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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 韩国影视；儒家文化；文化心理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和它们的影视产业。
论文摘要：本文以四合院为中心，分析四合院的格局、民风民俗和四合院所反映的传统文化思想，揭示四合院包含的文化内涵。
四合院建筑，是我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这里我们就选取四合院文化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内涵。
1四合院的概况
四合院，是一种由四面房屋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内院式建筑。“四”是指东西南北四面，“合”是指合在一起，四面的房屋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这就是四合院。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日下旧闻考》中引元人诗云:“云开间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如今的北京四合院。
四合院广泛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由于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南方和北方的四合院又有差异。从院落来看，不仅大小不同，而且作用也不一样，南方的四合院院落较小，宅院中房屋之间的房屋和围墙之间所围成的小院像井一样，俗称“天井”，天井的作用也是由于南方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而北方冬季长，气候寒冷，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和采光，所以北方的四合院都有较大的庭院，门窗也高大。四合院虽为建筑，却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承载着博大的中国文化。
2四合院的阴阳思想
四合院在构成和空间组合上，阴阳思想最为明显。首先，院子在形态上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房舍相围合，外“实”内“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其次，组合依据“门堂制度”，在轴线主导下设计门屋和正堂，两侧再配两厢，“门堂”这一主一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等级上有严格讲求。东西厢的配置亦成第三对阴阳关系，以横轴线贯之。而在纵横轴线交织的院落关系之中，纵为主，横为次，形成第四对阴阳。
四相空间乃以阴阳法则而定。《易经》云:“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一组院落中从方位来看，除院落围合的东南西北“四正”的组合安排外，还有院落四角空间的利用和安排，如布置耳房、天井或厕贮、门道等，成为“四维”的布局，这“四正四维”亦构成院落空间一对阴阳关系，整体上即可认为院落空间是一个布局完整的八卦空间。在内外空间层次演进上，形成阴阳组合关系。每一级组合成为一个递进层次，形成一个层级的阴阳关系。如北京四合院外封闭内开敞，以东南宅大门别内外，为界定领域之第一层次。垂花门为界定主客之第二层次。中院正房为界别“前堂后寝”，即界定私密之第三层次。内院后房多内眷闺阁，为界定性别之第四层次。后罩房杂役灶厨，为界定主仆之第五层次。不同性质的内与外，反映出鲜明的东方儒家文化特质。
3四合院中放映的封闭和等级思想
四合院产生于中国的封建时代，所以很难逃脱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等级观念的影响。
院落四壁都有墙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之内，与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门，而平时大门是紧闭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对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也有严格规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的等级观念，“长幼有序”的传统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长住在正房，晚辈住在厢房霍泽华耳房，一家老少，从上到下，什么辈分的人住什么样的房，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可争议的。这种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
4四合院的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
院落中的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等处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美好、幸福、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门替、门头上的吉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鹊之志，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有如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关键词:民间舞;化结构;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8-0197-01
任何一门艺术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文化结构及内涵,中国的民间舞蹈艺术亦是如此。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我国的民间舞蹈种类有上千种之多,在这些丰富的民间舞蹈中,由于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所处地域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形式纷繁、风格迥异的歌舞艺术。一个民族的舞蹈涵融着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
一、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1.民间舞蹈是动态文化。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等一切领域。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间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间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间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间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向、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间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
1.情感内涵。舞蹈艺术和其它的艺术门类一样,在建构自己的艺术大厦时,情要真,意要深。而情真需要创作者对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体验,意深则需要艺术家们对社会生活有高深的理解和认识,只要情真意深,形象必然丰满,作品的哲理品格也便会透过情节自然浮现出来。
现代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单一情感,而是整个人类的感情”。这种以整体探索、整体品察、整体把握为背景,将哲理与情感融为一体的艺术才能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
民间舞蹈作品的生命源于人体内部的精神情感的创作机制。民间舞形式美,技术性极强,但这种形式美和技艺性,都是发自人体自身的,外部的形态美和技艺,都不可避免地与人体内部精神情感相通,受其支配并表现情感,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之为活的人体了,这样的舞蹈也就失去了舞蹈的真谛。“以情带动”是民间舞蹈中的主要成分。“情”——情感、内心的感受、人是感情体、只有情与情的交融,才能产生永恒的生命。
2.意识内涵。民间舞用形体语言的形式,可以向人们展示内心,但它的难度就在于它是一种综合艺术。做为舞者,他不仅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形体训练之外,它还要具备音乐、表演、技术与绘画等知识,其最主要的我认为应是文化知识。曾有人说过舞蹈演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一个人的言谈举指、举手投足可以无意识的流露出他的文化层面,同样舞者的一个小踢腿,我们就应该看出他们外在条件,训练的程度以及他们动作语言中的思想内涵有多少。因此作为一名舞者,一个动作的产生在自己没有做出之前,应已经很清楚它所体现出的形象,这个形象是长期训练的一个完整的自我。所以说舞者应先增进知识层面的学习,渐渐的达到一定造诣时,其智力与领悟力也会随之发展,这也是舞者力求高度的最好途径。
3.审美内涵。舞蹈不单纯是一种娱乐,它是表现人的诸多复杂思想感情的意识形态的艺术。“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这就是意境。
关键词：翻译 语言文化内涵 渐变性 丰富性 隐匿性
1.引言
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目前大约有160多种。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总之，文化世界是人类创造的由不同特质负载的有意义的世界。
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所特有的文化，也就产生了文化差异。语言反映文化，承载文化，又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交流工具。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对相同的事物或行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就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这就使得以传达原文意义为本旨的翻译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障碍（蔡平.2008.10），因此翻译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的重担，翻译在传播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在改造和构筑本民族的文化。
总之，语言是翻译的操作对象，翻译处理的是语言所体现的文化，要传达的是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2.语言文化内涵特征对翻译的影响
2.1语言文化内涵渐变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各国语言里都有一些古字词已消亡，如：“官人”“老爷”等反映封建官僚阶级特权思想文化内涵的词语，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失。还有许多字词现代通行的释义与它们最初的语x大相径庭。例如：“精神”，在古汉语中的是单字成意，“精”泛指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的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和主宰者，如“精神内守”（来自《黄帝内经・素问》）指的是“精”与“神”都要内守，不要外漏，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单一概念，与 “物质”相对应。
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转换过程，理解是表达的前提，没有透彻的理解就没有准确的表达，而语言文化内涵的渐变性特征给今人理解、翻译、传播古典优秀文化带来源语解读上的极大障碍。要把“精神内守”翻译成英语，必须要立足客观实际，从对历史的考察中去分析和理解其具体文化内涵，还要与英语中“精神”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然后考虑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可实现等效翻译。“精神”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因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spirit）”概念，具有“灵魂”、“心智”、“意识”、“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多重含义，其所蕴涵的“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意义是中国“精神”概念所没有的。李照国对此句的翻译是Jingshen （Essence-Spirit）will remain inside.他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精神”文化内涵的民族性特征，又保留了“精”译成“Essence”，“神”译成“Spirit” 不能达到等效传递文化信息的效果的现行译法。这种术语音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概念统一规范，便于回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加注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体现了古典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艰难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2语言文化内涵丰富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进一步认识是以已知事物词汇的本义为基础，通过比较、推理、联想等思维方式认知、描述新事物。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整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不对称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能指不变，符号的所指对象发生了扩展，除了原来的所指内容外又出现了新的内涵意义，可以指称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能指符号指向的是与能指符号相关联的事物指向的文字符号所汇集的海洋，而不仅仅是能指符号所指向的事物本身” 。一词多义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大量存在，这是语言符号文化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1.汉语中的“青”，①绿色，如“青椒”；②蓝色，如“青天”；③可黑色，如“青布”。2.英语中的“glasses”，①玻璃杯，②眼镜，因此He is looking for his glasses.单句在理解上就会引起歧义。
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对翻译过程中源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及目的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对应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决定了翻译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切换，而是为实现跨语言及文化双重交际任务的阐释方式，也是对源语文化内涵准确解码与目标语文化正确编码的复杂工程。
2.3语言文化内涵隐匿性
2.3.1语境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等。
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内涵，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组合的表层意义是不够的，想要理解句子的真实涵义还必须分析理解句子的语境，由于一切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语境与语言的关系如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一般，语境中蕴含着语言的潜在语义。例如：①《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单看此句不知所云，如果结合前后情节就会明白此句涵义――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②“paint the lily”字面意思是给百合上色，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用百合花代表纯真，象征完美无缺，所以用给百合上色表达对某事物作不恰当或过分的修饰之意。 因此译成汉语时要考虑中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译出此短语的内涵意义，可意译成“画蛇添足”，或释义为“费力不讨好”等。
2.3.2 隐喻修辞
隐喻由本体和喻体组成，其两项的关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隐，即，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原来已经存在的词语表达新领域的新事物或新观念，从而生成新意义，这里的延伸义是原义的扩展和张扬，使同一个词的蕴含内容变得更加丰厚，而不是用一种延伸用法掩盖了原义。例如：“heart”本义是“心脏”，心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人们便把心脏对人体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认知投射到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上，因此派生出“关键、核心”等意思，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supply and demand。人们利用旧有的词义通过延伸与扩展派生新义，词汇的这种重复使用使人利用有限的词汇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是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语言的创造力不只是词汇的不断增长，更在于词汇之间联系方式的创新。从认知心理学来说，隐喻性语言的使用符合人脑记忆的精炼原则。
“词语的隐喻意义最能体现文化语义词语的时代性和隐含性特征”，破解词语的隐含意义是译者准确解读源语及实现等效翻译的前提。人们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的相似性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生活及思想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及社会学家研究表明隐喻是各民族共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隐喻在结构形式、喻体的选择及由此产生的形象、喻义等方面是相同的。如：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ill not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中的“fish in troubled water”与“浑水摸鱼”等等，对这种喻体及喻义相同的隐喻性语言，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语际间和文化间的有效交流。由于中西国家地理位置及v史文化的差异，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也有不同，中英两个民族对同一个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如：中国人看到“海燕”会想起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在汉语中海燕象征着不畏风暴凌空搏击的勇敢者，但英美人总把petrel（海燕）和暴风雨联系在一起，用来比喻引起动荡和骚乱的人，“海燕”与“petrel”隐喻意义不同，汉英互译时用直译手段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传递文化，如：Sinclair Lewis was stormy petrel in his life as in his books. 可译成：“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生活中也像他的书中一样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英汉语言中有些隐喻选择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如：表示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英语用“蘑菇的生长”做喻体，如：New hous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而汉语用“雨后春笋”。对于英汉语言中异喻体同语义的隐喻，有时也可采用异化加注的策略，这样可以把源语国家的独特文化引介给目标语读者，从而丰富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
翻译是语言文化内涵的阐释过程，语言文化内涵的渐变性、丰富性、隐匿性等特征决定了源语文化内涵的准确解读与目标语正确表达的选择是一个艰难且繁琐的过程，语言文化内涵的正确传播是译文质量好坏判定的第一要素，即是否实现了翻译的第一标准――信，因此加强揭示语言文化内涵的方法研究对国际文化交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语言工作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多研究，而如今大数据又为我们分析解释过去不好分析或无法分析的语言事实与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因此语言文化内涵解读方法的研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要求语言工作者为此不懈努力。
一、中国古代色彩的“青色”光学原理
中国古代色彩文化观中存在着“尚青”观念，这在中国古代色彩思维观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让我们先对“青色”的科学特性作一个分析。青色（以靛蓝为典型）是490-440毫微米波长的“青光波’（蓝光波），它在人眼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最浅，在空气中辐射的直线距离短。和红色、黄色相比，“青色”是最能让人眼久视的颜色。因此在色彩光谱中“青色”（蓝色）是人眼的“亲和色”。从中国古人生存的外在环境特征来看，“青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生理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反馈。中国古人的“尚青”倾向更是由大自然“青色”绿色生态而引发的。它是人类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哲学的最高境界。“青色”它象征着自然生命和绿色生命。中国哲学的“道家”也是主张师法“自然”的。道家尚“青”、“静”、“阴”、“隐”，以上这些现象正是于“青色”的文化品格相吻合。而以道家哲学为依据的中国传统诗文书画正是把“师法自然”作为艺术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道家也是最崇尚“青色”的。“青山绿水”、“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无墨千古画；流水无旋万古琴”常被用来形容文学家“咏绿”、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与精神境界。
二、中国古代色彩哲学思维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先秦哲学、两汉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的四大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商时代。早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苑》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五行哲学，“五行”中的色彩象征，表现出中国古人以自发性哲理，从天地四方和自然物质基本属性在四季变迁中宏大的时空变化进行倾向性色彩把握。中国远古先民们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而衍生的对色彩的“尚青”倾向表明中国传统的色彩属于象征性的色彩表现体系。这种内在的色彩思维性质与外在的宏观宇宙相对应的密切关系是中国色彩象征性表现性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宇宙万物客观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色彩观属于五色和丹青色彩体系，“五色”即青赤黄白黑，丹青即红和蓝色，它广泛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及中国工艺美术制造方面。《考工记》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一部手工艺制造的理论专著。其中就有记载中国传统五色在织物练染技术和服饰运用的历史文献。《考工记》中的“设色之工五”即“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它们均与练染、纺织工艺密切相关。这种专业分工，标志着当时社会对服饰美化及服饰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除“巾荒氏”、“钟氏”外，画、缋、筐三工属施彩。“画缋之事，杂五色。”“画缋”是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局部涂画，或用彩丝刺绣，形成图案花纹。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可见《考工记》中对五色所代表的天地宇宙时空的方向已有了明确界定。人们赋予五色深邃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人们将服饰与中国传统色彩联系起来。并产生相应的哲学观念。天皇氏尚青、地皇氏尚赤、皇帝氏尚黄、金天氏尚白、高阳氏尚黑，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解释宇宙生存的理论核心。并与白、青、黑、赤、黄相对应起来以表示西、东、北、南、中五方。把季节与颜色对应起来：把夏与赤、春与青、秋与白、冬与黑相对照。唐代人们把中国传统色彩运用于服饰，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以上事实证明唐代人们已把色彩与宇宙时空联系起来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贯穿在一起。色彩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代服饰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建筑色彩，中国古代建筑色彩南北方形成较大的地域差异。这和中国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密切相关。北方建筑强调色彩的对比，色彩具有鲜明活泼的特点。北方的古代建筑以朱红和蓝绿色为主要色彩基调；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古代建筑色彩往往形成淡雅柔和的审美风格。以粉墙黛瓦、墨绿的梁柱为主要色彩的审美特征。这些色彩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运用法则则具有“意象性”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的文化思维有“意象性”特点，表现在色彩观方面则具有意象色彩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特征，因之笔者将沿着意象色彩方面展开探究。从色彩的主观属性来讲，色彩象征是东西方各民族运用色彩的主要精神内容和依据。而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属于主观和想象的色彩范畴，这种表现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儒道家哲学特征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纽带。
远古时代的先贤们，更是用色彩来“抒情”、“言志”，他们深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哲学意蕴。同西方的色彩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更趋人类艺术精神深层次的超前表现性。他们在中国史前的原始的岩画、崖画、洞窟壁画中普遍使用寓意性的色彩符号，表达了他们对远古宇宙洪荒的审美情感体验。中国古代画家源于自然而产生的意象色彩思维观表现出他们通过绘画实现自我精神超越的审美价值取向。而作为意象色彩观中“五色”色彩体系中，“青色”被排在“五色”之首。表明中国古代色彩画家对“青色”有一种特有的钟爱。“青色”作为一种特有的“青色文化现象”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并作为一种至高的古代色彩文化价值观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重视。翻开中国古代美术史典籍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青绿山水、青花瓷器、蓝印花布、历代平民的“青衣蓝衫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绿色的“吟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青色人文景观设计理念无不渗透着青色文化的观念。我们再来考证一下中国古代的瓷器文化史。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中的大宗品种，也是单色瓷器流行时间最长的品种，堪称中国“青色文化”的标志；蓝印花布是花布中唯一的单色花布，历史悠久且广泛流行于民间，和中国布衣的“青衣蓝衫”现象一同构成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主流。中国的山水画自两晋隋唐以来一直以青绿山水为主，且具工笔重彩风范。其色调直取大自然之青调。表明中国古人爱山水爱自然，也意味着爱绿色。《中国美术辞典》青绿山水条载：“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中国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李思训是唐代工笔山水画的一位代表性画家。他师承展子虔青绿山水画风，创金碧青绿山水之先河。其画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色彩明净典雅工整富丽，富有装饰性。他的代表作《江帆楼阁图》堪称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史上的杰作之一。盛唐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由工笔山水转向文人水墨山水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的无以数计的“青色描写”，也体现出中国古人亲和于“青山绿水”的审美心理倾向以及浓郁的“青色”观念。其“青色”观念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山水、古典文学中大量的“咏青诗句”和“青色描写”（如：青青杨柳、草色青青、绿水青山、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数不胜数）一脉相承。以上现象足以表明中国古代的色彩观中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
三、中国古代色彩“尚青”倾向的文化渊源
色彩是一切视觉艺术、视觉文化的第一要素。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平凡事物中发现色彩变化之美。并对色彩的物理特性和审美特性进行审视，从而唤起人们对色彩的情感体验。赋予色彩以各种文学哲学寓意。我们从对中国古代传统色彩的考证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色彩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如常用词“丹青”、“青史”、“万古常青”、“青春”、“垂青”、“青睐”。“青史”之“青”固然与竹简的竹片原色有关，但“丹青”乃取“丹青”颜色之不易推色之意，用它写史可以表示永恒的寓意。古人认为“青色”是一切颜色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必然）。“青色”是古人心目中具有色彩象征的隐喻。青字从丹，说明“青色”在五色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丹色归入在“青色”观念之中，“青”统摄着“丹”。这表明古人对中国“五行”色彩已有对立统一的意识了。依笔者所见，青可以代表色彩中的“丹青”之意，而丹青在古代又指一切色彩，于是“青”就成为一般色彩的代名词。另外“青色”在古代“五色”中居五色之首（青、赤、黄、白、黑），中国古代色彩观用“青色”来代表“中国古代色彩的标准色”也是合乎情理的。古人重视“青色”表明古人在色彩思维观中“以青为主”、“以青统色”的独特色彩观念。“青色”在色彩思维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在色彩表现上趋向于“质朴而单纯”的原因所在。这和中国古人的色彩观、哲学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再来分析一下“青”的衍生字。中国古代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观，它和传统哲学中“生”的范畴是分不开的。《说文解字》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即认为“青”字从“生”。这表明古人从大自然植物生长时呈现的“青”色而赋予“生”（生命、创生、生生不息、生长、生活）的哲学内涵。“生”，是生命、生长、生发等意义，但它的意义恰恰也是从“青”颜色的启示而得到的。“生”与“青”在象形色彩两方面同出一源，都源于人类对植物的观察和视觉思维、色彩思维。于此，形象思维与色彩思维同源，观形和观色同“源”。因之“青”，生也，“生”，青也。“青色”与一切生命之“生”的哲学意蕴水融；再来看“青，丹青之信必然”，说明古人把青色看成一切色彩的必然颜色。《说文解字》训：“分极”，意即“标尺、标准”。也就是说：“青色”是一切颜色中“真实可信”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无疑是古人丛观察体验色彩现象中的“青颜色”而得到的色彩经验与视觉审美感受，也是一种对青色观念的抽象表达。“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静”与中国古代色彩现象中的“青色”观念十分密切。“静”，从“青”。“青”作为“静”字的义符，无疑与青颜色相关。《说文解字》曰：“静，审也”。徐锴注：“静，丹青明审”。王筠注：“彩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两者训义一致表明，中国古代“静”的概念直接与色彩现象相关。“静”字从青”，且“青”通“静”，说明“静”与“青”在颜色上有关联之处。“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更反映了中国古人能够体验到青颜色具有宜人眼的特性，并从中体验到静思的能动性“审”而得到的视觉审美感受。从而实现主体之静与客体之静的哲学高度统一――“静”范畴。“静”范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除“静”字外，还有一组和“静”字有关的字如“情”、“清”、“睛”、“倩”、“靓”等它们都以“青”字为部首。或用其声，或涵其义，大多与“青色观念”有关。“情”，据《说文解字》训“人之阴气有欲者”。“静”通“情”，“青”通“静”，因此“情”于“青”意义相通。“清”，作为哲学名词指“冲和之气”。“清”通“青”如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日：“清”、“青”古通。可见“清”与“青”有着缘渊关系。以上所举的一组“青”的衍生字从字义上似乎相差较大，但它们确实给人们传递着类似于“青颜色”的色彩思维信息。古人由此而引发“青”，生也，丹青之信必然”、“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等观点。说明中国古人已将色彩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同样表明中国古代色彩“青色”观已于人类生命宇宙现象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色彩的“尚青”观是中国古代色彩中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学家、艺术家们把这种现象视为他们自身追求的精神皈依。中国古代艺术家们一贯以丹青作为对色彩的形容，色彩被看作是一种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青，丹青之信言必然”真是古人对“青色”作为“标准色彩”的普遍信念。“青色在中国古人眼里成为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理想价值标准。当然，应当指出，中国古人“尚青”，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青色”的偏执。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论中就有“色无一文、五色错交而成文、色里胶青”的论述。中国古人以“丹青”、“五色”来形容色彩现象，说明中国古人对色彩的唯物辩证思维观。只不过“青色”在“五色”中更具有理性与标准色的色彩意味。这正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观中的有力佐证。体现了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在中国古代色彩观中的核心价值地位。
关键词 《西游记》 《幻想西游记》 戏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戏仿（parody）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戏剧的一支，也是后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于戏仿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戏仿解释为“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著名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戏仿是对于原作品再编辑、再构成等跨语境下的综合模仿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戏仿作品在与原文本相似的形式结构下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对原文本进行反转或颠覆性的再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戏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以更加多元化的面孔出现。它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观并向其挑战；它可以通过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它也可以只是一次对于新创作的尝试；它甚至可以是单纯为了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搞笑。
古典小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古典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区别戏仿所产生的与原小说的不同之处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自然不会例外。
《西游记》自传入韩国之后，一直备受韩国各个阶层的喜爱，不仅对韩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韩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西游记》已经不单纯是一本古典小说，它更是与时代相结合，在不停的变形中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和变化。动漫可以认为是《西游记》与时代相结合的最佳体现。由于动漫这一形式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来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限制，可以通过反转、颠覆等手段进行再创作，所以成为了戏仿最佳的体现空间。韩国动漫中《幻想西游记》（）可是说是对于《西游记》进行戏仿的代表作。
《幻想西游记》是由韩国著名漫画家许英万的作品《Mr.孙》改编而成的动画片，1990年由kbs电视台开始播放，共有5季。它在故事主线上仍然延续了《西游记》原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去往西天的故事，但是除了主线和人物不变以外，背景和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和原著已经完全不同。这种带有时代感的戏仿的模式使得《幻想西游记》在韩国自播出以来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很多年轻人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才开始对《西游记》产生兴趣并开始去了解《西游记》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戏仿的案例，《幻想西游记》在拼贴这一技法上是非常成功的。拼贴（pastiche）是戏仿的方法之一，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换届。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①
在《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不再是英姿飒爽的美猴王，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材矮小，大大咧咧，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头上的金箍变成了头盔，身上的虎皮裙变成了带有（下转第30页）（上接第27页）超人S标志的紧身衣。尽管是一只猴子，但是非常讨厌被别人叫做“猴子”，在片中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多的则是非常有现代感的“Mr.孙”。动画片中虽然延续了原著里孙悟空活泼乐观的形象，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儿童性、娱乐性的色彩。唐僧在《西游记》原著中是一个善良仁慈、相貌白净的和尚，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懦弱，经常不能够明辨是非。而在《幻想西游记》中，唐僧变成了一个中年长者，不再骑着白龙马，而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善于躲避妖怪的攻击，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由于生性热爱和平，在少林寺中学习武术的时候，故意只学习防守而不学习攻击。猪八戒虽然仍然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猪头人身的形象，但是服饰与原著中有很大不同，不仅戴着墨镜，还有辆摩托车，手上的九齿钉耙也变成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炮。猪八戒对孙悟空说话时特有的口气“”也成为了播出期间最火的流行语，受到了韩国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沙悟净的形象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原著中对于沙悟净的描述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对攒露白藤，顶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这个原本带有些恐怖色彩的形象在《幻想西游记》中被完全颠覆了。沙悟净变成了一个穿着紫色斗篷，喜欢吃炸酱面，拿着小榔头作为武器的可爱的小妖精，他的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拉长，在第四季中手里的武器还变成了一瓶杀虫剂大小的喷雾器。这是一个有点听觉障碍的沙僧，因为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而闹出很多笑话。这样一个滑稽的，带有搞笑色彩的人物形象在韩语中不仅成为了没有耳性一类人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搞笑喜剧界的经典题材，沙僧的一系列荒谬的笑话不仅成为了当时热门的流行语，直到播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韩国娱乐节目当中还经常能够见到以此为素材的笑话。
另外，《幻想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西方民间故事中的巫婆等等都曾出现在师徒四人去往西天的路上。
关键词：韩流；文化；影视；韩国服装；流行
一. 韩流文化兴起的背景与存在意义
中韩两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礼仪观念、民俗习惯，韩国都深受中国传承文化的影响。韩国文化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二是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韩国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中韩两国又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韩国是中国的四大贸易以伙伴之一，经济、文化必定会紧密联系。现在韩国时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是因为中韩两国人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从发色到肤色到体型这些因素使得韩国服装进军中国市场极为可能，也为我们借鉴韩国服装流行趋势的成功有依可循。韩流文化的兴起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让中国更很容易的接纳韩国文化，成为”韩流”得以顺利进军中国的前先提条件。
“韩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无人不晓，韩流是起初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而韩国文化也压倒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主导。
大约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娱乐业突然爆发，中国兴起了对韩国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明星狂热追捧的热潮。而在2001年中国也频频引进一些当下正红的韩国影视作品和艺人，中韩的交流日益密切，中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及电视上宣传、网络上的传播，韩国文化不断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韩国料理、韩国妆容、韩国时尚、韩国电子产品接踵而来，侵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韩流”的来袭。
二. 韩流文化在中国女装流行的具体体现
“韩流”虽然存在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范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需求，而“韩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更多程度的是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追求。中国人对韩国时尚的追捧主要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和愉悦性的欣赏。
如今的韩国文化的热潮已经不容小觑，韩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经济为基石经过较长的时间的文化酝酿它的灵气被激活和迸发出来，进而冲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有引领时尚之势。“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和反馈，这应该是其在我国兴起的外在动力。
对于过分追求韩国文化的人们我们也通常称之为哈韩族。哈韩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群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哈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力。例如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就能很精准的掌握年轻人对自我生活的向往从而抓住他们的心。哈韩族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新奇和与众不同，而在中国文化市场他们的追求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转向外来文化上。
韩国服装能够如此受中国市场欢迎，归根结底是源于韩剧的影响。韩国人向来注重脸面和礼节，对不同场合的穿着打扮极为重视。除了韩国影视剧对于镜头的唯美，剧情的动人极为强调之外，韩剧里俊男倩女个个穿着精致帅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大受感染。同时，韩国化纤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使之正逐渐成为世界纤维大国，据说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服装强国都是向韩国进口面料。面料通常反映服装的精髓与档次，通常女性对服装的特色和质量极为看重，从面料方面考量，韩国服饰的广泛发展也是势在必得的。除了面料好、做工精外，就服装的板型而言尺码的分类更贴近中国女性，很容易在消费上产生共鸣。韩国服装的设计通常比较突出人体曲线美和视觉舒适感，风格也符合现代中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例如韩国女装在休闲舒适的同时却不会缺失女性恬美温柔的韵味，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淑女装系列就是从韩国流行过来的大荷叶的领子、小灯笼的袖子、胸前可爱的蝴蝶结，显得沉稳干练却不失柔美可爱的气质。像近几年的服装会上处处可见韩国风格的服装，H型的西装外套、宽松的针织毛衣、高腰蓬蓬的连身短裙，即使一件普通的牛仔裤，适当的在裤身的各个部位用特殊的颜料绘上各种抽象涂鸦图案，随意的配上一件单色的简单的上衣都会显得品味十足。这些都是如今在韩国极为盛行的服装款式。时尚但不另类，追随潮流但又不过分张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韩国人对白色极为偏好，使得韩国服饰的色彩格调多是明亮、和谐、淡雅的。“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纯度高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更强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比饱和度低的颜色更具有跳跃感，这也从一个侧面烘
托出韩国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1]所以色彩及其形成的格调是服饰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韩国的服饰通常给我们单纯和自由的气息，正如卢梭所说：“单纯是所有艺术创作中美的根本基础”[2]，“纯洁产生诗”[3]。纯净的色彩和简练大方的款式，使韩国服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搭风格。
三. 韩流文化对我国女装发展的启迪
中韩文化的相通性为韩国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韩国的影视文化极大的促进韩国服装的发展使得中国对韩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认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服饰的文化价值。韩国的服装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强势的韩流文化积淀出韩国独特的服装气息，而这种独特的气质则增强了人们对韩国文化的认可以及更深入的探索与了解。韩国的服装业与中国的服装市场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中国作为服装产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形引领别国服饰潮流的固定风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问题。韩国的服装的潮流发展能够在吸引别国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形成鲜明的本土个性，抓住人们的眼球，引导人们追逐时尚的方向。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时尚是产生于自由，产生于瞬间，产生于创意，产生与生活。如今的中国整体实力日趋强大，中国急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象，具有现代感的专属中国特色风格，这种特色反映在服饰中，就会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的新时代的年轻人若能真正具备实力和毅力，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必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的服饰装扮也必将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够使我国服装行业屹立于世界服装强国中，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心雄等：《韩国传统服饰色彩与现代设计》，转引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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