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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公司；保险业资金；保险代位权；保险合同的无效
保险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民商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它担负着组织社会基金，确保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安宁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行业性法律制度，保险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我国加入WTO后，作为其成员国必须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附件和《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世界贸易组织实体法律文件的规则。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我国的保险法与其他成员国的保险法律应当与有较强的相似性。然而，我国保险法的有些规定与WTO成员国保险法律相关规定在很多方面不一致，有些甚至存在冲突，致使政府保险监管不力，保险关系人在进行保险投保和理赔时，面临法律上的冲突和障碍，从而影响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为此，笔者对入世后我国保险法的完善，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
所谓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指保险公司以何种机构来经营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对保险业的经营和监管能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保险法律对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都有特别规定且都进行严格限制，以确保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现在除英国、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其余各国均禁止个人经营保险业务，保险经营者必须是法人或组织。一般来说，经营保险业务的法人或组织包括公司制和非公司制两类。公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等形式，非公司制包括保险合作组织及其它类型的互助团体。[1]（P297）如相互保险社等。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参加人数无限制，资金容易募集，且股东责任有限，十分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特点而成为保险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当今世界保险法律几乎大都规定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我国保险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除了几家国有保险公司外，（根据公司法的精神，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并非典型的商事公司，而属于一种国有企业。参见漆多俊《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因此笔者认为保险法作为一部不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划分公司类别的法律，对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没有必要进行硬性规定。目前，几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如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就此也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保险法上的历史。）其余均为股份有限公司。然而，我国保险法却没有明确规定相互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在WTO成员国中，相互保险公司是普遍存在的保险业特有的公司组织形式。“在各国关于公司的法律中，一般都只认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公司组织形式，但是各国的保险法却普遍承认相互保险公司是保险业经营的另一个合法组织形式。”[1]（p304）在相互保险公司中，没有真正的股东，经营方式是由投保人先行缴纳相当的资金，用以支付费用和事业资金。而且，在相互保险公司中，只有保单持有人，保单持有人投保以后，同时成为公司的成员，成员在公司的法律地位类似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因无股东分配，完全由成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留作公积金，因此保单持有人投保以后，享有作为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权利和享有作为成员对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如在日本保险业法中规定的相互保险公司中，投保人作为法人的成员，以从事相关保险为目的，成员向公司交纳保险费，公司对此进行保险给付的形式从事保险业务，出现盈余时，对成员进行分配。[2]（p156）据统计，在日本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公司共23家，其中采用相互保险公司的达16家，而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仅有7家。[3]（p233）在美国，许多最大型的保险公司都是相互保险公司，其承保了约三分之一的财产险业务和责任保险业务以及一半左右的寿险业务。[4]（p157）而我国现在没有一家相互保险公司，因此，根据现代保险业的发展趋势以及WTO成员国关于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的立法实践，保险法应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可以采用相互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
二、关于保险的分类
保险应当如何分类也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经营和监管。由于现代保险业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因此难以通过固定的标准对保险予以严格的划分。（因为有许多保险的命名，是由历史演变而来的，如汽车保险、盗窃保险等。参见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这些由历史演变而来的保险，产生的条件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确困难。）但总体上以保险标的的性质和保险金赔付的性质为依据对保险的立法分类影响最深。[5]（p105）以保险标的性质为依据，可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二类。以保险金额赔付性质分类可将保险分为定额保险（fixed-suminsurance）和补偿保险（indemnityinsurance）。但根据保险业的世贸规则及国际惯例，保险的分类是以两者兼顾作为其标准的。即保险的分类一是要遵循本国保险业习惯、突出别国保险特点，二是要注重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现行标准相互衔接，以便在保险经营管理、会计核算、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借鉴，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二点。因此，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保险的分类，我国保险法应当将保险的分为寿险和非寿险两类。寿险也就是人寿保险，指保险期间较长，以被保险人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故的保险业务。它包括死亡保险、定期生存保险、两全保险以及年金保险等。非寿险指寿险以外的一切保险业务，包括财产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这种分类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寿险的保险期间较长（一般为3年或5年以上），保险费和责任准备金的计算规则是以人的生命表、预定利息表、预定费率表等因素为标准的，而非寿险由于其保险期间一般较短（有的只有几个月），保险费率的计算规则是以保险标的损失率等因素为标准来计算的，责任准备金是按保险费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因而采用这种分类，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经营和政府的专业化管理。其二，在国外，保险分业经营是针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而言，即“产寿险”分业经营，而非“产人身险”分业经营，寿险以外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如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是允许产险公司经营的。（在国外，如英国把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称为“第三领域”（交叉的）的保险业务，人寿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都可以经营。其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都有类似的规定。参见编委会：《各国保险法规制度译编》中的相关国家的规定，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9月版）而我国保险法第91条则将保险经营界定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因此，一些本来应当可以由财产险公司经营的业务，因其属于人身险业务，而不能经营，无论是从保险理论，还是保险实践，都是不符合国际保险惯例的。如果保险法把保险业务划分为寿险和非寿险，则可以避免这种矛盾。（《保险法》（修正案）拟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应当说，这种规定符合保险的理念和精神以及国际惯例，但却遭到多方人士的反对，笔者不思其解。）
三、关于保险业资金运用及监管
保险业为金融业，与一般的生产型企业不同，它的资金可分为自由资金和他人资金。保险公司通过运用保险资金获取收益，使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从而增强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以期有更高的偿付能力。世界各国都制定法律法规管制保险业的投资，包括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的宽严度等。归结起来，有美国等的严格限制主义和英国等的自由公示主义两种。如在美国各州法就保险公司对于公司债券、不动产、放款等各项投资业务均有一定规定，不得稍有逾越，仅在规定范围内自由运用资金。在英国，对于保险业的资金的运用并未有积极的规定，保险业在一定的管制下的自行决定其投资项目范围。保险公司除依法将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计算书送请工部外，政府对与保险业的经营及资金运用不加任何限制和监督，一无资金运用的详细规定或准则，完全准许保险业以“自律”（self-control）方式，自主经营其业务和运用资金。[6]（p150—153）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保险业资金运用提出了诸多见解，但一般认为采纳英国的自由公示主义模式，但对于这种自由应达到何种程度没有细究。
我国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营方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显然这条规定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过严。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在修正保险法时应全面放开保险公司资金投资渠道，其“开放程度”至少不应低于8年前的《保险法（草案）》（《保险法（草案）》第106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除存款外，以下列形式为限：（一）购买有价证券；（二）不动产投资；（三）委托信托公司投资；（四）以保险单作抵押的放款；（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而且应当把“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的禁止性规定删去。[7]（p81）笔者亦认同这种主张，但同时对这种全面放开却深表担忧。对于激进、冒险的“投机”行为，如果没有配套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很难使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原则。“投资”和“投机”不同，前者系借资金稳妥利用获取利润，后者以极大风险牟取暴利。如对资金的运用无适当的规定及监督，业者必已受利益之引诱，从事投机而导致资产亏损。[6]（p155）因此，笔者认为，放开保险投资需要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其一，设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即通过专项募集保险公司可运用的保险基金而设立的投资基金公司来管理保险基金。法律在这里的最佳选择是在设计上，应参照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思想，建立一种保险基金持有人（保险公司）、保险基金管理人和保险托管人三者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专家理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治理结构。[8]（p5）在这种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下，使保险资金的运用做到既安全又可靠且能盈利。当然，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管理，而且应当根据国家立法同保险公司签订详尽的投资管理协议，包括保险公司的投资目标、资产分配和风险控制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决策和操作的权利、信息披露、收费以及托管机构等条款。（关于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模式，请参见《保险公司投资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比较》，载《中国保险报》2001年11月8日。）这里需要保险法设专章专节予以规定，使保险法对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和方式在宏观上一步到位，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接轨。
其二，建立资产负债管理评价体系。历史和经验表明，资产负债管理是保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和发展的基础。保险公司投资的首要目标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根据产品和负债的期限，在投资市场上匹配相应的资产并进行分配。根据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保险投资的经验，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资产负债管理评价体系。其目标就是要通过秩序性的协调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调整资产与负债的战略，在风险可行性和界限下达到投资的收益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控制并稳定公司与投资相关的市场份额；提高偿付能力；通过投资回报支持产品的定价等。而且应明确规定资产负债管理评价体系的具体任务，从不同层次（产品、公司、集团）对负债特性进行分析，预测现金流；制定资产负债管路和投资的政策和指导原则；根据投资的限制政策和负债期限实行资产分配。（关于资产负债管理，请参见《保险公司投资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比较》，载《中国保险报》2001年12月13日。）这里需要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以同保险法相适应。
四、关于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
同WTO成员国的保险合同的无效制度相比，我国保险合同的无效制度不很完善。（保险合同是合同中的一种，我国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和《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二种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应当是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在此不予讨论。）特别是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同WTO成员国的保险法相差很远。WTO成员国的保险立法关于保险合同的无效的原因主要表现在：1.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保险利益构成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对于保险合同的效力具有基础性评价意义。[5]（P140）各国法律都把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如英国的《人寿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在保险应当开始时，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不存在保险利益，则该损害保险契约无效。”其要求在保险合同开始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却要求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该法第995条规定：“损害保险合同，如订立时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无保险利益，则无效。”从以上规定来看，保险利益构成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缺少这个要件，保险合同无效。一般来说，这个要件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不能投保；其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须与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内维持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契约失效；其三，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则上应有保险利益，否则不能提出索赔。[9]（P63）然而，我国保险法对此规定不很完善，根据保险法第11条第一款“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来看，显然，它只是明确规定投保人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没有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效力期间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依保险法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由于被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享有权益，因此，在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如果发生损害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又获得保险给付，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而且，否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也与填补损害的保险理念相背离。因此，有学者认为，出险时，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是判断保险合同的效力的最关键的问题。[10]（P145）由是观之，我国保险法应当规定，在保险效力期间，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赔偿不存在保险利益，则该保险合同无效。
2.危险不存在的保险合同。危险是保险的第一要素。“无危险即无保险”。保险的功能在于保险人通过承保风险，填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损害，如果危险不存在，保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对于保险危险已发生或已经消灭的情况，或者危险依一般人的理解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本没有遭受损失的可能，保险合同无效。对此，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均有明确规定。归纳起来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意大利和我国澳门地区等为典型，规定保险合同只要不存在危险，保险合同就无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895条规定：“如果风险从未存在过或者契约缔结前危险已不再存在，则契约无效。”《澳门商法典》第976条第一款规定：“如订立合同时危险已不再存在或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保险合同无效。”另一种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为典型，赋予当事人以“不知情权”，也就是说，客观上危险已经发生或危险已经不存在，但双方当事人主观上都不知道危险不存在或已经发生，则保险合同仍为有效。如《日本商法典》第642条规定：“在订立保险契约的当时，当事人一方或被保险人已经知道危险（事故）不会发生或已经发生时，该保险契约无效。”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1条就明确规定：“保险契约订立时，保险的危险已经发生或已消灭者，其契约无效；但为双方当事人所不知者，不在此限。”从上述两种立法例来看，第二种立法例显然有其优点，给予当事人以不知情权，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我国大陆地区保险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在修改保险法时应当借鉴第二种立法例加以完善，明定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当事人一方或被保险人已经知道危险不会发生或已经发生时，该保险契约无效。
3.恶意复保险的保险合同。复保险又叫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从复保险的概念可以看出，在复保险里，一方为“同一投保人，”另一方为“数个保险人”，同一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之间，并存着数个保险合同，在危险发生时，分别向数个保险人请求理赔，因此，极为发生道德风险，极有可能产生超额理赔现象。世界各国保险法因此对复保险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都要求投保人应将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投保人如果故意不为通知义务，则构成恶意复保险，且各保险合同无效。（但有学者认为，重复保险的成立，应以投保人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的数个保险合同同时存在为必要。如果投保人先后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先成立的保险合同不是重复保险，因其合同成立时，尚未成重复保险的状态。投保人事后与其他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故意不将先行订立的保险合同的事实通知后一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后一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不是说成立在先的保险合同也属无效。这一结论已经受到多数立法者、法院判决及学说的反对。参见《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9条；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5年2月版，第171页；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50页。）台湾保险法第36条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在复保险情形时，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的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不为前条之通知或意图正当得利而为复保险者，其契约无效。”
我国保险法未区分复保险的恶意和善意，只是规定，如果出现投保人恶意复保险时，没有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而违约，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拒绝赔偿。显然，这种规定是很模糊不清，不甚科学。便于法律的适用，无法同国际上保险立法接轨。我们应当根据投保人签订复保险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来确定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凡是投保人出于恶意，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应归功于无效。
4.恶意超额保险的保险合同
所谓超额保险，就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值的保险。当事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总是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保险金额大于保险标的的价值，其超过部分是否有效，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以德国、法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国家规定，如出于投保人为不法得利之目的，其契约全部无效；否则，超过部分为当然无效。如《德国保险法》第51第第3项规定，若投保人从超额保险中获取不法的金钱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以日本和我国大陆为代表的国家规定，无论投保人出于善意或恶意，保险契约的超过部分无效。如《日本商法》第631条规定，保险金额超过保险合同标的价值时，就其超过部分，保险合同无效。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规定，如超额保险出于善意所致的，则其超过部分无效。如《台湾保险法》规定：“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价值而有诈欺的情况，除定值保险外，超过价值的部分也应属于无效。”从上面各国立法来看，各有其可采之处，但相较起来，台湾地区保险法甚为完备。超额保险应依当事人对于超额保险的产生是否具有恶意而论其结果。对于善意的超额保险，为防止被保险人正当得利的可能，超过的部分应属于无效。而恶意的超额保险，由于是当事人的诈欺行为所致，因此，我们应当适用民法的“解除合同”立法，赋予保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解除合同权。
五、关于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
保险代位权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渊源于民法理论中的“代位权”，是代位权在保险领域中的应用。保险代位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的权利。[11]（p215）保险代位权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的权利，是以衡平原则，即保险代位权是以避免被保险人超额赔偿不是要剥夺它的财产，而是为了避免他不当得利，不当是因为这个利益是以承保人受损失为基础。[12]（p824）在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5]（p311）其原因在于人身保险的标的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和身体机能，因而不存在由于第三者的赔偿而使被保险人或收益人获得额外利益的问题。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3]（p312）在这种理论支撑下，我国保险法把代位追偿权放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并且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明文规定人身保险不适用代位追偿权，于是代位追偿权成了财产保险合同所特有的制度，完全排斥其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然而，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国际上新的险种的诞生，这种完全排斥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的立法已经受到挑战，正如英国著名保险法学者克拉克先生指出：“传统的分类还会继续起作用：生命险和事故险一般不视作补偿险。医疗费用保险和失能保险却被认为补偿保险。……如果合同有规定将诉权转让给承保人，那可以说，事故险在这个意义上是允许代位的。”[12]（p826）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立法来看，代位追偿权并非完全排斥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之外，其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有两种立法模式，即法定代位权和约定代位权。如《澳门商法典》人身保险的一般规定第1030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做出给付后不得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生之对第三人之权利。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在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中保险人所承担之医疗及住院开支。”《意大利民法典》的损害保险第1916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人的代位权规定：“……本条规定亦适用于工伤事故和偶发灾害的保险。”这里，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保险和工伤事故、偶发灾害的保险是法定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权的。此外，在当今德国的保险理论和实务中一般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补偿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保险或者健康保险具有是有适用价值。[13]（p245）对于约定代位权，如《韩国商法》人身保险的通则第729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形下，若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在美国部分州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没有保险代位权的适用，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因此健康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有代位权的，可以适用约定（conventional）代位权，这种做法为美国多数法院认同。[11]（p243—244）因此，对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等这些“第三领域”的保险“难为其缺乏损失补偿的功能，不使其适用保险代位权亦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14]（p337）因此，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应当解除，赋予上述保险合同当事人以约定保险代位权是入世后我国保险法修正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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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在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关键词：告知主体、告知内容、义务免除、构成要件、解除权、除斥期间
告知义务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履行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该条款内容存在缺陷和不足，应加以修改和完善。本文试就该问题展开探讨。
一、关于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
告知义务人的主体原则上为投保人，因为他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的相对人，所以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对这一点无任何疑义。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各国立法例规定的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1、意大利2、越南3、俄罗斯4等；有的国家区分不同情况，如《日本商法典》区分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其第644条规定，损失保险的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其第678条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如实告知义务；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5瑞士也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负告知义务。6
美国保险立法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定。但是，在美国各州的保险实务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地位并未加以明确划分，通常将被保险人列为如实告知的义务人，实际包括在投保人内。7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本文认为，在保险活动中，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应课以告知义务。首先，就财产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受损人及受益人，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理所当然。同时，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往往最了解保险标的物的状况及危险发生情况，便于告知义务的履行。其次，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更为透彻，比投保人负担告知义务的理由更加充分。再次，考虑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之危险事项有比投保人更为透彻的了解，特别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者隐秘事项，除被保险人本人以外，投保人难以知晓。若不使被保险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对于保险人估计危险难免会有所妨碍。既然被保险人是以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利害关系人，要求其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其妥当性不应受到怀疑。所以，本文认为保险法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二、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
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亦作出如此规定。在解释上，学者们认为，“订立契约时”泛指保险人为承保意思表示之前，义务人于投保时及投保后契约成立前应负告知义务。8
我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履行时间的规定则显得较为模糊，但多数学者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应于保险合同订立时进行。9我国《澳门商法典》第973条第1款更是明确规定为投保人“最迟应于订立合同时”履行告知义务。但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订立后，特别是在保险合同复效时、续约时、合同内容变更时也应该履行如实告知义务。10本书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应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就告知义务的性质而言，告知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即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应履行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应如实告知。”依该条可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合同订立时履行告知义务，本条之所以规定“订立合同时”在于区别如实告知义务的性质和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负通知义务的不同。所谓“订立合同时”应泛指保险人做出承保意思表示之前。即“合同成立前的告知义务”。
三、关于告知义务的内容
告知的内容，主要是指重要事实的告知。11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2款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在英国，具体讲，必须告知的重要事实有：121、所投保的风险，就其性质或险别比人们通常预计的要大；2、同样，外部因素使得风险大于通常状况的；3、导致预期损失金额大于通常估算的金额；4、以往其他保单项下发生的损失和赔偿；5、以往投保时曾遇到其他保险人的婉拒或提出的不利条件；6、因被保险人免除第三方本应承担的责任而影响到保险权益转让的事实；7、是否存在其他非补偿性保险单，如寿险或人身意外险保单；8、与保险标的有关的全部事实及相应的介绍。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为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从该条可以看出，告知的内容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事实；第二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13
判断“重要事实”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的保险法律中有两种证明重要性的方法：一是风险增加法，二是影响损失法。14
1、风险增加法。这是一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个事实要构成重要的事实必须引起承保风险的增加。纽约州保险法规定：除非保险人了解到不实陈述的事实会导致其拒绝达成（保险）合同，否则不能被看作是对重要事实的不实陈述。在确定重要性时，（法庭）允许以保险人签订合同时是否会接受，抑或拒绝类似风险的习惯做法作为证据。马萨诸塞州保险法规定：除非不实陈述增加损失风险，否则不能视为对重要事实的不实陈述。使用这种方法，如果投保汽车保险，家中有一个20岁的青年人与投保人共开一辆车，而投保人告诉保险人家中没有25岁以下的人开车，由于汽车保险人按惯常做法对于年轻、单身驾车人收取较高的保费，显然，投保人所陈述的事实已经增加或严重影响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构成了被保险人的不实陈述。
2、影响损失法。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使用不如前一种广泛。这种方法通常规定：不论事实本身的重要性如何，如果这种不实陈述从本质上并未造成承保财产损害的增加或导致其灭失，就不能使保险合同失效。
本文认为判断事实重要性的标准不能依义务人或保险人的主观意思决定，须依事实的性质综合各种情况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考察。假如该事实足以影响保险人承受危险的决定时即为重要事实，而义务人主观上认为不重要，在询问时未作出告知，也产生告知义务的违反。对于有关事项的未告知或告知不实，保险人须证明其重要性。假如发生争执时应当由法院就危险的性质加以判断。但是如果保险人对此问题已以书面标明的，可以视为重要事项；反之如果保险人只概括地在书面上询问“是否有其他疾病？”或类似的文句，则不得视为该问题已经“书面标明”。投保人对之是否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仍须由其所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
四、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
各国的保险法都规定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不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告知存在两种制度15：一种是询问告知制，即只有在保险公司询问的情况下，投保人才有义务如实告知；另一种是主动告知制，即不经过询问，投保人也应当将与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及费率高低有关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公司，如果有隐瞒不告知或者告知不实，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一）《保险法》规定的询问告知制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适用的是询问告知制。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要求投保人填写保险公司印制的投保单，作为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个别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就投保单之外的有关事项进行询问，无论这种补充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投保人都应当如实告知，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国的询问告知制是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我国广大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意识相符合的。
（二）《海商法》规定的主动告知制
我国《海商法》第222条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显然，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并对之作文义解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之履行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不论保险人是否询问，除非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将有关保险的重要情况“主动”告知保险人。16至于何者构成重要事项，为事实判断问题，因保险标的和承保险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投保人无需告知的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仅以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项为限。可见，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不论保险人是否询问，均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三）对两者的比较
本文认为，在保险关系中，保险人居于有利地位，对于哪些事项事关保险危险的发生或其程度，在判断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应当由其就这些事项对投保人作出询问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其没有就这些事项作出询问，表明此等事项并不重要，或者可以推定保险人已经知道这些情况或者虽不知情但免除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自然没有必要主动进行告知。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海商法上关于如实告知的规定，应作宽松的解释，即投保人只对保险人关于重要事项的询问有如实告知义务；而对保险法第17条应作反面解释，即如果保险人没有询问投保人的事项，投保人没有必要告知保险人。
（四）对《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修改意见
建议将该款修改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
五、关于告知义务的免除
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免除，是指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随着保险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在规定了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的同时，亦尝试在某些情况下免除告知义务。如美国《加州保险法》第333条的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2条的规定。17
对于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保险人，但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投保人并不负担无限告知的义务。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应当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重要事项（即直接影响保险费率的确定和危险发生的程度的事项），以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列明或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的事项为限。例如，投保人在订立人寿保险时，有关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住所、职业、收入、健康状况、有无重大疾病、心理健康状况、家族病史等事项，应当为重要事项。保险人已经询问的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知道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没有告知义务。18
告知义务的免除制度，我国保险立法尚未确立，不过，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已倾向于由保险人自身承担因过失而放弃或不知本应知道的事实的责任。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张某诉保险公司一案的判决可以反映此种立法潮流。19
张某于1995年5月向台湾某保险公司投保终身寿险300万元，约定被保险人发生癌症时赔付50％，身故时赔付50％。投保书健康告知栏中有关于过去5年是否患有癌症以及现在是否患有良性肿瘤，恶良性不明肿瘤的询问，投保人张某均填写“无”。同年6月，张某因感冒内耳积水就诊，经检查得知已患初期鼻咽癌，张某因此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经审核，发现其住院病历中张某主诉自觉颈部有硬块约2个月（即投保前）。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在投保前已自觉肿块而未如实告知为由予以拒赔。张某不服，至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保险人不能举证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前曾有鼻咽癌就诊记录，应认为张某投保前未经证实已患鼻咽癌，因此也就不存在投保人不实告知的问题，故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投保人在投保之初，已经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体检，有专职负责体检的医生进行详细检查后，就有关部门是否有肿块或肿胀，均填写“无”，由此可以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无颈部肿块及肿胀。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主要为，病例上记载有投保人自述颈部有硬块约2个月，对此张某认为，此属主治医生误记，主治医生已予以证实，保险公司不能凭一次的记载即作出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认定，从而对保险公司以违反告知义务为由的拒赔决定不予支持。
本文认为，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免除似有补正的需要，但对此不宜简单照搬。
六、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要件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方可构成。主观要件指义务人未告知或作不实的告知，是否为故意或过失所致。其客观要件，是指告知义务人不告知有关重要事项或有关事项作不实说明。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归责性，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20日本和意大利更是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21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见，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归责性亦采过失主义，而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此种立法主张值得肯定。纵观各国立法，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构成要件，大体有两种体例22：因果关系说和非因果关系说。
第一种，因果关系说。此说主张，若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不负保险赔偿责任。若已赔偿的，保险人可请求返还。至于未如实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发生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须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证明。未能证明彼此间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可解除合同并不负理赔责任。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Kansas、Missouri、Rhode三州采此说。23
第二种，非因果关系说。此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据之解除合同，免负保险赔偿责任。此说又称危险估计说。因为其重点只在于投保人的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可能影响保险人在订约时的危险估计，至于事后是否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不在所论之列。法国及美国大多数州皆采此说。24
针对上述两说，本文认为，非因果关系说只论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表面事实，而不论事实上是否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这与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即投保人所告知的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如果采因果关系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未将所知或所应知的事项如实告知，已违反“诚信原则”，若所涉及的事项属重大而影响保险人的危险估计，保险人可解除合同，并保留收取保费的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关联，那么，保险人仍应负保险赔偿的责任。这种法理可由我国保险法第37条的规定得知。25保险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宗旨是，危险增加本应依同条第1款的规定通知保险人，否则应负特定的不利法律效果，但若后来损害的发生不影响保险人的负担，投保人的通知义务可以免除，保险人不得主张本可主张的法律后果。换言之，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解除权未行使或危险增加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及保险人的给付范围无影响，保险人仍应负给付的义务。据此，因果关系说似较合理。
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两者间如果没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可否解除契约？美国法院近来已有区分险种的做法，即在财产保险及责任保险，保险人固不必证明有因果关系即可解除契约，但在人寿保险，则须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始得解除契约。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在1992年修订时特别增加“……，但要保人证明危险之发生未基于其说明或未说明之事实时，不在此限。”26换言之，对此持否定观点，即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如果没有因果关系，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应采因果关系说。基于此观点，本文认为，应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和第4款作如下修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估计者，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亦同。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未基于其不告知或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时，不在此限。
七、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有规定合同无效者（如俄罗斯、法国），有规定合同终止者（如韩国），有规定合同撤销者（如意大利），但多数国家均规定由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我国《保险法》亦作如此规定。
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不产生保险合同无效的后果，保险人只是有条件地取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取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称之为保险人的解约权。因为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使得保险人承保风险后实际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保险人是在没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同意承保，法律若继续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对保险人不公平，反而会鼓励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应当取得相应的补救。
因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的解除权，在保险合同成立的同时即已发生，不问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已经开始。另外，此项解除权不限于保险事故发生前，才能行使，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也可以行使。保险人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发现有违反的事实，此时即有解除的必要。但为使法律关系早日确定起见，保险法应规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
台湾地区保险法对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作出了相关规定。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5条规定，由保险契约所生之权利，自得为请求之日起，经过二年不行使而消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该款之规定：（1）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危险之说明，有隐匿遗漏或不实者，自保险人知情之日起算。（2）危险发生后，利害关系人能证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3）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人之请求，系由于第三人之请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受请求之日起算。
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本文认为应作如下修改：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以上的除外。
注释：
1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
2《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1893条
3《越南民法典》）第577条
4《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
5《韩国商法典》第651条
6陈顾远：《保险法概论》，正中书局印行，第121页。
7施文森：《保险法判例之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83页。
8江朝国：《保险法论》，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97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9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羊焕发、吴兆祥：《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0周玉华：《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219-221页。
11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87页。
12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3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336页。
14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8页。
15李宝明、鞠维红：《保险索赔理赔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页。
16李政明、贾林青：《海上保险合同的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7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5页。
18RaoulColinvaux，TheLawofInsurance，5thed.，Sweet&Maxwell，1984，P95.
19邹辉：《保险纠纷案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44页。
20参见《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19条；《韩国商法》第651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20条。
21参见《日本商法典》第644、67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1893条。
22《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周玉华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243页—第244页。
23《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1条规定：“若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解除合同的，若告知义务的违反并不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或保险人应负责任的范围时，其给付义务仍不改变”。
《日本商法典》第645条第2款但书规定：“但经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并非基于其告知或不告知的事实的，不在此限”。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第2款但书规定：“但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不是基于告知或未告知的事实时，则不在此限”。
美国各州的规定，参考陈世义（台），现代保险15期，91页。
24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匿或虚伪告知时，假如其行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的危险评价，保险合同无效；虽此行为对于危险事故的发生无影响，亦同。”
工伤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但在实践中有部分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而且社会各界对工伤保险理赔程序中工伤认定这一环节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造成劳动者工伤保险权益得不到全面保护。
在笔者参与的案件中，劳动者黄某20__年5月在工作中受伤，伤害发生后历经半年直到同年11月份方才治疗终结。之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付工伤保险待遇，而用人单位却一直与劳动者协商而并未告知其前去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者于20__年7月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被劳社局以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之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也以同样理由不予受理。劳动者无奈之下只能至法院，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笔者与我所主任罗云飞律师劳动者方。在诉讼中，我们通过与法官及对方当时人、人的沟通，本案最终在二审中调解结案，劳动者获得6万余元补偿。在本案的处理与研究中，笔者认为处理工伤保险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工伤认定只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并非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必要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社会对该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认为劳动者受伤后，只有经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做出行政上的工伤认定，才属于工伤，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笔者认为，行政上的工伤认定只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谁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应分别讨论：
在用人单位办理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部分；另一部分是《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由用人单位自己支付部分。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属于行政给付，涉及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公益性，为监管工伤保险基金，防止有人恶意骗保，需要社会行政部分进行监管，因此只有经法定的行政程序认定为工伤，方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若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均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则即使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统筹为该受伤职工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但由于未经法定程序认定为工伤，使得本来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该受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途径和程序丧失，劳动者损失的工伤保险待遇是由于用人单位未履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义务而导致的，应由用人单位赔付受伤职工不能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而在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则根本没有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在单位未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则不可能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相应工伤保险，而是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该费用其本质上是由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的补偿，其数额是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而损失的工伤保险待遇。完全是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这一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争议，不涉及公共利益，国家无需介入对其进行行政管理。
因此，行政上的工伤认定只涉及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对于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和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按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二、法院在工伤争议案件中有权认定工伤
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对于法院能否认定工伤有疑问，认为有司法权僭越行政权之嫌。笔者认为，司法上法院认定工伤性质上不同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工伤认定，法院有权认定劳动者受伤属于工伤，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编写的《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职工享受工伤保险的权利，不能因为职工个人过期未申请工伤认定而自然被剥夺。职工在申请期限以后才提出申请的，不再适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而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工伤保险的诉讼请求，”这绝非一般的学理解释，而是立法机关法制部门的解释，反映了《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情与证据，依照工伤构成要件，判断劳动者是否构成工伤，属于司法上的事实判断。所谓“工伤”，只是对劳动关系中职工因工受伤这一伤害事故的一种描述，这与雇佣关系中雇员因执行职务而受伤并无本质区别。人民法院有权直接认定雇员系因执行职务而受伤，为何不能直接认定职工受伤属于“工伤”呢！
在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20__年3月3日印发的《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妥善处理未经工伤认定的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对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者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无法认定工伤的，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能够认定劳动者符合工伤构成要件的，应当判令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给予赔偿。这指导意见也充分说明，法院是能够认定劳动者符合工伤构成要件的。
因此，行政上的工伤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法院认定工伤是司法上的事实判断，二者性质不同，法院有权认定工伤。
三、工伤保险纠纷中以人身损害赔偿有不妥之处
笔者在承办此案中，搜索到的许多资料都称，此类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之诉可以以人身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样做有几点不妥之处
1、两诉构成要件不同。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地位的特殊性，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主体不具有特殊性。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工伤保险待遇法律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标的是侵权法律关系。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理由是工作中因公受伤，具有特殊性，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理由不具有特殊性。
2、两者计算方法不同，以人身损害赔偿会导致不公平。
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标准，再乘以一定月份，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关。而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以城镇标准或农村标准乘以一定年限来计算伤残赔偿金，不涉及被害人的职业因素。二者的计算方法有巨大的差异的原因是人身损害赔偿的是受害者人身所遭受的损害，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工商保险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对劳动能力损失的赔偿，因此因劳动者劳动能力而异。如果工商保险争议案件以人身损害赔偿，则由于人身损害赔偿额是定值，对高收入劳动者而言，侵害到劳动者合法权益，对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则无疑会加重用人单位的责任，两者都不能达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
3、工伤保险待遇争议案件以人身损害赔偿于法无据。
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问题，在很长时间里都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应该像美国那样，政府扶持下的商业性保险为主;有人认为应该像日本、法国那样，合作保险组织或者相互保险组织作为主要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农业保险条例》确立了以保险公司为主，互助合作组织为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的专业性、复杂性，投保人和保险标的的分散性、广泛性，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可以经营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借助其人才的专业性、保险业务的经验性和组织机构的广泛性，可以在农业保险中作为主要的经营主体。同时，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也具有组织的基层性、信息的对称性和业务的便捷性等特点和优势，与我国目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格局相适应。但是互助合作保险具有规模小、覆盖面窄的问题，商业保险的“营利性”目标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可能存在冲突，而且在目前我国尚无有效的再保险机制的情况下，高风险性和高赔付率使得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当考虑成立政策性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在性质上应当是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政府出资、直接经营，作为我国整个农业保险体系的核心机构，承担主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保证国家农业保险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在组织建制上，应由财政部、农业部、人民银行、保监会等部门共同参与组建，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务院，在各省可以设置分公司，在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的县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基层业务机构。立法建议二:在《农业保险条例》中增设一条“国家鼓励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筹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逐步形成政策性农业保险为核心，商业性农业保险为基础，互助合作保险为补充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格局。”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区域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和职责，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是农业保险有序发展的关键要素。首先，立法建议三: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4条，明确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是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而与农业保险相关的部门，如财政部门、林业部门、民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税务部门等，则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农业保险的推进工作，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共享机制。这里需要注意，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外)主要是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是推进而不是管理职责。其次，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应当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但是，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问题。《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明确财政部对农业保险标的予以保险费补贴，但对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是“鼓励”，而根据2012年1月财政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应当是中央、省、地市县三级政府。这不仅使立法内容冲突，而且实践中，一些农业生产比重较高的地区，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因此，立法建议四: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范围的，由财政部和省级政府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商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同时，应当通过颁布《实施细则》，明确保费补贴的具体对象，是补贴投保人还是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明确保费补贴的内容是基于毛保费还是基于纯保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经营费用和再保险费用是否在保费补贴的范围之内?
三、农业保险的原则问题
我国《农业法》第46条明确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农业保险条例》第3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农业保险“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虽然自愿投保符合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但作者认为，鉴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文化水平、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普遍较低的状况，若完全实行自愿原则，很可能发生农民拒不投保或不愿投保的现象。立法建议五:可以考虑将农业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为基本险种和非基本险种，基本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比重较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基本险种的强制保险可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收益，维护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和安全问题。而对于非基本险种，如养殖业和畜牧业等，可以实行自愿保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加大宣传、提高保费补贴、信贷投放与参加保险与否挂钩等，增强农民投保积极性。自愿投保与强制投保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到了我国财政和保险机构的可承受能力，也考虑到了农业保险风险保障的范围和有效性。
四、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问题
《农业保险条例》在“农业保险合同”一章，对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了区分:1．考虑到农户分散性、单个农户投保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农业保险条例》第10条对投保人的参保形式进行了灵活规定，除了可以自行投保，还可以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对集体参保的，对其参保程序和理赔环节进行了规范，强化信息公开的要求。2．农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的特征，因此，《农业保险条例》第11条至第15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更强调农业保险机构的义务和投保人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变化而增加、减少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第12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的及时勘察、及时定损义务，为了简化理赔程序，允许保险机构和投保人约定定损方式，包括抽样定损和其他方式;第13条明确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机构不得主张对受损的保险标的剩余价值的权利;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的如约及时赔偿义务和如约足额赔偿义务。通过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实现农业保险的政策性。
五、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条例》第三章“经营规则”，第17条至第24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应当遵循的特殊经营规则。主要包括:第17条经营农业保险的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经营农业保险的资质需要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和条件认定;第18条规定了保险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规则以及农业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基本原则;第19条规定了对保险机构拟定的农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规范以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或备案管理机制;第20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评估、偿付能力报告编制、相关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应当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规则;第21条赋予保险机构委托基层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权利以及委托规范;第22条规定了保险机构妥善保存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原始资料的义务和禁止性规定;第23条规定了保险费补贴取得和使用的相应规范;第24条规定了对被保险人保险金的保护。立法建议六:应当对农业保险监管管理制度予以立法规范，具体规定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比如审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保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审查农业保险合同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农业保险活动，筹集、管理和使用巨灾准备基金等，使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活动有法可依。
六、农业保险责任制度的特殊性
关键词：存款保险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2009年6月18日，《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颁布。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世界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有效存款保险制度准则，为各国加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该原则的提出，又一次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问题推向了我国金融改革的风口，再一次提醒我国应当紧紧抓住当前时机、抓紧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概述
存款保险制度，就是银行按照规定参加存款保险，缴纳保费，国家组建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投保银行的保险费和其他渠道筹资，建立起存款保险基金：当某家银行出现倒闭破产等危机事件时，存款保险机构按照规定标准及时向存款人予以赔付，并依法参与或组织对这家银行的清算，实现对存款人合法权益的最大保护。该制度通常与政府接管、最后贷款援助制度一起，构成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核心法律制度，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安全法律体系的信心来源与保证，对稳定本国金融市场安全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它的核心是防止一些存款者因某些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对其它的金融机构失去信任，由此导致大规模的挤兑行为，引发银行机构恐慌和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的法律地位如何[1]，一直有较大争议。有人主张贷款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是受益人，有人主张其是被保险人，有人主张其是投保人。正是由于人们对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的身份定位模糊不清，甚至是混乱的，导致了人们对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一系列误解和盲目批评。
笔者认为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的身份，应当区分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住房抵押贷款信用保险等具体险种，从具体的保险利益出发来进行分析和界定。
一、住房抵押贷款房屋保险中银行的法律地位
投保人，又称要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1]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将投保人定义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因此，银行可否是住房抵押贷款房屋保险的投保人，取决于其是否对该房屋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2]
银行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人，同时对房屋具有抵押权。如果抵押房屋因地震、火灾等原因而发生毁损、灭失，则银行的抵押权难以实现，银行的债权也就很难保障。逻辑上，当抵押房屋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毁损灭失时，保险人依保险合同给付借款人保险金；而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可就抵押房屋的保险金优先受偿。但现实中未必如此。借款人作为被保险人，既是保险利益的享有者，又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者；而银行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任何权利。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就抵押房屋保险金优先受偿的权利，只能由银行向借款人行使，而不能由银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所以，有必要明确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对该房屋具有保险利益。[3]抵押物灭失，虽将使抵押权消灭，但抵押权人并得依抵押权之次序，分配其赔偿金，故抵押权人对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得基此而订立财产保险契约。[4]因此，银行对于该抵押的房屋具有保险利益，可以作为投保人，以该抵押房屋向保险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利益或人身利益受保险合同保障，于保险事故发生（或约定期限届满）时，受有损失，从而可以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系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并有权受领保险金给付之人。[5]银行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银行的抵押权不能实现，遭受经济损失，其自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有权受领保险金，所以这时银行是被保险人。
需要注意的是，借款人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其对该抵押房产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借款人可作为投保人为自己的房屋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实践中，借款人往往应银行要求，通过特别约定条款在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中将银行设定为第一受益人。有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投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属于“为本人也为他人利益的保险”，被保险人有两个，即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和作为抵押人的借款人。而对银行的抵押权利益的保险目的，作为投保人的借款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与保险人事先明确约定，否则，其被保险人只是作为投保人的借款人。故银行的身份应该是被保险人，或者确切地说应是第一被保险人。[6]笔者认为该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如若承认银行第一被保险人的地位，则银行可以直接取得该保险金的所有权，问题是发生保险事故时借款人不一定会发生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的情形，借款人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而银行又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导致了两次清偿。其次，如果将银行认定为第一被保险人，则必然要求借款人作为投保人应事先与保险人有明确约定，方可确认银行的被保险人身份，否则其被保险人就只能是借款人。而实践中，这样的特别约定是很少见的，绝对大多数的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合同中都只是将投保人也就是借款人作为被保险人。即便经过特别约定，在被保险人栏中按顺序填明银行和借款人，保险事故发生时，银行和借款人作为顺序先后的被保险人，依据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那么银行与借款人两者的保险金请求权应该如何行使？银行从保险公司受领的保险金数额应该是多少呢？如果保险事故虽然发生，但是借款人另有其他资金可以并事实上按期偿还了贷款本息，那么还有必要赋予银行第一被保险人的地位吗（因为作为第一被保险人的银行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在借款人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形下，银行有何理由再去享有该保险金请求权）？第三，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2]，被保险人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将银行界定为被保险人，实际上银行是很难履行这些义务的，因为银行毕竟不是该房屋的占有使用人，对于该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笔者认为，当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时，银行是对该保险金债权享有质押权的质权人。借款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通过特别约定的方式，将银行设定为该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并将保单交由银行持有和保管。这一特约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将保险金所有权让与给抵押权人，而只是为了在保险金给付之时，让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先行受领和占有保险金，使保险金上成立担保物权。这种以特别约定的方式通过交付和占有担保物而成立的担保是一种质押：债务人（购房人）以其对第三人（保险公司）的债权利益，向债权人（银行）提供担保，保险金债权上成立了银行的一项意定债权质权。[7]当保险事故发生后，银行作为质权人，先行受领和占有该保险金作为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担保，而不是直接取得该保险金所有权，唯在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的情形下，银行方可以该保险金来清偿借款人所欠的贷款本息。
可见，当银行作为投保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时，银行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3]；当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房屋险时，银行是对保险金债权享有质押权的质权人。
二、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中银行的法律地位
借款人对自己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可以投保住房抵押贷款寿险，当借款人因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死亡或者因疾病等情形而丧失还贷能力的时候，由保险公司代为偿还贷款本息。借款人此时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
住房抵押贷款寿险，属于人寿险。人寿险保险的受益人，系指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享有人寿保险契约利益或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之人。[8]我国《保险法》第39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中，借款人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当然有权指定该保险的受益人。因此，在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中，银行可以经由借款人的指定，而成为该保险的受益人。银行作为该保险的受益人，只能于债权限额内受领保险金给付，因为借款人指定债权人银行为该人身保险的受益人，旨在确保其债权的实现，也仅仅系确保其债权实现，至于其高于债权额的保险金额，实质上是为自己投保，理应归借款人所有。[9]
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具有债权上之经济利益。因此债务人之生存、死亡，对于债权人有金钱上之利害关系，故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有保险利益存在，得以债务人之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10]故银行作为债权人，得以借款人（债务人）的人身或生命为保险标的，投保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以保障其债权的顺利实现。实践中银行投保住房抵押贷款寿险的情形极少。
三、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中银行的法律地位
借款人向保险人投保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以担保自己的债务能够顺利清偿，当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时，由保险人代为偿还其所欠贷款本息。此种保证保险，类似于有偿的保证担保，保险人作为保证人，向银行担保借款人能够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于此情形可以请求保险公司代为偿还借款人所欠的贷款本息。所以在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中，银行是被保险人。需要注意的是，保证保险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并非总是由保险人完全承担，国外有些保险公司即只按被保险人（债权人）放贷总额的75%承担保证保险责任，而另外25%的风险则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滥放贷款，促使其谨慎从事。[11]超级秘书网
四、住房抵押贷款信用保险中银行的法律地位
银行为了防范借款人因为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死亡或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而发生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的信用风险，可以借款人的信用向保险公司投保住房抵押贷款信用保险。当发生借款人信用风险时，银行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保险金，以保障银行的债权顺利实现。因此，在住房抵押贷款信用保险中，银行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122页。
[2]朱铭来（主编）《保险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3]杨光：“论改进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条款”，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9页。
[4]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63页。
[5]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64页。
[6]陶丽琴、申进忠：“对住房按揭贷款两个保险问题的法律质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27页。
[7]陶丽琴：“抵押物保险合同上的担保物权的竞合——以按揭住房保险为视角”，《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第61页。
[8]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9]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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