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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面临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必须反映这一事实，适应客观需要，进而在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4]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出现法律冲突的过程，因此国际私法作为调整跨国民商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发展趋势，尤其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一系列进程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际民商事交往，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因之而得到了发展，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一、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渊源不断充实，性质在慢慢转变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调整范围最初仅限于婚姻、家庭、物权、行为能力、合同、侵权等领域，而且其内容也基本局限于冲突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民商事交往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国际民商事关系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出现了新型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如国际票据、国际信托、国际证券、国际产品责任等等关系。而且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也有了很大发展。在国际立法方面，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二战前六届会议中制定的公约，仅限于婚姻、家庭及民事诉讼程序方面有限的几个问题，而第七届会议以后，已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国际民商事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程序问题。[5]这些新型国际民商事关系及争议解决机制的出现，充实、丰富了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种类，也丰富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使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较之以往不断扩大，这是全球化的影响，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随着国际私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国际私法的渊源也不应再局限于冲突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统一实体私法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使国际私法的渊源不断丰富，不但包括冲突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规范和仲裁规范，而且还包括统一实体私法规范。国际私法应包括统一实体私法规范，其原因一是在于冲突法规范和实体法规范在国际私法的不同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冲突规范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在改造冲突规范本身的同时，通过实体法规范可弥补冲突法之不足；三是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它归属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去，没有必要为了保持国际私法的“纯洁性”而砍掉统一实体法部分；等。[6]国际统一实体私法的出现是国际私法追随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国际私法发展的自然进程，是国际私法发展日趋完善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7]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的渊源更加丰富，恰如韩德培教授的“一体两翼”理论描述的那样：“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那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具体到国际私法上，这种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包括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8]
目前国际私法的渊源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各国冲突法体系的内部改造以及冲突规范的统一化加强，统一实体法所占领域进一步拓展，而且多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国际惯例日益受到重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当事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引用；直接适用的法地位上升，是国家干预经济以及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需要；而现代商人法的崛起，更拓展了国际私法的渊源，使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趋于多元化。可见韩德培教授的“一体两翼”理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可能会增加新的内容，如现代商人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私法的范围不断扩大，渊源不断充实，国际私法的性质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正在逐步由此可以看出国内法性质向国际法性质演变。国际私法最初是国内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不应局限于此，它应有所发展。国际私法的整个发展过程将是从国内法向国际法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国际私法越发达，其国际性因素就越强。[9]国际私法现在主要是国内法，将来必定会成为国际法。[6]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也是全球化发展推动的结果，因为全球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国际化。
但也要意识到，到目前为止，国际私法无疑已完成了由国内法向兼有国内法和国际法性质的转变，但要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国际法，尚存在两种障碍因素：其一是，统一规范从其通过程序来说虽带有国际法的性质，但并没有国际审判组织，因此即使缔结了统一法公约，也会由于它由不同的司法机关适用，因而并不能保证它在适用上的统一性；其二是，各国在冲突法领域虽可达成统一，也因它指引的实体法往往是各国的国内法，而各国国内法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而在实体法领域，由于它尚不能在所有民商事领域达成统一，它总会留有空白，这些又只能借助冲突规则确立的国内法来解决。因而国际私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会完全脱离国内法制度。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趋同化进一步加强，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性质将会进一步加强，而趋于以国际法为主要性质。[10]其最终的性质将会是国际法，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内容的集中化、成文化和趋同化比较明显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时代正式形成，国际私法的立法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呈遍地开花之势，一大批国家和地区相继颁布或修改了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譬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突尼斯、德国等。而晚近国际私法立法其内容的集中化、成文化和趋同化比较明显。在集中化方面，近年来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已抛弃了早先的分散立法方式，而是朝着集中、专门规定的方向发展，对国际私法规范集中、专门、全面、系统、详细、明确地加以规定，特别是以国际私法典或单行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各国新颁布的国际私法立法，已有总则和分则之分，而在分则中，有的立法又分别就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规定。
国际私法的作用在于协调不同的法律体系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不同政策，找到解决或消除它们之间在规范国际民商事活动上冲突和矛盾的方法。因此，不但许多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都致力于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工作，而且为解决法律冲突和管辖权冲突、发展彼此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的双边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广泛的重视。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的国家，还在国内立法中十分注意吸收和采用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据以改善自己的法律制度，积极创造能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软环境。[10]所以完全可以肯定，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统一冲突法、统一程序法不断增多。从事统一私法制定的国际组织不断增多，而且统一私法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扩展到信托、、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民事诉讼等新的领域。再者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批准或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使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际私法的趋同化。
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各国国际私法更多地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规定，晚近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尤其如此。譬如在总体结构方面，大多包括总则、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几方面；在冲突法立法方面，大多采用一些较灵活的、有选择性的冲突规范或对其采“分割”的方法以改变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特点；在确认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时，首先适用有关的国际条约，而且接受国际惯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等。国际私法趋同化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全面发展而迅速加强，其趋同化趋势已在众多的国际条约以及国内立法中得到体现。
三、全球化时代法律选择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得以结合、适当性增强以及法律选择方法多元化
在国际私法立法或法律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传统的追求法律适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结果的一致性；另一种倾向是晚近的强调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当性。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基于欧洲大陆法的理论逻辑思维，多采用一些固定的、客观的联结点来选择法律，强调法律适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结果的一致性，并且主要是一种管辖权的选择方法，法官事实上选择的不是某个具体的规则，而是一个具有立法管辖权的国家，这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僵固性和呆板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冲突法革命对传统的冲突法理论展开了批评，认为传统的冲突法是僵固的、机械的、呆板的，不能实现个案的公正。因此，他们甚至主张抛弃冲突规则。几十年的发展证明，美国现代冲突法革命中的偏激派主张固然不可取，但传统的国际私法确实有值得改进的一面。从晚近有关地区及欧洲大陆各国立法来看，上述两种价值取向逐步走向调和，国际私法立法正向兼顾法律的“明确性和灵活性”方向发展。[11]
法律选择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立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已全面形成的晚近国际私法立法这种法律选择的明确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更为明显。具体来说，其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欧陆法律选择规则与英美法律选择方法的结合，如许多国家接受“特征性履行”理论作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方法，又在立法中专列条款对如何确定“特征性履行”作出具体规定；其二是通过增加连接点的数量、设立补充性连接点、对同一案件采“分割”方法规定不同的连接点等来“软化”冲突规范，以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其三是采用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来确定准据法的主观性冲突规范作为对以客观事实、行为、场所等作连接因素的客观性冲突规范的补充，使两者得以结合，以求得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其四是有利原则的应用、例外条款的广泛接受、直接适用的法的大量出现以及在反致制度上的有条件接受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私法立法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理论上的争执，而更着眼于法律选择上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以及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民商事争端。
由于法律选择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法律选择的适当性增强了。在法律选择过程中，由于利益分析、政策定向和结果选择等法律选择方法受到重视，以及在立法中强调男女平等、保护消费者、劳动者以及弱者，故法律选择的适当性大大增强了。[12]这既是全球化时代公平、正义观念的要求，也是国际私法追求自身价值之体现。法律选择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以及法律选择适当性的增强，克服了传统冲突规范适用的僵硬性，使得冲突法在解决实质正义与判决结果一致性的关系上有所进展，并逐步注重个案解决的公正性。
与法律选择的明确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法律选择的适当性增强相适应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趋于多元化。传统国际私法以强调“优位”为主，在法律选择上多适用内外国的冲突法以及统一冲突法。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际社会本位观念以及全人类利益的导入，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趋于多元化而不再局限于冲突法，其表现是除传统的冲突法选择方法外，统一实体法、直接适用的法及现代商人法以至于公法在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并显示出良好势头。
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正日趋多元化。多元方法的存在是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应该维持和发展多元的方法论。一方面，把国际私法的调整方法只是局限在冲突规范的方法中，是不利于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一种新的法律选择方法的出现总是经历一个变异-组合的过程，并能为国际私法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若以出现这些新的法律选择方法为由，完全排斥和否定冲突规范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总而言之，国际私法的发展需要法律选择方法的多元化。[13]
四、结束语：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对策
中国目前的国际私法法规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分散于多个单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总体上是符合当时计划经济要求以及对外民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的。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更进一步、更大程度上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目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国际私法立法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需要。
而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在近二十年来更多地参与和融入了国际化的进程，更多地承担起了国际性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中国国际私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与西方日益接近。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运动。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国际私法向何处去？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又该作出何种回应？是被动等待，还是积极融入？这应当是致力于中国国际私法建设和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并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14]故面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已落显滞后，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笔者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尤其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顺应国际私法立法集中化和趋同化的趋势，加快我国国际私法法典的制定工作。在法典中可采世界各国较通用的法律选择方法，同时针对中国特色作一些特殊的规定，做到趋同化与民族化的结合。在法典结构上，可采总则、分则两篇，在分则中就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规定。在这方面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典时加以借鉴、参考。有了一个成文的法典，能为当事人在从事国际民商事行为时提供指导作用，有利于对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2.在具体法律选择方法上，可采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等灵活性的选择方法，同时明确指出其适用的限制、确定最密切联系时应考虑的连接点以及具体的较特殊的民商事行为的法律选择规则，做到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以与国际接轨。同时强调保护弱者，以增强法律适用的适当性。
[关键词]域名抢注；ICANN；UDRP；域名争端解决机制
Abstract:AfteritstakingoverofNSI''''schiefgovernorroleintheglobaldomainnamesystem,ICANNadoptedtheUniformDomainNameDisputeResolutionPolicy("UDRP")inlate1999.Now,afternearoneyearoperation,UDRPhasbecomethemainmeasureofdomainnamedisputeresolution,anditisusedasapowerfulweapononcombatingdomainnamecyber-squatting.ChineseenterprisesshallmakegooduseofUDRPtoprotecttheirlegitimaterights.ChinashalltakeUDRPasagoodmodeltoimproveherowndomainname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
KeyWords:domainnamecyber-squatting;ICANN;UDRP;
domainname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从NSI到ICANN：全球域名管理体制的变革
互联网络起源于美国，其早期的使用者主要为美国的军事、国防、教育和科研机构。为了对联网计算机进行管理，被誉为互联网络先驱的乔纳森·波斯特尔博士(Dr.JonathonPostel，1943~1998)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设计了现行域名与域名系统。
1992年末，由于域名登记和维护的工作量逐步增大，波斯特尔博士所属的国家科学基金(NSF,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与美国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NetworkSolutionIncorporation，下称“NSI”)签订合作协议，从而将互联网络中不涉及军事用途部分的根域名服务器的维护权与开放性通用顶级域名(含.com,.net与.org三类域名)的登记权授予NSI。
然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原先由NSI一手把持的域名管理体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络的商业化，NSI逐步将域名的注册与管理权这一通过公契约取得的合同权利转变为由美国政府授予的自然垄断权力。不仅自1995年秋季起开始向域名申请收费，而且还试图对其所维护的域名数据库主张知识产权权利，尤其在1996年NSI融资6,000万美元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后，其伴随网络经济的热潮每年从域名注册中获得的逾1亿美元的巨额利润更是引来了国际社会的非议和美国司法部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逐步认识到凭借其一己之力无法对具有高度离散性与跨国性的互联网络施行有效控制。为了顺应这一潮流，美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公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方案》，决心放弃对全球域名系统的垄断，并责成美国商务部以既增进竞争，又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对域名管理体系进行改革。1998年6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名为《网络域名和名称管理》的政策声明白皮书，正式决定在保持现有域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将美国政府对域名系统的管理权逐步移交至民间非盈利的国际性组织组织①。
为此目的，作为互联网络自治管理机构的互联网络名称及编码公司(ICANN，InternetCorporationforAssignedNamesandNumbers,下称“ICANN”)于1998年11月正式成立。ICANN是一类特殊的实体，虽然名为公司并且有董事会，但却没有投资者不以盈利为目的；虽然注册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但却不隶属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性国际组织。它的成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互联网络是国际性的网络，不受任何国家、个人以及组织的控制[1]。
ICANN的成立为全球域名管理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楔机。
一方面，通过与美国商务部及NSI于1999年9月签订一揽子备忘录及协议，ICANN终结了原先NSI对于域名注册的独家垄断局面，接管了域名主服务器的管理权，确立了其作为互联网络最高管理者的地位。同时，ICANN还将顶级域名的注册权利下放并引入竞争，域名申请人可自由选择任何一家经过ICANN评估认可，并与ICANN签订委任协议的委任注册公司(AccreditedRegistrar，例如NSI等)进行.com、.net和.org等三类顶级域名的注册。
另一方面，为了促使各委任注册公司以质量、价格、服务和技术取胜，而不是利用各自不同的注册制度和争端解决规则成为域名抢注者生存牟利的避风港，ICANN致力于寻求域名政策的全球协调。自成立伊始，ICANN即会同美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咨询，征求WIPO对于域名系统的改革意见。1999年4月30日，WIPO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正式通过一份题为《互联网络名称及地址的管理：知识产权议题》的政策建议性报告[2]。ICANN正是以该份WIPO域名报告推荐的统一争端解决程序为基础蓝本，最终制定了本文所讨论的《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
二、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简介
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UniformDomainNameDisputeResolutionPolicy，以下按其正式缩写简称为“UDRP”)取代了原先由NSI制订和执行的《域名争端规则》(DomainNameDisputePolicy，以下简称“NSI规则”)，并适用于现已存在和日后将被注册的一切域名。UDRP和NSI规则两者的名称原文虽然十分相似，但相互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
(一)原有NSI《域名争端规则》的不足之处
NSI规则是在NSI把持对域名注册和管理垄断权的背景下，由NSI制订的解决域名注册者和商标持有人之间域名争议的程序。NSI规则先后经历了数次修正，最终适用的是自1998年2月25日正式全面生效的新版本。
依据NSI规则，若系争域名同商标持有人先前已合法注册的联邦商标，或依据美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已注册的商标完全一致，则商标持有人可以对该域名的注册提出异议。商标持有人被要求首先以书面方式通知域名注册人，告知后者注册的域名已侵犯了该商标持有人的权利。随后，商标持有人在向NSI提交一份证明商标已注册的文件和给域名注册人的书面通知之后，方可要求启动NSI规则。NSI将对域名的注册日同商标持有人的商标注册日进行对比，若系争域名的注册人无法向NSI提交其所拥有的与系争域名相应的商标注册文件，或商标注册的生效日早于域名注册日，则在90日后，NSI将把系争域名冻结(“Hold”)直至域名注册人和商标持有人的争端最终获得解决为止。但在该段冻结期内，该系争域名既不会被NSI转让给商标持有人，也不可被其中任何一方使用[3](P549)。
NSI规则为商标持有人寻求域名抢注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套简便易行的工具。但正是由于其简单性和规定的不完善，NSI规则在适用过程中暴露出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首先，NSI程序只能在商标持有人已经注册了商标，并且该已注册商标同域名完全相同(identical)的情况下方能适用，因而商标持有人难以有效地防止注册商标作为域名的一部分，或者对注册商标的变形或故意误拼的域名被注册，换言之，即无法防止与其持有的注册商标混淆性相似(confusingsimilarity)的域名得到注册；
其次，尽管使用冻结程序可以防止系争域名被抢注者用于侵权目的或被售予第三方或其他竞争者，但是，NSI规则的这一救济措施并不能全面直接地保护商标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若商标持有人自己欲使用这一系争域名，则只有在域名注册人自愿同意转让，或在法院命令的前提之下，该系争域名方能被转让给商标持有人。
第三，合法的域名注册人同样对NSI规则的某些方面不满。因为若发生域名争议，商标持有人只需提供其对相关商标的注册证明即能达到冻结域名使用的目的；而域名持有人唯一的抗辩理由仅限于其本身也同样持有相关商标的注册证明。并且，商标持有人作为异议人并不被NSI规则要求承担关于系争域名的使用已构成对其合法权利侵害的举证责任。
第四，由于NSI规则是一种非司法性程序，NSI本身仅起到执行作用，对于各方当事人的各自权利NSI并不作出任何价值性评判，故域名争议中实质性内容的解决仍取决于当事人间的协商结果或是在一方后的法院判决结果，因此NSI和NSI规则的地位和作用消极，同样也不利于当事人(尤其是商标持有人)对于争端解决时间和成本的控制。
(二)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述要
而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UDRP)的制定与生效则克服了NSI规则的不足，并根本性地变革了以NSI规则为代表的传统非司法域名抢注争议解决模式。
ICANN将域名争议区分为非域名抢注争议和域名抢注争议两类。对于非域名抢注争议，例如对同一词语同时享有独立知识产权权利的公司在寻求注册相同域名时发生的争议①，ICANN目前仍要求各方通过自行协商、法院诉讼或仲裁程序解决(UDRP，第5条)。而对于域名抢注争议，ICANN则通过UDRP提供了一种被称为强制性行政程序(MandatoryAdministrativeProceeding)的统一争端解决程序。依据UDRP，域名注册人在向经ICANN批准的委任注册公司申请域名注册或进行域名延展过程中，UDRP即被并入域名注册人同委任注册公司之间签署的注册协议(RegistrationAgreement)的一部分，用于表示该域名注册人同意在发生与该注册域名相关的域名抢注争议之时愿意将争议提交经ICANN指定的行政性争端解决服务提供者(Administrative-Dispute-ResolutionServiceProviders，下简称“争端解决者”)之一，依据UDRP及其执行细则和争端解决者自身的域名抢注争端解决补充程序规则进行处理(UDRP，第1条)②。
UDRP规定，任一第三方申请人(Complainant)一旦向争端解决者指称域名注册人已注册和使用的域名同时符合下列三要件，则该争议将必须被呈送至争端解决者通过强制性行政程序解决(UDRP，第4(a)条)：
(i)已注册域名同申请人享有权利的商标完全一致或混淆性相似；并且
(ii)域名注册者对于已注册的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正当利益；并且
(iii)域名以恶意被注册和使用。
第一个要件对于申请人可能享有的商标权利给予最为广泛的考虑：既未规定商标必须经过注册，从而为申请人举证其通过广泛的在先使用，因而依据某些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享有商标权利留下空间；又未强求域名必须同商标完全一致，申请人只需认为两者存有混淆性相似即可，从而克服了原先NSI规则的不足。
而在关于第二个要件的进一步详细规定中，UDRP第4(c)条非穷尽性地特别列举了一些能够确定域名注册人对系争域名是否享有权利或者正当利益的认定依据。包括：
(i)域名注册人在有关争议的任何通知发出之前，是否已善意真实地在货物或服务提供过程中，使用或可被证明已着手准备使用该系争域名或与该系争域名相对应的名称；或
(ii)即便域名注册人未就商标取得知识产权权利，但域名注册人通过与该域名相对应的名称为公众所知；或
(iii)域名注册人对于系争域名正进行法律允许的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且没有通过误导消费者或损害案中涉及的商标从中牟取商业利益的意图。
UDRP关于上述第三点要件即“恶意”(badfaith)认定问题的规定是整部规则中最具新意的部分。即便申请人确立了其对于系争域名存有在先权利，其只有同时证明系争域名被恶意注册和恶意使用方可获得最终胜诉的机会。UDRP第4(b)条非穷尽性地特别列举了以下四个用于证明“恶意”存在的证据：
(i)有证据可以表明，域名注册人注册或取得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向作为商标持有人的申请人或该申请人的某一竞争者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注册，换取超过与该域名直接相关的有据可查的实际支出费用的有价对价；或
(ii)在域名注册人从事同类业务的情况下，该域名注册人注册域名是为了阻止商标持有人利用对应域名反映其标记的目的；或
(iii)域名注册人注册域名主要是为了破坏某一竞争者业务的目的；或
(iv)域名注册人通过注册及使用域名，将其自有网站及其上产品或服务在来源(source)、主办关系(sponsorship)、从属关系(affiliation)或批准关系(endorsement)等方面同申请人的标记故意制造混淆，从而为牟取商业利益目的将网络用户引诱到域名注册者的自有网站。
UDRP和NSI规则在救济措施方面同样存在巨大差异。与NSI规则在当事人自行解决域名争议的过程中将系争域名冻结使用所不同的是，UDRP允许争端解决者作出要求系争域名的委任注册公司直接将系争域名注销或者将系争域名直接转让予申请人的裁决，并且在程序进行过程中，系争域名将维持现状(UDRP，第7条)，唯其转让将在程序结束之前受到严格限制(UDRP，第8条)。
此外，UDRP的执行细则对于域名抢注争端解决进行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依据该执行细则：若申请人认为域名注册人对域名进行了恶意注册和恶意使用，其必须选定一家争端解决者提交申请书，争端解决者将在3日内将申请书的一份副本转交域名注册人，该域名注册人有20日时间准备答辩。在收到域名注册人的答辩或答辩期满后，争端解决者将在5日内组成专家组，该专家组将在成立后14日内作出裁决，并在裁决作出后3日内通知双方当事人。从申请人发动程序到专家组作出裁决，整个程序最大耗时为42日。
尽管如此，由于UDRP下的整套程序是行政性的而非司法性的，因而UDRP并没有剥夺当事人可以将域名抢注争议诉诸法院的权利。UDRP确认，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权随时将争议诉诸法院，或者对争端解决服务提供者作出的裁决再次向法院。若争端解决者作出的裁决结果是将域名注销或强制转让予申请人，则该裁决一般将在通知原域名注册人10个工作日后方由委任注册公司执行，从而为注册人寻求司法救济提供可能(UDRP，第4(k)条)。但为了避免因管辖权原因发生不必要的扯皮，UDRP要求双方当事人事先在文书交换中达成合意管辖权选择(mutualjurisdiction)，并且在一般情况下，该管辖法院为办理域名注册的委任注册公司主营业地法院或域名注册人的所在地法院(执行细则，第3(b)(xiii)条)。
三、运用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
解决的与我国当事人相关的域名抢注争议实例
《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及其执行细则于1999年10月24日经过ICANN批准，自1999年12月1日起适用于所有经ICANN新批准的委任注册公司注册的顶级域名；并在顺利完成交接过渡后，自2000年1月3日起全面适用于经NSI、美国在线和NameIT等委任注册公司①注册的全部顶级域名。此外，ICANN迄今已批准了四家机构作为专门处理顶级域名抢注争议的争端解决者。即1999年11月29日批准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9年12月23批准的国家仲裁论坛(NAF,NationalArbitrationForum)、2000年1月1日批准的电子争端解决同盟(DeC，/eResolutionConsortium)以及2000年5月15日批准的CPR争端解决研究所(CPR，CPRInstituteforDisputeResolution)。该四家机构均分别为贯彻实施UDRP及其执行细则各自制订了详细的补充规则。
截止本文完稿之时，虽然UDRP迄今运作仅不到一年时间，但其取得的成就已十分斐然。自1999年12月9日WIPO受理第一例适用UDRP解决的域名争议――世界摔跤联盟案(系争域名)开始，目前各争端解决者已共计受理域名抢注争议案件逾两千起，涉及域名逾三千五百个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5月报道，在已裁决的案件中，商标持有人胜诉的案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4]。
ICANN还十分重视整套域名争端解决程序的公开与透明：一俟争议处理完毕，作出裁决的争端解决者即把裁决全文在其网站之上公开，并由ICANN在统一搜集之后，依案件发生日期、案件编号和系争域名编纂成可供检索的开放性数据库③。
依据本文作者的查询结果，截止本文完稿时，在所有利用UDRP已解决的域名争议中，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主要案件主要有以下3起，兹按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作扼要介绍如下：
1)美国在线公司诉中国深圳腾讯通讯公司“OICQ”域名争议案
ICQ是一种著名的网络通讯和即时交流软件，其名称“ICQ”最早由该软件的开发人以色列Mirabilis公司自1996年11月起公开使用。申请人美国在线公司在收购Mirabilis公司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斥巨资推广ICQ软件，并已就“ICQ”标记取得了9项商标注册。
而本案被申请人中国深圳腾讯通讯公司(TencentCommunicationCorp.，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则以ICQ软件为母本，开发出具有类似网络即时交流功能的中文软件，取名为OICQ。OICQ软件在中国互联网络用户中享有较高声誉，至案发时拥有逾250万注册用户。腾讯公司于1998年11月7日和1999年1月26日分别注册了域名和，该两个域名主要起到“跳板”作用，用户一旦键入以上两个域名，即会被最终导引入腾讯公司自己的网站。
2000年2月9日，美国在线公司向国家仲裁论坛提出申请，认为腾讯公司恶意注册并使用了同其所持有的“ICQ”标记混淆性相似的与域名。腾讯公司则辩称OICQ主要针对的是汉语用户，不会与主要针对英语用户的ICQ发生市场重叠。
2000年3月21日，争端解决专家组作出裁决，认定：1)腾讯公司在系争域名中使用的“OICQ”与美国在线公司享有商标权利的“ICQ”混淆性相似；2)腾讯公司对于系争域名的使用不享有正当的权利或利益，其将系争域名利用为“跳板”的行为是不正当的；3)两系争域名被腾讯公司恶意注册，目的在于通过制造与“ICQ”的混淆诱使用户访问其自有网站牟取商业利益；4)腾讯公司关于不同语言与不同国家市场的抗辩理由并不能为两个相互混淆性相似的标记或域名可以共存提供理由，因为互联网络具有无远弗界、无处不在(ubiquitous)的特质。依此，争端解决专家组裁定将由腾讯公司注册的系争域名与转让予申请人美国在线公司④。
2)美国Infospace公司诉中国江苏金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MICROINFOSPACE”域名争议案
本案申请人Infospace公司是美国一家信息科技类上市公司，其于1996年5月注册顶级域名，并就词语标记“Inforspace”及“”在美国进行了多项商标注册。而被申请人中国江苏金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为InfospaceTechnologyCo.Ltd.，下称“金图公司”)是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一家软件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20日，主营地理信息系统及土地资源管理软件的开发与经营，其于1999年11月27日注册了系争域名，据金图公司解释，之所以在该域名中添加上词缀“micro-”，一是因为已被先期注册，二是由于"micro-"在软件业界中是时髦用语(如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
2000年2月17日，Infospace公司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起争端解决申请。指控系争域名与申请人的商标混淆性相似，且被金图公司恶意注册与使用。金图公司则辩称：1)系争域名中的“Infospace”(中文译意为“信息空间”)由该企业开发和行销地理系统的主营业务衍生而来，因而金图公司对该域名享有正当权利；2)申请人的注册商标没有在中国注册，且金图公司在注册系争域名时并不知晓申请人的情况；3)金图公司没有恶意注册或使用域名。
2000年3月2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出裁决，认定：虽然系争域名与申请人的商标存在混淆性相似的情况，但是申请人并不能举出充分的理由证明金图公司对于系争域名不享有正当权利，及证明系争域名已被恶意注册与使用，依此裁定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①。
3)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诉上海居民曹三辉(音译)“COSCO”域名争议案
本案申请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COSCO，ChinaOceanShipping(Group)Co.Ltd.，下称“中远集团”)于2000年2月17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争端解决申请，称其在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及美国合法持有的商标"COSCO"于1999年11月27日被上海居民曹三辉(音译自CaoShanHui，下称“被申请人”)恶意抢注为顶级域名。并且，被申请人在取得域名注册后并没有对该域名进行使用，而是在中远集团向其提出交涉时，对中远集团开出了9,000美元的转让费要求，故中远集团指控被申请人恶意注册并使用了系争域名。而对于中远公司的上述意见，被申请人未作任何答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于系争域名享有权利或正当权益。2000年3月28日，WIPO专家组作出裁决，认定：1)被申请人注册的域名与中远集团享有权利的商标完全相同；2)由于被申请人并未在网上实际设立网站，只是保留了域名，因而被申请人对于域名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或正当权益；3)被申请人注册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售域名，所以系争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是恶意的，依此裁定将系争域名转让予中远集团②。
四、ICANN《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简评
由ICANN主持制定实施的《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及其执行细则目前已成为通过非司法手段解决全球各类顶级域名抢注争议所依据的最主要规范性文件，并已通过平稳的运作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良好反响。UDRP之所以获得成功，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
首先，UDRP为裁决域名争议提供了一套迅速、廉价、简便的程序。与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域名争议往往程序冗长、耗费惊人相比，依据UDRP解决域名争议最长仅需42日，并且争端解决者在处理单个域名争议时收取的最低费用仅为750美元；
其次，通过规定一套统一的、同时兼容实体及程序内容的域名争端解决指导方针，UDRP有效地协调了在跨国域名争议中可能发生的管辖权问题和适用法问题；
第三，UDRP及其执行细则简洁明了但却又不失详尽地规定了申请书与答辩书的格式、内容及相应制作要求，并且争端解决者也在其各自网站主页之上提供文书范本和既判裁决供当事人参阅，从而使得整套程序便捷、易用；
第四，尽管争端解决者依据UDRP就域名抢注争议作出的裁决并不具有终局性，但相关裁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证据价值，能够为法院判决提供依据。并且，依据ICANN公布的关于既判案件的统计资料，当事人往往尊重和接受争端解决者的裁决意见，极少继续缠讼。
《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的成功运作对我国同样不乏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UDRP为我国众多顶级域名被抢注的公司企业提供了寻求域名权利保护的新路；二是ICANN和UDRP体制的确立为我国正在酝酿中的域名管理体制和域名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目前在我国，顶级域名恶意抢注现象已十分严重，而伴随着近来电子商务热潮的掀起，我国多个知名企业和品牌的域名又正遭遇新一轮恶意抢注：据报道，在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中报业绩排名前100名的公司和1999年被评选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前20个品牌中，分别有90％和75％以上不拥有以自己的汉语拼音命名的国际顶级域名[5]，但大量企业面临自己的权利被肆意侵犯却往往不知所措、束手无策，而UDRP的出台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前文已作介绍的“COSCO”案即为一个妥当的例子。由COSCO案的裁决结果可以看出：UDRP是一把足以威慑域名抢注者的利剑。它不仅使合法权利人得以免受敲诈和威胁，同时也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费用。因此笔者主张应当对UDRP在我国进行大力宣传和推荐，使得我国广大公司和企业懂得在电子商务时代中利用这一锐利武器，捍卫自身的域名权利。
此外，基于笔者为撰写本文而对ICANN及UDRP进行的观察与思考，笔者由衷地感到当前国际顶级域名体系下以ICANN为核心的域名管理体系和以UDRP为主干的域名争端解决机制为目前正处于酝酿阶段的我国域名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范本。为此，笔者郑重建议我国未来的域名主管机构可以把自己努力改造和建设为我国本土化的ICANN，并以UDRP为基础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域名争端解决机制，从而通过规范域名管理、打击域名抢注，促进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本文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1年第3期转载。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邓炯，上海市人，原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中文域名争议及通用网址争议解决专家。
①参见ICANN和美国商务部于1999年11月25日达成的备忘录中关于缔约背景部分的介绍。
①国外文献中经常被提及的有关非域名抢注争议的例子是“Delta”。美国德尔塔航空公司(DeltaAirline)、美国德尔塔阀门公司(DeltaFaucet)和美国德尔塔金融服务公司(DeltaFinancialService)均就“Delta”商标在各自产业领域内享有盛名，在此情况下三公司就有可能对于域名发生争议。非域名抢注争议一般遵从“先申请、先注册原则”解决，但为了防止大公司在网络世界中滥用品牌优势侵害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ICANN目前同样致力于寻求非域名抢注争议的妥善解决，并为此已于近日正式提出增加顶级域名种类的建议以征求国际社会的意见。有关顶级域名扩容问题的进一步信息可参见ICANN主页。
②本节中所引UDRP及其执行细则原文可参见以下网页(UDRP原文)与(执行细则原文)。
①美国在线与NameIT公司是ICANN于1999年4月最早批准的两家试点性委任注册公司，作为在顶级域名注册领域NSI公司的竞争对手。
②参见ICANN网站中关于UDRP适用情况的统计资料。③该案例汇编数据库的网址。④参见国家仲裁论坛作出的美国在线公司诉中国深圳腾讯通讯公司域名争议案NAFFA000200093668号裁决书原文。
①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出的美国Infospace公司诉中国江苏金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域名争议案WIPOD2000-0074号裁决书原文。以及中国新闻社江苏分社的相关报道：《南京一公司在与美国信息空间公司的域名纠纷案中胜诉》。
②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出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诉上海居民曹三辉域名争议案WIPOD2000-0066号裁决书原文。另可参见李勇：《域名争议解决的法律问题与实践》对于该案的介绍，载《仲裁与法律》，2000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李勇，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WIPO仲裁调解中心域名争议仲裁员，作为专家组成员直接参加了“COSCO”域名抢注争议案的审理工作。
[1]因特网选举自己的政府[R].参考消息，2000年1月20日。
[2]朱榄叶、邓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域名管理新规则[J].知识产权，2000,(1).
[3]李剑.因特网上域名争端的法律分析[A].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关键词：基本权利；国际私法立法；公共秩序保留；德国法
一、基本权利影响国际私法的效力基础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是一国法律核心价值的体现，可以直接约束各国家机关。基本权利的功能首先是一种主观权利(subjektiveRechte)¨，同时也构成一种客观的价值判断，具有“客观功能”。这意味着，国家在采取任何措施和决定时必须将基本权利作为一个客观价值加以考虑。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解释，只要这种活动属于“国家的行使”，就必须考虑基本权利。简言之，每种基本权利都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益的主观功能，二是约束国家机关，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客观价值功能。
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要求法院处理私人法律关系时也必须考虑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客观功能在德国被称为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德国联邦否定了“直接第三人效力”，但是接受了“间接第三人效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基本权利的效力扩展于整个法律体系，构成对全部私法和公法有约束力的价值判断。无论处理公法案件还是私法案件，法院都不能做出违反基本权利的判决。可见，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能对国际私法产生影响，是由基本权利本身的品质和功能决定的。
基于此种认识，德国学者拜茨克(Beitzke)和索内伯格(Sonnenberger)指出：“一切法律都不得和宪法抵触，国际私法也是如此。”费雷德(Feitd)提出：宪法对于冲突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定冲突法时，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必须符合宪法；二是在适用外国法时，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不能损害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国际私法不是没有价值取向的中性法律，而是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这一观点在司法中也获得支持，例如德国联邦在1982年到1985年的一系列判决中，对德国国际私法进行宪法审查，宣布德国国际私法第l7条和第15条由于违反男女平等原则而无效①。的这些判决直接导致了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改革引。
二、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私法立法
(一)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直接影响
1．男女平等原则。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禁止性别歧视。据此，如果冲突规范在婚姻或者亲子关系方面以丈夫或父亲的国籍为连结点，就会违反基本权利。即使按照丈夫本国法，妻子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更为优越，也不能排除这一冲突规范的违宪性。因为根据基本权的客观价值面向，国际私法本身就需要接受基本权的审查，而不需考虑法律适用的结果。
根据此种精神，德国在1986年对国际私法进行了全面修订。立法者在国际私法改革的政府建议稿指出：“很多人将国际私法和实体法对立起来，认为国际私法是单纯的连结规范，这种看法造成国际私法在社会价值上的贫乏；冲突法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致力于实现社会政策中的价值和理念。”。将所有有利于男方的连结点都用中性连结点代替。例如在第14条中，婚姻一般效力适用夫妻双方所属国法律或在婚姻期间最后所属国法律(第14条第1款)；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地点，就适用夫妻双方惯常居所所在国或婚姻期间最后所在国法律(第l4条第2款)，或与夫妻双方以其他方式共同拥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14条第3款)。立法者在这里采用了德国国际私法理事会(DeutsehenRatftirIPR)建议的“阶梯连结点”，以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其他有关结婚(第13条)、婚姻财产关系(第15条)和离婚(第17条)的冲突规范也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体现基本权利对连接点选择方面的效力。
2．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Kindeswoh1)。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了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这一基本权利也对国际私法的立法产生重要影响。在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改革中，维护和促进子女的最佳利益是立法目的之一，立法者通过两个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新国际私法在一些条文中规定了选择性连结点，即对同一问题规定多个连结点，以便从中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法律适用之。例如第19条第1款规定：“子女的出身，适用该子女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就其与父母一方的关系而言，也可以适用该父母方所属国法律。如果母亲已婚，则子女的出身还可以依照第14条第1款所规定的子女出生时支配其婚姻一般效力的法律确定；如果该婚姻因为死亡而早已解除，则以婚姻解除的时间为准。”只要若干个法律中的一个满足需要，就可以适用该法律。此种选择性连结点有利于达到特定的、总体上更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结果。
其次，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在父母子女关系的确定、撤销和效力方面，均选择子女惯常居所地作为基本连结点。例如第19条第1款规定，子女的出身，适用该子女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第20条第2句，子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根据其惯常居所地国法律撤销其出身。通过这些规定，可以适用惯常居所地法律对未成年子女的特别保护，从而维护和促进了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二)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间接影响
宪法基本权利影响国际私法的另一个途径在于，宪法基本权利可以通过实体法间接影响国际私法立法。这种间接影响的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基本权利对民法立法具有约束力，二是国际私法和实体私法在内容上具有对称性。由于宪法基本权利对所有立法都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民事立法也必须符合基本权利规范之内容、精神及价值判断，所以第一个条件自不待言。就第二个条件而言，国际私法本身就是作为国内民法的适用法而诞生的，所以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都对它的国际私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如果实体私法的规定由于基本权利的影响发生变更，此种变化也会相应的发生在国际私法领域。两者的变化虽然不是同步，但常常是并行的。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5款规定了对非婚生子女不得歧视，根据这一宪法基本权利，德国1997年9月25日颁布了《改革亲子关系法的立法》，在实体法律上对婚生子和非婚生子平等对待，并且废除了准正制度。实体法上的这些变化在两方面引起国际私法的变革：首先，德国旧国际私法对婚生子和非婚生子规定了不同的冲突规范，而1997年改革后的国际私法废除了对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区分，对所有子女适用同样的冲突规范。如新国际私法第21条规定，无论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他们和父母之问的法律关系都适用该子女的惯常居所地国法律。第二，由于实体法上废除了准正制度，德国新国际私法中也废止了关于准正的冲突法规范。
三、宪法基本权利和外国法的适用
(一)基本权利“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宪法基本权利对司法权力的约束要求法院的判决不能违反宪法基本权利，如果适用内国法的结果违反宪法基本权利，需要通过违宪审查程序纠正，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则需要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在适用外国法的时候，宪法基本权利常常作为“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用以对外国法进行审查。
德国联邦通过西班牙人裁定中将宪法基本权利确立为公共秩序保留的审查标准，在该案中，一位住所在德国的西班牙男子想和一名德国女子结婚，女方曾经在德国某法院通过判决离婚。根据德国冲突法，缔结婚姻能力分别适用双方的本国法律，而当时的西班牙法律不承认离婚，并禁止其国民和曾经离婚之人结婚，因此男方无法缔结有效婚姻。德国联邦法院认为：适用西班牙法律不违反德国宪法，其理由是：(1)国际私法虽然应当服从宪法，但涉外法律关系已超出宪法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宪法来审查应适用的外国法。(2)宪法作为公法只能属地适用，如果要作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必须以冲突法指定适用内国法为前提。(3)国际私法在适用顺序上优先于宪法，决定着宪法的作用范围，若国际私法指向西班牙法，自然就排除了德国宪法的影响力。当事人不服，向德国。德国联邦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且指出：德国国际私法本身，以及根据国际私法适用外国法的结果都必须符合宪法，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在德国结婚，就会违反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款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因此适用西班牙法律违反德国的公共秩序，应当排除¨。在这里，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了西班牙法的适用，从而肯定了当事人的结婚能力，维护了基本权利的贯彻。
德国在1986年的国际私法改革中采纳了的观点，新国际私法在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与基本权利相违背时，不得适用该法律。据此，宪法基本权利被“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成为德国法院用来确定公共秩序的标准，可以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理由。
(二)基本权利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的适用方法
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法院审查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法规范本身，而是外国法规范适用后的结果。当法院以“基本权利”为审查标准的时候，也遵循这一原则¨。这意味着，即使外国法规范本身违反德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不一定会引起对基本权利的损害。例如当事人的本国法是伊斯兰法，按照伊斯兰法律，离婚之后亲权由父亲单独行使，而无须考虑子女之最佳利益。此种法律规定本身并不违反德国基本权利(子女最佳利益)，只有在具体案件中，如果这一规定导致子女的个人发展受到限制，才会违反公共秩序¨。对于伊斯兰法中的Talaq(休妻制度)也是如此，虽然该制度本身严重违反德国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原则，但是如果妻子同意离婚，或者该婚姻根据德国法律也可以解除，那么就不存在对德国基本权利的损害。
德国法院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内国联系(Inlandsbezug)”。只有当案件和德国有确切联系(例如当事人具有德国国籍或者在德国有住所)，法院才会根据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反之，如果案件没有内国联系，或者内国联系极为微弱，那么即使适用外国法的结果违反了德国的公共秩序，也不会被排除适用。由于“基本权利”比一般的法律原则或者公共秩序更为重要，当德国法院将基本权利作为审查标准的时候，此种“内国联系”的判断也有所不同。很多学者主张，如果涉及基本权利，只要德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就可以认为存在内国联系12。其理由在于：(1)基本权利的保护并不限于德国公民或者在德国居住的人，而是每一个处在德国之下的人。此种隶属关系并不以在内国有住所或者具有内国国籍为前提_2。只要德国法院具有国际管辖权，就说明当事人已经隶属于德国的之下，具备了“内国联系”，此时德国法院即受到基本权利的制约，不能做出有违基本权利的判决。(2)基本权利既然是一种客观价值判断，它的效力就是绝对的，不应该由法院自由裁量，法院不能以欠缺“内国联系”为由限制基本权利的贯彻。
(三)基本权利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的具体运用
如前所述，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国际家庭法领域，包括结婚、婚姻关系、离婚、亲子关系和收养等方面。在这些领域中，平等原则、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和婚姻自由这几项基本权利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1．平等原则。如外国家庭法的适用结果不符合男女平等原则，法院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例如在一个德国法院的判决中，案件的准据法规定父亲对子女姓名有单独决定权，德国法院认为适用这一规定的结果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不予适用。平等原则还要求在国际私法中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平等对待，如果继承准据法的适用结果剥夺非婚生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就违反了基本权利，可以排除其适用。其他诸如继承人由于性别或者而在遗产分配上受到歧视，或者在结婚条件上对男女有不同规定，也属于违反平等原则之情形。
2．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不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效力排除其适用。这一基本原则常常出现在涉及伊斯兰法律的案件中。例如伊斯兰法中常常将亲权赋予男方，如果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就会以违反德国基本权利为由排除该法的适用。又如，根据摩洛哥法律，如果母亲离婚后获得亲权，但改变住所后没有通知前夫，就会丧失亲权。若这种规定的适用结果违反子女最佳利益和子女意愿，就会构成违反基本权利。此外，在国际收养法中，如准据法国规定收养者必须无子女，该规定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因为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而被排除。
3．婚姻家庭的特别保护。根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款，家庭和婚姻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这意味着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家庭和婚姻受到其他力量的侵害。在国际私法中，如果准据法规定的婚姻障碍和基本法第6条规定的结婚自由原则不符，就会导致违反公共秩序。例如以色列法律禁止不同信仰者的结婚，伊朗法中结婚必须经过父亲同意，这些法律都有可能因为违反基本原则而被排除适用引。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1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2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3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参考文献
一、管理会计的内涵与作用
（一）管理会计的内涵
所谓管理会计是指，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对象，运用专门方法对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再加工，编制内部管理会计报告，促使企业管理层能据此对各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并辅助决策者做出各种专门决策的内部经营管理会计。管理会计是企业战略、业务和财务一体化最有效的管理工具，其核心是价值创造和价值维护，即财富创造和业务拓展，在助推企业成才和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管理效用。
（二）管理会计的作用
管理会计属于对内会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为企业提供全面、多元的管理信息，进而满足管理者进行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分析和考核等多方面的内部管理工作需要。管理会计通过对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再梳理和深加工，可以解析过去，借助指标体系来修正偏差，可以控制现在。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可以有效提高预测与决策，进而可以筹划未来。实施管理会计，可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企业运营管理作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管理会计注重责权利相统一，将企业各单位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便于考核奖惩，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各种积极因素，真正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财务会计核算过去和对外报告不同，管理会计更注重预测未来和对内报告，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企业会计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从被动反映变成主动控制，必然会扩展企业会计职能，充实完善企业会计框架，真正服务企业发展。
二、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现状
（一）管理意识有待增强、传统文化制约发展
受传统管理惯性的影响，我国企业管理层缺乏管理意识，对管理会计没有准确定位，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思想比较落后，传承沿袭老方法，先进管理经验吸纳不足，对管理会计置若罔闻。中小企业管理层甚至不知管理会计为何物，大中型企业对管理会计虽有所运用，但并未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直接阻碍了管理会计的推广应用。受传统文化的辐射，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管理价值观念较为保守，尚停留在财务会计核算层面，对管理会计的管理行为认知不足，更缺少体现管理会计的现代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决策很少利用管理会计信息，相关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并未真正直接参与管理决策，管理会计的价值和效用并未得到真正释放[1]。
（二）理论实践严重脱节、应用环境十分堪忧
管理会计的发展和应用，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支撑，才能真正“崭露头角”，有效发挥管理效应。但我国外部环境不健全，经济发展较快，制度改革缓慢，法律体系不完善，保障能力较弱，经营管理决策易受行政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管理会计实际应用受限。内部环境有缺陷，管理当局重视程度不够，企业管理环境有漏洞，组织管理结构不合理，存在“一人决策”现象，企业整体环境欠缺管理会计应用“土壤”，不能有效推广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应用环境十分堪忧。
（三）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会计人才欠缺
我国管理会计人才欠缺，尚未形成职业化的管理会计师队伍，管理会计并没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管理会计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几乎空白，基本归属于财务部门、成本核算部门或其他管理部门和并入会计人员，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考试没有被真正重视，虽然2014年作为我国管理会计元年，但是目前尚没有财政部官方的管理会计师考试，高级管理会计人员严重不足，故而限制了管理会计的普及与发展。
（四）管理信息平台不畅、内部监管着实缺位
我国企业管理现阶段仍然侧重核算，管理信息平台并不畅通，收集和上报的管理会计信息大部分还是对财务数据的再加工信息。面对E时代的发展，更是缺少管理会计全面信息化平台，网络版管理会计软件存在空白，这些都会间接放慢管理会计的发展步伐。企业内部监管是否得力，直接影响着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速度，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管体系是确保管理会计工作质量的有力保障。然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普遍存在漏洞和缺陷，不但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而且限制了管理会计真实管理作用的发挥。同时，缺少专门内部审计机构和专门内部审计人员，受审计成本影响，一般由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承担内部审计工作，没有“独立性”可言，内部审计纠错效应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内部监管的缺位，必然会影响管理会计的应用效果。
三、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对策探讨
（一）提高管理会计认知、塑造现代企业文化
提高管理会计认知，重点在于提高管理层尤其是企业领导的管理意识，转变革新管理思想，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强化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提升自我管理素养和水平[2]。培养企业领导管理层的管理会计意识，是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企业领导管理层属于管理决策层，由于意识影响行动，若领导管理层没有相应的管理会计意识，自然不会重视管理会计职能的发挥，更不会为管理会计发展“添砖加瓦”，百害而无一利。塑造现代企业文化，需要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树立现代企业管理价值观念，以现代企业文化为依托，影响辐射管理方法的转变。从注重核算层面向注重管理层面转变，鼓励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决策，利用管理会计信息进行科学管理，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真正发挥管理会计的价值和效用。
（二）注重理论结合实践、改革完善应用环境
注重理论结合实践，才能因地制宜地促进管理会计发展。首先，要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注重成本计量目的多元化和成本概念结构的多维化，关注作业成本法和目标成本法的应用主流，以作业链分析为基础，研究战略管理会计，重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的平衡，完善理论结构，拓展研究范围，并进行适度创新。其次，要理论联系实践，结合中国企业发展实际情况，融合多门学科，准确定位管理会计，避免照抄照搬西方经验，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成本核算、预测、决策、控制、分析和业绩评价体系，加快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的步伐，有效促进管理会计的发展。管理会计发展需要良好的应用环境相适应。改革完善应用环境，首先，要健全外部环境，加强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金融体制和价格体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规范企业管理行为，强化市场经济地位，减少政府过度干预，进而为管理会计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要克服内部环境的缺陷，依托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改革进程，完善组织管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成本控制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改善内部环境，转变企业角色，形成管理会计发展的内部驱动力。
（三）提升会计人员素质、打造管理会计队伍
提升会计人员素质、打造管理会计队伍，是有效推行管理会计的基石。首先，要提高会计人员准入门槛，强化岗前培训，积极引进具有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等综合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会计人才，不断优化会计人员结构，提升整体管理素质。其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管理会计继续教育，建立学习型组织，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管理水平，规避会计信息失真风险，为管理会计健康发展积累人力资本。再者，要构建绩效考评体系和约束激励机制，提高会计人员的积极主动性，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决策，在实践中历练管理水平和提高自我素质。最后，要设置专门管理会计机构，配备专门管理会计人员，积极打造职业化管理会计队伍，同时依托中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由国家权威部门——财政部出面组织官方的中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考试，培养高端管理会计师人才，强化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造就我国管理会计成长的主力军，助推管理会计的普及与发展。
（四）构建管理信息平台、强化内部监督管理
二、一些国际条约中的规定大凡持反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学者大多会提到的一条，即“在法院{国际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就是用对国际法院管辖权来论证国际法主体限于国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国家才是主体的传统定义稍微扩大到包括国际组织{指政府间}，即使如此，它们具有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权利，而对个人仍是“大致和国内法对待动物一样，即禁止虐待动物的规则并不是赋予动物任何权利”。1960年，欧洲人权法院开始运作，它不仅允许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在斯特拉斯堡对违反公约的行为提出诉讼，同时适用于个人状告国家提供了一个场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捕获法庭，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中美洲法院等区域性地方法院审判……这些显著的变化，意味着国际社会中多边合作“超越两国的范围，通过地区性的乃至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进行………国际组织就成了与国家有区别的一定的法律主体的承担者，而且通过调整个人生活关系，是历来埋没于国家之中的个人作为法律的主体性也有限制地得到承认，这些都是现代国际法结构面临的变化”。
这里笔者仅就反对者的论点提取一点看法。因为其在反对者论点当中所起的影响最大，就是我们在读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规定“在法院得为诉讼当时者，限于国家”是，也不禁在心里接受，毕竟这是来自联合国的权威机构。但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即国际法虽是联合国的机构，但只是一部分，国际司法机构还有国际海洋法庭（TheInternationalTribunalForTheLawOfTheSea），以及区域性司法机构如中美洲法院、欧共体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并且不能忽视该《国际法院规约》签订的背景，正如柳炳华先生所指出的“国际法主要是用于国家间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而是当时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家间的并列体制”，这种体制下，1946年根据联合国成立，不论其时代局限，但具体局限就不得不正视，即以美国的“康纳利修正案”为例，其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六款的冲突，但国际法院却没有宣布美国所作的保留无效，而这个著名的康纳利修正案（ConnallyAmendment），不啻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实在是大大的削弱了国际法院维持国际和平的效力。
康纳利修正案（ConnallyAmendment），是对《国际法院规约》中第三十六条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的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1）条约之解释（2）国际法之任何问题（3）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4）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各国对这一条款，即任意条款（OptionalClause）所作出的保留，美国保留最为显著，颇长但最要紧的有一句话是，“凡属与大体上在国内管辖权范围以内的事件有关的争端”，都不受国际法院的管辖，至于是否属于国内管辖权的范围，“由美国决定之”。（全文是Document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s5，DepartmentOfStatesBulletin，第15卷，第375号「1946年9月8日P452）。仅就这一款可见，但修改确有困难重重，而不得为之。在这里，笔者还要列举一组数据，就是从1946年到1984年国际法院说受理的诉讼案所牵涉的国家，其中“英国美国——11案，法国——9案，苏联——4案……”英美法苏四国牵涉最多，其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又次之，亚洲国家最少，这虽表明亚洲国家国际法学不发达，但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国际法院的规约在各国中的威信还是有所折扣，当然近几十年来发展就有所改观了，但这不争的事实现实也不容忽视。因此，不能依次作出推断国家唯一主体的理由，并且在国际社会实践中国际组织的主体地位出现就给这统治国际法学界长达三世纪之久观点打了一闷棍。
三一般性主体与特殊性主体国际法主体的案件在国际法学界里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又很默契的形成了所谓的“通说”即（1）有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能力，即使有与同法律制度承认的其他主体建立法律关系的能力（2）有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义务的能力，这两个条件就避免了部分学者的国际政治关系观念中的平等实体说和不合理性说，也就为个人在实践中取得主体地位，更为在理论上正确反映客观实践作了铺垫在这里，笔者仅就个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的充分性和不足性。充分性就是存在的理由，即国际法，乃至国际社会越趋确认其个人与法人的国际法主体的实践根据：一、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虽然法人（当然特指的跨国公司，如石油等）也可能石油和国家一样强大的权力，但这些石油公司不是把特许权给予特权国家的法律管辖，而给予特许国如果让特许权受他国法律管辖这可能感到丢脸，最后只得把该特许权交受国际法管辖。此类事例并没有排除国家，国家相比于个人（法人），其影响与实力也难以为个人望是“项背”，其剥夺或侵占国际法上个人权利，虽然有事遭到社会权力的监督或抵抗，仍时而不了了之，服务于其国家对个人的利益的控制；二、诸多国家的国内法体系采取的国际法之于国内法的一部分，如原联邦德国1949年的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际公法的一般规定乃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他们位于各项法律之上，并直接构成联邦国土上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词以及表明国家把一部分权力放在国际法体系中直接赋予更符合当前国际发展趋势，国际法也将上升到国内法的水平；三、个人的国际法主体确立，符合人民和契约理论这一现代政治原则，即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不会由国家政府所左右，在国际社会发展合作中，某个人的利益损害，该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国力的弱小，或该国与侵害国的利害关系等诸因素而不予以保护或伸张，如此，个人直接参加对等诉讼，既为个人利益损害的修复性有保障，也为国家利益或国际威信不受影响，皆利皆欢喜！
四、个人尤其是无国籍人以及有违法国国籍的人的权力保护，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去支持这种赔偿请求的资格，这是由任何国家都不能有效的声明。这些人受到伤害，该国的权利也受到影响。现代国际法的长足发展与进步，而给予该类个人的权利保障；五、个人的主体地位也与非政府组织一样，因为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为一国内部的民间团体甚至个人成员，也当然牵涉到一人制公司的问题，随着国际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个人或法人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规定就是促进对海底资源的开放和利用；六、当前国际秩序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和无秩序的国际秩序，其容忍了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并存，民主所达成的不同程度的共识，其并不排斥不同的声音，也极有利于个人或法人的主体地位及其权利的伸张。
不足性，即表现在其局限，有限范围内，如部分学者主张的部分国际法主体，而不是在整个国际发领域拥有主体的资格。由此，笔者从法理角度提出了国际法主体划分为两类：一般性主体和特殊性主体。这既是从有利于国际法主体理论的有序化出发，又是有利于确定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范围而言的。一般性主体包括国家，而特殊性主体包括国际组织（当然有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之分），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个人与法人。
M、阿库斯特教授指出，证明个人（法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必须能够明确个人与公司所取得法律人格确切的范围。所以，下面拟就个人与法人在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等方面（即范围）来确定：（1）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要标志是对国际关系中最重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二战后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于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并于7月17日联合国代表外交会议的1201赞成，美国中国等7票反对。21票弃权通过，序言部分13篇共128条。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海牙，摘掉长过程中，个人享有的权利：不被强迫自己有罪或认罪，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胁迫或威胁，不受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在询问语言不是改人说通晓和使用的语言时，免费或的合格口译员的协助以及为求公正需要的文件译本；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羁押。在此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规定被告人的权利中也有类似的条文，以确保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个人或法人）的权利的不受侵犯，还规定了对被害人和证人的保护即参与诉讼的措施。1993年5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院，《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类似规定（第21条）并在国际刑法中司法制度重大新发展——设立上诉制度，即被审判庭定罪的人或者检察官认为，由于法律问题的错误导致判决无效或者由于实施的错误引起判决的不公正，应向上诉庭提出上诉，上诉庭可以确认或者修改审判庭的判决（25条）。从上诉条文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刑法中个人被赋予的权利（当然有义务，如个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惩罚。既包含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都是由国际刑法直接规定（这里可能涉及到国际法语国际刑法的问题，但限于篇幅不作详细论述，参见——主编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等），亦可从中得出：个人（法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亦即国际法赋予的法律人格而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国际法分支，这种概念在国际经济法学说中属于狭义说，在此学说中私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学者的进一步肯定。在奥地利霍亨威尔登教授著的《国际经济法》中提出了如果忽视跨国公司或者政府与他国之间的合同就不能妥善处理面临的国际现实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和自然人的行为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等观点支持应遵循国际法注意的种类，扩大为包括私人的现代原则。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贸的协定》第一条第三款，“投贸者”是指“具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和“在本协定有效范围内有住所的德国人”，显知自然人的合理地位的得到法律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法人，自然人成为特定国际经济法律的主体，也有其权利能力的范围。
（三）国际人权法人权进入国际法的领域，实际上是在二战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下催生出来的，国际法上的人权是指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或者人的集合体所享有或应享有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具体规定了个人（即其享有且称之为法人）的权利，又基本权利，司法权利，人身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欧洲人权公约》中第25条第1款：个人投诉可以由声称是公约中规定的权利……被侵犯的受害者的任何个人，非政府间组织或者一群个人提出，这种侵犯据称是某一缔约国行为，而该国已接受委员会对其所收到的这种投诉具有管辖权。“又”……虽然申诉人仍然无权向法院递交案件，但是案件一但提交新的规则为了达到一切际目的给予了个人与委员会和缔约国对诉讼程序所享有的类似的地位。随着国际人权法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间组织建立了法律机构，使个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交人权指控；而在萧亚平教授的（当代国际法伦）中引出来的，公约缔约国。条约还规定：条约条文不得解释为个人有权从事活动或实行行为，破坏本公约确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限制此种权力或自由逾越本公约规定之程序，来证明个人享受的权利保障受条约和国家的限制，笔者认为，该公约特别指出的“不得解释为个人有权……”更是强调，也同样可换作国家，并且受条约的限制，这也是国家正式主体也必须遵循的，并且如此推理，如国家亦受超国家的限制，也可以否认国家正式主体吗？所以，个人和法人以公约享有权利，使公约的权利的义务“受益”者，也就有理由成为国际法主体。
（四）国际环境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该法律关系参与人或者当事人。主体在该法律关系忠诚当着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同时又享有法律规定的环境权益.传统观念认为主体主体主要是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而未包含个人与法人。随着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要，《人类环境宣言》（1972），《内罗毕全球环境状态宣言》（1982），《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75）等全世界多区域的环境保护立法出台，学者逐渐认识到自然人和法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和地位。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宣言》〉第9条指出：“所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内，在采用工业生产方式或技术以及在将此种方法和技术出口到别的国家时，都在考虑其对环境的责任。在这方面，及时而充分的立法活动也很重要。”由于环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有在环境方面的问题商容易造成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环境保护法律关系上的纠纷，这是污染行为的造成者和受害者，以及而承担此种权利义务者均为自然人和法人是分不开的。并且法人和自然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都承担过此责任，且也有权力向污染施行人要偿。如1983年11月25日，巴拿马籍“东方大师”号油轮运载原油在我国沙礁触礁，露出原油3343吨，造成我国青海港及其附近海域污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向油轮的船东保险协会索赔，后作为法人的该协会做出3775万元的人民币赔偿。赋予自然法人的主体性地位当然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尤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它所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是有利于其树立责任感，加强对国际环境方面的监督与保护。“地球只有一个是属于整个人类的，适当的承认他们的资格，如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个人或者团体，国际自然保护协会更易于发挥国际社会闲散资金、人力去保护共有的环境，也是促进国际社会朝着健康方向前进的不可小视的生力军。
（五）国际争端法国际争端法的概念在国际法学界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狭义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由于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意见不一致，或政治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争执。广义指的是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而且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以另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实体为另一方，两者之间产生的争端。这里笔者支持广义说，学者大多认为一国与他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发生争端属于国际司法范畴，但是在现代国际法实践中，越来越把此类争端看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如承认人是国际法主体的重要条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公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就有明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十一部分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五节中的第一百八十七条，以及法庭规约三十七条都指出：“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管理局或企业部、国营企业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关于下列事项的争端……有缔约国或国营企业、或在缔约国担保下具有缔约国国籍或有这类国籍或其公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或符合本部分和附件三规定的条件的上述各方……”国际司法机构的诉讼当事方限于国家的情况已有改变。1928年国际常设法院在“但泽法院管辖权问题”的咨询意见中明确承认：国家可以有条约明文规定给与个人与直接权利，这种权利不事先由国内法加以规定就可以存在，为个人直接行使。这种情况下个人与法人之所以获得主体资格的理由在前已作解释，这里不再赘述。
一、技术缺口理论
比较成本的优势也能从国际间技术水平的高低中产生。基于此经济学家Posner发展了技术缺口理论。他认为，国际间技术的差别会在不同的国家间产生技术缺口，这个“缺口”导致了国家间贸易流的产生。
技术缺口理论还认为，出口往往是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始的，这些国家大多是高工资的国家。在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时，成本差别对贸易流的走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模仿缺口结束后，成本的差别便决定了贸易的流向。因此技术缺口贸易和低成本贸易似乎是对外贸易的两个阶段。从理论上讲，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或者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跳过对外贸易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一流人力资源的稀缺和昂贵，要想越过第二个阶段往往困难很大。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缺口理论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策略思维，那就是，为了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地获得竞争优势，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尽可能地延长模仿缺口，从实践上讲我们应重视技术革新，同时也应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以及进口国市场的大小。
二、学习曲线理论
经济学家Arrow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特别是工艺技术）依赖于这个国家过去生产的产品数量总和。并进一步指出，拥有最大的积聚产品数量的国家通过过去不断的“学习效应”达到最低的成本，因此与较少积聚产品数量的国家相比拥有更好的出口机会。通过比较成本优势这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出口相应的产品，即使两个国家有相同的资源配置。这个效应越强烈，在模仿缺口存在期间这个国家将拥有越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国际贸易的学习曲线理论的基本概念是1936年被经济学家Wright在飞机制造的实践中确定的学习曲线。Wright通过实践证明，积聚的产品每翻一番，每架飞机的成本便会有一定程度（例如20%）的下降。但是不同工业部门的“学习效应”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学习曲线也因此千差万别。
由于Arrow的学习曲线理论主要通过对制造业“学习过程”的调查得出的，波士顿咨询公司为此在1974年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所有的成本种类，即销售总成本、研究和发展总成本以及其它各类总成本通过经验的积累都有“学习效应”，并将学习曲线改称为经验曲线。实践也证明，不同成本种类的经验曲线也是不同的，直线的和曲线的都有，当然产品越相似其经验曲线的形状也越相似。
对企业经营者来讲，国际贸易的学习曲线理论提供了这样的策略思维，为了能更快地达到经验曲线效应，从企业的内部来讲，成本、生产和技术是关键的因素；从企业外部来讲，经营者也必需考虑到产品市场的大小和潜力。
三、需求结构理论
1961年被经济学家Linder发展的需求结构理论主要是分析自然资源和工业品的出口。Linder对于自然资源对外贸易的解释是依据俄林和赫克歇尔的要素禀赋理论，因此，需求结构理论仅仅对工业品对外贸易的解释具有创新意义。
Linder在需求结构理论中将对外贸易领域分为潜在的和现存的。对于潜在的出口产品的调查，他认为，产品的国内需求量和这种产品在国内市场增长边界对产品的出口潜力有决定作用。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这种产品首先在国内进行生产销售。对此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1.一个企业想满足国外的需求（这个需求在国内还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企业没有关于国外的详细信息。
2.革新和发明通常都与企业所处的环境有关，因此革新首先是在国内进行的。
3.在生产初期，为了获得有效而便宜的信息交流，在产品的试销过程中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必要的。这在国内是最可能实现的。
如果国内的市场已无潜力可挖，Linder认为企业将把它的活动空间拓展到国外。这个时候企业开始考虑产品应该出口到哪些国家？按照他的观点，潜在的进口国主要是那些同出口国有相似需求结构的国家。并且他将人均收入作为需求结构是否相似的衡量指标。他认为，两个国家的需求结构越相似，工业品潜在的对外贸易越有可能。
除了对潜在的对外贸易分析之外，他也论述了对外贸易的现实领域。他认为，工业品现实的出口将决定于以下因素，其中促进出口的因素有：
1.全球范围内垄断性的产品供应结构；
2.与国内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拥有生产要素采购和加工的优势；
3.与国内外同行相比拥有先进的技术；
4.更好的管理水平；
5.通过大批量生产拥有成本的优势；
下列因素阻碍着出口：
1.缺少对国外市场的了解；
2.高昂的交通费用；
3.贸易的限制；
除此之外，Linder也给出来自现实进口国的决定因素：
1.文化因素，例如，语言和气质的不同；
2.政治因素，例如，政治联盟（欧共体、前法国的殖民地区等）。
需求结构理论指出了许多影响对外贸易的发生的因素，同时也给企业的领导提供许多出口战略思维，比如，要想增加出口，同业垄断地位应是企业不断追求的目标。另外从企业内部来讲，在采购方面、生产方面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管理方面的优势能导致成本的优势及规模经济效应；从企业的外部来讲，国内需求的结构及增长边际、进口国的政治文化、关税及贸易限制也影响着企业出口决策的实施。
四、区域内部贸易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也导致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因此工业产品的生产条件在各国间也就变得越来越相似。这种模仿效应使得国家之间，特别是各工业国之间的供求结构变得很相似。如果这种发展与实际相符的话，那么传统对外贸易理论所提供的许多解释变量对当今出口战略的实施已失去了策略上的意义。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经济学家Levitt在1983年提出了一个实现出口的新的解释模型，即区域内部贸易理论。这个理论特别对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发生具有解释意义。区域内部贸易理论试图解释，在国际间供给结构越来越趋向类同的状况下，各国之间的贸易是怎样发生的。
区域贸易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差异化是贸易产生的原由。国际间产品差异化能通过下列方法达到：
1.产品物理性质和功能的差异，例如，材料的种类、技术设计、质量等；
2.产品美学方面的差异，例如，设计、形状、颜色或者包装等；
3.产品标记的差异，例如，商标及名称；
4.产品其它方面的差异，例如，咨询和售后服务等。
区域内部贸易理论将产品的差异化作为贸易产生的原由。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差异化也是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而重要的手段，对企业国际化策略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当然与技术缺口理论、学习曲线理论以及需求结构理论相比，它对对外贸易发生只提供了一个解释变量，即工艺技术。
小结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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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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