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4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7-01
一、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德里达曾指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到卢棱、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它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形而上学的姿态中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础的，最具有潜能的程序。”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表现于哲学中，还表现于宗教中。
阴阳中和，是人地四时之气和人的阴阳之气运行的最佳状态，是天、地、人最美好的道德和规律。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尤如阴阳的关系，有贵贱、尊卑之分，但归根到底也要体现阴阳中和的法则。至此，正统儒家以赋予阴阳这组概念双重性格(既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性，又具有阳尊阴卑的道德属性)的方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使得阴阳互补、调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中西不同的家庭观念
各个民族对家庭关系的理解都有其独特之处。在中国，作为女性最主要的活动舞台就是家。中西对于家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各自的演变中，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从上古时代起，就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而西方家庭成员之间一开始就以对抗为主要特点。
在西方文明源头的古罗马时期，家庭就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血腥统治。罗马人的“家庭”一词即“奴隶”的意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家长的奴隶。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他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人的希望与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罗马人的家庭关系充满着骨肉相残的悲惨故事，这是讲究“孝”与“慈”，重视“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
（三）中西不同的社会个人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因为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
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甚为薄弱。尤其是女性，并未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所以她的文化独立、精神独立较西方女性就带有很大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虚假性。因此，对于人类意识和个人意识都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女性来说，确立女性自我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也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
二、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功能和意义上的不同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力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妇女文学为其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深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肩负着三个方面的功能：它对传统文学史观或者说对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传统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立场和精神品格上也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有些自己的路径，因为它所要担负的功能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色彩。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外来影响的双重作用的产物，担任着双重功能，展现在当代的景观就是女权的、女性的、反女权的和“女性中心主义”等各种成份的共融和共存次。
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男性同盟的加入
在西方，妇女的解放无疑是妇女自己的事，女性面对整个的男性世界孤军奋战。即使是倡导“天赋人权”的卢梭，对妇女解放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更不用说与女权运动相伴而生的主要来自男性的反女权主义思潮了。在作为女性平等思潮发源地的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玛丽・戈兹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然后不幸的是惨遭杀害，她的组织也遭解散。在以后的年代里，妇女组织一再重组，但是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在中国解放妇女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男女，自从倡导之日开始，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从敌阵中冲杀出来的，那么我们中国女性所赢得的一切，则是和平解放的结果。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引进，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女权学说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而中国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其中不乏男性。时期，根据观点，剖析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的目标和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妇女的联合，途径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敌人，明目张胆歧视妇女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很少看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进行的解放妇女的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男性确实帮助了中国的女性。因此这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传统。
而作为中国的女性，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也从未将男性看作异己力量而与之对立。对于中国女性骨子里与男权世界的拖鞋、以自我压抑求生存，张爱玲有这样的描述：“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树敌”，我们拒绝西方那种女权主义立场。原因在于女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的美德不相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扮演着惹人恋爱，小草伊人，宽容仁爱的角色，一代代传承儒家文化，同时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心安理得地成为了一个无知无欲、无追求、无信仰的存在。她们的职责就是避免与男权社会的冲突与斗争，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因此女人不能与男人争夺权利，因为男人曾经帮助过女人。有了男人的解放，也就有了女人的解放。因此，中国男性没有来自女性世界对他们的挑战而带来的危机感。在这样一种“讲信修睦”崇尚伦理的文化氛围里，注定不会形成激进的女性主义，也使得中国的男性讲解决女性的问题视为己任，这就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小江著.女性主义[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照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性别;民族;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异即使不是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女性主义从而自上世纪开始就成为显学,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女性主义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头衔出现,而是出现过无数有不同前缀的女性主义,好比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性主义更适宜称为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的现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学术界对差异的强调。女性主义本身是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论,随着社会运动目标以及策略的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做出调整,同时在和其他理论的对话中,女性主义研究也不断吸收其他理论成果,因此可以预见“以女性主义作为后缀的名词还面临无限扩大的可能。”[1]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一个较为新锐的发展方向则是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流、碰撞、互相对话形成的独特的论述空间,即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声音,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支――黑人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这一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批评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创作(好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妇女活动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分裂印度》获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罗奖,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兰・德塞(其《失落的遗产》2006年英国布克奖,2007年美国的国家图书批评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这一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它填补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空白,当然也补充了后殖民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3]
既然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该理论在海内外的发展进行详尽的梳理。
一、大陆研究
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无论译介还是评论还是文本批评实践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对于80年代后登上舞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派别的关注却并不是很多。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性的著作中对该流派的关注。笔者把国内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论读本和女性主义读本综合来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该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绍过简。其中值得一提的则是2008年任一鸣教授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单列一章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国内研究难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后殖民女作家创作的最新资料。
其次,理论译介。当代西方文论在国内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译介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经做了译介,而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在西方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译介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理论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罗钢和刘象愚合编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收集到的几篇最关键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该论文集出版于1999年,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过是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很难全面反映该理论发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该理论的最多还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国期刊网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个别的华裔文学、亚裔文学。这些文章都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对该理论的应用性进行了检验,可以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时大同小异,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则是所用到的理论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罗钢和刘象愚这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几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圣经”。
第四,国内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门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罗钢《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论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相关硕博论文有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南京大学98历史博士论文);王淑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06博士论文)。相对而言这几篇论文体现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分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献都是较新的一手资料,对黑人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这为我们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总体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导向。
这些论文及研究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该理论的兴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这一分支已经做出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从共时关系横向上如何把握整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体系,如何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结合则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论述发展较晚,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引介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论述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对大量涌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著作,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涉及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帝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性论文,对我们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发展概况和理论来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郑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张晓虹、简英英、邱贵芬等。整体来看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文论汇编中。其中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隶属于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仅仅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综合研究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编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较视野:种族,性别,阶级的影响》,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编的《女性主义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编写的《解殖的女性主义:种族,性别与帝国的建构》Uma Narayan编写的《错位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导读》,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共同体》。在这些汇编中收录了比较全面的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她们从各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对话问题,以及该理论的文学批评术语问题,尤其是大多都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的讨论,这就为我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向:紧密结合当地政治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她们认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总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化》,1995年麦克道威尔出版《变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书标志了黑人女性主义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提出除了要关注政治意图外还需要注意到文学再现中的复杂表现。[5]而在前面列举的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论文合集前面编者都写了长篇的导论,这些导论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莫汉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序言中探讨关于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联合,进一步寻求动态关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认为女性问题应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族群政治才是问题的关键。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义导读》的导言可以说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经典文献。她们详细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密切结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实际斗争以及文化现象,从六个方面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然后明确的提出当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种族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就有被讨论的必要。并意识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争议,但是这并不能遮盖她们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讨论的态度。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研究结合,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中对印度当代小说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还有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张小虹称周蕾是继斯皮瓦克、郑明河之后美国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倾向,还对大众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对《末代皇帝》的解读;还有邱贵芬的《仲介台湾/女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探讨如何建构新的台湾文学史,以及对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别开生面的解读;郑明河则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越南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文学/文化产品具有较好的启发。
相对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无论是原创性文论的写作还是整体评价以及应用等。我们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该理论,并将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切实结合,并引发我们对该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论遗产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有统一称呼的理论派别其核心思想与目标是什么,其理论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论的异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点又是什么等等。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义势必会呈现更多的理论维度,开创更有价值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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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乐诗.笔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关键词：苏珊・ S・ 兰瑟 女性主义叙事学 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
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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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关键词：女性主义；吸纳；创新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态度是谨慎的。从“西方”到“中国”，文化过滤是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吸纳、分析、运用、升华。它不断地被中国的学者们在理论实践中所借用、改造近二十年，最终被“成功地”植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在近2O年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及“研究创新”三个阶段。
一、“翻译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入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在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理论实践”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已经不能再满足国内学界的研究，他们开始积极地将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实践的勃兴期。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这样的实践活动使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于此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创新”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沉淀，女性主义的研究进入到深化期，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者。他们许多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通过将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培养出一批批新的学者。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女性主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他们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西方的女性主义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
然而，在女性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疑问，甚至要面临着被再度被忽略的危险境遇。陈顺馨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研究的情况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研究者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学者们从容应对，许多相应的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被提出。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结语：综上所述，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走过了二十多年历程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和“研究创新”阶段，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了，并在中国逐步成为一种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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