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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伦理;构建;途径
中图分类号:G8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5-0074-03
Abstract:The paper expounds the trouble of athletics ethics in basic of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athletics ethics, and put forwardSome constructing way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thletics ethic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thletics; ethics; construct; way
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在名与利的驱动下,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竞赛组织者“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赛场上违反体育道德的事件也日益增多,且日趋严重,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 竞技体育伦理内涵
要把握竞技体育伦理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竞技体育以及伦理的含义,再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关于竞技体育的概念,很多专家都有不同的表述,但运用最广泛的要数田麦久在《运动训练学》一书中的表述“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超越人类自我极限为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体育的组成部分、突出训练和竞赛、发挥人体的极限运动能力、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并取得比赛胜利。这些界定是以“运动、竞赛、获胜”为核心的,长期以来竞技体育的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种价值取向而展开,从而忽略了竞技体育所蕴含的文化性和价值理性,导致了竞技体育长期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出现竞技体育呼唤伦理的现象,形成竞技体育伦理。“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在个人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即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调解的方式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2]。基于以上定论,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伦理是竞技体育工作者、竞技体育活动参与人员及运动员在从事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体育管理、体育欣赏等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它的基本问题也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利益与道德利益的关系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两个方面。
2 竞技体育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2.1 高新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借助它,在运动方式、训练条件、场地器材上都获得了相应的帮助,使人类最大限度的发挥运动极限、战胜自我已成为现实。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提高运动成绩,不惜重金寻求科学的帮助,例游泳选手的特殊泳衣、刘易斯的昂贵跑鞋等,无不展示出科学技术对提高运动成绩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在为人类极限一次次被打破而欢呼的同时,可曾想到站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运动员,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膨大的科研团队、没有最先进的训练方法。这些对比如何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精神?
除了这种在规则允许之内的科技支撑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滥用违禁药物的问题。从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发现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服从违禁药物以来,全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与兴奋剂进行斗争,但不论反兴奋剂力度多么大、检测手术多么高明,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例子从没有停止过,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所谓的利用药物挖掘“潜能”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运动员的一种摧残,对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精神的一种亵渎。
2.2 竞技体育商业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道路曾给奄奄一息的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勃勃生机,从对奥运会举办的畏恐不及到竞相申办;从奥委会的“清水衙门”到富有的经济状态,无不显示了商业化的魅力。各个政府、财团、公司、企业都纷纷涉入到竞技体育领域,无不想从中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运动员也不再仅仅享受比赛的乐趣与荣誉,正如美国著名的田径运动员迈克尔•约翰逊所说“人们只为荣誉参加比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参加比赛既为荣誉,也为金钱”。
当赚钱成为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当经济利益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决定因素之一后,清洁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受到极大的威胁,体育活动参与者的各类人群(运动员、主办者、赞助商、裁判员等)出现与金钱苟且在一起交易的现象,各种扭曲、变态的现象也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不断的上演。2006年意甲的“电话门”事件;田径黄金站比赛上运动员与组织者的讨价还价;职业联盟与球员的劳资纠纷导致的罢赛;还有裁判员的营私舞弊等。这些现象大多都是“金钱至上”观念造成的,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公正、公平、平等的竞争意识。此外,也会伤害运动员、教练员,打击了他们刻苦训练的积极性,最终阻碍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
2.3人文教育的匮乏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转变了学校教育的职能和方向,衡量教育是否优秀的标准中,国家的需要、知识的传授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个人的道德教养被挤入狭小的隙缝。“学校教育不是改变和加强对人的整体培育,而是传授理智的技能和科学的知识。科学、外语和数学的高质量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世界教育范围内,人文教育逐渐让位于学术和技术训练,导致个人道德教养的缺乏。这种缺乏也以体育暴力的形式充斥着体育赛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了体育竞赛的秩序。例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血案;2002年中国甲A联赛第三轮陕西国力队与青岛颐中海牛队比赛结束后,发生的球迷追打裁判、放火、破坏警车的恶性事件。此外,还有困扰英国的“足球流氓”,中国足球场上的“京骂”,这些都使得观众的体育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3 竞技体育伦理的构建途径
3.1 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
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会议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讲究“天人合一”、“温良恭俭让”,体现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强调服从,以集体为核心,关注集体的荣誉与责任,而忽视个人自身的快乐;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强调过程的参与,而忽视结果,缺乏竞争精神和对效率的追求。而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崇尚竞争与对抗,显示外化的力量和征服人,通过比赛和征服,发泄人的情感,张扬生命的个性;强调人性的发展和对人体机能的开发。
中西体育的这种差异性使中西体育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强调身体的健康、保健、治疗等,追求身心的和谐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体育强调对人体的外在塑造,追求通过人自身的不断努力与自然相抗争,从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因而,他们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技术、战术与训练方法的研究,过分的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
中西方体育伦理思想的这种差异可以很好的进行互补,这种互补可以很好的推动世界体育健康、平稳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重物轻人”、“工具化”等弊端可以用中国传统体育的“和谐”、“道德规范”来纠正;西方体育追求效率、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可以对中国体育形成很好的补充。萨马兰其先生也看到中西体育文化的这种互补性,认为这种互补是很有必要的,提出“国际奥委会主导思想应建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建议。
3.2 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去评判他人的行为和衡量自己的行为,这就产生了道德评价。所谓体育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社会体育道德价值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对他人或自己在体育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以表明褒贬态度的道德活动[6]。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既是竞技体育活动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体育行为道德性的一种判断,也是调整竞技体育行为的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在体育实践活动中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对形成良好竞技体育道德风尚,维护健康的竞技体育发展环境均有重要的作用。
评价任何事物,都要有个标准,没有标准,就很难对事物进行衡量。在竞技体育道德评价中,人们常以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假等伦理准则作为基本的标准,来评价体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在评价依据方面,应坚持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即竞技体育活动参考者不仅要求树立正确的体育行为目的,而且要求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应合乎体育道德要求。偏执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都应采取措施帮助其改正。
竞技体育道德评价还应从参与者当时所面临的具体状况予以客观的分析,发现其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及其行为的真正本质。一般来说,参与者在实施行为时所拥有的自由度与其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成正比关系,行为的自由度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例在篮球赛场上,一方队员破坏另一方的进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对方队员采取非人身伤害为目的的战术性犯规。从表面上看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对于赢得比赛、形成激烈的比赛场面却又是必需的,对这种行为,我们不应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层次。
3.3 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教育
尽管外部制度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最终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做出的,人的思想意识对其具体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竞技体育领域不能忽视人的思想的培养、道德的培养。我们应有意识地在社会层面上向人们宣传、灌输体育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向社会昭示最基本的体育道德主张和价值导向,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体育道德认识水平和体育道德判断能力。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对象上,应包括对运动员的教育、对裁判员的教育、对教练员的教育、对竞技体育科技工作者的教育以及对竞技体育观众的教育。
在对运动员的教育上,因为他们年龄小、长时间的训练导致文化水平的偏低、名利诱惑早期化、比赛压力大。因此,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要从人文素质教育入手,提高他们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分析能力,才能有助于净化他们的心灵,匡正他们的言行,自觉的遵守竞技体育道德规范。在对裁判员和教练员的道德教育上,要树立他们公平公正的道德观、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等,因为,赛场上很多丑陋的现象,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其根源在于裁判员和教练员的不正确履行职业道德,只求私利的满足,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科技工作者已是竞技体育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成果直接内化于竞技体育的各个环节,可以说兴奋剂的增加与检测手段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象很大一部分程度要“归功”于科技工作者,因此,对科技工作者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3.4 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体育道德与体育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体育发展中的方式和范围不一样,但两者联系紧密,缺一不可。体育道德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心良好品质的塑造,实现道德的教化,是自律;而体育法规是带有强制性的外在约束,是他律[6]。从范围来看,体育道德是从利益、善与恶的角度出发,体育法规则是从权利及义务的角度出发去调节人们的关系和活动。因此,克服或减少竞技体育行为中伦理道德的缺失,除加强行业自律外,还应促进配套的体育法规的发展,用他律的方式推动竞技体育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完善立法。面对新的形式应注入新的内容,反映出发展着的竞技体育的市场需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体育法》,但相对其他领域,我国的体育立法还相当落后,也严重滞后于体育的发展速度。我们应尽快制定竞技体育法(明确竞技体育主体的权利及义务)、体育程序法(实施体育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度,提高司法效率)、体育仲裁法(解决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纠纷的专门性法律)等。
加强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大执法的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打假球、黑哨事件,广大观众可通过民事手段,对比赛的组织者提讼,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给予经济赔偿,从而在经济上对比赛的组织者形成压力,迫使他们自觉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此外,还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对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可以对他们警告、罚款、禁赛、取消资格等,情节特别严重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3.5 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的不同需要,是个人和社会集体活动的驱动力[4]。“义和利”关系的平衡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问题。所谓“义”,即道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重在集体利益,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理想性;所谓“利”,即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等,重在个人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现实性。当前竞技体育所引发的很多伦理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们、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道德冲突,其根源是“义和利”关系的不平衡。
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崇尚个人利益,即“重利”,但也不能见利忘义,牺牲集体利益,牺牲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以“义”导“利”、“义利”兼顾,使其协调发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张力,从而保持竞技体育的良性运行[7]。
4 小 结
随着各种不合理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充斥在体育赛场,其引起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当代竞技体育中的伦理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高新技术的异化、竞技体育商业化以及人文教育的匮乏等,竞技体育伦理体系的重构已迫在眉睫。其重构途径有: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教育、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以及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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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干.体育竞赛中虚假现象产生的原因与体育伦理道德建设[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6).
作者：孙险峰 施维明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国际商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危机下金融支持辽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2006年到2008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金融机构贷款合计占到全省的58.16%、57.26%和57.48%，到了2009年该比值急升到64.18%。但是2009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生产总值占全省比值只有50.64%，与其占用的金融资源明显不成比例，说明辽宁省内金融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而且使用效率明显较低。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的差距也导致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大企业和垄断行业，这种金融集中度的不断提高正成为区域内一个突出问题。(二)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弱化的明显制约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辽宁省的GDP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增长(图1)，但是从2007年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导致了GDP有明显的下降过程。2007年GDP增长15%，而2008和2009年分别下降到13.4和13.1%，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图2)，GDP增长率变得不稳定，而且变动幅度较大，尤其是在国内外双重危机背景下2009年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非常大。(三)金融危机背景下信贷对辽宁经济的支持度呈现不稳特征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4.08%下降到2008年的78.44%，下降了6.04个百分点，而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则仅从2007年的104.49下降到101.91%，下降了2.58个百分点，因此，辽宁省区域金融在2007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收缩发展，必然对该省经济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到了2009年，为了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调动了4万亿的投资拉动，使得辽宁地区的贷款水平迅速回升，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贷款占比，达到了91.36%。但是，进出口贸易却比2008年下降了13.1%，说明信贷资金反经济周期运行的效果不佳。(四)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业占比波动较大2007年末，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6%%，金融业增加值为386.34亿元，同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0.19%。2008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下降为3.33%，下降了0.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比为38.10%，下降了2.09个百分点。不过，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值却从2007年的8.61%上升到了2008年的8.74%，说明其占比低于第三产业整体下降的速度。(五)资金虹吸现象导致辽宁金融资源的流失由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带，导致辽宁地区的金融支持呈现不断弱化趋势。大型商业银行从西北经济带大量撤出、邮政储蓄银行对落后地区资金的加快虹吸等因素一直制约着辽宁省内经济的振兴，甚至影响了新兴产业带———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因此，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辽宁省区域金融资源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资金分配、开发性资金投向、民间资本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等方面的失衡发展，以寻求解决金融资源外流危及辽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问题的良好措施。
金融支持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主要措施包括：争取倾斜性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以开发性金融组织弥补商业金融大举撤出留下的空白；重点扶持西北经济带的资本市场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证券交易市场，尤其是创业板市场，等等。建立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省外金融资源和省内发达地区多余资金流向区域内的资金洼地，形成一个分工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保障辽宁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二)构建大连区域金融中心以促进辽宁区域经济发展2009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大连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为了落实这一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大连市在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业为龙头，投资、融资服务为主体，涉外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两翼，金融后台服务和各类中介服务为依托，金融生态环境和人才建设为保障的金融中心发展格局，着力构建国际期货交易中心、投资融资中心、国际结算与离岸金融中心、保险服务中心、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与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在建设东北地区金融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对必将对辽宁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三)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辽宁省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较少，缺乏金融风险保障机制，资金外流数额逐年加大，资金缺口仍然较大。目前，更多农村资金需求是通过财政拨款和扶贫资金得到满足的。但长远来看“三农”的发展，还要依靠经济自身的内在推动力。为了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改进农村金融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促进农村金融创新，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解决目前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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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核心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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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泳 单位：苍梧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行为规范以企业参与等形式和处理企业内部及其有关的道德关系为主体内容，表现为企业民主、企业道德、企业内的团体意识等。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人、财、物、供、产、销”等等都不一样，由此导致其企业精神的独立个性特征，极为明确地体现了企业的性质、任务、宗旨与发展方向。以现代代、社会化大生产为依托。现代社会的企业精神，是以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依托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结晶，集中体现为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生产意识、竞争意识、时效意识、文明意识、价值意识、道德意识、开拓意识、团队意识等共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第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现代企业精神的培育，把广大顾客、广大消费者和整个社会作为服务对象，作为自己做贡献的大目标，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为国家提供利润和积累，提高物质文明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提高精神文明水平。这不仅使企业精神的生成、发展始终有一个可以依托的载体和物质基础，避免出现“假、大、空”，“精神万能”等弊端，又可以使物质文明建设不至于迷失方向，从而使企业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
塑造和培育现代的企业精神在现代社会培育企业精神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要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精神，首先要有正确的方向，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的关系。同时，要搞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坚持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风貌、时代特色。第二，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培育。企业精神反映企业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自然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它不可能自发地生成，必须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培育，这是企业精神最为重要的生成、发展条件。企业领导者要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素质、作风传统、习惯特征，以及种种先进人物，有意识地精心培育，加工提炼，把员工的观念和行为组合统一到一个新的足以使企业跨上新台阶的发展方向上，形成一股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企业群体精神力量。第三，以人的素质开发为主线，大力培育和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念。
企业精神是一种浸入企业员工灵魂深处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目标；同时，作为一种众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它又成为全体员工和企业领导者的共同信念，形成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此外，它又是企业员工主人翁精神和个别企业集团主义观念的统一、企业追求和个人自我实现的统一。因此，这就需要强化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培养具有企业个性特点的“四有”新人。第四，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形式，使企业形成一个精诚合作、亲密无间的群体，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企业精神作为被全体员工认同的精神支柱，是一种以企业群体意识为基础、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而做好每个员工的思想工作，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是形成群体意识的基础工作。为此，培育企业精神，必须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尊重员工的人格要求，承认员工的贡献和价值，使企业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给员工以自信心、进取心和责任心，从而使员工在精神上与企业共荣辱，在利益上共得失，进而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活泼的进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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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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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装制版；校企结合；提高能力
在新时期的教育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学制将原先的“2+1”模式改为“2.5+0.5”模式，即中职学校的学生在校内的学习时间延长至两年半，而到企业等岗位参与实习的时间应缩减到半年，学制的改变表明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就可以独立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中职服装制版专业的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服装的精华在于结构，服装结构的设计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所在，目前服装制板的教学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与实际相脱节，学生进入企业后对所学技能不能够灵活运用，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够强，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运用能力较差。为了培养中职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后的动手操作能力，使其做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培养综合能力强的实用型人才，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本文针对中职服装制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一、当前制版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课堂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脱节
服装制板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理论知识作为操作指导很重要，但对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要灵活多变，在教学中，课堂理论教学要结合大量的实践和锻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可以使学生对课堂所讲的基础理论知识得到更好的运用，对制板的技术和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以往的教育及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与动手实践分割开来，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上，往往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造成了学生只会学不会用的不良后果。
2.传统的教学理念落后于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很多中职学校开设服装制板专业大多是适应市场一时的需求，但市场用人理念在发生着变化，而学校却缺乏对相关方面的调查，没有深入了解市场对该专业人才需求的转变，依然沿袭以往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忽略了对新版式的设计和研发方面的深入探究，课堂教学内容老套，思想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
3.课堂所讲内容跟不上流行时尚元素
服装制板技术不仅要求具有较好的动手操作能力，更要具有艺术创造性，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将当前的时装制板与流行元素相结合。但当下流行元素更新太快，而教学内容不能及时将最新元素囊括进去，许多学校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造成教学内容无法适应服装流行的步代，使学生在毕业后不能马上投入到企业要求的工作中，还需经过企业的培训才能正式上岗，造成企业培训和教学资源的浪费。
二、当下对服装制版教学提出的要求
1.增加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对服装制版知识的掌握需要通过动手实践才能实现，但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实践环节，教师只是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缺乏亲自动手实践的机会，使课堂理论知识不能得到有效实践。在教学中增加实践教育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学校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在实践中，学生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理论知识的运用；教师也应不断强化自身技能，定期到企业挂职锻炼，明确企业的服装生产流程，了解企业最新的人才需求，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明白学生的培养方向，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走弯路。
2.适时调整该专业的管理模式
服装制版专业是一门既要动脑思考，又要动手操作的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连的学科，对于服装制版专业的教学管理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大胆创新，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实践。学校应定期组织学生去企业参观实习，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服装具有流行趋势变化快速的特点，当代服装制版教学的内容往往落后于时代变化的潮流，体现不出服装的新颖性，因此服装制版教学应鼓励学生大胆设想，敢于设计，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创新，教师应加强对服装新鲜元素、设计理念、时装选材等方面的研究，根据普遍受欢迎的东西去教授学生，老师要大胆带领学生走出去，去了解市场需求，去探索大众元素，将大众元素与服装设计相结合。
总之，当今中职服装制版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以及管理模式都要适应社会大众和服装企业的需求，由此对学校提出的要求是转变办学理念，树立为企业提供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想，积极探索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校企联合培养，做到走出去，形成开放型的教学理念，去了解新鲜事物，接受新鲜元素，开设与企业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符的课程，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素质学生。
参考文献：
[1]徐国新.中职服装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神州，2013（04）.
2012年4月2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召开。来自全国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论》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若干重大理论争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再研究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就“斯蒂德曼诘难”、“世纪之谜”问题、价值转形问题和“置言定理”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理论脉络梳理和创新性研究。马艳教授认为，“斯蒂德曼诘难”的破解并非是要在其理论逻辑上突破，而是可以运用联合生产思想，从污染产品的“负价值”出发，解释“负价值”的存在性及其现代价值。“世纪之谜”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将出现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分析由资本流动开始到最终均衡的转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结论。而“置言定理”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现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内涵变化，在其内涵变化的新假定条件下，平均利润率将出现上升、下降和不变三种不同的变动趋势。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探讨了《资本论》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最经典定义出自《资本论》第5章“劳动过程”一节。在该节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包含“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双重逻辑，并由此产生两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评价：马克思是一个主张“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强调“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韩立新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和两个评价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统一，即以“根源性自然”为基础的“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辩证统一。因此，在环境问题上的方法论既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技术乐观主义”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应该是内在地扬弃了二者的对立，实现了两者辩证统一的理论，如果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就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转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从而认识不到马克思强调的“误差”的意义。事实上，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后的总生产价格、总利润与最初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能否同时相等并不是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实质，生产价格决定能否在不同条件下始终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的。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验证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种种逻辑问题，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视自身的“资本计量问题”，它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误差”及均衡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的差异；由于数学形式化，它难以理解所谓“一般条件”的现实含义，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逻辑悖论而又无力自省。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所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即根据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计算的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与根据第三卷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商品的价格不成比例，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利润平均化之前的劳动和利润平均化之后的价格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旦使用正确的比较方法，即总是比较同一条件下的劳动与价格，并在比较中始终坚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则立刻就会发现，同一商品的价格总是与其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成比例，不同商品的价格比率总是与它们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的比率相等。这个结果，无论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前还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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