游者的地方感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旅游地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景观类别；以及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分析旅游者的地方感，了解旅游者的社区体验，可以使旅游社区有效地进行社区保护与建设，有针对性的开展旅游营销。同时，旅游者的地方感会使旅游者对旅游社区产生依恋，会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在营销的过程中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自我地位与宣传，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与游览时间。
参考文献：
[1]顾宋华.休闲者的地方感研究——以环西湖休闲街区为力[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方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J].2005，11.
[3]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32-41.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相关分析
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是用来测量旅游行为主体对旅游发展支持与否、满意与否的问题所持有的某种持久倾向性。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和谐状态，从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矛盾所在。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主要是测量农业旅游社区居民与农业旅游发展的一种和谐程度，本文以长沙县黄兴镇的四个村为例，通过对农业旅游区农村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的调查，对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及时地发现农业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村居民与旅游发展的矛盾，更好地为开发农业旅游和构建和谐旅游社区服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一、 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文把黄兴镇的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和鹿芝岭村共四个村作为研究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每村各200份问卷，共800份问卷。问卷中设计3个变量(题项)，分别是：①没有从中受益，经营旅游企业(个人)受益多；②对本村旅游开发总体感到满意；③总的来说，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对我们是有利的。每个变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来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数据分析
为了使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对调查地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来测量和考察农业旅游社区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的关系。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四村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发现：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鹿芝岭村对题项1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07、3.05、2.45、3.43，对题项2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4.26、3.77、3.56，对题项3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20、4.10、3.55、3.19。从题项1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强烈，基本持中立的态度；荣河新村的居民对此项的感知比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稍强烈，说明三个村的居民基本都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而鹿芝岭村居民对此项的感知较强烈，倾向于同意，说明鹿芝岭村的居民还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这些都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从题项2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四村居民对旅游发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现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从题项3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除了鹿芝岭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感知不强外，其他三个已经进行旅游开发的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感知强度根据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增强。
总的说来，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只适合于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阶段的旅游社区。根据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地的发展而逐渐变得消极。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发现：处于初级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态度更为积极。本文的结论和以上学者的结论基本相似：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越高。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及发展的感知与态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的一种常用统计方法。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当一个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的值时，与之相应的另一变量的值虽然不确定，但它仍然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本文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下表是“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的相关系数来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正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0.474、0.479，与旅游发展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65、0.301、0.528，这表明：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就越高。相比较而言，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关系程度三者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态正面影响的感知比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的感知与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关系更强。
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满意度成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对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越高。说明社区居民为了支持本社区旅游发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经济负面影响。这个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结论：居民对经济的正负面影响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和国内研究者卢小丽的研究结果类似；而且还发现，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和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旅游经济负面影响并不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不支持；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和一般的逻辑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区居民，其对旅游发展关注的方面、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对旅游感知是动态变化的。现阶段，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发展尚处于探索期，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持有较高的支持意愿，对旅游开发中的负面影响的心理容量还很大，所以，往往只关注旅游的正面影响而有意忽略旅游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104.
[2]朱建平,殷瑞飞.SPSS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5-156.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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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背景：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重。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行业。旅游活动要顺利进行，交通是影响旅游活动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交通的发展，旅游就无从谈起。便捷迅速的交通署旅游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充要条件。旅游过程一般以景点为节点，以交通路线为连接而形成闭合系统，其中包含了食、宿、行、游、够、娱等各种活动。从旅游业的发展里程来看，交通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是旅游业发展和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时，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不管旅游活动是以什么为目的，达到什么样的等级水平，若要完成这样的闭合系统运转，骄傲同是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就是既要有交通路线通达、交通工具运输，又要有交通路线，交通活动将素有旅游内容串联起来，设计出一个较优化的旅游计划。可以说，没有交通就没有旅游。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发明、应用、和普及，可以看成是交通发展的标志，所以研究交通、交通工具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非常必要的。各种不同交通方式的出现，也带来了旅游方式的转变。
研究意义：旅*业虽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国内国外都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社会学、旅游中心地理论、旅游心理学等等众多理论成果和学科。虽然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我认为，对这一课题的继续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旅*业毕竟是一个兴起不久的行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业也必定会快速的发展变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继续应对，所以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课题仍旧没有过时，仍旧有其研究意义。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从理论上讲，旅游业并不直接增加和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使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再分配。如何让财富进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础。旅游业是人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旅游消费不属于人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它是社会经济实力、人们收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的标志。同样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状况，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旅游业将持续高速度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预测，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政府旅游消费增长速度将达到10.9%;到20xx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8%;到20xx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业，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省区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柱行业和重点行业来发展。如何处理发展机遇与其带来的交通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旅游交通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继刚、楚义芳，1999;关宏志等，20xx;卞显红、王苏洁，20xx;吴刚等，20xx)，普遍认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备以及运输服务。孙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规划、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国内学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状况主要集中在交通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关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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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论文深入探讨交通与旅游业的关系，分析交通工具的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的反作用。通过对比、类比、以及数据分析，交通与旅游业的发展展开研究。根据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细研读相关着作、作品，使自己对课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个人心得记录下来。
2）大量查阅国内外关于交通与旅游业发展的专业文献，总结他人的观点，并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从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进自己的观点。
3）借助互联网了解中外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对于对于交通与旅游业的观点和看法，充实完善自己的观点。
4）和论文指导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寻求指导，为文章润色，力争出色。
3.预期成果形式。
4.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及难点，前期已开展工作。
重点：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消极影响应采取的策略难点：具体分析交通对旅游业都产生了那些影响，如何产生的。以开展工作：查阅相关资料，草列提纲。
5.完成本课题的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按周次填写)。
第七学期第7周：确定选题，与指导老师见面。
第七学期第8-9周：完成开题报告。
第七学期第10周-第八学期第9周：撰写毕业论文。
第七学期第14周：完成中期报告，参加中期检查;
第18周：完成一稿。第八学期第4周完成二稿。
关键词：湄洲岛；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
一引言
目前，全球旅游有明显的趋海性，热带、亚热带海域的海岛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由于海岛远离大陆、规模有限，生态、经济、文化较为脆弱，旅游对海岛的影响较早就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较多的成果。①加拿大学者RichardW.Butler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在旅游型海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演化的6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JeannieHarvey等根据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乃至旅游行业中的收入差距感知差异并不明显。ElizabethFrediline等通过聚类分析，对旅游发展持不同态度的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顾虑者5类。国内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评价、市场分析、环境保护和规划管理等方面，对旅游的区域影响研究较迟，研究成果少，但是发展趋势较快。①宣国富等以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海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态度的差异。陈金华等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烈；居民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5]90-94杨奇美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旅游金三角”中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三岛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岛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比较了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
总之，国内外对海岛旅游影响分析过程中较多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研究结果仅反映海岛旅游的一个侧面，难以指导海岛区域旅游实践。而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地理学空间思维，系统研究海岛旅游影响是一个新的尝试。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三方面影响以及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探讨湄洲岛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感知的空间差异，为制定湄洲岛旅游区域发展战略及建立和完善旅游地社区参与机制，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湄洲岛是闻名海内外的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麦加”。位于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莆田市区东南40公里的海面上(图1)。全岛陆域面积14135平方公里，人口318万。1988年6月，被辟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1992年4月，被国台办批准为台胞落地签证点；同年10月，被辟为国家旅游度假区。根据湄洲岛管委会提供数据表明，截止2008年底，湄洲岛年接待游客达1193895人次，2004至2008年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7148%，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热点。
2.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设计
由于不同的旅游区域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很难找到一份通用的模版问卷。本研究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并结合湄洲岛的实际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该问卷①②宣国富，陆林，章锦河，杨效忠.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2，(6)：741-746；陈金华，周灵飞.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90-94；杨奇美.海岛旅游地居民的影响感知研究———浙江“普陀旅游金三角”实证研究[J].旅游经济，2008，(5)：163-165；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黄洁.旅游目的地居民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解决[D].复旦大学，2004：44-45；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湄洲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45由被访者个体属性和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调查两个部分构成。其中，被访者的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人均收入、收入来源、是否为本岛出生的居民、在本地居住的时间、是否从事旅游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涉及对社会文化影响(10项)、对经济发展影响(7项)、对生活环境影响(9项)、对收入与就业的影响(5项)、政府政策导向(4项)、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满意度(9项)，共44个量测项。受访者的态度采取了5分赋值法，
即：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知道；2=不太同意；1=完全不同意。
(2)问卷调查的实施
2008年12月13日-14日，调查小组(共13人)采用田野调查法以及现场访谈法，在湄洲岛的西亭村、宫下村、湄洲镇中心、下山村、北埭村、后巷村、高朱村、港楼村、汕尾村、东蔡村等10个村落发放调查问卷600份，调查小组对当地居民、村委会干部及景区相关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由被调查者填写后交回，最后收回问卷6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1份，占回收问卷9512%。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中赞同率等于“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同意”的百分比，反对率等于“不太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完全不同意”的百分比。
(3)受访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51131%，女性占48169%，年龄层的分布较为均匀，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职业以渔民、学生、个体商业户为主，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渔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人均月收入主要在500到2000元之间。样本居民覆盖面较广，符合当地的社会人口及经济特征，调查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代表性。
三调查结果
1.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71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知名度和塑造了良好的形象；8812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加深了居民对妈祖文化的认识和了解；7610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增加了与游客接触交流、学习外来文化的机会；68165%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明显进步了；69188%的被调查者认为游客的到来为旅游社区带来了活力；63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挽救了古朴的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这6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赞同率均在60%以上，有2项都快达到90%的赞同率。同时在调查中，也有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不利影响，40128%的被调查者认为“宰客现象”事件时有发生；69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得妈祖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1812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导致本地居民道德水平下降；1711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在这4项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有2项赞同率在40%以上，而另外2项均低于20%。
综上所述，可见社区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积极影响还是相当认可；虽然，旅游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有些影响只是少数居民的认知，如居民道德水平下降问题和人们之间信任程度下降问题，不过妈祖文化的“商品化”问题和“宰客现象”等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从整体上说，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2.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7913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发展；6419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吸引了更多外来投资，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62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64145%的被调者认为旅游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64162%的被调6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查者认为旅游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5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赞同率均在60%以上，不过整体来说赞同率特别高的没有。与此同时，受访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63122%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当地物价上涨；48186%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区房价和房租上涨；50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4515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这4项经济发展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2项调查项目赞同率已经超过50%，另外2项也是接近50%。
综上所述，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结果相比，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正面认知就没有那么强烈，而对消极影响的赞同率却相对较高。2004年湄洲岛接待游客达到132万人次，实现全社会旅游收入1146亿元，旅游收入占全岛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湄洲岛的支柱产业，[7]5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中利益的分配不均，旅游发展引起的物价、房价、房租上涨等原因，造成居民收入的两极两化。
3.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516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改善了湄洲岛的公共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等设施；7915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7016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良好；6813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和谐；77176%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岛内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在这5项环境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有4项赞同率均在70%以上，另1外项也接近70%，赞同率相当高。但是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15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的参观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3512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垃圾)；50179%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高峰期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3311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沙滩、海水污染严重；在4项环境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1项赞同率在20%以下，2项也接近40%以下，1项超过50%。
综上所述，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改善了岛内的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沙滩、海水受到污染，由于岛内外是通过轮船往来，旅游高峰期(黄金周、妈祖诞辰日、妈祖升天日等)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
4.对政府政策导向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69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本地居民投资旅游业；7918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4312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调查项目的赞同率看，社区居民对政府政策导向的相关问题反映较激烈，尤其是有关“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此项调查项目应引起注意，这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原有的“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观点，所以社区居民要求政府增加一些居民的福利待遇。
5.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
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的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和生活环境影响的认知大致相同，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分别有65168%、68165%和63104%的居民表示“我对本地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总的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利大于弊”及“旅游活动开展现状感到满意”。这说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对发展现状感到满意，但是赞同率都在60%～70%之间，并没有特别高。湄洲岛还处于发展阶段，管理体制、人才开发、产品设计等各方面还有待提高。
四研究结论和讨论
1.湄洲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不足，影响其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
在湄洲岛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态度调查中，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旅游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而且43126%被调查者还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主要是湄洲岛度假区管委会对居民参与旅游重视不足，大量的旅游企业由外地人经营管理，当地居民参与较少，旅游的大部分收益输出岛外，出现海岛旅游业发展的“漏损”。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视海岛交通、供水、绿化等基础设施，但当地传统产业并未改变，居民的生计仍然如故，因此，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力度不很高。因此，莆田市旅游局、湄洲岛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要求，实现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湄洲岛的旅游发展决策，公平分享旅游经济利益，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更好的实现湄洲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于经济感知
从湄洲岛调查可以得出：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强于经济影响感知，这个结论与陈金华等人对福建东山岛的研究结论[5]90-94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东山岛的旅游是随着滨海旅游、休闲而兴旺起来的，岛外的游客一般在东山岛停留时间在2天以上，旅游带动了购物、餐饮、宾馆、景观地产等发展，居民的经济感知很强，而湄洲岛自从1987年开放台湾游客参观以来，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文化功能，旅游服务功能主由岛外的莆田市区和文甲等镇区承担，游客在岛内停留时间只有几小时，岛内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滨海沙滩风光、渔家乐与农家乐并未随着海岛浓郁的宗教观光而兴旺起来，所以，当地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强于经济的感知。另一方面，湄洲岛东临台湾海峡，面积小(不足东山岛的1/10)，基础设施较差，容易受台风等风暴的袭击，而东山岛尽管也会受风暴影响，但是海岛腹地较大，滨海绿化较好，又有三座大桥与大陆相通，抗御灾害能力较强，湄洲岛居民的环境感知更强。
3.居民的旅游感知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
陈金华等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旅游感知受到文化、职业、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等差异的影响。[5]90-94但从笔者对湄洲岛的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旅游感知不但受文化、职业、年龄、参与旅游程度等差异的影响，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并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根据表1可以发现，不同的村落，旅游从业者的人数是不同的，结合表1和图1我们不难发现，离景区越近的村落，从事旅游业的人就越多，离景区越远的村落，从事旅游业的人就越少，形成空间递减规律。例如：宫下村是在妈祖祖庙(湄洲岛主景区)的附近，所以其旅游从业人员在岛内是最多的。根据调查，离景区越近的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影响感知越强，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见表2)。可见，这种空间差异主要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北热南冷造成的，此外，也说明度假区管委会未南部景区和南部居民进行有效的宣传。
关键词：旅游者 地方感 文献述评
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地方感的概念
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地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Tuan Y F，1974）。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地方感包括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恋）”。其中，地方性主要以某一地方的客观物质、社会功能及地方意义所展现出来，是人类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情感链接，也是一种经过社会文化所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朱、刘博，2011）。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人将自我情感融入其所处环境并通过人-地相互作用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反应，受到个人历史记忆、情感融入、价值观念等情感因素的影响。Steele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张春霞、蔡兴燕，2009）。
（二）地方感、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
地方感以人类的主观体验为基础，其内涵涉及了某一地方本身的特征及对该地方的情感依恋与认同，而与地方感相关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地方感、地方认同及地方依恋三概念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试图从心理层面厘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Williams等将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看作是地方感的两个维度，地方认同是个人对地方产生的一种依恋型情感，而地方依赖则是在功能上的一种依恋。作为地方感的两大维度，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与地方居民满意度、社区发展期望、社区发展积极性、公共设施发展支持度等因素相关（尹立杰等，2012）。Brichker等学者将地方感纳入地方依恋的一部分，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生活方式三个维度，而Kyle等人则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系三个维度（朱、刘博，2011）。
Scannell和Gillord提出的三维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即包括地方、人和心理过程。其中，第一个维度（地方）是指依恋的对象，包括地方社会象征、建筑特点、历史记忆、自然环境等；第二个维度（人）是指行动者，包括文化、经历、历史等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维度（心理过程）是指个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然而，Jorgensen 和Stedma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方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个人对某一地方所产生的情感、认知和态度，包括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人对地方功能性特征的依赖，地方依恋是个人对地方在情感上的体现，而地方认同则是个人对地方的理性感知和认知（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地方感测量工具的发展与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借鉴国外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开发的旅游依恋量表，包括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包括10个项目，地方认同包括11个项目。也有的学者则根据个人地方依恋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目标群体的测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个维度（王世超，2011）。
Lalli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Urban Identity Scale）则包括总体依恋、外部评价、承诺、熟悉感和连续性五个维度；Droseltis 和Vignoles将地方认同划分为依恋/自我扩展、地方自我一致性、环境适合三个维度；而Talen 和Shah等学者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区意象，设计了地方空间结构水平和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两个维度（庄春萍、张建新，2011）。
国内学者在地方感测量方法方面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经典思路所进行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订。尹立杰等学者（2012）借鉴Williams的测量量表，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入手，问卷设计包括18个项目，涉及收益影响感知和成本影响感知两个方面。许振晓等（2009）学者借鉴期望理论和地方感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期望（文化传承、社区发展和自我发展）、旅游感知（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着手，并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苏勤和钱树伟（2012）从旅游涉入（心理涉入、文化涉入、行为涉入）、旅游吸引力（核心吸引力、添加吸引力）、旅游功能（动机实现、功能评价）、地方感、遗产保护行为、遗产保护态度六个潜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
可见，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地方理论与测量量表，地方感也大多数被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并将旅游目的地外在特征、旅游者情感认知、旅游者行为特征等潜变量引入量表，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国内地方感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地方感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陈传康首次提出了地方文脉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运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研究中，之后范业正从旅游子资源属性和周边环境入手，将旅游目的地的文脉划分为地脉（自然构成因素）和文脉（社会人文因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文脉概念的提出及运用是我国最早关于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的研究
地方感，是个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在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之后，引起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极大关注。在旅游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黄向等（2006）首先将西方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这一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分析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最新发展，首次对游憩视角下的场所依赖理论进行介绍，并讨论了场所依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杨念群（2004）提出要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跨区域研究”的视角来促使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意识地区分“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识”两个不同的概念。陈蕴真（2007）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地方理论中关于人与地方关系、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活动、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西方地方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涵义，系统地回归了西方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及其未来的研究展望。唐文跃（2008）对地方感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维度及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结合中国情境构建了地方感研究框架，并在评述西方地方感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地方感理论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朱等（2011）学者对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感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包括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两个维度，而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是两个相关但又各具特点的概念，并强调在研究中要从概念上突出地方本身的典型性和独特性，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地方感的空间特征和动态特征。
（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应用的研究
在全球化情境下，人口流动和环境破坏不断凸显，人地关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地方感作为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联系，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
唐文跃（2011）从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视角出发，借鉴西方学者的测量量表对四川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态度进行测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旅游者地方感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社会人文和自然风景对旅游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旅游者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对其地方依恋具有影响作用，并且旅游者的感知体验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汪芳等（2009）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旅游者地方感认知的一般规律，认为地方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知和地方的客观特征两个方面，而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张中华等（2009）学者以人文主义现象学的地方理论取向出发，以广西桂林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感理论在旅游社区应用研究中的理论价值，试图从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多重视角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李九全等（2008）学者以旅游景区游客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从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角度分析了景区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论证了地方依附感、旅游地方感及旅游意象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和著作，对推动国内在地方理论研究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感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学者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为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侧重于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对地方感的差异影响、旅游开发对居民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旅游文化的地方感测量工具，以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居民地方感形成进程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Tuan Y F.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M].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74
2.朱，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
3.张春霞，蔡兴燕.浅析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地方感理论[J].技术与市场，2009（11）
4.尹立杰，张捷，韩国圣，钟士恩，李倩.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J].地理研究，2012（10）
5.庄春萍，张建新.地方认同：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1（9）
6.王世超.少数民族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族为例[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许振晓，张捷，Geoffrey Wall，曹靖，张宏磊.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9（6）
8.苏勤，钱树伟.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J].地理学报，2012（8）
9.黄向，保继刚，Wall Geoffrey.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9）
10.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4（6）
11.陈蕴真.浅议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12.唐文跃.地方感―旅游规划的新视角[J].旅游学刊，2008（8）
13.唐文跃.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5）
14.汪芳，黄晓辉，俞曦.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J].地理学报，2009（10）
关键词：旅游管理 教学 团队建设
一、基本情况概述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211工程”国家重点大学。该校园林学院是我国建立早、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园林教育基地。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前身为创始于1994年的森林旅游专业，1999年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为旅游管理专业，2002年获得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成为首批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截至2010年，为国家培养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600名、硕士40余名，并对全国各地高校和景区的进修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围绕人才培养建议重组旅游师资团队，突破以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设置框架的束缚，整合院内或校内乃至校外各种旅游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构建面向旅游景区的“六项全能”(满足食、宿、行、游、购、娱需求)分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北林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北林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档次。在培养人才的环节上树立“以教学为基础，以技能培训为推动环节，以科研为发展导向”的大旅游教育观，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构建教学—实训—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行旅游景区与院校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旅游景区的运营，成立相应的培训机构，为旅游人才培养铺路架桥，保证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达到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熟练的标准；在办学方式上以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和加强国内外横向联系，实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质量向国内高水平看齐、与国际接轨。依托所在的园林学院，面向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的管理与建设，培植专业特色。应特别关注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农村生态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
二、团队建设任务
1、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
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形成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组合模式，重点在学科创新与发展方面下功夫，在整体上提升旅游管理学科的学术统一性，加速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2、平衡教学团队的专业结构
现有教师的专业背景集中在风景园林学、地理学、林学、外国语等方面，这与旅游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点还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力度与广度。旅游管理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多基于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风景园林学和林学等多学科。在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力量，打造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特色。
3、构建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平台
目前学科没有教学科研载体，学科团队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鲜有机会参加专业相关课题以及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造成社会影响力与学科知名度与国内同学科相较差距逐渐扩大，使得学科在专业前沿探求等方面机会少、后劲不足，从以往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科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体验、旅游影响、统计方法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但却较少涉及学科核心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旅游规划技术、生态旅游核心技术等的相关应用性的研究，这与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应用研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没有教学科研载体作为学科团队交流的平台，学科师资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出现研究方向与课题的重叠，无法更好地发挥学科交叉互初具优势，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课题方向较为集中，也无法体现目前学科所具有的生态旅游、旅游地管理、旅游规划和旅游文化四个研究方向。
三、团队建设途径
1、研究与建设
(1)团队特色
①旅游管理学科团队由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10名教师组成，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6人，另有3人博士在读。此外，多为教师具有在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的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②团队教育背景多元，由园林、林学、地理、管理等组成，学术结构交叉性好、互补性强，学科发展比较平衡。
③团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思想活跃、乐于进取，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勇于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前沿化的科研思路。
④注重与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团队教师在旅游规划、生态旅游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⑤团队重视学科交流与对外拓展，与学界与业界均建立了广泛的交流机制，这些交流与合作为学科发展了拓展视野、加速了学科总体水平提升。
(2)专业特色
北京林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是在园林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旅游管理教学团队吸收了我校园林教育的经验、融合了旅游学科的特点，形成了以园林学为背景，融生态旅游、旅游规划设计、景区管理、旅行社、会展企业等方向于一体的特点鲜明的旅游管理专业特色。
(3)课程特色
①课程门数多，课程体系完备。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核心模块和专业选修模块三种类型，专业基础模块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解说、旅游调查方法、节事及活动策划、旅游英语、旅游综合实习等，专业核心模块包括旅游规划、旅游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会展旅游策划与管理等，专业选修模块包括生态旅游导论、旅游地学基础、旅游心理学、旅游目的地管理、世界旅游地理、旅游英语口语、世界遗产概论、旅游社会学等，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体现“宽口径、厚基础、重特色”的培养目标。
②内容更新快，实践应用性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对旅游管理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多，与产业活动结合紧密，教学内容紧密与行业特点相适应。
2、配套建设
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教学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包括对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配套教学管理措施落实和制度建设等，简要论述所在单位为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创新性教学改革措施
①在对目前旅游行业发展和旅游教育对策研究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制定了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布开展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②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容特点，灵活多样地组织教学，鼓励双语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新教学方法的尝试与探索。
③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通过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和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等形式，推行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2)实验教学或实践性教学
①旅游管理专业实验、实习课程数量较多，主干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有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践环节的加强，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②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一般都给工作实习或指导教师的科研和设计实题进行，科研与实践选题比例大于80％，学生的毕业论文与设计均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3)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培养的特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强化实践基地建设，学科与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多家旅行社、饭店、会展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为学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性课程奠定了基础。转贴于
(4)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建设主要是积极参加学校的网络教学建设体系，部分课程已进入教学平台，具有全套教学文件和教学课件，为学生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照项目任务书中关于在项目执行期间的改革活动规划，深入总结自项目生效以来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各项研究与改革，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以及各类教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等。重点论述项目研究的整体思想、调研结果、推进情况和初步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旅游管理 教学 团队建设
一、基本情况概述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211工程”国家重点大学。该校园林学院是我国建立早、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园林教育基地。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前身为创始于1994年的森林旅游专业，1999年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为旅游管理专业，2002年获得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成为首批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截至2010年，为国家培养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600名、硕士40余名，并对全国各地高校和景区的进修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围绕人才培养建议重组旅游师资团队，突破以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设置框架的束缚，整合院内或校内乃至校外各种旅游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构建面向旅游景区的“六项全能”(满足食、宿、行、游、购、娱需求)分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北林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北林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档次。在培养人才的环节上树立“以教学为基础，以技能培训为推动环节，以科研为发展导向”的大旅游教育观，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构建教学—实训—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行旅游景区与院校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旅游景区的运营，成立相应的培训机构，为旅游人才培养铺路架桥，保证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达到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熟练的标准；在办学方式上以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和加强国内外横向联系，实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质量向国内高水平看齐、与国际接轨。依托所在的园林学院，面向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的管理与建设，培植专业特色。应特别关注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农村生态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
二、团队建设任务
1、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
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形成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组合模式，重点在学科创新与发展方面下功夫，在整体上提升旅游管理学科的学术统一性，加速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2、平衡教学团队的专业结构
现有教师的专业背景集中在风景园林学、地理学、林学、外国语等方面，这与旅游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点还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力度与广度。旅游管理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多基于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风景园林学和林学等多学科。在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力量，打造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特色。
3、构建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平台
目前学科没有教学科研载体，学科团队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鲜有机会参加专业相关课题以及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造成社会影响力与学科知名度与国内同学科相较差距逐渐扩大，使得学科在专业前沿探求等方面机会少、后劲不足，从以往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科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体验、旅游影响、统计方法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但却较少涉及学科核心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旅游规划技术、生态旅游核心技术等的相关应用性的研究，这与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应用研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没有教学科研载体作为学科团队交流的平台，学科师资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出现研究方向与课题的重叠，无法更好地发挥学科交叉互初具优势，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课题方向较为集中，也无法体现目前学科所具有的生态旅游、旅游地管理、旅游规划和旅游文化四个研究方向。
三、团队建设途径
1、研究与建设
(1)团队特色
①旅游管理学科团队由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10名教师组成,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6人，另有3人博士在读。此外，多为教师具有在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的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②团队教育背景多元，由园林、林学、地理、管理等组成，学术结构交叉性好、互补性强，学科发展比较平衡。
③团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思想活跃、乐于进取，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勇于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前沿化的科研思路。
④注重与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团队教师在旅游规划、生态旅游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⑤团队重视学科交流与对外拓展，与学界与业界均建立了广泛的交流机制，这些交流与合作为学科发展了拓展视野、加速了学科总体水平提升。
(2)专业特色
北京林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是在园林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旅游管理教学团队吸收了我校园林教育的经验、融合了旅游学科的特点，形成了以园林学为背景，融生态旅游、旅游规划设计、景区管理、旅行社、会展企业等方向于一体的特点鲜明的旅游管理专业特色。
(3)课程特色
①课程门数多，课程体系完备。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核心模块和专业选修模块三种类型，专业基础模块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解说、旅游调查方法、节事及活动策划、旅游英语、旅游综合实习等，专业核心模块包括旅游规划、旅游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会展旅游策划与管理等，专业选修模块包括生态旅游导论、旅游地学基础、旅游心理学、旅游目的地管理、世界旅游地理、旅游英语口语、世界遗产概论、旅游社会学等，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体现“宽口径、厚基础、重特色”的培养目标。
②内容更新快，实践应用性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对旅游管理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多，与产业活动结合紧密，教学内容紧密与行业特点相适应。
2、配套建设
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教学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包括对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配套教学管理措施落实和制度建设等，简要论述所在单位为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创新性教学改革措施
①在对目前旅游行业发展和旅游教育对策研究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制定了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布开展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②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容特点，灵活多样地组织教学，鼓励双语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新教学方法的尝试与探索。
③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通过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和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等形式，推行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2)实验教学或实践性教学
①旅游管理专业实验、实习课程数量较多，主干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有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践环节的加强，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②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一般都给工作实习或指导教师的科研和设计实题进行，科研与实践选题比例大于80％，学生的毕业论文与设计均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3)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培养的特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强化实践基地建设，学科与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多家旅行社、饭店、会展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为学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性课程奠定了基础。
(4)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建设主要是积极参加学校的网络教学建设体系，部分课程已进入教学平台，具有全套教学文件和教学课件，为学生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照项目任务书中关于在项目执行期间的改革活动规划,深入总结自项目生效以来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各项研究与改革,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以及各类教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等。重点论述项目研究的整体思想、调研结果、推进情况和初步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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