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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关注人心灵和社会和谐的思想体系。孔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型，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行政立法和道德修养的思想。维护礼制并且提倡德治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并因此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拥护被长期奉为正统思想。继孔子之后，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孟子主张，在政治统治上施行“仁政”，并提出了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着一份共同的怜悯之心，称为“恻隐之心”，这份心情不是表现于人的外在表现中，而是需要通过人们自觉的自我认知去开发和体验。儒家思想强调对心灵的探索和对自我道德方面的约束，并通过自我认知的过程逐渐体会内心深处的“恻隐之心”。“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正是要我们通过对自我的认识和探索去感受天地之道、宇宙之道。道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界，虽然没有儒家思想那样曾一度处于统治地位，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道家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家思想强调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追求人的精神上的自由。通过对心灵不断地进行内在的自我发掘和认识，以达到自我心灵的超脱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道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道家心理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人的心理平衡，即使身心不受侵扰，一切是非冷暖、世态炎凉，一并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得不足喜，失不足忧’，以其‘因’‘顺’‘和’的处世态度来将老子‘无为而无所不为’‘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进一步开化为生死由之、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定势，这便是道家心理思想的主旨所在。”道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内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世事无常的平静对待和对思想境界的追求，是化解在巨大生活压力下当代人心理压力的有效途径。佛家文化是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的外来文化，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因其在思想上奉劝人们进行自我忍耐和自我欲望的压抑和约束，而受到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广建佛教寺院，使得佛教文化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佛教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人的本性即是佛性，人人都有佛性，但无明的人会执迷不悟，觉悟的人才明心见性。任何尘俗中人都可顿悟成佛，超凡入圣。”佛教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禅”。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得到了神灵的帮助和救赎，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人们对自我心灵的认识和对自己欲望的修正，是自我的救赎和顿悟。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一种文化的产生和繁衍一定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并在同一民族中流传。同一地域的人们长久以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文化正是这一风俗和社会生活形成的基石。同时，在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的流传和延续的过程中，文化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一地域的人们将文化代代流传下来，使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同时在文化的流传过程中，这一民族和地域的人们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心理特点。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
（一）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
在汉代，儒家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来代替宗教，以礼俗来代替法律”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被广泛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发展目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和”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都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幸福。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已通过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谈起，《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的“逝者”包罗万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也可以是人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就这么逝去着，日夜不停歇。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我们逐渐理解了发展的意义，学会了用奋斗和顽强的精神坚持着对未来的执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侵略斗争激发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久流传。
（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中国人的心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它是由无数小家组合而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将对小家的和谐、安定和团结的追求同样赋予给国家。人们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上升为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追求小家的和谐以及对小家的这一范围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对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认同。对于国家和谐、安定团结的认同和追求，加强了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人们浓厚的爱国情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而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
三、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伴随着历史的过程逐渐形成这一民族独有的心理特点。在这一心理特点的影响下，会形成这一民族独有的音乐等多种艺术。意识是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它来源于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而音乐又来源于意识，是人在主观意识的推动下创作出来的。音乐艺术是对客观生活和创作者主观情感的反映，传统文化在音乐艺术的创作中逐渐体现出来。传统文化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走向，从而决定了音乐创作的风格和走向。也就是说，任何音乐作品都是由人通过自己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但这个创造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音乐创作的主题和思想境界上，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对个体的“超我”的追求，使音乐随着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也在经历着推陈出新的过程。在宝贵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新的文化和思想的注入。传统文化的潺潺溪流正在汇纳百川，注入新鲜血液并不断发展成为波涛澎湃的大河。在传统文化得以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受其深刻影响的音乐艺术也在经历着成长和发展。从原始文化背景下，原始人类的欢呼和打击石器的声音，到封建社会文化背景下华丽的《霓裳羽衣曲》，从少数民族传统的原生态歌曲，到民族音乐对国外音乐的吸纳，音乐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化是音乐成长和发展的沃土，是音乐赖以生存的环境。音乐的发展不能离开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一大的背景而存在。
目前我国很多高师院校的声乐教学课主要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只是简单的进行学习和演唱民族声乐作品，忽视了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背景，没有真正地理解传统音乐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今后的声乐教学改革中，高师院校应根据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教学的特点，进行制定合理的声乐教学方式。高师院校可以在原有的授课模式上加入集体课堂和社会实践课堂等教学模式，通过集体课堂让学生在掌握声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在课堂上还可以组织学生之间进行传统音乐文化交流，讨论传统民族声乐历史及赏析传统声乐作品等内容，力争培养学生声乐技能的综合运用，提升传统音乐文化素养。社会实践课可以让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来了解我国社会背景下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需求。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更真实地接触到最原生态的传统音乐作品艺，拓展了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激发了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让学生真正地意识到学习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二、师资知识结构的改善
声乐教学是主要是运用声乐技术方法让声音去演唱实践的教学模式，声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教师不仅要传授声乐技能，还要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来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所以教师教学文化素养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教师作为现代声乐教学的领跑者，首先要加强传统音乐文化学习，不断调整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理念，完善民族音乐文化知识结构，合理地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高师声乐教学中，保证学生更好地学习传统音乐文化，加强对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积极自主性，丰富自身的音乐文化素养。
三、结语
海南地处中国南海，居住着苗族、回族、黎族、汉族等各种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熏陶，善良、勤劳的各族人民利用他们的智慧和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种类繁多的音乐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海南传统音乐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以黎、苗族民歌为典型，另外，还包括崖州民歌、儋州山歌、儋州调声及临高的呖俚调；戏剧门类包括：琼剧、人偶戏、公仔戏、儋州的山歌剧等剧种。当地居民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氛围演唱不同的歌曲，例如情歌、山歌、童谣、砍柴调等与劳动动作密切相关，节奏鲜明、自由多变，根据活动人数的多少、心情如何划分演唱形式：独唱、对唱、齐唱等多种形式；黎族最具特色的舞蹈“打柴舞”，在进行祭祀、节日庆祝、婚嫁丧等期间都会跳这种舞蹈。黎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节日，黎族人民利用其特有的乐器，如：传统独木鼓、叮咚木、口弓、哩咧、哔哒、口拜、鼻箫、灼吧等乐器演奏动听的音乐，舞动优美的舞姿，展开或优美或嘹亮或高吭的歌喉，动情地庆祝自己民族节日的到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技术的发展，海南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民歌、民舞逐渐对原有的物质基础失去依赖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核心地位逐渐降低，流行音乐占据了人们的精神阵地，本土的青少年对传统音乐逐渐降低兴趣，海南地区传统的音乐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海南地区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是本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也是提高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源泉。传统的音乐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形态，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教育的趋势，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主要渠道就是加强学校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当前，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将传统的民族音乐作为重点，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学校传承策略
1.编制的音乐教材要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激发学生对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
音乐新课标中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体现“一切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教育原则，将学生的兴趣爱好、个体需求和自身能力、认知规律作为出发点，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学生提供学习音乐文化的平台、表演音乐和创作音乐的机会，为学生的音乐素质和终身学习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海南传统的音乐教学中，主要采用以汉文化为主的材，没有足够关注海南地区学生的需求与兴趣，学校的音乐课程安排脱离了学生熟悉的地方文化背景，音乐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现实相脱离，最终导致学生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兴趣缺乏。为此，音乐教师在编制教材的过程中，要渗透丰富的海南民族文化，音乐的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符合海南民族特色。当前，海南开发的地方音乐资源主要是舞蹈和音乐，在音乐课堂教学中，除了重视学生的演唱能力培养，还要强调学习、鉴赏、评述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加大海南传统音乐文化背景在音乐课程中的比例。
2.加强音乐教师的音乐素质，明确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
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积淀很深，很多资源可以用于音乐课程的开发利用，然而，部分音乐教师受自身条件限制和外界文化影响，对识别音乐价值的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海南当地的音乐文化资源缺乏深刻了解，容易导致对海南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情感价值、思想价值的忽视，最终影响海南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传承中的效果。为此，学校要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培养，不但要对音乐教师的能力和知识加强把关，还要重视音乐教师对音乐文化的鉴赏能力和识别能力等，全面提高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音乐教师在筛选引入课堂教学的民族音乐时，除了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音乐教材的多元化，还要顾及到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认真研究和发觉音乐课程的精髓，真正体现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价值和创造性发展。
3.鼓励和支持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海南传统音乐资源开发项目。
在保护和传承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大多是以教师为主，学生参与机会很少。学生作为今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柱，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在学校校本课程与音乐文化资源的开发中，除了音乐教师，还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然而，受升学压力影响，很多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认为音乐课程与学生升学无关，音乐课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加大海南传统音乐文化的宣传力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传统音乐文化的开发过程，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音乐的力量，让学生更深、更全面地认识到海南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
4.使用现代化的信息设备，通过校内网建立海南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实现文化传承的数字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为主的现代教育设备被广泛应用，青少年对网络也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为此，学校除了要加强音乐师资队伍建设、重视课程教学改革，还要加大对学校音乐学科的软件、硬件设施投入，为音乐课程实施投入充足的教学资源，除了要订购相关图书资料、音像等音乐资源，还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海南传统文化资源，将民歌、民舞、文化历史上传到校内网上，让学生和教师在使用校内网时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通过互联网的推广，将海南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传播。海南建省之后，相关的音乐舞蹈、诗歌、故事集成、民歌集成相继出版，然而目前为止现存的资料仅限于纸质版而且数量非常有限，给当下的研究人员和民族音乐爱好者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如若我们能够建成传统文化数据库，采用影像记录或者网络保存等方式，不仅可以将舞蹈、音乐本体，连音乐、舞蹈背后的文化历史也一并录入数据库，既可以为以后的发展研究提供依据，还能将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文化，还能为海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利用海南节日文化传承传统音乐资源。
海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他们的民族传统大多通过节庆文化展现出来，民间节庆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探究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传承音乐文化的重要领域。音乐教师可以在校举行节庆活动，适当引入“黎苗族三月三”“、国际椰子节”“、嬉水节”等进入课堂教学活动，并向学生讲述节日的庆典方式、文化历史来源，让学生在参与节日庆典同时，还能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更多学生对海南民族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有更全面的认识，让不同民族学生了解彼此的差异，相互尊重彼此风俗习惯，对多民族共同和谐发展和传承地区文化也更有意义。
三、结语
关键词：传统音乐；保护；传承人
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音乐、舞蹈、曲艺、民间文学、戏剧、杂技与竞技、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10大类共501项。其中，中国传统音乐中如蒙古族长调、呼麦、川江号子、维吾尔木卡姆、福建南音、西安古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河北省屈家营古音乐等均在其列。
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我国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丰厚的音乐文化，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科学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沉积着各民族群众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表达方式，体现为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它们成为人类推动音乐文化创新并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有专家说，从根源上来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反映了我国广大地区民众集体生活、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音乐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河北省屈家营古音乐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音乐会之一，现存曲目数量很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可以讲是不可多得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宝库。在现存的大量音乐作品中最典型、也是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代表作品有：13首套曲，其中以《纣君堂》、《玉芙蓉》等最为有名；7首大板曲，其中《讨军令》、《金字经》等经常演奏；另外，还保存有一套打击乐曲和20余首小型乐曲，如《贺三宝》、《五圣佛》等等。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古音乐研究专家考证，屈家营音乐会从音乐本质特征上讲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它应该是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三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为一体的庄重典雅的吹奏打击乐，这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资料，的的确确能称得上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据考证，音乐会中的套曲《普庵咒》的音乐语言，是从南宋普庵师的咒语衍变而来的，屈家营音乐会演奏的这首套曲比1592年见世的同名琴曲要早出约两个世纪左右，这也是屈家营音乐会的乐手们经常引以为豪的地方。
对比固安屈家营古音乐的保护措施与现状，结合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现状，深感在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传承人问题。
从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传统音乐的抢救与保护的实践来看，传承人问题是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到安徽录了14个小时的徽戏，可谓剧种齐全内容丰富。然而，到了2000年时，安徽成立徽戏研究中心，当时的很多剧种与代表性作品都已找不到了、失传了，他们反过来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找资料。有资料显示，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时还有戏曲、戏剧品种368个种类，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已经减少到317个，更令人吃惊的是，至2005年只剩下267个了。即便如此，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剧种只能业余演出，另外有60个剧种没有完整的音像资料保存。就河北固安屈家营古音乐而言，虽然目前既有一整套的保护方案与措施，同时又有具体的实践行动，但关键问题是传承人之忧，由于古乐拘于师傅口传心授，随着历史的推移，老乐师的逐渐谢世，现在能教授学生的只有冯乐池、林云瑞两位老人健在，均已80多岁高龄，除此之外，村里其他乐师无一人会吹奏大套曲。河北省廊坊市的其它音乐会如霸州市的高桥音乐会、胜芳音乐会、张庄音乐会、安次区东张务音乐会和广阳区东尖塔音乐会等情况也基本与此类似，乐师们的平均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只有极个别传承人掌握全部曲谱。上述各古乐均已面临失传的危险。由此可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亟待解决。
已有近600年历史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据记载，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于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民间，是我国目前现存最古老的音乐之一。据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的专家们讲，它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音乐风格典雅、庄重、古朴、深邃，演奏技法灵活多变，曲体结构庞大而规范，曲目繁多、蕴藏丰富。毫不夸张地讲，智化寺京音乐忠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宫廷音乐的基本风貌，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与变迁提供了典型而生动的实例。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智化寺京音乐的发展充满了荆棘坎坷、举步维艰，辉煌时期曾有两百多首曲子的智化寺京音乐，到如今还只剩下四五十首乐曲，真正的传承者也只剩下近90岁的张本兴一人。
被中国音乐界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在上世纪80年代前也曾一度失传，直到90年代初内蒙古方面从事这领域研究的专家们派人去蒙古国学习才续上这门艺术。但现在的处境也很窘迫，不容乐观。据说，目前，中国能真正演唱呼麦的大约只有几十人，其中还包括处在初学阶段的学生。前些年西部民歌大赛中，呼麦“一鸣惊人”，加之近几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奖赛中，呼麦进入了原生态板块，于是，在内蒙古一度掀起“呼麦热”，这才令我们看到了抢救和保护呼麦这种歌唱艺术，使它免遭灭绝之灾的一线生机。
研究民间音乐的人士对川江号子应该都不陌生，它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在四川乃至中国的劳动号子中都是最具特色的。川江号子是川江上的船工们为统一划船的动作和节奏，由船上的号工领唱，其他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它高亢、嘹亮、豪迈而有气势，千百年来，在峡江之中绵延不绝，久久回荡。
川江号子是中华民族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音乐文化瑰宝，是川江上的船工们千百年来与险滩恶浪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动人的生命之歌，它具有传承历史悠久（已有数千年），品类、曲目丰富，曲调高亢、激昂、一领众和等特征，为后来的专业作曲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音乐素材。它的存在与传承从本质上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川江流域的各民族劳动人民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抗争精神和粗犷豪迈中充满乐观主义的性格特征。同时，在音乐形式和内容上，它的发展也比较完善，具有很高的音乐文化历史价值。
然而现在的境况已完全今非昔比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川江上跑的早已都是清一色的机动船，再也用不着人力拉纤了，自然也就没人再唱“川江号子”了。据专业研究人员们沿江调查，目前会唱“川江号子”的人已寥寥无几，且均已达高龄。有“峡江号子王”之称的胡振浩现已年近九旬，能领唱20多种曲牌唱腔和200首川江号子的陈邦贵也已逾90岁的耄耋之年，连最小的川江号子手陶鹏也已接近80高龄了。
同样的情形还有长安古乐，它也是以打击乐与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个大型乐种。长安古乐这一乐种自唐朝流传至今已超过1300多年的历史，就是唐代宫廷里盛行的“唐大曲”，被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界称为“音乐活化石”之一。西安人又称它为“西安古乐”、“西安鼓乐”或“长安鼓乐”。一千三百多年来，无论世事沧桑如何变迁，长安古乐一直在陕西周至县和西安附近的几个村庄内传承，虽经历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但经过历代乐手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经过中国传统音乐专家们多年的研究考证，现存的长安古乐的乐谱和我国唐、宋时代的歌曲记谱基本相同，其中不少乐曲与唐代教坊曲名称相同、调式调性相同、宫音相同、律制相同、风格相同，是现存的、地地道道的唐宋乐曲。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有文字记载、有乐谱相传的长安古乐曲目约有1000余首。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由于古乐师们相继去世，能识得古乐谱的老乐手仅剩3人，形势岌岌可危。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十分脆弱的，往往是人在艺在，人死艺亡。一个老艺术家的去世，可能就带走了包括代表作品在内许多重要的音乐文化遗产，更不要说其绝世的艺术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讲：传承人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根本不会存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以人的行为作为存在、表现和传承基础的，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人而言，缺少了人的行为，更准确地说，缺少了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人的行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和传承基础。人的行为，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人的行为，容易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扰动而改变其指向性。因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有时显得非常脆弱，一旦断裂，很难续接。
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人是最关键的一环，应该成为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既要保护好老的传承人，也要以老带新，带出一批新的接班人。对传承人的保护不能只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中一列其名便觉得万事大吉了，更应该在社会地位、经济保障、工作环境、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给予传承人以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目前，我们也非常有必要调查清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要传承人的基本情况，要写出这些传承人的传记，并为他们建立准确的数据库，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为保护提供政策、财力、科教、学术研究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
高师声乐教学改革应合理安排传统音乐文化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教学比重。作为一种新的音乐教学课程，传统音乐教育不仅能教会学生一定的传统音乐技能和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当今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的教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音乐型人才，其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教学是声乐技能，随着我国近几年来对艺术文化的不断重视，传统音乐文化也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师声乐教学的教学模式改革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上，高师声乐教材选编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选择，除了选入传统的艺术戏曲外，还应该包括一些传统原生态的音乐艺术作品以及民间乡土气息的音乐作品，通过多方面的收集音乐艺术作品，进行合理的改编并进行传统音乐文化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多元性，提升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素养，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真谛。除了要求高师声乐教材选编多样化之外，还应该重视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民族音乐文化是一个国家音乐文化教育的灵魂，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音乐文化资源占有着一定的比例。所以在音乐教学上，教师应全面地展现我国各民族不同时期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加强学生对于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学习和运用，实现高师声乐教学不仅要传授声乐技能，还要重在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培养学生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作为传播高师声乐教学的教学实践者，教师要更加注重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通过开展多层次的专家交流培训外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加强教师的音乐文化素养以及道德品质，更好地满足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调整音乐教学形式
目前我国很多高师院校的声乐教学课主要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只是简单的进行学习和演唱民族声乐作品，忽视了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背景，没有真正地理解传统音乐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今后的声乐教学改革中，高师院校应根据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教学的特点，进行制定合理的声乐教学方式。高师院校可以在原有的授课模式上加入集体课堂和社会实践课堂等教学模式，通过集体课堂让学生在掌握声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在课堂上还可以组织学生之间进行传统音乐文化交流，讨论传统民族声乐历史及赏析传统声乐作品等内容，力争培养学生声乐技能的综合运用，提升传统音乐文化素养。社会实践课可以让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来了解我国社会背景下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需求。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更真实地接触到最原生态的传统音乐作品艺，拓展了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激发了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让学生真正地意识到学习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三、师资知识结构的改善
声乐教学是主要是运用声乐技术方法让声音去演唱实践的教学模式，声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教师不仅要传授声乐技能，还要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来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所以教师教学文化素养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教师作为现代声乐教学的领跑者，首先要加强传统音乐文化学习，不断调整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理念，完善民族音乐文化知识结构，合理地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高师声乐教学中，保证学生更好地学习传统音乐文化，加强对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积极自主性，丰富自身的音乐文化素养。
四、结语
本文着重论述音乐产业各行业分析及促进民族音乐繁荣的可行性：
一、音像制品行业
1.行业描述与现状
音像制品行业是以磁带、唱片、CD、VCD\DVD等有形实体为载体制作音乐产品，经过音乐创作、录音、加工、设计、包装、批发、运输，以物流的方式到达连锁店、零售店等销售终端，最终销售给消费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音乐演出市场的日益红火、数字音乐狂潮的来势汹汹，使得传统唱片业受到了巨大冲击。据国际唱片工业协会（IFPI）数据指出，网上传播盗版音像制品每年给音像行业带来至少50亿美元的损失。尽管唱片业不断改进经营方式，力图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但效果甚微。
2.行业特点
音乐产品分类全而细，能较大范围兼顾消费需求。如根据消费人群各个欣赏喜好的欧美流行音乐、日韩流行音乐、港台流行音乐、大陆流行音乐、欧洲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古琴、二胡、古筝等）；根据生活需求（特定目的）的车载音乐、养生音乐、胎教音乐、幼儿教育音乐；这些人群在购买音像制品时，都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如作为兴趣爱好收藏、或者特定需要。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对某音乐类型、音乐风格、某一明星或者某一首曲子的喜爱程度来购买，这种消费具有购买的特定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但是，音像业产品制作层层环节、烦琐工艺，使得产业链出现制造成本高、运作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等诸多弊端。
3.音像制品行业与传统民族音乐联系的思考
笔者认为，发行商在音像制品发行内容上多偏向城市消费人群及青年，针对镇乡消费人群的音像制品发行力度不够。在广大的镇乡村，劳动人民更需要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娱乐的音乐音像制品。偌大的音乐产业销售市场，音像公司不能只把眼光盯向城市消费群体、年轻人消费群体。应当积极努力拓宽镇、乡、村市场，挖掘土生土长在民族民间的音乐，制造农村消费群体喜爱的音乐产品。同时，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更可通过与音像制造业的结合实现商业化生产，发挥其有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音乐商业演出
1.国内市场演出
(1)行业描述与现状。国内市场的演出，主要有流行音乐演唱会、各交响乐团、民乐团的演出。据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音乐厅的结算演出费由1993年的12万元增至2000年超过1000万元。2007年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的开幕国际演出季从开始到4月6日，总计演出120场，音乐类的比例独占鳌头。
（2）行业特点。音乐产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行业运作模式不同与音像业。消费群往往具有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具派生音乐产品商品价值的延续性和可再生性。如炎黄风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推出《炎黄风情》交响组曲时，逐步开发《炎黄风情》系列动漫产品、新媒体绘画、雕塑、服饰、工艺品等产品；流行音乐的粉丝们也会因为钟爱某歌手或明星而购买其代言的非音乐类商品。
（3）国内演出行业与传统民族音乐联系的思考。从商业演出内容上看，每个剧场的演出内容不可能只有欧洲音乐，否则音乐产业必由单一演绎走向歧路。从观众消费角度来看，音乐文化是各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因文化审美观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只有多领略各民族音乐，才能体会音乐世界之美。如2006年国家大剧院上映的开幕演出季中，国内剧占的比例为67％。因此，笔者认为，在现场演出和剧场演出中，民族音乐同样可以找到发展之路。民族音乐的宣传推广，应当做文化产业而不是娱乐产业，突显其文化价值，利用消费者的文化价值欣赏与认同派生其商业价值，同样可以制造追“民族风格热”，派生“民族文化”内涵的非音乐商品。
2.国际市场演出
(1)行业描述与现状。国际市场的演出是由承办和经营演出业务的专业公司组织的面对国际音乐市场的演出。如中国对外交流演出公司、中演文化娱乐公司，负责接待来华演出的外国艺术团、组和艺术家，并提供各项管理与服务。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和经办中国表演艺术团、组和艺术家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既承办官方文化交流项目，又经营商业性演出活动，通过交流为国内外演出经营者及艺术团体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
（2）行业特点。音乐产品多具有民族性和代表性。行业定位准确，在针对国际市场挖掘利润空间的同时，旨在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内容题材选择不如音像业、数字音乐市场广泛，节目质量筛选精于国内演出市场。
（3）国际市场演出与传统民族音乐联系的思考。国际市场演出是民族音乐做大做精的巨大推动力。在海外市场，开发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音乐和文化，才是在国际音乐市场演出实践中一张制胜的王牌。正如2008年“北京音乐与艺术市场现状及发展态势高层论坛”中，某一国际演出公司老总谈到其公司成功经验时指出，在国际演出市场，他们公司主推原生态民族民间剧目和中国古典文化剧目。认为只有把民族点与国际接轨，吸纳我国各民族音乐文化，才能使我国的音乐产业在世界性的独特语义系统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当然，做好“民族化”品牌的同时，也要注重商业化运作，找到国外观众认同的文化的切入点。
三、数字音乐市场
1.行业描述与现状
数字音乐市场不同于传统音乐产业行业。它是以数字信号方式传输、以网络为载体，有电信运营商、数字音乐服务商、技术开发商加入的新兴并快速崛起的行业。如手机铃声、彩铃、MP3、无线音乐等。据易观国际的《中国唱片业年度综合报告2006》，2006年我国音乐产业市场规模达到138.2亿，无线音乐118.9亿，互联网音乐1.17亿。数字音乐市场的产值已远远超过传统音乐产业。它的出现，对于其他传统音乐产业行业，是个巨大的颠覆和挑战。
2.行业特点
音乐产品极其丰富、复制性强；消费者选择自主、消费价格低廉；消费市场多元化（用户选择音乐种类的多元、音乐资源分享的多元）；发行成本低廉、销售方式高效快捷、商业反馈机制快。
3.数字音乐市场与传统民族音乐联系的思考
消费者对浩如烟海的数字音乐市场中产品的选择，除了个人喜好，也会按“新、奇、特”标准，筛选个性另类的音乐商品。而生产商和销售商为了吸引更多类型的消费者，尽力充实自己的音乐产品库，由此，以民族音乐为内容的音乐商品，在流行音乐占据半壁江山的音乐数字市场中拥有一定份额。但是，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百度音乐、雅虎音乐等数十个音乐网站上搜索“民族音乐”时，给出链接的民族音乐都是由琵琶、古筝、竹笛、二胡等乐器演奏的器乐曲，各民族民歌作品甚少。即使有，也是耳熟能详的民歌，这说明开发商对民歌种类的挖掘力度不够。民族音乐的挖掘与整理、继承与发扬，保护其类型多样化，应该引起业内业外的重视。利用民族音乐多元化这样的丰富资源，开发以“各个民族音乐”为内容的音乐产品，足以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双赢。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审美取向和虚韵
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音乐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劳动中，在婚丧嫁娶、结业典礼、宗教活动以及各种庆祝、纪念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召唤我们去爱、去崇敬、去哀悼，它激发集体的情绪——它令人兴奋，使人平静，叫人斗志昂扬，让人潸然泪下，音乐使这些场合中的情绪上升为伟大的生命韵律。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从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生活环境里，找到了与之适应的音乐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例如非洲的“鼓文化”,印度尼西亚的“编锣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在长期发展中也因独特的审美取向，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
一、以“和”为音乐美的最高原则
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于“和”的追求与表现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视“和为五音之本”。我国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对音乐的界定是：“乐者，天地之和也”。许多先秦学者都认识到“和”的作用，如史伯“和生实物”的观点，晏婴“相成”“相济”的观点。《国语》中说“应声相保曰和”，《吕氏春秋》说“声比则应”，《文心雕龙》说“异音相从谓之和”，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和”的认识。
儒家学派产生以后，把乐作为一种教化工具，注重发挥“乐以治世”的社会功能，对“和”的推崇达到了新的高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观念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哀而不伤”，感情适度，在音乐内容和音乐形式上“尽善尽美”，起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作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传统音乐“和”的取向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也包含人与人的“和”，当然也有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追求人与自然“和”，导致传统音乐中经常出现山水、月、渔樵等主题，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水龙吟》《秋江夜泊》《春江花月夜》《月儿高》《关山月》《二泉映月》《渔歌》《樵歌》《渔舟唱晚》等众多曲目。这些作品，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展示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使天、地、人达到了统一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赋予音乐更多的教化色彩，欧阳修说：“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吕氏春秋·适音》：“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明史.乐志》记载，明太祖开国伊始，即令乐官弃“谀词艳曲”，取“铿锵雅键”之乐，制作了《中和》《太和》《肃和》《永和》等曲，宣扬“长想创业艰难”“仕武同心，君臣协力，主圣臣良”“躬勤节约，物阜民康，黎庶欢悦，普天同唱”等思想，以达到“广教化，美风俗”的效果（《乐记》）。追求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使中国传统音乐在音程配合、节拍、曲式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音程配合上，提出“角羽俱起，宫徵相征，参发并起，上下累应”（嵇康《琴赋》），“宫羽相合，角徵参发”（杨维桢《赠天台蔡仲王琴赋》）等。如琴曲《梅花三弄》用清澈的泛音、舒缓的旋律，营造出风荡梅花的意境，用按音、散音，抒情的旋律，通过切分、大跳等手法，表现梅花的孤傲姿态，两个主题，对比强烈，却十分和谐。节拍上，采用倍分体系，没有西乐的三倍分体系，常常运用散节拍，如“散－慢－中－快－散”，使乐曲留有必要的空白，引人遐想，创造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曲式结构上，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多种变奏体系及曲式，统一中求变化；西乐则是以奏鸣曲为代表，变化中求统一。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不同于西乐的精确计算，犹如国画，没有刻板的几何构图，重在写意，追求神似，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对“和”的重视，使中西传统音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西乐重强度，中乐重深度。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和整个身体。例如，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带给你身心的陶醉，恰如清代叶燮在论诗时所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
二、以“虚”为音乐美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含蓄美，视虚实结合、阴阳相辅、意象共存为最高艺术境界，这种观念是道家思想的产物。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淡兮其无味”，他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种见解发展了《乐记》的“音由心生”的观点，注重用心灵体会自然、人生、社会，强调心的作用，是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乐教化功能的校正。这种重视内心感悟的审美取向不仅影响了传统音乐美学，也符合当今“欣赏即是再创作”的认识，给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空间，至今仍有巨大的美学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一样，都要表现一个思想，这是一致的，但它们思想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思想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所以，西方音乐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对象，这个对象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对象本身，而是在表现对象的旋律进行中所创造的特殊韵味和营造的疏阔、空灵的意境，使人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中国台湾学者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指出：“以愈少之物界形式，表现愈多之精神境界，而堪为人文精神藏休息游之所，其价值宜为最高。”这种含蓄美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神秘之处吧。
实践上，中国传统音乐常运用旋律，把主题表现得抽象、虚幻，不同于西乐借助和声、复调、配器，把主题表现得具体、逼真。可以说，西方音乐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方传统音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情感，其结构重逻辑、冲突，音乐时值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中国传统音乐的深邃则是指音乐思维中所表现出的体验和领悟，是就音乐的意境而言，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幽婉、深邃、含蓄、淡泊，其时值建立在心理感受之上。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的；中乐的“深邃”则是动态的、游移的，无意精确鲜明，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深刻性来自乐曲中与命运抗争的主题，来自作者对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完美再现；而《梅花三弄》的深邃性来自作者对梅花的高洁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从容的节奏、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
三、以“韵”为音乐美的最佳情趣
“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是中国传统音乐独有的审美取向。“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陆时雍《琴学丛书》）
传统音乐的乐音，本身会有或多或少的润音（即“音腔”），润音或在音前，或在音后，或“去而复返”，使乐音的音高、音色、力度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音乐在“大音稀声”“大乐必易”的前提下，增加了表现力，此种音腔，即是“韵”。这种“韵”，在戏曲、民歌、民族器乐曲中普遍存在，并且由于艺术家个性、修养不同，由于润音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众多门派，各具特色。难怪一位美国音乐家感慨说：“世界上节奏最发达的是非洲，旋律最发达的是印度，音色最发达的是中国。”这种韵，“是乐音最深层次的润饰，是思想感情细微变化的结果，是音乐思维最细腻的表现，是（主音）曲调以外的‘神来之笔’，即所谓‘音韵萧然，得于声外’”（唐朴林《华乐魂——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要旨》）。
由此，发展出中国传统音乐在记谱、演奏上的特别之处。中国古谱只记骨干音，明代王骥德《纳书楹曲谱》说：“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演奏上，注重因时因地发挥创造，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即兴音乐演奏传统。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一样，都涉及到主客关系，涉及到自我的情感表现和对象的形象描写这两个方面。西方音乐的价值尺度以“真”为旨归，总在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和对自我心灵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摆动，少有别的追求。其音乐，要么是理智、冷静地模仿自然，给人知觉上的真实感；要么是完全的自我宣泄，给人以情感上的真实感。中国传统音乐则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表现，而是超越再现和表现之外的一种新的方法：写意。通过音色的处理和音列的起伏变化诠释生命的律动和自身的韵味，这是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深入体验、感受、捕捉和表现，是中国艺术的本体，是中国音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情趣所在。
参考文献：
[1]唐朴林.华乐魂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要旨[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2.
[2]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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