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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 游记文学 特点 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1]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3-164.
[2]（北宋）欧阳永叔著，储菊人校阅.欧阳修全集（一）[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16.
[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4]（南宋）朱熹著，黄坤译注.朱熹诗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169-170.
[关键词]宋代；咏梅诗词；影响
宋代由于社会、审美、宗教、经济、领导因素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文人们形成了恋梅、赏梅、咏梅之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1991-1996年，第一版）约4000卷，60册，共收诗约二十五万四千首，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亭题咏等相关题材）占1.85%，计四千七百首。《全宋诗》11万余位诗人中有六百多人都作梅花诗，令人称奇。《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收词计两万零四百首，其中咏梅词1120首，占5.6%[1]。宋人文学创作中咏梅风气是一种特殊并且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物质层面的影响
（一）咏梅诗词作品数量可观
宋代所形成的这种咏梅风气，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咏梅篇章。据今人程杰调查；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代以前咏梅诗词的50倍[2]。宋代咏梅作品数量之多，十分罕见。在宋代，咏梅诗词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咏梅专题联章组诗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首开七绝联章咏梅之方式。苏轼以文坛盟主， 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十首以上的组咏，对宋咏梅之风盛行影响较大[3]。后人在咏梅时，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咏梅诗词的影子。黑格尔说：“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发展的繁荣期，前此有一个准备期，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虽然也不乏写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咏梅佳作。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宋代的咏梅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无与伦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精美的一笔，给我们的诗词宝库里留下了吟咏不断的千古绝唱。
（二）咏梅题材的繁复繁衍
除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以外，咏梅创作的繁荣更是赏梅情趣内涵的拓展及创作活动的外延。宋代是历史上赏梅、品梅的兴盛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咏梅之作，还出现了许多的栽种梅花的专门著作。南宋范成大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梅谱》，记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蜡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艺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著有《洛阳花木记》，记载“杂花八十二品”：“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5]。品梅专家南宋张俊曾孙张功甫著有《梅品》一书；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分上、下两册，收录 100幅图，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因宋时画像俗称为喜神，故名。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南宋初黄大兴，字载万， 号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选录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咏梅词410多首，编10卷《梅苑》， 为现存最早的专题咏物词选， 也是现存保存较完整的宋人选宋词的最早选本[6]。这些著作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关于梅独特的历史。
（三）咏梅诗词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
入宋后的咏梅文学首先表现出物色征逐、追求赏心悦目的主动意态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写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幽雅形姿，体现出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为人格写意的审美发展方向。至宋咏梅丰盛时期，梅花不仅是一个清新芳菲的审美对象、更逐步被赋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咏梅作品运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它们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文人们想尽妙法，从各种各样角度写梅，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写梅。宋人大量发展起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旁敲侧击、横斜取势的手法，林逋首开此例。宋著名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号清夷长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即为咏梅侧面烘托描写一例。宋人咏梅有白描、设问、比兴、象征、比较、比喻，写了千姿百态的梅花，塑造了梅花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体、追新求异、侧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铺色、以宾衬主，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用精炼的语言将梅临寒傲雪的高洁品格写了出来，同时将自己对梅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
二、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梅的审美态度不断改变、审美意趣不断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观、标格逐渐凝定了下来。中国文人向来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咏梅风气，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赞扬。梅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赞咏的植物，它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从而成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象征符号。
（一）赞扬梅花凌寒独放、传递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为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追求。梅花丰富的内涵――报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气，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体现，文人爱梅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如陆游《梅花》一诗：“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梅花凌雪吐艳，寒冬飘香，更送来春的生机和希望 。这与君子所推崇的高洁品性、兼济天下的气节相符合。
（二）讴歌梅花孤高亮节的清姿神韵，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张先，字子野，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梅苑》收录其《汉宫春. 蜡梅》中赞扬梅花“更孤标俊格， 非雪凌霜“，”应为是、中央正色， 东君别与清香”[7]。从以上咏梅词盛赞梅花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看， 就体现出中国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抱负和感时伤乱、救济时艰的社会责任感， 表达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气节操守。
（三）借咏梅寄寓词人的身世家国之感或身世飘零之悲与爱情友谊之象征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借孤单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表达其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苦闷，通过梅花自然代谢描写梅花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用人格化的梅花抒发自己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傲骨。如表达情思的词作，洪适《临江仙》：“相思凭过雁，飞送一枝梅”。
宋代咏梅文学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了梅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而且主导了梅花审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这一领域文化意识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程 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4]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 第3卷上
传送带水平放置
例：已知传送带两轮圆心间距离L=8m，两轮半径均为r=20cm.一质量m=2kg的物体从左端以ν0速度滑上传送带，物体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μ=0.6（物体可看做质点，g=10m/s2）
一、传送带静止不转
1.ν0=10m/s时
（1）物体滑上后的运动情况（运动性质），并分析能否到达最右端物体具有ν0=10m/s，而传送带静止不动，即物体相对传送带向右运动，受到向左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μmg，做a=μg=6m/s2的匀减速直线运动。
假设物体一直做匀减速运动到速度为零发生位移为Lm，由运动学公式Lm=■=8■>8m所以物体可以到达最右端。
（2）滑到最右端末速度ν
由运动学公式ν2t-ν20=2aL，代入数值解得νt=2m/s
（3）从左端滑到右端的时间t
由t=■，代入数值解得t=■s
（4）从左端滑到右端的过程中物体所受滑动摩擦力所做的功
物体运动过程中所受摩擦力为恒力，所以Wf=-μmgL=-96J
另解：利用（2）结果，滑动摩擦力所做的功即为合力功等于物体动能改变量Wf=■mυt2-■mυ02=-96J
2.υ0=2m/s
（1）物体滑上后的运动情况（运动性质），并分析能否到达最右端
（2）物体在传送带上的最终速度υ
（3）物体在传送带上运动的时间t
（4）从左端滑上的整个运动过程中摩擦力所做的功
经过分析，学生很容易得出结果。滑行距离Lm=■m停止滑行，最终速度为零，时间为t=■，Wf=-4J.
二、传送带以ω=20rad/s顺时针转动（即ν=4m/s）
1.ν0=10m/s
2.ν0=2m/s
三、传送带以ω=20rad/s逆时针转动（即ν=4m/s）
1.ν0=10m/s
2.ν0=2m/s
3.ν0=6m/s
学生对以上各种情况讨论做出详解之后，老师点讲对个别设问详解并用多种方法（如做功问题），大多数学生能听懂，估计题目已知条件稍做改动又难以分析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有限，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这时就要体现教师的价值，教给学生处理这类问题的对策：
1.摩擦力方向的判断：根据初始条件（物体滑上传送带的初速度、传送带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判断物体相对于传送带的运动方向，进而判断物体所受摩擦力的方向，进一步判断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和运动性质。
2.运动情况的判断：大胆地假设物体一直匀变速直线运动直至速度达到传送带的速度，求出位移与传送带的长度进行比较确定物体是单一性质的运动，还是两种性质的运动的组合。
3.摩擦力做功的判断：水平放置的传送带，分过程考虑摩擦力是恒力，可以根据恒力做功计算。同时摩擦力又是合力还可以根据动能改变量判断。
让学生对各种具体情况加以总结：
1.物体滑上静止的传送带，物体初速度大于某一临界值一直做匀减速运动从另一段滑下，初速度小于临界值先匀减速运动最终停在传送带上。
2.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方向与传送带转动方向相同时
（1）首先根据两速度大小判断物体做加速还是减速运动
（2）利用运动学公式计算物体速度增（或减）到传送带速度的位移L'与传送带长度L进行比较，以此判断物体是单一的匀加（或减）速运动还是匀变速直线运动与匀速直线运动的组合。
即当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小于传送带转动速度，物体在传送带上做加速运动，■。
当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大于传送带转动速度，物体在传送带上做减速运动，■。
3.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方向与传送带转动方向相反时
（1）物体滑上传送带必做减速运动
（2）利用运动学公式计算物体速度减为零时的位移与传送带长度Lm进行比较，以此判断物体是右端滑下还是向左返回。
（3）在物体从传送带左端滑下的前提下，当物体滑上的速度大于传送带的速度，物体向左运动是先匀加速再匀速运动，以传送带的速度从左端滑下；
当物体滑上的速度小于传送带的速度，物体向左运动是一直做匀加速运动，以滑上传送带的速率从左端滑下。
教师提出解题对策、学生自己整理，这样不仅教会了学生解题，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处理习题会有条不紊，思路清晰。
传送带倾斜放置
例1：如图所示，传送带与地面夹角θ=37°，从AB长度为16 m，传送带以10 m/s的速率逆时针转动。在传送带上端A无初速度地放一个质量为0.5 kg的物体，它与传送带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5。求物体从A运动到B所需时间是多少？（sin37°=0.6， cos37°=0.8）
解析：物体无初速度放上传送带，传送带逆转，物体相对传送带向上运动受到沿斜面向下的滑动摩擦力，根据牛顿第二定律mgsinθ+μmgcosθ=ma1，得a1=10m/s2，设物体从A点加速到传送带速度10 m/s，物体发生位移为s1，经历时间为t1，所以t1=■=1s，s1=■a1t12=5m
设物体以10 m/s的速度加速运动到B端，物体加速度为a2，位移为s2，时间为t2，物体所受摩擦力沿斜面向上，由牛顿第二定律mgsinθ-μmgcosθ=ma2，得a2=2m/s2所以t1=■=1s s2=υt2+■a2t22，即16-5=10t+■×2t22，t2=1s（t2=-10s舍去）所以总时间t=t1=t2=2s。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学生：若传送带水平放置，当物体速度与传送带速度相同时一起匀速运动：若传送带倾斜放置，要根据动摩擦因数μ与tanθ的大小关系判断物体是相对传送带静止还是存在滑动摩擦力仍有相对运动。
上面例题中μ=0.5tanθ=0.75，那么物体在后一段过程将与传送带保持相对静止，一起以10 m/s的速度运动到最底端。并且第一过程受滑动摩擦力，第二过程受静摩擦力。
此题可以再变式：若传送带顺时针转动，求物体从A运动到B所需时间是多少？
教师可根据问题的基本模式，对已知条件加以变换，使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学生通过各种变式的练习，从各种具体问题中抽象出基本模式，可以从中体会到基本模式是如何将各种变式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加深对基本模式的理解。要重视基本问题的教学，并使基本问题抽象化，成为一种范例和模式，以用于求解其他变式问题。
例2：如图所示，甲、乙两种长度相同、粗糙程度不同的传送带，以相同的倾角放置于水平地面上，并以相同的恒定速率υ运动。现将一质量为m的小物体（视为质点）分别轻轻放在传送带底端，小物体在甲传送带上到达传送带顶端时恰好达到传送带的速率υ；在乙传送带上到达C点时就达到传送带的速率υ，则在小物体从传送带底端运送到传送带顶端的过程中（BD）
A.两种系统中物体相对传送带的位移乙更大
B.两种系统消耗的电能甲更多
C.两种传送带与小物体之间的动摩擦因数甲更大
D.两种传送带对小物体做功相等
解析：物体放上传送带后，滑动摩擦力和重力的分力产生沿斜面向上的加速度，μmgcosθ-mgsinθ=ma.达到传送带速度的过程中乙图中物体的位移小，由运动学公式υt2-υ02=2ax可得乙图中物体的加速度大，所以乙传送带与物体的动摩擦因数大。
由υ=at得物体速度达到传送带速度乙需要的时间短，相对位移x=υt-■=■， 可得乙传送带与物体发生相对位移小。
从能量角度传送带对物体做功等于物体重力势能和动能的增加。
由能量守恒系统消耗的电能E能=Ep+EQ+Q其中Q=μmgcosθx=（mgsinθ+ma）■=■+■，可得甲图中产热多，所以消耗的电能也多。
倾斜传送带的解题对策：
1.摩擦力方向的判断：能够准确判断摩擦力的方向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前提。从相对运动入手判断摩擦力的方向，再和重力的分力一起产生加速度。
2.运动性质的判断：这里要提醒学生倾斜传送带比水平传送带复杂，当物体速度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时，需要根据动摩擦因数μ与tanθ的大小关系判断物体是相对传送带静止还是存在滑动摩擦力仍有相对运动。
3.能量角度：有传送带对物体做功（机械能），还有涉及电能、热能之间的关系（总能量）。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诗话 闲评 文学批评 趣味 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36－04
郭绍虞曾描述文学批评由产生而发展的历程：因整理和类聚区分而有了《艺文志》的《诗赋略》，这是批评的开端；因选择而确立标准而有挚虞“流别”、李充“翰林”，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滥觞：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开批评之风气；此后遂有确立批评标准、以批评的理论作根据的“为批评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总论概括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主要形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ぁ侗臼率》，旁采故实，刘敛《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在究文体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以及备陈法律、旁采故实等四种类型后，终于在北宋出现了欧阳修和刘敛“体兼说部”的两种“诗话”。因“说部”的基本义是指小说和轶闻趣事，可见这两种诗话具有与此前的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色。《六一诗话》开头即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闲”作为核心词，很清楚地表明了诗话“资闲谈”的功用，其背后透出的是闲逸的创作心态。可见，在郭绍虞所说的“为批评的批评”，及以明道、尚用为主的北宋初期文学批评中，这类“体兼说部”的诗话，既以“闲评”、“闲论”的随笔体式表现出文学批评的新特色，又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闲与杂：“闲评”是北宋闲雅文化催生的文化批评
“闲评”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纪录奇闻异事，所涉广泛驳杂而兼有评论、分析，作者不以“立言”为目的，而是视之为“闲”业。唐代即有“闲谈”、“闲评”类的文化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录得的《资暇集》三卷(李匡义)、《灌畦暇语》一卷(姓氏不详)等，但此类著作之盛却在宋代。宋代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位高权重，禄厚责轻，优游的休闲生活触发了文人追闲逐雅的审美旨趣，虽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士大夫文人也多有人生挫折，但在这一整体上具有近代色彩的时代，休闲雅玩风气不衰，“闲话”、“闲谈”式的文化评论也成为文人“闲雅”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宋人留下的笔记，就不难发现他们对闲评、闲谈有着的特殊嗜好。宋代的笔记，多以“夜话”、“谈记”、“杂说”等命名，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曲侑旧闻》、《冷斋夜话》、《齐东野语》、《师友谈记》、《紫薇杂说》、《常谈》等等。其实命名就是性质的定位与定性，宋人曾储编《类说》(六十卷)更可见之。此书所收名为“闲谈”、“闲话”者就有《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秘阁闲谈》五卷(宋吴淑撰)、《牧竖闲谈》(宋景焕撰)、《国老闲谈》二卷(宋王君玉撰)、《灯下闲谈》一卷(宋江洵撰)、《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撰)、《渔樵闲话》二卷(旧题宋苏轼撰)等。直到元代，还有此遗风，留有《闲居录》四卷(吾衍撰)。
宋代文人所青睐的文化“闲论”现象是影响深远的。明清以后，“闲谈”、“闲话”、“闲评”用于指称具有“闲文”性质的话本笔记小说，如明无名氏的《杌闲评》、清郝培元的《梅叟闲评》、清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清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清杜乡渔隐的《野史闲谈》、清于鬯的《花烛闲谈》等。虽文人“闲业”由宋代的善发文化“闲论”而转向了善写艺术“闲文”，但其“闲谈”中有“闲评”的精神与趣味未变，文化艺术评论的习惯仍在继续。
那么“闲谈”、“闲话”、“闲评”的文体具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不妨借助《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评价，作一番考察。如评袁文《瓮牖闲评》云：
其书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辨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于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拄出他书所未备。今……谨依类诠次，分为八卷。一卷论经，二卷论史，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之类，四卷专论小学，五卷论诗、词、书、画之类，六卷论饮食、衣服、器用、官室之类，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之类，而以杂论因果怪异及自记之语终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二》)
又如评曾V《类说》云：
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性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一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七》)
从以上《四库全书总目》对袁文《瓮牖闲评》和曾V《类说》的介绍、评价看，这些“闲话”体的评论对象广泛，有对经典、历史、方物、习俗、轶事趣闻的记载与品评，也有对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考证杂论，可谓“网罗四部”、“F铸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无暇顾及的零散文化现象，“往往出他书所未备”。同时，从创作态度看，也是比较随意的即兴之作，是“偶有所得，随文生义”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它不一定公诸于世，不一定人经垂典，只是文人闲暇时一种兴趣所至。但这种“闲散”的杂论，并非闲戏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是爱之深而研之精，同时由于著者抛开了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故可表达真知灼见，即所谓“剖析凿凿”，“尤多精审”。具体来说，“闲评”一般包括三个特征。首先，“闲评”多为杂评，评论对象不仅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即使“往往出他书所未备”的边缘文化，也多有涉及。其次，“闲评”多是休闲心态下的随遇而感，是赋闲心态下的“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所以体式松散、随意，内容庞杂不定，“散”也成为“闲评”最明显的文体特点。“闲评”的各条目之间既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更缺乏系统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所谓的“零矶碎璧”。再次，“闲评”的见解独到而精深，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多是爱之深而研之精，绝非著书立说之名利诱导下产生的作品可比。
二、闲谈与趣味：诗话审美批评的主要特点
诗文品评之盛于魏晋，究其源头，应是受汉代以来人物识鉴的影响，而伴随着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闲逸生活，“闲话”、“闲谈”、“闲评”文化风气的盛行，到宋仁宗时期，这些自由的文化批评精神，终于催生出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闲评”式“诗话”。在笔者看来，“诗话”只是闲评、闲谈发展而来的一种专门以诗文为品评对象的“闲评”，是宋代闲雅审美文化熏陶出来的感悟体验式文化评论，并且随着以诗文为特定品评对象的“诗话”随意性、趣味性特征日益突出鲜明，诗话不仅以其闲谈的形式、特有的趣味成为文人的普遍爱好，更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定格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 成为诗文评的主流而流传至今。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考证收录了宋人诗话139部。“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文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而是普通人群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闲评”的闲散态度、“休闲”精神始终灌注其中。郭绍虞在《宋诗话辑佚序》中曾谈及于此，认为诗话之称和诗话之体皆始于欧阳修，欧阳修自题其诗话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其撰述宗旨，本不严肃。
“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泛述”、“杂举”是“闲谈”的主要特点，而“闻见”、“隽语”则是“趣味”之所在。
虽说“尚理求真”是宋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对事物的理性分析与判别，已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文化自觉，然而，“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较为严密、完整的文论著作不同，它们不讲求严密的思辨，严整的体例，而是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对此，蔡镇楚在中西艺术批评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语录式的条目，言简意赅，富有诗的结构，语言容量很大。二是摘句式的评点，以‘点悟’为妙，片言中肯，富有概括性。三是多采用夹叙夹议式，论辞论事结合，随所触发，信笔即书，行文自由，风格活泼，趣味盎然。四是好用对比和比喻来批评诗风、诗派、诗人。通过对比，区分异同点，辨别优劣处，观点鲜明，语言生动，酣畅淋漓，富有感彩，与板着面孔发空洞议论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四者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闲谈”精神。透出了“趣味”，与前引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言所说的“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相近。
纵观宋代“诗话”、“词话”的叙述模式与叙述结构，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著作，而是现代文体意义上的闲谈随笔，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或“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松散文体形式传递的“雅玩”精神，以及宋人追求艺术审美感受的同时，不忘对作品做理性升华的创作态度。“诗话”的“闲评”精神主要表现在内容上的“生动故事性”和体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这样一种“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必然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趣味性。
钱锺书对诗话的“闲谈”与“趣味”曾有精辟的论述。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唐宋卷编写时，曾亲自撰写了其中《宋代的诗话》一章。他说：“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诗话是诗的随笔，风格生动活泼，“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宏议，而是随便亲切的漫谈杂话，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口说去，随意收住，给读者以一种不拘形迹，优游自在的印象”。他说宋代诗话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一样”，后来宋代诗话“‘轶事类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的成分相应地加多。它由杂记漫谈慢慢地变为较有纲领的理论阐释”。“只要把《六一诗话》跟《沧浪诗话》一比，就知道宋代诗话有多少发展!严羽表面上还是用随笔的风格，用亲切平易的语气，还像坐在软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讲台上说教，而实际上已经不是‘闲谈’，而是在‘深谈’，不是拉杂讲些趣事佳句，而是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可见，即使是“有系统”、“有纲领”的“深谈”，仍不失其随笔的风格、亲切平易的语气，仍有如同“坐在软椅里聊天”的趣味，给予读者的不是干枯的说教，理性的解读，而是闲谈中的趣味，是轻松自在的审美感受和愉悦。
三、“闲评”式诗话审美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总结了“诗话”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可见，以“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而成之为“闲评”，是自欧阳修最初意义上的“诗话”到后来诸多诗话的共同特点。
虽说欧阳修所创的“诗话”以其闲评的方式，成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门类。但又为不同朝代的学者所诟病，受到多种责难，被认为是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肤浅之作。在宋代，江西诗派的王直方曾说：“刘咸临醉中尝作《诗话》数十篇，既醒，书四句于后日：‘坐井而观天，遂亦作天论。客问天方圆，低头惭客问。’盖悔其率尔也。”在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甚至说：“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直到今天，受现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影响，随感式的审美批评，似也难入学术的殿堂。为此，我们不能不为“闲评”式的诗话一争其历史地位。
〔关键词〕苏轼；佛禅；文学创作；宋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78-08
苏轼是宋代文坛巨擘，宋代诗风杰出代表，历来为学者重视。近百年来，涉及东坡与佛禅的研究著述颇为壮观，专题论文更有逐年递增之势。本文无意对这一研究进程作全面描述，只是抽取专题研究中的几个面相进行述评，以凸显苏轼与佛禅研究的特色。
一、苏轼的佛禅因缘研究
关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术界均能紧扣苏轼仕途浮沉，从家庭环境、佛教语境、僧俗交游、经典阅读、学佛历程等层面加以立论。综合性的专题论述如朴永焕《苏轼禅诗研究》便是从这几个层面展开。专论性的论文则侧重挖掘某一层面，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苏轼的佛禅因缘。
关于苏轼与佛僧的交往，目前已积累不少成果。学界细致爬梳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并确认东坡禅学属于云门与临济法脉。黄启江指出与苏轼交往的大觉怀琏、圆通居讷、佛印了元属于云门宗〔1〕；孙昌武考辨苏轼和僧人交往，列有《苏轼与云门学人关系表》《苏轼与临济学人关系表》〔2〕，也认为苏轼接触最密切的是云门宗，并受其宗风影响〔3〕；周裕锴详考苏轼与大觉怀琏、灵隐云和、慧琳宗本等二十位云门禅师的交往〔4〕，陈中渐〔5〕、杨曾文〔6〕分别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深化了苏轼与禅僧交往的细节。
另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聚焦苏轼与个别僧人的交往，如道潜、佛印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于翠玲便指出苏轼初识道潜于徐州任上，后同往湖州，以诗为缘，结为诗友，此后，道潜不断探访、关怀贬谪中的苏轼；在二人的交往中，道潜文人化，苏轼佛禅化，体现了儒禅契合的时代氛围。〔7〕关于二人初会的地点， 学界历来有徐州说和密州说， 且以徐州说为主。李俊搜检辨析相关材料，确认他们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8〕杨胜宽指出，苏轼与道潜的交谊是宋代文士与僧人之间交往时间最长、往来最频繁、彼此友谊最深厚的范例之一：“诗”与“禅”沟通了文学与宗教，“静”与“清”成就了二人共同追寻的艺术境界。〔9〕喻世华列表展示苏轼直接、间接写给道潜的诗词（33首）和文牍（53篇），肯定了道潜是苏轼最亲密的方外友人，二人交往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等。〔10〕梁银林则提出宝月是苏轼保持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侣，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他有关。〔11〕关于佛印，胡莲玉认为苏轼佛印的传说故事聚焦于二人两世重逢与高僧面对女惑时的取舍两个主题，虽有现实基础，但多小说家言，不可尽信。〔12〕喻世华根据苏轼诗文进行补说，指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佛印开始交往，苏轼离黄赴汝、路经润州时交往最为密切，元v年间还与之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及两人的性格是其间产生诸多故事的重要原因。〔13〕
近些年，学术界非常重视文人读经学佛的路径，相关论文常提到或统计苏轼阅读经典的情形。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学佛主要靠多读佛典，他对华严学说和禅宗理论有较深的体会。〔14〕李明华按照创作时段分析苏轼的佛禅诗，详列苏轼阅读佛典的情形：黄州时期佛禅诗90 首，所用典故几乎遍涉佛禅主要经典；惠儋时期佛禅诗 106 首，涉及《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43类比较明确的佛教典籍，使用数量在100 次以上。〔15〕
关于苏轼的学佛历程，学术界已从泛论走向分段论述，即结合苏轼自身的人生历程和佛教发展的地理分布，分阶段透视苏轼与佛教的内在关联。这类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论。王水照按照“在朝-外任-贬居”将苏轼人生分为七个时期，认为苏轼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贯穿各个时期，任职和贬居时思想上有儒家和佛老之不同。〔16〕夏露则将苏轼事佛分为三个阶段：初出西蜀到首次任职杭州为“踌蹰思隐”时期，黄州至惠州及海南前期为“物我相忘”时期，海南后期至去世为“佛言如泡”的学佛终结期。〔17〕李明华的博士论文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六个时期，细致分析了其中490篇与佛禅有关的诗作，认为y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是苏轼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y杭之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凤翔时期前后，诗作多采用佛教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既有个人经历的必然性，也与苏轼历经地域的佛禅情况吻合。〔18〕
另一类是分论。刘石强调，苏轼兄弟开始阅读佛典、接触佛教应该是庆历八年“少与辙皆师先君” 的少年时代。〔19〕司聃也认为，苏轼少年时即有蜀地地域和家庭佛禅因缘，影响了他日后研习佛经之举。〔20〕王树海、李明华则从具体诗作考察，认为凤翔之前苏轼完全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凤翔时期诗作中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21〕范春芽勾稽了苏轼与杭州诗僧的诗文情缘，并归因于现实政治环境、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22〕梁银林则认为，黄州佛禅“功业”是苏轼学佛习禅道路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苏轼在黄州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继连等僧人禅师。〔23〕关于苏轼在惠州儋州的学佛形态，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覃召文梳理苏轼岭南时期的僧侣交游后指出，苏轼岭南时持斋戒、研佛理，影响了其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和人格重塑。〔24〕陈师旅则强调其豁达的一面，认为佛老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并在家庭住房、经济开销这类日常琐事上体现出来。〔25〕张海沙认为苏轼被贬岭南后将南宗禅作为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精神归宿，其岭南诗歌推出了一个饱含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意象：曹溪水。〔26〕
二、苏轼学佛特征研究
关于苏轼的学佛特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苏轼学佛不仅杂糅各宗而且三教合一，不仅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而且具有自觉的审美化追求，而这正是居士佛学的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学术界的研究凸显了苏轼华严宗禅宗合流、庄禅合流的特色；也关注到儒家思想在苏轼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佛老思想只是其安顿个人心灵的良药，因此其学佛而无意证佛，在将佛老诗化、审美化的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和悲凉。
苏轼与禅宗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关注苏轼与佛教内在关联的起点，而且是学术界研究苏轼与佛教关系的重点。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这里仅列举几篇作为代表。如，黄宝华认为禅宗影响了苏轼人生哲学中“入世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形成了其艺术哲学里活处参理、议论风生、平中见奇等创作特色。〔27〕周裕锴分析苏轼的禅悦倾向，指出在苏轼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这一主题来自禅宗的般若空观，可以弥合伦理本体与自己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分裂，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消解缓和内心的痛苦，然而这种自宽又的确饱含着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28〕王树海认为，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 忘世”形成了苏轼混杂的人生观、艺术观。苏轼对生命就是过程的洒脱体味得益于佛禅，在参禅不证佛的过程中形成了旷达乐天、谈笑死生的生活态度、艺术风范。〔2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苏轼在学佛上是个泛宗派论者。他遍阅佛教各宗经典，而且有所认同。阿部肇一注意到苏轼的净土信仰，认为东坡禅带有因果报应观。〔30〕许外芳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列举出苏轼具有净土思想的实证。〔31〕在泛教派论上，萧丽华的观点比较周延。她根据《苏轼诗集合注》注文资料统计苏轼诗歌与佛经的关系，认为：东坡以禅宗为主轴，《景德传灯录》144次引用是最明显的痕迹；禅之外，交融着华严宗与天台宗思想，如用《法华经》38次、《华严经》25次；东坡同时融合着净土信仰，如对《金光明经》《阿弥陀经》的接触。〔32〕
泛教派论中关注最多、研究也最充分的领域是苏轼禅学与华严学的融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苏轼与华严的关系。刘熙载《艺概》云：“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33〕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人所不能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不尽，重加形容。此法得自《华严》、《南华》。”〔34〕 钱谦益《读苏长公文》亦云：“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35〕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得出了颇为精彩的结论。孙昌武根据苏轼的诗文指出华严法界思想帮助苏轼以一体平等的观点看待外物，树立夷旷潇洒的人生态度，完成热烈诗情背后的理性探索。〔36〕赵仁认为，《华严》宣扬法界缘起、理事无碍、圆融自在，苏轼的辩证观取自于此，表现在其文有层出不穷的比喻形容和辩证无碍的论证方法。〔37〕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主要吸取了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8〕吴增辉分析苏轼和陶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时也谈了苏轼复杂的佛学思想：党争之祸使苏轼的佛教信仰逐渐抬头，华严宗的平等空观使之逐渐游离出儒家思想的范域而趋向庄禅，从而与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自然心性产生共鸣。〔39〕张煜分析苏轼慕白与和陶之作后指出，“苏轼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者，是一种庄子与华严相打通的人生境界，与一种无施不可、飘逸超迈的文学才能，故于白居易陶渊明既有所相似又有所演化。”〔40〕这些研究表明，苏轼禅学和华严学的熔铸，有庄学的推助。庄佛相融也成为苏轼学佛三教合一的证据之一和重要研究领域。
学术界关于三教合一的普遍认识，既体现在专题论文中，也贯穿于相关论文的论述。王水照认为儒道释三教关于出、处矛盾的解决途径均影响苏轼形成了一套“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其源自佛老哲W的谪居心态标志着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41〕唐玲玲、周伟民的专著分章综论苏轼的儒道释思想，指出苏轼的禅思佛意不但“是与庄学相通”，而且在思想会通上是“以儒学释佛学”。〔42〕冷成金分析苏轼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宇宙观方面受佛道两家影响，社会政治方面则主要受儒家影响。〔43〕杨胜宽指出，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但他终究没能离开名利场，是儒家思想使然。〔44〕梁银林指出，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且“三家”融会贯通、并无分别。虽然他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但他不是专精佛禅义理的理论家，而是佛学精神的实践者。〔45〕
苏轼学佛的理性特征和审美化倾向，已成学术界共识。孙昌武认为，“苏轼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46〕朴永焕从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外交游三个层面剖析苏轼之习佛，认为其习佛具有“理性的追求”和“融合儒佛”两大特点，〔47〕李慕如亦认为他“习佛而不佞佛”。〔48〕夏露也认为苏轼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对待佛学的，把佛学做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学术思想，一种人生哲学，吸取其中能够补充、丰富儒家思想的有价值的成份。〔49〕王树海、宫波指出，从苏轼的行迹和创作经历来看，苏轼学佛参禅持艺术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5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透过苏轼的个案研究来透视士大夫佛学的特质，并揭示其对未来的影响。张培锋强调，在宋代士大夫那里，佛与释是作为一种学问、学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来看待的。即使是信佛的士大夫，也更多从佛教义理的层面来修学佛法，这意味着佛教的宗教性渐渐淡化。他指出，理解苏轼佛学思想的枢纽在于他认为佛老之教可用于个人修习但不应成为国家性宗教。苏轼平实的佛学观、独立的人格精神、旷达的人生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士大夫佛学的根本性特征。士大夫佛学与儒家道学、道教内丹学是同时并存互动发展的三大学术思潮，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51〕
三、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研究
关于佛教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关系，学术界从早期泛论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发展到后期细论具体佛教理念乃至具体佛经对苏轼创作的影响，论证越来越细密，立论越来越坚实。
在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综合探讨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刘乃昌指出，苏轼早年有辟佛老的言论，但随着阅历加深尤其是宦海浮沉后，走向三教兼容，苏轼文学风格的形成，技巧的提高，在不少地方得力于庄释。〔52〕王水照指出，苏轼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在任职时期（包括在朝和外任，三十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在贬居时期（十多年）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追求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的风格。〔53〕朴永焕探讨苏轼禅诗的渊源，并从禅理、禅典、禅迹、禅趣、禅法入诗五个层面，论述苏轼诗禅融合的情形；从强调人生如梦、标榜随遇而安、追求心灵安和、揭示万法平等、提示妙悟玄理、归于乐观旷达、寻觅自我解脱等七个层面论述苏轼禅诗主题；从自然、平淡、幽远、理趣、奇趣、谐趣、妙悟、翻案等层面论述禅诗风格。〔54〕
这一时期，佛教思想与苏轼词作的分析比较充分。齐文榜指出，儒家思想是东坡思想的主导和核心，但佛道思想在东坡头脑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以“乌台诗案”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影响对苏轼词风产生了影响：他的一些豪放之作被释道思想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他的不少旷达、飘逸的作品则是以释道思想作为词的思想内容的，纯粹的豪放之作在乌台诗案后已经不复存在。〔55〕祁光禄、祝彦认为，“佛老精神，铸成了他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固有的表现形式，而是突破已有的模式，力求一种更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方式”，苏轼在儒道佛思想相互冲撞下变婉转蕴藉的词风为气势恢宏、雄旷豪宕。〔56〕张玉璞指出，苏轼把握佛老的基本精神，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57〕
关于佛禅与苏轼散文的研究显得比较低迷，但亦有颇见力度的论文。黄进德认为，《前赤壁赋》的动静观受到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响，其遣词造句有释道色彩。〔58〕赵仁指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于禅宗情有独钟，这些思想影响于散文， 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很多论文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尤其是小品文中去。〔59〕
不少学者亦注意到佛禅理论对苏轼文学理论和美学风格的影响。陈晓芬谈到佛教的静空理论对苏轼创作理论的影响。〔60〕王世德将苏轼的美学思想归纳为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论、虚静物化的成竹于胸论、妙出法度的至味新意论等“七论”，每一论均着力于儒道佛思想的融合。〔61〕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对佛禅理论的把握更加到位，因此对苏轼诗词的佛禅内涵以及受其影响的美学风格之分析和把握更加精确。
关于佛禅对苏轼词作的影响。迟宝东指出，苏轼熟悉佛典诸经，对人生之虚幻无常的深刻体验成就透示出人生思索的深度的作品，禅宗“真如本性”“安心”形成饭劭醮锎史纾欢蕴竦静谧、与自然融合而又跃动着生命灵性的美之偏爱拓展了词的境界。〔62〕王树海、赵宏指出，苏词中的佛禅精神主要表现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人生如梦，万法皆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三个方面。〔63〕刘晓珍对苏轼和姜夔、张炎词进行了比较，指出禅宗对他们词作清境的形成各有重要影响，其中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存阔大超迈之清。〔64〕
关于佛禅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不少学者擅长从艺术手法和美学风格立论。周裕锴分析了苏轼和黄庭坚的禅悦倾向，认为般若与真如影响到苏、黄诗中的意象选择、诗歌风格。苏诗中不仅常有出自佛经的梦、幻、影、露、浮云、微尘等象征虚幻不实的意象，而且有不少自己创造性描写的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或心理现象。正是这些意象及其倏忽变化的性质造就了苏诗动荡明快的风格。〔65〕王树海和宫波指出，苏轼诗风得佛禅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66〕陈才智也从意象撷取、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运用、艺术风格等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了禅趣禅意对东坡诗歌的影响。〔67〕
还有一批论文专论苏轼的禅意诗、禅理诗、和陶诗。肖占鹏和刘伟认为苏轼禅意诗具有如下美学内涵：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68〕此外，他们还从悟得生命真谛、从容应对挫折和微笑拥抱人生三个方面阐释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69〕李向明从“以禅入诗，借诗遣怀”、“以诗说禅，空观自省”、“诗禅融通，随缘自适”等三个方面对苏轼禅理诗进行了简要分析。〔70〕程磊则从“圆融无碍，融通出处”、“无念无住，随缘任运”、“即心是道，立地超越”三个方面分析苏轼和陶诗的禅悟体验，展现其经禅理浸润后的基本风貌。〔71〕
另一方面，佛典与苏轼诗歌研究成为此时期的重大特色。早在1992年，刘石就撰文指出，苏轼诗文的佛禅用典， 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 但仍需进一步加强。〔72〕进入21世纪，刘石的这一呼吁得到学界的响应。
周裕锴在论著中一再强调宋人通过阅读经典领悟佛禅的路径。通过探讨宋代士大夫接受和传释佛教经典教义的状况、梳理佛教观想方式对其审美眼光的影响，周裕锴认为宋代士大夫读经参禅的经验影响到了元明清学佛士大夫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认识。〔73〕他提出宋人参禅，一般由研读佛经入手，以禅家心印之证为终，将外在的宗教形式衍化为内在的心灵自觉。〔74〕他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法眼与诗心》一书中。如在讨论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时，他紧扣《楞严经》中“由是六根互相为用”的说法，以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为代表，探讨他们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境界。〔75〕萧丽华《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一书收录其先后撰写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佛经偈颂对东坡诗的影响》《东坡诗中的般若譬喻》《从庄禅合流的角度看东坡诗中的舟床意象》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东坡的诗论、东坡的文字禅观、东坡得自于佛经的各色意象等，主要是为了解析东坡诗中的禅境与诗笔而作，萧丽华将之通称为东坡诗禅。这批论文均能将苏轼佛禅诗歌、诗论与佛典进行比勘，一一揭示其佛典来源，从而为正确解读苏轼与佛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6〕梁银林亦采用了同样的研究策略，如他曾论述苏轼不同时期诗作与《维摩经》的关系，并对其采摄佛经语汇、点化佛学义理为诗进行探讨。〔77〕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在苏轼的经典阅读和文学创作进程中，宗教与文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不断地相互交合渗透，其中又以那些富于文学色彩、形象化特征明显的佛经内容被采摄入诗最为突出。〔78〕张海沙的专著《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专门探讨《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心经》与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也是深刻认识到经典阅读对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重要性。〔79〕
除了以上几位者，还有不少论文探讨佛典与苏轼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许外芳和廖向东勾稽《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大般涅经》《楞严经》等佛经的相关记载，证明以乐器与乐声的关系说明诸法缘起之理在佛经中是一类使用较为频繁的譬喻，并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它反映出大苏幽默谐谑的生活情趣以及才思敏捷、骋才好辩的性格。〔80〕李最欣指出，苏轼一生喜好佛禅， 对大乘经典接触尤多， 此种佛典譬喻遂成为其文学创作时左抽右取、融裁点化的资源，其名作《日喻》便是改造《阿含经》卷七、《大般涅经》卷二十五、卷十四中的譬喻而成。〔81〕
四、苏轼佛禅文W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研究
在对苏轼学佛因缘和文学创作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从宗教文学的角度思考苏轼文学创作和宋代文学风貌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宋人的文字禅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二是佛禅的宗教思维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在这个研究领域，周裕锴和萧丽华的研究最具理论自觉意识，研究结论也最具经典性。
许多学者均强调苏轼在文字禅方面的倡导地位，并进而认为这种文字禅创作风潮对于宋诗主议论尚理趣的诗风有重要影响。早在1978年，台湾学者杜松柏就指出，“主张以参禅而学诗，最初举用，似以东坡最早。”〔82〕周裕锴亦认为，苏轼在文字禅的倡导上居功厥伟：先有苏轼“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后有黄庭坚“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其后才有惠洪《石门文字禅》，“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诗为文字禅”。〔83〕其专著《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集中讨论佛教“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之间的关系， 以苏轼为重点，对相应的宋诗艺术方法与成就进行了深入阐发。如他认为，佛教禅宗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颇有启发，“万法平等”“周遍含容”“如幻三昧”“转物”“六根互用”等观念影响了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观念。〔84〕
萧丽华的系列论文亦旨在通过分析苏轼与佛禅的关系来揭示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的文化渊源。她认为，分析东坡诗歌的庄禅意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东坡诗如何交融庄禅，在作品中创造出高度的人生反思完成宋诗的理趣；一方面也能欣赏到东坡诗新颖、奇警、深刻、丰富的多样象征。并推出如下结论：东坡诗之所以能出唐人之右，雄放千古，继欧阳修革新北宋诗坛，完成宋诗典型，主要得力于三教融合之学养。〔85〕如她分析佛经偈颂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以及东坡偈诗的形式与内涵，认为东坡偈诗以人生玄思为旨，文辞博喻奔放，充分显出机趣与理趣，反映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貌。除了结合苏轼具体作品揭示宋诗的尚理、主议论的特质外，萧丽华还从诗论的角度来揭示这一特征。她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先从北宋反佛、道儒释融摄起论，次将苏轼全集中诗论文字分次条析，最后以苏轼门下以及北宋诸子以禅喻诗诸论为承应，期使苏轼禅喻诗论在宋代诗禅合辙、儒佛融会的意义上得到彰显。〔86〕她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角度对苏轼以禅喻诗的若干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轼开启了融儒入佛、以文字为佛事的道路。她将苏轼诗论与惠洪《天厨禁脔》《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有关诗论进行比对，认为文字禅的产生远因自唐代诗僧的努力，近因自宋代禅门文字走向，而诗禅交涉成就最深最大者应为苏轼，惠洪继承苏轼文字禅诗观，成就妙观逸想之游戏三昧，体现了文字禅之内涵及其在北宋发展之轨迹。
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高评教授认为会通化成是宋型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对苏轼、黄庭坚等佛禅文学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指出，宋代不同学科间互动会通频繁，禅学对文学之影响、诗思受禅思之濡染，特其一而已；宋代士人禅悦成风，禅思亦多会通诗思，表现有四：呵佛骂祖与破体出位、绕路说禅与不犯正位、参禅悟入与活法透脱、自性自度与自得自到。东坡一生得失荣辱多现于诗，往往以《金刚经》“如是观”安顿生命，超脱自在；以《六祖坛经》“无住为本”追求随缘自由，出入于法度豪放之间，斟酌乎有法无法之际；东坡娴熟《华严经》，以诗融禅，于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其诗风之巧便尖新，开示捷法，实得云门宗风之启发。在他看来，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之诗风如此，对宋诗特色自有推助之功，于是宋诗相较于唐诗，遂有殊异之风格。〔87〕另外，他还在这一理论视野下综考北宋苏轼、黄庭坚之咏竹诗篇及墨竹题咏，认为苏轼对于绘画之诠释，往往赋予佛学之理解，其所作题画诗与书画题跋可见画与禅之融通。〔88〕这也是在论述佛禅对宋诗特色的熔铸。
近些年来，上述研究风潮得到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响应。梁银林指出，宋人以才学为诗与宋代佛教转向世俗化、文士热衷习佛参禅有莫大关系。苏轼驱遣佛禅事典入诗，既反映了宗教对文学新变的助推之功，也体现了文学对宗教传播的推广之效。〔89〕张培锋对苏轼等宋代士大夫与佛禅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士大夫佛学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快乐哲学，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它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促进了道教内丹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尊生观念，其本质是对现世人生可贵性和人生责任感的肯定。佛禅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代士大夫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淡薄通透，多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宋代文学因此普遍呈现出一种快乐爽朗的格调，善于将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因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0〕张煜认为元v诗学所受佛禅影响，实不专在诗境，而多为诗法之层面，因此以苏诗与江西诗学的迎拒为切入点，对东坡诗法与佛禅的关系加以考察，以便清楚地呈现荆公体到东坡体再到山谷体的北宋中晚期诗坛风气的演化过程。〔91〕他指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东坡诗中已经出现，论江西诗派必溯源苏轼；苏轼的翻案、以文为诗、破体、乃至活法、诗眼、从创作到理论，与江西诗派所呈现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同受佛禅影响有关。
五、小结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发现学者们从通论、泛论走向细部论证，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这其中，周裕锴、萧丽华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凸显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经典阅读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环节，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居士学佛迥然有别于僧尼学佛，居士禅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禅，主要用于安顿心灵，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呈现也就迥然有别于高僧的文学创作。由此我们还可以确认，这种宗教上的实用理性导致士大夫对儒道释兼收并蓄，我们探讨士大夫此类创作时要有融通的视野。对于百年苏轼与佛禅研究来说，尽管佛教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创作中的庄禅合流，但这种融通视野还是做得不够，因为苏轼还进行了大量的道教实践，撰写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作品。研究宗教与苏轼乃至古代士大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应该在儒道释融通的视野下加以展开，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儒道释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素养。
〔⒖嘉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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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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