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6:2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高教融资；捐赠收入；学杂费
一、目前我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投入
这种方式是我国目前高校融资的主要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的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肩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级人才的重任，政府作为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对于高等教育就有了“社会责任”，就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经费。不论高教如何采取多渠道融资，政府都应该是高教最主要的投资者，都不能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杂费
自1998年开始在非市场的前提下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收费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一直在大幅度提高。学费提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对高教投入不足外，还由于高教成本被滥支或者被过高估计。由于我国学费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但很多农村居民难以承受较高的高教收费，就是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对负担高教收费也倍感沉重，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这样不但增强了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其闭门研究的沉闷气氛；也加速了企业改进生产设备的步伐，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产学结合模式主要有：高校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企业出资在高校建研发中心；高校出智力，企业出资本共建合资企业等等。
(四)社会捐赠
我国高校在社会捐赠这条路子上面起步较晚，目前就是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国内成立较早的著名高校建立了捐赠机构。相对比国外高校，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管理工作不够专业，规模小，同时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支持。尽管高校在对待社会捐赠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社会捐赠收入已经显现了它在高校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补充作用，因此我们应尽快完善其相关基础工作建设。
二、美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资助与拨款
美国政府对高教的资助与拨款可分为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资助与拨款。其中联邦政府的资助拨款由拨款、贷款与合同款、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三部分组成。联邦政府的拨款大部分给了公立院校，贷款和合同款的流向比较均衡；研究和发展中心的资助更多的是给了拥有高水平科研人员的私立高教机构。州的资助和拨款更多的是用于本州的发展，其贷款和合同款相对公平的分配给本州的公私高教机构。地方政府资助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用于高教的比较少，但是其作用仍不可忽视。
(二)学杂费
美国的学杂费除了包括狭义的学费外，还包括：住宿费、膳食费及申请费、注册费、学生活动费、停车费、成绩单费等各种杂费。学杂费是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财源，在私立高校各项收入中居于首位。1980～1981学年占36.6%，到1992～1993学年已上升至41.2%。相对私立高等院校昂贵的学杂费，公立院校的办学经费由于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所以学杂费收费相对较低。1980～1981学年占12.9%，到1992～1993学年也仅仅是18%。
(三)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是美国高教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对私立院校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募捐的数量越来越大，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常见的募捐形式有：现金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不动产所有权捐赠，有形资产捐赠，延展捐赠，寿险捐赠，信托捐赠，企业对等认捐等等。捐赠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了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有一举两得之功效。
(四)美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美国的大学不但是传道授业的场所，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与企业在科研上的合作获得了更多的经费以供研究之用，这一合作有利于增强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解决了部分大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安置问题。美国的公司企业从利用基础科学以解决新的生产实践和提高生产的知识密集角度出发，对与大学合作科研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对美国政府来说，竭力支持双方的科研合作，企业增加了对大学的科研资助，减轻了政府的一些负担。
三、美国高教融资对我国高教经费来源的启发
(一)建立高教募捐机制
结合我国具体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教多元化投入机制，创立我国高校募捐机制，实现高教多元化。一是应该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募捐发展办公室，其领导者直接对校长负责。这样就可以使得募捐有专人负责，开创了募捐的渠道，就可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二是从事募捐工作的人员职能应专业化。募捐的效果主要和募捐人员的素质相关。一所大学募捐宣传的质量和力度，募捐计划的吸引力等等都要通过募捐工作人员体现出来。所以要使募捐工作人员职能专业化。三是募捐形式要多样化。目前我国高校募捐形式主要是现金捐赠和有形资产捐赠这两种，形式单调，使得资金来源狭窄，捐款渠道不畅。因此有必要开创募捐新形式。
(二)大力发展股份制办学
近年来，高校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数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经费和发展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仅靠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高等教育，鼓励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控股、参股形式投资办教育。通过股份制办学有利于筹集资金，有利于所有权与办学权的分离，有利于完善学校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竞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教产业化，是解决高教供需矛盾、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开发民间教育投资潜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国高教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推动“银校合作”新局面
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上为“银校合作”清除障碍。在“银校合作”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对银行进行监督；各银行在高校市场争夺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竞争的苗头；有些银行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种种情况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银校合作”，积极完善其法律法规。二是转变思想观念，扫清“银校合作”思想障碍。高校长期以来一直靠政府拨款办学，缺乏“谋生”能力，因此面临资金困境时，要从思想上改变“一等、二靠、三要”的态度，积极利用金融渠道为自己“谋生”。真正把高等教育纳入市场轨道，让其真正参与市场运行。三是从体制角度改革“银校合作”。“银校合作”使得银行将原来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应用于高校办教育，高校则由原来与财政部门打交道变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银校双方都要转变观念，对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推动“银校合作”事业的发展。
(四)建立高校基金制度，组建教育基金
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可以逐步改变我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附属地位，使得高等院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在拨款上面向公平、透明和效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成功的例子。高教基金制的建立要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他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协调一致，配套进行；建立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将中央一级财政预算中的高教投资和事业性经费划拨给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由其分配；各省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的建立要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期分批进行，不搞“一刀切”。
参考文献：
［1］祁连校.美国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的形式及其作用［J］.决策借鉴，1995，(01).
［2］刘军，黄梅.美国高等教育募捐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9，(01).
［3］徐玉斌.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浅析［J］.教育与经济，2000，(03).
［4］李福华.中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比较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2，(02).
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内涵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即是指政府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财政拨款。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教育事业费拨款、基建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一项是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城市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
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是现代财政基础评价理论发展和实施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效率实践探索的结果。当前公认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核心目标,就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总量不足的条件下，要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能科学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从而提高高校管理效率及与市场的协调能力,保障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其评价的基本原则为经济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除直接效益之外，绝大部分表现为间接效益，即教育项目的产出——各级各类毕业生进人生产岗位后高效率工作而为社会多创造的价值，即毕业生的工资进行计算，具体涉及：经济和收益的增长、收入差距的缩小、经济行为的改善和教育的外部效果。如何让有限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发挥最大的教育效益，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其间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考核显得尤为重要。
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现状与问题
使用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并结合上述的产出模型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笔者发现了如下问题：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劳动力相比,教育资本的产出弹性是0.023，远远低于劳动产出弹性1.134。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仍然欠缺，仍然是制约高等教育产出扩大的瓶颈；另一方面，实际到位的财政投入中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较高，使资本投入的效益短期内难以显现。2.高等教育的效益较强地依赖于专任教师比例。在我们的投入产出模型中,α=0.023。如果以专任教师总数替代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那么我们得出的α＞0.023。即在高等教育的劳动投入中，专任教师对高等教育产出的影响更强。换言之,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益随着高校专职教师的增长而增长。在使用现有的绩效考评指标对我国的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的时候，我们发现绩效指标本身还不完善，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财政投入的状况，从而使得整体的财政投入机制不能真正地激励高校竞争，促进高校办学效益的更快提高；财政投入也不能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和监督高等教育的有效杠杆。而且财政拨款公式的设计往往以学生数作为单一的政策参数或者核心考核指标，忽略了财政投入机制的多目标要求，也不能体现多政策参数对学校办学行为的多重激励作用，不能实现政府利用财政投入对高校办学进行引导和监督的多重政策目标。
三、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之前，首先应明确财政投入配置的政策目标或者说资金分配的政策目标，因为目标描绘了体系构建的方向所在；在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再来寻找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这些目标可以归纳为：1.充足，即投入总量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否能满足培养国家所必需的毕业生的需要；2.公平，即资金在各高校和各项目之间的公开和公平的配置；3.效率，即力图达到成本——收益和成本——效益的教育效率标准；4.绩效，即资金的预算或者拨付是否有绩效考核因素做支撑；5.稳定和可预见性：即高校的运作稳定，对于自身可以获取的资金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高等教育;会计教育;教育国际化;策略问题
一、明确中国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和方向
经济全球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传统价值的责任。教育国际化是在充分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国际上的教育和文化的交流,而不是简单的接轨。教育国际化是按照先进国家的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教材建设、师资水平、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通过这种改革和开放,能够实现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一大批了解国际市场、熟悉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明确教育国际化的目的,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的目的,是通过国际交流来提高本国高等会计教育的水平,使之能被国际社会承认和接受。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提升教育的互补性,并有利于推动高等会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能够自觉地在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上主动调整并适应国际交往和发展的需要(阎达五,2000)。
我国向教育国际化靠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使我国的高等会计教育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是一种促进本国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手段。教育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武器,又可能受伤。为避免受伤,就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好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
教育上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矛盾,虽然存在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但并不是不能沟通协调的,而是可以通过交流增进了解达到共识的。这里需要正确认识中国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的使命。教育国际化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结合本国国情,吸纳和借鉴国际上优秀和通用的科技文明成果,对国内高等教育不断改革和优化的过程。因此,会计教育的国际化必须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与教育改革的长远规划相统一、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相联系、与各学校自身的发展规划和培养目标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为基础,超越国家范畴,实行人才教育培养的国际化。
(二)要处理好学习和借鉴的关系
学习是吸纳和分析,不是简单地模仿或照搬;借鉴是吸收和扬弃,不是全盘西化。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它带来的有利机遇,积极消除它的不利影响。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高等会计教育的办学经验和成熟的教学方式、教学成果及教学资源运用的能力,弄清楚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教育理念、教育规格上的差距,进而改善我们的教学条件,提升教育水准,参与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
对教育国际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认识,首先,它是一种平等的、双向的交流过程,而不是单向的依附流,如果在交流中没有平等做支撑的话,这样的交流应该予以放弃。其次,要注意所有的国际交流一般都是有代价的,只不过这种代价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交流中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在国际交流中要懂得计算交易成本,要用价值标准衡量所要实施的交流是否物有所值,应当避免盲目崇拜。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也应计算提供服务应收取的报酬。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当从容对待,不卑不亢,这才是我们应持有的态度。
二、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的应对策略
(一)确定国际化理念,对教材、课程实施改革,加快课程建设步伐
课程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只有课程实现了国际化,在客观上才具备了人才培养的条件。设计国际化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具备适应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能力。课程国际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与培养目标相贯通的基础建设,它需要根据人才培养的特点,对教材内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在课程开发中可以由国内的几所高等院校共同设计开发,并实现资源共享。在教材管理上,应采取评估和专家认定方式确定课堂教材,并且要求教材有更新换代的时间,以便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
作为会计学科,由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入中国比较早,中外办学开展的也比较早,课程国际化的建设程度相对比其他学科也早很多,目前,一些重点大学已开始双语教学,选用的教材基本是国外优秀的原版教材。但从全国的角度看发展非常不平衡,有一些学校不仅不加速教材的更新,不选用优秀教材,反而是几年一贯制使用自编教材,如果自编教材可用也行,实际上很多自编教材内容陈旧落后,甚至有的教材错误百出,这种现状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教育国际化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实施,它所贯彻的精神是围绕学生的成长进行课程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教学中采用的教材,必须是先进知识的载体,必须是密集的、有用的信息流。
各个学校通过优秀教材的选用,能够实现培养目标的一致性,达到培养标准的统一。通过课程与教材的统一,便于消除与国外教育水平的差距,能够加快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学分、学历和学位方面的相互承认和资格认证等。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是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即具有能够讲授各类国际水平课程的教师队伍。作为大学教师,他们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者。通过他们的劳动能够使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后继有人。但教师队伍的成长不能一蹴而就,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使教师队伍快速成长,必须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通过合作办学、互派访问学者、开展项目合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多种渠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行多种方式的人才培养。通过这种交流与合作,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科技知识及传授知识的手段,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以及高效率的管理学校的模式,使师资队伍的能力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实现同步。
另外,还要加强对青年教师实践环节的训练,提高其实际动手能力。很多青年教师阅历非常简单,从校门到校门,没有任何社会实践,从课本上拷贝下来的知识有时难以自圆其说。更多情况下是不知道实际工作中是怎样干的,不能解释程序中的合理连接。因此,应鼓励教师到实践中去锻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当建立教师进修和培养计划,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形式、不同途径的培养和培训工作,这也是提高教师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
(三)更新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是会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应由灌输式向启发式转化,由单向交流向多向交流转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应包括:
1.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方式,实现教学环节的互动功能
中国的会计改革变化很大,如果用正常的课堂讲授,很多问题难以全面阐述和介绍到,利用多媒体课件和其他辅助教学手段,可以将大量信息在课堂滚动传播或通过网上公布,增加教学的信息量,实现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同时,通过网上的答疑、讨论、测试、意见反馈等,可以实现教学中的互动链接,使教学方式更加生动灵活。
.运用案例教学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实践性,能够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新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既能够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智能,并具有培养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功能。设计典型的会计教学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和系统说明,这在中国高等会计教育领域是一种重要的尝试和改革措施,它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熟悉各种分析方法。案例教学法使学生从被动听讲变主动参与,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指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按照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所形成的一种共识。教育的功能就是传输知识和培养能力,而且高等会计教育还应为学生终生学习奠定基础。应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知识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在学校将工作所需的知识全部学到,一般只能领略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并使其形成独立的学习能力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即学校的教育重心应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向能力培养型进行转换,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探索新知识、领悟新方法的能力,学生只有拥有了学习能力才能把握掌握知识的主动权,所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在今天比传授知识更重要。这正如“国际会计公司”在1989年的白皮书中所指出的:“必须把重点放在培养全面能力上,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一个人一生在执业上的成功。”除学习能力需要培养外,作为会计专业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必须主动配合,否则很难将老师的讲授转化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四)加强会计实践教学管理,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会计人才
会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管理活动,它涉及到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各种专业行为规范,实践能力的提升是要通过会计实践教学来完成。对会计专业的实践教学可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在大二学年结束后,用一周时间进行实习。此阶段的实习,重点是对会计处理流程的了解和熟悉,通过实习应全面掌握会计核算的各种方法,并能正确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日常的会计处理。第二阶段,在大三学年结束后,用两周时间进行综合实验。综合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受到综合训练,培养学生实际的操作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阶段的实验在会计模拟实验室完成。会计实验资料应全部是企业仿真的信息数据,实验内容应包括会计、财务管理、税收、成本管理会计、金融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实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公司制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能够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经济业务事项,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基本的数据分析。第三阶段,在大四学年最后学期进行,以校外毕业实习为主,并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本的研究训练,以便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以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
三、建立科学的会计教育评价体系
我国高等会计教育改革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还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健全会计教育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实现会计教育管理的量化考核,以便突出体现人才培养的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综合水平。建立高等会计教育的评价体系,其意义主要是:一是可以向社会传达学生能力的信号,通过能力形成和分解的量化指标,能够比较真实地概括学生的成长过程和学校的培养方式,对于用人单位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学生的能力状况,一般可以准确地判断用人的取舍。二是通过会计教育评价体系,可以综合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情况,相关的评价指标可以与国内、国外相同专业进行比较,并能准确地判断学校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通过这些信息的提供便于衡量与国外名牌学校的差距,也有利于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三是建立会计教育评价体系,引入竞争机制。教育评价指标是会计教育的评价标准,它能够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指引教师实施自身提高和自身修炼工程,并且在工作中不断研究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方式,从而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
评价体系的内容,包括各种评价指标和评价指标的评价说明。评价指标的结构,应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三大类,知识是基础,能力是核心,素质是综合。课程设置是知识形成的主要途径,又是各种能力形成的基础,因此,对知识的考核实际上就应是对各门课程的考核,在考核中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传统的考核标准,主要是通过考试方式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这种考核方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实行学年综合能力测评,根据学年培养目标的要求进行综合测试实施学年的综合考评。学年的综合测试是一种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检验,主要从综合能力的角度进行出题。通过这种综合测试,主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解题的思维方式,并在不同的学年逐步提高测评的要求,使能力的培养逐步升级。除此之外,还应通过学年实习、案例教学、案例策划、小组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和一定的综合能力。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很多东西还需要进行广泛调查和系统研究,所以,这里只是提出一些基本设想,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另外,在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还应建立严格的课程评价管理制度,借助于这种制度定期对会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各种课程进行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和纠正课程设置中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达到自我改错、自我纠偏的目的,这是推动我国高等会计教育国际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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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基础权利；核心权利；程序性权利
Abstract:Theessay,undermarketeconomy,makesaelementarydiscussionabouttherightrelationin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henceitexpatiatestherelationofthebasicrightrelation,thecorerightrelationandtheproceduralrightrelation.Theessaystatesthattherightrelationinthefield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soneoftheadmixtureofpublicrightandprivateone,ofbothantinomyandunification,amongwhichprivaterightrelationisfullofrichconnotationasitisinthevaluecenter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relationundermarketeconomyandconstitutesacorerightrelation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basicright;coreright;proceduralright
在高等职业教育由最初的国家福利性质向市场福利性质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介入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形成了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不同的新型高等职业教育关系。这种新型高等职业教育关系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利内容的多样化①。认识和把握这种新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的权利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权利关系
在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首先存在着一种基础性权利关系。这种基础性权利关系，决定了政府、学校、企业及学生等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主体各自的权力、权利及义务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内容。
首先是公权利②关系。此处公权利指法律所表达的由高等职业教育过程和结果所体现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及社会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既是为了从一个方面满足公民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此系政府责任，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此系全体社会成员义务。在高等职业教育活动中，就政府、学校而言，是通过权力的运作来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就学生及其家长作为公民来说，是以积极履行受教育义务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形式来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职业教育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均为义务主体，都必须为特定的公权利的实现而承担相应的义务。
此外，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的公权利还包括学生作为公民依《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和劳动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职业素质与技能，而职业素质与技能通常需要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获得。因此，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权利可以说是受教育权利和劳动权利的具体结合）。学生作为公民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权利，仍属于公权利。公民可以依《宪法》及《职业教育法》（第五条）向政府主张的权利，此时，公民是为该项公权利的主体，而国家负有给付义务，政府应通过行政权力运作，满足学生作为公民的该项权利要求。
但是，当高等职业教育在较大程度上由国家财政福利转变为市场福利之后，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至少已不完全是公共产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甚至私人产品。近十余年来，政府主导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正是在不违背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性原则的前提下，以选择性而非普遍性的资源分配取向和分担式的支付方式进行的，从而逐步形成目前有限财政拨付、个人给付、市场供应的局面。
我们认为，如果个人全额给付或者给付比例足够大（这同时意味着学校没有获得政府财政支持或财政拨付额度极为有限），则学生与接受给付的学校之间的关系，除了教育伦理上的契约关系外，还存在双方作为权利主体的以财产利益、精神利益为客体的私权利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或其他民间财团作为办学主体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后，其经营可以是赢利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实际上确认了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在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时，享有向学生收取高于其经营成本的费用的权利。该权利主体即民间财团或学校（法人）本身，而义务主体应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权利关系中，双方均为平等主体，双方各自享有的权利当属于私权利。
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基础权利关系，是上述公权利与私权利对立统一的混合权利关系。其中的私权利关系内涵丰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关系的价值中枢，构成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的私权利关系主要表现为学生与学校之间所缔结的高等职业教育合同中的权利关系。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最现实、最具体、最直接的双边权利关系，因而可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高等职业教育合同关系，因合同主体之不同而大体上有三种：一是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一是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一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
实践中，最主要也最典型的，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关系又分别有三种不同情况：在双方义务呈对价关系的情况下，为真正双务合同；在双方义务不构成对价关系的情况下，为非真正双务合同；在仅部分构成对价关系的情况下，则为不充分的双务合同。学生同完全以市场方式运作的职业学校之间的职业教育合同关系，双方的义务呈对价关系；学生同公益性质的职业学校（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范围的职业学校）之间的职业教育合同关系，双方义务不构成或仅部分构成对价关系［1］。
对高等职业教育合同中的对价关系作出上述区别，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为对价关系及其充分程度，将具体决定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利。比如，在为真正双务合同的情况下，双方享有充分的合同履行抗辩权利，在为非真正双务合同的情况下，学生作为享有合同权利的一方，其履行抗辩权利就要受到严格限制。
在这种合同权利关系中，对学校一方来说，作为合同权利要素的，首先是财产利益，包括学校一方按规定所应收取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是学校一方基于教育服务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其他权利要求，比如要求学生遵守学校某些规章制度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遵守学校所制定的与实现特定的职业教育合同目的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是学生一方所应承担的合同义务）。
合同权利表现在学生一方，其标的是由特定的职业教育结果所包含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
学生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而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与职业资质。职业技能与职业资质尽管以人身为载体，但并非人身组成部分，因此不属于人身利益范畴。就其内在价值而言，主要还是一种财产利益，我们甚至可以按一般标准，对该财产利益的市场价值进行测定①。
①比如数控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数控技工职业技能与职业资质，其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可以目前行业平均工资3500元/月标准为基本参数来计算；空乘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空乘职业技能与职业资质，则可以目前行业平均工资5000元/月标准为基本参数来计算（/job/JobInfor588.aspx）
这种可能性使附着于人身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资质，可以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标的，并且可以形成明确的合同对价关系。
此外，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高等职业教育合同标准的良好职业资质，不仅可以在经济意义上为个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条件，还包含某种预期或潜在的精神利益，比如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职业声誉，等等。
因此，就学生一方来说，合同权利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利益成分，一种兼括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复合权利，并构成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鉴于学校一方处于强势地位而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当然也不能以牺牲学校一方合同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对学校一方履行的合同义务，一般不可以打折扣。只有在双方相互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合同目的，双方才能实现自己的合同权利。
实践中，在学生一方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某些义务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免除该义务，但是该义务本身不能缺省。比如，当学生无力支付学费或者不能按时足额交纳学费时，学校只能针对极少数的贫困生减免学费或允许其延缓交纳学费，并以不影响学校基本财政状况为限。而多数学生的该项义务可以在政府或社会公众的帮助下得到履行，如政府提供的奖学金，金融机构对学生的助学贷款，还有来自社会公众的对学生或学校的捐赠，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可视为直接、间接地代学生履行给付义务。这也正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质的具体体现。
就学校来说，如果出现重大违约的情况，比如学校方面未尽义务而致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没有达到相应的职业素质与技能的培养标准，则学校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中，除了退还学费、免费补课或“召回”外，鉴于教育的不可逆的特殊时效性，还应包括特定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害赔偿（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不同于精神损害赔偿。后者属于广义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法律责任，限于侵权行为领域；前者则可以纳入违约责任范畴。理由是：职业技术人才的规格与价值存在一个通行的市场标准，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符合依合同可预见的市场标准而致学生精神利益如社会地位、职业声誉等损失，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学生对学校所履行的给付义务与这种特定的精神利益同样构成对价关系，故应将其视为学生的合同利益之一，一旦学校违约致其受到损害，理应赔偿）。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学生权利为本位来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三、高等职业教育行政管理中的程序性权利关系
在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还存在两种重要的权力关系。其一是政府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关系，其二是学校作为法律授权组织，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
第一种权力关系有法可依，自无问题。第二种权力关系则较为特殊，故法律没有也不可能对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学校主要还是依传统的教育伦理规范而制定校规，并依校规对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力。
一般说来，校规除了可能存在实体意义上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外，更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无视学生作为相对人在具体的教育管理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
多年来，高校学生诉学校当局及教育行政管理行为违法的案件甚多（最早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文燕诉北京大学案［2］），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学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不尊重甚至恣意剥夺学生作为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当查实被告确系程序违法，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允许被处罚者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未直接向被处罚者宣布或送达，等等，一律判决被告败诉。至于原告在案中有否应受行政处罚的违规情节，在所不论）。
赋予并保障学生在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其意义有二：其一是程序性权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能使学生的实体性权利得到更为有效的维护，进而从一个方面更好地巩固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的核心权利关系；其二，程序性权利本身还具有另一些独立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民主参与、个人尊严、理性、公正等等。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无论实体结果如何，学生都应受到公正和富有尊严的对待。教育管理行为过程本身对学生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合法、合理的教育管理行为过程，非常有利于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民主意识的培育。
因此，确认并保障学生作为相对人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也是教育本身的价值体现。
学生作为相对人在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听证权。从一般意义上讲，听证的内涵就是在行政主体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从而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地参与有关决定。就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而言，学生作为相对人的听证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费，一是行政处罚。
在收费方面，传统的做法是，基本学费标准由政府行政部门与学校共同决定，其他收费额度由学校决定。
学校既为行政主体，同时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的一方而为民事主体。在兼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主体身份的情况下，学校与教育部门共同或由学校单方面制定收费标准，不能绝对保证公平合理。所以有必要建立收费听证制度。
教育收费听证的内涵就是要求收费一方，主要是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听证会上说明收费的理由。而交费的一方，主要是学生或学生家长，则应该说明反对收费的理由或者是提出自己的收费方案。听证的结果应该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并不仅仅是学生及其家庭权益的保障，当然更不是维护教育部门利益的保护。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收费听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高职专业门类较多，不同专业的教育成本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通过听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收费合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实际上可以将收费听证过程视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双方就收费条款磋商或谈判的过程。因此，听证程序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权利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在行政处罚方面，现行法律没有就学校当局对学生的行政处罚作出特别的具体规定。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出台《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要求，学校拟对学生处以开除学籍处分时，应当书面告知拟被处分的学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拟被处分的学生要求听证并且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申请的，学校应组织召开听证会。我们认为，除开除学籍以及勒令退学外，作出其他较重的处分决定，也应实行听证制度。
学生因为违纪违法被学校开除或受到其他较重处分，他理所应当享有提出申辩或异议、请求校方减轻或取消处分决定等权利。但以往的情形常常是，学校开除学籍的决定一旦正式作出，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开除的学生即便深感委屈，也只能被动接受。在学校与学生“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从程序意义上讲则可能是不公平的。建立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一则可以弥补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在程序意义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拟被开除的学生提供了一条权利救济渠道，将有助于推动学校权力和学生权利之间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行使听证权，应当由违纪学生本人决定。学校在送达违纪学生的处分意见书中须明确告知学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该违纪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学校处分意见书中关于其违纪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拟给予的处分并无异议，或者认为听证无必要，则可以书面申请放弃听证权。学校应当尊重其放弃听证的决定。
其次是要求学校说明理由的权利。当学校对学生作出行政处分决定时，必须向当事学生说明作出该处分决定的理由，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整个程序的进行，应当是一个说理和以理服人过程。当然，也可以是当事学生不断抗辩的过程。虽然行政处分本质上是行政强权的表现，但是学校在作出处分决定的过程中的强权主义作风是非常有害的。
最后是申诉权（程序抵抗权）。学生申诉权是《教育法》赋予学生的一项法定权利。它是指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认为其受教育权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或教职员工的侵害，依法向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申诉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
学生申诉权作为学生的一种救济权，本身是一种抵抗权、监督权，它在权利结构体系中起着安全通道和反馈调节的作用，同时是对学校管理权的一种抑制和监督，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制约程序主持者操作程序时的恣意和专横，从而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利与其他权利免受侵害。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2-0039-02
【Abstract】To make cle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 is a practical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is essay reveals two defects in previous researches, one is a tendency to hot spots while choosing topics, and the other is the detachment of theory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ducation disciplines, we need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issues and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heor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ssue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a change from higher dducation research to 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Relation research
坚持学科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鲜明特色。这其中,“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目前,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泛指高等教育领域内一切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高等教育学研究主要研究高等教育中一般的、共性的问题,属于理论性的教育规律探讨。由于完善学科体系、追踪现实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两大任务,因此,理清“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对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与“理论”关系辨析为视角,分析研究实践中“热点趋向”和“坐而论道”的两种倾向,以期有助于加深对“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的认识。
一、热点趋向: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偏向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说,“问题”是指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理论”则是指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学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一开始便是“学科指向”的,研究实践问题、构建学科理论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两大中心任务。
但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进程中,“问题”和“理论”的关系却成为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在诸多有关探讨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偏向,就是仅重视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忽视学科理论的研究。有学者将这种偏向概括为“热点趋向”,即学科理论研究的轨迹以实践领域的热点问题为转移。胡建华等认为,“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追逐热点问题、以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主线”。[注1]
从“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学科研究的“热点趋向”可以表述为高等教育研究偏重实践问题的研究,忽视了以构建学科理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必须关注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对实践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做出理论分析和对策应答。但是,学科研究一旦形成“热点趋向”的偏向,很可能会出现以问题研究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替代了以理论建构为主的高等教育学研究,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实践中的问题未经过科学的建构就成为研究对象,造成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对实践问题亦步亦趋,“难以摆脱就事论事的工作讨论模式,失去科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深度”;[注1]“难以进行基础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探讨;研究问题没有经过学科性选择,制约了研究的水平,不能有效揭示发展规律;永远处于经验描述的水平,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造成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肤浅与表面”。[注2]二是就事论事的讨论热点问题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没有积极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如果学科研究不能促进学科知识的积累,那么学科的发展水平也就无从提高。许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缺失随着热点问题的消失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注1]因此,研究热点问题的偏向会导致以探索实践问题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替代以理论建构为主的高等教育学研究,给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乃至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带来危机。
二、坐而论道: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反思
“坐而论道”是指研究者脱离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追求科学完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任务。从“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看,“坐而论道”可以表述为,学者在开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时,忽视了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抽象地就“理论”而“理论”,使得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创新。
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关注,起源于80年代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等诸多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探讨。这些探索对于高等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往往过多地强调学科的内在逻辑,忽视实践的客观需要。其结果,或是简单套用教育学理论,或是直接引用外国的或外学科的理论框架来简单验证或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研究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如潘懋元先生所指:“中国不少高等教育文章,理论一大套,颇具声势,却是‘不结果的花’,……花不结果,恐怕只是过眼云烟。”[注3]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知识由于缺少必要的实践关怀,必然会对高等教育实践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我国的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不少可能是‘假命题’,或者是人为的命题,缺乏实践的基础。很多情况下,学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没有人会在意研究成果是否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并服务实践。”[注4]通过反思,学者们日渐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似乎与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关系不大。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潘懋元先生就曾指出,“坐而论道”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注5]
三、“问题”与“理论”的平衡:“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再认识
应该承认,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问题研究,但问题研究并不能自觉构成一门学科体系。因此,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早日走向成熟,有必要平衡好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与“理论”的关系。
1.以问题研究为基础,深化学科理论思考。
在西方国家,尤其以美国为代表,一般认为高等教育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至多算作一个研究领域。阿特巴赫就认为,“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注6]西方国家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多强调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去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以院校研究的建制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注7]高等教育虽然至多只能称为一专门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西方学者对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一批从哲学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的著作已成为本领域的经典,例如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其对“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反思和重估,就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经典范例。我国虽然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但是高等教育学研究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辨析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其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强化研究者学科研究的意识,提醒研究者不要满足于停留在实际问题研究的“虚假繁荣”,要从问题研究热中冷静下来,沉心静气,踏踏实实地进行理论反思,为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一些基础工作。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表明,学科理论研究必须重视理论的实践来源。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仅仅从问题开始。强化问题意识,关注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沿问题,为改革和发展服务,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鲜明特点。可以说,高等教育实践以及实践中的“问题”,构成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基本信息来源和依据。
2.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转型
问题也有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的热点、问题都能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从概念内涵上说,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将一切高等教育活动都纳入到了研究的视野,那么,作为以学科理论研究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肯定也应该从属于其中。但是,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才能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呢?根据上述的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要科学选择研究对象,要坚持学科立场,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化的筛选,找到能够体现高等教育特殊矛盾的基本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存在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抽象,从而提炼出真正符合学科内在逻辑、关乎学科发展的“真问题”;其次,高等教育学研究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检验已有理论,提出新的概念与假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大量低层次问题研究基础上概括抽象出更为科学的学说与理论。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简单的现象分析或实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而要用科学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理论思维的课题,追溯其理论内涵,提升其理论品质,并以此构建起一个由一系列比较稳定的概念、原理、原则等要素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因此,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研究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一种研究活动,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是形成高等教育理论的基础,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化和学科化的总结即为高等教育学。沟通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可以把学科建设与实际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有效防止学科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研究“两张皮”的状况。
3.加快构建高等教育中层理论
在研究实践中,“问题”与“理论”的脱节往往表现为具体问题与宏大理论之间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推动高等教育研究走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还需要推动高等教育中层理论的构建。中层理论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倡的一种研究思路。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注8]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针对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旨在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适应性和指导性。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层理论构想和假设,并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注9]尽管“中层理论”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形成的,但是对高等教育研究也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既可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研究的理论层次,避免问题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层次的弊病;也可以帮助高等教育学研究脱离长期局限于宏大理论阐释的局限,避免理论研究陷于抽象推理和纯粹思辨的困境,从具体问题出发,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炼理论,从而开辟高等教育研究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转型的路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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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辽宁沈阳110064）
摘要：学生评教是高等教育教学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学生评教分数膨胀现象日趋严重。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比分析学校、学生、教师三方在评教过程中的信息优劣势，探讨学生和教师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对评教分数膨胀的影响，并针对现有评教问题，提出改进评教系统的建议。
关键词 ：博弈论；学生评教；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010—04
本文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12—2013年度规划课题《高等商管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GZYGH1213008）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10—20
作者简介：王昕（1976— ），女，辽宁阜新人。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会计师，研究方向：财会类专业教学，教学管理。
一、前言
学生评教是我国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教学质量管理手段，学校采取学生评教的目的是通过系统采集学生对教学的评价信息，加强师生交流，让教师及时了解课程及教学问题，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从实践来看，我国高校学生评教分数普遍较高，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较差，评教结果并未有效反映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学生和教师在课程评教过程中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对评教结果的影响，并提出完善评教系统的激励措施。
二、学生评教结果调查及分析
笔者通过对某大学学生评教的调查，得到该校教师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的评教记录，共包括教师923位。其中，理工科目教师513位，经管文史等科目教师337位，外语类教师73位，共得到评教数据1463个。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据分布在62.8~100之间，均值为91.66，标准差为7.139193，学生评教分数普遍比较高，但满分和低于86分的情况极少。学生评教分数作为甄别教师教学质量的参考，本应拉开差距，而事实表明，学生评教分数普遍在86分以上，使其失去了应有的信号功能。
调查发放学生调查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46份。统计数据表明，14.3%的学生认为评教对教师的影响不大，19.39%的学生认为评教对教师会有较大影响，66.31%的同学认为评教不会对教师产生任何影响；在给教师打分时，仅有16.33%的学生严格按照评教系统的要求进行打分，77.66%的学生没有阅读评分细则，而是靠主观印象评教，更有16.31%的学生因为匿名评价而随便打分。这说明学生并不认可评教的作用，也反映了学生对评教不够重视，导致评教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较差。
针对问卷中“教师对学生学习打分高低对学生评教打分相关性分析”项目，70.20%的学生认为可能获得的考试分数的高低决定了评教的分数，这表明学生认为教师打分的尺度是学生评教分数的重要因素。由此推理，教师给分的宽松策略对评教分数的膨胀存在明显正相关性。
综合分析调查结果，学生评教分数膨胀的原因可能是：
（一）学生打分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差。由于学生评教安排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强制统一进行，且为匿名评教，学生容易将其视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往往不认真阅读评分细则，仅靠对教师的主观印象打分。此外，评教结果在后续教学中反馈改进情况不明显，学生很难将评教任务与自身利益相关联，缺乏依据教师真实教学质量、教学态度、教学效果来打分的动力。
（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导致的评教分数膨胀。在影响学生评教结果的因素中，教师希望提高学生对自己的评教分数，学生则希望提高自己的课程分数，二者很可能在潜意识上达成一定的“合谋”，教师在教学管理中掺入过多的感情因素，放宽给学生打分的尺度，而学生相应地给教师较高的评教分数。
三、高校、教师与学生三方信息不对称
高校与教师之间可视为委托—关系，教师的授课行为是动态的过程，相对不易评判，而校方实施全员动态监控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学生评教对不易进行考核的教师授课进行评分是理性选择。评分来自于授课的客体——学生群体，无疑会使教师有动力提高教学质量。但在评教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存在，教学评估过程可视为学生与教师双方博弈的过程。此外，还有高校组织机构的参与。在评教中，三方具有各自的优劣势：评价机构，即校方组织教学评估的机构，无疑对评价的具体操作、指标设置和意义、数据收集和处理等具有信息优势；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直接参与教学评价的过程，即直接参与给教师打分，也掌握一定信息优势；教师是教学评估中处于信息劣势的参与方，出于客观公正的原因，作为被评价对象的教师不允许参与到评价中，只能在评估结束后得到评估结果。但是，教师作为教学的直接承担者，也掌握一些学生的私有信息，如学习态度、学习动机与意愿等。另外，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必然比评价机构更频繁，因此，在学生信息方面处于信息劣势的是评价机构。对于教师的一些私有信息，如授课水平、授课效果、作业安排等，信息劣势一方依然为评价机构。总的来说，在学生评教中，学生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评价机构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教师居中。学生在其中存在信息优势表示学生教学评估具有科学性和一定的可信度，基本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成果和质量。但作为完整系统的学生评教过程，各环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评教结果失真。
在学生评教过程中，三方在各环节上都有各自的信息优劣，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三方都有可能出现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都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而两者又有所区别。逆向选择是指在交易前由于交易一方向另一方隐瞒相关产品信息，使得交易一方不能察知另一方的商品类型或质量的情形，有时也被称为隐藏信息问题。道德风险是指在交易后由于交易一方向另一方隐瞒相关行为信息，使得交易一方不能察知另一方行动的情形，也称为隐藏行动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任何一方都有改变自身行为的倾向，在学生评教过程中也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见表1。
四、学生评教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这在学生评教过程中也是类似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近似于联合生产，产量与质量依赖于师生间的密切配合，教与学的任何一方偏废都不能产生满意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的联合生产特性意味着信息不对称是双向的。教师可通过降低教学难度迎合学生，学生也存在不好好学习的机会主义行为。
假定将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学生希望教师严格要求，使自己的学术水平真正得以提高，该类学生称为A类生。一类学生不致力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在乎教师给分的宽松程度，该类学生称为B类生。假设教师都认真教学，即教师给分宽松与否都需要付出E的授课成本（为简化将E在模型中省略），唯一改变的是学生会以一定的概率对给分宽松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教分数（V>W）。对于努力学习的A类生，无论教师给分宽松与否均能获得好成绩（用SH表示），但若教师打分严格，则需多付出e的学习成本。对于希望得过且过的B类生，教师给分宽松则获得好成绩（SH），若教师给分严格则只能拿到低分（SL）。A类生与B类生均可选择自己的行为（其行为教师可通过平时出勤、课上提问及与教师的互动情况等来了解）：行为1—真正对自己和教师负责，在平时课上课下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无论教师给分宽松与否都不影响其对教师的评分（behavior1）；行为2—对自身存在一定“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对于给分宽松的教师会给予一定的评教分数的提高（behavior2）。对于B类生来说，选择行为1会产生额外的成本C，因为行为1会激励教师减少给分宽松的行为，而这对B类生来说是不利的。教师同样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给分宽松（nice），或者给分严厉（tough）。
首先，对于B类生来说，不会选择行为1（SH-C<SH，SL-C<SL），只会选择行为2。对于A类生来说，选择行为1或行为2收益是相同的，都是在教师选择给分宽松的策略时收益为SH，教师选择给分严格的策略时收益为SH-e，因此，教师只能认为A类生以0.5的概率在行为1与行为2之间进行选择。故：
PA=PB=0.5，P（behavior1|A）=P（behavior2|A）=0.5，P（behavior2|B）=1
根据贝叶斯法，则可知后验概率为：
当教师观察到行为1时，若选择给分宽松（nice），期望收益为：
EU=P（A|behavior1）·W+P（B|behavior1）·W=W
若选择给分严格（tough），期望收益为：
EU=P（A|behavior1）·W+P（B|behavior1）·W=W
当教师观察到行为2时，若选择给分宽松（nice），期望收益为：
EU=P（A|behavior2）·V+P（B|behavior2）·V=V>W
若选择给分严格（tough），期望收益为：
EU=P（A|behavior2）·W+P（B|behavior2）·W=W
因此，无论教师观察到学生选择何种行为，选择给分宽松策略的期望收益均不小于选择给分严格策略，给分宽松策略为教师的占优策略。
这一结论在现实中易于理解：教师虽然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具有一定的信息不对称，但仍可通过平时出勤、课上提问及与教师的互动情况等来了解学生的学习信息。我国高校的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通过各种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而减少在课程学习这类专用性资产中的投资，对于所修课程选择得过且过，尽可能以最少的成本取得高分，希望教师“放水”的B类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当B类生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教师可从各方面察觉出这个信息，但教师会如何选择？由于评价机构处于对学生与教师信息的信息劣势状态，其仅能观察到学生成绩与评教分数，并不知道二者分数提高的原因。因此，作为理性人，教师会倾向选择“迎合”学生，降低考试难度，调整评分标准。
因此，B类生数量膨胀带来的外部性是考试难度降低、评分标准调整等打分方面的“放水”，这导致B类生失去对不及格的恐惧，而致力于提高学术水平的A类生则失去提高分数的动力（不努力就可以得高分），因此，A类生与B类生难以区分。但随着分数越来越向高分段靠拢，成绩好的学生无法和次之的学生区分开，形成混同均衡。
如果全体教师一致对学生采取严格要求、严厉打分的策略，可有效地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非帕累托最优的混同均衡状态。但是，在学校内部，教师间的博弈类似于超速博弈，即都不愿做第一个严厉要求、给低分的，教师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跟风。对高校而言，所有教师都对自己的学生严格要求，按照合理的方式给分，其效果是最好的。
五、改进学生评教工作的建议
教学评估是对教师授课的一种评价方式与激励机制。但由于在评估中，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难以绝对避免，但完全可以进行改进，使评教工作更加真实客观。在对评教分数膨胀原因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应从改进学生评教方法、解决信心不对称、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三方面来完善学生评教系统。
（一）改进评价方法
我国高校普遍采用每学期统一量化的评教方式。学生评教的主角为学生和教师，但实际上，师生往往成为被动参与者，感受到这是一种外部强加的控制手段。驱动学生评教开展的是校方，学生属于被动参与方，而教师则处于“游离”状态，仅能获知评估结果，由此造成三方参与者对学生评教的不同态度，即教学管理者认可评估并使用，学生关注度不高、投入性较差，教师则对评教结果存在部分抵触心理。如果能通过多样化的教学评估方式（如师生座谈、系部督导等）减少外力，让教师与学生感受到学生评教对于自身的帮助，使学生和教师均能在评教中获得“收益”，将大大减少评教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评教结果的有效性与真实性。同时，在评价系统设计方面，可以让教师和学生参与评教问题的设计，引起其对评教问题的重视，也利于评教结果的反馈和教学改革的促进。
（二）解决评教信息不对称问题
匿名评教使得学生缺乏依据教师真正的教学水平进行评教的动力，往往根据对教师的主观印象随意评教；同时，学生无法看到历史评教结果，削弱了评估的信息传递作用。鉴于此，学校应加强学生、教师、校方三方的信息交流，在评教前向学生和教师公布评价指标、评价程序、数据处理方法、评教结果用途等。学校可将评教系统的介绍作为新生入学的活动之一，使学生增加对评教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也能引起学生对评教工作的重视，增加评教的可靠性。建议建立科学的评教信息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信息收集、传输、加工管理部门或设立专门人员，确保学生评教中三方信息的真实客观，使学生和教师平等、方便地获取评估信息。
（三）解决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
教师得到的评教分数高与教学质量好不是绝对对等关系，可能是在博弈中最终与学生达成低效率的均衡。这种评教体系难以做到高度的公平公正。分数膨胀也使“自我实现”的学生失去了提高分数的动力，造成两类学生的界限越发模糊。为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学校可对学生进行事后采访，抽取部分学生解释其给出评教分数的依据，一旦学生对此有所了解，就会更加实事求是地进行打分，由此可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学校必须对评教系统中的评价指标和权重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这样，才可以了解到真实可靠的教学情况，学生也能更好地传达其所需表达的信息。
由于学生评教系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建议各高校不要将学生评教结果作为评判教师教学水平、考核教师工作业绩的唯一依据，而是要通过评教工作掌握教学动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每位教师，尤其是新任课教师，了解教学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增进师生了解、促进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提高的措施和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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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图书馆高等函授教育服务领域
高校图书馆担负着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服务的任务，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在函授教育的领域里，人们对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为高等函授教育的服务作用重视不够，高校图书馆的潜在功能和教育职能尚未很好地体现出来。如何重视并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优势，转变机制，不断拓宽自己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全面提高函授教育的质量，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1高校图书馆有能力为函授教育服务，函授教育需要图书馆
1.1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普通高等学校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把举办函授教育当作高等学校的办学内容之一。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中指出：举办函授教育，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内容之一。高等学校在办好全日制教育的同时，要创造条件举办函授教育”。“函授生按照教学计划要求，至校集中学习期间，学校应统筹安排其使用教室、实验室、阅览室、图书馆、学生宿舍以及其它教学、生活设施”。管理科学、规范的图书馆是办好函授教育的一个必要条件。最近，国家教委又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成人教育的质量。这又一次明确强调举办函授教育不只是注重数量，而是要注重质量的提高。高等函授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离不开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高校图书馆为函授教育服务义不容辞，高校图书馆要努力成为函授教育的强有力的后盾。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读者至上，服务第一”，全心全意地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这是办好函授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校良好的图书馆环境，丰富的馆藏为举办函授教育创造了相对优越的条件，特别是那些建校历史较长的高等院校，人平经费高，馆藏丰富、门类齐全，就我校而言，建校时间不长(1984年)，图书馆资源建设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馆舍面积5000平方米，设有采编室、流通、阅览、期刊、信息等部门，全部馆藏实行计算机管理，近两年由于校领导的重视，每年下拨资金45万元，全部用于购书经费，充实馆藏，这些基本条件保证了图书馆有能力直接为函授教育服务。
1.2从函授教育自身的特点来看，函授教育也非常需要图书馆。函授学员绝大多数为社会在职人员，他们年龄偏大，学习目的明确，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自学能力，他们能从本职工作或者将要从事的职业出发，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专业文化水平，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的素质修养，参与市场激烈的竞争。函授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它是以“自学为主，面授为辅”的教育形式，学员听课时间少，在校时间短，这就要求函授学员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让学员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进图书馆，多学习，多阅览，多钻研，开阔眼界，这样，图书馆的重要作用越发突出。
1.3从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来看，高校图书馆不但要为函授学员服务，而且要向社会开放。在美国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几乎都向校外人员开放，他们不分地区、年龄、种族，所有来馆者，只要出示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就可以办理有关手续，进入馆内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日本的部分大学也正分层次的向社会开放。1965年，美国联邦法中的高等教育法第二章规定：凡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有权享受联邦政府的补助。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界由此产生了一种共识，既然接受了来自国家税金的补助，那么就理应向全体国民开放。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高校图书馆适应教育发展的要求，针对函授教育的特点，积极开发馆藏资源，把知识信息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函授学员的深处，这对于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2把握函授教育的规律，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函授教育有其特点，存在着许多客观不利的因素，这就决定了高校图书馆为函授教育的服务工作要比普通高等教育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具体表现为函授学员在校时间短，离校距离远，不能随时按需要进入图书馆，不能及时地借还有关图书，从图书馆方面来说，又不能正常有秩序地开展服务工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作难度。高校图书馆面对这些问题，应主动根据函授教育的特殊规律，本着真正从提高高等函授教育质量出发，充分挖掘工作潜力，做好服务工作。
2.1高校的各级领导应充分认识到图书馆为函授教育服务的重大意义，把为函授教育服务当成图书馆的份内工作，图书馆经费要保证专项拨款，并根据函授教育的发展而适当增加经费。
2.2图书馆管理部门应根据函授各专业的设置情况，准确及时地采购那些函授学员急需的、适用性强的图书，以利函授学员在面授环节中提高学习效率，图书馆可根据工作的需要配备针对函授教育的专职工作人员，并要求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加强对函授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懂弄通函授教育教学的规律，开展专题服务和定题服务。
2.3根据高等函授学员的学习特点，实施与普通在校生不同的图书馆开放形式。图书馆可采取开放式或半开放式，让学员自由地直接接触图书馆的各种馆藏，从事学习、研究工作，条件允许的学校，还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为学员服务。一种方式是，在非面授的时间里，学员在自学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查找各种资料才能解决的，可来函与图书馆主管领导及图书馆主要部门的负责人联系，采取预约或邮寄的方式借书解决。这样做一方面让学员真正体会到自己是学校的一员，内心增加一份热爱学校、热爱图书馆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保持了他们与图书馆的联系，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增长了他们的知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2.4图书馆应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加强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函授教育。函授学员流动量大，专业分散，层次多样，在校时间短，而且两次面授之间间隔时间较长，为稳定函授教育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能正常运转，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会同高校函授教育主管部门，对函授学员进行必要的图书馆规章制度教育，并制定相应的新制度来完善管理工作，引导和约束函授学员用好图书，爱护好图书，对于损坏图书的按照图书馆规章制度进行赔偿。
2.5图书馆管理人员要支持和帮助高校开设《文献检索》、网络培训及利用图书馆等课程、讲座、咨询活动，认真办好新书介绍栏目，宣传橱窗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学员提高自学能力。
全面提高高等函授教育的质量，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我们只要始终把握函授教育的规律，积极推进图书馆工作的改革，转变机制，适应形势的发展进程，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就一定能使函授教育在利用图书馆方面收到实效，图书馆也一定会发挥其巨大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吸纳函授学员为自己的基本读者，必将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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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诗芳.强化服务功能，改封闭为开放.山东图书馆季刊，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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