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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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社会文化是由各种独立多数的文化现象组合而成，主要包括主导，高雅，大众等文化形式，内容丰富，如果从客观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具有一定意愿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主导文化，强调社会人文关怀和追求个性的是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相关知识学习的理解和欣赏。例如，古典音乐，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剧等等，一定程度上放映了人们生活的情趣和兴趣爱好。都市文化指的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需求，个性化和时尚性是它的主要特征。例如，时尚杂志，广告，影视连续剧等等，民间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较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居民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温情的感彩。例如，民歌，年画，风筝和京剧等等。如果从时代角度出发，还可以分成现代，传统或者东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充斥在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文化。
2艺术设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艺术技术是人们通过物质和艺术手段，设计出符合人们要求和目的的艺术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艺术设计的本质内容是创造文化，独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艺术设计使人们创造艺术的过程，是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气息的活动。例如，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服饰艺术设计，产品外观艺术设计，园林保护艺术设计等等。设计者和设计品是艺术设计技术的行为主体，艺术技术水平是一个设计者全方面高素质的体现，创造艺术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的创作灵感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艺术品是对设计者的基本要求，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创造的表现形式，它的内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特质。
3艺术设计技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3.1发扬多元化的艺术设计技术理论知识学习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想法和设计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学校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培养全能型的技术应用人员是我们艺术技术教育的重要任务，艺术设计专业在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在课程的综合素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法上教学模式都比较单一。学校在艺术学科的课程上，应该以学校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专业，将学校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中进行结合，让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开设的专业课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融合，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点中找到相同点，从而找出符合自身艺术设计特点的发展方向，加强专业课学习的多样化，提高专业艺术设计技术的整体水平。
3.2发展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对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发展艺术设计技术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队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主要从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和历史发展三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些教师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较严格。例如，艺术实践方向的教师主要是专业的设计师，教学生学习艺术史论的教师是视觉设计方面的史学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师主要负责的是学生艺术设计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类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坚实的技术知识，为学生解决艺术设计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学生的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学设备是学生将理论技术知识赋予实践的主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并没有艺术学生专用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很多学校对于此类资源的认识不清，资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加大我国艺术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艺术设计技术水平的重要条件。例如，可以为艺术系的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学习研究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生提供一个创新的教学空间，如图书馆，数字设备，智能电子数据库等等，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来满足学生和教师学习科研的需求。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法和高品质的图形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3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多元化的专业能力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性比较强，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由此可见，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艺术设计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对提高设计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帮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艺术专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设计艺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而发生变化，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思维创新精神是当代艺术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对专业教材进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学生的自身情况，发展灵活的教学模式。例如，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专业艺术论文或者是学习报告来进行竞赛，增强学生的良性竞争意识。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自身知识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进行整合，通过留题目的方法，把学生划分为小组形式，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团队中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为以后的艺术学习做好基础。最后，学校可以与相关专业对口的企业和公司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通过实习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文化学习意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总结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
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
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
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过程性评估的实施
(一)两书简明评价书一整体结构合理
写作思路清晰，每章的小结部分简明扼要，易于理解。作者抓住首章所提五个观点，从社会文化对人类学习的变化影响角度回答了以下问题:1．教师如何学会教学;2．教师如何认识语言;3．教师如何教授第二语言;4．在语言教师职业中始终存在并一直变化的更广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宏观结构;5．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由什么构成。紧紧围绕教师这个主体，以社会文化的影响为根本立论，从教学方式、内容、理念、环境等因素入手，解答了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语言教师的发展诉求和困境，其理论与实践范例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书二为论文合集，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支持，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意识强化、教师身份认同、教师概念发展、教学理念转化、策略性中介手段、教师发展范例、课程改革实践等。多篇论文以个案研究为例，从理论综述到实验过程，记述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把握研究步骤、明确研究目的，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书虽研究视角多样，但社会文化理论却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将研究内容与理论有机结合给读者启示。
(二)两书理论、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理论层面上，两书皆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将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调节理论(也称中介理论，Mediation)、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Scaffolding)等与实例结合进行诠释。该理论源自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学说，认为个人的学习与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密切联系，知识与学习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知识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高艳，2008)Vygotsky在人类心理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认为高级认知功能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符号产物的调节关系，这就是调节理论，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教师如何利用语言作为调节中介开展教学活动来提高授课水平，成为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活动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在特殊情境下采取哪种活动”。该方向的研究从活动、行动和操作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活动是情境，行动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而操作方法是完成一个活动的方式。(秦丽莉、戴炜栋，2013)语言教师的教学涉及了活动理论的三个层面:课堂教学是情境，围绕教学目的实施的教学步骤是行为，而利用教学手段组织的课堂活动是操作方法。因此关注语言教师教学实践以促进专业发展与活动理论息息相关。最近发展区是指“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际发展水平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潜在发展水平是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Karen＆Paula，2011:6)ZPD涉及学习者的当前能力水平和潜在能力水平，而这一潜在能力水平达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有能力强于该学习者的他人，如教师、家长、同伴等的协助或引导。(刘学惠，2011)这一情形常被喻为“支架”，通过搭建“支架”，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互助、合作、引导等关系，可以促进教学、增强交流。实践层面上，两书提供大量个案研究，从数据的采集到分析都给出详尽的描述，所提及的开放访谈、课堂观察、刺激回忆、反思日志、教师自述、集体会议、教学计划等数据收集方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重点介绍的专业发展范例，如:批判性朋辈小组、课例研究等讨论了教师自述的本质，实验结果证明这些范例对于教师反思教学行为、发现教学弊端、增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等效果显著。作者呈现的案例，从问题提出、理论阐释、实践过程到结果讨论，给教师教育的实施者、语言教师自身等进行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在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探索实践的过程，同时需要宏观环境、客观条件的支持。通过两本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语言教师要重视自身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两书都强调语言教师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例如:书一第二至五章，书二第五至七章。语言教师的概念和认知涵盖多方内容，如:认识论的转向、学习的概念深化、教师身份的认知、语言的特性等。教师概念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早期学到的关于语言、教学等的知识，影响着教师教学行为的实施，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教材内容、学生反映、教学要求等会冲击教学观念。在社会文化视角下，作为受文化、历史、社会影响的个体，教师的学习、教学源自其在课堂和学校的社会性实践。面临来自学校环境、专业水平、学生需求等各方面的挑战，作为语言教师要及时调整心态，提高教师身份认同，将自己融入社会文化情境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概念和认知，才能实现专业持续发展。
2．合作和反思是语言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有效途径。两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合作和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施形式都给以深刻启示。教师间的互助合作为彼此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观察、评价的伙伴，反思、倾诉的对象以及提高、发展的机会。教师可以互为观察者、指导者、协调者、辅助者，通过组对进行课堂观摩、集体备课、彼此评课、互相访谈等，在交流、反思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同事间的交流也可以建立一个发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的平台，寻找身份认同。合作式的教学，既可以分享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经验，又可以共同面对困境，在心理上有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营造合作文化。反思可以是同伴之间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而撰写教学反思日志是促进教师教学和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日志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师对于授课思路的整理、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个人教学困惑甚至是教师情感的流露等等。反思日志可以为教师提供一面审视个人的镜子，既可以重新梳理教学过程，也可以直面自身问题，在反思中不断调整自我，提高教学水平。
3．重视语言教师培训以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在两书探讨的多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国外极为重视教师培训，项目重实践、内容多元化、制度常态化，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相比而言，国内语言教师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培训与国外差距甚大。我国语言教师多为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教学概念、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知识的储备，还是实践层面的教学任务设计、课堂活动组织、管理手段等的学习，都缺乏系统训练。而书中提到的培训方式，如:短期集中培训、学术论坛、网上学习与交流、参观教育项目等，都是值得借鉴的。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可以在语言教师进修、访学、交流、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教师进行的课程改革和专业发展研究项目给予资金帮助和管理制度上的倾斜。只有客观大环境认识到教师教育的意义，不断完善服务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才能实现。
三、结语
1．1概述“文化”一词的定义较在民族学中更为接近民俗文化，即把文化视为生活的方式。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信仰、思想、价值判断与在其影响下形成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许建筑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个思想的范畴，一个理性并不能完全解决沟通的问题。
1．2从斗拱谈起以斗拱举例来说，20世纪初老辈建筑先贤对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从构造方法上做了定论，即切合中国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汉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则是衰退期。但是单纯的结构发展论并不能够代表全面价值观，例如西方建筑中从没出现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现代研究建筑史，已经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为动力，文化特质。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从东西方文明起源对比浅析中国文化特质
2．1东西方原始文明发展由来人类从动物开始，由于物质的逐渐丰富，获得了“理性”———即行为之前的犹豫到冷静的过程———从而进化为原始人类。再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出精神文明，学会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质层面的原始人性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原始信仰(林语堂，1943年)。原始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明确的社会伦理规范就出现了大概的轮廓，即为使用伦理的内力约束来维持社会安稳的周礼。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下，人们其实内在仍是保持着原始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世乐生的诉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体之前，在周礼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走势为道德取代宗教，礼俗取代法律，固化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体，佛教流入，但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而受礼制入世影响同化，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众化，从而失去了的机会，艺术与科学也就无法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逐渐沦落。而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类在宗教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约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恶、祈求来世的人生价值(迟成勇，2009年)。之后经历中世纪的封建制，集团和阶级的严重斗争阶段，走到了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文主义，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进而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持续演变到现在。
2．2宗教精神对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响宗教精神在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对生死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宗教具有悲剧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现象，对人类存在是一种无形威胁，而人行为又易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欲念所支配，两者合起来即为悲剧感受(林语堂，1943年)。于是受悲剧感受影响，人类不免时时为空虚绝望包围，带有萧瑟凄凉的悲愁情绪，故西方悲剧文学艺术也就在此种精神下产生。受此影响，宗教艺术是在生死之际和之间找寻人生意义，特质外化在建筑表达上表现出的永恒感的追求与纪念性、带有献身精神。执着一丝不苟宗教精神为工业化基础，以此产生艺术与科学，西方建筑史几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文化。这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贵族并且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产生了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国文化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汉宝德，2008年)。甚至在秦汉之后，封建制解体，贵族文化走向没落，民众文化愈发突出。而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中国人理性早启，过早步入伦理本位，思考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人过早受到周孔礼俗的内力制约，在人对物的思考上显得薄弱，科学无从产生。这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宗教文化对西方“人对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样由艺术审美主导的建筑发展，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对于中国建筑的最本质影响。
3由社会及文化发展史解读中国建筑史
从夏商到清朝，中国有着古老深厚的历史。在由原始农耕社会形塑成的文化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同时，诸如佛教的外来文化循着地理扩张参杂进来，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为政治统治文化。各种杂糅混合，并且相互影响和内化。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解读在其间被影响的中国建筑发展，现暂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3．1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商延续到秦汉，从时间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相似的是都无主导性宗教，人类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祖一类，重视人文观念和艺术，产生大量哲学思潮。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虽然也存在神话，但并未到达信仰的阶段，而是一种诗意地尊崇，从屈原的《九歌》、《天问》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们不为神建庙，不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演变。出现高台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类型以及以柱列为基础的空间架构。同时由于礼制的确立，建筑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现了权位象征。至秦汉时期，木构架发展到了成熟突破，进而引发了亭台楼阁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古建筑并无曲线，端庄严肃。建筑规模庞大，构件简单刚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
3．2中世时期中世时期囊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这段时间内，贵族世家转为地主阶层，影响力渐衰，同时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辅佐下，慢慢成为了精神统治，而佛教文化则由盛至衰。由于专制集权，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贵族精神遗传给士大夫阶层，在制度上科举人才选拔平民化。社会文化发生了大蜕变。期间宋朝南迁，地方家族实力彻底被摧毁，中国的贵族文化接近尾声，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统文化开始。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其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而后至唐朝，宫殿规模愈发宏大。受佛教的影响，空间由复杂趋向与单纯。斗拱结构体系日趋成熟，并且趋向复杂化向装饰化，由原本的橼承重慢慢变成了檩承重，从而建筑的曲线更加明显:翼角起翘，出檐深远，显得轻灵飘逸。在宋朝，建筑保留着最后的贵族气质，呈现出精致高雅、细腻纤巧。在理学的影响下，俗文化形成，园林兴盛。来到了儒家士大夫时代，禅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强，风格相较之前变得收敛变庄重:正脊改曲为直，鸱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翘转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启后，重心逐渐从唐辽北宋金那种肃穆的宗教气氛转为世俗化，且更为艺术的设计，空间的运用逐步比出檐的深远更受重视，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态的设计则更为艺术化。
3．3近世时期近世时期从辽金到近现代之前的清朝，在这一时期里面，少数民族入侵，由于北方辽金异族文化的冲击，简单粗狂的取向，把单色优雅的宋文化，改变成为具有装饰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备王朝所必须尊重的传统礼仪制度，且无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开始。传统贵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彻底消失，佛教因禅宗兴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为一体，社会商业化，资本主义萌芽，新形式出现。专制思想达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带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之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精美楼阁，如各种城楼、鼓楼、市楼等，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术和成就有著长足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巨构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构建筑，面阔95m左右，占满紫禁城太和殿的整个台基，其体积大约是唐大明宫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弃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这种在城市经济和手工商业大为发达的环境下趋於理性的技术革新，不仅有利於建造开间极阔的巨型大殿，而且帮助结构变化丰富的复杂楼阁建筑成为了一门富於创造的艺术。明代城市建筑沿袭南宋一路的人文主义路线，完全世俗化，相比肃杀的宗教气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诗弹琴品茶论画的空间，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国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广大的干燥的黄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长江流域，宏大的气魄转变为纤巧的心思。建筑的规模在缩小，中小型建筑为新兴的商人中产阶级建筑，完全取代了贵族士族大家，成为社会中坚，商人与士人混为一谈(梁航琳，2004年)。江南景色，小桥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国的环境特色。文人画的情操呈现在士人的小院里，为中国人的心灵天敌。这样的中国情趣是汉、唐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
4结束语
关键词设计艺术工业设计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FB47文献标识码A
“设计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态度和观念，一种规划（计划）的态度观点。”——莫合力纳吉（LaszloMoholy－Nagy）。“设计是包含规划的行动，为了控制它的结果，它是很难的智力工作并要求谨慎的关键的决策。它不重视把外形摆在最优先地位，而是把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后果结合起来考虑，包括考虑经济、社会、文化效果。”——利特（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设计从根本意义上讲是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反映，因此设计艺术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对社会的理想。讨论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先要看看人们对社会的理想模式，或要求、或幻象、或期望、或责任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设计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21世纪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的观念不断地发展，探索未知，为后工业社会寻找新的造型语言和艺术理念，就是说设计已经不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世界，更重要的是设计研究科学的双重性的调和，即科技给人和人生存方式的影响及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污染和危急。设计的观念决定了设计艺术发展方向，本文即从以下角度探讨了设计艺术在未来的发展态势。
1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科技的变革
人类的价值和思维方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发展。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丹麦的设计师福林特（NielsPeterFlint）的设计观念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他怀疑西方的物质享乐和消费注意价值观，主张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乐转变为非物质的过程，强调服务和无处不在的信息交换，他甚至向往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他正专心于“衍续”（sustainable）产品和建筑的观念设计研究，并开设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flint）命名的商店，专门出售“衍续”产品。
可以看出，工业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处理好设计观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因此，设计与社会经济形成互动的关系是设计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实质。英国的工业化开始发生于18世纪，西欧、北美的工业化都始于19世纪，到本世纪中叶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20世纪；对于广大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工业化是一个世界化的进程，而且至今这个进程还远没有达到终点。工业化带来的是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其本质是追求物质化。西方在达到高度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生活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工业化带来的一切负作用。西方的许多学者提出，从工业化的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信息技术。21世纪的设计观念是，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转变；从物质的设计向非物质的设计转变；从产品的设计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的设计转变。
人类社会发展是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这一问题将在信息时代的设计中得以解答。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信息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从事具体的工业生产的人数在逐步减少，而从事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人们的需求重点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转移。我们的社会从过去的“硬件社会”向今天的“软件社会”转化，人类已步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
新的技术又一次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工业时代生产规模的庞大、集中、标准化向后工业时代的小型、灵活、多样化发展。产品的个性化和文化特色成为生产的重点设计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走向融合，使得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设计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的形式与功能已没有必然的联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单纯的科技主义文化已不能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设计已变成了一种融合科技与艺术的综合学科。新的设计形态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设计的产品也成了一种时时变化着的东西，通过这种产品设计师与顾客进行互动式的交流。例如多媒体设计、虚拟空间的设计和网页设计，它们的传统形式已不复存在，纸张、油墨、装订线已变成了各种电子线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不像一份报纸、一本书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纹丝不动，而是在屏幕上闪烁着各种光芒，变换着各种造型，每当你按下一个按钮，将会出现一幅新的场景与新的文字，它们将按照你的要求，提供给你不同的功能：查寻资料、浏览网站、了解产品、发送文件。在这里，任何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衡量标准都显得毫无意义，设计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它将充满感性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合理的生存空间，在更高层次上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设计艺术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背景
设计离不开庞大的哲学思想，离不开悠远的民族传统，因为那是孕育它的土壤。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要素。每一个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均以这三种为基础。倘若对这些基本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但却试图透过设计来传递这种思想概念，结果就会如同水中捞月一般。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上，东西方的哲学体系有基本的差异。在西方而言，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类已被视为大自然的主宰，甚至可以控制大自然，因而导致后来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各种卓越的科技发明。可是，在东方来说，人类往往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努力寻求与大自然的协调。我们这个以西方为主导，竞争激烈的消费社会，往往欠缺安稳；而东方哲学体系所灌输的和平安静思想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例如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空间构成的意识、生命力的节奏与韵律、线面的有机结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这种种充满活力的造型，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它们恰恰是承载东方文明的载体。这些造型不是单纯的再现已知事物，也不是纯粹的主观的幻想，而是以科学思维所不能替代的直观感受在未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探险。它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存的勇敢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的审美观和哲学观，因而这些造型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永恒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
先进世界资讯发达，社会及文化发展渐成一体化。当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然立足于本土文化和思想基础，将精髓融汇于现代思潮中，丰富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多极化的现代国际文化体系。
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体制的逐步瓦解，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已有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价值观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把握住历史的契机，站在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美学观的再认识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道路。
设计是文化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流行的色彩与块面的罗列与拼凑。对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借鉴是在传统审美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设计实践中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原理和平面化特征以及画面中各元素之间力的平衡的研究是发展中国设计重要内容之一。在传统绘画的构成中讲究“经营位置”，也就是说在平面化的效果中注重各部分的和谐与完整，各种元素之间力的关系力求达到平衡，即各种元素的力度包容在整幅画面中，“内容即使繁杂，也统一于意境”。同时，对传统构图中的“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和传统笔墨效果的吸收与借鉴也是重要的课题。
3设计在未来的挑战之一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从长远角度看，最好的生态产品将会成功并控制市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自然资源迅速减少，环境污染公害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西方工业经济衰退。保存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要求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探索新方法解决垃圾处理，以减少污染，节约原料；改善产品结构，使其可修理；使用无废料的太阳能；节约用水设计等。
格鲁斯（JochenGros）于1975年提出“有意义的功能”理论，设法跳出自然科学思想的目的理性，倾向于人文科学思想方法，尤其是知觉心理学，它在德国首先提出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即生态设计。
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当代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后代的发展权利和机会。目前，追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全球获得广泛的共识，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计划，《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农业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是以科技和信息作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是建立在人类智力或智能充分发掘与利用基础之上的，不会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的开采和应用，进而产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相反，它要利用科技手段去保护和改造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从而使现代人类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设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探讨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必须明白设计是一个边缘学科这一本质，在人类科学与文化都在进步与革新的时代，对于作为艺术与科学、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和谐之纽带的设计艺术，变是永远不变的原则。
参考文献
1V.C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汉语亲属称谓语性别区分意识明显，首先体现在亲属称谓词汇的排列次序上。如夫妻、子女、公婆、父母、岳父岳母等词，男性在前，女性排后。另外，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称谓也不相同。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祖母”，而母亲的父母则称为“外祖父、外祖母”。父亲的兄弟分“伯仲叔季”，比父亲年龄大的要称“伯父”，比父亲年龄小的要称“叔父”。而父亲的姐妹统称“姑”，母亲的兄弟姐妹统称“舅、姨”。又如父亲的兄弟的孩子称为“堂兄弟、堂姐妹”，父亲的姐妹的孩子和母亲兄弟姐妹的孩子称为“表兄弟、表姐妹”。“堂”即指自家人，“表”即指外面的人。再比如夫妻间的称谓，丈夫可以是“当家的、掌柜的”家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妻子则是“内人、屋里人”甚至可以是“贱内”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延续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忠实反映。在父系氏族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种性别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在汉语亲属称谓上表现了出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也积极向西方靠拢。日语中的亲属称谓语也与西方的亲属称谓语接近，几乎没有性别区分意识。日本人无论父亲的父母还是母亲的父母统一称作“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父母的兄弟姐妹统一称作“おじさん、おばさん”，父母的兄弟姐妹家的孩子也都用一个称呼“おにいさん、おねえさん”。特征最明显的是祖父母无论是孙子还是孙女都称作“まご”，完全忽视了性别。
二、内外区分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传统宗法制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准来来划分亲属关系的内外亲疏。亲属关系分血亲和姻亲，其中血亲又分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由于中国是传统的父系氏族制，父系亲属就被划分为“内”，由姻亲关系形成的母系亲属划分为“外”。内外有别，因此亲属称谓语也是由亲到疏。例如，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母”，而母亲的父母则称为“外祖父母”，冠以“外”字与直系血亲的祖父母相区分。再如父亲的兄弟详细地划分为“伯仲叔季”，而母亲的兄弟简单地统称为“舅”。即使是与父亲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因为终归要出嫁他人，变为外人，也简单地统称为“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称谓语上详细区分已无意义。与亲属称谓语的性别区分意识背景相同，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上并不区分血亲、姻亲等的内外亲疏关系。
三、上下尊卑意识
汉语亲属称谓语严格区分辈分和上下尊卑。对辈分高的人要绝对尊敬。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作为辈分高的人及其配偶都要受到尊敬，必须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父、叔母、舅父、姨妈”等。对同辈分的兄弟姐妹，比自己年长的要称呼“哥、姐”，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的旁系兄弟姐妹，比自己年长的也要用亲属称谓语称呼。父系堂兄弟姐妹，要称呼“哥、姐／名字+哥、名字+姐”，母系表兄弟姐妹要称呼“表哥、表姐／名字+表哥、名字+表姐”。对晚辈以及比自己年幼的同辈，可以直呼其名，也可以使用亲属称谓语，如“儿子、二妹、三弟、侄子”等等。探索原因，上下尊卑意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密不可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封建王朝还建立了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级分明。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重要体现的亲属称谓语自然也就讲究上下尊卑意识。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也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日本，亲属关系最基本的就是长辈与晚辈的概念。长辈和晚辈要使用不同的称呼语。对长辈，不能只称呼其姓名，而要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对晚辈，可以称呼姓名，但不能用亲属称谓语称呼。因此，对祖父母、父母、叔伯、姑姨等长辈以及比自己年长的同辈要使用亲属称谓语。而对晚辈以及比自己年纪小的同辈不可以使用亲属称谓语。像汉语中的“侄子、儿子、弟弟”这样的称呼，在日语亲属称谓语的面称中是不使用的。这一点与汉语亲属称谓语有所不同，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四、长幼序列意识
汉语亲属称谓语和日语亲属称谓语都注意区分长幼序列。这还是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受传统儒教思想影响的结果。汉语中，父亲的兄弟根据是否比父亲年长而分称“伯父”“叔父”。伯父或者叔父多于两人以上时又会以“大伯、二伯”“二叔、三叔”等加以区分。受父系氏族制的影响，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没有长幼的区别，但也按照出生顺序冠以“大、二、三”等。如“大姑、二姑”“大舅、二舅、大姨、二姨”等。在日语中，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根据比父母年长还是年幼也有“伯父、叔父、伯母、叔母”等的汉语词，但通常还是称作“おじさん、おばさん”。叔叔伯伯们也不按照出生顺序加以区别。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多于两人以上时，通常会以“在东京工作的叔叔”等的表述加以区分。汉日亲属称谓语在区分“兄”和“弟”、“姐”和“妹”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汉语中区分长幼的意识在兄弟姐妹的称呼上也有所体现。兄弟姐妹比较多时，会称呼“大哥、二哥、大妹、二妹”等。家里的孩子依据长幼顺序，考虑性别因素，有相应的表示出生顺序的称呼。如日语中的“長男、次男、三男、長女、次女、三女”等，汉语中的“长子、次子、长女、次女”等。汉语中有时还会忽略性别，按照孩子的出生顺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这种称呼在日语中不存在。
五、从儿、从孙意识
亲属称谓语中的从儿、从孙现象是指父母或祖父母按照家里的孩子来使用称谓语称呼自己或其他亲属。这种从儿、从孙称呼意识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普遍存在。汉语中，父母对孩子可以自称“爸爸、妈妈”，如父亲对孩子说“一会儿爸爸带你去公园”。祖父母对孙辈可以自称“爷爷、奶奶”，如祖母对孙子说“让奶奶抱抱”。在直接对孩子称呼其他亲属或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从儿、从孙称谓语。例如母亲对孩子提到孩子的父亲时“爸爸明天放假休息”。再如孩子在家时，父母对孩子的祖母说“奶奶去睡一会儿吧”等等。在家庭内部，祖父母有时跟随孙辈互称对方为“爷爷、奶奶”，父母互称对方“爸爸、妈妈”。父母对孩子称呼“哥哥、妹妹”等。这种亲属称谓方式之前仅限于局部地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称呼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见。亲属称谓语中的从儿、从孙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亲属称谓语的一种泛化。究其原因，是受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是由一个个的家庭构成的，在家庭内部，这种从儿、从孙称呼方式能够表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日语中，祖父母和父母对孩子自称和他称时的称谓语使用和汉语几乎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家庭中，祖父母间互称“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父母间互称“おとうさん、おかあさん”，是及其普遍的现象。祖父母和父母还经常按照最小的孩子称呼其他孩子为“おにいちゃん、おねえちゃん”。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人情相对淡薄的日本，比起夫妻关系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更加稳固，安全程度也更高。因此，夫妇以共同的孩子为基准来称呼对方，把横向关系变为纵向关系，想要进入一种永续的安定状态。
六、结语
把艺术从体制的角度进行考量，打破艺术的纯粹性，这一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美学幻象，是社会学家们的目的，他们将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置于时代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注重艺术在生产、传播、消费和分配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制度、行为和各种权力关系，不再单纯的把艺术看作是纯粹的美学或单纯的关注艺术的本质属性。柏拉图很早之前就认为：“艺术具有其社会责任，就像其他的源泉或病态的源泉一样，必须在社会生活的整体架构中找到其理性的位置。”艺术作为世界观产生体制。从体制观念来看，艺术体制的核心要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某一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艺术观念或美学理论；而这种观念是定型化的，是普遍的惯例。从体制的作用来看，核心要素既可以与艺术活动的行动者相互协作，还可以帮助社会规范个体行为，从而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推进艺术发展。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艺术体制就是“维持艺术生产和艺术独立地位的社会机制，包括艺术赞助人、赞助机构、艺术生产组织、艺术院校、艺术场馆、艺术刊物以及当代的艺术企业、大众媒体等。”
二、艺术体制理论之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开始求新求变，这种转变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让观赏者震惊。艺术不再只是传统的美学精神，从杜尚的现成品、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到奥兰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与传统的艺术大相径庭，打破传统艺术美学意义上的中规中矩，转而以千奇百态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剧烈地冲击着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理解。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促使人们开始质疑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反思艺术的本质。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对艺术产生了各种争论：有人认为强化观念弱化审美的现当代艺术是在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本质是利用艺术的哲学化外衣掩盖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行为；也有人认为这种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艺术界利益机构联手精心炒作出来的艺术泡沫而。在这种后现代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到底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这些问题在众多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面前显得急迫而重要。在传统艺术理论遭遇冲击的情况下，艺术体制理论或称艺术界应运而生。面对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说：“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学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相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受到这一启发，20世纪60年代，艺术哲学家们在美学内部开启了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艺术品的资格问题。
三、合作与冲突
早在19世纪，就有了从艺术体制来分析研究艺术的雏形，许多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讨论。他们通过考察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于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流派的影响，同样的，后者也会反过来反映和影响前者。马克思曾提到艺术是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的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将艺术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了艺术和哲学、宗教等内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思想地位，主张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马赋予艺术品美学形式和内容。受马克思的艺术主张影响，一大批艺术学者们将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生活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及生产经济模式，这一主张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展开。将艺术的关系属性理论展开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阿瑟•丹托。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规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内容并对价值判断保持一定的疏离，他更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实践。虽然艺术界理论注重了艺术作品与社会语境之前的关系，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也在哲学话语的框架消解了激进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从“艺术界”理论出发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会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艺术制度”的理论。他通过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等美学问题放到“体制”中思考，从而为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基础。贝克则认为，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成就和声誉，都需要通过“艺术世界”获得，这源于艺术家的具体行为，也是艺术世界各类行动者的集体作用的结果，他向我们说明，艺术的审美和艺术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艺术世界的运作，因而打破了传统美学的中的艺术幻象。
四、结语
自韧性领域的研究以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与韧性有关的内、外保护性因素，也揭示了弹性个体所呈现出的特质。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韧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终将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固定模式。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不同民族文化带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与韧性水平有关。这些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已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印记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会溶解成为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无疑带着文化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关于文化与心理韧性的探讨将韧性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提出“文化韧性”一词，用以描述文化因素在应对不利情景时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积极情绪等能有效促进韧性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也常被作为影响韧性的因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家庭和社区功能。综上，笔者认为，“文化韧性”一词更多强调的是韧性的研究领域，类似于“教育韧性”、“职业韧性”等名词，不能恰当显示文化因素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使用“文化特质”一次，用以阐述文化背景下所发展出的独特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心理韧性追根溯源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早已对韧性进行过研究，以《周易》为证。《周易》的阴阳对立转化思想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辩证思想，也揭示了韧性的顺逆境转化之道。对压力的主动适应也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找到印证。中庸作为中国人核心文化，对国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认知风格等起着关键作用。“中庸”、“顺其自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影响着韧性的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慎独”“自省"的个人修养，正是韧性的最高层次发展。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或是适应过程，其最低层次是“适应”，而最高层次则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影响也以“精神性”意义延续下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对存在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追求，是中国儒释道“无我”的集中体现。精神性有效促进韧性和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国外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论述，由于所涉及文化、宗教与学科背景较复杂，对精神性的理解也部分贴上了宗教的标签。ShelleyLLong以宗教背景下的精神性与大学生韧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精神体验，价值观或信仰，宽恕，个人宗教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教会支持和总体自我评分等精神性维度与大学生韧性存在显著相关，而组织笃信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与韧性无相关。精神性上的总体自我评分比宗教上的自我评分与韧性的关系更大。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生活背景中。一项对墨籍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与韧性的研究表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逆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责任和威望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因素，显著提高了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激发了学生的成就动机，能够预测大学生韧性，此外，民族认同感、宗教仪式等因素也在适应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民族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应对策略，帮助非裔美国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压力。在一项研究种族歧视与韧性的研究中，民族自豪感作为保护性因素，也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加强了个体与社会联系。
2韧性的层次性
早期，学者认为韧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只有那些适应良好的个体才具有韧性这种特质，后来对灾后韧性的研究表明韧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症状极为严重的群体，韧性个体也不在少数。既然都具有韧性，为什么适应结果却不一样，除非个体选择了不同的韧性策略应对压力，致使韧性出现层次性的表现。Richardson提出的韧性过程模型中，对韧性结果做了不同解释。压力过大时会打破个体原来的身心平衡状态，个体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变得不一样:①达到韧性的重新整合，即韧性增强，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重整;③伴随丧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乱的重整。这4种结果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一个说明韧性过程的模型，不如说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韧性策略和结果的层次性。Hunter对职业学校问题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了韧性层次性的现象。他发现这些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反弹能力，而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的因素却是让人吃惊:拒绝交往、离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极的品质。这一发现使Hunter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韧性的层次模型。他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间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级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尽管也在压力中适应，但在成年后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就是说，逆境中的个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韧性，致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适应结果。有些人只是从压力中度过，而有些人则从压力中获得了成长。具有韧性个体并不是完美的宠儿，尤其当那些知名人物显示出强大韧性的同时，他们似乎还不得不与自身的障碍做斗争。MauriceMiller对10名学业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这些学障学生韧性的7个要素:①认同成功经验;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③自我决定;④把握关键性的转折点;⑤拥有特别的友谊;⑥有鼓励自己的老师;⑦了解并具备学障的知识。而Schreiber的研究则发现，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期望获得学业成就，尤其是那些认为学习的能力是稳定、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学生，他们的韧性水平较低，且抑郁症状比较少。这可能由于认为学习能力无法改变的这种观念，使学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尝试提高能力，从而避免进行一些容易带来抑郁情绪的思维活动。
3韧性的情境特异性
大量学者对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韧性在不同情境下仍显示出明显差异。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对移民群体来说是个显著的压力，种族认同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缓解种族歧视带来的高抑郁、低社会连结和低自尊，然而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当个体感知种族歧视严重时，他们高度的种族认同和自豪感反而会带来显著的抑郁症状，社会联系减少。也就是说，种族认同感作为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对乞丐的一项研究发现也证实了韧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当流浪者回归到正常生活时，他们在沿街乞讨这种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韧性却使他们无法适应体面的生活。情境特异性还反映在一些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对不同韧性群体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比如对多动症(ADHD)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与韧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学生，患有ADHD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环境掌控力比人际关系这一公认保护性因素在韧性发展中呈现更重要的影响。一项对酒精依赖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韧性的研究发现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镜，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赖学生并非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更多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焦虑、情绪沮丧和复杂的家庭问题，学业成就与韧性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更让人吃惊的是，学业成就似乎只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情感疏离或是一门心思追求着某一特殊成就却得不到的替代性结果。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韧性差异明显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异文化压力适应中。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感受和成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东方文化中，一个过分强调自我，关注自我感受的人会在人际环境中遭受更大的压力，甚至还要接受更多道德审判。尽管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差异会越来越小，但是文化价值观本源仍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韧性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异，只有关注差异，才能在韧性的干预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4韧性领域的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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