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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必要性
（一）社保基金存量有必要拓宽投资领域。根据2001年度嘉兴市本级社会保障基金决算反映，市本级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初余额为24428万元，年末余额为44912万元（其资金分布情况为：经办机构支出户银行存款13139万元，财政专户存款28405万元，暂付款563万元，债券投资3888万元）。从年度社会保险基金存款余额的变化情况看，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存款余额已经走出了前几年的下降趋势，并逐年在增加。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2001年度养老、失业基金决算情况》通报反映，嘉兴市本级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为15．1个月，高于全省9．9个月和全市13．4个月的水平。从市本级2001年社会保障基金收支情况分析，在社会保险扩覆不开展的前提下，如果从2001年存量资金中留出15000万元作为2002年的收不抵支部分，留出投资国债和定期存款未到期部分10000万元，还有20000万元可以用于其他投资。
（二）社保基金增值有必要拓宽投资领域。根据2001年度嘉兴市本级社会保障基金决算反映，市本级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度利息收入774万元，年综合利率2．23％。从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全淡出前，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走势预计在三、五年内仍将维持现有水平，目前存货款利率差在加大。
（三）政府资金经营需要拓宽投资领域。目前，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建立投资性公司向商业银行贷款并以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则将大量的社会保障基金存入银行，以银行存款利率得到利息。按照现行存贷款三年期年利率进行测算，存款利率3．24％、贷款利率5．76％、差额2．52％，如按5亿元社会保障基金存款进行测算，年基金少收入利息1250万元。
（四）依法参保意识的提高和行政推动力度的加大有必要拓宽投资领域。近年来，省市人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险工作的领导，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保险工作的管理，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法制意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和社会的监督力度，参保单位、参保职工、缴费基数三个不到位的状况正在加强或改善。社会保险参保扩覆工作的开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参保企业不到位的状况，使当年社会保险基金达到收支平衡并有结余，使存量资金增加。这就有必要考虑社会保障的投资方向和较大限度增值的问题。
二、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对中央政府而言，选择适宜的模式入市至关重要。从允许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市的国家看，社会保障基金入市的途径为社会保障基金——基金公司——证券市场，即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基金公司，再通过基金公司投资于股市。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将社会保障基金拓宽投资领域，除按照规定安排好支出所需的资金和购买分配的国债以外，投资于地方政府承担最终兜底责任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率；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速度，减缓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投资方向可以确定为：市本级的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出资部分，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基础性发展项目，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模式，在现行政策制度不作调整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选择：
——委托贷款项目模式。根据商业银行当前的委托贷款制度规定，资金所有者将银行存款指定对象和项目，由商业银行根据规定手续与贷款方和委托方签订三方合同，并由商业银行办理贷款和结算手续，按规定收取手续费，但不承担委托贷款资金风险。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从社保基盘管理本身来说，其资金反映在银行存款科目中，因而不违反国家现行对社保基金管理的制度，同时有利于基金的增值；缺点是银行不承担风险，同时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
——直接投资项目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在众多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选出发展潜力较大且稳定的项目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对象，由政府组织对项目的政府责任的论证。对于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最后兜底责任的项目，可以确定为社保基金投资方向，由市财政（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办理基金投资手续。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在基金增值的同时节约了手续费；缺点是超越了国家现行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
——投资开放式基金模式。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规模不固定，基金单位可随时向投资者出售，也可按投资者要求买回的运作方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投资收益高于国债和储蓄、低于股票；缺点是投资风险高于国债和储蓄，同时需支付手续费，而且国家至今末规定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范围。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比较，选择委托银行贷款模式较为合适。在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利息收入，同时又不违保障基金管理制度。
三、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可行性分析
选择委托银行贷款方式拓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领域，笔者分析是可行的。
——从政策角度分析具有拓宽投资领域的可能。（1）综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政策，其基金结余的投资方式除储蓄和购买债券外，还有以下几种：一是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交通、电力、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回收期稍长但收益较稳定可靠，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兼顾社会效益。二是投资于股票市场。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国内或国外股票，以获取股息收益或股票增值。三是投资于不动产及各类贷款，如抵押贷款、商业贷款、住房贷款、个人贷款等。（2）在我国，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规定，“基金结余除根据财政和劳动保险部门商定的、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预留的支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发行的特种定向债券和其他种类的国家债券”。而在按照规定购买国家发行的特种定向债券和其他种类的国家债券后，剩余资金则存入银行。
综观上述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式，按照风险和收益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是储蓄、政府债券、基础设施、公司债券、股票和不动产。总的来看，各国对社会保障基余的投资营运都控制得非常严格。储蓄和购买政府债券是所有国家都认可的投资方式，而对基础设施、股票、不动产和贷款等风险大的项目，有的国家是严格禁止的。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统计分析来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在各项投资项目中是最高的，因此，不少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解开禁令。
——从投资对象分析具有拓宽投资领域的空间。“九五”期间，政府对本级范围内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形式，投入40多亿元兴建了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十五”期间，还投入巨资兴建文化中心、体育中心、杭州湾跨海大桥等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均将逐步到达还贷期和贷款期，而已经建成项目目前尚未具备还贷能力，需由政府财政给予支撑，待建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启动，这些因素均给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的拓宽提供了方向。
——按投资项目分析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较高的投资收益。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政府承担最后兜底职能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项目，可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同时，可以增加较多的利息收入，如按照三年期存货款年利率计算，社会保障基金年利率可在目前2．52％的基础上提高到5．58％．如按3亿元资金量进行测算，年度利息收入可从存款的756万元提高到委托贷款的1674万元。
四、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意见
（一）统一思想、确定投向。由市财政局按照嘉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会同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对文体、教育、交通、建设等部门纳入“十一五”规划的项目进行评估，选择提出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交市政府决策。
1.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据统计，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3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596.22元，占人均纯收入的38.55％；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193.6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52.98％；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包含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收入）达到1745.12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79.55％，占人均纯收入的42.15％[1]。由此可见，农业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问题。
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和农业气象服务等，可以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田灌溉规模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62——2002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50％，但是人均灌溉面积增加了50％。全国粮食产量净增2.6倍，其中占全国耕地面积不足40%的灌溉土地的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80%。据资料分析，约有60%的粮食作物，75%的经济作物和90%的蔬菜作物都生产在灌溉农田上[2]。
截至2007年，中国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已经达到46.4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6.83％，占粮食播种面积的53.50％。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02亿吨，比2006年增长0.72％，较1980年增长了1.81亿吨[1]。由此可见，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从而有力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
2.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目前中国农业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产品的特殊性等条件下，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
（1）从价格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关系到国计民生，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虽然政府在特定时期（战争、自然灾害等时期）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刺激农业生产，但是政府无法长期将农产品的价格定位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产量大，产品的差异性比较低，农产品市场是比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形态。在这种市场形态中，每一个生产者，也就是农民，都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垄断力量，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总之，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的价格会保持在比较固定的低水平上，农民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高收益。
（2）从产量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目前的经营形态下，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有限，这意味着单位农户所拥有的土地的生产能力有限，虽然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存在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中国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众多，要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还需要一定时期的调整，因此，中国小规模农业经营方式还将长期存在。这种小规模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不能够通过扩大土地面积来扩大产量。另一方面，除了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农民还可以通过追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来提高单位土地的生产能力，或者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来提高产量。但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样是由市场所决定，即使通过政府的力量，也无法把它们的价格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提高耕地质量又是长期性的努力才能见效的措施，这就决定了农民通过追加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提高利润的空间有限。因此，在中国农业目前的经营形态下，虽然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但是它并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二、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容及分类
农村基础设施(RuralInfrastructure)是指为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它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综合。与“私人资本”相对应，它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通常纳入到农村基础设施范畴的主要内容可细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村水利和农户用水设施、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二是生活性基础设施，如医疗卫生与体育设施等；三是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如教育、道路和通信设施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下，通过增加总收益来提高农民的利润空间是不太实际的。由于农民的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总收入和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差额，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必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
农业基础设施作为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设施，与农业生产总成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科学、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的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这主要体现在：
（1）农村基础设施中的水利、气象等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能够降低自然灾害的成灾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旱灾已经成为中国覆盖面最广、成灾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受灾面积逐年扩大。1949年——1998年，中国平均每年受旱灾面积3.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1/5，其中成灾面积1.31亿亩，全国平均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1238万吨。50年中有10年发生严重干旱灾害，受旱面积均超过4亿亩，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相当于五年发生一次重旱。2007年中国旱灾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4.14％，其中旱灾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3.28％[1]。旱灾面积的扩大，尤其是成灾率的攀升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是分不开的。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象条件多样，农业发展不平衡。尤其在西部地区，农业主要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更加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增加农民农业收入。
（2）农村基础设施中的仓储、市场、交通等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在中国农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想致富，先修路”的标语，由此也可以看到，农民已经意识到道路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很多农村交通设施落后，乡间道路缺乏有效的专人管理，使农业机械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导致了农业耕作成本的增加。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与农业销售、运输成本有关。如果没有进行深加工，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实行的针对“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措施，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扩大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农业收入。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交通和仓储设施，优质的农产品就会因为过高的运输成本而无法走出原产地，更加谈不上增加附加值和为农民增收。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可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所投入的货币资金，部分会通过农民劳动转化为农民收入。诸如修建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中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工作的成果可以说明这一点。截至1997年，国家以工代赈累计投资98亿元，各级政府的配套投入也在1:1以上。1996年中央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总规模为98.5亿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40亿元，占总投入的40%。由于实物携带上的方便，1996年以后，以工代赈全部改为支付资金。全国共安排中央财政预算内资金200亿元，国债资金50亿元。从2001年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以工代赈的投资规模，每年除从财政预算内安排40亿元资金外，还从国债中安排20亿元，在基本农田、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小流域治理、牧场建设、人畜饮水等方而，帮助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01年和2002年国家又从国债资金中安排10亿元搞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项目，2003年又增加了5亿元资金[3]。以工代赈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落后而貌，在促进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而，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和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在继续加大对重点贫困县扶持的同时，适当扶持其他贫困地区，新阶段的以工代赈工程还在继续。
4.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这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使农民在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在中国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费普遍高昂。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而且高昂的电费对农户的实际收入也有很大的影响。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的台数分别为45.94，94.38，和26.12，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这三样耐用消费品的台数分别为96.77，137.79和95.03，二者相差仍然很大。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36元,相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高出一倍[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却要比1991年的价格低很多，可见，主要影响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量的因素不是耐用品的价格，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够带来农民实际购买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能够消化家电业的过剩生产能力。
5.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中国农村人均耕地稀少，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很低，单单依靠农业收入是无法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三农”问题的。这是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第二、第三次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中国农村二三次产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第二三次产业收入所占的比例稳定在20%左右，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二三次产业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例为2000年为23.58％，2005年下降到20.32％，2006年略有回升，为21.22％，2007年再次降为20.45%[1]。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农村乡镇企业体制落后等原因有关，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的陈旧落后，达不到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水、电、气、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硬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就会导致农民对市场信息了解不足，招商引资成为空谈，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的情况难以改变等等。由此可见，要改变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举步为艰的状况，必须首先从基础设施抓起，加快建设，加强管理，搞好经济发展环境建设，这样才能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6.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的增强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和推广新品种可以提高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劳动力使用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生产收入。就中国农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对于农村另外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机械和化肥来说，劳动力是一种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这三种生产要素具有替代关系。绝大部分农活，如：脱粒、收割、播种等等，既可以通过机械完成，也可以通过劳动力利用手工完成。如果农民的身体较好，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相对便宜的手工工作，从而可以节省支出，提高收入。同样，如果农民的身体条件较好，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施用农家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农业成本，更有利于减少农产品的化肥污染，在倡导绿色消费的今天，农家肥的推广有利于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劳动者降低物质投入，节省物质成本，提高收入。
摘要：从收入构成来看，农业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应当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入手。中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平均到每户农民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在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减少成本就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农业收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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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路线万州城区电力基础设施网络的健康评价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原理,构建现状和规划两个网络.第二步,根据电力基础设施健康运行的要求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计算模型,建立计算指标和评价模型.第三步,计算两个网络拓扑结构的相关指标,对比分析计算数据,得出结论,提出电力基础设施规划网络的优化策略.
1.2研究方法及网络构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源于计量社会学,用于研究社会活动中不同行动者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原理是将行动者作为“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线”,从而构建一张行动者“网络”.由于其原理清晰,操作简单,目前在城乡管理结构、产业集群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社区社群网络及工业园区结构等领域均有运用.在万州城区电力基础设施中,各级变电站及其他线路节点被认为是“点”,“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即为“线”,“线”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的是线路设施.“点”之间存在连接关系计为“1”,不存在连接关系计为“0”,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构建了现状与规划两张空间拓扑网络关系图(图5和6).社会网络分析模型与传统线路接线图(图2和3)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能清晰地表达出设施网络中电器元件的位置、配线方式和接线方式,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能够更为直观的表达出基础设施网络整体的拓扑关系,涵盖网络整体结构及单个设施的网络特性评价.相比于国内外电力网络研究中常用的网络图模型、Agent模型、物理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等传统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擅长于网络个体间关联关系的分析,即能表达网络结构的整体特征,也能反映个体在整体的位置,以及描述整体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弥补了传统分析方法缺乏网络间关联关系分析能力的不足.对电力等工程型基础设施网络的健康评估、规划布局等问题,更有针对性.另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技术过程更简单,研究结论也更简明.
1.3评价模型与指标通常,工程型基础设施网络的健康程度取决于网络自身的拓扑结构合理性和运行状态的效率与稳定.万州城区电力网络的建设与运行数据表明,影响网络结构的健康因素有网络完备度和凝聚度、网络层级关联度、局部稳定成份比例以及网络节点脆弱性等4个方面.网络健康运行则应该维持荷载在整个网络中的均衡分布,避免容载比过高.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密度、凝聚子群、K-核、Lambda集合、切点和中心度等计算模型可以对这些指标予以对应的定量计算.由此,建立健康评价模型和指标。
2计算过程
2.1网络拓扑结构评价1)网络整体完备度网络密度公式可以测定网络整体完备程度,计算公式。P为网络密度,L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数,n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节点数.现状电网整体完备度为0.0493,凝聚力系数为0.308,节点间平均距离为4.038.规划电网整体完备度为0.0271,凝聚力系数为0.277,节点间平均距离为4.245.由此,现状电力网络的整体完备度及凝聚力系数均小于规划,节点间平均距离大于规划,说明现状电力网络的完备度优于规划(图5和6).2)网络局部稳定度“K-核”(K=1,2,3…)是建立在点度数上的凝聚子群概念,表达一个子图中的全部点至少与其他子图中的“K”个他点相连.由此,“K”值越高、“K-核”占比越高,则该网络的局部稳定成分越多,网络整体也就越稳定.现状电网中,“2-核”共有19个,占网络整体的35.85%,其中变电站节点9个,线路节点10个.规划电网中,“2-核”共有58个,占网络整体的59.79%,其中变电站节点35个,线路节点28个.规划电网的“2-核”成分明显高于现状,局部稳定性有较大提升(图7和8).同时发现,变电站A17在现状与规划电网中都不是“2-核”成分,急需提高其稳定性.3)网络层级边关联度“Lambda集合”是网络整体结构稳定性的评价因子,通过网络中某2个点的“边关联度”指数给出定量测量.边关联度指数可标记为s(i,j),等于为了使得这2个点之间不存在任何路径,必须从图中去掉的线的最小数目,该值越大二者之间的关系越稳健.由Ucinet软件计算可知,现状电网有1,2,3,4和5等五个级别,边关联比例分别为100%,50.94%,33.96%,11.32%,3.77%;规划电网有13个级别,边关联比例分别是100%,73.20%,54.64%,37.11%,27.83%,20.62%,11.34%,8.25%,6.19%,5.15%,4.12%,3.09%及2.06%.对比发现,现状电网50.94%的边关联分布在“2”以下,规划电网54.64%的边关联分布在“4”以下.由此,规划电网的边关联度指数(s)更高,整体稳定性优于现状(图9和10).4)网络节点脆弱性“切点”是网络中联系的关键节点.一旦去掉,网络将分离成多个独立的部分.分析切点在整个网络的占比,可衡量网络的节点脆弱程度.计算可知,现状电网中“切点”占比为30.19%,规划电网为25.77%.两者在节点脆弱性上的差异性不明显(图11和12).
2.2网络运行状态评价为避免网络局部出现过载,需要使直接荷载与过境荷载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力荷载在网络中处于均衡分布的状态,需要对网络运行中上述两种荷载的分布情况进行评估.1)直接荷载均衡度①节点荷载压力度数中心度用来衡量单个点在网络中占据的核心性,该值越高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往往也意味着更大的荷载压力.度数中心度可以分为两类:绝对中心度与相对中心度,前者根据与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目,测量出来的中心度可称为“局部中心度(localcentrality)”,后者是前者的标准化,适用于对不同规模的网络进行横向比较,本研究选择相对中心度作为衡量节点荷载压力的指标.公式为Dss(n1),(2)式中,Ds为相对度数中心度,s为与某一节点直接相连的对象数,n为节点数.计算可知,现状电网A19(500kV),A11(220kV)的相对中心度最高,其值分别为0.19和0.17;其次110kV变电站节点A1,A9,A13,A12,A7及线路节点a29,其值分别为0.11,0.09,0.09,0.09,0.09和0.09.上述节点相对其他节点而言,面临着更大的荷载压力.规划电网A19(500kV)的相对中心度最高,其值为0.22;其次A11(220kV),A1(110kV),A9(110kV),B12(220kV),B33(220kV),A13(110kV)和A12(220kV),其值分别为0.15,0.13,0.12,0.11,0.10,0.09和0.09(图13和14).分析得知,现状电网A11(220kV)有过载风险,虽然规划电网增加了2个220kV变电站(B12,B33),但并未降低现状A11的过载风险.②网络荷载压力“度数中心势”能评价网络的整体中心性,可评估网络运行中荷载的整体分布情况,防止网络出现局部失衡.2)过境荷载均衡度分析中间中心性测量的是一个点(线)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上其他点(线)的中间.在网络中,中间中心性高的点(线)需要承受更多的过境荷载压力,容易出现过载问题.中间中心性主要通过“中间中心势”和“度数相对中间中心度”予以测定.前者适用于评价网络整体,后者衡量单个节点的中间中心性.对比可见,规划电网中线路的中间中心度有所下降,过境荷载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可以看出现状电网中间中心度高的线路主要集中在A19(500kV)及A11(220kV)变电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了供电的层级关系,规划电网在增加了500kV变电站B17后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善,相反使得A11及A19周围过载线路更为密集,因此规划电网在进行与B17配套的线路设计时存在缺陷.
3结论与讨论
3.1研究结论上述计算可知,万州城区电力基础设施的规划网络整体上优于现状.首先,虽然现状电网在整体结构上比较完备与紧凑,但由于线路布置方式等原因,规划电网具备更高比例的局部稳定结构,电网的整体稳定性更强.其次,荷载在规划网络中的层级分布更加合理,尤其在220kV变电站层面上的荷载分布更加均衡.第三,过境荷载在规划电网的全网分布更加均衡,过境荷载过载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是,规划电网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新增加的500kV变电站在网络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一定程度上存在使用浪费情况.其次,荷载在220kV变电站上分布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现状网络中220kV变电站的使用情况未产生改善作用,该部分变电站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浪费.第三,A19(500kV)等节点存在较大的过境荷载压力.第四,新建线路主要围绕着变电站A19(500kV)及A11(220kV)进行扩展,并未从整体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第五,A17等变电站在网络中处于不稳定部分.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从电网拓扑结构设计与工程加固等两个方面进行着手予以调整和改善.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5－200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含重庆、四川、)，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统计年鉴及中经网提供的公开官方数据。我国大部分的基本建设支出都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因此，我们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基础建设支出比例作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度量。从图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基本呈上升的趋势。本文的居民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私人消费占地方GDP的比例。从图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费率逐年显著递减，充分体现了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图3进一步给出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居民消费率，纵轴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图中是各省份简单混合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呈较不明显的负相关，若进一步控制其他宏观因素后，两者间则呈显著负相关，即提高一个省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将会导致省内的居民消费率降低。
二、简约式计量模型和变量
(一)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简约式回归结果，基本回归采用双向(two－way)固定效应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个省第t年居民消费率;pub-invit是第i个省第t年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Xit是一组协变量，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万元)及其平方项、地方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vi和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it是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α0，α1，β是待估系数。在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与居民消费率是负相关，则α1应为负。下面讨论引入的协变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来控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直接“挤出”效应，这一点可从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费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资率，(X－M)/Y代表净出口额占比。通过控制G/Y，回归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间接效应。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总额为4．92万亿，而地方政府收入总额仅为2．86万亿，两者之差即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资本项目上，如社会医疗保障，那么该省的居民消费率就会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情况联系更紧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故在本文的基本回归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会用政府支出占比来进行稳定性检验。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增长呈U型曲线，而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对地方居民消费率也应有二次项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出口是劳动密集型，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多，劳动收入份额也越高，居民消费率也应越高。最后，地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也对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率有影响:一方面，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从业人员比例越多，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高一些，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也会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归中，可以验证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关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对于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及联立性问题，其中，贸易开放度及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两个控制变量不太可能出现联立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变量衡量的是一个省份的经济结构，与居民消费没有太大关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这两个变量则可能受到私人消费影响而出现反向因果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首先，正如传统消费理论的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决定居民消费，因此将收入视为先于消费决定的变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与地方GDP及税收联系更紧密，也是一个先验的控制变量。其次，即使这两个变量中存在与消费相关的因素，也可以被回归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应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也没有严重的联立性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问题，基本回归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2给出了简约式计量回归结果。表2中第1列给出了基本计量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所有待估系数都是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这符合我们的假设。更有趣的结论是，由于样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着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归的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资占GDP比例的2倍。表2还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会产生负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则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这一系数衡量了财政收入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从GDP恒等式出发，回归的系数小于1，表明政府财政收入还存在其他途径来补偿居民消费，如中央转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了U型关系，即一次项系数为负，两次项系数为正，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进一步，贸易开放度越高，居民消费率越高，这也符合关于我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假设。虽然这一影响很微弱:贸易开放度提高1%，消费率仅提高0．036%，但由于我国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几乎贡献了全国总出口额的90%。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费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越高，则居民消费率也越高，这表明第二产业对消费的后一种效应更加显著，即第二产业有更高的工资待遇，使得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带动了居民消费。
(二)稳定性检验
在表2的第2－4列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模型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在第2列，将所有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模型可能出现的联立性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产生滞后的影响。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从而影响消费，而这些影响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计量回归的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影响与原模型基本一致。在表2的第3列，将基本模型中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替换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更直接的表示出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虽然此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已不显著。并且政府支出的影响小于基本模型中政府收入的影响，这表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确促进了地方私人消费。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是控制直接“挤出”效应更合理的变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一直研究的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但并未检验私人投资是否也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在表2的第4列，我们用私人投资率代替政府投资率，重新回归了原模型。结果表明，私人投资率并未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降低居民消费水平的投资确实是来源于政府部门，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
三、结构式计量模型
我们通过回归结构式计量模型来着重研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如何影响消费的。在此，本文提出一个先验的假设: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经济中更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即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更庞大的第二产业部门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最终使得居民消费水平降低。我们通过以下的关联方程组来表明这一影响渠道。其中，laborshare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GDP)，secondary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vi，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为随机残差项，X为一组协变量:其中方程(3)中并未包括任何协变量，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定性影响;方程(4)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这里人均GDP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U型关系，且若包含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方程(5)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及私人投资率。之所以加入私人投资率，是考虑到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表3给出了SUR和3SLS回归的结果。首先，SUR的回归中，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均为高度显著。方程(5)表明，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越多，第二产业比重越高，验证了前面的假设。并且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很大:政府投资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地方GDP的比重提高0．21%。政府财政收入对第二产业产生了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的政府财政收入要求更高的税收，因而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和私人投资率均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重提高1%，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54%。而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方程(3)中，劳动收入份额增加1%，居民消费率增加0．64%，即劳动收入越高，居民消费也越高，这验证了白重恩等(2009)的结论。表3中3SLS的回归结果和SUR大体一致，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符号均相同。不过，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大，但人均GDP和贸易开放度这两个协变量变得不显著，这可能跟方程组的三个残差项的协方差矩阵有关。
四、结论
论文摘要：面对德州市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查分析，结合小城镇发展扫建设实际，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改进意见。
1、前言
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小城镇消防安全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战略实施大局，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比较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欠帐问题十分突出。我们通过对德州市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提出几点对策意见，供大家参考。
2、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消防规划不落实，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章可循，存在盲目性和不科学性
消防规划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目前大多数小城镇缺少消防规划，有的虽在小城镇总体建设规划中提及有消防内容，但缺乏深度，内容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目前，德州市126个小城镇中，只有6个城镇编制有专门的消防规划，在总体规划中形成了消防规划专篇的不足30%0消防规划不完善，导致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序、混乱和欠帐。
2.2城镇消火栓建设缺口大、到位差
许多小城镇消火栓建设还没有起步，现有消火栓安装普遍存在安装数量不足，管网管径小，压力低等问题，加之，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差，完好率低。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安装有消火栓的仅88个，占总数的69.8%，其中38个乡镇尚未安装消火栓，每个乡镇平均消火栓数只有2.2具，欠帐率80%。全市供水主管不到100mm的乡镇53个，相当一部份供水主管不到50mm,一半以上供水压力不足0.25Mpa，其中还有近35%的不足0.1Mpa。目前，大多乡镇白来水厂(站)通过改制已私有化，加之，政府专项维护经费不到位，城镇消火栓、消防供水管网日常维护保养不落实，许多消火栓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开启。
2.3灭火救灾的基本装备缺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十分薄弱
小城镇大都离公安消防队比较远，火灾时关键要立足自我救护。各地小城镇普遍存在重组织队伍建设，轻装备配备问题。目前，德州市90%以上的小城镇依托乡镇干部、基干民兵和志原者等组建有兼职的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大都空有一个组织，而没有配备消防手抬泵、水带、水枪、消火栓钥匙等基本的灭火救灾和其它抢险救灾装备。火灾时，主要靠的还是锅、碗、瓢、盆、桶等端水、递水灭火这种最原始和简陋的手段，一方面使小城镇现有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无法取用灭火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应急分队的组建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2.4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不完善，可借消防水源利用率低
各地小城镇大都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或天然水源，这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重要储备力量。黄河流经本市62公里，年可引水25亿立方，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89个在镇区500m范围内有江河、水塘、湖泊、水库等自然、天然水源达186处，但真正能直接作为消防给水之用的不足30%，普遍没有因地制宜建立供消防车取水用的码头、取水井或取水口，消防车无法直接取水灭火，白白浪费了本就紧张的小城镇消防水源，火灾时，往往只有望火兴叹，望水兴叹。
3、加强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意见
3.1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做到有章可循
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小城镇消防规划。各地政府应当按照《消防法》、《山东省城市消防规划编制办法》等法规要求，将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和落实。小城镇消防规划的编制，必须与城镇总体规划相配套，与城镇发展相适应，具有可操作性，特别要结合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小城镇总体建设水平还不发达的现状，注重实用，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点从城镇功能分区和安全布局、市政消火栓、消防通道、消防基本装备等几个方面人手，不宜面面俱到，宜粗不宜细。
3.2加强小城镇消火栓建设和消防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
消火栓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基本武器。在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把消火栓建设作为重点，切实按照国家规范要求进行规划和建设。对于新开发建设的区域，要按照城镇消防规划要求，坚持路修到哪里，消火栓就安装到哪里的原则，努力保证消火栓开始就建设到位。对于原有镇区消火栓欠帐问题，要认真制订计划，及时补充安装，尽快还清旧帐。另外，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工作环节多，任务重，要求高，必须从组织机构，责任制度，维护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要落实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的归口部门和责任单位，解决谁主管问题。要制定完备的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修理、验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落实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超级秘书网
3.3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配备，提高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
小城镇火灾自我救护能力的提高，除了加强组织机构和救灾队伍建设以外，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还在于救灾装备建设，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强化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等多种形式救灾队伍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木灭火救灾装备的配备。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手抬泵(轻便型)、消防水带、水枪等最基本的灭火救灾装备，对干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轻便消防车，组建专兼职多功能消防队伍，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救灾个人防护装备等。要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管理，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应用性训练、演练，提高实战水平，保障火灾情况下能随时集结，快速出动，有效灭火。
3.4因地制宜，抓好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建设，提高后备消防水源灭火救灾利用率
从各地小城镇现有河流、湖泊、水塘、水库等自然、天然水源情况来看，其水质、水量大都可作为消防给水使用。要加强消防取水设施建设，保证火灾时消防车或消防泵能够及时、方便取水灭火。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天然水源的情况，有计划地修建一定数量的消防车用取水码头，开辟供消防车或消防泵用的取水井、取水口。可根据城镇发展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在镇区主要建筑区域修建一定数量的景观水池，既美化城镇景观，又可作消防水源之用，一举两得。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定投资份额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措施。
一、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现状
1.政府投资逐渐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发展国家经济时，政府和市场有着明确的分工:凡是由市场提供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应当由市场提供，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解决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遵循这条思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职能不断转换，逐步从盈利性行业退出，从事个人和企业不愿从事、无力从事和不能从事的事务。相应的，政府的投资重点也开始逐渐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9,2000,2001,2002年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分别为2116.57亿元，2094.89亿元，2510.64亿元，314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050013.190o}13.28%和14.250o}’}，投资总额不断提高，投资比重也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2.中央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某些跨区域或外溢性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通常会采取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的方式对地方进行补助，目的是为了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仅靠地方不能完成的项目.地方政府本应积极配合完成项自建设，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很多时候会利用中央对投资项目的关注，与中央讨价还价，尽量减少地方的投资份额;或者在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以较少的投资总额获得中央的审批，在项目建设期间又要求中央追加投资，导致中央的投资额远远超过预算.另外，中央政府有时会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单方修改或终止合同，使地方政府遭受损失。.
对中央政府而言，如何确定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额，达到既能完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又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节省投资额，尽量缓解僧多粥少的状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博弈模型
1.基本模型介绍
投资之初，对于如何确定双方的投资份额问题，本文将用一个讨价还价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双方决策的博弈行为。
基本模型如下:中央和地方均为理性人，即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按照各自效用的最大化来进行决策.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中有两个参与人，中央政府(甲)和地方政府(乙)。假定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遵循以下顺序:首先由甲提出一个投资分配方案，对此乙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乙拒绝甲的方案，则他自己应提出另一个方案，让甲选择接受与否。若甲接受，则博弈结束;若甲拒绝，则甲提出新的方案，由乙来选择。如此循环.在此循环中，只要有任何一方接受对方的方案，博弈就宣告结束。如果方案被拒绝，则被拒绝的方案就与以后的讨价还价过程不再有关系。每次一方提出一个方案和另一方选择是否接受为一个阶段。
2.具体模型分析
(1)模型的假定
①地方政府知道中央政府投资额的范围和最低数额，地方政府可以据此确定自己的投资数额，因此这是一个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问题。
②中央的目标是在不超出预算支出的前提下，使各地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同时使支出成本最小;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支出成本的最小化.另外中央政府还需要承担基础设施的外滋性问题，因而有一定的额外成本，而地方政府则不需要.
③由于中央政府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它不可能在一个项目上拖延很长的时间，而时间的拖延会增加双方的机会成本，谈判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因此，假设博弈只进行三个阶段。
④讨价还价每多进行一个阶段，由于谈判费用和利益损失等，双方的成本都要增值一次，设增值率为so凡>0，令s=1+so，总投资额为to“元。
(2)博弈过程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甲)先确定方案，自己出s1，地方(乙)出106-s1，乙可以接受或不接受。若接受，则双方的投资为s1和106-s1，若谈判的结果是乙不接受，则开始下一阶段.
第二阶段，由乙确定方案，甲支出s2，自己支出106-s2。由甲选择是否接受此方案，接受，则双方支出为s2和106-s2，若甲不接受则进行下一阶段。
第三阶段，甲提出自己支出s，乙则支出1O6-s，此时乙必须接受，双方的实际支出为s和106-s,这个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的扩展形式来表述.
(3)模型的求解
我们采用逆推法解此博弈。
在第三阶段，甲出价。，乙必须接受，甲乙双方支出分别为扩Xs和兮X<106一:).因为博弈只进行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乙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选择接受。
在第二阶段，乙很清楚，进人第三阶段后，甲必会出。，则乙只能出护X(1Os一。)，甲实际投资为了Xs。为使投资成本最小，则乙的投资106-s2不能使甲在第三阶段投资更少.因此，乙在第二阶段能让甲接受的最高投资额必满足sxsz=护xs，即Sz=sxs。此时，乙自己的投资为sx(lossxs)，又s>1，故比第三阶段乙的投资额要小一些。
在第一阶段，甲在开始讨价还价时就知道第三阶段自己的投资是护x5，第二阶段的投资是Sz=sxs，且自己的投资仍是梦x5，此时乙会满足于最小投资额sxclofi-8Xs).如果甲在第一阶段就允许乙的投资额为sx(106-8Xs)，而自己又能投资的更少，这种方案对甲而言最好.只要令s1满足to‘一sl=sxclosxsxs)，即S1=los-losxs十护xs.此时，乙的投资与第二阶段以后的投资不变，而甲的投资却比第二阶段后的投资更小.从而，在第一阶段甲出资金sl=los-loftxs+护xs乙方会接受，双方的投资额分别为s1’=to‘一losxs+s}xS,s2’-losxs-s}xS为该博弈的均衡解。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个三阶段博弈存在纳什均衡解，即中央与地方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能够达成共识。将这种共识形成合同，中央与地方政府就没有理由在对资金纠缠不清了。
三、博弈模型的分析
1.对占的分析
由于S=1十筑，而80>0，从而s>1。故对s1’-1O6-1O6X8+b’}xs，当s-}1+，即&-"o+时，当时(5X105)/s<l,sl’单调增加，即甲的支出越来越大。对于s1’-106-106X8+b}Xs,s2’单调递减，即乙的支出随着谈判成本增值率的降低在不断减少。当((5X105)/s>1时，则乙的支出递增，而甲的支出递减。
2.对s的分析第一种情况，当中央的投资额s之5X105，此时成本增值率乱>0。当成本增值率逐渐减小趋近于零时，s1’单调递增，s2‘单调递减.说明若中央的投资额超过5X1OS时，随成本递增率的增加，中央有弊无利，对地方越来越有利。因此，相对地方而言，中央更不愿拖延谈判时间，希望早点做出决定。而地方可以利用这种状况，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地方政府也明白，若自己要得太多，可能给中央留下不良的印象，中央会因此而减少投资额，转向投资其他地区，也可能影响中央对地方以后的投资，所以地方政府也不敢要求得太过分。因此均衡解可能发生的变动是中央的投资额稍大于。1’，地方政府的投资额稍小于s2’。
第二种情况，中央的投资额sW5x105，当成本增值率趋近于。时，s1’单调递减,s2’单调递增。说明当中央的投资额只能小于5X105时，随成本增值率的减少，对中央将会比较有利，此时地方政府可能采取行动与中央妥协。中央政府的投资不会大于s1"。
以上分析是在假定中央和地方均是理性决策者的前提下做出的。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和地方在共同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可以更精确的知道彼此之间合理的支出划分，杜绝地方在项目申报过程中投机取巧以及各种门类的“钓鱼项目”.
四、结论
在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共享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监管层面问题。在电信基础设施共建中，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同时在相关电信设施建立方面的法律依据上，存在法规条文缺失现象。其次，是技术监管层面。在电信基础设施共建中，对于几方天线改造与搭建上，存在承重、信号干扰等难题。最后，是财务监管方面。由于电信设施在共建共享存在多方面联系，使搭建改造费用以及共建后的产权归属都成为重要解决问题。
二、电信基础设施共享策略的重要意义
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下，提出电信基础设施共享策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节约资源，减少重复建设
通过建立电信基础设施共享，能够改变目前我国各大电信企业建立专属自己的基础设施的现状。由于电信基础设施自建自用的现状，出现的最直接的问题则是各电信企业的管线交叉密集分布。密集程度较高的铁塔在城市中的建立，使各电信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巨大，重复建设是对资源应用的一种浪费。同时，密集的电信网络造成电磁污染问题。通过进行基础设施共享，有效减少了电信也的重复建设，使建设成本大大降低，是对资源节约的有效体现。
(二)维护电信市场公平性
目前我国的电信竞争行业，往往通过电信资源的占领情况判断够电信企业的优势。通过对电信资源的垄断，即一方一旦建成电信管线，其他电信企业则不得进步。这种电信基础设施的垄断，对新型电信企业存在不公平性，由于对资源的占领和垄断，造成电信市场的竞争不公平。通过建立电信基础设施共享，能够有效打破这种不公平，维护电信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多方电信企业协调统一发展。
(三)促进电信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电信基础设施共享策略的提出，除了对单一的某电信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外，对中国电信整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的共享，实现电信行业全面协调发展。例如，我国目前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对中国电信来说,可以利用中国移动铁塔建设基站,尽快地完成CDMA网络建设；对新联通而言,同理依靠中国移动铁塔资源尽快完成WCDMA网络建设非常有价值；由于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缓解了其它运营商基站选址、投资等建设矛盾,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短期内追赶中国移动的网络质量有利；对中国移动而言,在短期内往往被视为对其已有投资回报与网络优势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但实质上中国移动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电信丰富的管线资源和小灵通基站完成TD的室内覆盖。
三、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效率的有效对策
为有效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享建设的有效性，在实现设施共享的过程中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和管理，以保证基础设施共享策略应用的科学性和发展性。
(一)加强政府干预
为保证在实行电信基础设施共享的过程顺利，政府应加强干预，以提高资源共享的强制性。实现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是低碳经济发展下的重要开展措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在加强干预的过程中，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基本原则，为促进资源的共享，减少重复建设的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完善共享模式
为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效率，在实现共享的同时，应注重共享模式的有效性和完善性。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电信企业发展现状，可以应用的电信设施共享模式可以分为：站址共享、无线接入网共享以及地区性管线资源共建共享。
(三)加强法律规范
在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共享上，加强法律规范作用，能够有效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性。通过法律手段的干预，促进电信运营商之间问题的协调处理，将资源共建共享进行大力宣传和普及。当电信运营商之间出现不能解决的共享问题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干预，进行最后的仲裁决定。
四、结束语
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农村发展较快，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综合分析，如果加大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可以有效的促进当地农村的发展，为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高，投资不足我国现在的很多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资金是来源于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投资，这两个方面共同支持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些金融机构并没有对基础设施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政府一直是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原因是农村的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会存在较高的风险，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很多的当地融资机构不愿意承担风险，增加对农村的投入，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国财政近几年来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见图1-1。由图1-1可以看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从1978年以来，开始逐年递增，但增加的幅度在1978—1989年增幅不明显，从1990—1997年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加，1998年大幅度增加，随着我国GDP的增长，我国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99—2007年，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比较高的水平上，伴随着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享受国家农业补贴，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程度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2009年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又有了较高幅度的提高。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依然滞后全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投资施存在严重不足和政府职能缺失现象。
（2）农村基础设施管理机制不健全同时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的不足，导致了农村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很多的农村地区设置了冗杂的基础设施工程管理机构，层次多和办公人员较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办事效率，资金的配置也较为分散，不能很好的进行融资，不能使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工，同时对农业的发展也增加了负担。管理机构的人员数量多，就使得资金的一部分用在了相关管理人员的使用和开支上，这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属于不利因素。当前情况下，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使得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完全，同时也导致了经济的发展缓慢。
（3）农村现有生产机制影响公共基础设施效应我国现在的农村地区仍然在实行家庭承包的责任制，这就使得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存在了矛盾和冲突，不能充分发挥联合的因素，降低了农业的产出比，影响了农业和农民的收益。这种制度的经营规模是较小的，因此就不能使用大机器作业，影响了机械化进程的发展，同时农村的集体活动较少，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领导机构，导致很多应该集体来做的事情由于没有人进行组织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最终影响了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修正，甚至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针对现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分布情况，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只有对这一部分进行研究和改进，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农村的整体进步，能够使农村的发展切实符合我国对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重要性的强化教育，使得农村公共财政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再加大国家对这方面的投入力度。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之中国家所选择的主要支出模式，将国家的收入按需分配到社会之中来促进社会的进步，维护公共秩序，，因此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一个关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态势。一些地处山区或者是高原上的省市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政府能够对共存基础设施提供的投入较少，此时当地的相关部门及政府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争取国家的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能够发展当地的经济。地方政府得到了国家财政的资金支持之后，则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合理的分配财政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国家的财政资金，改变当地尤其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基层的建设，才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2、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多元融资渠道尽管多年来政府在农村基础建设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应该从多方位开拓融资渠道，发挥多融资主体，尤其是农业银行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作用，其次，要利用地方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优势，明确基础设施产权，争取抵押贷款融资；还可以争取多种民间资本、企业资本和政府资本之间的协同合作的PPT融资方式。
3、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的管理监督当地的政府应该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切实落实相关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减少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农村的快速发展。从相关的研究数据中可以得知，我国现在很多农村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地政府的发展政策是向城市倾斜的，因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失去了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对此，我们必须要协调相关政策，公平合理的制定发展策略，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根据当地发展的情况，政府可以在财政预算中进行规划，按照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来规划财政资金的支出方向，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增加政府调控只能的可行性。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政府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建立一个分工明确、切实有效的管理机构，这样对保证农村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的到位可以有较好的监督作用。通过部门职能的明确，资金的流向性有了较明确的方向，就能够促进农村的产业结构优化，完善基层设施的功能。
4、加强对农村现有基础设施管理我们应该加强农村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合作，共同管理基础设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政府除了提供专项的财政资金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充分发挥当地农村村民的力量，组织当地农民建立起合作协会。合作协会除了要对农村的基础设施进行基本的日常维护之外，还会有一些别的功能，比如说当种田发生问题时，可以由农村的合作协会出面协商，解决包括农用水在内的一些问题，同时在村民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一个领导的职能，进行协商和解决，这样做既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凝聚力，也可以促进农村基层事业的发展。
5、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机制应该完善当地的竞争机制，加快农村的改革进程。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下，竞争机制的引入是促进发展的一个良好方式，一些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就是农村竞争的环境氛围较小，村民对基础设施没有维护的意识，因此导致了农村发展进程缓慢，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当地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可以增加奖惩的机制，对于经济效益好的农村地区适当的放开贷款业务，例如农村电网以及水利灌溉等，以促进当地的发展。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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