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4:0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法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辨异、法律文化论、文化类型学、文化研究与文化阐释、大传统与小传统
“我站在电车的末厢，我茫然不知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镇中、我的家庭里的步履。我甚至也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愿意走向何方。甚至我也道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节车厢中、抓住这条皮带、任我被电车载着前行；对那些闪避电车或安宁地散步或者驻足盯看商店橱窗的人们，我也是如此。的确，没有人要我说一个所以然，但这又有何干。”——卡夫卡，《在电车上》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本文作者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
（一）前提性说明
当我们把讨论的焦点从苏力主张的所谓“本土资源论”转向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性任务，既不是将梁治平的研究与其他论者的研究做出明确的界分——尽管这一点相当有意义，[1]也不是只关注其文章中的某些结论，而无视其间所用的方法及其意义，正如他本人所明确指出的：“最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经发表了的文字的各种评说。一位域外的评论者……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这位评论者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显然不曾注意到上面谈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义的思想发展。一般的读者，只注意到我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而于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义辄不加重视，所以不能更进一步把握我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遗憾的事情，”[2]而毋宁是探究出梁治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基本的思维取向或特征，并根据这一分析而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做出严格的、能够展开有效分析的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试图根据本文的论旨对梁治平的观点进行刻意的裁剪或切割，而实是因为这样两个相关性的事实所致。第一，我认为，梁治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特意义的理论模式，进而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3]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的一般论者以及梁治平本人在论说其法律文化研究及其影响的时候，通常都将他的“法律文化论”这一理论模式与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整个研究混而视之，而事实上，梁治平在这一期间实是在三个题域中进行他的研究的：一是他有关我所谓的“法律文化论”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反映这一研究之观点的论著乃是1991年出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1992年出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4]；二是他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的、介绍性的研究，反映此项努力的便是他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论文集；三是他根据法律社会学对“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而反映这一研究的论著便是他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5]
第二，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把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研究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做一简单的比较，我们便能够发现他们两人在建构各自理论模式方面所具有的极其不同的特征，尤其是梁治平理论研究的特征。根据我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抽离苏力研究本身之“时间因素”的情形下，对他在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建构起它们本身所可能具有的一种整体的论述逻辑[6]——虽说苏力的论述中充满了种种“故作姿态”且常常互相矛盾的观点以及各种与学术讨论或论证不涉的点缀性“插入语”。但是，我们在面对梁治平的理论模式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梁治平在每个时间段中提出的观点都具有一种相对严谨、相对系统的品格——这显然是苏力的论述方式所不及的，然而他在不同时间段围绕上述三个论题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之间却不仅不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或理路，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高度的矛盾或紧张。坦率地讲，梁治平在后两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与其在第一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那些紧张或矛盾，完全有可能构成他对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段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的极为精彩的批判和矫正，但是颇为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正视这种批判和矫正努力本身所可能具有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反而试图以一种“事后性解释”的方法在那些彼此紧张或矛盾的观点之间建构一种试图消解这种批判和矫正之意义的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详加讨论。
正是立基于对上述两个事实问题的认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前见”，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展开讨论之前，首先对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紧张做一番较为详尽的分析。
（二）相关问题的建构
在我看来，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乃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为支撑的，即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某种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原是所有文明共存的现象。然而正好比文明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样，从属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据以行动的准则，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由这里，不但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样式，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法的精神。”[7]显而易见，梁治平的这一基本判断又是以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判断为前设的：首先，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乃是相同的，但是人们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这些不同的方式便是人们所谓的文化，而从整体上讲，它们就是各种基本上不可通约的“文化式样”或“文化类型”（以下统称“文化类型”）。其次，每一种“文化类型”都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有关社会的安排秩序观念，而不同的法律所反映的便是那些体现了不同安排秩序观念之“文化类型”的特质，一如梁治平本人所言，“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8]
正是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去追究这些制度安排后面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根据”。于是，在根本上讲，梁治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赖以为凭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在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的“同”或“不同”之中求文化之异的路径，在我看来，确实如梁治平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梁治平本人所提供的有关他的法律研究路径与其他论者的法律史研究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个侧面，来把握他本人所宣称的 “文化类型学”研究路径的独特性。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或多或少都是由“客观”的方面入手，而不是从“主观”的角度切入去关注法律的符号意义。但是梁治平法律研究的进路却正好“与之相反”，它并非不理会法律的社会功能，但是它更注重的是法律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制度的文化性格”。所以，它总是追问法律安排（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后面的文化“根据”——这一点正是梁治平所宣称的法律文化分析的要义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由于主要从“客现”的方面入手，所以多半趋于求同，亦即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分配于统一的人类发展图式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而其中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但是梁治平的法律研究却以“法律文化”相标榜，其目的就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亦即一种以辨异取代求同的路径。 [9]
“文化类型”之所以重要，在梁治平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类型”包含了全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因为政治结局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之外。……不仅如此，新的政治主张所取之形式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也根本只是因为它建基其上的文化基础是这样而非别样；”[10]另一方面则是，套用他的话来说，“不但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更因为它可以决定文明的发展方向、未来命运。”[11]具体到中国的和法律的情形而言，近代以降的法律变革，尤其是之后的法律变革，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一场从术语到体系、从观念到思想的彻底变换，而“这种文明史上不可多见的现象只有以文化类型的差异来说明”。[12]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治平确立了一种以“辨异”中西文化类型为具体分析路径的、探寻“差异最大化” 的“文化类型学”论述原则：透过对“文化类型”的探究而阐明法律，通过对法律的具体分析而阐明“文化类型”。
就这种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的使用问题而言，梁治平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指出，“用我当时习用的说法，本书所要探究的乃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式样’中之特定的‘法的精神’。文化式样的说法，暗示文化是在不同类型的意义上来把握的。文化类型由长期的历史经验中形成，其中，一个社会的早期经验尤其重要。文化类型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内部的立场去了解一种文化。”[13]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早在梁治平于1980年代下半叶撰写的《法辨》一书中，他已经形成了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比如说，他在1987年发表的“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
从狭义法律文化概念出发，比较的基础似乎没有问题。观念、意识、价值体系、行为模式，这些往往是最富有独特性的。能够把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明白区分开来的主要是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常常是区分文化类型（式样）的基础。[14]
中国古代法根本不同于罗马法，仅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发达的，差别不是量上的，而是本质的不同，因此，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二者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这类例子极多，许多领域都有。它们所反映的，最终还是与文化类型的差异相关。[15]
当然，梁治平在其1994年编辑发表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也同样“主张”他早年运用的“文化类型”的研究进路，因为在我看来，他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把1986年的“法辨”一文和1988年的“礼法文化”一文同1993年“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一起收录在该书之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实际上，他还在讨论的过程中明确指出，“显然，‘类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谈论文化类型及其不可‘通约’性时，我们似乎立即陷入某种自相矛盾之中：我们只能够比较地思考和谈论文化类型，但是所谓类型的差异却意味着某种不可比性。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但其意义并不相同。……说得更明确些，人类面临许多基本的和共同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人们理解这些问题的立场、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16]
梁治平的上述观点和做法，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他的法律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梁治平的上述文字和做法所旨在达致的只有一个目的，即他试图告诉人们，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他的法律研究中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他在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下半叶提出的各种观点实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法律文化理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梁治平本人经由上述观点和做法而对其研究所做的描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那些观点和做法背后，对其间所隐含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严肃的追问。
从分析的逻辑出发，我们必须首先追问的是，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如他所解释的那样，真的是一种 “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吗？[17]毋庸置疑，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提出，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梁治平由他所谓的那种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 “文化类型学”出发，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导向了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而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却导致他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主张一种“同情的理解”。具体来讲，一方面，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梁治平指出，
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清末的法律改革，就是走了西化的路子。而今天的中国法，就是在这条路上走了近一个世纪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清末的法律改革不啻是开创中国现代法制的新纪元。[18]
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是我们可以确证，现代社会的法律必定是西方式的。[19]
由于类型规定与世界史进程相左，传统文化面临解体的危险。这个解体大不同于西方古代文明或中世纪文明的解体，在那里，新的是从旧的当中孕育产生的，有些传统可以也应该被继承下来。这在上面讲传统时已经提到。而在中国，由于旧的类型规定与现代化的要求正相矛盾，解体就不能不彻底。[20]
另一方面，梁治平则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指出，
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自然要反对任何以一种模式强加于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或文明的作法。仅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不可比的。然而，我们又确实能够通过比较来划分文化的类型，这时，可以作为依据的不是任何一种进化法则或图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般性，是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以及在此一般性和共同性背景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各个特殊形态。[21]
当然，梁治平更是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明确指出，
本书以“法律文化”相标榜，正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中之异被强调，而且往往被认为不可通约，因为它们出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这些类型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这里，对文化类型的强调，不但暗示要反对比如“西方中心主义”一类文化和种族的“中心主义”，而且表明将反对现代人自以为是的 “现代中心主义”。[22]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还可以把上述“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真的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这个问题，具体转换成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梁治平在早期对中国法律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中国文化类型”的同情性理解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第二，梁治平在早期对作为“大传统”的中国国家法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作为 “小传统”的中国习惯法的研究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三）有关法律文化研究之问题的分析
（1）苏力对梁治平法律研究给出的解释
关于梁治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这个阶段中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甚少有严肃的讨论[23].仅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此做出比较全面讨论的文字乃是苏力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一文[24].
虽说苏力这篇文字只是对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的评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这篇代序（1994年）文字以外，《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还收录了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撰写的三篇论文，即《法辨》一书中的核心论文“法辨”（1986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核心章节“礼法文化”（1988年）以及《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中的核心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1993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苏力的这篇评论文字事实上是对梁治平在1994年以前的法学观点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个相对整体的讨论。[25]就本文这里的讨论而言，苏力的分析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苏力认为，梁治平的学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启动他学术感触的也许是当时的“文化热”。梁治平早期的作品，集中汇集为《法辨》一书，其中的部分文字染有这种“文化热”的影子，因为“他强调文化之差异的主观目的更多在于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判，防止由于语词翻译上的对应或制度功能上的相似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的清理。这种研究显然带有比较强烈的80年代的文化批判的色彩。特别是在‘法辨’一文和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我们看到这种辨异更多是以西方的概念、观念为标准进行的”。[26]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力紧接着却以一种比较笼统的方式指出：随着梁治平本人研究的深入，他逐步在实践中突破了当时那种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氛围，力图对文化做出一种学术化的界定，并且最终完成了一个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27]
第二，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苏力对梁治平的研究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相当犀利的和相当要害的，而且正是根据这一判断，苏力进一步洞见到了梁治平法律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辨异的学术进路”。因为苏力指出，从逻辑上看，梁治平的早期观点中隐含了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不加反省地强调差异，其结果可能是意识形态化或意蒂牢结化，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来例证西方法治发展之正宗，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将终结学术辨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从辨异中感受到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文化批判走向更为学术的比较研究，进而走向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的理解。苏力对此宣称说，“梁治平走了后一条路。但这并不仅仅是他对于学术进路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偶然，而是他的辨异的学术进路使这种转换有了可能，而且不显得突兀。”[28]
1．研究地球上的一切都不能忘记天文仰观天文
是中华文化的起始点。制定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落脚点。这是《周易》与《周髀算经》的共同记载。观测太阳，制定出了太阳历;观测月亮，制定出了太阴历;观测北斗，制定出了北斗历。最终三历合一，中华先贤制定出了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历。太阳历确定了寒暑，确定了春夏秋冬四时，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节，确定了十二月，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太阳历的节令决定着小草小花何时发芽何时开花，决定着小鱼小虾何时何时产卵，决定着小蚯蚓小青蛙何时冬眠何时出土。———万物在地球上，但万物生息的决定因素在太阳。太阴历确定了朔望月，初一月缺为朔，十五月圆为望。朔望，决定着江河大潮。《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故月满则海水西盛”，“月郭空则海水东盛”。月满海水西盛，月缺海水东盛。月满月缺与潮涨潮落之间，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与规定性。———大江大海在地球上，但大潮的决定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太阳。北斗历确定了风向的正邪。北斗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鹖冠子》中有记载。《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有“斗柄定四时”之论，《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有“斗柄定八节，八节定八风”之论。风有正邪之分。正风养人养万物，邪风伤人伤万物。———风在地球上，但是判断风的标准在天上。“仰观天文”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的中华先贤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与天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制定历法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中华先贤已经解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天文变化与地球上气候物候的变化有着严格的对应性。研究地球上的一切不能忘记天文，这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天与地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认识地球上一切，不能忘记天文，不能忘记太阳月亮与北斗。如此思路与方法，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
2．天文历法严格定量的启示
天文历法，本身是一个严密的数理体系。严格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是天文历法的两大基本特征。请看以下五大例证。
(1)寒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寒暑的严格定量，是由冬至夏至决定的。《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故冬至”，“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见日光多，故曰暑”。冬至夏至的严格定量是由日影长短两极决定的。《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冬至的日影长度为1丈3尺5寸;夏至的日影长度为1尺6寸。用今天的眼光看，寒暑的定量定在两条天文线上。冬至之寒定量于太阳相交南回归线，夏至之暑定量于太阳相交北回归线。寒暑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⑧寒暑的无限循环，放在测影的日晷下看，是日影循环在长短两极决定的;放在天文学中看，寒暑的无限循环，是由地球公转过程中两个极限决定的。寒暑，决定着万物生死，决定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小草枯荣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2)四时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日影长短两极的定量，定出了冬至夏至;日影的两个平均点的定量，定出了春分秋分。《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春分秋分的日影长度均为7尺5寸5分。放在空间中看，春分秋分是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线所决定的。放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地球公转过程中的四个极限。地球公转的周期性，决定了四时的无限循环性。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定出了四时，四时决定了温热凉寒四种气候，四时决定了生长收藏四种物候。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万物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3)昼夜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日主昼，月主夜，昼夜为一日。”昼夜在地球上，但是决定昼夜的因素在天上，在天上的日月。昼夜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瑏瑡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昼夜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日月。
(4)朔望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月缺初一，月圆十五;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太阴历的朔望，定量于太阳、月亮、地球的对应关系。太阳—月球—地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初一。太阳—地球—月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十五。朔望的定量，严密而精确。朔望的循环，精确而严密。天文大潮，形成于如此三点一线的关系之下。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潮汐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太阳
。(5)风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风向，随着斗柄指向的循环做圆周运动。斗柄东指，有春天之东风;斗柄南指，有夏天之南风;斗柄西指，有秋天之西风;斗柄北指，有冬天之北风。希伯来先贤也发现了风的循环性，《圣经•传道书》中有“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瑏瑢的论述，但是希伯来先贤没有风向旋转与北斗斗柄旋转的对应关系。这里值得谨记的是:风旋转在大地上，但是决定风向的因素在旋转的斗柄。地球上气候、物候、江河大潮变化的规定性、周期性与循环性均与天文相关，地震的规定性与周期性会独立于天文之外吗?
二、天文规律与天气预报谈地震预报
先谈天气预报。没有气象卫星与其他先进仪器，中华先贤是靠什么进行天气预报的呢?靠什么进行规律性的天气预报?又靠什么进行精确性的天气预报?答案:靠天文!靠历法!中华先贤进行天气预报有两个特点:第一，首先揭示的是规律，其次才是当下的精确预报;第二，方法极易掌握，农民、士兵、儿童、妇女，朝野各个层次的人士都能够掌握这种方法。
1．揭示规律的方法几部古代经典之中均记载有这种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1)《尚书》揭示的规律。《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瑏瑣“星有好风”之星，被汉代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箕星。箕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七宿。“星有好雨”之星，被汉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毕星。毕星，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五宿。箕星、毕星为恒星，月为卫星。以地球上观测点为中心，一旦发现月球与二十八宿的箕星、毕星发生近距离关系时，地球上观测者所处的区域内就会出现刮风、下雨的天气。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地球—月球—二十八宿中的某一宿，三者之间构成三点成一线关系时，地球上的观测区内就会发生或风或雨的气象。———《尚书》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黄帝内经》揭示的规律。《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记载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北斗历。北斗历以斗柄的八个指向，确定了八节。节令点，恰恰是风雨发生点。“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瑏瑤太一，指的是北斗星斗柄。斗柄指向四方，定出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四节;斗柄指向四隅，定出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节。四方+四隅=八方，两分两至+四立=八节。八方，属于空间;八节，属于时间;时间与空间在此仍然是一体关系。风雨既有时间性上的规定性，又有空间上的规定性。放在太阳历中看，八节就是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的八个对应点。八节的当天，会发生时令之风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之当天，当年风调雨顺。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前，预示着当年多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后，预示着当年多旱。———《黄帝内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3)《诗经》揭示的规律。《诗经•国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瑏瑥流火之火，亦称大火，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从地球上看，心星一年四季有四个位置:春天在东，夏天在南，秋天在西，冬天在北。乡村农夫，一旦发现心星西移，就知道该准备御寒的衣服了。———《诗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4)《周礼》揭示的规律。《周礼•地官》:“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风雨之所会也”。瑏瑦日影一尺五寸(比《周髀算经》少一寸)，即日影最短点。日影最短点，《周礼》界定为地中点。地中点，即夏至点。地中夏至点有多重意义，其中一重意义为“风雨之所会”，指的是风雨交加。太阳决定着夏至，夏至决定着风雨。夏至点，实际上是北回归线附近的台风暴雨点。———《周礼》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预报之实例以星象论气象，《诗经》《孙子兵法》中均记载有这样的实例。简介如下。
(1)《诗经》中的实例。《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瑏瑧月，月球;毕，毕星;离，通丽，指靠近;当月球靠近毕星时，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天气。预报大雨的诗出于一位戍卒之口，天文气象学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月亮、毕星在天上，滂沱大雨在地球上。天文与天气，影形对应，紧密相连。———《诗经》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
(2)《孙子兵法》中的实例。《孙子•火攻》:“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瑏瑨壁，二十八宿北方玄武七宿中的第七宿。翼，二十八宿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六宿。轸，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七宿。火攻，是战争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有风，气候干燥。气候干燥，易于放火。何时气候干燥?月近箕、壁、翼、轸四宿时。天文四宿，决定着地球上干燥的天气。———《孙子兵法》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3．先贤基础上的继续追问正常，是天气;异常，是天灾。正常的天气与正常的天文相关，异常的天灾与异常的天文相关。这是中华先贤对天气与天灾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是不是可以继续追问:地震会不会与异常的天文相关?
三、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实回顾远古、中古时期的天气预报
是为了今天的地震预报。效天法地的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天地合一而论的中国哲学，对今天的地震的研究与预报，起码在九个方面有着启示意义。
1．系统论从“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的那一刻起，中华先贤就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起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天与地绝对不能分割而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上看，地球是天体中的一员，论地球上的异常绝对不能离开其与天体的联系。
2．相“交”点天地生万物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
《周易•泰•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瑏瑩《周易•否•彖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瑐瑠万物的生与不生、通与不通，与天地的“交”与“不交”有着直接的对应性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与方法上，稍微跨前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引申出这样一句话:“天地交而地震发生也;天地不交，而地震不发生也。”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这个“相交点”。
3．太阳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三条天文线(南北回归线加赤道线)
四个时令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太阳历(实际是地球公转)所构建出的框架。三线是太阳与地球的三条对应线，四个时令点是太阳与地球的四个对应点。这里可以视为是“天地交”的相交点。太阳的回归循环变化，永远不会绕越天文三线，永远不会改变时令四点。万物的生长收藏变化，永远也不会超越三线四点这个框架。这个永恒而长青的框架，适用于地震研究吗?万物生长靠太阳!地震的发生靠不靠太阳?可以把有史以来的大地震资料统计一下，检查历次地震时太阳在什么位置，检查其中有没有规律可循。
4．太阴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一个朔望月
日月地三者之间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太阴历所建立的框架。两次三点一线，两次天文大潮，这是规律。这一规律适不适用于研究地震?
5．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五大行星分地内地外
金星、水星为地内行星，木星、火星、土星为地外行星。按照五大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它们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这条直线上，或单个出现，或多个出现，或五个一齐出现。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还原四点一线关系，还原五点一线关系，还原N点一线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历次大地震，检查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地震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上有没有对应关系。
6．二十八宿的长青性与坐标性
二十八宿是恒星，中华先贤以二十八宿与月球的对应关系为坐标预报地球上的风雨。同样的道理，能否利用这一坐标预报地震?
7．阴阳合历的综合性
综合太阳、月亮、北斗三者的作用，是阴阳合历最大的优秀之处。能否将多种天文因素综合在一起研究地震?
8．时间空间的一体性地球公转的轨迹
是一个椭圆;地球公转的时间，是一个太阳回归年。轨迹，在天成度;时间，在历成日。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两位一体的时空观。一个太阳回归年，万物完成一次生长收藏的过程，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尸子》:“上下四方为宇，往古来今为宙。”瑐瑡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时空即宇宙，宇宙即时空。万事万物在宇宙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性，地震会例外吗?
9．道与物、事与理的关系
“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瑐瑢《周髀算经•陈子模型》指出，日影中可以论道。“道之在天，日也。”瑐瑣《管子•枢言》指出，太阳可以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瑐瑤《周易•系辞上》指出，日月联合可以论道。道，在中华文化中是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老子以道论德，孔子以道论礼，孙子以道论兵，刘徽以道论数，茶道、剑道、同，但论证问题皆以道为依据，论证方式皆为“以道论之”。自然界中的道为生天生地生万物的生生之源，人文中的道为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道可以论证一切问题，可不可以论证地震呢?有此物必有此道，有此事必有此理，有此果必有此因，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常识。以此论之，有地震必有地震之道，有地震必有地震之理，有地震之果必有地震之因。预测不了地震，解释不了地震的规律，关键就在于没有认识地震之道，没有弄清地震之理，没有明白地震之因。
四、揭示地震规律性规定性
地震，现实中已经成了一道世界性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中华文化是否有所贡献?
1．认识的局限性东西方对地震认识
体现在了以下几个的概念性的界定之中。其一，“一般说是引起地表动荡的地球内部的突然震动”瑐瑥。这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地震的界定。其二，“地面的震动”瑐瑦。这是《辞海》对地震的界定。其三，“地内700公里以上突发的震动传播至地面”瑐瑧。这是《大辞典》对地震的界定。关于地震，地质学教材中还有“地应力集中与释放的过程”的界定。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上几个关于地震的界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论地震仅仅局限于地球本身，完全忘记了天文。
2．永恒的思路
常青的方法“以天文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思路;“以太阳论之，以月亮论之，以北斗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方法。天文具有永恒性，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永恒性。太阳长青，月亮长青，北斗长青，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长青性。下面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探讨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
(1)以天文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天文，本文仅取四大要素:第一要素是太阳，第二要素是月亮，第三要素是五大行星，第四要素是二十八宿。以太阳的规定性论地震。太阳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两线两点上。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冬至;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夏至。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分析，看看冬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看看夏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然后再统计一下，冬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夏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有春分与秋分。这两时令点上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同样的方法，研究八节、二十四节气。以月亮的规定性论地震。与太阳与地球，一个月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月亮的规定性。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看看月亮朔望之际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行星的规定性论地震。五大行星，无论是单个还是多个，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直线上，形成“糖葫芦”状。分析现有的地震资料，看看这种天文现象下有无地震的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论地震。月球与二十八宿的毕星对应，地球的对应区有滂沱大雨。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哪一颗星对应，会有地震的发生?彗星的出现与地震的发生有没有关系，也值得研究。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
(2)以时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在时间均有着严格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时间中会杂乱无章吗?天文现象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地震的发生与间隔，在时间也应该有严格的规定性与规律性。要发现这个规定性与规律性并不困难，将现有的地震资料排查一下，很快就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3)以空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空间中是有规定性的，地质学中称之为“地震带”。地震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如下:“多数地震活动集中发生的狭长地带。岩石圈由几大板块构成，板块相对移动的边缘是世界的地震带。以岛弧、山带、火山作用、深海槽及地震活动为特征。环太平洋带和阿尔卑斯带是两大地震带，前者环绕太平洋，后者从亚速尔群岛穿过地中海和中东到印度北部、苏门答腊和印度尼西亚，与环太平洋带连接。”瑐瑨《辞海》的解释是:“地震震中分布较集中的地带。一般是活动很强的地质构造带。规模最大的地震带有:
(1)环太平洋地震带;
(2)欧亚横贯地震带。”瑐瑩各大洋的海岭区也是地震频发的地带，但地震带上的地震强度较弱。此外，各地区的地震密集地带也叫地震带。地震带，确定了地震在空间中的规定性。研究地震带上的地震，但也绝对不能忽略地震带之外的地震，例如唐山大地震。《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录了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11年，两千多年间的180多次6级与7级以上的大地震。云南大地震次数排第一，有30多次;台湾与甘肃大地震均超过20次，排位第二第三;四川排第四，有17次;超过10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山西、河北、宁夏、新疆;发生过5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北京、河南、山东、广东、陕西;发生过3次大地震的省区有、福建、安徽;发生过大地震的省区有湖南、青海、江西、江苏、辽宁。地震空间发生范围很广，但是空间密集区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瑑瑠
3．汲取历史经验
认识前人的局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地震，还记载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的天文异常，但是这里并没有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那样的天文对应。瑑瑡《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西周三川的地震，也探讨了“天地之气失序”的地震之因，这里有天地合一而论的原则，却没有像地中点即风雨交会点那样的精细。瑑瑢《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了张衡“候风地动仪”，这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瑑瑣张衡解答的问题是:近期“有没有”地震?地震之因以及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张衡并没有涉及。中华先贤以天文论天气，解答了天气变化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中华先贤的历史贡献。没有解答地震的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先贤的局限。在先贤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以天文的循环周期性找出地震在时间空间上的循环周期性，这是后人的基本责任。
五、三点结论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涉外活动日益增多，跨文化交际频频出现。与之相适应，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外语教学既要重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又要传授书本之外的文化知识。既要加强英美文化的导入，又要逐步增加中国文化的渗透。努力使学生在了解两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在跨文化的交际中，自然担当起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角色，让世界了解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英语教学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相适应，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渗透严重缺失
语言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语言教学中文化的重要地位。因此，语言学者和教育学家普遍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加入目的语文化教学。我国英语教学界也认同了这种观点，在英语教材和课堂上大量介绍英美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并且开设了以英美文化为背景和核心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这种语言与目的语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了英美国家的文化，提高了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然而纵观我国英语教学，在加强对英语世界各层面文化内容介绍的同时，却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基本上处于忽视状态。
英语教学中必须重视和加强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国文化渗透和感召力，是维系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精神纽带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世界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我们有责任在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本国文化，更好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渗透正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通过加强中国文化渗透，使学习者有机会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在客观的对比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切文化都深深地刻着民族的烙印，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坚守，需要扬弃，需要兼容并包，文化只会多姿多彩，更加繁荣，而绝对不可能是单一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更不会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统治世界。
在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渗透的途径
·调整英语教材内容，增加母语文化
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学生的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授中国文化和教给学生如何用英语去释义中国文化。因此，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在各类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教材编写者应根据英语学习者的认知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参照英美文化教材编写体例，将上述内容编写在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中国文化读本和教材中。这些读本和教材可以是中英对照，也可以是全英语：要注重听、说、读、写、译等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并配备相应的音像、电子读物，以增加教材和读本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为中国文化的教学实践提供客观基础和参照依据。
·对比中、西方两种文化，组织英语教学
让学生在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同时，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熟悉用英语表达本民族的文化，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中国文化教学中可采用对比原则，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和鉴赏能力。如在介绍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时，可以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作一对比，从而对西方的主流文化与中国的核心文化进行比较，使学生清楚地掌握不同文化的特
转贴于
征和影响，充实他们的知识。引导学生了解词汇和表达方式上的中、西方差异，例如“dragon”一词在中、西方文化中差异很大。在中国人的眼里，龙被视为大吉大利的神灵，是吉祥幸运的象征。汉语中有许多词汇来颂扬它，如：“龙腾虎跃”、“龙飞凤舞”，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势不可挡的恶势力的象征。
·提高英语教师素质，担负中国文化传播重任
社会对外语运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英语教师不但承担着语言教学任务，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任务。同时，外语教师还要具备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素质。多用英文谈论中国的事情，增加教学的实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要培养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也要引导学生树立文化交流的平等意识，培养他们对异文化的宽容态度，以使他们在日后的对外交流中从容不迫、不辱使命。为此，英语教师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不断增强自身业务能力，深入学习中外文化的精华，广泛涉猎新鲜文化现象，勇敢地探索文化本质，拓展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领域，增强自己中、西方文化方面的综合素质，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才能担负起在英语教学中导人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深入,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教坛呈现一片可喜的现象.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升学考试的压力,数学课堂中重知识轻实践、重讲解轻探索、重形式轻过程、重成绩轻素质培养等弊端依然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数学课堂教学效益的提高.这些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淡化了数学过程教学.长此以往,将对学生数学素质的提高造成影响.那么,数学过程教学的具体现状怎样?应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本文将就此做以探讨.
二、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及具体现状分析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明确规定了过程性目标:“经历(感受):在特定的数学活动中,获得一些初步的经验;体验(体会):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在具体情境中初步认识对象的特征,获得一些经验;探索:主动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通过观察、实验、推理等活动发现对象的某些特征或与其他对象的区别与联系.”
《标准》从“经历”、“体验”、“探索”三方面对过程性目标做了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的来说,关注数学过程,是数学学科的本质使然,是数学教学的现实所需.数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简单地说,数学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应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说:“数学是一个过程.”
1.重要性
(1)动手实践,印象深刻
心理学研究表明,亲身经历动手操作、思考与交流,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例如,正方体的展开与折叠是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思维能力的良好素材.如果学生能经历正方体的剪切与折叠,体验“空间”与“平面”的相互转化,并认真观察思考,然后探索归纳出共11种不同的展开图情况,既丰富了数学思想方法,又印象深刻.
(2)设置情境,激发兴趣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定的情感体验.积极高涨的情绪,有助于激发和强化学生的数学认知兴趣,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学学习兴趣.由此看来,在中学数学的过程性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实际,设计出特定的数学活动情境来增强数学知识的趣味性,调动起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兴趣是十分必要的.在内驱力的促使下,学生就会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知识的规律等.可以说,这个数学知识学习的过程,就是实现《标准》提出的过程性目标的教学过程.
(3)注重过程,培养能力
《标准》明确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充分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经历知识发生、发展、形成与应用的过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应用数学;有利于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案例1 探索多边形内角和.
“多边形内角和”的教学,不是简单地抛给学生公式,而是注重内角和的探索发现过程,渗透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其过程设计如下:
①如何把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转化为三角形,化未知为已知,利用“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的结论呢?
②试分别从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引对角线,将多边形分成若干个三角形.
(答案如图1所示).
③观察、发现:分成的三角形的个数与多边形的边数有什么关系?
④探索、归纳:从n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引对角线,可构成多少个三角形?内角和怎样求?
⑤结论: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是什么?
⑥反思:你有别的方法探索多边形内角和吗?与同伴交流.
⑦拓广:从多边形的边上任意一点出发,与各顶点相连接行吗?从多边形的内部或外部的任意一点出发,与各顶点相连接呢?
2.具体现状分析
(1)知识与技能方面
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想方法是能力的基础,占中考较大的比例.在平时,许多教师没有足够重视“三基”教学,反而片面提高教学难度,进行大量的综合训练,导致学生“三基”薄弱,影响后续学习.如“三角形内角和”的教学,只让学生记住结论,不要求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其实,这里的许多证明方法,揭示了“三角形内角和”与“平行线性质”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巩固“三线八角”、轴对称等有关知识,而且通过一题多解、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方面
尽管中、高考不断提醒人们获取过程分,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普遍存在“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现象,失分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第一,重结果轻过程.教师批改作业、试卷只看答案,答案对了就画对钩,不看过程,不给过程分;相反,答案错了,即使过程对,也不得分.长期下来,抹杀了学生的思维,大大打击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导致学生解题格式不规范、解题步骤不完整.
第二,重形式轻反思.学生做题不求甚解,不进行反思总结,不懂得举一反三.长此以往,就会暴露出思维不全面、推理过程不严密、丢三落四等问题.殊不知,思维的培养、能力的提高是靠日积月累形成的,是无形的.
(3)情感与态度方面
过程性目标的实现是通过让学生经历“特定的数学活动”来完成的.让学生在这些特定的活动中,在情感和态度上达到经历、体验和探索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经历、体验和探索这三种数学活动只能由学生自己进行,教师不应该也不能代替学生去体验.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老师省去学生经历、体验和探索的时间,重成绩轻素质,重讲解轻探索,“节省”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习题,拔高要求,致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三、数学过程教学应遵循的原则及采取的策略
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决定了数学过程教学应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留给学生探索的时间和空间,重视概念的形成过程、公式和定理的推导过程、能力的培养过程以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过程,从而促进学生数学素质的提高.
1.应遵循的原则
(1)因材施教原则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可以是一课时的,甚至是某一个知识点,选择关注过程的教学,不求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过程教学的内容.
(2)“以学定教”原则
变“以教定学”为“以学定教”,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有利于学生数学素质的培养.如例、习题“一题多解”的教学,探究性内容的教学等.
(3)量变质变原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数学素质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有真正落实过程教学,坚持不懈,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产生“质”的飞跃.如北师大版课标教材七~九年级关于“统计与概率”的知识,教材的安排呈螺旋式上升,目的在于逐步培养学生的统计观念.
(4)全员参与原则
“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数学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是《标准》的纲领性理念.关注过程的数学教学,离不开学生的全员参与、合作交流,只有全员参与与个别辅导相结合,才能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促进数学素质的提高,从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5)循序渐进原则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落实过程教学,师生都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教好、学好,切忌急于求成.
2.采取的策略
(1)加强概念形成的过程教学
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让学生经历、体验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概念教学:
①观察一组实例,从中抽象出共同的属性.
②给出新概念的定义,通过分析其逻辑意义,初步领会新概念的本质属性.
③深入挖掘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抓住其本质,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以“直角三角函数”为例进行剖析.正弦涉及比的定义、角的大小、点的坐标、距离公式、相似三角形、函数概念等知识.正弦的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比值”,为了突出这个比值,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正弦是直角三角形中对边与斜边的比,这个比值随角的大小的确定而确定,与边的长短无关,并且它的绝对值不会超过1.
④帮助学生建立新概念与已有认知结构中适当内容的联系,并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概念.
⑤阐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概念系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⑥概念建立后,针对学生的疑点和难点,设计恰当的练习,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进行训练.
⑦当学生从正面接触概念后,教师可再从概念的反面有针对性地创设一种错误的情境,并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分析错误、尝试矫正,让学生在反思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2)加强定理发现的过程教学
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经历定理的探索、发现过程,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猜想、验证等一系列思维获得定理.
例如,对于“勾股定理”的教学,这个定理本身非常简洁,而且容易记忆,如果直接告诉学生,几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教学留给学生的只是一个数学公式,学生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勾股定理,失去了一次探究性学习的好机会.事实上,勾股定理是初中数学中几个最重要的定理之一,它将数与形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让学生经历这样的探究过程,学生才会有所体会,才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案例2 探索“勾股定理”.
①观察下页图2:
? 正方形A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A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正方形B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B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正方形C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C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你是怎样得到上面的结果的?与同伴交流.
(图中每个小方格代表1个单位面积).
②在图3中,正方形A、B、C中分别含有多少个小方格?它们的面积分别为多少?
③你能发现图2中三个正方形A、B、C的面积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图3中的呢?
……
(3)加强公式、法则推导的过程教学
经历对公式、法则的探索过程,以及对算理的理解,进一步发展观察、归纳、类比、概括等能力,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及语言表达能力.如对于“多项式乘法运算法则”的学习,教师要鼓励学生通过对同一面积的不同表达和乘法分配律的运用两个方面,探索多项式相乘的运算法则,并体会乘法分配律的重要作用以及转化的思想.又如,经历代数运算或者同一面积的不同表达,探索完全平方公式的过程,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公式,包括公式的推导过程、结构特点、语言表达、几何解释、运用技巧、字母含义等,并进行灵活变式,培养能力.
(4)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数学思想方法是潜藏在数学知识深层的隐性知识,仅由教师直接揭示这种隐性知识是不够的,学生要经历解答数学问题的过程,亲自体验和具体操作,才能领悟它的内核,掌握数学思想方法促进学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主要靠数学习题,因为数学习题能从不同的角度训练学生的收敛思维或发散思维.
案例3(2009年浙江·义乌卷)如图4,在矩形ABCD中,AB=3,AD=1,点P在线段AB上运动,设AP=x,现将纸片折叠,使点D与点P重合,得折痕EF(点E、F为折痕与矩形边的交点),再将纸片还原.
①当x=0时,折痕EF的长为________;当点E与点A重合时,折痕EF的长为________;
②试写出使四边形EPFD为菱形的x的取值范围,并求出当x=2时菱形的边长;
温馨提示:用草稿纸折折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哦!
此题非常重视学生动手实验、操作探究能力的培养,真正让学生经历在操作过程中获取“解决问题的经验”,渗透分类、数形结合、函数等多种数学思想方法.
(5)注重代数学习中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
《标准》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类比等获得数学猜想,并进一步寻求证据、给出证明或举出反例;能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笔有据;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能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与质疑”,也就是数学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可是,人们往往认为几何是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主要载体,而忽视了代数对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作用.事实上,代数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鼓励学生通过合情推理进行大胆推测,利用符号间的运算验证、猜测或解决问题,同时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
案例4探索:
①计算下列各组算式,并观察其共同特点.
②从以上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③试用字母表示这一规律,你能说明它的正确性吗?
教师应鼓励学生经历根据特例进行归纳、建立猜想、用符号表示、并给出证明这一重要的数学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问题的符号表示和依据法则进行符号运算两个方面,运算结果(a+1)·(a-1)=-1构成了对所得猜想的证明.
(6)反思胜过做题
弗赖登塔尔指出:“反思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核心和动力.在数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及时、多角度地反思,能促使他们从新的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对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分析与思考,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习惯,对思维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
关键词:文学圈教学法;中国现代文学;应用研究
在高师院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发生的文学现象及经典作家作品，而“鲁、郭、茅、巴、老、曹”这些经典作家即涵盖其内。学生熟悉掌握现代文学史及经典作家作品，不仅有助于积淀其人文修养，而且还可以为将来走上教学岗位的学生积累必要的现代文学基础知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授的质量及效率至关重要。就目前高校该课程的教学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教学，授课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中心，教师在课堂中普遍进行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优点在于教师能完全掌握课堂教学的秩序，能够合理分配教学的重难点，不过此教学方式还有一个很大弊端，即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让学生完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就教学效果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效率有限。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普遍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改变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的困境。简言之，即是采用文学圈教学法，进行合理有序的应用。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内涵及实施方式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概念及内涵
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方式，文学圈(LiteratureCir-cle)最早的发现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一名小学教师卡伦史密斯，1982年，卡伦史密斯一次偶然机会在教室内落下了一批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遂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争相阅读，发表看法，甚至自发组成讨论小组，在以后的期末考试中，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些学生的阅读成绩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而卡伦史密斯所教班级的这种阅读经验，被本校教师大力推广。卡伦史密斯所发现的这种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阅读活动便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圈的雏形。文学圈概念的正式提出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哈维丹尼尔斯，1994年，哈维丹尼尔斯的巨著《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声音和选择》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详细地界定了文学圈的概念，其认为“文学圈是以合作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暂时性的弹性阅读小组，小组成员自主选择并阅读同样的故事、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在完成独立阅读之后，小组共同决定要讨论的内容。成员根据自己在小组定的角色和职责为下一轮将要举行的讨论会做准备，按照各自分配的角色，设计阅读作业纸，准备讨论时的问题提纲。在讨论会上，成员根据自己先前准备好的问题提纲与教师和组内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阅读小组完成一部书的讨论之后，成员会以恰当的方式，集中而创新地展示、交流作品中的精彩部分，这样有利于同更多的团体成员交流和共享阅读的快乐和惊喜。最后，完成讨论的小组之间进行必要的成员交换选择更多的阅读材料，组成新的文学圈，展开新的一轮阅读与讨论。”［1］(P51)从以上哈维丹尼尔斯对文学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学圈阅读法适合的最佳领域是阅读文学类课程，如小说、诗歌、散文等课程的教学应用。学生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自由阅读的过程中，独立产生对这些阅读材料的兴趣，然后自发与同学结成讨论小组，讨论交换自己的阅读心得。这种阅读方式有点类似于国内流行的班级读书会，不过，与班级读书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学圈阅读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学生的个性也更易得到表现。
(二)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程序
文学圈在最初雏形形成的过程中，学生对阅读材料的选择完全是随意和偶然性的，由于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一门课程的教学存有基本的大纲及重点。因此，如果完全让学生随性自主选择阅读材料，会导致阅读的分散及偏离。针对文学圈雏形的这种特点，哈维丹尼尔斯在书中又针对性地加入了学习任务单，文学圈的这种阅读随意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成熟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课任教师亦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角色。其角色的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任务单的设计。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文学圈教学过程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即选择阅读材料篇目、形成不同阅读小组、设计小组阅读任务单、分角色完成阅读材料、教师总结评价、形成新的阅读小组。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阅读任务单的设计。在设计阅读任务单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特点、兴趣爱好，甚至是性别差异，设计适合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兴趣的问题任务。任务单的问题要有开放性、延展性和思辨性，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讨论时，要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开，并引起学生的辩论探讨。另外，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又一环节是教师的总结评价。在现实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现场教学进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学生讨论完成之后进行现场总结评价，亦可以填写问卷表，以便在下一次文学圈教学活动开始时进行回顾和总结。每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要及时做好评价和总结，要肯定表扬学生的优点，亦要指出不足之处，这样学生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提高。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实施
文学圈教学法的最佳实施领域是阅读教学，尤其是文学类课程的应用，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几乎有一半课程是文学类课程，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等。因此，对这些课程进行文学圈教学方式是水到渠成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性质及特点
如前所提，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高师院校中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一般开设两个学期。按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施方案来看，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基本文学史知识及经典作家代表作品。而作家代表作品的教学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学课程的大半壁江山。学生了解掌握了多少代表作家作品，实际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败。以“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巨匠代表作又几乎占了现代文学课程文学类作品的一半，这些作家作品内容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领域，学生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掌握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实际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掌握现代文学课程的效率。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案例分析
现代文学课任教师大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现在的学生不爱读作品或者说是根本不去读作品。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爱读作品呢?客观方面来说，现代文学课程中有些作品由于年代社会背景的原因，比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戏剧等，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研读，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时代历史背景的积淀薄弱，不能融入作品，所以就有些抵触作品文本的评析。从主观上看，则是课任教师教学方法的生硬，也就是教师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方式，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长久以来会让学生有些麻木，从而在课堂上与教师的教学节奏不相协调，这样的教学效果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下面笔者尝试以茅盾的短篇代表小说《春蚕》为例进行文学圈教学法的设计。1．《春蚕》内容简介及教学目标《春蚕》是茅盾的代表短篇小说。该作品创作于1932年，按照现行的文学史的界定，《春蚕》“通过描写30年代中日淞沪战役前后，江南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的养蚕‘丰收成灾’的悲剧事实，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民族灾害;展示了中国商业资本家和官僚阶级由于转嫁危机与农民阶级形成的尖锐矛盾;同时勾勒了两代中国农民不同的思想与行为，预示着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2］(P170)《春蚕》与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30年代描写“丰收成灾”的三部代表作。《春蚕》以现实主义写实的笔法描写了江南杭嘉湖蚕乡“蚕农”这个群体的悲惨生活，小说形象地塑造了以“老通宝”和“多多头”为代表的两代蚕农的形象。《春蚕》的教学目标在于要让学生明了为什么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了;其次是掌握老通宝、多多头两代蚕农的性格差异;最后掌握小说的叙述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一般是以事件———人物———方法的方式，讲述作品背景、分析丰收成灾的原因、总结人物形象特征、最后是评价小说的写作方法。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优点在于讲解思路很清楚，不过缺点是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对作品内容及人物的认识不够深刻。2．《春蚕》文学圈教学法应用流程按照上文所提文学圈教学过程的六大步骤，第一步是选择阅读材料即《春蚕》;第二步是形成阅读小组，笔者尝试以学号分配方式随机组合成不同的阅读小组;第三步是设计阅读任务单，此部分是关键。笔者主要列举以下问题:A．请详解《春蚕》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B．你认为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细节是否真实?C．怎样评价《春蚕》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D．叙述老通宝与多多头的性格差异。E．《春蚕》叙述描写特点。F．《春蚕》的民间话语形态表现。此任务单要在教学前一周提前布置给学生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蚕》课堂的正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先前准备的任务单，在课堂上分小组自由讨论，教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及聆听。讨论结束之后，进入第五个流程，即教师的总结评价。教师要根据学生在教学现场的表现，充分肯定学生对任务单的理解探讨。对于其在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改善，为进入下一个文学圈做出准备。3．传统讲授法与文学圈教学法在《春蚕》教学中的比较为了对比不同教学方法对同一教学内容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春蚕》一文教学中选择了两个本科平行班对比教学，具体来说，一个班运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一个班运用上文所提文学圈流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活动结束后，笔者设计调查问卷表，并在课堂上采用闭卷答题的方式完成。然后分析比较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反馈材料，我们发现这两个平行班对《春蚕》理解掌握效果差异明显。采用传统讲授法授课的班级，对《春蚕》的把握仅仅停留在熟悉故事的阶段上，能大体清楚老通宝一家为什么丰收成灾了，而对于其中的一些诸如民间话语形态、日常生活细节、心理描写特点等方面没能有深刻的印象。反观，运用文学圈教学法教学的班级，则能深刻了解以老通宝为代表的江南蚕农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并对小说的一些叙述描写特点如数家珍。而对老通宝、多多头、荷花、六宝等主要人物形象描述饱满清楚。概言之，运用文学圈教学法的班级真正掌握并记住了《春蚕》这部小说。
三、文学圈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应用的反思基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基本程序，此种教学方法有以下限制。其一，文学圈教学法适用的领域主要是文学作品教学，对于一些文学史相关的知识点教学，优势则不甚明显。其二，由于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受到课时安排的限制，不可能也不现实每一堂课都运用此种教学法。其三，在文学圈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准备阅读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每堂课都让学生准备阅读的话，会极大地加重学生的负担，长久以来，可能会让学生麻木甚至厌烦，不利于下一个文学圈教学活动的展开。此外，笔者根据《春蚕》一文的实验，发现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是学生任务单的设置。任务单设置的根本原则是要有开放性，要能形成讨论的可能。比如“你觉得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行为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有很好展开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的质疑最初源自于吴祖缃，其认为这个细节不符合生活真实，甚至是“无中生有”。［3］学生据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尽管有些观点看法有些片面和浅显，但起码学生进入了作品，能够发表自己真实的感受及想法，并对江南蚕农的生活作出了精细的转述，这些想法证明其真正地看进了这部作品。综上，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中心地位的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对现代文学史及作品的阅读兴趣，学生不读作品不参与课堂讨论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现代文学的这种教学现象，文学圈教学法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生不读作品的现状。由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程序与方式，教师的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师在文学圈教学活动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而是一个引导者与聆听者。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学生的讨论状况，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对文本分析的厚度与深度，这样文本阅读理解就能深刻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一个文学圈教学便顺利完成，同时又为下一个文学圈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参考文献:
［1］Daniels．H．“LiteratureCircle:VoiceandChoiceintheStudent-CenteredClassroom．”［M］．PortlandME:StenHouse，1994．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 现状 发展方向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只有完整的、高尚的文学理论才能够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国度。所以，文学理论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发展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能够掌握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全面推进我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
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我国不断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一定的变化。再加上中西方两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使得我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偏差，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惑。
（一）金钱主义盛行。在社会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之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压力的提升，金钱主义开始扩大，尤其是面对人们对物质世界要求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已经逐渐超过了对社会文明、文学理论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学者研究的东西，与他们无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谋生，就是赚钱。在如此强盛的金钱主义的影响之下，文学理论的发展自然容易被忽视，使得它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二）人文关怀的缺乏。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是维持社会运作、保障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在人们都在追求经济的同时，竞争的加强、生活速度的加快都在消耗着人们的精力，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人文关怀越来越缺乏，这就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得不到支持，无法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三）世界观出现偏差。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之下，我国的文学理论开始不断地受到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些多样化的思潮不断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不断地撞击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些思潮中有好有坏，这样就容易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开始出现偏差，使得我国的文学理论发展中失去了共同标举的世界观以及价值取向，这将给我过文学理论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危机，影响我国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四）没有强大的思想以及精神支点。在多国思想的冲击下，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开始失去了强大的领导者，使得我国文学理论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开始自行其路，学者们都开始依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展开文学理论的研究，使得文学开始出现边缘化，也就是说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显得非常混乱，没有强大的思想以及精神的支点，导致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知所措的局面。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面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我国的文学就真的将在此止步了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失去我国文化的精髓，我们只是暂时地在文学上出现彷徨。那么，我们一定要能够掌握好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认清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再创辉煌。那么，就我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其发展方向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技术化及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技术的修养也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那么，在现在文学理论的发展道路上，人文精神的弘扬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字和知识的传承了，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文学理论很有可能会以技术的形式继续存在，例如琴棋书画的传承，以及其中所含有的精神依托。而且，因为现在的人们早就已经厌烦了那种仅是文字的命名和口号，技术的高低才是评判一切的标准，所以只有将文学理论的发展具象为一种技术和专业，才能够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全面推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面对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各国不同的思潮开始涌入我国，有好的，有坏的，这些思想、文学都将对我国的文学理论造成一定的冲击，推动着我国文化的改变。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文学理论的发展要能够坚守自身的文学精髓，不可因外来文化而动摇，同时要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良的部分，以此来改善我国文化的不足之处，以完善我国的文学理论，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学的不断扩大，全面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优化我国的文化产业。
（三）理论构建与批评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理论的构建和批评往往是相互分离的，理论构建负责主要的理论阐释，而批评则是负责对理论的批判与评价。因为两者的互相分离使得理论的构建显得更为片面，无法凸显出文学理论的客观性。所以，在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之下，理论的构建和批评一体化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之一，通这个发展过程中，理论的构建是主体部分，批评则是次要部分，通过理论构建的同时对该文学理论实施评价和鉴定，能够有效地消除掉文学理论发展的片面性，这对于推进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四）“中国问题”的关注度增加。我国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中，理应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长期的对外交流中较多外来文化的涌入，使得我国学者开始对国外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却逐渐忽略了本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这样就使得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对本国问题的关注。所以，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中，“中国问题”的关注将被加强，文学理论学术的研究将更加以“中国问题”为核心，注重“中国问题”所阐释的有效性和现代性，从而为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总结：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发扬传统文化，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够认清我们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重新整理好我们的发展意识，认识到我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全面推进我国文学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淮南. 艺术美并不“高于”自然美[J]. 河北学刊. 2013（03）
[2] 刘淮南. 中国经验和文论教材建设[J]. 中国图书评论. 2013（11）
[3] 刘淮南. 再谈文学不“高于生活”[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01）
一、语文教学的观念要转变
“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话,在语文教学中也一样。在日常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变“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为通过学生的先学,然后教师对学生先学的内容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对各知识的认知水平,了解他们的思想活动、学习方法的掌握等实际情况,这样教师才会明白当前教学的起点在哪里,有了这个起点,教师便可遵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规律来组织教学活动;变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综合能力的培养,老师的教,总是言简意赅,给学生留点思考余地,不越俎代庖,而是给学生一点自己动手的机会,引而不发,激励学生的首创精神。能够较合理地运用现代网络教育技术,注意创设教学情景,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究精神,提高教学效率。教学方法也不只是讲题,或只是找出答案,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寻找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二、要切实落实新课程教学理念
我们实施语文新课程教学不能只在口头上,一定要切实得到落实。在实践中如何去落实“在语文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这一新理念。语感是通过学生反复不断的感觉实践而产生的。作为教师必须创造学生语言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充分地读书、感受,在此基础上,再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形成语感能力。创设情景可以很好地提高语教学效率,在教学中创设出浓郁的语感情景,能使学生不由自主地调动多种感官,积极地进行相应的课堂活动,为进行语感训练创设最佳条件。如:《草原》一课的教学,教师在课始用大屏幕出示草原的美丽景色,再配上音乐,简述课文内容,为学生创设了浓厚的情感氛围,使学生很快进入了情景,奠定了课堂的基调。教师还要善于引导想象,想象是通过多种手段帮助学生把语言文字转化成生动的画面,或是让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经历和实际认知水平在思维上发散延伸,使其对语言文字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如:《丰碑》中有这样一段话:“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这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想象,“丰碑”是什么?为何说雪覆盖下的军需处长是一座晶莹的“丰碑”?这里的“丰碑”是指什么?通过想象更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升华学生的情感,感悟到军需处长的伟大。
三、注重教学互动鼓励学生参与教学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们的教学就是围绕学生开展的。动态生成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它要求教师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课堂教学。它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是机械地执行预设方案,而是注重学生的发展,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差异性,尊重学生在课堂上的独立人格。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根据师生、生生互动的情况,顺着学生的思路,因势利导地组织适合学生参与的、自主创新的教学活动。那么,如何建构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的动态生成的课程教学呢?方法就是要实施教学新方法,生成与预设是教学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普通的棋手能够预想招后几步棋,专业的棋手能够预想招后几十步棋,大师级的棋手从一开局就能看透整个棋局。只有充分的预设,才能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教师要想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必须进行充分的教学预设。但这个教学预设不是单维的、严密的、封闭的、主观的线性教学设计,而应该是多维的、灵活的、开放的、动态的板块式设计。教学设计时,我们在每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旁边另外开辟一栏,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应对策略,根据自己对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特征等的预先深入的了解,充分预想课堂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然后将解决每个问题的应对策略附于其后,甚至设计了几个不同的板块,这几个活动的板块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随时穿插、变化。
四、实施多种方法提高学生思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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