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5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历史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基础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物理实验既能帮学生认知正确的物理概念，增强问题的分析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验证和探索能力。例如惯性实验，将几枚棋子整齐地叠放在水平桌面上，再用一把刻度尺迅速将最底端的棋子击出，上面的棋子却不会随被击出的棋子移动。实验虽然简单，演示却很成功，吸引了学生，收到了很好的课堂效果，远比通过老师的讲述，用语言形式来呈现收到更好的效果。再如，在讲压力和压强时，可以设计这样的实验：在一个较为结实的无底无盖的盒子上蒙一张纸(纸面要紧)，将一块砖轻轻地平放在白纸面上，观察到纸面下凹了些，但纸未破，然后小心地将砖竖立放置，白纸破了，就会自然地引入压强的概念压强和受力面积成反比的关系理解更清楚。因此，看似容易理解，无需实验的地方，恰恰是应当加强实验的地方。
2改进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物理现象有清晰的了解，启发思维活动，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1改进演示实验，提高演示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只有清楚明显，可见度高的物理现象，才容易触动学生视觉，激发学习兴趣，启发思维活动，同时加强演示前的精心准备，使演示实验既然做了就必须成功，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收视率，有利于提高课堂效果。磁现象演示实验“同名磁极相排斥，异名磁极相吸引”，课本中实验简单但效果不明显，学生也不易观察，成功率不高。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将两磁铁分别固定在两小车上，小车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静止，且两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撤去外力后，可以看到两车的运动方向，改变磁极重新演示。这样显然提高了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2.2将一些演示实验改进为学生分组实验
这样做能为学生创造多动手实验的机会，还可以提高实验的可见度，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进行“电流磁场”这一课题教学时，把教材中演示奥斯特实验安排给学生分组做，实验器材简单：一节干电池，一根导线，一个小磁针，实验时用导线将电池的正负极联通（要立即断路），而将小磁针置于导线某一段的附近，可看到小磁针偏转，在导线周围的不同位置或改变电流方向时，小磁针的偏转方向也随着改变，这个实验现象明显，学生易于接受。比起由教师演示效果要好的多，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对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以及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的知识也确信无疑了。
3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
探索性实验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探究物理规律并培养实验能力为目标；二是可以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对好动脑的学生来说更能引起他们的求知欲，同时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探索、研究、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例如在做决定导体电阻大小因素的实验时，可以让学生去探索导体的电阻在温度不变或变化不大时，导体的电阻可能会和哪些因素（比如长度、横截面积、材料等）有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学生可以探索去保持其中两个量而改变另外一个量，在探索中最后得出结论，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
4充实学生分组实验内容
师生关系也是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之中。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主体的参与性及内在需求，导致学生对实验教学不感兴趣，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得不到提高。而物理课教学内容的实验操作性又比较强，理论知识比较抽象难懂，所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对于他们深入了解物理原理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应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思想，把兴趣作为引导学生学习的工具，准确把握实验教学的时机，通过趣味导入新课和游戏化的授课过程及风趣的教学语言，实现学生把“要我学”转为“我要学”。同时着力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让学生时刻感受到老师的关心与理解，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激发对实验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为其终身的物理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接触、综合分析和实际参与是学习的三大要素，其中“接触”是良好学习的基础，所以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建立生活与物理的联系。由于“问题”是进行物理实验的起点，所以在实验课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也是高中物理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物理实验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来设置一种启发式的、开放性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发现所学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来解决，从而有效调动起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验证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的实验中，由于学生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学习了两个力在同一直线上的合成，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从二力在同一直线上的合成入手，再引入互成任一角度力的合成，明确学习目标。为了使我们的计算更方便，这里选择特殊情况进行实验。首先用一个弹簧测力计提起一个物体（500g），静止时，让学生记下此时刻度尺的读数F1=5.0N；接着用两个测力计同时向上提起这个物体，再让学生读出这两个测力计的读数F2=2.5N、F3=2.5N，并比较F2、F3与F1的关系，可以得到F2+F3=F1；然后再将两个测力计呈90度夹角向外拉出，调整到适当的位置之后再让学生读出此时两个刻度尺的读数：F4=3N、F5=4N。但我们通过计算发现F4+F5≠F1、∣F4—F5∣≠F1，这时候教师就可以提出问题了：“为什么二力的合成不再符合代数计算的规律了？”“如果角度任意，情况会不一样吗？”然后物理教师再引用学生在数学课中已经学过的勾股定理知识来对学生做一定的启发，使学生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去思考探究，从二力同一直线到互成角度，从特殊角度到任意角度，实现从特殊到一般性的过渡，最后通过实验找出力的平行四边形规律。又或者教授“功与速度变化的关系”这一实验时，教师可以用“用怎样的方法可以弥补小车在动的过程中受到阻力所减少的速度？“”仔细观察打点的纸带，点距呈现怎样的一种变化趋势？”“各点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均匀的？”“该选择哪些点距来计算速度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如果能够平衡摩擦力，小车移动的方式会不会发生改变？”像这样通过阶梯式问题情景的设置，给学生质疑和思考的机会，引导学生通过实验一步步地去验证自己的猜想，能够切实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也只有使学生对某一物理现象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才会主动去探究其背后的秘密。因此，教师要牢牢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积极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三、引导探究，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操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教师懒于设计，完全就是对照教材来进行实验复制，缺乏特色和创造性，限制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发挥。但对于物理学习来说，探究意识和探究精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必备素质。因此，教师设计物理实验时应遵循新课程“实验教学的出发点只能是学生的实际情况”的要求，对教材上的实验过程做合理的改动，灵活地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指导，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验中来，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学生通过自身的实际体验获得了新知，尝到实验所带来的成就感。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以这种方式来开展实验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做实验的积极性，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又或者“，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这个实验，教师可以采用“演示法”来进行教学。任课教师先将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给学生演示一遍，并做好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的示范，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操作。这样学生一边回忆教师的演示，一边合作讨论完成实验操作，就相当于是做了两次实验，无形中提高了教学效率。接着教师还可以针对测定波长的误差问题向各小组寻求解决方案，这样既能发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还有利于合作意识的提高。当前实验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通过实验探究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自主探究的习惯。所以在实验教学中，高中物理教师可以适当放宽在实验课中对学生的限制，增强实验的延伸性和探究性，只在实验前帮助学生分析实验的原理，然后由学生自己设计出实验步骤和方法，并动手操作实施，使学生从枯燥的物理理论学习中解脱出来，体验到物理学习的快乐，进而产生更多的探究热情。
四、发展思维，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一般情况下，对实验数据的归纳和处理都是两个物理量间的关系是否相等（探究恒力做功与动能改变的关系）或者两个物理量之间是不是正比关系（弹簧的伸长量和弹力的关系）。但是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之间的关系”的实验过程中，我们通过对数据的观察与分析发现当力相同时，质量越大，加速度却越小。这时候教师就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在寻找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时，除了直接观察实验数据外，还经常采用什么方法呢？在学生经过了一番思考过后，教师便可给他们引进“图像法”来解决问题。在物理中利用图像来处理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常用的方法，因为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用图形表示出来会更加直观，也能够有效减小实验误差，确定并排除实验中的一些错误数据。一说到用图像来分析物理关系，学生们首先想到的就是a-m图像，但实际在图像中直线比曲线更容易反映出物理量之间的规律，判断二者关系也会更加轻松，所以由此学生就会想到能不能将曲线转化为直线的问题，而教师在进一步启发———“数学上是如何将双曲线转化成直线的？”多数学生就能够想到可以在直角坐标系中建立a-1/m的图像，通过图像发现a-1/m形成一条过原点的直线，直观体现了a与1/m成正比的关系，从而也就更确切地判断出a与m之间的关系。教师的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对物理问题进行拆解分析，不仅加深了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广开思路，为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对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验分析能力，拓宽学生的思路，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活动也大有裨益。
五、重视数据处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1.尊重实验数据。
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实验数据往往和预期结果相差很大，这时一些学生懒得寻找出错原因，就抄一抄旁边同学的数据或是自己随意写一个跟预期值差不多的数据，这是对实验极度不负责的表现。这就需要教师及时制止，和学生一起对较大误差进行详细分析，看问题具体出在哪，在确认了测量方法和仪器操作都无误后，若实验数据仍不理想，就可以组织学生成立问题研究小组共同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改动实验数据的行为都是必须禁止的，要培养其尊重实验数据的习惯，树立尊重科学的意识，养成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2.选择合适的数据处理方法。
以处理实验数据的工具为例，很多教师不是采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方法———计算机，就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计算，走了两个极端，却忽视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中学生必须掌握计算器的使用方法”的要求。科学计算器体积小、重量轻，且操作简便、功能强大、价格也适合学生一族，所以在此建议让学生使用计算器来进行物理数据的演算，在减轻学生的计算量的同时也减小实验数据的误差值。
六、结语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深受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和“中庸”思想的影响，意蕴深邃，凝聚着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体现了醇厚的理论魅力，是中国传统译论之精华所在。以“神似、化境”为代表的审美境界，其核心价值是“美”，追求的是翻译主体在审美心理上的“虚静”、“坐忘”，强调的是译者主体的艺术修养，最终体现的是翻译主体的直觉感悟和审美体验。在对传统译论的评析和借鉴中，钱锺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译学见解。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钱锺书写道:“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就算入于‘化境’。”这种“化境”既要有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又要不拘泥于原文，是另一种语言相应而完美的表述。正如罗新璋的评语，“钱公诸译，矜持尽化，语迹俱融，诚人化之笔”。罗新璋总结出翻译理论历经了“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四个阶段，他认为，“钱锺书提出的‘化境’，可视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化境说’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画论、文论的古老命题，如刘勰的‘神与物游’、苏轼的‘身与物化’以及金圣叹的‘圣境’、‘神境’与‘化境’说”。“化境”的文学翻译既是译者匠心独运的结果，又是浑然天成的艺术极品，即“艺术造诣达到精妙的境界，可与造化媲美。”“化”直接承自传统美学的“物化”概念，揭示了文学翻译艺术的本质，即原文的风格之美与译文艺术表现方法的一致性，有本体论意义。“钱锺书的‘化境’与傅雷的‘神似’这两个概念，在旨趣上无大异……可以视为同一体系的两种不同说法，视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理论上的延伸。”“化境”论还需译界后人从理论层面上进一步阐释其内涵，使之具体化，从而在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得到更充分、更广泛的运用。
二、格式塔心理学概论
1．概述。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经验现象中的形式与关系的心理学。“格式塔”一词原是德文“Gestalt”的中文音译，“完形”。本意是指事物的形式和形状，但在完形心理学中它被赋予了“形式在感觉中生成”的内涵，具有“通过整合使之完形”的意蕴。奥地利格式塔心理学家C•V•厄伦费尔斯于1890年提出“格式塔质”的设想，所研究的核心就是“形”。他认为:“‘任何形’都是一个格式塔，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水平的知觉整体，它从背景中(或与其他的物体)清晰地分离出来，而且自身有着独立于其构成成分的独特的性质。”格式塔文艺心理学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物关系提出了两条重要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同形论。由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的“整体性”、“异质同构性”及“顿悟”等理论，不仅在心理学上具有科学性，而且在文艺领域特别是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性原理———文学翻译角度。格式塔心理学最大的特点即是强调研究心理对象的整体性。任何“形”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主体知觉活动加以重新构建的“整体”，因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形式或图形的把握尤其是知觉占据核心地位。惠特海默认为只有从整体上考虑心理对象才能产生创造性，他认为创造性思维也是整体决定部分的观点。文学翻译作品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不能仅仅消极被动地接受，而需通过主体认知活动把握整体特征及性质，对知识进行创造性组合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语义框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艺术审美境界。
三、例证分析
化境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至美境界，要求译者具有艺术的审美修养和艺术的思维方式，能从整体上把握原文的神韵和意境。正如包通法教授所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般从整体上把握客体与人之间关系，整体统摄部分，部分体现整体，既抽象玄奥，又具体直观，强调由象致内心的顿悟和内省。”格式塔理论反对元素分析，倡导整体组织，认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专执于一个句子、一个词或单独意象，而要从整体把握，进行从上至下的宏观建构。体现在整体艺术层面上的文字翻译是一个格式塔意象的转换过程，译者从原文中获取语言意义与情感体验等信息，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意象，再将这个新的整体意象转换成译文语言的过程中，信息量的多少，美感等因素都会影响译文读者的接受。有道是，多情自古伤离别，原文表面看似朴实无华，却深蕴缠绵之情意，令人动容，译文亦是如此，钱锺书运用典雅纯正的文言文来翻译，其中的“百凡如故”、“神伤之甚”，特别是“行行生别离”五字紧紧捉住了原文所蕴含着的深切情思和神韵。译者基于对原文的透彻理解，以纯正的译语文字表述忠实地传达了信息，完整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将离殇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佳译，不露半点雕琢痕迹，既能做到谨而不拘，又能做到离形得似。
四、结语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1982.4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关键词：心理压力 调适 儒释道 中庸之道 无为而治
狄更斯《双城记》经典的开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依然适用于今天。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住房、感情、健康……任何一项都会让我们忧心忡忡。虽然压力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它就会成为精神世界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在各种情绪压力面前，做好心理的调适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释道三家学说，从内容上讲实质上就是儒释道三家综合一体的文化。河南嵩山少林寺有一块石碑，上有一幅很奇特的图，“混元三教九流图”，幅图把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十分形象地合为一图之内，三教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形象的图解。探究儒释道的思想体系，取之核心精华，应用于当下，对提高民族心理素质, 增进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修养，具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内心平衡的基石：中庸之道
“中庸“对于现代人保持心理平衡更是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适中”的自信是人类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而过度的压力痛苦可能会摧毁人的身心走入绝境。生命中全无任何压力也会使人类丧失进取的动力，最终一事无成。在现代社会中，来自方方面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庸”之道日益显露出其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人们要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中”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以坦然、平和的心态,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
二，外部适应准则：仁义忠恕
现代社会人类越来越自由、独立和自足，同时，个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又一刻也离不开人与人的沟通，尤其在团队之中，必须与他人保持一定的和谐关系。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忠恕”给了我们良好的互动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儒家为主体，其内核是“仁”，“人者，仁也”。“人”和“二”组成“仁”字，表明人际交往之道是儒家的重要内容。[1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 将“爱人”作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
在朋友关系中，首先君子要“爱人”，与人交往要真心诚意。没有爱心便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要以“忠信”为本，孔子认为“主忠信”，“忠”就是尽自己之力去帮助他人，也就是说，交朋友，是交他的道德，不可以怀有其它的目的。
儒家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一种人人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社会和谐气氛。
三、顺其自然的平常心：无为而治
老庄道家思想则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克刚，见素抱朴。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强调返朴归真，顺应自然，寻求人的个体价值，崇尚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即倡导人不要勉强去做有悖于自然规律的事情，那一定是违背了客观规律。[2 ]世间万事，顺其自然，保持心境的平和旷达，有时也不妨以退为进，乃是对人对事对己对身心最为明智的自然之法。若想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不是真的消极无为，而是在必要时要有所作为，即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无为”的态度不失为促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除此之外，包容处下，处事不变涵养也是无为而治的一个重要内涵。 “天下莫柔弱如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所谓 “柔弱”乃是知时度事的一种明智认识。
道家所提供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恰好可以适应人们价值多元变革急遽中大众的精神需要，可以维持人们在处境变化之下的心理平衡，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心理健康提供了一种抗拒逆境的精神力量和消融苦闷的宣泄途径。
四：参透本相的境界：归本于空, 耐得寂寞
佛教强调“放下”，认为事物本质为“空”，任何一个存在之为存在，其实都和我们的心灵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心灵的活动回到自己，我们心灵意识和外在事物回到一种浑然为一的状态，就是“空无”、“自在”的状态，可使外界事物和心灵意识两者一起浑合而无分别。
当下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其无限的欲望与对自身能量的错误估计是人生不幸的根源，故应该把我们内在的那个心灵执着解开，这样或许我们的智能才能够好好地展发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富于创造的复合型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中，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世方式, 但又有许多共通之处, 相辅相成。尤其是其中蕴藏的十分丰富的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对于处于今天物质产品极大丰盈而精神产品相对贫乏的全球化时代, 对于国人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写满了传统文化的密码符号，对传统文化的天然认同和接受是我们汲取其中有益成分调适心理的最为便捷的途径，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丰厚的资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解决自身的心理困扰，重建应对压力问题的内心力量，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得天独厚倚靠的精神支撑，这种天然整合心理的能量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里生活里，它对于今天人们的心理调适将起到十分乐观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雄明. 人性与自我修养[M]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 16.
韩国是单一的朝鲜民族，通用朝鲜语(亦称韩国语)，信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多种宗教，风俗习惯独特而有趣。
韩国人待客十分重视礼节，男性见面要相互鞠躬，热情握手，并道“您好”。异性之间一般不握手，通过鞠躬、点头、微笑、道安表示问候。分别时，握手说“再见”，若客人同自己一道离开便对客人说“您好好走”，若客人不离开则对客人说“您好好在这儿”。进门或出席某种场所，要请客人、长辈先行；用餐，请客人、长辈先入席；与客人或长辈递接东西，要先鞠躬，然后再伸双手。
同韩国朋友约会，要事先联系，尽管韩国人对客人不苛求准时，但他们自己是严格遵守时间的，因而客人也应守时，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到韩国人家里作客，最好送一束鲜花或者一些小礼物，见面时双手递给主人，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进入韩国朋友家里，须事先脱掉鞋子，交谈时，说话要细语轻言，不可大声说笑，女性发笑时用手遮掩住嘴，不要当着众人的面擤鼻涕，吸烟要向主人打招呼，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不懂礼节。 韩国人接待经贸业务方面的客人，多在饭店或酒吧举行宴请，而且多以西餐招待。非业务交往，多在家中请客吃饭，用传统膳食招待。韩国人爱吃辣味，主食副食里常常少不了辣椒和大蒜。主食以大米和面食为主，最喜爱的传统面食是辣椒面和冷面。韩国人制作冷面的面条是用荞麦面做的，汤里放入大量辣椒、牛肉片和苹果片等，而且要冰镇，吃起来清凉爽口，但过一会就会周身发热。副食中的名菜有生鱼片、烤牛肉、干烧桂鱼、脆皮乳猪、油泡虾仁、脆皮炸鸡、爽口牛九、软炸子鸡、冷拼盘等。韩国人每顿饭要有一碟酸辣菜，尤以酸辣白菜最为爽口。在正式宴会上，第一道菜是用九折板盛有九种不同食物送上来，其中必须有火锅，随后再上其他的菜；在家中请客，所有的菜一次性上齐。 吃饭时，主人总要请客人品尝传统饮料——低度的浊酒和清酒，浊酒亦称农酒，昔日是农家自酿酒，制作简单，历史悠久，将粮食捣碎下酒曲发酵而成，酒色混浊，但酒精度低，清凉宜人，健胃提神，各商店有售。对于不饮酒的客人，主人多用柿饼汁招待。柿饼汁是一种传统清凉饮料，把柿饼(亦可用梨、桃、桔、石榴等果品)、桂皮粉、松仁、蜂蜜、生姜放在冰中煮沸，待凉后滤去渣皮即可，味道甜辣清凉，家人逢年过节饮用，平时用来招待客人。有的人家还用油煎饼、松饼、油蜜果等传统食品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此外，韩国拥有许多西餐馆和日本餐馆，汉堡包、炸鸡、热狗等快餐食品受到人们欢迎，使韩国人以鱼、蔬菜和米饭为主的传统膳食结构趋向方便化、快捷化和多样化。在韩国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客人进餐、购物、住宾馆等不必送小费。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种种重估中,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一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先行者们在破坏的同时所进行的建设行为,恰恰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北大民俗学派的创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时参与了文学革命。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对儿童文学和文化的倡导,都显示出他的文学建设热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少有人能够重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够进行非常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倡导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文学状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儿童歌舞剧《马兰花》,以及当时排演的很多儿童戏剧,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学本质。为什么像李扬这样的人能够孜孜不倦地从《红岩》当中发掘本不存在的现代叙事伦理,而忽略这些在天然文学庇护下的虚弱的诗性生长?这是个悲剧。民间文学现实并不仅仅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有丰富的内容:民刊、民谣、潜在写作、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严肃文学。而它被忽视,只能说明研究者还处在前现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学观中,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梳理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贺仲明:曾经有一个提问“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像他当初设定的那么简单,但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警醒。确实,你为什么而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向。汪政刚才谈的问题都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像大众化问题,其要点就是关注现实,不关注现实会有大众化吗?这种关注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不同时代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现实是难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实,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对现实对人类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创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的问题,依我看,就像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梦想和焦虑。这种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日本政治学家加藤节认为:“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大半个世纪,如加藤节所揭示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极端状态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世纪初的到世纪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极端状态的政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党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纯艺术”的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则多少有所怠慢。这是对过去那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但作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更冷静一些,应努力避免情绪对其科学评判带来的干扰。因此,当我们面对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这样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经验吧。
贺仲明:毕飞宇和阎连科的这种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强烈的本土经验之上的,这也是他们两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本土经验的内涵很丰富,不是简单的题材或语言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的《钟山》第一期的对话上已经谈过——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习惯从作家主体方面来思考问题,我觉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许是最关键的。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写作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何言宏: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经验的表层经验和深层经验。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强调书写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时,千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个体经验的忽略。我以为,中国经验的书写,还是应该以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现在有很多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肯定了它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也不满足,其原因,就是个体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不仅很多是表层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的。我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并不是说你是民工,或者说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国文学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对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应该是充分“辨证”的。当然这种“辨证”,还应该体现在美学的层面。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4]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5]；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6]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7]]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8]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9]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10]]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11]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12]。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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