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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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可转换债券在证券投资市场的表现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低风险的投资品种,近年来日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从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可转债表现良好,整体走势强于股票,体现出了大盘上涨时随之上涨,下跌时抗跌的特点。可转换债券的波动率低于股票,用2000年至2004年10月的日收盘数据计算,上证综指的年波动率为0.21,转债指数的波动率为0.127.
可转债在美国证券投资市场也有良好表现。M晨星公司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可转债基金最近10年年平均收益率为9.29%,接近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9.46%的收益率水平;而最近5年和3年的平均收益(约为5%)均要高出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4个百分点以上,这期间正是美国股市较为低迷时期,体现了可转债基金在弱市中较强的抗跌性;而2003年美国股市逐步由熊市向牛市转变,可转债基金年收益率高达25.31%,体现其在牛市中与股市基本同步上涨的特性。
二、投资价值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纯债券价值的投资分析
纯债券价值作为投资者的收益底线,其未来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市场利率的变化及到期年限的缩短。在预期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有下跌的趋势,市场利率上升,纯债券价值下降。到期年限的缩短,减少了折现的时间,纯债券价值上升。对于不同的企业可转债来说,是否采用浮动利率,以及不同的票面利率、利率补偿率都会对纯债券价值的衡量产生影响。浮动利率能削弱升息对债券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加价值。较高的票面利率和利率补偿率能提高债券价值。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调利率,纯债券价值相应下降。而山鹰转债因有“按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动向上调整,向下变动不调整利率”的利率调整条款,在升息之后立即上调可转债的票面利率,有效地回避了升息所带来的价值损失风险。
债券投资能否安全回收也是纯债券价值投资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稳健是公司偿还债务的保证。国内目前对可转换债券已经实行了信用评级制度,绝大多数可转债有商业银行等担保机构进行担保,且大多数可转债在条款设计中也说明了出现偿还现金不足时代为偿付的机构和方式。因此,国内的可转换债券在偿还方面风险不大。从实际来看,目前没有出现不能偿还的安全。但投资者,尤其是可转换债券中长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财务结构、收入和现金流、偿债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仍不能忽视。这些方面除影响企业的偿付能力外,也对企业未来的股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可转债的投资价值。
(二)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
股票价格是影响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股价的上涨使期权价值增加,进而推动可转换债券价格随之上涨,特别是在超过转股价格之后,距离转股价格越远,则可转债越表现出股性,波动率也越接近于股票。对于股票价格未来趋势的判断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认为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现有的信息,因此根据现有的信息不可能对股价做出预测。B-S理论也是建立在股价是随机波动假设的基础之上,股价未来的波动是随机的。但也有很多理论努力尝试寻找股价的运行规律,如属于技术分析的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股票价格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起到辅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可转换债券不属于短期品种,特别是对于新发行的可转债至少在半年之后才进入转换期,应当从中长期来把握股价的预期。基本面分析通过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将未来现金流用合适的折现率折为现值,以判断当前的股价是高估还是低估。基本面分析注重股市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资金供求、行业状况、及前景、公司财务状况等基础性因素,揭示这些因素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及对中长期趋势的影响,适合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分析。基本面优秀的公司,未来存在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保持业绩的增长,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从而增加可转换债券的投资价值。基本面分析内容繁多,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具体内容参见相关的文章和论着,本文仅以行业为例来做简要分析。遵循价值投资的理念,上市公司行业景气度的提升能带动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进而拉动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推动转债价格上扬。由于铜行业的景气,需求量大增,带动了铜价的大幅上涨,以铜为主业的铜都铜业获得了发展良机,业绩大增,股价上扬,其可转换债券价格达到了140以上的高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0%.从这一角度出发,目前,钢铁行业今年达到了景气的高点,后市预期再度走高的可能性不大,股价上扬机会不多。
对于股价波动率的考察可以参照历史的波动率,结合公司基本面分析和市场热点,来推断未来股价可能波动率。历史上波动率高的公司,得到较多投资人的关注,未来可能持续这一趋势,因而历史波动率可作为参考。若公司未来存在较多的利好消息,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市场热点,则股价正的波动性就大,这将提高可转债的期权价值。另外,从市场经验看,小盘股和低价股具有相对较大的波动率,也就存在更多的机会。
到期年限较长的公司,股价有较多的上涨机会。近几年国内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每年都会上涨的行情。选择到期年限在1年以上的可转换债券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1年以下,例如阳光转债只有0.54年,由于未来股价上涨的机会相对不多,一般不必考虑。
三、价格特征分析
可转债作为兼具股性和债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价值主要由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两部分有机地构成,所以转债的固定收益部分(包括票面利息、利息补偿以及无条件回售价格)和股票的走势对转债的市场价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以转股价格为分水岭,当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格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债性,纯债券价值对转债的价格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当股价远高于转股价格时(不考虑赎回),此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股性,即转换期权价值;当股价处于转股价格附近时,则债性和股性综合体现。不同的股价下对应的市场价格特征如下图所示。其中:转换价值=股票价格×(债券面值÷转股价格)。
因此,在股价低于转股价格时,由于纯债券价值的保底作用,可转债显示出了很强的抗跌性。在高于转股价格较多时,则转债的市场价值略高于转换价值,跟随股票的上涨而上涨,收益与股票相似。
四、套利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波动通常比股票的波动慢,如果股价下跌,转债的下跌会有一定的滞后,而且跌幅更小。如果股价上涨,可转债的上涨也会滞后,涨幅也不如股票,此时可能出现转换价值超过市场价值的情形,折算转换价格(定义见下面公式)小于股价,这一价差的出现形成套利机会。例如铜都铜业在2004年9月17日股价上涨7.45%,收盘价为9.81,而可转债价格仅上涨4.91%,以收盘价计算的转换价值为144.26,超过了可转换债券的收盘价139.94.折算转股价格为9.51,差价为0.3元,出现套利机会。反之,由于普通股并不能转换为可转换债券,所以在折算转换价格高于普通股的市价时,套利行为是不可行的。因此,对可转换债券的套利只能是单向的。
套利策略为:套利者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和现金(股票也可以由转债转换而来),当市场出现套利机会时,套利者卖出股票,同时买入相应数量的转债并申请转股,第二个交易日套利者的持仓变化为:股票数量不变,现金增加。现金增加部分即为套利收益,但由于没有卖空机制,套利者必须承担持股风险,这是单边市场套利所不可避免的。为了发现套利机会,定义如下指标:
折算转换价格=可转债市价/(100/转股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股价-折算转换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率=每股转换溢价×(100/转股价格)/可转债市价
每股转换溢价率也称为套利空间,如果套利空间为负,则不存在套利机会;反之,若套利空间为正,且大于所有的交易成本费用率,则存在套利机会。操作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同时进行,所以组合中股票市值和现金资产的比例大致应为1:1.
一次套利操作需要同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两次交易才能完成,卖出股票的交易费用率按0.5%计算,买入转债的交易费用率按0.1%计算,则一次套利操作总的费用率以0.6%计算。当套利空间大于0.6%时,则存在套利机会,否则不存在。资金量不同,对套利空间的要求不同,实际操作时对套利空间的需求按投资者的资金量大小而定。
套利机会的存在不仅使投资者多了一种获利的方式,同时也直接促进了转债的转股效率。由于目前转债的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不足,所以不适宜大资金进行套利操作。如果转债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套利是值得关注的。
五、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投资工具,其风险收益的特点适合于厌恶风险,却又想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以承受低利率的代价得到股份未来上涨时的获利机会。当然如果是在二级市场买入,则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转换权。综合上述可转换债券定价的讨论和投资的分析,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来把握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一)选择策略
第一,选取可转债实际值与理论价值比值较低的品种。尽管目前市场表现尚未认同理论估值,但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设下的理论估值对于评估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仍具有参考意义。可转债实际价值与理论估值相比较低的品种,可以认为是市场更多地低估了其价值,因而相对风险较低。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对于此类品种,可以进行重点关注。这些可转债有复星转债、西钢转债、营港转债、华菱转债、首钢转债、山鹰转债。
第二,从公司基本面选取重点关注品种。基本面决定了股票的内在价值,是股票价格的有力支撑。成长性良好的上市公司能为未来股价的上扬提供强劲动力,进而促进可转债价格上涨。从行业角度考虑,钢铁行业达到景气高点,股价未来大幅上涨机会不多,减少关注。民生转债、云天转债和歌华转债所处的银行、化肥、有线电视行业未来成长性好,而且公司基本面不错,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选取历史波动率大的品种。对可转换债券的期权价值产生影响的是其期权有效期内的波动率,但历史会重演这句话在很多时候都会显示其正确性,因而在计算期权价值时,用历史波动率来进行估计。有理由相信历史波动率大的品种在未来股价上涨的机会更多一些。另外,小盘股和低价股相对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第四,选择纯债券价值高,有利率调整条款的品种。此类转债给投资提供了较高的保底收益,调整条款的存在使投资者回避了利率变动的风险,锁定收益。在市场低迷时,选择此类转债较为有利。
第五,关注满足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债。对于股票价格位于修正条款所规定修正价格区域的转债品种,股价值一般较低。转债价格受到纯债券价值的支撑,表现出强烈的抗跌性,而且由于存在转股价格向下调整而增加可转债的价值。如华西转债。
第六,到期年限在1年以内的可转债一般不必考虑。
第七,可转换债券价格已高的一般不必考虑。当股价远离转股价格,可转换债券价格一般过高,此时的可转债表现出股性,与股票已十分近似,承受与股票相似的风险,则投资可转债与投资股票并无本质差别。因此,考虑进行可转债的投资,已无必要。如铜都转债,价格达140元,与股票无实质差别。同时,如果股价已高于赎回价,则此类转债的投资价值受赎回条款制约:一方面,约定的赎回价格一般都远小于可转债的市场价格,因此若接受赎回,将产生较大的损失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赎回将产生较大损失,因此绝大多数可转债的持有人采取的策略是在赎回期前将可转债转为股票,然后再出售股票,这就可能使投资者面临在赎回期前可转债集中转股、集中出售对股票价格造成冲击而产生的风险。
(二)操作策略
第一,认购可转换债券。目前,可转换债券的发行都是以面值发行,相对于理论价值有更大折价,而且由于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已逐步等到市场的认同,近期新上市的转债多在面值之上,特别是基本面为市场所看好的转债其上市价格更高。转债的一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投资机会。
第二,在股市行情低迷或未来不确定因素很多的情况下投资。可转换债券在行情低迷或未来极不确定时,有效地控制了风险,把可能的损失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却又不会失去行情转好的机会。但在股市处于牛市当中时,可转换债券的收益明显低于股票上涨的收益,而且可转换债券流通性较差,还受到赎回价格的制约。因此,可以把转债视为防御性品种来进行投资。
第三,纳入投资组合。根据美国市场的研究表明,把可转换债券纳入投资组合,组合有效边界明显上推,在维持风险不变的情况下能提高收益率,或者在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风险。
第四,在套利机会出而又满足条件时,适当进行套利。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上不封顶、下有保底的投资工具,在风云变幻,整体收益不佳的A股市场上独具魅力,尤其在国内证券市场体制不健全,未来存在较多的政策不确定性的今天,更显现出其吸引力。国内可转换债券正处于发展初期,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发行人设计了较为优厚的转债条款,为转债投资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由于投资者不熟悉以及国内没有卖空机制,转债的价值被低估。总体而言,可转换债券的投资面临良好机遇。
投资可转换债券,除了保底的纯债券价值外,投资者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期权价值之上,作为买入期权,最终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标的股票价格上涨的多少。因此标的股票价值的分析成为关键,而基本面分析在股票价值的分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本面分析也就成了在可转换债券投资中取得好成绩的必修课。
六、结论
本文通过可转换债券价值进行投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在规定条件下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企业债券。它具有在获得债券保底收益的同时,分享企业增长成果的特点,成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投资工具。
第二,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构成了可转换债券价值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两部分价值影响因素的深入了解成为理解可转换债券价值的重要内容,可转换债券的条款对转债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其中,期权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在可转换债券价值构成的基础上,得出计算模型:可转换债券的价值=纯债券价值+期权价值,期权的价值的计算以B-S模型为核心。
一、发展中的中国期刊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我们知道，中国期刊同其他媒介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许可证制度确立了政府几乎是其惟一的投资主体和营运主体的地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包括期刊在内的中国传媒业如何有效地与市场结合，并通过产业经营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迹象表明，期刊有望成为传媒业内率先得到突破的媒介。宏观面上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理解商机，抓住商机。期刊业的商机到底在哪里？其实从期刊营运环节与要素组合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一）期刊发行：可供分享的盛宴
期刊发行是组织期刊流通、介于期刊制作和消费之间的特殊环节，它具有沟通期刊产销信息、调节市场供求的特殊作用。期刊发行上影响出版，下带动广告，它对期刊发展具有的促进与制约作用极为突出。期刊发行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不断增长的期刊消费需求为投资期刊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农村该指标分别降至37.9%、47.7%）而发生改变，这将使居民对期刊等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期刊业发展与我国人口规模及其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反映在期刊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标上，都亟待优化与增长。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期刊总印数289469万册，人均占有量仅2册多，而2000年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册以上，美国为15册，日本在20册以上。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间，期刊消费市场将快速扩容，期刊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期刊发行市场的投资潜力巨大。
其次，期刊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期刊社的发展迫切需要为投资期刊发行网络提供有效的业务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一直呈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在1981至2001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从2801种增至8889种，20年增长2.17倍；即使在1991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也增长了46.8%。近3年来在其他媒体不断被整顿、压缩的时候，中国期刊品种却分别保持2.35%、6.57%和1.88%的增长率，总印张分别增长21.17%、3.37%和0.88%。目前，中国期刊经营主要依靠发行维系，发行数量大小成为决定期刊社兴衰成败的核心指标。对于众多中小期刊社的经营者来说，他们最关心最头疼的是如何突破时间与空间束缚，将自己的期刊分销到目标读者的问题。一些期刊社也曾尝试建立自己的独立发行网络，但结果是：既超出自身能力许可又因重复建设造成行业资源浪费。为此，业界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结构完善、组织合理、内外统一、网络健全的全国性社会化期刊发行体系。事实上，期刊发行网络虽然投资规模较大，但其投资风险较小。它如同广播电视的有线网络一样，是传媒基础产业，然而谁一旦拥有强大的网络，谁就会成为期刊追捧的对象，也就拥有期刊市场的霸主地位；谁控制发行网络，谁就掌握了期刊发展主导权。（见表1）
表1中国期刊分类情况一览表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2002》数据整理
表2部分国家期刊营业收入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国际期刊联盟(FIPP):WorldMagazineTrends2000/2001
（二）期刊广告：正在做大的蛋糕
期刊特性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使期刊成为商家必争的广告载体。由于期刊具有文化性、专业性、可保存性和读者群的集中性，它在传递信息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增强针对性，期刊总是要选取特定的受众群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注重这一细分市场的研究，从形式、内容、营销通路尽可能贴近、满足这部分受众的消费需求与偏好。在期刊品种中，综合性期刊所占比重较低，而大量的是专业性、专门性的期刊。2001年中国综合性期刊仅占5.85%，而专业性、专门性期刊为94.15%。（见表1）市场竞争加剧使商家在广告媒体选择与投放上更加理性，他们更加注重不同的媒体广告组合以形成立体的广告效果。商家正是看中期刊的上述特性，选择制作精美、读者青睐、服务完善的期刊作为其展示企业形象、传递商品信息的重要广告媒体。世界发达国家的期刊已经成为广告的重要载体，期刊广告在媒介广告营业额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5%-20%，美国高达20%-30%，一些大公司、跨国公司与知名的期刊大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广告业务关系。美国福特、通用、IBM等50家大型企业将期刊广告看做宣传品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他们每年对期刊广告的投入占期刊广告营业总收入的40%左右。在期刊赢利构成中，期刊发行利润逐步让位于广告利润，广告收入从而成为期刊发展的经济支柱。（见表2）
中国期刊广告业在稳步中增长。期刊经营必须依靠发行与广告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方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收益，这种观念近年来已为业界所接受，并产生了诸如“生存靠发行、致富靠广告”的说法。但是，多年形成的期刊生存主要依赖发行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广告收入在期刊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甚低，在全国广告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甚小。如1998年中国期刊广告营业总额仅为8.9亿元人民币，只占全国广告市场份额的2.32%，还不到美国期刊营业额的1%。2000年中国期刊广告收入也只有11.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期刊广告的特殊地位逐渐为商家认同，期刊广告收入随之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以北京市场为例，2000年期刊受众关注率较上年增长4.25%，仅次于互联网4.9%，远远高于报纸、广播、电视，在此基础上广告营收也较上年增长49%，是各种媒介广告增幅最大的。期刊分流广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其实，中国期刊广告正处于全面提速阶段，其“钱景”值得重视。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期刊广告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对此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中国2000年GDP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美国为98729亿美元），如果中国期刊广告也能达到美国期刊广告营收的10%（美国为177亿美元），每年就有约14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即使中国期刊广告收入只做到美国的5%，每年也有70多亿元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9.4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仍在延续。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产业发展与企业繁荣，企业的兴盛也将带动期刊广告的进一步繁荣，期刊广告市场已不再是理论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三）期刊增值服务：潜力无限的投资空间
强大的期刊产业离不开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务业。长期以来，在政府主管主办的体制下，中国期刊实行条块分割，采、编、印、发、研各个环节内部承揽，“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内容单调、重复、陈旧，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对市场变幻反应迟钝。近年来，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总体要求，国家相继将报刊从政府部门垄断意识的温床中揪离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场的中国期刊则必须面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为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期刊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社会化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他们将自己办不好、也没有能力办好的生产服务工作交由社会服务机构完成。这种外协式的社会化增值服务涉及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化的期刊增值服务提供商严重不足，仅有数家机构无论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还是市场覆盖面、服务效率都极不令人满意，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着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增值服务业还是一片空白，投资机会多多。
二、投资中国期刊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确立为期刊产业大规模并购埋下伏笔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期刊业经营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办、大包大揽由政府宏观调控、期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方面转变。在转变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更新、专业分工、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期刊所拥有的竞争实力与市场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向强势期刊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如《读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大户），“马太效应”也将更加突出。从平均期印数来看，25万册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为150种，2000年156种，2001年137种。尽管它们分别仅占当年全国期刊总数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数分别占了全国期刊期印数的44.73%、46.06%和42.2%。（见表3）
表31999-2001年中国期刊业市场集中度(CRn)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资料整理
表4期刊三大发行系统对比
附图
表5国际数据集团(IDG)报刊投资构成
附图
表62000年美国畅销期刊排行表
附图
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强势期刊的带动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进入方阵的1518种期刊中，双效重点期刊1154种，双百期刊192种，双奖期刊107种，双高期刊65种。方阵工程的正式启动宣告长期以来中国期刊均衡发展格局已被打破，国家将给予17.07%的入选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励其通过组建期刊集团等方式进行扩张经营，做大做强；而未入选的、占总数的82.93%的7371种期刊，其未来经营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生存考验也才刚刚开始。照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期刊业产业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时期，也是期刊大规模的并购时期。少数拥有市场、拥有品牌、拥有资本的强势期刊将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编”、“消化”弱势期刊，真正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大量势单力薄的期刊将被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传媒产业集团托管、兼并或收购，成为这些传媒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场。
（二）期刊生存突围为投资者进入期刊产业准备了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财政支持的减少直至取消已将中国期刊逼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期刊逐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期刊体系，但是中国期刊业是在基于数量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是粗放型的增长，绝大多数期刊个体实力羸弱。据资料显示，发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过8成的为生存型，这些生存型期刊基础差，积累少，苦苦支撑，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1999年真正赢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发行量在几千册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不足1000册。2000年中国期刊市场规模仅为87.46亿元，即使经营比较成功的期刊，其营业额只在2亿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期刊就必须面对市场，特别是来自境外传媒机构的竞争与挑战，其境况着实令人忧虑。无论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赢利水平，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中国期刊都无法与期刊强国相比，整体实务相当弱小。为了支持期刊业的发展，政府尽管对期刊的财政补贴每年仍维持在3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发展所需，这种补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况且距彻底的财政断奶已经时日不多。
资本缺乏是中国期刊业发展面对的现实难题，“资金饥渴症”是期刊业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专有权即将到期，而资金又缺乏，其内心深处的苦楚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对“政策边界”的理解在艰难中开始模糊。近年来，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为——主动争取业外资本加盟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种可以被称做“生存突围”的特别行动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对“生存突围”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但非刊社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无疑正在成为推动期刊新一轮发展的三大资本力量。管理部门欲说还休的态度不仅延长了业外资本与一些期刊结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与更多、更大规模的业外资本的结合有了看齐的样板。看来，“实践探路、政策规范”的资本结构整治路数将再次上演。
三、中国期刊产业重点投资机会分析
（一）期刊发行
1.现有期刊发行系统的简要分析
当前，我国期刊发行集合了三股力量：邮政发行系统、社办发行系统和民营发行系统。（见表4）其中，邮政是期刊发行的主体（主渠道）。邮政发行是建国以来我国期刊发行一直沿袭的流通模式，应当说邮发途径是适应计划经济时期期刊业发展需要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期刊实施产业经营以来，邮发已经无法适应期刊发行特别是增值服务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传统体制约束严重影响了邮政开拓期刊发行市场的能力。邮政发行长期局限于以目录征订为特征的期刊订阅市场，而在期刊零售市场难有较大作为，由此造成邮发期刊数量徘徊不前，邮发渠道制约着期刊业的发展。同时，与读者便利性、随机性的期刊购买行为更是格格不入。二是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邮政虽有自身网点优势，但其现有人才、技术结构和信息加工手段都无法提供期刊所需的增值服务。期刊社从邮政得到的是期刊发行数字，对读者情况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建立读者网络、开发读者市场。三是邮政垄断发行造成产销双方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对于期刊社来说，邮发不仅发行费率高，而且回款慢，影响期刊资金供应，造成期刊经营资金短缺；对读者来说，因无法获得订阅折扣，致使期刊消费成本逐年增加，极大地影响期刊订阅数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期刊社给予读者的订阅折扣一般都在20%左右。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拓宽期刊发行通道，从而提高中国期刊流通效率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整合如此分散的力量与如此分割的市场？从实力和条件来看，新华书店、大型社办发行机构、民营投资者和境外机构都可能在此有所建树，对此人们关注着！（见表4）
2.期刊发行体系模式
中国期刊发行市场网络建设目标是打造集批发、零售、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于一体，传统门店交易与网上交易相结合的综合流通服务平台。发行网络建设必须坚持走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含量、大通道运行、广地域覆盖、连锁化经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发展道路，通过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手段，切实提供期刊流通服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期刊业发展的流通瓶颈。
构建全国一网化的现代期刊发行网络体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设和分阶段建设两种途径。一次性建设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从而产生对行业的巨大吸引力，其对行业发展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将得到充分表达，其对行业的信息导航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大增加筹资的难度，网络分布宽可能增大管理难度，人员素质与系统要求可能产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径即在确定基本规划的基础上，以可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分步骤、分区域建设。如它可以是通过战略联盟联结各地松散的期刊发行网络，使之逐步形成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以股权置换、产权交易为手段组建股份制期刊营销集团，以资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优势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网络形成的滞后无法有效扩大期刊发行量，从而降低自身对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规模发行网络不能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无法排斥其他竞争者进入，从而增大投资的风险。
（二）期刊广告
1.期刊广告经营的政策背景
期刊出版领域是政府管制非常严格的部分，没有获得期刊出版权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进行期刊出版活动，否则被视为违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媒介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政策。根据规定，报刊新闻业务部门融资活动仅限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而经营业务如报刊印刷、发行、广告等部门经批准可以吸纳业外资本组建股份制企业，这为业外资本（包括外资）进入传媒广告业开辟了“安全”通道，期刊无疑也从中受益。其实，在该政策出台之前，已有业外资本进入期刊广告经营板块，最为成功的当数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期刊业的国际数据集团(IDG)，它已介入15种期刊（报纸）广告经营并取得不俗业绩，其成功运作值得关注与借鉴。（表5）
2.期刊投资品种的选择
费斯克在其金融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分析中关于电视节目—电视观众—电视广告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同样存在于期刊经营之中，期刊形成了内容—影响力（读者）—广告的有机体。尽管业外资本尚不享有期刊的内容编审权，但通过提高内容质量扩大发行量从而带动广告却是绕不过的弯，一本内容丰富、制作一流的期刊总是能够得到更多商家拥戴的。因此，投资者对所投资的期刊品种选择和内容经营尤为重要。
在就中国畅销期刊作出评介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畅销期刊类别。根据美国权威的SRDS分类法，美国期刊分为消费性期刊（供非专业、非学术人士阅读）和商业性期刊（专业型、专门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为最为畅销型的美国期刊。
中国哪些期刊最为畅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能单纯从发行量的大小判断。与美国杂志完全依靠市场发行不同，中国一些发行量大的期刊是党政机关刊物，其发行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与市场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企业广告投放量和读者购买情况来对市场畅销型期和作出综合判断。从表7中我们发现，中国读者最青睐的期刊与美国读者的期刊消费偏好具有相似性。这些期刊无疑值得投资者关注。
（三）增值服务领域
由于增值服务不涉及期刊采编宣传业务，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垒，为政府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期刊增值服务投资领域主要有：
1.资讯提供
期刊吸引读者的是内容，期刊资讯提供商通过调动社会化的智力资源，培育信息源（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团队），组织选题策划，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
表72002年1-6月中国期刊广告营收20强
附图
资料来源：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数据
2.管理顾问
针对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实际情况，投资者通过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化期刊管理团队，针对不同期刊的要求开展专项管理会诊断，提供管理辅导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配合期刊社开拓营运思路、创建制度规范、提供实战指导、推荐职业管理者、策划师、出品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3.投资融资
针对中国传媒产业投资主体单一、资本缺乏、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在扩大期刊资本来源、促进资本多元化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为期刊发展提供投资、融资信息与服务，扩大资金来源，解决期刊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成立机构，选取部分期刊进行战略性投资，甚至对部分期刊进行托管，促进中国期刊业购并与重组。
此外，在经营策划、市场调查、教育培训、外贸、会议展览等领域投资者亦大有作为。
四、投资中国期刊业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在当前政策背景下，投资期刊业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政策风险较大。因此，应当采取突破策略，即从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最小的领域着手。在介入期刊类别上，不妨选取时尚类、经济类、生活类、行业类和影视类等作为突破口，根据政策变化逐步涉足新闻时政类期刊；在经营环节上，宜从分销服务、增值服务作为切入点，逐步向版权提供、项目合作发展。当前，业外资本（含境外传媒集团）进入期刊业大多通过授权进行版权提供、栏目合作和租用版面等方式，以期逐步过渡到实质性的资本合作，应当说此种手法是稳慎的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大投入策略
同其他媒介一样，小舢板式的期刊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小，期刊经营正在进入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无产出时代。这些大投资主要用于市场导入，如招募专才、培育品牌、建设营销通路、培养读者与作者等。一本具有高知名度的期刊就如同一台印钞机，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是丰厚和稳定的。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刊、大社，但它正说明通过大投资在“百刊混战”中造就名刊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YearbookAustralia.2007.Australia:Canberra,2008.
商务部《2005-2008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人民出版社。
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
张瑞杰：《五矿收购OZ澳大利亚终开绿灯》，《法制晚报》，2009年4月25日。
邱闯：《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引人瞩目，增大了投资管理的难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底达到10663万亿美元，粗略估计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部分规模将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比挪威和新加坡两国外汇储备的总量可能还多（挪、新两国外汇储备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
如何把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与国家的战略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结合？外汇储备的投资，下一步需要将投资领域延伸到有价证券以外，注意对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配合，既分散了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买什么涨什么”的情况。从国际范围内看，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在资产的选择上都涉及到很多关系本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而日本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和货币的多元化，参考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适当配置。外汇储备在最终使用时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国际支付能力，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安全性也在于保障随时可用的国际支付能力。国际上，挪威央行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将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的外汇储备长期资产配置到42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31种货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未来投资管理外汇储备长期资产时，完全可以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
外汇储备的投资不应出现“二次结汇”的要求，而是应当要求以外汇运用为直接目标，以免重新增大外汇储备增大的压力。中央汇金公司在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注资中，实际上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注资的机构往往需要对这些注入的外汇进行结汇来进行运用，否则会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下一步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应当重点强调外汇的直接对外运用。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各方都在寻找良策。笔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运作机构不难，但是真正改变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足矣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付外部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两千亿的速度暴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很大程度上它的贸易顺差是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资本项目上虽然有所开放，但总体来讲仍是封闭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仍然非常庞大，而如果把与政府相关联的资本项目扣除，资本项目也呈结构性顺差。此外，还有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近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上扬，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仍实施控制，不希望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规模地买入外币，释放人民币。近年外汇储备的暴涨已经超出了外汇储备本身的概念，而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运行架构的一个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只为应付不虞之时短期外债和进口的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有3600亿美元就足矣。一万亿美元，与其说是外汇储备，不如说大部分是超额储备。
外汇收益回报有待提高
在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来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回报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并且为之提供了高达双位数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又放在回报不超过5%的外国政府债券之中。
对于一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本意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和偿还对外借款需要，通常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外储管理应该符合三个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以及效益性（也有称作“盈利性”），这三性原则一直是外汇储备的金科玉律，必须得到贯彻和满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便是主要放在流动性极强的外国国债上。
但是对于超额储备的部分，笔者认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遵守上述三性。部分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比较进取的投资策略，提高回报。1万亿美元的外储中，扣除3600亿的正常储备需要，剩下有近6400亿美元的超额储备，而这部分储备目前由于大量投资于外国国债，回报不足5%，如果通过有效的投资策略，将这部分外储投资回报提高两个百分点，达到7%的水平，中国每年将多获得128亿美元的收益��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过去十年，海外基金的平均回报是9%。
根据官方公告，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665.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仅349.85亿元）。换言之，如果超额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管理，即使其收益率只提高两个百分点，每年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便可以增加21%。
谁执外储牛耳
要让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的管理，使其“有所作为”，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由谁来协调管理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外汇储备的性质和国库资金不同，这笔钱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
第二，这笔外汇是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而买入的，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它既拥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同时也要承担与此相关的人民币负债，因此这笔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收回人民币，同时将这些储备释放出去，所以不能把这笔钱简单地纳为国家资产。
究竟超额外汇储备由谁掌管？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成立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隶属国务院，但是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因为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种做法是，由财政部牵头，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今后吸纳外汇的资金来源由央票发行改为国债发行。
投资策略须慎重
关于这笔资产如何投资，时下争论相当激烈。毫无疑问，资金需要分散风险，同时提高回报。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运作特点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其流动性将成为第一障碍。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将一部分外汇分散成持有黄金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说，在价格敏感的黄金市场上，买卖10亿美元的黄金根本做不到，何况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黄金持有，就是上百亿美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运作，在现货市场上买进卖出实际上很困难，散户买卖根本无须顾及价格，而超大资金运作本身便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许多目前所讨论的投资策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一旦中国开始进行资产投资分配，相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以猜测和跟随中国政府投资而动来牟利的对冲基金。中国购买海外账户必须涉及政治敏感性。中国在2006年到处谈判，但并购成交项目少之又少。新加坡是政治中立国，淡马锡在收购海外资产上，比中国公司有利。
外储问题涉及政治智慧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9]齐林.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及其优化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2003，6：71-72.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二、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根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用于医疗保健的投资;用于正规教育的投资;用于在职培训的投资;用于成人教育的投资;用于个人和家庭为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进行流动的投资。我国学者将上述理论归纳为医疗保健的投资;教育的投资;迁移投资。研究认为“教育的投资在整个人力资本投资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头等重要的投资。因为健康投资使人得以存在,以及智力、精神活动的必要前提,所以,医疗保健投资是其他两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从健康投资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本所提出的医疗保健投资是“通过对医疗、卫生、保健、营养等进行投资,以此来恢复、维持或改善、提高人的体能(体力和精力),增进健康水平,这种投资方式恰恰是最经济、最有效、最快捷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低水平生活导致健身观念淡薄
按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家庭的尺度,企业职工均在60%以上,属于贫困线,属于体育低消费群体。研究表明,收入与消费关系十分密切。(见表1、2)
统计结果证明,企业职工收入与体育锻炼的内容、目的、地点、时间、次数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与锻炼目的、锻炼次数非常相关。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越优越,体育消费的投入的比重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除此之外,人们的体育习惯、生活节奏、余暇时间、体育观念、社会环境等都与体育消费有关。应该说,体育消费行为既是生活水平的缩影,又是人们体育健身观的折射。
2.不良心态影响健身观念形成
调查显示,企业职工有矛盾心理占15.5%,压抑心理占18.4%,挫折心理占6.4%,消沉心理10.6%,疑虑心理5.1%,其他心理状态的365人,占43.6%。
体育作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安全阀”“社会竞争缩影”,改革开放带来社会体制、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变化,同时也产生许多矛盾。据社会学专家研究,除了必要的道德和法制教育外,体育可以起到缓解、宣泄、减少下岗浪潮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各种矛盾的作用。
三、结论与对策
1.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再就业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因素和能动因素,发展体育运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学角度,体育锻炼要占用一定的时间,之所以强调体育健身的作用,是因为可以理解为体育是一种旨在追求未来效用的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从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体育锻炼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它投资的意义在于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因此,从人力资本配置的需要寻找合适的物质资本,最大限度的优化实现自身的价值,较好把握从新配置人力资本的再就业机会。
2.调整不良心态,拓宽人力资本运营的空间
现代企业职工压力大,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态,都发生的很大的变化,由于种种不良的心境,导致无形中缩小就业的渠道,缩小人力资本运营的空间。体育的社会情感功能是与人的社会心理稳定性直接有关的,通过体育服务工程进行情感解困工作,调整不良心态,使之产生和形成与社会一致的心理。因此,企业职工应主动适应社会和家庭环境,把就业看成是一场智力、体力、心理上的竞争,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挖掘潜能,面对机遇,迎接挑战。
3.树立健康观念,加速人力资本投资
要树立健身观念,消除健康投资是一种简单的消费支出的旧观念,主动积极的进行健康投资,同时要积极参加培训,要主动锻炼、学习、更新知识,提高技能,丰富自身的人力资本,为创业储备本领。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企业职工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存量的增加,意味着“生病时间”的减少和“健康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创业的基础储备增加,从而有利于产出增加,个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此,这种投入是有效的投入,也是一种成本性投入。企业职工自身还应从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素质的需求,来提高对健康投资的认识。
4.发挥体育的健身作用,开展“体育服务工程”
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以体育作纽带和桥梁促进创业工程实施,吸引广大企业职工参与,以达到关心引导、交流情感、开阔渠道、稳定大局的目的。“体育服务工程”的内容包括:体育进万家活动;与企业职工联手健身活动;多帮一、多带一健身活动;健身广场活动;健身小区活动;健身家庭活动;社区体育竞赛等项健身活动。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体育服务工程”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融合的社会氛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京),1998
[2]倪同云:大众体育发展趋势的研究[J].体育科学,1998
[3]吴国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4]梁进等: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经济学研究与对策[J].体育科学,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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