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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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有所发展,不仅要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也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改造,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在经济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收入的增长、生产成本的降低都有一定的限度。故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一)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税收筹划
新法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本企业所得税法,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形式的企业在缴纳完企业所得税后投资者还得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投资者应在企业成立之初,综合考虑企业发展规模和自身风险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减少总体税负。
(二)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有四档:基准税率25%和三档优惠税率,分别为10%、15%和20%,因此,仅从税率因素考虑,在进行该税种的税收筹划时,就存在着税收筹划的空间。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适用于10%的优惠税率。国家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优惠税率。小型微利企业适用20%的优惠税率。企业应尽可能创造条件以满足优惠税率的标准。
(三)对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
税收优惠是税制设计的基本要素,国家为了实现税收调节功能,一般在税种设计时,都设有税收优惠条款。企业如果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条款,就可享受节税效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许多都是以扣除项目或可抵减应税所得制定的,准确掌握这些政策,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就是税收筹划的过程。
(四)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
企业筹资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资金成本,不同渠道来源的资金获得成本各不相同。如股票的筹资成本为发放的股息和红利,债券和银行借款的筹资成本为利息。税法规定:股息支付不得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交纳所得税后的收益中分配;而利息支付则可作为费用列支,在计算应税所得中允许扣除。因此,企业在筹资时,要充分考虑利息的抵税作用和财务杠杆的作用,选择最佳的资本结构。
(五)对企业费用列支方法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和范围,从而扩大了税收筹划的空间,成为新税筹划的重点。费用的列支时间、数额直接影响每期的应纳税所得,所以进行费用列支应注意以下几点:已发生的费用及时核销入账;对于能够合理预计发生额的费用、损失应采用预提方法计入费用;适当缩短以后年度需要分摊列支的费用、损失的摊销期;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如业务招待费及公益救济性捐赠等,应准确掌握其允许列支的限额,争取在限额以内的部分充分列支。
(六)对企业销售收入的税收筹划
1.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纳税人如果能够推迟应纳税所得的实现,则可以使本期应纳税所得减少,从而推迟或减少所得税的缴纳。对一般企业来,主要的收入是销售商品的收入,因此推迟销售商品的收入的实现是税收筹划的重点。
2.尽量投资免税收入。可以考虑购买免税的国债或进行直接投资。新税法规定来自于所有非上市企业以及连续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2月以上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给予免税,不再实行补税率类的作法。
(七)对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筹划
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的组成部分,是缴纳所得税前准予扣除的项目,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折旧额越大,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固定资产的折旧涉及到三个问题: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年限的估计和净残值的确定。
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然关系到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但不同的税制条件会使折旧对企业的利润和税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累进税制下,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较有利,需企业经过比较分析后才能最后作出决定。
(八)对企业存货计价方法的税收筹划
存货成本的计算,对于产品成本、企业利润及所得税都有较大的影响。企业利用存货计价方法选择开展税收筹划,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税制环境及物价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期末存货的计价的高低,对当期的利润影响很大。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期末成本,从而得出不同的企业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的数额。我国税法规定,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等。在实行累进税率条件下,选择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对企业发出和领用存货进行计价,可以使企业获得较轻的税收负担。在实行比例税率条件下,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因素的影响。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对企业存货进行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使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的收益,即企业计算应纳所得税额的基数相对减少,从而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税后利润数额的目的。相反,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对企业存货进行计价,才能提高企业本期的销货成本,相对减少企业当期收益,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则宜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计价,以避免因各期利润忽高忽低造成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增加企业安排应用资金的难度。
二、目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税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有按税种设立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征管法等构成,单行法地位平行、排列松散,影响了税法的整体效力。
(二)税法建设滞后
近几年我国税法立法层次有所改观,但立法层次仍然不高。对税法不断补充和调整,容易造成征纳双方就某一具体概念或问题形成争议。再者,税法对涉税案件的打击力度依然偏轻。另外,税法与会计法在制度衔接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总之滞后的税收法制建设与我国目前正在创建的和谐、小康社会的大好局面极不相应。
(三)涉税人员水平不高
税务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税务筹划师、税务精算师等专业队伍,企业税务筹划多为财务人员兼办,涉税人员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距离。
三、完善与改进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建议
(一)强化科学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税法从征税角度对会计核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践证明,企业会计资料越规范、齐全,税收筹划的空间越大,税务筹划的成本才低、企业的税才轻。只有按照税法规定设置账簿并正确进行核算,在合法前提下进行筹划,才是阳光大道。
(二)加快税收筹划人才的培训
税收筹划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财活动,高素质的人才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一方面税收筹划人员要精通国家税法及会计法规,并时刻关注其变化;另一方面税收筹划人员要了解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法律环境,熟悉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同时,税收筹划还要有较高的实际业务操作水平。如果税收筹划人员水平不佳,筹划方案失败,不仅达不到企业合理节税的目标,还要浪费筹划成本。
(三)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寻求技术支持
企业税收筹划方案能否实行,要通过税务机关认定。如果税收筹划失败,导致少缴税款,处罚在所难免。为此,加强与税务机关沟通,相互学习,寻求技术支持尤其必要。应争取双方在政策的理解、实际操作上达成一致,增加筹划的成功概率。
(四)加强财务法规、税务法规学习,走出申报误区,构筑税收筹划稳定平面
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所得税筹划。固定资产折旧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务筹划是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内容。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
1、利用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递延缴纳所得税，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而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本身是一个预计值，财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也只规定了一个范围，使折旧年限的确定存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税法对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包含一定弹性，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尽量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其中，对于净残值的估算也会影响到所得税交付。税法规定，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估算残值，从固定资产原值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值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由于情况特殊，需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税务机关备案。因此，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尽量低估残值可使企业的折旧总额增加，各期折旧额随之增加，降低企业折旧期内所得税交付额。
2、利用折旧方法进行税务筹划。常用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工时法、产量法和加速折旧法等。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按财政部的分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在此范围内，企业具有部分选择权。
在各种方法中，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即直线法、产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多。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企业当期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平均年限法，企业当期不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虽然折旧总量不变，但年度之间的差别就是可以利用的空间，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总的来说，运用加速折旧法（即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开始的年份可以少纳税，把较多的税额延迟到以后的年份缴纳，相当于企业在初始的年份内从政府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在实践中，对于符合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技术进步较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其机器设备应尽量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对于企业专业车队的客、货汽车、大型设备，如果它们的前期工作量大，后期工作量少，则应尽量采用工作量法，从而达到前期少缴税，后期多缴税的目的。
二、利用存货计价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我国现行税制规定：使用实际成本对存货进行收发核算包括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等，纳税人可以任选一种，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改变。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将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利润和存货估价，在实行比例税率环境下，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因素的影响。通常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相对减少，从而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目的；反之，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计价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减少资金安排的难度，以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
低值易耗品属于特殊存货，计价方法与普通存货不同。税法规定低值易耗品可以一次扣除或分期摊销：一次摊销是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一次性摊销其成本；而分期摊销是在领用时先摊销一部分成本，再在以后分次摊销剩余的成本。两者相比，一次摊销法前期摊销的费用较多，后期较少，从而使企业前期纳税少，后期纳税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三、利用坏账损失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对于坏账的处理，税法规定纳税人按财政部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和商品折价准备金，准许在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不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后按当期实际发生数扣除。不同的坏账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应税所得额的影响不同：一般情况下，选择备抵法比直接冲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企业选择备抵法处理坏账损失，可以增加其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税所得额，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为备抵法将企业部分利润后移，达到延迟纳税和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目的。
四、利用其他资产摊销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按税法和财务制度的规定，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开办费的摊销期限具有一定的可选择空间，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摊销期限，将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入成本费用中。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以获取“节税”收益。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的一般性企业，则宜选择较短的摊销期限。一方面加速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成本的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以获取延期纳税的好处。比如，税法规定，企业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应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内分期摊销，但未强制要求按平均法摊销。因此，企业可以在免税期间或亏损年度尽量少摊销一些，盈利年度多摊销一些，达到延缓纳税的效果。
五、利用投资核算和投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包括成本法和权益法，两者的使用范围不尽相同，这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选择空间。由于成本法在其投资收益已实现但未收回之前，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并不反映其已实现的投资收益，而权益法无论投资收益是否收回，均在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反映。这样，当投资企业拥有的股份小于等于被投资企业全部股份的25％时，投资企业就选择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并将应由被投资企业支付的投资收益长期滞留在被投资企业账上作为资本积累，以便获得延迟纳税的好处，或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投资企业出现亏损或利润较低年份）才将投资收益收回，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在被投资企业的税率低于投资企业时，“节税”效果更加明显。此外，采用成本法，即便投资收益收回后也会产生滞纳税款的现象。一般而言，股利发放均滞后于投资收益的实现，企业在实际收到股利当期才缴纳所得税。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摘要】我国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造成的两税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各行为主体对如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不同看法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分析方法，对两税合并政策迟迟不能推行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制度供给成本是影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固有因素，而宪法秩序等外部环境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国家断定统一税制的成本过高，从而延缓了新税制的推行。
Abstract：Theincomeinstitutionof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facingoutstandingproblem.Eachbehaviorcorpushavedifferentviewpointsonhowtounifythetaxsystem.ThistextmakesuseofthecostanalysismethodofNewInstitutionEconomicstofindoutthereasonwhythecombinationoftheincomesystembetween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slowandwhyitcan＇tbeputinintopractice.quickly.Thistextalsoassertthatthecostistheinteriorfactorsof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whiletheexteriorsystemenvironmentsuchasConstitutionorderhasgreatinfluenceon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Thecentralgovernmentthinksthatthecostofthetaxsysteminnovationishigh，anddeferthenewtaxsystemcombination.
Keyword：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ncomeTaxInstitution；InstitutionalInnovation，；InnovationCost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由此，形成了被专家称为“全球罕见”的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目前，国税总局的测算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这种差异性的企业所得税制严重违反了税负公平均衡的原则，抑制了我国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要求内外资企业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家也把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2005年1月始，财政部高调推进两税合并，随后54家跨国公司联合反对，要求暂缓取消对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1]。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对两税合并有抵触。在多方力量博弈后，内外企两税合并草案没有提交到今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审议，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宣告搁浅。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革新、改革、替代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供给来改进、替代另一种制度供给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现存制度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潜在收益，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但是，并不是潜在收益出现了，就能进行制度变迁。实际的制度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成本问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2][P274]可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对于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言，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2）消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5）实施成本；（6）随机成本[3]（P130）。
此外，制度创新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戴维斯和诺斯认为，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制约着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戴维？菲尼在他的制度供求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制度供给外生变量，主要包括“宪法秩序、现在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规范准则、公众态度、上层决策的预期收益等”[4]（P155）。
二、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分析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中央政府处于对诸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过多考虑了影响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的成本因素，使得政府主导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成本主要包括：
1、规划设计成本。这是指用于探索、硏究、设计、选择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即规划设计问题。新的税制设计决不能简单将其合二为一或相互靠拢，而应该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遵循公平税负与促进平等竞争、统一税收优惠与规范税制、国际惯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各方面通盘考虑，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所得税法，尽力做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稳定与均衡。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设计制度创新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支付较高的设计成本。此外，对于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移植和借鉴，也必须支付信息费用和研究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微观主体来说也相当高昂。我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准备，现已初步规划设计好两税合并草案，只待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2、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目前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向仍旧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也就是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来给予优惠。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已经成立的外资企业怎么办？过渡期是3年或5年还是按企业的经营期限算？其中可能发生的规避行为怎么办？需要昂贵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况且我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既是为了弥补我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时至今日，政府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基础，如果取消对外企的所得税优惠，内外资企业在税率上是完全平等了，却可能造成实际上更大、更长远的不平等，必然引起外资企业的反对。这就需要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些补偿费用形成政府需要支付的制度变迁反对成本。
3、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是选择一种制度而放弃另一种制度所必须放弃的收益，这种成本是决定改革取舍的重要依据。我国1991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与国际接轨的，在很多制度设计方面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践证明其方向是正确的，取得过较大收益的。有据资料反映，目前在华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在华投资，其中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新的税制的建立有可能是以牺牲旧制度为代价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取消按照内资、外资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转而实行行业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会普遍性提高外资企业税负，从而导致外商投资增长的减速；同时，由于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55%左右，外资企业税负提高，可能会引起外贸增长速度下降。研究税制创新的机会成本要求我们做出的是这样一种选择，即通过价值对比，挑选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制度而放弃价值低的制度。
4、新旧制度摩擦成本。新制度的建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使另一些人受益。新制度的受益者很可能就是旧制度的受害者，既得利益集团会拼命反对制度创新，形成新旧制度摩擦成本。现阶段，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创新面临较大压力，主要是既得利益者通过种种手段来维护这些低效的或过时的制度，使得制度创新需要支付的摩擦成本很高。表现为：跨国公司集团不愿轻易放弃已经享受的多年优惠政策，上书游说中央，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5]；国内相关部门和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似乎取消了这些制度就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一般来讲，需求型诱制性制度创新比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创新产生的摩擦成本要小。但是，当旧制度非被取代不可时，摩擦成本再高也是要付出的，因为付出的高代价可能会产生预期高收益，这一道理完全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制创新。
5、制度创新的时滞成本。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三、制约我国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外部环境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我国政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它也被称为制度环境。宪法秩序通常规定了一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的总体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因此，它也决定了制度变迁可能的选择空间。如果一种可能的新制度模式可以有效地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但这种制度模式超出了一国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制度变迁或者被迫选择较为低效率的非最优模式，或者去努力改变宪法秩序本身。无论走到哪一条道路上去，对于制度变迁过程来讲，都不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道路，亦即是成本比较高的道路。这样，一种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的大小就对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产生了影响。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例子就说明了宪法秩序与制度变迁成本的相互关系。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境外资本纳入了宪法保护范围，对于外资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是重大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外商企业的发展和整个企业制度的变迁开辟了广阔的新空间，我国要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会适当考虑外资企业利益，可能会降低新税制实施后外资企业需要支付的变革成本。
2、人们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认知程度。正如拉坦所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就会更有成效。人们对知识的积累程度和认知社会的程度越高，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过程现状及未来趋势的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反之亦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和知识积累往往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迁只需要将别人已经在实行并行之有效的制度学习借鉴过来，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适当的改造和本地化，就可以低得多的成本完成制度变迁的规划设计任务。就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和创新而言，只要我们对于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存的弊端厉害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对于我国当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机遇和挑战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也能以较小的成本完成新税制的规划设计工作。
3、现存制度安排。根据诺斯等人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创新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即制度变迁一旦确定在某一方向上，其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会使制度变迁在既定的方向上持续发展。因此，“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6]（P1）。一方面，原有的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另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而既得利益集团会增加制度变迁的谈判费用，造成制度变迁阻力。实际上正是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使得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不能实现。首先，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在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都保持了高速增长，成效显著，政府容易被现存制度安排的绩效所误导，害怕或者不忍心变革原有的制度安排，认为只要沿着前一轮变迁的路径继续往前走，就会不断完善制度；其次，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将有所提高，这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对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而言意味着外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的减缓；对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涉外工作人员而言意味着政绩（收益）的减少，必然会反对新的制度安排。
4、非正式约束。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7]（P60）长期以来，国人普遍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外资的拉动”的惯性思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银行有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储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因为竞争的不平等，总额超过3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享有了“超国民待遇”的投资机会。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平等，居然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外资”。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外资的到来将带来技术进步。但不久前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却披露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没有变成现实。由此可见，非正式规则改变的滞后程度已经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创新需求形成了矛盾和冲突，这种正式制度创新需求与非正式制度不协调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延缓新税制的实行。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的比较关系是制度创新能否发生的关键。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进行任何类型的制度创新，除了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新收益（选择收益尽可能大的制度创新）之外，都必须同时尽可能减少制度创新成本付出。如果可供选择的创新方案无法避免有人受损，创新面临利益受损者的抵制乃至反对，那么就应该采取某些适当的补偿办法，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限于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使之相信制度创新将最终增加他们的利益。这样，这些人就可能缓解其对制度创新的抵制态度，甚至加入支持创新的行列。就此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而言，54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跨国公司不愿承担税制创新的成本，上书国务院反对新税改；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担心调高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后影响FDI的进入，影响政绩、GDP增长，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持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一定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统筹考虑税制变革利弊得失，协调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使改革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效应降到最小。
参考文献：
[1]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5][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
1.应付税款法。
应付税款法具有不延期性，本期的税收直接在本期核算完毕，不可以延续到下个时期。由于是采取税前利润调整的方案，无法针对税收中的权利和责任进行匹配，不符合国际税法要求的标准。
2.纳税影响会计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主要是针对由于时间性的差异而影响企业所得税计算的情况而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当企业的确认时间对所得税的计算金额产生影响时，可以将这种影响向后分配，采用递延法减少税率变动对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但是企业往往将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时间性差异理解为永久性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一旦造成就无法回转，从而导致出现观念上的理解误差。
二、目前的征收方法
受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原有的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方式相比，新的征收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会计信息表现的更加全面且完整，保证了在征收企业所得税时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系统化，可以使有关部门对企业所得税征收的监管力度更强。负债表债务法主要表从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出发，分析所得税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和对企业资产产生的影响，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余额调整。从企业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出发可分为：第一，不可抵扣暂时性。主要指的是根据企业在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的企业，目前资金或者是负债的金额对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产生的差异。由于这类差异对企业未来资金的流动影响比较大，所以必须依照税法征收所得税。第二，应纳税暂时性。主要从企业未来的资金回笼或者清债的角度计算，由纳税递延期间税率的变化产生，税率越大，需要交纳的所得税越高。
三、所得税核算的特点
1.资产负债观。
资产负债观主要从企业交易或者企业负债等相关事项的资金入手，然后针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确认和计算衡量，最后根据变化确定最终的所得税会计核算。这一方法从企业资金变动的角度出发，并受到资金变化的影响，其收益状况与企业资产的变化成正比。
2.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这一特点主要是根据纳税影响会计法的特点提炼出来的。企业原有的差异分为永久性和暂时性，但在新的税务法中，只保留了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的暂时性差异。这一差异性主要将旧的制度中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的永久性差异转变为暂时性差异，降低所得税的会计核算难度和复杂程度。
3.计税基础。
由于资产负债表债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之间存在有较大的差异，无法达到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时税率的和谐统一。计税基础是在保证二者本质不改变的情况下，根据资产负债表债法的要求，对企业所得税及计税方法给出理念，保证所得税的计算全面、精准。
四、存在的不足
1.混乱差异概念。
暂时性差异主要是由于企业的一些项目的资金变动在所得税入税前后时间变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只发生在某一时间，不会对以后产生较大的影响。永久性的差异是由企业会计核算的计算口径引发的，发生期在本期，但是对后期也会造成影响。很多企业没有正确认清二者的关系，在处理上较为混乱，导致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得不到正确的数额。
2.收入没有透明化。
现在的很多企业为了偷税漏税，往往采用很多种办法来隐瞒企业的实际收入，将企业收入做小，从而减少所得税应纳的金额。其表现方式有：没有将企业所有的资产都记录在册；采取先收款，后售货的销售方式；在一些销售业和服务业中，往往会跟客人提出不要发票等优惠的销售策略。
3.没有正确处理税务账目。
企业在税款结算以后没有进行新的账务清算，导致账务上的企业资本跟实际情况不相符。企业不在税后清账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企业以后的缴纳的税款高于实际应缴数额，为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财务支出。一些在税后查出需要退补的企业没有查补原因，进行会计核算的合理处理。
4.会计核算的方法不简洁。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计算出发点是：企业现有的企业资产和企业目前所背负的债务。根据二者在企业财务记录的账务表面上数额的加减来算，其暂时性差异指的是企业目前的资产减去负债金额来认定。企业在会计核算时由于资金变动频率较快，所以所得税的计税基础十分复杂。
5.概念不明确。
新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的计税方法与原有的所得税计算方法在内容上存在重复现象，出发点都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通过比较企业财务的账面价值计算税务基础。作为新的计税方法，不能单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入手，应该注重所得税核算的本身。
五、应对策略
1.提升会计核算人员的职业素养。
新的所得税的提出，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一浪潮下，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对所得税计算方式的熟练度是保证企业所得税核算准确的必然要求。创立培训班，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程度，分清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中的暂时差异和时间上的永久差异，提升对于新的税务法的运用熟练度，从而提高会计核算的质量。
2.制定正确、简洁的核算方式。
在所得税会计核算的算法上，不应该完全的原有的计算方式。因此，需要对原有的税款计算法进行符合新税法要求的整改和完善，要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应盲目的追求国际化标准。
3.完善税法。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新税法在体制建设上还不是很完善，对于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并不适合。所以，完善现今的税法制度，让其能够更好的适用于多家的企业，是保证所得税核算准确的重要因素。
六、结语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统一”。这“四个统一”包括：
(一)统一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外资税法差异进行了整合。新税法施行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适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不再按照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而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
(二)统一税率为25%
改变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政策。而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确保了内外资企业纳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不仅保持了我国税制的竞争力。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新旧企业所得税在税前扣除标准主要变化如下表所示：
(四)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企业税收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企业以往惯用的纳税筹划手段提出了挑战。根据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研究，本人认为，企业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时可行的纳税筹划手段如下：
(一)企业成立前
1.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筹划
这是针对新企业所得税法适用范围、税款缴纳方式变化的相应调整。新税法将纳税人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改为法人组织，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企业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在税负上实行差别税制。
2.注册地选择的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股息、利息等收入适用于20%的预提税率，而过去税法中外资的这部分红利收入是免税的。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国企业分红收入均应就其收入全额征收预提所得税。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变更控股公司的注册地以节约预提所得税。
(二)企业经营过程中
1.纳税人认定上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税制，即企业纳税人身份的确定为“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实施法人税制后，企业统一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纳税。于是，企业集团中如果存在亏损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工商变更，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汇总缴纳所得税，从而可以互相抵减，降低所得税税负。
2.充分利用好五年“过渡期”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10章附则中明确：“本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在本法实施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本法实施后可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从本法实施年度起计算。”由此，企业可利用利润再投资，充分利用好五年的过渡期获取税收优惠。
3.最大限度地享受税额抵免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利用税法中规定的优惠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是最常规也是最合法的筹划方法，具有很大的筹划空间。因此，纳税人应认真研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以达到最大的节税收益。
(1)积极进行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享受税收优惠照顾
新税法不仅增加了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还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的低优惠税率，并且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因此，企业应充分把握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及时进行相关调整，从而享受税收优惠照顾，实现纳税筹划。
(2)合理安排用于环保节能的专用设备购置时间
例如，新税法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按一定比例抵免税额。假如设备投资的抵免办法不变，每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可从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抵免，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从而合理安排企业纳税额和纳税时间。
4.税收基础的筹划
新税法在税前扣除政策上，取消了计税工资、工资附加费、利息、业务招待费等扣除标准，改按实际发生额税前扣除，并提高了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税前扣除标准，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因此企业可在新税法限额内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等；此外，新税法把捐赠扣除的计算基数由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改为利润总额，鉴于利润属于会计概念，企业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充分扩大利润总额，从而使扣除数额增大。
总之，新企业所得税法为企业自身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企业只有吃透新的税法，充分利用新税法的各种优惠政策，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最大化节税收益，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史耀斌.新税法解读.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5).
[2]赵治纲.新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影响.新理财，2007，(5).
论文摘要：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它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确立了法人纳税制度，统一规范企业所得税纳税标准，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据此，对于不具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实施汇总纳税制度。为了进一步做好汇总纳税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等五个配套文件，对跨地区汇总经营企业所得税的预缴、分配方式、二级分支机构的判定以及特殊行业的汇总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
一、总分机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笔者对实行汇总纳税制度两年来的征管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汇总缴纳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源与税款背离现象突出。分支机构在当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占用当地公共资源，属于生产经营地税源，但是在纳税时根据《分配表》由总机构分配税款，形成了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由于税款与税源地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或左右企业对《分配表》的确定，从而带来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各地税务机关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矛盾。虽然国税总局确定了“三因素（销售收入、工资总额和资产总额）”法分配方式解决此类现象，但是“三因素”法并不能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与企业所得税多盈利多缴税、亏损不缴税的原则相矛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
（二）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总分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地区经营，所得税汇缴地与实际生产经营地不一致。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通过内部信息系统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但在没有信息共享机制下，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想要了解分支机构所在地经营情况却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尚未建立健全总分机构信息共享机制，产生了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无法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收集总机构生产经营和税收相关信息等问题。特别是企业申请享受减免税、抵免税和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时，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全面核查，易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三）税务机关征管水平较低。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对于总分机构的管理水平较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机制。一是申报征收率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分支机构没有纳入总分机构管理，对于没有提供《分配表》的分支机构税务机关往往不去催报或是任其自行申报预缴，疏于管理；二是挂靠分支机构管理问题。目前存在挂靠的建安企业按照二级分支机构进行纳税管理，造成税款流失。挂靠企业名义上是分支机构，但实际挂靠企业仅向总机构缴纳管理费或资质使用费，但是经营活动、财务和人员使用权独立于挂靠公司。这样类型的企业如按照二级分支机构管理，总机构并不了解其经营情况，出具的分配数据不具有真实性，最终导致税款的流失；三是汇总申报审核制度执行不严。对涉及跨地区分支机构申报表的审核，由于总分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使把关审核操作没有明确的依据，对不按时反馈和不反馈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税务机关也未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税务稽查体制不合理。当前的税务稽查体制采取分支机构的稽查权归属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且查补收入全部就地入库。既然拥有税收稽查收入权，“先稽查、先入库”，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会出现“轻管理、重稽查”的倾向；同时，也会导致检查权限不清、检查问题处理结果不一致等问题。由于检查归属权不清，在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对其汇总调整的项目进行检查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再发现同样问题则无法进行调整，导致常常出现“谁先查、谁入库”的混乱状况，并因政策口径、检查时间不同出现扯皮等现象。同时，总分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沟通的机制，某一分支机构被查出来的问题，其他有同类问题的分支机构却没被处理，导致同一问题却有不同的结果。
二、完善汇总纳税制度措施和建议
汇总纳税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是长久坚持的一条税收制度。从税务机关看，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制度，纳税管理由点到线成为今后发展趋势。
（一）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我国目前分析税收与税源背离的“三因素”法主要来自于美国，但美国各州并不都采用此法，或是三因素分配比例各异。因此，我国应该综合考虑各行业的利润水平和纳税能力，放弃三因素法分配系数“一刀切”的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经营情况建立动态的分配系数。同时，应建立总局或是国务院层面的税收协调机制，协调各地因总分机构纳税与税款分配中产生的矛盾。
（二）建立信息化平台，共享税收信息。提高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监管质量和效率，需要信息化支持。一是加强信息交换。开发和扩充总局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系统企业所得税管理功能，将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纳税申报后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换，提高信息交换反馈的及时性、真实性，对于没有运行CTAIS系统的地税部门，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总分机构信息交换系统；二是提升纳税评估水平。开发符合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管理的纳税评估软件，建立评估模型，实现企业所得税、会计报表相关数据与销售额或营业额间的相关性比对、分析功能，加大评估力度，促进日常管理。
（三）加强税务机关征管水平。一是严格判定分支机构，明确总分机构法律责任。严格按照总局《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规定判定分支机构资格，对于不符合分支机构条件的企业部门，税务部门将其列为独立纳税人进行管理；对外地分支机构，符合条件的要督促企业向当地税务部门及时提供《分配表》。税务部门要向总分机构明确申报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虚假分支机构或虚假申报，不仅追究分支机构责任，更要追究总机构的法律责任；二是建立规范的属地监管机制。（1）坚持属地征管原则。理顺汇总纳税企业所在地和分级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的征管关系，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管理、信息交换、就地预交税款“三统一”，加强汇总纳税的征管制度建设；（2）完善就地预交制度。可以尝试企业分支机构应就其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在当地预交税款，年终按照总机构《分配表》数据进行汇算清缴的方法，不仅简化了企业纳税程序，而且保证了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利益；三是建立新的税收工作考核机制。目前，各级税务机关仍然以征税额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导致总分机构管理中出现轻管理、重稽查，轻内容审核、重逻辑审核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对成员企业的监管工作的倦怠情绪。新的考核机制不但看税收任务，还要看征收质量、对成员企业的管理情况。只有实行以综合管理质量为中心的考核机制，才能使各级税务机关从“唯收入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主要参考文献：
[1]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汇总纳税管理和税收横向分配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8.33.
（一）美国
美国实行的是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行的古典模式。对于公司股息收款人和个人股息收款人采取以下方法消除或减轻重复征税。
1.公司股东。美国对其公司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全球所得征税。对公司股东取得的股息，采用扣除法（dividendsreceiveddeduction.DRD）消除重复征税，具体扣除标准，以该公司股东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控股百分比的不同，可作全部或部分扣除。（1）对来源于美国公司的股息。如果股息收款公司与支付股息的公司合并申报纳税，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80%或以上的股份，则可以作100％的股息扣除；如果股息收款公司同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20％或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和股票价值，则可以作80％的股息扣除；在其他情况下，可以作70％的股息扣除。（2）对来源于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的股息。如果作为股息收款人的美国公司。同时拥有该支付股息的外国公司10％或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和股票价值，当该项股息收益是与该外国公司在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活动相关，并且该外国公司收到的股息来自其控股80%的美国公司时，对于美国公司来源于在美国从事贸易或经营的外国公司的股息，可以向上述来源于美国公司的股息一样，作部分扣除；作为股息收款人的美国公司，如果其拥有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100%的已发行股票，只要该外国公司的全部所得与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有实际联系，可作100%的股息扣除。（3）对支付给与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公司的股息，一般适用30%的预提税，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适用更低的协定税率。
2.个人股东。美国对股息的发放主要采取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形式。（1）对于个人取得的现金股利，应纳入个人总所得中纳税，但对于个人投资股票的借款利息和其他费用等，允许扣除，该扣除额以不超过该项投资所得为限。（2）对于个人取得的股票股利，在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起案例裁决中认定，所有股东同比例增加的股票股利，没有改变对公司的所有权，也不构成股东的收入，免予征税。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2003年5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3500亿美元经济振兴计划的修正案，在2004～2006年的3年内暂停征收股息税。具体步骤是：2003年股息税削减50％，2004～2006年期间全部免税，2007年恢复按30％的税率征税。
（二）英国
英国在1965年开始引入公司所得税时，采用的是古典税制。1972年英国通过立法，于1973年4月采用部分归集抵免制度。
为了管理上的需要，居民个人股东的税收抵免与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相联系，1979～1986年，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30％，居民股东的抵免额为股利净额的3／7或股利总额的30％。1999年4月5日之前，抵扣比率调整为股利净额的2／8或股利总额的20％，并且分配股息的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必须按分配收入的2／8（所得税低税率为20％时的比例）预付公司税（AdvanceCorporationTax，ACT），该预付的公司税可在实际缴纳公司所得税时扣掉。公司最后应纳的公司税称为主体公司税（MainstreamCorporationTax，MCT）。预付公司税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只是公司税的提前支付。由于大多数英国公司的财务年度集中在3月31日或12月31日结束，公司所得税税款大多集中在这两个时期缴纳，预付公司税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平衡和稳定。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如果某一年度，有些公司作了最大的利润分配，其预付公司税可能超出主体公司税，还会引起扣除的结转问题。为避免政府税收为负数，自1999年4月6日起，英国废止了预付公司税，同时抵免比率又降至股利净额的1／9或股利总额的10％。至此，抵免比率越来越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一的成分已下降，古典税制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具体来说：
1.公司股东。归集抵免制只适用于英国居民，对于英国非居民则不适用。（1）对于英国居民公司收到的英国来源的股息，由于上述归集抵免制，该股息作为完税股息，不再征收公司所得税；但是，对于从事股票交易的公司取得的股息，要作为经营所得缴纳公司所得税。（2）对于英国居民公司收到的外国来源的股息，一般采用普通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纳税人也可以选择把外国税收作为费用扣除。该抵免法也适用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股息。按照欧盟母子公司指令的要求，股息间接税抵免的条件是：母公司应拥有子公司25％以上的资本，或不少于10％的表决权，等等。（3）对于支付给非居民的股息，英国不征预提税。
2.个人股东。对于英国居民个人取得的居民公司的股息，由于归集抵免制的适用，一般按减低税率征税。收到股息的个人，其应纳税所得额等于股息加上税收抵免额。如果股息加上税收抵免额不超过29400英镑，根据股东从公司取得的股息和其他收入，应适用10％的税率（基本税率）；超过29400英镑的，适用32.5％的税率。
例如，个人收到股息为18000英镑，税收抵免额按1／9计算为2000英镑，应纳税所得额为18000+2000=20000（英镑）。股息的应纳税额为20000×10％=2000（英镑），应纳税额与税收抵免额相等，该个人不用再就该项股息缴纳个人所得税。
再例如，个人收到股息为1050000英镑。税收抵免额按1／9计算为116666英镑。应纳税所得额为1166666英镑。股息的应纳税额为1166666×32.5％=379166（英镑），减去税收抵免额116666英镑，该个人还应就该项股息再缴纳262500英镑的个人所得税。
由此可见，对于按基本税率纳税的个人股东来说，归集抵免制完全避免了股东的重复征税，而对于适用较高税率的个人股东，归集抵免制不能完全消除对股东的重复征税，个人还需要额外负担一定的个人所得税。
（三）德国
德国在1977年以前采用归集抵免制。1977年采用分率制公司所得税，对于公司的留存收益适用45％的税率（后改为40％），对于公司的分配利润适用30％的税率。对于股东则采用完全的归集抵免制，规定居民股东可从其收到股息应缴纳的所得税中完全抵扣掉公司分配利润已纳的公司所得税。这样做虽然可以完全消除对公司利润的经济性重复征税，但由于其计算复杂，以及为纳税人提供了更多的避税和税收筹划的机会，而受到批评。归集抵免制因仅适用于居民，而不适用于非居民，按照欧盟的司法实践，归集抵免制度被视为对非居民投资者和外国投资的歧视。这使得德国对欧盟条约的遵从性受到质疑。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为了与德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税收制度相匹配，2000年7月14日，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减税税制改革法案，采用古典制公司所得税制，并进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为了减轻公司利润的经济性重复征税，新法案将分配利润和留存收益的税率，统一为25％。同时规定：
1.公司股东。无论该公司是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对其所获得的股息免予征税，没有最低参股比例和持股期限的要求。对于参股成本的处理，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的处理不同：对来源于居民公司股息的参股成本，可以完全扣除，但不得在收到股息的同一年度扣除：对来源于非居民公司股息的参股成本。将收到股息的5％作为不可扣除的经营费用，加到应税所得额中征税，即无论实际成本是否发生或成本是否已经扣除。非居民公司的股息95％免税，所有相关成本允许扣除。
对于支付给非居民的股息。德国适用20％的预提税（加上统一附加税后为21.1％），在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适用较低的协定限制税率。
2.个人股东。无论个人把股份作为私人拥有的资产，或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持续经营资产，也无论该股息来自居民公司或非居民公司，个人股东获得的股息收入均实行“一半所得制”（half-incomesystem），即个人取得股息所得的一半免纳个1人所得税，另一半按照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不论该股息来自德国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
二、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的国际发展趋势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实施古典税制，但多年来也一直在探索对公司和股东征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美国财政部早在1992年就发表过《关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一体化的报告：对营业利润征税一次》，该报告研究了对公司和股东征税一体化的各种可能方案，以替代美国现行的古典税制。
欧洲国家一直采用归集抵免制，来协调公司和股东的征税问题。但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以奥地利和芬兰的两个著名案例为例，可以看到欧盟法院的裁决对欧盟成员国税法修订的巨大影响。根据《欧盟条约》，对于直接税的征税规定，虽然是欧盟成员国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成员国必须确保其国内税法规定的措施符合欧盟法律。
（一）奥地利对外投资所得歧视案（Case315／02）以及芬兰归集抵免案（case319／02）
2004年7月15日，欧洲法院（ECJ）公布了一项关于奥地利对外投资所得税歧视一案的先行裁决（Preliminaryruling，它是欧盟法院对《欧盟条约》的解释等所作的预先裁决）。AnnelieseLenz女士是奥地利居民，她拥有德国公司的股票。按照奥地利税法规定，来自国外的投资所得（包括股息、利息等），适用累进税率，而投资国内公司取得的股息，则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一次性征收25％的预提税，或者适用所得税税率的一半，两者取较低者。或者由纳税人自行决定。由此，她认为，投资其他国家比投资其居民国奥地利。得到的税收好处要少，奥地利税法违反了《欧盟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1999年，AnnelieseLenz女士向奥地利最高行政法庭（Verwaltungsgerichtshof.VwGH）提讼。2002年奥地利最高行政法庭就奥地利税法是否与《欧盟条约》第56条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相容，向欧盟法院申请先行裁决。2004年7月15日，欧洲法院判决奥地利的税法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构成不公正的限制。
芬兰于1990年引入归集抵免制。PetriMikaelManninan先生是芬兰居民纳税人，他收到来自瑞典公司的股息。该项股息，必须负担瑞典公司所得税、瑞典支付股息的预提税以及芬兰的个人所得税。而如果Ma~inen先生投资于芬兰居民公司，他只需要承担芬兰的个人所得税。Manninen先生向芬兰税务局申请有约束力的预先裁决（abindingadvanceruling）。芬兰税务局认为，Manninen先生的国外股息必须按照芬兰税法缴税。于是Manninen先生就芬兰税法关于股息归集抵免的规定违反了《欧盟条约》第56条和第58条关于禁止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向芬兰最高行政法院提讼。2002年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将此案提交欧盟法院，申请欧盟法院给予先行裁决。2004年9月7号，欧盟法院公布了对此案的裁决。欧盟法院判决支持了Manninen先生，认为芬兰的税法规定构成了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这原则上为欧盟条约第56条所禁止。
（二）欧盟法院裁决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
由于各国采用的归集抵免制一般只适用于居民股东，非居民股东并不能从中受益。其结果就像在Manninen案中所看到的：归集抵免制被欧盟法院认为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因而，许多国家在欧盟法的压力下已经放弃了归集抵免制。
2003年以来，奥地利不断修订其个人所得税法和公司所得税法，废除了对于外国投资和外国资本收益的税收歧视性规定。芬兰自2005年1月1日起，废除对股息征税的归集抵免制，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为26％），降低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的税率（从29％降为28％），对股息给予减免税待遇。
目前，欧盟各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趋势是引入改进的古典税制。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古典税制与归集税制相比，制度结构简便易行。除了对股息和利息因处理不同而产生扭曲外，对跨国经济行为的扭曲总的来说比较少。另外，欧盟成员国荷兰一直强烈反对归集抵免制，因为荷兰一直以来拥有全球上市大型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如果只对荷兰居民实行归集抵免，而对全球非居民股东不给予抵免，势必产生巨大的扭曲。而若对全球股东都给予抵免，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又难以行得通。欧盟法院的裁决以及荷兰的“示范”效应，都使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考虑放弃归集抵免制，重新引入古典税制。
三、各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我国所得税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所得税税制基本上是古典税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采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的形式，内、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待遇差别很大。外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基本解决了对股息的经济性重复征税，而内资企业的股息重复征税问题十分严重。
对于外资企业，税法规定征收39％的企业所得税，同时，对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分得的税后利润，免予征税。而对于内资企业，首先，分配利润的公司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其次，接受股息的公司，如果是居民公司，应将该股息纳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按33％的税率缴税，如果是个人股东，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利息等投资所得，要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内税法关于内资企业和个人如此严重的重复征税规定，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和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极为不符，而且，如此不公平的税收环境，也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健康发展。
（二）协调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解决我国股息重复征税问题的具体建议
由于股东分为个人股东和公司股东，分配利润的公司既涉及居民公司，又涉及非居民公司，因此，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既涉及国内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又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重复征税。解决国际间的重复征税，—般是通过签订国际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方式来消除或减轻。而解决国内的经济性重复征税，应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税收征管水平，并注意与国际上消除重复征税方法的匹配。在协调和解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税问题上，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应考虑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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