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6:2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计量经济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不同环境下，同一个测量设备会有差异化的测量值产生。另外，因为对管理测量设备过分重视，没有对测量点的监控和平衡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企业在结算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差异存在于数据中。
二、借助计量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策略
一是对计量管理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对计量管理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如计量数据档案管理制度、各层计量员的岗位责任制以及计量工作制度等等，只有构建了完善的计量制度，方可以提高计量管理工作水平。同时，制度的确立，也可以将企业内部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给充分激发出来，通过计量工作，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二是要大力培训计量管理人员，促使计量管理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得到提升：要对计量管理人员大力培训，促使企业内部计量管理人员对国家计量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熟悉和掌握，对行业内的工作方法进行熟练掌握，对计量管理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同时，通过大力培训，可以深入研究计量测试技术，促使计量工作的技术含量得到提升，对测量设备的发展方向进行跟踪和了解，更好的应用新测试技术，促使测量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提高计量管理工作的质量。如今，计量工作量越来越大，那么就需要对测量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探索和应用，以便促使计量技术人员的劳动强度得到降低，测量精确度得到有效提高。三是对计量检测体系进行构建，将更加准确可靠的计量检测数据给提供出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想对精确可靠的计量检测数据进行获取，就需要进行计量检测体系的构建工作，同时，也可以促使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要科学管理计量工作，对计量器具进行正确的配备和使用。配备齐全计量器具之后，计量管理人员需要对计量测试设备以及计量器具的日常管理工作产生足够的重视，对各类计量器具以及检测设备定期经常的送检以及正确的使用和保养，还需要保管好各计量器具的数据档案等。要周期经常的检定计量测试设备和在用计量器具，保证周期检定合格率，要统一在用计量器具的量值，以便能够准确传递。要想获得准确可靠的计量检测数据，就需要保证计量仪器是精准的，选取的测量方法是科学的，以便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才可以将更加可靠的信息提供给领导的各项决策。四是将计量数据的作用给充分发挥出来，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发展：要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非常根本的一点就在于计量数据的管理。计量工作质量得到提高，可以促使企业产品质量得到保证，物资能源消耗得到降低，企业经营管理得到有效的改善。计量数据管理工作会对企业各个方面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如成本核算、经营管理以及贸易结算等等，都离不开可靠的计量统计数据。比如在生产和检验产品的过程中，通过科学准确的测量，可以促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如果测量数据不够精准，那么产品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损害到产品的经济效益；可以促使企业物资能源消耗得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得到节约，避免一些不必要浪费的产生，对消耗定额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通过监测数据，来对正常工作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部分工作因为需要直接接触到消费者，那么在保证准确度的基础上，还需要控制它的透明度。计量统计数据只有是准确和可靠的，方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才可以保证领导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中，计量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要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就需要强化计量数据管理工作。
三、结语
计量监管是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手段。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计量科学技术对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洽谈、技术交流等活动中，都要靠计量得以保证，否则社会经济生产无法正常运转，没有精确的计量仪器和测量方法，科学实验甚至高新技术的研究与进步将不能正常进行。我国在法律方面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通过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条例》以及县级以上计量测试研究所（院）等手段来强化计量监管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
2目前的市场经济对计量监管提出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2.1计量监管力度不够，技术机构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计量执法力度，执法人员在工作时，被检查对象拒检或者群众围攻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是集市贸易、偏远乡镇地区，由于监管对象分散、覆盖范围有限，无疑加大执法的难度，说明我国在计量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且处罚力度也不够。目前的许可证制度采取一次合格审查多次监督复查的形式，对于大多数企业和监督部门而言，监督手段有限，使日常监督抽查流于形式，归根究底源于我国的法制计量滞后和不够完善。如《计量法》是在85年制定实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该法多条款项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在接到消费者计量方面的投诉时，没有严格的处理流程和对外公开机制，加上违法成本低，投诉成本高，且处罚力度也不够，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投诉，使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查处。
2.2计量技术机构人员素质偏低，人才短缺。部分县市的技术机构检测人才匮乏，计量检定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计量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工作积极性不够、有得过且过的思想，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无法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发展，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对计量法律法规及如何运用等方面的知识相对缺乏，对计量器具的使用方法和原理知之甚少，对电子技术、电脑、综合实验等新兴技术的使用不够灵活或不会使用，大多数计量检定人员的思想状态仍处于度量衡的传统时代，严重影响计量监管职能在当今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发挥。
2.3计量技术机构重复建设严重，服务意识薄弱。计量工作量广面宽，需要人力物力方面的配套完善，检查技术装备实时维护和不断更新，这些都离不开财政补贴，一旦经费得不到满足，在开始市场检查时会出现逃检、拒检、漏检等情况，据调查，美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共45种，且主要是度量衡器，工业计量不受政府部门的监管，由工业企业自行监管[2]。美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不多，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将检定和执法合并，而我国实行强制管理的器具多达116种，其他计量器具各级计量行政部门还进行监督检查，投入的财力资源造成严重浪费，效果差强人意。对外服务窗口是联系百姓与政府的桥梁，是搭建计量监管的有力平台，而目前部分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外服务窗口的建立仍是空白。
3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计量监管的作用
3.1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系统，畅通计量监管渠道。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质监部门应该积极完善信息反馈系统的建设，使社会公众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查询各种计量器具的准确使用方法，消费者还可利用计量器具的条码随时通过互联网或手机或短信获取到该计量器具是否已检定的信息查询，其次，各个地区的质监网站应设立监督投诉模块，公示投诉流程图，如消费者遇到某些不法商家使用未经检定或经检定为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可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告知当地质检部门查处，既有效约束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又提高计量监督的效率，使百姓意识到“投诉有因，处理有果”的监管理念，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2学习外省先进计量监管理念，营造和谐计量环境。以广西为例，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环境，广西在计量监管方面应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积极学习外省先进的计量监管理念。为推动计量监管工作，北京市质监局与中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共同研究，决定依据国际标准，在公司内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对油品的运输、储存和销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计量数据有效管理，及时对加油站的计量检测工作进行系统控制[3]；山东泰安市充分利用“5•20世界计量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6•6爱眼日”等有利时机，联合医疗卫生单位、眼镜店、计量器具生产企业等，组织开展免费测试、开放实验室、计量器具新产品展示[4]。同时，强化“重视民生计量，营造和谐计量环境”理念，将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的诸多计量管理工作列入质监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各级行政机关和技术机构的监管下，大力加强宣传和管理力度，将计量监管延伸到市场经济的每一个主体上，使计量监管进社区、进企业、走进千家万户，形成计量监管无处不在、处处都有、消费者安心、企业满意的社会和谐局面。
世界经济发展日趋向质量要效益转型，人们越来越关注提质增效所带来的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计量作为有关测量和测试的科学，是实现单位统一、保证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它是一项重要的质量评价指标，也是交通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各国政府在国家经济领域都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的战略措施，与此同时，计量界也在谋求获得更好发展的机遇。以英国为例，在2011～2015财年度，政府投入2.4亿英镑用于国家计量工作发展战略规划，通过支撑经济增长及企业、商业交易、消费者信心和学术工作，为公私部门的计量工作提供支持，通过给出优先排序及资金分配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国家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构架。而英国计量院国家物理实验室(NPL)的首要工作内容则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研究对象和任务”。由此看出，计量的潜在价值已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适应高速经济发展的技术挑战，计量设备也在对应科学和法制计量的发展要求，交通计量应用的潜在经济和社会价值在一些国家也显现了出来。例如:澳大利亚通过对西澳大利亚国家路网采集的路面状况数据，进行粗糙度和车辙深度测量值的检验与可重复性测试结果分析，提出了对《国家路面状况监测指南》的改进建议。美国国会参照逆反射测量仪如何进行参数校准的完整描述，提出了逆反射交通控制材料的国家校准设备，并指示美国交通运输部制定了“适用于所有市民出行道路的路面标记和标志必须保持的逆反射最低水平标准”的规范。面对计量显现的深刻影响，中国交通计量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交通运输部近五年来，通过成立国家法定计量站、公路工程仪器设备计量管理目录和制定相关检定/校准指导手册等措施，努力提升计量标准研发与应用创新能力，探索量值溯源途径、方式和方法，拓展网络化的服务体系，以及培养后备人才，政府也加大了对计量质量研究项目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交通建设对计量检测提出的市场需求，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需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而是转型升级的速度能有多块，幅度能有多大?在当前及今后“四个交通”的经济建设时期，发展交通计量不失为是一条保持交通建设平稳发展的有效途径，而且对保障交通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来说，也是一个可行的技术落脚点，因为，与传统的交通投资风险相比，计量服务产业投资的优势更加明显，通过计量标准与技术的革新避免交通工程建设出现高能耗的经济代价，这是交通计量产业经济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贡献。
2中国发展交通计量的主要途径
中国交通计量发展的战略体现在行业管理机构－研究院所－服务与应用领域达成对于交通计量体系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监理过程中，充分考虑符合专用计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采用经济驱动的方法提高行业计量服务的效率，保证行业质量与标准化体系发展的一致性，从而使交通计量经济导向更加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交通计量的2个支柱和3个基础。
支柱一:加强交通专用计量标准研究，拓展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公路、水运和在用汽车等领域专用计量标准研究，优先建设行业重点需求的部门最高计量标准及其配套标准器具的研制;加强计量研究与验证专用试验基地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获得公路、水路、在用汽车专业计量技术行业重点实验室;加强动态量、复杂量、多参数、综合参数等量传溯源技术和方法研究，远程测量、在线测量技术和方法研究，建立计量综合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计量基础数据信息共享与服务模式，工程检测数据库，计量研究科研平台，营造计量信息开放、资源共享的技术服务环境，加快推动计量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支柱二:完善交通计量服务网络布局，提升其量传溯源能力。推进计量服务机构在全国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国家站为主体，以省级(含区域)专业计量技术机构为支撑的交通计量服务网络，提升其量传溯源能力。加强国家级计量站计量标准覆盖范围和计量检定能力，完善实验室基础条件，研究专用计量标准的检定规程、校准规范，标准装置技术及检测方法。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建立地方计量技术机构，以满通行业建设需要。
基础一:完善交通计量法规的建设完成《交通运输行业专业计量管理办法》的制订，作为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计量工作的基本法规，是行业实施计量监督管理的依据，以规范专业计量检定站、专用计量器具、计量检定人员的管理;组建“交通运输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作为计量技术法规制修订的归口管理机构，加快实施行业急需的计量检定规程的制修订工作。
基础二:建立交通计量学科体系凝聚行业测量技术精华，建立交通计量学科体系。开展交通运输专业知识和计量学的联系，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充分满通运输业系统化、集成化、无损化、高效化的市场需求，通过公共专业试验基础建设，计量技术服务机构建设，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积极参与国际专业计量技术交流活动，提高交通计量国际化水平。
基础三:健全计量监管体系明确各级交通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是计量监管的主体，完善计量监督和管理制度，加强计量器具的控制管理，保证计量量值统一，使计量资源合理有效地获得最佳配置，加强计量管理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建立并实施计量技术机构信用评价体系。
3政策建议
(一)模型变量的选择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t）。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比较多，根据其影响因素的大小和资料的可比以及预测模型的要求等方面原因，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X1t)、财政支出总量(X2t)、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t)、上期国内生产总值(X4t)、出口额(X5t)等。在这些指进标中,储蓄能够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过多的储蓄也会减缓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因素;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对下期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定的影响;进出口额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上述解释变量的选取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理论模型的设计
通过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量Yt跟解释变量X1t、X2t、X3t、X4t、X5t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于是得到模型的理论方程：
Yt=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чtt=1980、……、2001
1．模型的参数估计
对于理论模型运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再用Eviews
软件进行运算，得到的结果如下：
Yt=-273.74-0.66X1t-0.34X2t+0.96X3t+1.00X4t+0.62X5t
（-0.34)(-6.31)（-0.95)（6.00)（13.60)（6.55)
R2=0.999681,D.W=1.7047,F=10039.38
2.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从上面模型可以看出β2<0，这表明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反而减少，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不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把此变量剔除。剔除变量后，再用OLS法进行参数估计，所得结果如下：
Yt=-937.46-0.74X1t+0.94X3t+1.03X4t+0.59X5t
（-2.52)（-12.14)（5.94)（16.37)（6.60)
R2=0.999663,D.W=1.606115,F=12617.16
（2）统计检验
上面的参数暂时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再进行统计检验。取α=0.05,
N=22,k=4,查t分布表及F分布表,得到临界值：
t0.025(17)=2.11F0.05(4,17)=2.96
可以看到,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非常高，方程的显著性也非常好。所以该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
（3）计量经济学检验
首先进行异方差检验：用EViews软件进行White检验结果为：
由上述结果可知，TR2=2.76<×20.05(27)=40.1,所以结论是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然后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先用D-W检验法进行检验，现已知DW=1.606,若给定α=0.05，查附表知，dL=0.96,du=1.80。因为，dL<DW<du所以不能确定是否自相关。那么采用GB检验法进行检验，用EViews软件进行GB检验结果为：可知LM=TR2=0.75<×20.05(1)=3.84,所以该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然后用EViews软件输出模型的残差散点图：
可知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拟合的比较好。
三．模型的预测及经济解释
（一）模型的预测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05〉〉可知，2005年的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是141050.9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88604亿元，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6515亿元，进出口额116494.16亿元。把它们代入模型我们可以得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值为187314.57亿元，而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21亿元，误差为-4993.57亿元,相对误差仅为2.7%。所以该模型能比较好地解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状况，可以用于经济预测与分析。
（二）模型的经济解释
1．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式中β1〈0可以看出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成负向关系。这表明随着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从公式中可以看到当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增加100亿元时，国内生产总值就减少74亿元。这再一次证实了储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储蓄总额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采取了一些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消费需求，但效果却不太明显。
2．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式中β3〉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向关系。当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100亿元时，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94亿元。
（一）计量经济模型的设计
(设模)计量经济模型是以变量来表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结果，以方程式或方程组表述这些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其最基础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单方程模型中，它一般是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1.变量反映我们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数据，构成了模型的变量要素，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解释变量(ExplanatoryVariable)代表着系统中影响研究核心的各种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观察一个因素影响的回归分析叫做一元回归分析，而对两个及以上的因素分析叫做多元回归分析。在分析中要观察解释变量的不同控制下，相应的被解释变量的反映，所以说解释变量是确定性的变量。但在经济现象观察中，我们很难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被解释变量(ExplainedVariable)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对其观察所得到的现实数据，但是其被动的地位是确定的，即它是系统中的被影响结果。且因受随机性的各种干扰而表现出随机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寻求的总体回归方程将是一种平均意义上的期望方程。
2.回归方程及其形式反映研究对象各变量关系的方程是模型的主体部分，它就是由统计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回归方程。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常常隐含着未知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系统，在影响系统的各因素作用下，都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对这一稳定状态的形成机制的寻找过程，已成为现代回归分析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回归分析中，人们常将系统的稳定关系，以方程式的形式来表示。且以研究对象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起解释变量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以方程中的参数来反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寻求对系统的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线性关系的回归方程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是基础，且简单容易理解，所以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却常表现为非线性的特点，要准确描绘这些复杂形式，需要我们研究和开发更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如解释变量的一元与多元，被解释变量的线性与非线性、确定与随机、二元选择与多元选择等。这些变量之间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方程的形式，需要我们不断的调算或检验才能确定。
3.经济参数经济参数是在各类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它反映着我们要探求的经济规律，是我们必须求解才能得到的内容，如模型中各回归系数等。该要素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分析的最终成果，但它关系到我们经济分析的恰当有效性。
4.模型的误差项计量经济模型所探究的是如何使用回归方程，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随机因素的干扰，会使系统产生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被我们称之为模型的误差。误差的大小及稳定程度，表明随机性干扰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的作用程度。由上述四大要素构成的，能真实反映总体经济关系的理想模型，被我们称之为总体经济模型，它往往是未知的，是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寻找的模型。而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要通过经济理论或经验来设定总体模型的可能形式，再用样本数据来实证我们设定的模型是否正确。可见模型的设定是我们建立模型的基础和灵魂，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关键环节。
（二）模型参数的估计
(算模)由方程式或方程组构成的各类经济模型，本身只能表明现象之间是否有联系，而方程中各类参数才是真正说明现象之间具体关系的内容。所以说各参数是反映经济规律的主体，更是我们建模所追求的目标。而利用样本观察到的各类数据有着很多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本来并不明确的数量关系都变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统计方法，将这种隐含的关系查找到，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这就是模型参数的估计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距估计法等。
（三）模型的检验
(验模)我们设计和估算的模型是否科学合理，以及如何改进模型使其达到更加科学合理，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检验和监测工作。所以对模型进行各类检验的学习，将占据计量经济课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并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主体内容。具体的检验内容包含如下四部分：
1.统计显著性检验当我们根据样本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算时，该样本的特征是否能够代表总体特征的检验就是统计显著性检验。由于模型参数的估算是根据样本数据进行的，那么某个参数是否显著，以及参数整体上或模型整体上是否显著等都需要进行统计检验，而这类检验实质上就是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的检验。
2.经济意义检验当我们估算出模型的各参数时，其数值的大小、符号的方向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经济理论或经验的要求，以及根据理论或经验的认知能否得到样本资料的支持等方面的检验，就是经济意义的检验。
3.模型要素的计量检验经济模型是由方程式或方程组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对各方程中的基本要素，及方程之间的各要素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我们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检验就是要素的计量检验。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我们要探寻很多方法来完成。
4.模型的实践性检验根据样本观察所建立的经济模型，如果能够通过上述三类的检验，基本上就是很优秀的模型了。然而为了模型在现实应用中能够达到更优秀的理想要求，有必要在实践的环节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和改进。而进行这类实践应用性的检验，主要是通过预测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实用性等使用环节进行的，它是我们检验体系的最后一关，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真正的通过了检验的模型，是指通过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检验，才是合格的可以使用的模型。
（四）模型的使用
1.经济结构分析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一个经济系统的模拟，其各构成要素与系统整体的数量关系，都可以体现为数量结构和作用程度的关系。这是经济结构分析最为理想的条件，是其他经济分析方法所无法做到的。因此说计量经济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经济结构分析成为了可能。
2.经济预测分析经济预测与其他预测一样，多是对未来或未知领域的推测和估算，是人类对未知领域探求的重要手段。而在众多的预测方法中，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最为有效的，它不但可以做出以精确的数值成果的预测，还能够做出其预测结果的把握程度分析。经济预测有时对精度的要求不高，所以对精度较高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说，预测是其最为简单的应用。
3.经济政策的评价与决策参考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往往是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各种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则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因此在经济政策制定、评价和模拟测算中，计量经济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主要工具之一。
4.经济理论的检验与发展任何经济理论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需要以实验的方式或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检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测算过程就是针对各类假设进行的，其检验的结果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或学说。所以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是经济理论是否科学的检验方法。
二、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
（一）经济思想与理论经济思想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活动规律的一种初步认识，而经济理论是对经济规律性概括的一种学说体系。由于我们对经济生活观察的视角不同，认识上的差距和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经济思想或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得到实践的验证。只有经过检验得到证实的理论，才能称做定律，才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而这种实证过程就是计量经济的建模过程，也是我们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就是对我们或别人已有的或不成熟的经济理论、思想、假设、假说等进行实证性质的检验过程。而这些不成熟的待验理论或思想，不仅是经济研究的对象，更是经济建模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建模工作的第一要素，这也说明经济理论必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二）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统计观察对现实经济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统计数据。它作为经济现象本身的反映，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依据。由于多数统计数据都是取样观察的结果，数据都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即是否能全面、系统反映需验证的经济理论的本质特征。由于统计观察的局限性，现实统计数据的属性与经济理论是有关联的，所以不同的数据只能验证其特有的经济理论。例如描述各空间分布状况的截面数据，只能验证现象之间静态经济规律；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可以用于验证动态的规律性；那么面板数据才是较全面的统计数据，适合于动静结合的理论验证。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是区分数据类型进行的，即有截面计量分析、时序计量分析及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等内容。这三类数据的建模的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即截面数据(同一时间对总体中的各不同单位的观察)只能建立静态关系的模型；时间序列(某一机构单位的不同时间表现的数据)可以建立许多具有良好预测性能的简单的基础性模型，例如自回归、移动平均、随机游走等模型；而面板数据(截面空间个体i、时间t、指标信息k的数据结构)可以同时对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探索。
（三）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经济理论与统计数据之间，进行实际验证的方法有很多。而较为科学的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计量经济方法，它是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结合多种检验所形成的实证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实证方法的科学与否，不仅要适合经济理论和统计数据的要求，还要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来约束和提升各类方法的科学与合理性。这种评价体系可以用于各种猜测的模型之间，以及单一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并在判断及不断的改进中选择适合我们要求的理想模型。所以这些标准的建立和使用，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了。
从2008年开始，席卷世界的新一轮经济危机来袭，美国由于信贷金融的泡沫式发展，率先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和重灾区，随后，世界性的经济萎靡状态愈演愈烈，尽管中国也深受本次危机的影响，但随着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增强，使得我国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经济增长体，而在这种经济危机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原本激烈的经济竞争关系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政治间的博弈和微妙关系”①。以中美为例，2007年之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中一直以美国为优势主体，除国债外，美国在经济结构、经济依赖度等方面全面领先中国，因此美国在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中长期拥有不对等的“特权”；而在2008年之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高失业率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断裂使美国经济陷入了重重困境当中，由此带来的美国社会情绪、社会结构的动荡更给美国带来了相当棘手的“麻烦”，而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不得不在面对主要竞争对手，同时也是重要贸易对象的中国时主动低下了头，美国甚至开始在两国经贸往来中主动让出部分利益，希望中国能在美国经济危机的时期拉自己一把，进而带动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在这种经济背景的刺激下，中美两国政治关系也开始出现了新态势。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能不断买进更多美国国债，并在世界经济复苏中扮演更强有力的角色，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逐步好转，美国为此向中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友好外交行动，以2014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访华为例，在奥巴马“缺阵”的情况下，米歇尔带着两个女儿和母亲到访中国，与中国的第一夫人展开了颇具魅力的“夫人外交”活动。这不仅传达了美国向中国示好的信号，更体现了中国“大国崛起”策略的成功和中国在美国领导层心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崛起有着相当严重的恐惧，美国对中国日益成长的军事力量一直颇具微词，并以多种形式干扰中国外交和内政，如在和对售等问题上，美国无不表现出一种破坏者的姿态，试图以其“霸权”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行阻挠。
二、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势
在中美经济、文化、政治交流日益密切的当下，中美之间将长期处于“斗争+合作”的新常态。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美国的头号经济合作伙伴，但同时也将被美国视为军事、政治上的重点防御对象，因此，从我国自身角度考虑，我们应当对这种“斗争+合作”的新常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既要清楚美国在经济上对我们的迫切需要，同时更应注意到美国在文化、政治等方面对我国的渗透和反对。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