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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评述;中国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单位为了统计的方便,对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为主要作者,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资料;对于有诸多头衔的作者,我们只采用第一单位的资料。
所有未标明资金支持的都看做是无资金支持。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图1 作者单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为28.6%,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占17.1%。另一方面,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研究方法滞后,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绝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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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 研究内容; 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147-01
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之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重要性已引起了国内学者和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相关的论文也呈增长趋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成果少, 质量也难以让人满意。质量差主要体现在重复性研究过多, 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然,相关研究还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益。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 并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展作简要界定和分析, 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
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意义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外语教育。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失衡必然会造成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 而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则可能会给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等带来一系列由上至下的失误。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必然会给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为了少走弯路, 一方面,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教训值得总结,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涉及到政策评价, 政策评价能够为后续政策提供宝贵信息, 有助于合理配置政策资源, 判断政策取向, 从而提高政策质量, 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具理性和科学性, 并为相关的政策运行提供经验。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兴未艾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因素不无关系。如果说过去外语教育只是为了学一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或能同外国人作简单的交流, 那么今天的外语教育还担负着中国人走出去国门的重任。
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羡慕。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国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除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事务中发挥作用。此外, 一个国家的外语普及程度往往反映出该国公民的国际意识、国家的国际化程度, 并预示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外语教育的本质是现代化教育, 是国际社会公民养成的要素之一。这些素质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些新的视角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现状及发展
而最近理论探索研究也已悄然兴起。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实际上已形成四类。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 基本也是按照这样的排列。回顾反思类研究主要讨论了解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和经验教训。胡文仲首先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几次重大调整及对外语教育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短期内频繁的调整政策不利于外语教育的稳定、健康地发展。
除了探讨中国外语教育政策走弯路的教训, 回顾反思类研究还分析了当今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和需求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 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由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 导致了外语教育中跨文化教育内容的缺失。策略前瞻研究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定位和制定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考。贾爱武认为外语教育问题已经不再是囿于语言学科等领域的学术问题, 它早已跳出且本应跳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息息相关。他认为应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这一终极利益的高度来统筹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策略, 从如何提高英语及其他语种能力来获取学术、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策略前瞻研究还认为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 满足国内一般层次和高级层次外语学习者的需要; 保证与外语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此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还要权衡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方位的各种因素, 如在一定的时期准许何种外语以多大的比例进入本国的教育体系, 社会对某种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 外语学习的合适年龄、外语教育与其它教育课程的关系, 外语教育对于学习者
国际视野的开拓、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民族认同感的影响, 外语教育的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等等。
政策研究工作基本情况
清华大学一直有着重视战略发展和政策研究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现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学校党委行政根据“三讲”教育中干部师生关于加强学校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的建议，决定设立政策研究室，挂靠在党办校办，但作为校级行政部门相对独立运行。政研室从一开始就定位是校领导班子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经过10多年发展，政研室队伍逐渐扩大，职责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参与学校发展目标和规划的研究制定，为学校决策提供理论、政策依据；二是参加或负责起草学校党委行政重要文件和报告；三是在校内外进行调研，组织开展有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专题研究，为校领导和中层干部提供决策信息服务。
在工作实践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诚、高度自觉、高度认真、高度和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忠诚，就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忠于学校、忠于领导、忠于职守，把服务领导和服务群众高度统一；高度自觉，就是自觉学习思考，主动研究谋划，在被动中掌握主动；高度认真，就是严谨、细致、深入，替学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关；高度和谐，就是对外加强沟通合作、甘居幕后、甘当配角，内部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发挥集体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设探索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发展，学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建设的要求。两年多来，政研室围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这条主线进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证文稿服务、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能力，努力为学校战略决策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开展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政研室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论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有关政策举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清华百年校庆有关重要文稿。根据同志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对于把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有机统一到办学实践进行了全面阐述，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还从历史维度和数据挖掘的角度加强对学校发展规律的研究，注重新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提高学校管理科学化水平服务。
2.围绕学校改革创新，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研究。2012年，《教育决策参考》连续几期刊登了大规模在线开放教育的有关内容，引起了学校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线教育起草了相关的报告、政策研究论文等多篇，从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视角对在线教育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作了分析，许多观点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最近，政研室正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在线教育的系统研究。同时，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开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学生社区管理等专题研究。
3.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应积极引领社会风尚，承担好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为此，前几年政研室提出建设创新文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时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百年校庆大会上的发言就以清华精神为主题，强调面向未来大力弘扬“人文日新”精神。在陈吉宁校长的高度重视和亲自主持下，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校长致大一新生的公开信和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典礼讲话，所提出的“生活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坚守良知”“懂得坚持、学会放弃”等观点，都引起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最近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政研室按照学校党委领导的部署，积极开展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党群关系各种表述等专题研究，以澄员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
从我们的探索来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结合学校实际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又不同于机关业务部门和院系偏重事务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应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紧紧围绕校领导班子的决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适度超脱于现实的具体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强调查和研究，又要加强基本建设，如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息资料建设；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文辅政”，文稿服务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标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对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1.存在的问题
封闭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畴和学校内部，经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教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项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教育改革发展的很多问题都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甚至是由其他领域的矛盾决定的。高校战略发展和具体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观政策、社会环境、资源条件等约束。因此，就教育论教育、就学校论学校的政策研究往往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和关键问题，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研究选题、机构设置、队伍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国际形势，高校智库也需要围绕国家战略开展研究并作出积极回应。只有打破封闭思维，强化开放思维，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学科齐全、专家云集，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体系制约，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学科领域，各高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打独立。在同一学校内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华大学为例，像在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就有国情中心、农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往往靠教授个人的声誉和影响，没有形成学校的智库品牌；在服务学校决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关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工作，教师们项目多、负担重，参与学校政策研究几乎完全是义务劳动，缺乏利益杠杆和有效机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机制、改变评价机制、完善分配机制，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滞后性。首先是历史原因，过去一个多世纪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学习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没有突破。其次是客观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长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显，超前思考、前瞻谋划的动力不足。最后是体制原因，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适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种制约，因为创新本身是对现有政策的突破。我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发展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国是瞻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尽快从跟踪转向超越。就像当年美国高等教育对英国、德国模式的突破一样。只有通过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政策体系，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撑，高校智库建设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2.举措
为此，我们建议由教育部有关部门牵头，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系统智库的统筹建设。在全国高校规划、部署和建设一批新型智库，多方筹集资源，以立项方式重点支持高校开展与国家发展全局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强对新型智库的专题研究。组织高校政策研究部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功能、体制机制等，发挥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每年立项1个～ 2个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组织高校政研部门和其他力量，针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每年向社会一份研究报告，长期积累形成品牌效应。
关键词：行为财务；股利支付；行为分析
一、行为财务学的研究体系及核心理论
（一）认知偏差――对理性经济人的挑战
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是投资者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许多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行为常表现为非理性。当股价下跌时，在损失确定与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厌恶后悔的心理发生作用，促使投资者拒绝立即兑现从而避免出现亏损；当股价上扬，为避免价格下跌带来的后悔，损失厌恶心理促使投资者过早抛售股票以规避风险。
（二）决策科学――对财务假设前提的挑战
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存在“心理账户”，在“心理账户”中，既有收入也有成本。投资者对自己的三类收入有着不同的态度，如不愿意花掉未来收入，对与薪金收入却比较乐意提前花掉，即使二者都是课确定收到的。
（三）社会心理学―对人类共性与个性的挑战
认知的系统偏差、信息瀑布、羊群行为的存在促使投资个人盲目从众，失去理性。股市中，股民盲目跟庄促使庄家炒作、坑害小股民的现象成为可能。模仿他人行为有时是无意识的，但处在群体中的人们相互影响模仿，从众让人们感到自己行为的安全感，却失去行为的理性。
二、我国股利分配现状
（一）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表1 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表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2000年间，连续四年分配红利的公司仅为上市公司总数的4.5%；在此期间，仅有7.44%的上市公司能够连续三年分配红利。在这仅有的7.44%的企业中，派现数额在各年度间的波动性也较大。在近三年（2008至2010）中未分配股利的公司比率呈上升趋势。诚然，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但综合来看，股利分配的波动性较大，缺乏连续性。
（二）股利分配行为规范性差
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法律正处于完善时期，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还很不够，股民只好用脚投票。一股独大的中国企业制度下，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中小股东面对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通常束手无策。发不发股利、怎样发股利多有控股股东说了算。因此上市圈钱的现象屡禁不止，刚上市就发现金股利置中小股民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于不顾的情况也很常见。
三、行为财务理论对股利现状存在问题分析
（一）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的行为分析
（1）大股东的利他行为
很多公司上市之初都进行资产重组，大股东将优质资产单独拿出来包装上市，而大股东自己却承担了其他不良资产和其带来的损失，大股东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人性善良，而是大股东想从上市公司未来收益中分红，以获取收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大股东发现要实现利己目标必须以实现部分利他目标为条件，从而产生利他动机。
（2）无效重复利用投资者的投资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国有股，国家委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管理国家财产。但作为一个机构而非个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缺乏足够的动力监管国有股的管理层。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这些管理层拿着股民、国家的资金无效投资、特别是在绩效考核指标不够科学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是严重。并且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促使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短期行为严重。短线投资股民当然更希望是发放现金股利，因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现金股利多多益善。
（二）上市公司偏好股票股利的行为分析
由于国有股股东和控股公司存在的多重委托关系，使得股东对公司的监管控制能力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发放股票股利既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又可以避免现金的流出企业。现金股利发放后，企业经营者为投资必须举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为规避风险会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股票股利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拥有较多可支配的资金，经营者可以依据自己意愿投资；发行股票股利可以稀释每股盈余，调整股东权益内部结构，谋取私利。
四、解决路径探析
（一）投资者避免从众心理，理性审慎投资
在科学分析各种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投资者形成自己的观点，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尽量避免受到周围人群的心理和气氛的影响。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投资回报，克服投机投资、一夜暴富的心理。
（二）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完善政策机制，鼓励机构投资者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散户所占比重较大，他们大都缺乏专业知识，在做投资选择时比较盲目，容易受到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普遍具有从众心理和投机心态，这无疑为市场非理性发展铺平了道路，所以发展理性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走向理性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管理者树立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适度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拿出优质资产创立上市公司的目的是财富的增加，管理者在股利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上市公司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促进市场理性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给投资者以回报，这样才能避免炒作，股利长线持有。公司持续稳定的发放现金股利，说明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和较好的盈利能力，纠正投资者的投机心态，引导投资者从投机投资走向价值投资，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作者单位：辽河油田财务处；辽宁；盘锦；1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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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思想库 网络调查 内容分析法
[分类号] C932
1 引 言
根据最新调查，全球共有5465个思想库，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学术界对思想库的关注也不断增加。从研究流派来看，学术界研究可分为两类：组织形式、出现和影响的研究以及政策过程研究，后者探索的重点是思想和技能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关于思想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欧洲中东部、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库。从研究对象来看，思想库研究从对单个思想库的分析研究，扩展到对思想库网络的研究，如Diane、Raymond。比较研究也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大部分比较研究中都将美国思想库作为比较对象，如Morgan等。虽然目前思想库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对与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思想库研究不太多。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这类思想库的调研分析其特点和趋势。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样本
Martin认为思想库是一个对重大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组织，而James认为思想库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或参与其中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使决策者和公众在更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公共政策决策。James的定义更清晰地反映出思想库的性质(政策研究分析)、工作内容(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议)和目的(使决策者和公众在丰富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思想库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根据工作重点可分为政策研究型、思考建议型以及参与行动型。本文根据研究领域将思想库分为政治类思想库、经济类思想库、科学思想库、社会问题类思想库、军事思想库和外交思想库等。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思想库所研究问题的类型。思想库的分类并非是一种简单、非此即彼的分类。与按工作重点进行思想库划分的方法相类似，思想库可能涉及上述分类中的多个类型，称之为综合类思想库。同时由于目前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密切关系，看似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却可能与科学技术政策有密切关系，以此类问题开展研究的思想库也可以视为科学思想库。
科学思想库就是以科学技术问题或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思想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对科学问题及其有关科学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以及参与其中的机构。科学思想库的目的是通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弥补决策者与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认识的不足，它可以帮助相关决策者和公众在更丰富信息的基础上对相关科学问题进行决策。
James按研究领域分别对思想库进行了排名，涉及领域包括：国际发展、卫生政策、环境、安全与国际事务、国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环境问题与科学技术问有着密切关系，根据上文定义本研究将James调查中的环境类思想库视为科学思想库，研究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James调查中环境类TOP10思想库(共11个机构)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样本。为进一步增加样本代表性，又增加气候组织以及3个专门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组织，最后构成一个包括15个机构的研究样本。
2.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Morgan等认为思想库目前面临着各种挑战：①需要多方资金支持；②需要招募“机智而且善于利用媒体”的人；③提出创新性思想，提供解决方案；④需要理解如何影响并引导公共政策。为此思想库需要理解受众、提供何种产品、成功的关键以及思想库评价等问题。本文尝试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科学思想库的现状，具体包括：愿景与任务、资金与课题、组织结构与体制、产出与出版物、研究平台与方法等。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客观、系统、定量地描述交流明显内容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社会学等领域。也有学者将该方法用于网络环境中的研究，如Stephen等。鉴于本文研究对象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将采用对机构网页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定量化描述与分析。
本文数据收集时间为2009年7月―2009年9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除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无法访问外，其余机构均可访问。后文所用到的该机构资料均来自内部报告。
3 结果分析
3.1 概要
这些机构主要来自于美国，这与目前世界思想库的分布相似。样本中有多个思想库从事多领域研究，属于综合类思想库，如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有专门面向环境资源问题的研究所，如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观察研究所等；也有面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机构，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代表了不同类型、面向不同问题领域的科学思想库。
3.2 科学思想库的特点
3.2.1 愿景与任务 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中，除德国发展研究所外，其余机构都有愿景或任务声明。表2是对这14个机构网页中愿景或任务内容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这些机构都明确将政策研究作为愿景或任务的核心，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这与上文关于科学思想库的定义相一致。表中“Environment”、“Climate”等词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样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思想库在愿景或任务描述中一般都会明确地说明研究领域。“International”、“Global”以及“World”表明这些机构所关注内容的范围，即全球，这也可能与研究样本选择有关(样本中包括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环境方面思想库)。此外，从表2中也可发现这些机构的受众：公众与政府。通过对愿景任务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思想库都是以对某领域的研究为基础，不仅为受众提供信息及评价工具，而且还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以及解决方案，目的就是要弥补公众或决策者对科学技术及相关问题理解上的不足，以提高其决策的可靠性。
3.2.2 资金来源与选题 研究样本中能从网上获得资金信息的有11家。从对资金类型描述来看，11家机构都有基金支持，其余分别是公司、政府和个人，如图1所示：
从具体描述内容来看，基金是这些科学思想库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机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和态度有很大不同。德国发展研究所认为保持机构独立性的关键就是获得政府资助。而卡托研究所却声明为保持机构独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资助，其资金主要来源是个人捐助。
未获取资金信息的机构有四家。如果将从网页是否可获得该机构的资金信息视为机构资金管理透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将机构是否入选TOP10看作为影响
力大小的表现，对这两个变量的Fisher检验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思想库在资金信息透明度上是有差别的(显著度为0.05，伴随概率P=0.03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Morgan等人的观点：欧洲思想库落后于美国思想库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财会制度透明度比较低。
本研究中仅获得兰德公司的课题信息。兰德公司的选题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单位：从事社会经济政策研究的单位通过竞争取得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的资助；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会接受来自于政府部门的研究项目；除此外它还会利用慈善和公司投入研究那些因为过新或比较紧急而无法取得具体资助单位支持的问题。
3.2.3 人员和内部组织 根据员工数量信息，可以将这些科学思想库(不包括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为3类，如表3所示：
科学思想库非常注重利用外部人才。如卡托研究所有75名客座研究员，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数量甚至远超过其雇员数，高达94人。科学思想库人力资源的突出特点是研究人员比例高、学位高且专业多样。德国发展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均有2／3的人员在从事研究工作，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50多名员工中30多人具有博上学位，未来资源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学位。人力资源组成r11包括了有学科背景和政策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员。
本研究仅获得了兰德公司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图。对其他机构组织特点的分析只能通过员工职位名称和部门名称进行。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机构内部的组织机构可分为两类：研究部门和研究支持部门。研究支持部门一般包括：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外事、规划、财务、图书情报等。除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外，研究部门一般是按研究主题进行划分，如兰德公司将研究部门分为军事研究、基础设施安全以及环境研究、人口研究等。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是按研究类型细分研究部门：面向理论研究、面向研究政策研究、科技预见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标研究部门。
研究支持部门的突出特点是对外关系。兰德公司、卡内基等八个机构都有类似部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媒体关系和政府关系)，如卡托研究所不仅设有政府事务经理，而且还设有媒体经理甚至于新媒体经理的职位。
卡内基和平基金认为国际化改变了思想库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因此提出了新愿景计划。新愿景将思想库从一个聚集在一个地方的学者组织转型为一个集成化的国际网络。在国际化建设过程中，气候组织也具有借鉴意义。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总部在伦敦，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北京都有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独立注册为公司或慈善机构，总部与其他地区团体间通过法律合同维持关系，内容涉及工作计划协调以及机构名称和商标授权等。
3.3 思想库研究与成果推广
3.3.1 研究类型与研究影响力 根据研究领域的相对集中情况，将环境类思想库TOP10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门思想库和研究领域比较丰富的综合类思想库。通过对比可以发现，11家机构中，专门思想库只有4家(分别位列4、5、6、8)，仅占36％。从这些机构成立的时间来看，综合类思想库的平均年龄为55.4，而这4个专门思想库的年龄为32.5。由此可见思想库的成立时间与思想库的影响力具有一定关系的。但4家专门思想库中，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最值得关注，它成立的时间仅有11年。
3.3.2 研究支撑与成果评价 研究支撑包括信息资源及研究方法等内容。15个科学思想库中有7家拥有图书情报服务机构，主要职能是保存机构成果、收集相关研究领域信息。此外兰德公司还有一系列的专业数据库。本文仅获得了3个机构关于研究方法的信息。日本科技政策所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科学技术分析和指标研究，科技预见方法研究最为突出。兰德公司除了相关数据库和统计数据外，还公开了一些研究工具如健康调查工具等。德国发展研究所在专项研究中主要采用实证方法，特别是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从评价客体来看，评价可分为成果评价和机构评价。针对成果评价，兰德公司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两部分：①一般标准，包括问题描述清晰、研究方法设计与执行良好、数据与假设可靠等；②特殊标准，包括研究综合全面、研究具有创新性、研究具有持久性等。而对机构的评价，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独立于机构之外的评价委员会。
3.3.3 出版物 通过对网页中关于出版物类型内容的分析(即出版物类型词语的频率分析)，可以发现论文(包括期刊、会议和学位论文)、研究手稿、报告、图书、期刊和简报是科学思想库出版物的主要类型，其次是证词、专栏、演讲和情况报道，最后是广播、指标、参考书、小册子和数据库。从出版周期来看，包括了不定时的简报、科学技术发展动态的季度分析、年度报告等。
通过出版物类型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目前科学思想库的重点受众是决策者和科学共同体，并非愿景分析中所提到的公众与政府。说明许多机构在针对公众的产品设计中存在问题，但也有少数机构利用专栏、演讲、广播及小册子等形式针对公众传播其研究成果与思想，如卡内基、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等。
3.3.4 公共交流与Web2.0 科学思想库除了利用出版物传播研究成果外，还通过各种活动和技术来进一步扩大影响。许多机构都采用网络技术特别是Web2.0技术加强与受众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媒体的联系。在所能访问的14个机构网站中，9个机构有机构动态栏目，5家有专门针对媒体的栏目。
图3是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网站中所出现的网络技术：
从图3可知，目前RSS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新闻组，成为主要应用技术。其他Web2.0技术依次为博客、社交网络和播客网站。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未采用上述技术中的任何一种；而卡内基和卡托研究所采用了多项Web2.0技术；以世界资源研究所采用的Web2.0技术最多。这些Web2.0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了弥补了公众出版物的不足。
上述分析虽无法说明这些技术对科学思想库影响力的作用，但反映了科学思想库对网络技术的重视。在这方面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E-mail推送，采用流行检索词等措施。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成立仅11年，就能成为环境思想库的TOP10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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