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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六甲王朝 马六甲港 郑和下西洋 兴起
马六甲王朝概况
马六甲王朝,明代称其为满剌加国,其王城为马六甲市。该王朝所辖马六甲港,位于海峡最狭窄部分,是天然优良港口,港宽水深,既隐蔽而便于防守,又无浅滩和树林,不受风暴侵袭,船舶可安全入港;此外它扼东西要道,是印度洋、南中国海和爪哇海季风的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起着不可估量的动力作用,成为推动马六甲良港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马六甲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马六甲王朝取代爪哇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
对于马六甲王朝建立的时间,中国古籍记载是1403年,而西方学术界却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认识。不过在美国学者保罗・惠特利《十五世纪时的商埠满剌加》的这篇论文里,最终认可了明朝史书对满剌加建立时间的记载。不过,对于永乐帝何时赐封满剌加国王这件事,中国古籍的记载却稍有出入。然而,不管明朝对满剌加正式册封的时间是1405还是1409年,这都不能抹掉明朝正式册封过满剌加这件事,所以笔者在此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明朝对马六甲王朝发展的作用
对于明朝政府对满剌加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促进满剌加贸易的繁荣这些事情的看法,则是随着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东南亚整体史和国别史研究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明朝政府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对满剌加的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看法。因此,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满剌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明朝政府的册封和郑和下西洋带去的大量贸易机会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东南亚的大环境,特别是爪哇贸易中心的衰落,驱使满剌加作为一个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在15世纪发展成一个著名国际商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明朝在满剌加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满剌加位于东南半岛的最南端,立国之初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因而经常受到北方强大的暹罗的侵扰,被迫向暹罗屈服,进贡方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满剌加的发展壮大。在郑和下西洋前夕,明朝派遣中官尹庆到满剌加赐封满剌加国王,满剌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明朝保护,以此来摆脱暹罗控制。“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耳,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率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抱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进贡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②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满剌加国王的册封增添了满剌加外部的稳定因素,对满剌加摆脱暹罗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满剌加经济的发展,为其在15世纪成为中转口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因而,明朝在满剌加的繁荣过程中是起到作用的,只是这个作用并不是如中国古籍以及以前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即满剌加的繁荣主要应归功于明朝对其的保护以及郑和下西洋给其带去的贸易机会。
区域优势与马六甲王朝的兴盛
一些学者主张从外部寻找满剌加贸易繁荣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满剌加立国之初,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和海盗巢穴。仅仅住着二三十个当地土人,和一些从米南加保移入的种植者和商人,他们靠简陋渔具捕鱼为生。③而满剌加的气候朝热暮寒,国内缺少农业资源。“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以及“旧隶暹罗”等等。他们把满剌加天生环境的缺陷以及建立之初面对的北方强敌暹罗和南面的敌人麻诺巴歇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之后,便认为满剌加这个初生的国家如果要在暹罗和麻诺巴歇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公开敌视的情况下获得任何生存的机会,它就得寻找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又因为明朝对满剌加的册封以及“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因而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把满剌加繁荣的关键归功于明朝。约翰・卡迪对这一问题也持这个观点,在他的代表作《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中就有所体现:“在十五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地的形势和外部的干预,促成了马六甲海峡为商务交通重新开放。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明朝政府和印度主要贸易界(他们恰巧是穆斯林)的迫切需要恰好一致,它们要镇压实际上存在于整个十四世纪的令人讨厌的海盗行径,这种海盗的劫掠使通过海峡的贸易活动陷于瘫痪。明朝中国发现新建的马六甲城邦的马来统治者是一个忠诚的臣属,他在晚年改信伊斯兰教,以便加强他同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地位。”④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因素那就是东南亚当时的大环境。在满剌加立国之前,在马六甲海峡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独立政权,是因为在7～13世纪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了这条海峡,掌握了海上转口贸易垄断权,维持了五个多世纪繁荣。在室利佛逝灭亡之后,13世纪初,麻诺巴歇建立,进行对外扩张,也极力控制马六甲海峡。不过到13世纪末,麻诺巴歇王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缺乏安全保护的东西方商船畏惧海盗的劫掠,被迫绕道巽他海峡,此时马六甲海峡没有了室利佛逝时期的繁荣,但是这些商人们仍然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权能够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保护他们的商船。“随着室利佛逝的崩溃,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区出现了混乱和海盗,这种恼人的情况引起了最初的政治冲动,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商业控制下的安全避难港。”⑤再加上麻诺巴歇因国内政治混乱而无力统辖马六甲海峡地区,拜里迷苏剌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满剌加。
虽然一般认为土地贫瘠、粮食缺乏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致命缺陷,但是这仅仅是针对陆地政权而言,对于满剌加,却是一个例外。满剌加正好利用粮食缺乏这一点来加强其同爪哇的贸易联系。因为爪哇是海岛地区的农业中心,所以它是供应满剌加粮食的主要地区之一。因而爪哇的商船频繁往来与满剌加,运去大米和胡椒,换回印度棉布和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这种经济联系减少了满剌加与爪哇的敌对关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流。除此之外,原先与满剌加敌对的暹罗也在逐步与满剌加进行贸易往来。暹罗主要向满剌加出口大米,进口香料、胡椒、织锦等。同时缅甸勃固也向马满剌加出口粮食等,而婆罗洲东海岸也一样。
除此之外,统治者政策也是满剌加繁荣的重要因素。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剌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特别是吸引了巴塞的穆斯林商人到满剌加进行贸易。因为当时的香料和稻米贸易主要操纵在爪哇人手里,胡椒贸易则被巴塞人控制,在他们来到满剌加进行贸易之前,麻诺巴歇与巴塞王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已很频繁,爪哇人把香料和稻米运到巴塞,换取胡椒。此时麻诺巴歇日渐衰微,而巴塞国势正盛。巴塞又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方,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在这里聚居。因为拜里迷苏剌改信伊斯兰教便把巴塞很多穆斯林商人吸引到了满剌加,为满剌加带去了重要的胡椒贸易,随后越来越多的爪哇人也将香料和稻米运到满剌加,这促使了满剌加的进一步繁荣。
满剌加经济的繁荣,使它取代了巨港和爪哇成为东南亚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因此“在十五世纪形成了一个以满剌加为中心的贸易圈,并形成南北两条弧线。北部弧线形成较早,包括从占城、越南、柬埔寨及泰国沿海直到满剌加;南部弧线是从菲律宾群岛经过婆罗洲、西里伯斯、马鲁古群岛、巽他海峡、再从爪哇、苏门答腊直到满剌加。”⑥这个区域性贸易圈出现,不仅使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贸易空前高涨,而且使整个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交换和联系大大加强。
结 语
综上所述,满剌加不是一个靠着军事征服而繁荣强盛的国家,而是依靠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据点,形成了百货集散的中心,而成为了一个贸易极为兴盛和经济无比繁荣的国家。由室利佛逝到麻诺巴歇再到满剌加,表明了任何一个能够支配马六甲海峡的政权都一定会从过往这里的商业中获益匪浅。因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岛地区,海上贸易与农业同样重要,那些无法发展任何重要农业基础的国家,因为有机会纳入主要的贸易潮流,便为他们的政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地理位置是论述满剌加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此外海岛地区旧的贸易中心的衰落为满剌加作为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等,所以在讨论满剌加经济的繁荣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功于明朝的保护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商机。(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③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51页。
②马欢:《赢涯胜览》・《满剌加条》。
关键词：宋代；海南；贸易
宋代是海南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南靠着自己独特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仅和大陆之间经济贸易十分密切，更主要是在东西海上贸易中据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
第一，海南与国内贸易的发展。《正德琼台志》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广西漕臣奏章中指出：“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今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一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兑至广州，请引诏孙迥洋度行之。”《宋史·张鉴传》亦载，当时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这表明海南与大陆贸易往来频繁。海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主要是海南有他们需要的消费品，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记载者海南有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笺香、生香、丁香、槟榔、叶子、吉贝、芋麻、褚皮、赤白藤、花蔓、黎模、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革麦、高良姜、鱼镖、黄蜡、石蟹等。这些货物多出自黎恫，先是周边地区的省民用盐、铁、鱼、米等与黎人贸易，继而转卖给其他商贾。由于大量香药流入大陆，故宋时琼州知州朱初平在奏章中强调，广州，是外国香客及海南旅客所聚之地，因此，他建议政府应在广州设市，以便“和买”流入广州之各类香药[1]。
同时，槟榔和吉贝也是海南输往内地的大宗商品，时仅“海南贩之（槟榔），琼管收其征，岁计居十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2]海南每年要交槟榔税为“居十之五”，同样，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琼州》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以致“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宋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也载，海南“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可见，当时香料、槟榔及吉贝在海南对外输出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海南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宋代，海南海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宋代，海南岛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3]也就说，海南在宋代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好贸易基础，宋代著名学者楼钥在《攻媿集》卷3《送万耕道帅琼管》中写道：“势须致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可见，海南在宋代已经成为南海贸易的中转站。庄方往任知琼州时，皇上告诫他：“琼管以四州之壤岭立海中，实与番禺相为引重，大船蝙献深，赖以为归，摩符不轻畀也……（你）必能习知南海之俗，往其辑宁蛮蜒，劳抚贾胡，以称联选侯之意。”[4]
宋代海南的海外贸易，首先表现为中国大陆和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在岛东南部和南部，如陵水军田坡、番人坡、移辈，三亚市藤桥、天涯海角、崖城、梅山等地，不断发现唐宋文物。其中有波斯人珊瑚墓葬上百座，一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陶瓷、北宋铜钱等。”[5]可见，当时有很多闽粤等地的陶瓷和铜钱被转运到海南，尤其是铜钱，在大陆严禁的情况下，经由海南转口就更加隐秘和便利，此后明清时期有很多的走私贸易也大多走这条路。除了转口贸易之外，海南本地很多物产也向海外出口。海外一些国家也因闻海南马种适宜作战打斗而专程到海南大批购买马匹。宋乾道中占城国王曾派人到海南买马，得到数十匹，次年再来买，“人徒甚盛”[6]淳熙二年（1175）秋，占城国王“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7]足见占城对海南马需求之急切。除采购商品外，也有来补充淡水的。如在昌化县的白马井，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泉味甘美，商舶回日，汲载以供日用”。
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宋代海南出现了市舶机构，掌管市舶事务。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44之29--30》载：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七月，提举黄良心曾上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抽解，于琼州置司”，但被朝廷否决，“更不施行”。另据《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载，宋时海南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宋史·食货志》记载：海南对于往来于海南的商船的收税情况，琼管曾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
总之，海南在宋代的贸易得到重要发展，不但促进海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加强了海南与国内外联系，同时也凸显海南在南海贸易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芦苇，历史上海南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广东社会科学，1989（4）.
[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史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邓敏锐，明清海南岛对外贸易研究[M]，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摘要】自由贸易,是走向和谐贸易,建立与发展和谐经济大成一体化发展体系的一个关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沿海地区陆续设立了15个保税区。但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保税区正面临着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迫切问题。从对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与模式的研究,得出了我国保税区转型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保税区;转变
世界经济和谐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大成管理体系建立,关键在于从自由贸易走向和谐贸易。从国外自由贸易区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来看,自由贸易区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亚全盛时期,13~14世纪,法国、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继开辟自由贸易区。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湾。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动仍然停留在转口贸易,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属的殖民地。据资料统计,这期间全世界共有26个国家设置了75个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特区,于1936年建立了美国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贸易区分布在各大洲,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有161个,非洲14个国家有126个,欧洲17个国家有125个,美洲30个国家有217个。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达900多个,其中2/3分布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贸易区呈现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几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笔者通过美国对外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等为例,来分析介绍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对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的考察比较,进一步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借鉴。
1美国对外贸易区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贸易持续顺差的位置,对外贸易区的发展相当缓慢。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出现贸易逆差,国内经济出现低迷,就业压力紧张。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贸易区增加到77个,到1994年底,自由贸易区达285个,总数为484个。同时,管理和功能也日趋完善。
美国《对外贸易区法》(1934年),规定美国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功能是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仓储。1950年后,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市场需求剧增,为国外商品进入带来了便捷,同时允许提供商品展销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个贸易区先后允许用美国零部件与外国装备为成品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对外贸易区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纽约对外贸易区由于背靠美国国内辽阔的市场腹地,附近没有合适的转口国等原因,主要从事进口贸易和进口加工业务;迈阿密对外贸易区由于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最南端,因最佳贸易服务成本半径内有多达30个国家的原因,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和为转口贸易配套的其他业务,货物转口量达65%以上。
2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
科隆拥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地位,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尔港。一方面,可以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与中南美洲的连接点,
属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东西南北货物集散地之一,也成为东方产品通往拉美各国市场的桥梁。
科隆自由贸易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利地运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世界航运中转枢纽。大量的货物在此地流转,转口贸易定位为主要业务。资金的大量流动也使科隆的金融业发达,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远涉重洋采购,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3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
汉堡港是欧洲经济自由区的典型,被称为“通往世界的门户”汉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汉堡自由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这种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中都是少见的。汉堡自由港转口贸易带动了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汉堡成为德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这说明自由港与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进的。
荷兰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点是储、运、销一体化,通过一些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然后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将货物运往荷兰等欧洲国家。鹿特丹港拥有完善的海关设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保税仓库区域内企业在海关允许下可进行任何层次加工。对集装箱货物的仓储和配送来说,坐落在港区和各个工业区内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种增值服务。
安特卫普港是世界海运网络的重要支点。按纯国际运输量计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卫普港具有领先于欧洲其他港口的货物装卸作业效率,拥有现代化的EDI信息控制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港务局使用“安特卫普港信息控制系统(APICS)”,计划、安排船舶抵离港和掌握国际海运危险品的申报。安特卫普港还实行一种叫做临时存储(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这种海关临时存储区,也可以不设在港区内,只需要提前作简易申报即可进行临时存储,而不必得到海关批准。经过海运到达的货物,可以在海关指定位置暂时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进入的货物,保存期为20天。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还存在问题。我国保税区,是我国海关管理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经济开放区域,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最早设立的保税区,是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13家保税区。到目前为止,我国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税区。
我国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世界优秀自由贸易区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世界经济特区的产生而产生。我国的保税区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到深化阶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响国内市场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自由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我国保税区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建设的软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带动效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性质上,我国保税区没有明确的定性,行文规定不明,致使各部门认识不同一。没有真正开放一线,监管手续繁琐。在区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加工功能受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货物在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也制约了加工功能的发展;区内贸易公司不具备进出口权,制约保税区的贸易功能;外贸经营权,进口货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税区的发展。世界自由贸易区通常由国家政府直接管理。机构的设立代表的是国家政府的权利,管理相当的权威,负责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协调,是一种相对弱化的管理体制。我国保税区不仅有国家的宏观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观调控。两者条条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乱和不经济现象。
我国保税区面临的机遇与发展对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生产组织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相互联系,合作与竞争的局面共存。随着国际贸易深度的加强,一方面贸易不仅存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其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国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借助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外置,使得整个国际分工体系更加专业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盟—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呼声渐高,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各国经济开始转形,客观推动我国保税区寻找新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是外界客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矛盾内因共同决定的。通过对国外先进的自由贸易区优秀经验的借鉴,是我们避免走弯路或错路的一个重要途径:简单,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与定位,提升发展空间
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选择与功能定位与所在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经济地位、政治状况等因素密切联系。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因地制宜就是相当好的典范。我国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点进行定位。从保税区进出口额完成的情况来看,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
深圳福田保税区已成为全国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力。保税仓储功能在保税仓库内允许商品进行再包装、分级、挑选、抽样、混合、处理等商业性加工,实现商品仓储自动化,配送高效化。张家港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汕头保税区等适合都以保税仓储为主,我国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进一步突出他们的优势,提供更加先进的物流系统。
5明确方向,整合资源,阶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国际自由贸易区有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转运区、自由贸易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形态。各种形态的规模不同,政策和开放程度也有差异。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在继续经营贸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业,传统业务也开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鉴于我国工业化和各项基本实际情况,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贸易区转型迈出坚定的步伐。保税区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法制体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过整合各个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政策,监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补,实现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的转变。功能上确保基本的功能项目前提下,统一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政策。统一海关的监管模式、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统,降低监管风险,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税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开放程度,使投资贸易便利。改革的途径,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转型过程中注意操作的层次性,避免资源浪费。
6简化手续,积聚优势,加大执法力度
内容摘要：广东中山是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设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中山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介绍了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情况，并对地区产业集群与保税物流中心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产业集群 保税物流中心 互动效应
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一）中山特色产业集群情况
中山市以全省1％的国土面积、不到2％的户籍人口，建成了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全市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 26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14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7个，累计获得国家、省名牌名标、免检产品342个，连续多年创造了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第五位的经济总量。作为珠江西岸最具特色的经济体，最大经济总量的地级市，专业镇比例全国最高的城市，产业集群对中山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政府的经济报告中随处可以见到“产业集群”、“专业镇”、“一镇一品”等字眼。中山的产业集群主要以装备制造、医药制造、五金、电子信息、家具、服装等为中心，具有分布行业相对较多，产业以专业镇为聚集焦点的发展态势。
（二）中山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析
中山的地理位置处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心位置，上连广佛、右接深莞、左邻江门，下靠珠海，是天然的物流中心，同时，在整个珠江西岸来说，中山是唯一一个拥有保税物流中心的城市，相比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其辐射的范围将非常的大，珠海、江门、湛江等地区都可以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其保税物流的节点，潜力巨大。本文以江门和珠海产业集群为例。
江门产业集群。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江门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摩托车、五金卫浴、不锈钢、水龙头、麦克风等10个在广东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一共有14个专业镇，新会区司前镇主要以不锈钢、五金制品形成产业集群，大鳌镇以集装箱行业形成产业集群。
珠海产业集群。珠海作为中国的特区，其产业本身就具有鲜明特色，近年来，珠海主要形成了以格力为龙头的家电电气产业集群、以伟创力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高栏港石化基地为龙头的石化产业集群、以三灶生物医药专业镇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炬力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以金山软件为代表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天威飞马和纳思达为代表的打印耗材产业集群等七大产业集群。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概况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是目前广东省最大的保税物流中心。总规划用地4600亩，分三期开发。首期建设801亩，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一期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为16万平方米，包括单层仓库47000平方米、二层仓库51000平方米、三层仓库62000平方米，集装箱重箱堆场2万平方米。该中心交通便利，物流辐射能力极强，区位优势明显。保税物流中心（B型）将为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和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六大政策服务。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与地区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
（一）地区产业集群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影响
挖掘保税物流潜力，提升物流量。产业集群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对产业链整体优化、产业链同级企业竞争后可以带来最小的成本以及非常优秀的制造质量。产业集群也意味着该集群作为某产业的集聚中心，必须有一个集聚然后分散的网状物流过程。无论是分散的聚集过程还是聚集的分散过程，物流在其中都起到关键作用。产业集群、尤其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速了全球保税货物的流动，催生了巨大的保税物流需求，产生发展保税物流的迫切要求，可以说，中山保税物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保税物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保税物流的发展。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产业链不断完善、延伸，企业之间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之间的相互配套非常紧密，加工层次越来越多，加工链条越来越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对区域物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山要加快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配套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即能实现全球采购、转口贸易、国际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物流信息处理等一站式服务功能的载体，使货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分拨配送到各目的地。
同时，以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政府科学规划，合理制定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和保税物流协调发展的规划，明确区域内城市的物流发展定位、重点与分工。合理集成物流资源，使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功能上实现最佳结合，改变区域物流规划条块分割状况，构建层次化、差异化的区域保税物流体系。
（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地区产业集群的影响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给珠江西岸产业集群带来变革。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珠江西岸目前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将会影响着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模式，作为分散的集聚和集聚的分散节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将对产业集群的变革产生一定的作用。
中山的产业集聚，与中山原有的产业基础相关，与众所周知的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以及市场自发型的温州模式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关研究认为，中山的产业聚集模式主要以早期的个别企业带动，形成小规模聚集，然后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专业镇而形成大规模聚集，而有些产业还处于小规模聚集的形式。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及周边的产业集群从完全以代工为主，甚至于二次外包代工的加工型聚集为主的模式，逐步转移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并重的模式。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可以有效整合物流资源，推进地区物流中心服务水平，促进全球供应链形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聚集，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降低产业集群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可知，从最早的理论框架模型慢慢转变到实际成本模型，而成本模型中，很多的文献把矛头指向了运输成本，也就是物流成本。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看，成本动因确实是产业转移、集聚、分散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成，恰恰是能够给予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企业带来新的成本降低的动因，而这些动因也必将把中山的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成本洼地。
由于加工贸易生产企业、特别是现代大中型生产企业生产所具有的物料品种繁多、库存量大、配套性强等特点，以客户为导向的“网络订单”、“按单生产”模式，“零库存”、“供应商库存管理（VMI）”、“即时生产”、“小批量多批次”及“门到门销售”等现代物流管理和生产经营模式大受业界青睐，并被广泛运用。加工贸易生产企业迫切需要通过选择各类保税物流平台，将仓储、运输、包装、配送等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保税物流中心通过提供深加工结转等政策及功能优势，以保税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将他们的物流配送中心入住并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通过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达到最靠近生产工厂、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为关联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和良好的竞争发展条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连接，并增强供应链的柔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珠海和中山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中，有着各自的优劣势，如珠海陆地面积狭小，产业布局空间有限，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物流资源有限，尚难以支撑大港口运作，但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条件。此外，广珠轻轨、广珠铁路、港珠澳大桥三个项目将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届时珠海港、机场空港的“双港”和铁路，将为珠海打造珠三角西部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础。
中山的情况与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经济水平在珠江西岸一直处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同时，产业集群也相对比较明晰，物流货源多。中山港虽然还是依然货物进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山只能建设内河港，建造中的广珠铁路也不经过中山境内，难以构建公铁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但是，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的物流特色将会凸显出来。
未来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A字型公路主干网结构的中心位置（见图1），另外一个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本身有着政策的因素，在接下来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规模的保税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优势互补，建立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的“双核心”架构，推进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税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纽带已经形成，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路径也会随着物流的节点而逐渐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
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保税物流与中山港的区港联动将促进中山市以保税物流、加工贸易、生产为主的临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范围广、技术含量高，与其他产业关联大，带动能力强等特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山要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健康产业基地”。大型装备制造业是港口依存型产业。当前，中山临港产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规模，以中山港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主体形成了港口物流及相关服务业发展区。利用保税物流中心的平台，将有力的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促进贸易和物流业的发展。原有产业的扩大和新产业的出现，通过投资所形成的初级乘数效应，刺激以贸易、物流和加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产业群在整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再经由产业的向前关联（比如发展商或在当地销售等）与后向关联（比如在当地的贸易与资本货物的购买等）效应使保税物流中心的利益惠及更多的第三和第二产业。
随着贸易、物流、出口加工等主体功能的逐步完善和主导产业群的日益壮大，保税物流中心对城市及其所在的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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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发展与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及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我国的众多产品远赴欧美，畅销全世界，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随之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欧美经济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相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持续提升，国际贸易也由此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行TPP等新型贸易协定，目的就是为了要打破原有的在WTO贸易协定框架下稳定的格局与利益分配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国际合作加大谈判的筹码和主导力量。这种形势长期持续下去会让原本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并被美国人给架空。为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性的贸易创新，打破美国人制定的规则，绕过欧美发达国家在产品检疫，知识产权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壁垒，从事各种自由贸易活动，并同时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家内部，还可以起到促进外商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上海自贸区的基础与背景
1.保税区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这是我国新一届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对我国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原有的上海保税区多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在人员、经验、硬件设备方面上海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转型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和储备，这就为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自贸区建设能够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在原来的上海保税区内，绝大部分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区内的一些外国商品可以通过保税仓储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仓储、商业展览、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航运服务等为主要职能。随着自贸区的成立，以上方面的工作还会得以保留，并通过一定程序的转移，从而整体过渡到自贸区阶段，这也就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步伐。
2、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和定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自贸区种类多样，其定位也大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自由贸易区都秉承贸易自由、金融流通便利的规范，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从狭义上来说，各国的自由贸易区主要分为单纯贸易型、加工贸易型和港口物流型。随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类型贸易区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自贸区也就越发的同质化，其竞争程度也变得异常的激烈。因此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上海自贸区想要脱颖而出，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功能上找准自身的定位。
从上海自贸区近一段时间的运行情况来看，依托于货物配送、贸易加工、商品出口方面，以金融和服务为核心，做大做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更有利于发挥上海自贸区先天资源优势的做法。未来，我们将要以自贸区的发展为指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向控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将全力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产业链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应该作为上海自贸区坚定不移的重要功能定位。自贸区还应保持其出口加工优势，发展区内出口导向型企业，不断完善出口贸易。自贸区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应该给予自贸区新的内涵，把它定位成在金融，航运，商贸，文化，服务领域全面、协调、创新发展的并且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自由贸易区。
三、做大做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具体措施与对策
1.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创新
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不能遵循旧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倾斜来发展。相反，灵活而贴近市场需求的服务体制，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建立上述在制度的框架下，将来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统一发展，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管理原则。大力引进国际上知名的管理服务机构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加快自贸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大力完善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配套服务的建设步伐，加快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广大外商的注意。全面放开区内外汇结汇政策，建立人民币外汇业务一体化系统，拓展了人民币结算、外汇收付汇及结售汇业务并完善了央行、外汇局则事后监测管理体系，以此来吸引大量国内外的金融资金的涌入带动区域内经贸的发展。
2、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上个世纪，我国的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各行业生产普遍缺乏资金支持，因此以三来一补方式参与到世界贸易的进程当中去，便成为当时加工贸易行业的无奈之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3年底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2013年外汇储备攀升至3.79万亿美元，连续多年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的范围持续扩大，依托劳动力的充沛供给与价格优势，我国已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纺织品制造大国，然而与其他纺织品强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却始终缺乏实质性的提升，业内大部分企业依然从事含金量较低的来料加工业务。为此，自贸区要通过设立行业技术改造专项经费等财政扶持政策，加快企业技术装备与生产工艺的革新;通过鼓励入驻企业设立行业技术研究中心，进而完善产业研发体系以提升自贸区内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借上海自贸区发展契机，推进我国出口商品品牌建设
我国进出口行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加工层次偏低，产品利润较薄，近年来伴随着原物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行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推动行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因此，政府要鼓励业内企业努力向国际纺织品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有效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增值率进一步提高;通过强化技术投入，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创立自有独立品牌，由原来的贴牌企业(OEM)转型为设计生产商(ODM)和品牌生产商(OBM);同时深入海外市场，设立产品分销渠道，建立与国外用户直接接触的途径，推动我国纺织品加工贸易行业实现由订单模式向市场模式的升级与转换。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国内销市场已悄然启动，渐成规模，这就为纺织品行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片新蓝海。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世界和我们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不仅要把产品输出去，也要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来，用于指导国内市场的开拓。具体而言，在自贸区内，我们要着力引导加工贸易行业由原本的单一外销型向内外销并举方向转变，加大对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尝试;推动企业商业模式与经营观念的更新，竭力打造广为消费者接受的知名品牌;立足国内，放眼全球，通过整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一改以往被动生产的局面，以海外订单反向定制的创新型模式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角色互换，推动企业实现从低端制造商到高档品牌运营商的本质性跨越。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机电产品非关税壁垒
[论文摘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占第一位的机电产品出口，目前正日益受到国外反倾销投诉的困扰。本文从多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强行业协作的对策建议。
机电产品贸易集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于一体，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自1995年超过纺织品贸易出口额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以来，已连续12年位居我国对外贸易榜首，为我国对外贸易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机电产品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贸易量的增大，机电产品出口遭遇反倾销诉讼日益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反倾销投诉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针对企业的对策建议。
一、机电产品出口现状及特点
2006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达到5494亿美元，进口达到427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6．7％，比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因同期世界主要机电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增速均小于我国，如美国机电产品贸易增长12％左右，德国增长9％左右，日本增长不到7％，2006年全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超过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于德国和美国之后；全年进口超过德国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于美国之后。
机电产品的出口在保持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明显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继续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大的产品优化，大宗重点商品带动出口增长，商品新增长点不断涌现。2006年1～11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和设备进出口较快增长，其中主要产品如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电器与电子产品、机械及设备均有良好表现，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42％、22．8％、30．3％和20．5％，较上年同期净增1731．1亿美元。2006年1～11月，出口额最大的机电产品依次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家电和消费类电子、电子元器件和电工器材等。从具体产品看，手机出口增长3．5亿部，增长73％；液晶彩电出口1346万台，增长105％；光缆出口2．7万吨，增长99％；笔记本电脑出口4649万台，增长26％。在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出口增长较缓，而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所占比例继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仍是出口主体。在地域分布上，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类似，机电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机电产品出口额9o％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只占了很少的份额。
二、机电产品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分析
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遭到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内企业自身的不足；除了经济因素，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由于近几年全球经济的低迷，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在WTO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其中的反倾销措施就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各国在反倾销实践中普遍存在歧视外国进口产品，偏袒本国工业的倾向。为了保护其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一些国家频繁地运用反倾销手段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他们打着保护公平贸易，使国际贸易不受掠夺性倾销危害的旗号，实质目的却在于保护国内工业，而且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有许多有利于国内申诉方，不利于国外出口商的规定，所以反倾销法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以保护公平竞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产品成本的确定问题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15条规定，我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ro，加人世贸组织15年内，外国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仍可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所以，尽管我国机电业早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市场，但欧美国家一直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我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对企业进行出口补贴等因素，对产品的“正常价值”以“替代国”或“参照国”国内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正常市场价值作为代替标准，从而使我国的产品失去劳动力低廉而形成的价格优势。
(三)反倾销产生的连锁反应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甲国某产品在乙国被裁定为倾销成立，很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失去乙国市场，第三国会认为，退出乙国市场的甲国产品可能会进入并冲击本国市场，于是第三国也对甲国的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连锁反应使得我国产品在一国遭遇反倾销指控时，其他国家也相继提出诉讼，极大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例如欧盟于1992年对我国生产的彩电提出反倾销调查后，1993年墨西哥、1996年阿根廷、2003年5月美国也先后启动了对我国彩电的反倾销调查。
(四)我国外贸体制和政策存在弊端
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目前我国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各种类型企业超过2o万家，其中“三资企业”占90％以上。国家缺乏在宏观上的有秩序管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引发低价竞销。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中央和地方经营出口业务的企业急剧增加，各单位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竞相压价，压低价格后出口创汇指标出现的缺口则通过出口数的扩大来弥补，而出口量的增加又导致出口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对转口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使港澳台地区有的厂商利用我国内地原产地证，躲避外国的反倾销和配额限制，也增加了我国内地产品被反倾销诉讼的机率。
(五)产品出口市场过分集中
从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流向来看，绝大多数机电产品跨国流动贸易都集中在北美、欧洲。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机电产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在地域分布上的相对集中。我国约有75％的出口产品(含香港转口)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当出口产品在进口国当地市场所占份额超过2o％时，就容易遭到反倾销调查。
(六)企业反倾销应诉不力
反倾销调查并不意味着倾销成立，而拒绝应诉无疑等于默认倾销的事实。在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中，有些案件完全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和积极应诉赢得反倾销诉讼的胜利从而保护企业及我国机电行业的利益。然而在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时，许多国内企业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反倾销危害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反倾销的应诉经验不足等原因不愿应诉，最终导致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三、出口企业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必须坚持的六个立足点之一，更是机电业创立自己的优秀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含量、提升产品竞争力、有力节制国际市场对我国机电产品反倾销的有效手段。我国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竞争能力的最大差距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据统计，在我国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有研究中心，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竞争要素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必须抓住时机，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型驱动的转变。
(二)加快国际化进程，曲线进入国际市场．
国际化是企业发展过程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机电行业在规模、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条件，跨国经营将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当地企业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研发、销售体系，把资源配置延伸到国外，从而将出口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贸易，有效地规避反倾销。近年来，我国机电行业中的彩电业就加快了海外投资并购的步伐：如’IE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和德国施奈德公司；海尔在美国、康佳在印度、长虹在俄罗斯建厂等。海外设厂规避反倾销风险，曲线进入国际市场是国内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一种重要策略。
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了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强调重新向西开放，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人是语言动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话语中。言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思想的变革。
关键词:所有权贸易统计;跨境贸易;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42-08
一、引言及观点综述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层,而理论界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Chou(2000)是学界少有的系统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汇率波动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如光(2005)、卢向前等(2005)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间的贸易为对象,研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李稻葵等(2006)的评价认为光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卢向前虽然考虑了单位根,但使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李稻葵等(2006)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同样的贸易体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如中日之间在2002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如李扬(2005)认为,以中国高储蓄率和美国低储蓄率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失衡导致了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的高储蓄支持了美国的高消费。李稻葵等(2006)通过比较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率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并且分析出了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率差异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计量储蓄率。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储蓄率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学者)对储蓄率概念产生了误解。我们平常所讲的储蓄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存量,而在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是一个流量。经济学中与贸易收支相联系的储蓄概念,实际上是国民储蓄,而不是国内储蓄,更不是居民储蓄。同时中国国内所引用的储蓄率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间储蓄率差异的可比性是令人怀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美之间的储蓄率进行重新核算,发现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时,用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相比较,从而得出中美两国储蓄率相差巨大的结论,并将其认为是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应该是储蓄―投资缺口才与贸易收支差额相联系。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储蓄―投资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来等,2006)。
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 等(200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著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04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郭彦英(200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6)和李月芬(200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而姚枝仲等(200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
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
二、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即按照资产的“所有权原则”而不是“产地原则” 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普查局基于海关申报表的关联方进口贸易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6%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间的进口贸易,关联方出口则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权原则”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地原则”的缺陷,如海外附属机构反向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这种“跨境”而实际上并不“跨国民”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属机构在东道国销售这种并不“跨境”但“跨国民”的交易(吴海英,2006;万光彩 等,2007)。而且在“所有权原则”下,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国际生产网络中中间品交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如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要素投入时,其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时,“所有权原则”就避免了“产地原则”下的重复统计问题。
美国由于最早意识到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因而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作为对现行体系不足的补充。早在1989年,美国的贸易统计专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的构想,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国并没有抛弃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而是在传统贸易统计框架的基础上,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体系作为经常账户的补充账户。这个被称之为“一个基于所有权统计框架的美国经常账户(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的报表,其基本结构如表1(Lowe,2008)。通过表1,我们能够测算出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第一种是经常账户差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及收入”减去第21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净单边转移”。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为-8114亿美元。
第二种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第23行“货物和服务进口”。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为-7585亿美元。
第三种差额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称之为“货物和服务、来自附属公司销售净收入的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货物和服务出口、来自美国海外附属公司的销售净收入”减去第22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向外国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美国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5843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也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我们称其为“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减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1742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现行贸易统计无法反映的部分。但是它却真正反映了美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现行基于产地原则的统计框架下,由于无法正确反映跨国公司通过附属机构销售,因而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收益。而在美国基于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通过表1第8行中的“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项目,记录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属机构在外国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该附属机构直接从美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别国的成本和利润(如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支付等),再减去向同一美国母公司的其它附属机构的销售。表1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海外附属机构获得的净收入为3102亿美元。同时,通过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项目,记录外国母公司在美的附属机构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投资净收入。它等于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在美国附属公司直接在海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美国的成本和利润(如在美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再减去对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属公司的销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权的美国经常账户”中,记录有美国母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况,而且该账户还记录了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数据。。表1的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为1360亿美元。这两者的差额就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的“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
三、美国贸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
由于同跨境贸易一样,跨国公司通过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因此,现行的仅仅统计跨境数据的国际贸易差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获益。因而在“原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基础上,考虑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国民”以及“跨国民”而不“跨境”的商业活动收入,才能够真实反映新形势下国际商业活动的真实图景,而这就是基于所有权贸易统计的实践意义。根据这一统计原则,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差额的基础上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这样就得到基于所有权原则调整后的贸易差额。根据调整后的差额数据,我们发现被极力渲染的美国外部不平衡实际上被严重夸大了(如表2)。表2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然而这一基于所有权的更科学的贸易差额数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基于产地原则的贸易差额数据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体衡量国际商业活动的惟一标准。
四、所有权原则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失衡
由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统计外国附属机构这种更为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数据上的无能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过流出,以及处于国际网络分工下游的国家,其贸易差额的现行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FDI大量流入的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是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有关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的缺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商务部自2004年起开始公布有关FDI经营活动的数据,并正在为建立和不断丰富这一数据库而不懈努力如自2004年起,商务部开始《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一)基于所有权原则的中美贸易
由于目前中国在相关数据统计上的严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那样,能够准确捕捉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因此我们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差额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我们的目的是想在现有的数据上反映FDI对跨境贸易的影响,而这正是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在中国的应用。在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现行贸易统计差额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第一,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中国公司对美国进出口,哪些是外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对美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包括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进出口。
第二,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和购买等经济交易,实际上发生了所有权在“中国国民”和“美国国民”之间的转移,但由于这种交易没有跨越中国国境,因而中国海关无法统计这些数据。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三,中国海关无法统计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交易,而这些交易导致了所有权在“美国国民”和“中国国民”之间的转移,因而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四,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哪些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母公司在美附属公司而产生的贸易规模很小(姚枝仲 等,2006),因而这里我们将其忽略如2004年,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反向中国的出口只有46亿美元,而同期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反向美国的出口额高达530亿美元,两者相差12倍多。。在上述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简化的基于所有权的中美贸易关系图(如图1)AA表示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进出口,而CC仅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的美资企业在当地的购买和销售。。图1中AA和BB表示海关所统计的中美跨境贸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权为统计原则,则跨境贸易中的AA路径就不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因而应该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减去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原则下,图1中的CC路径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它虽然没有跨越国境,但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它相当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实现的进出口,因而必须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加上中国当地企业与在华美资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贾怀勤,2006)。这两方面的调整概括在下面的调整公式中:
TBownership=TB-NXFDI+NXADI
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TB表示现行统计体系所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NXFDI表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即AA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减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美国的进口,NXADI表示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实现的对中国的“净出口”(即CC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的销售减去在华美资企业从中国购买的中间品投入。
(二)FDI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源
在上面调整公式的基础上,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权威数据(如中国海关数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以及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从而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3。表3的数据显示,尽管中美贸易顺差由2000年的297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亿美元,但是经过所有权原则的调整后,中国所有权企业与美国所有权企业之间贸易差额基本保持平衡。因此现行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姚枝仲(2006)将我们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称之为“中国国民贸易差额”,以说明哪些差额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哪些差额是由外国人造成的。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划分是通过“国民”原则而不是“居民”原则。。
表3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净出口。如,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1142亿美元,而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就高达800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70%,而2004年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是主要部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至2004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实现的出口分别为181、185、257、351、553亿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达63%左右,而2004年更是高达70%。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在华美资企业反向本国的出口是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表3的数据还显示,在华美资企业利用FDI的“绿地”投资方式绕开各种壁垒,而通过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5年,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分别销售了299、364、467、588、750、1076亿美元的商品,尽管它们也在中国购买了中间投入产品和劳务,但是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净收入。如2004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225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因此美国母公司通过FDI,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把中国原本要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在当地销售,从而降低了跨境贸易下中国的进口数据,进一步虚夸了跨境统计中的中美贸易失衡程度。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第一,在FDI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的国际环境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为统计原则和通过“报关登记”的数据采集方式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因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新体系。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体系,适应了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大量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实际利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间产品交易所导致的重复统计问题。本文在这一统计原则下,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发现美国贸易赤字自2000年以来平均被夸大了25%。
第二,在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下,我们通过区分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发现中美贸易差额中源自“中国人”的顺差,自2000年以来基本不存在。更进一步研究发现,现行统计体系下的中美跨境贸易顺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跨境贸易不平衡。而在中国的FDI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反向其母国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华美资企业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过FDI的经营活动,美国母公司通过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向当地销售商品和服务,而获得大量的直接投资收益。这在现行的产地原则统计下,是无法反映的。
因此,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在现行海关跨境贸易统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1)尽快建立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包括在中国的FDI企业,还包括中国“走出去”的国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虽自2004年开始公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标均为宏观经济指标,如“各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情况”、“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别或地区”以及“FDI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等。而对于外国附属公司的经营情况的微观数据,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统计。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指标的数据,又能够收集中国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外国的经营活动数据,并且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数据库。
(2)数据库的建立和丰富应多部门协调运作。鉴于商务部在外资统计上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FDI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海关的统计数据,而应该以海关数据库为基础。因而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并不意味着放弃现行的基于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利益。
(3)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资政策。现行的外资政策是在中国资金匮乏,尤其是外汇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它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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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Based Principle,Real Payments of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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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Guangcai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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