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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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甘晖，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等。
（1.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关键词 环境社会系统；四种基本关系；生态文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X1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1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0
拙文“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1］发表后，有读者提出一些疑问，尤其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什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人与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而不是五种、六种或其它？
现撰文回答以上两个疑问。
1 人与自然关系的分化
先回答第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疑问关乎东西文化的基本方向，为提高说服力，论述是在引用、归纳著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
1.1 问题的提出
回顾历史，有三个问题常让我们困惑。
第一，从宏观层面看，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2］是否有进一步细化的可能和必要？从现象看，当今世界，西方的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近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能力似乎把其它文明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目前尚无法解决西方的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等困境。而在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并且这种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为什么她可以延续几千年？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第二，如果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那么是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尤其是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找出一些积极因素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做贡献？如果可以，该是什么因素？
第三，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或思想，那么它应该和现有的支撑西方文明的思想之间形成怎么样的结构？
1.2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幅度地释放了物资生产力，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可是在西方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子系统的持续扩张也导致了环境与资源困境。
西方的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困境。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如此评论西方价值理性工具化的结果：“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斗篷。（巴克斯特语）’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然已经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从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西方文化内在逻辑的分析，预言西方文化将走向没落［4］。
“虽然世界的统一，最终在西方的框架中完成。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的西方的优势肯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了。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中，十八种非西方文明――四个还存在，十四个已消失――肯定将重新加强其影响。……西方的成分将逐渐地降到适度的地位，这就是有待于由其内在价值与其他那些文化比较所能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现存的与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会的扩张，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就必须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采用作为历史的整体观。”［5］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手稿《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还这样充满忧虑与希望地写道：“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6］可惜在这部手稿中，汤因比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古代的中国文化能给未来世界带来什么。他对中国的期望是源于比较了众多文明形态之后的的直觉，还是源于深邃思考后得出的、但尚未系统地表达出来的结论，就不得而知了。
李约瑟［7］在论述莱布尼兹和中国古代科学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感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矛盾，即，虽然中国文明本身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但离开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哲学，自然科学就是不完善的。”他还说：“欧洲科学是在一个数学的、机械的世界以及笛卡尔和牛顿的世界图像的旗帜下前进的。这种进程在此之前已充分发展了，但它所信奉的自然观不能永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需要把物理学看作研究比较小有机体的科学，而把生物学看作研究较大有机体的科学，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的话，科学所采取的思维模式将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明智的，而绝不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
费尔南・布罗代尔也一直关注中国厚重的文明。他的夫人这样写道：“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先生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8］
近代著名的欧洲裔日本通小泉八云［9］也说：“或者我们的文明，传遍了全地球，不过使许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技术和实业竞争，不来帮助我们，反来抗拒我们罢了……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社会机能，正和故事中的恶鬼一般，在我们不能维持他的时候，便恐吓着要吞灭我们。我们这样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创造品……为了它的道德基础，它不能始终作一种社会组织维持下去，这样的断定，乃是东方智慧的教训……我也相信，将来的事情是偏于远东的―并不偏于远西。至少我相信这样，如果以中国而论。”
到此为止，虽然不能说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不算是个夜郎自大、毫无根据的选择。那么，中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3 一些中国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对人与自然关系上述两个角度在文化上的不同侧重造成了文明巨大的分野。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10］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者钱穆（钱宾四）先生多次提到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更是专门撰文指出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现将其论文核心观点摘录如下：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 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俊来者之继起努力。……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11］
汤一介［12］高度评价了钱穆的研究成果：“钱先生这篇文章……实为我们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路径。”
季羡林［13］也认同钱穆的观点，并在钱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他对“天人合一”的看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了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达。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同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张岱年认为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意，曲成亦即辅相之意。《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即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互相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14］”
由此可见，李约瑟同意中国哲学具有有机的特质并认为其具有潜在的价值。钱穆、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则指出或认可“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此外，季还明确指出这种特质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走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3］”
1.4 小结
综上所述，从人类文化史角度来看，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是合理的，我们分别称之为人与天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需要说明的是，“天”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含义，在本文中使用“自然”这一含义；至于其它的含义是否同时成立，本文不做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机械唯物论。这两种关系是理想型。
如果“天人合一”确实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那么，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划分也有利于这个观念的传播。再从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途径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也是必要的。
回答了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对世界文明的未来可以有所贡献，那么，在环境社会系统里，要把天人合一观放在什么的结构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前文［1］所述，即基本思路是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将其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加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
2 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
这部分回答第二个疑问。
2.1 三种生产理论的（简化）物质流模型
三种生产理论可以用图1中的简化模型表示［15］。其中涉及人力，而人力包括物质性的一面和非物质性的一面。早期的研究侧重于环境社会系统中物质流动过程的描述，没有详细叙述人的意识或者说能动作用是如何影响物质流动的。此外，为了凸显废弃物回收利用产业的重要性，图1把物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单独列出。
为了着重说明三种生产理论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可以将图1进一步简化。第一，将“废弃物”框去除，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直接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相连。第二，只考察人力作用的物质性一面，暂时不考察人力作用的非物质性一面。第三，如前文［1］所述，本文的环境包括宇宙在内，因此，图1最下端代表自然力的箭头就不必要了。这样得到图2。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动出了问题。其原因何在？在环境社会系统中，是人影响了物质流动。人是如何影响其物质流动呢？下面我们侧重考察人力的意识的一面，意即人的能动的一面对环境社会中物质流动
的影响。这里的意识是广义的意识，包括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在内。
2.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中的四种关系
把四种关系与三种生产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得到图3。于此过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还原论的方法。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由于人的生产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因此，可以抽象化地认为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物质是先集中到人的生产这个子系统，然后再在该子系统内完成分配的。我们知道，分配是人与人关系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人的生产中还包括人力资源的生产，而人力资源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作者把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定位在人的生产这个部分是合理的。应该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身、人与天、人与物的关系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不把它暂时地与其它关系分开来，恐怕就无法继续深入地分析。所以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各种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将另文详细讨论。
类似地，就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我们抽象地把环境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集中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在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这两个子系统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但是它是否包含有其它关系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说水稻种植过程虽然包含着对“不违农时”等天人关系的理解，但其主要体现了人对自然物的利用能力，因此应该把这个过程放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此外，在现代以西方的物质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越来越强，物资生产量越来越大，把物资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分开考虑也是合理的。因此，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主要体现的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人类对待环境生产的态度和人类整体性地看待自然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与天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环境生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在实际生产中，处理、消纳污染物的过程可能和物资生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三种生产理论把消纳污染物和产生资源的过程抽象化地集中在环境生产这个子系统内。另外，在这个子系统里，自然力发挥的作用应该大于人力的作用。“生物圈Ⅱ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环境系统的重要性。又如，Costanza［16］认为，保守地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产出是160 000-540 000亿美元；而当时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为180 000亿美元。
2.3 从物质和精神（能动作用）的角度看四种关系
四种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指人的动机。动机指向的对象有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的，一类是意识的、或精神的。这两类对象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对于音乐家来说，演奏好乐曲、谱写出好的乐曲的行为背后有着他们的精神追求，但是这种精神追求一方面可能给其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经济行为。把动机指向的对象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是一种便于论述的、分析性的、还原性的思路。在真实的世界中，两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外，其他的三种关系也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对四种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在处理这四种关系的时候，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及其反作用。据此，可以将图3中的四种关系分解，如图4所示。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精神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能动作用图；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物质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物质流图。
把图4中各边中偏于精神的一面和偏于物质的一面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图3。
图3和图2相比较，多了两条表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的边。需要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的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了。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边是由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资生产水平下，物资生产子系统需要向环境生产子系统索取的资源量和排放的废物量是确定的。类似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与天的关系下，环境生产子系统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源的量和环境容量也是确定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从物质流层面上看，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关系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人的各种能动作用以后，这条边就不宜作为基本关系之一来处理。或者说，由于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如果人能处理好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相应地，就把天与物的关系处理好了。所以把天与物的关系包含进来是一种冗余，类似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完全共线性”。计量经济学认为，在用若干解释变量解释被解释变量的时候，允许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部分共线性，但是要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完全共线性的现象。
2.4 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
在四种关系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关系可以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的基本关系，依作者的理解，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它是必要的。也就说，在解释环境社会系统中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时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四种关系的必要性。第二，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由于完全相关的关系之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从其它关系中推出，所以应该将这样的关系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如前所述，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就属于此类可以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的关系。第三，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第四，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
马世骏等［17］在1984年明确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Herman Daly（转引自Sylvie Faucheux, 1995）也在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包括并且根植在三个分离的领域：经济、社会、生态［ 18］。叶文虎等［15］于1997年提出的三种生产理论，源于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并将其命名为“环境社会系统”。在这里，经济是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生态是自然环境子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物质流角度看，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种生产活动。
由于三种生产理论描述的是环境社会系统（即世界系统）的物质流运动，从宏观层面上看，其描述对象是完备的，意即可以包罗世界系统中的“万象”。
单从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图来看，其中存在三对物质流的关系。如果把人的意识和三条边对应，就有了三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物与天的关系。再加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共有五种关系。再从字面来看，还可以有：物与物的关系、物与自身的关系，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的关系。所以，从文字角度看，在这个系统中一共可以找到九种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
首先，前面已经论述了为什么基本关系中没有天与物的关系。
另外，如前所述，天是整体性看待自然情况下的自然，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整体性的自然；另一层是用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时，该存在即是天的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前一层意思，即天是整体性的自然，这时，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关系应该只属于文字上成立，而实际上不一定成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的话，那么这两个问题可以转换成：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如果有的话，宇宙和宇宙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其中，天与天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的环境社会系统所及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内；而天与自身的关系则未在环境社会系统中表现出现实的重要性，所以未体现出需要将其列为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因此，本文不把这两种关系列入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之列。
再来看为什么没有物与物的关系。物是分析性看待自然时的自然，它同样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自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另一层是用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自然时自然中的存在。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自然中的个体。如果这两种物都与人发生直接的、或有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归并到人与物的关系中。如果这两种物不与人发生联系，或者发生无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物与物的关系归于人与天的关系中。类似地，也可以这样处理以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物与自身的关系。对于非生物来说，物与自身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只在文字上成立的关系，故无法列入基本关系之中。而对于非人类的生物来说，如果生物学家感兴趣的话，该关系应该是生物学的研究内容，而不应当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3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的视角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这四种关系都是必要的、非完全相关的，而且足以表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构，符合前及的基本关系的几点要求，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这四个一级关系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这在后面会进一步讨论。由于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级关系的衍生关系，因此二级关系也不列入基本关系中（所谓n级关系是指相互作用的若干个子系统都是，或者其中最（较）低层次的子系统是，环境社会系统中的n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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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AN Hui1，2 YE Wen-hu2
（1. School of Economics/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介绍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明确定义，然后从四个理论方面介绍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解和创新，希望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传统 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1980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出版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策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中第一次出现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指出，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该报告首次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到90年代初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中国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引进和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引进吸收、创新与本土化、再引进吸收、再创新与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传统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志文、史文山（2002）提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之辩”就是一场关于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争。孙文学（2001）提出先哲老子主张顺应、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道法自然”思想，对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来说，包含着深刻和丰富的营养。高中华、李颖（2003）提出中和思想，作为中国古人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及自身内部各种矛盾关系的高级哲理，与可持续发展有共同的哲学根据，与可持续发展所揭示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不谋而合。王圣云、张瑞芳（2005）分析了《周易》中蕴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包括《周易》的环境观、以“生生不息变易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内核、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思想精华。冯华（2002）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从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和畜牧转化的先秦时期，人类第一次遇到了人口、资源和生产、消费的矛盾冲突，因此，产生了保护生物资源以便持续利用的思想，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相协调、与生产相适应的思想，以及生财和节用并重的生产和消费思想，虽然还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但它可以说是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王芳（2006）在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思想的阐释分析，挖掘出中华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继承性的相关内容，从而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为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贵的原则和精神。占毅（2004）认为我国古代先哲们提出的朴素系统思想，与现代系统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持续发展观是基于现代系统论解决环境问题而提出来的，二者的契合点就是系统的整体观、协同观。陈秋南等（2003）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所在，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合理开发资源，掌握适度发展的原则，使得人类与整个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彭飞（2001）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动力、方式、调控四个方面，分析“天人合一”观巨大的道德指导价值，并从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出发，对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进行新的思考和定位。马志生（2000）分析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天人价值观，对于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叶文虎等（1999）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伦理学基础，并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价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观点，这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研究
刘培哲（1994）定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和提高生活质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1994年关于进一步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意见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路子愚（1995）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指“伴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人类资源利用持续圈要不断扩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持续圈总能维持在比资源利用持续圈小的程度。同时，在当今需求圈增长的过程中，要为未来的持续圈的增长留出余地。比如保护生物物种，以便使未来持续圈能够扩大。”叶文虎和栾胜基（1996）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贾华强（1996）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无论现今还是未来，都能够保持社会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王军（1997）在博士论文中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它们之间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手段，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刘思华（1997）从经济学角度作了分析，指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必须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郑易生和钱薏红（1998）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关注长期承载力。尹继佐（1998）指出，可持续发展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作为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发展理论，它已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求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和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黄顺基、吕永龙（1999）认为，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和环境的持续能力。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是指建构一个既有利于经济有效增长，又有利于整个社会公平的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体制；环境的持续发展，是指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能力，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不仅要从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要出发，更要从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出发，在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容许的范围内合理利用。滕藤（2001）定义总结如下：“可持续发展是为使全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永久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自觉形成的以人为主体，以生态、环境、资源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全体参与和科技进步为保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代人之间相公平、人与自然相协调的一种发展道路”。冯华（2004）给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可持续发展是为使全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永久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自觉形成的以人为主体，以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为保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代人之间相公平、人与自然相协调的人类发展道路和模式。”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依据和测度的标准。叶文虎、唐剑武（1995）认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描述性指标与评估性指标。描述性指标是分别 表示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四大系统的发展状况的指标；评估性指标是评估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四大系统相互联系与协调度的指标。“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1997）建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两部分：第一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以基础性指标为主，按照一定的体系汇集了以往各项统计指标中能为之所用的各项指标。第二评价性指标，以相对指标为主，主要是对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姜晓秋、马廷玉（1997）采用3个层次、6个系统、70个左右指标构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陈迎（1997）建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经济、社会、资源三大子系统。目前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科学院的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3）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方向，在世界上独立地设计了一套“五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依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技术、管理相协调的基本原理，对有关要素进行了外部关联及内部自治的逻辑分析，并针对中国的发展特点和评判需要，把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五个等级。
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现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发展模式。梁言顺（1999）提出了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他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标准和三增长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标准：一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实现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可持续发展的三增长模式即经济低代价增长；人口适度零增长；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张孝德、钱书法等（2001）主张建立成本内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中国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是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整个经济系统要素前提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在人与自然制衡统一生态观的指导之下，以技术和知识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产业结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等为内容，将原工业经济系统运行中形成的外部成本予以“内化”，使生产力在一个更加经济的模式中持续发展。楮大建（2000）、王金南（2002）、解振华（2003）等人主张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污染零排放。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复旦大学焦必方（2001）主张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实施中要选择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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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理论；研究；财务治理权
一、财务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市场的财务运作问题（汤谷良，1997）。比较而言，国内财务理论研究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不过，财务理论的体系结构以及未来财务理论研究得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诸如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结构及其对财务运作的具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权的有效配置、财务治理模式及其选择、股权结构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很少研究。甚至于财务理论的重心究竟在哪里，我以为也需要重新把握。尽管财务学研究十分关注论问题，如财务决策的方法、财务控制的方法、财务评价的方法等，但从现实看，影响公司财务资源培育与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是财务方法而是财务机制和财务战略，尤其是财务治理权在公司内部的配置与运作。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还需要对财务学的理论结构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的看法是，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理论两大部分。
1、财务环境理论。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在中外财务文献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环境视为财务理论界域以外的东西，还没有把环境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这样做，将不能体现财务环境应有的理论地位，实践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从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但“重硬环境轻软环境、重环境轻文化环境、重股份制环境轻非股份制企业环境、重一般环境轻特殊环境、重一般描述轻具体”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环境要素，我的看法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经济、文化、、、、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分析。
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企业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2、财务基础理论。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活跃，已经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成果。但是，财务基础理论究竟由哪些内容或要素构成，学术界的观点仍不尽一致。我的看法是，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须密切结合特定的财务环境，全盘照搬西方财务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3、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陆正飞教授的《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和刘志远教授的《企业财务战略》，他们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极富创新与成效的探索。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财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我期望这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体现国别特色的研究，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1、关于财务本质。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比如货币关系或分配关系，原本就属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会计学上则一直把它作为会计的对象来看待。在把握财务的本质与职能（本质的具体化）问题时，传统的静态分析法和就财务论财务的狭隘主义观点必须调整，而郭道扬教授（1998）在分析会计本质与职能时所采用的动态分析法和环境联系法值得借鉴。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2、关于财务假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我的看法：（1）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2）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3）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4）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5）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3、关于财务目标。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王化成教授（1998）曾归纳有14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我的看法将其作为现代财务的目标是不合适的（李心合，2000）。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假设具有不合理性。英国学者帕克（RPike）等人对英国公司的目标定位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管理人员对企业盈利能力比对创造财富更有兴趣，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仅排在第4位，而且只有不到1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许多美国企业的调查研究也支持这一发现（刘志远，1999）。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企业的资产和净资产。然而，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像微软公司这类的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利润或净资产严重背离。于是，人们便思考用股票市值来解释企业价值，并将企业价值等同于股东财富。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和杰克默林三位学者在《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还将企业价值解释为“产生现金流量和基于现金流量的投资回报能力”，并认为这就是全新的价值观念。二是企业价值难于计量。在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已经提出的企业价值的计量方法有每股收益法、股票市价法、净资产收益率法、经济利润法（公司价值现值=投资资本+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的溢价即预计经济利润）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多种，尤以股票市价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最为流行。股票市价法只能在上市公司使用，并且最好是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与其价值高度相关，而这样的公司，不说在中国，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数也是不多的。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数值来计量公司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关于现代企业的财务目标，我的看法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利益分配协调化。增加值是对企业创造的新财富的价值衡量，增加值的多少体现企业为社会创造的新财富的实际水平；同时它也是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源泉，用增加值作为财务的目标，能够兼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对单个企业而言，增值有有效增值与无效增值之分，区分的标志就是增值能否给企业实际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因为增值的实质就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无效增值的形成原因是信用风险和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有效的增值需要按照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则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基于利益相关者各自对自身财务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管理当局还必须把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作为其理财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4关于财务基本原则。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罗列出至少十几种观点，有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的归纳，更有上的千差万别。从知识和可持续财务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的财务基本原则是：资本保全原则；硬财务资源适度耗费与有效利用原则；积极培育软资源原则；利益相关者配置与共同治理原则；公平分配与利益协调原则；人本财务与物本财务相结合原则；权责利效相结合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对稀缺硬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软资源的有效培育，突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财务治理和财务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体现了与人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所以称为基本原则。
三、财务治理权配置的几个
1、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层次。1994年，汤谷良教授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财权配置观点，即除监事会行使财务监控权外，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共同分享企业全部财权。1997年，汤教授又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并认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这个观点的创新意义及对国内财务学的积极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还有无必要与可能进一步发展。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处在第一层次上的是否只有出资人或所有者。财权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安排决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从上看，以小规模为主要业态的古典企业是体现“财务资本至上”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产权制”或“业主产权制”，相应的财务治理结构为“一元主体（业主）治理结构”，即业主拥有绝对的财务治理权。公司制的出现以及“经理革命”使公司财务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应的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也演化为“二元主体（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治理结构”，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财务治理权。公司的产权归谁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还一直维护“（财务）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维护“业主产权论”的观点。但是80年代以后，业主产权论的逻辑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怀疑，体现“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产权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产权论”，该理论把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剩余”作出贡献并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经理们要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服务。从现实来看，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乃至公众，这些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也均对企业有财务权利。这就是说，处在财务治理权配置第一层次的，应当不仅仅是企业外部的股东，还有企业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公司理财的第一层次。
二是员工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内部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他们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享主体，也是企业财务利益的分享主体，那么员工呢？从理论上说，员工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从业员主权理论”下还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应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我们一贯提倡的民主理财，也是把员工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来看待。这样说来，企业财务治理的层次，实际上就是四个层次，即外部利益相关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和员工。不同的人参与财务治理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结合国情需要认真研究的。
2、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模式。面向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可归纳为4个方面：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治理权；财务相机治理；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李心合，2000）。这4个方面是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其具体结构和表现形态因时因地而异。研究我国企业财务治理模式，必须广泛、深入地联系我国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3、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结构。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应以权利性质、公司类型、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人员素质、环境影响和配置效果等因素为基础。在“一长（董事长）四会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的公司，财务决策权配置的一般情形是：财务战略决策权归属股东会和董事会，财务日常决策权被授予经理会。不过，财务决策权的安排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环境适应性。其次，财务决策权的配置还具有动态调整性，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所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的理解，相机治理是指：内部人或经营者主导财务治理权的条件是公司财务生存能力，当公司偿债出现困难时，银行就会出面干预公司财务与经营。财务决策权在公司内部人与银行之间的变换与转移，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财务决策权，财务监控权的配置要分散得多。主要有四大分享主体体系：一是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二是财务监控权的政府分享体系，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审计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等；三是财务监控权的出资人分享体系，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两大类；四是财务监控权的内部人分享体系，这个体系又可以分为纵向财务监控体系和横向财务监控体系两个分支体系。纵向监控体系是在公司内部的各层级之间，享有监控权的上级组织或个人对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监控；横向监控体系是在地位平行的组织或个人之间展开的。公司内部的财务牵制制度应按纵横结合的立体方式设计方能奏效。
主要：
[1]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J]会计研究，1997，（5）
[2]谢志华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微观性[J]会计研究，1993，（6）
[3]辜位清“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评介[J]管理世界，2000，（3）
[4]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J]财务与会计，1999，（3）
[5]李心合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J]会计研究，2000，（10）
[6]李心合利益相关者产权与利益相关者财务[J]财会通讯，1999，（10）
[7]冯根福西方主要国家公司股权结构与股东监控机制比较研究[J]当代经济，1997，（6）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方面资料看，国内财务理论研究比西方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笔者的看法是，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两大部分。
1、1 财务环境理论。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在中外财务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从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对于财务环境要素，笔者的看法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文化、、、、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1、2 财务基础理论。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
1、3 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
2、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2、1 关于财务本质。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2、2 关于财务假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我的看法：①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②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③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④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⑤）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2、3 关于财务目标。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企业的资产和净资产。然而，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像微软公司这类的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利润或净资产严重背离。于是，人们便思考用股票市值来解释企业价值，并将企业价值等同于股东财富。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和杰克默林三位学者在《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还将企业价值解释为“产生现金流量和基于现金流量的投资回报能力”，并认为这就是全新的价值观念。二是企业价值难于计量。在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已经提出的企业价值的计量方法有每股收益法、股票市价法、净资产收益率法、经济利润法（公司价值现值：投资资本+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的溢价即预计经济利润）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多种，尤以股票市价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最为流行。股票市价法只能在上市公司使用，并且最好是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与其价值高度相关，而这样的公司，不说在中国，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数也是不多的。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数值来计量公司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关于的财务目标，我的看法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利益分配协调化。增加值是对企业创造的新财富的价值衡量，增加值的多少体现企业为创造的新财富的实际水平；同时它也是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源泉，用增加值作为财务的目标，能够兼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对单个企业而言，增值有有效增值与无效增值之分，区分的标志就是增值能否给企业实际带来利益的流入，因为增值的实质就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无效增值的形成原因是信用风险和上的权责发生制。有效的增值需要按照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则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基于利益相关者各自对自身财务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管理当局还必须把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作为其理财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关于财务基本原则。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罗列出至少十几种观点，有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的归纳，更有上的千差万别。从知识经济和可持续财务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的财务基本原则是：资本保全原则；硬财务资源适度耗费与有效利用原则；积极培育软资源原则；利益相关者配置与共同治理原则；公平分配与利益协调原则；人本财务与物本财务相结合原则；权责利效相结合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对稀缺硬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软资源的有效培育，突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和财务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体现了与人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所以称为基本原则。
3、财务治理权配置的几个
3、1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层次。90年代末学者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并认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这个观点的创新意义及对国内财务学的积极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还有无必要与可能进一步发展。笔者的看法是，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 1 1 处在第一层次上的是否只有出资人或所有者。财权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安排决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从上看，以小规模为主要业态的古典企业是体现“财务资本至上”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产权制”或“业主产权制”，相应的财务治理结构为“一元主体（业主）治理结构”，即业主拥有绝对的财务治理权。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以及“经理革命”使公司财务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应的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也演化为“二元主体（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治理结构”，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财务治理权。公司的产权功归谁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还一直维护“（财务）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维护“业主产权论”的观点。但是80年代以后，业主产权论的逻辑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怀疑，体现“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产权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产权论”，该理论把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剩余”作出贡献并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经理们要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服务。从现实来看，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乃至社会公众，这些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也均对企业有财务权利。这就是说，处在财务治理权配置第一层次的，应当不仅仅是企业外部的股东，还有企业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公司理财的第一层次。
3、2 员工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内部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他们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享主体，也是企业财务利益的分享主体，那么员工呢？从理论上说，员工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从业员主权理论”下还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应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我们一贯提倡的民主理财，也是把员工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来看待。这样说来，企业财务治理的层次，实际上就是四个层次，即外部利益相关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和员工。不同的人参与财务治理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结合国情需要认真研究的。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模式。面向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可归纳为4个方面：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治理权；财务相机治理；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这4个方面是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其具体结构和表现形态因时因地而异。研究我国企业财务治理模式，必须广泛、深入地联系我国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3、3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结构。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应以权利性质、公司类型、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人员素质、环境影响和配置效果等因素为基础。在“一长（董事长）四会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的公司，财务决策权配置的一般情形是：财务战略决策权归属股东会和董事会，财务日常决策权被授予经理会。不过，财务决策权的安排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环境适应性。其次，财务决策权的配置还具有动态调整性，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所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的理解，相机治理是指：内部人或经营者主导财务治理权的条件是公司财务生存能力，当公司偿债出现困难时，银行就会出面干预公司财务与经营。财务决策权在公司内部人与银行之间的变换与转移，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财务决策权，财务监控权的配置要分散得多。主要有四大分享主体体系：一是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主要是通过会计市场来实现的；二是财务监控权的政府分享体系，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审计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等；三是财务监控权的出资人分享体系，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两大类；四是财务监控权的内部人分享体系，这个体系又可以分为纵向财务监控体系和横向财务监控体系两个分支体系。纵向监控体系是在公司内部的各层级之间，享有监控权的上级组织或个人对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监控；横向监控体系是在地位平行的组织或个人之间展开的。公司内部的财务牵制制度应按纵横结合的立体方式设计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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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
[2]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微观性
[3] 价值评估一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评介
[4] 再论财务管理目标
[5] 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
[6] 利益相关者产权与利益相关者财务
论文关键词：产权，公开竞价，国有资产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脚步已经伴随中国走了30多年。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体制也在探索中发展，中国处在改革又改革的环境中。国有企业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必须进行改制。由此，20多年前产权市场应运而生， 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提供了交易的平台，经历了20年的艰难探索，终于迎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产权市场发展20年里，完成各类产权交易约25万宗，成交金额超过1.5万亿元，带动或涉及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元，为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改制重组、资产结构调整提供了综合配套服务，涉及上百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安置和上万亿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的处置。20年的实践探索过程，交易方式也经历着变化，为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国有资产的价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交易方式和价格机制的探索显得十分有意义。
纵观我国对产权交易公开竞价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的方面主要有公开竞价的方式与其他方式的区别利弊比较。公开竞价方式的优点决定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如何从立法、行政方面解决公开竞价推行中遇到的问题，是其发展的关键。应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为公开竞价发展铺平道路，本文从我国产权交易的现状出发国有资产，分析讨论公开竞价的优势，提出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二、产权与产权交易
（一）产权的定义
产权，就是对财产的权利，亦即对财产的广义的所有权——包括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产权主体（包括公有主体和私有主体）之间的关系。
（二）产权的内容：
1、产权首先是指特定的客体，即任何产权都是以特定客体为前提和基础，产权中“产”即为客体，没有特定客体的存在，产权便不再存在；同样任何产权都是以依赖于特定客体的产权，也只能某一特定客体的产权。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了客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财产、资产、资本、商品等。
2、产权其次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即主体与特定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财产权等。主要包括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可以说产权是主体对客体一系列权利束的总称。
3、产权还应该包括，不同主体基于对特定客体的权利，相互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论文服务。如常见的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经常是公司的所有者与公司的管理者以及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构成现代公司法理理论的重要内容。
4、从权利本身的内容来讲，产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和其它主体的权能，即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或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采取什么行为的权力，二是该主体通过对该特定客体和主体采取这种行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所以产权又称权益。传统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收益的配置机制，而现代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权力的配置机制。
（三）产权的表现形式
具体而言，产权包含三层含义：
1、原始产权，也称为资产的所有权，是指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经济利益主体对财产的排他性的归属关系，包括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2、法人产权，即法人财产权，其中包括经营权，是指法人企业对资产所有者授予其经营的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法人产权是伴随着法人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种权利；
3、股权和债权，即在实行法人制度后，由于企业拥有对资产的法人所有权，致使原始产权转变为股权或债权，或称终极所有权。原始出资者能利用股东（或债权人）的各项权利对法人企业产生影响，但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四）企业产权
国有企业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3]企业产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产权在交易中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但是比一般商品更加复杂，其价格的影响因素也比一般商品多。产权交易机制对产权的价格影响很大，同一产权在不同的交易机制下价格是不同的，一个好的产权交易机制的作用在于能够发现价格。为了规范企业产权的交易行为，保证交易的合理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对企也产权的交易方式进行了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三、原有产权交易方式的利弊分析
（一）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是产权交易双方通过协商确定交易内容、交易价格国有资产，从而完成产权交易过程的交易方式。协议转让的方式在操作上简单易行，运行成本也比拍卖转让和招投标转让方式低。基本方式是通过私下一对一的谈判，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但这种交易方式公开性不强，透明度不高，容易引起暗箱操作，价格发现作用不明显，不利于最大限度挖掘国有资产的产权价值。但在实际的国有产权交易中，协议转让却是成交量最高的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的一般程序如下：
第一，填报资料，出让申请登记；第二，产权交易机构对出让方的审核答复；第三，出让产权公示；第四，受让方征集及受让申请登记；第五，查询洽谈；第六，确定交易方式，进行交易；第七，成交签约；第八，价款支付，产权交割；第九，成交确认；最后，变更登记。
（二）拍卖转让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是一种传统的价格发现机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起源较早，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操作上容易把握。拍卖有如下几个特点：
1、拍卖过程中竞买人的机会是均等的，拍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出价高者得到拍卖标的，因而透明度高，公开性强，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规避交易风险。
2、拍卖作为特殊的买卖方式是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规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为拍卖当事人、拍卖程序、纠纷解决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
3、拍卖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拍卖的过程正是一个搜寻市场真实价值的过程。通过拍卖形成的价格是由各竞买人通过激烈的竞争，最终由出价最高者决定的成交价格，充分体现供求决定价格的原理，它可以真正的实现标的的物有所值，充分解决标的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拍卖这种交易方式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拍卖的过程反映的是一种委托的关系，如果人与投标人或是几个投标人之间串谋，使拍卖仅存在于形式，拍卖标的只能以底价成交，而剩余的权益则被投标人或人瓜分。这样的拍卖一旦交易成功，不仅使产权所有者甚至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会扰乱市场秩序国有资产，败坏社会风气。
（三）招投标转让
招投标的转让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由招标人发出招标公告或通知，若干家投标单位同时投标，最后由招标人确定最佳投标人为中标人，并与之最终订立合同的过程。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招标项目和条件，向社会或几个特定的单位发出招标邀请的行为。招投标的法律约束力强，招投标过程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与邀请招标相比，更能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利于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公平环境；由于竞争较为激烈，所以招标过程中有利于产权的保值增值，在公开程度、竞争的广泛性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适用范围较邀请招标广泛论文服务。但是公开招标由于投标人众多，一般耗时较长，需花费的成本大，参加竞争的投标人越多，招标人审查投标人资格、招标文件的工作量越大，耗费的时间越长，招标费用支出也越多。邀请招标的招标人在一定范围内邀请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不须公告，招标人只要向特定的潜在投标人发出投标邀请书即可，因此邀请招标所需要花费的招标成本相对较低，对招投标双方来说是双赢的方式。但是邀请招标过程和结果均不能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操作中容易产生不法行为，因此限制了充分竞争，不利于营造健康的交易环境。
四、公开竞价转让优势分析及实现条件
（一）公开竞价转让的优势
公开竞价的转让是近几年来我国对产权交易方式的新探索，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国资委2007年了《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国有产权不能贱卖，要在市场中公开竞价。相对于前面三种交易方式，公开竞价的转让形式在企业产权交易中具有如下优点：
1、公开竞价彻底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避免了“地下作业”、“暗箱操作”，根除了场外交易不透明、不公开的弊端。将国有产权交易放在交易市场中公开进行，投资者公平参与，实现国有资产产权明晰，流转有序，有效地防范了国有资产流失。
2、产权所有者和市场投资者能够达到双赢，投资者可以自己分析和判断，并且比较其他投资者的出价，通过博弈，对称信息，最终成交价格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最佳价格。
3、缩短了产权交易时间，提高了效率，公开竞价方式能够形成成熟的交易程序，竞价方式的选择可以根据标的的不同灵活运用，国内的产权交易机构在操作企业转制出售过程中，已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竞价方式国有资产，主要有“评审法”、“一次报价法”、“限次报价法”、“不限次报价法”或“电子报价法”。这些方式适应了产权交易的特点和要求，以快捷的方式寻找到适当的价格和受让人。
4、降低了转让方和受让方的成本，公开竞价虽形式上类似于拍卖，但是却不用支付拥金，只用支会少量的手续费（一般约为交易额的千分之一），相对于高昂的拍卖拥金来说，这是一大笔成本的节约，这些节约的成本扩大了安置下岗分流人员的资金来源，保障了国有资产收益的提高。
5、充分发挥市场发现和公平确定价格的功能，市场化程度高，有效的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产权交易通过公开竞价转让，规范了程序，提高了效率和服务质量，充分体现了“三公一诚”的原则，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扩大了交易市场，竞买人通过平等、公平的竞争，最终形成交易价格，充分体现了价值规律在产权交易中的作用。
（二）我国已具备实行公开竞价的条件
从1988 年5 月湖北武汉成立第一家企业产权交易所至今，我国的产权市场已经在实践中走过了20 年的风雨历程，产权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产权交易提供了一个平台。从政策方面和实践方面来看，我国已具备了实行公开竞价的条件。
政策方面：国资委了《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应当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在产权交易市场中公开竞价形成，产权交易机构应按照有利于竞争的原则积极探索新的竞价交易方式。这对产权交易公开竞价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策上的支持。
实践方面：近年来，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健康快速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交易所的发展，交易过程的不断完善，为公开竞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借助产权市场的力量，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建立一套“阳光”、“透明”的价格发现机制具有实践上的需求性和紧迫性。
（三）国外产权交易方式的主要内容与借鉴
根据资产的存在形式，资本市场可以划分为证券资本市场和非证券资本市场。证券资本市场是指证券化的产权交易场所，主要指股票市场。按照不同市场上市标准的高低，可以依次分为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非证券资本市场指资产尚未实现单元化、证券化的企业进行整体性产权交易的场所，它与证券资本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存在非标准化的产权交易方式，如协议转让、竞价交易、招标转让、合作开发等等。
我国各地的产权交易所，就是非证券资本市场的有形场所，这种交易市场是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基于中国国有企业多，非上市公司多的国情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从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来看，主要还是采取的证券资本市场的模式。从本质上讲，中国目前的产权交易所和技术产权交易所都是有形的产权交易市场，也就是为产权交易提供集中竞价交易的场所国有资产，虽然我们把它归为非证券资本市场，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有形市场。由于经济严格按照市场方式运作、产权关系明晰、有关法律体系完备、中介机构发达以及信息渠道畅通，西方发达国家的产权转让都是在无形市场中自发进行，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非证券资本市场采用的都是无形市场的形式。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产权市场和产权交易方式，而不能机械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于世界的大资本市场来说，中国产权市场可以说是刚刚走步，中国的产权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性的市场，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健全条件下的产权交易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但是必须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五、公开竞价机制在推行中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公开竞价的交易机制有在产权交易中有着它的魅力和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产权交易公开竞价机制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而只能单纯地以合同来约束。此外，产权市场的统一化程度不够，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都制约着公开竞价机制的发展。笔者认为要发挥公开竞价机制的作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论文服务。
（一）资产评估问题
要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完善的公开竞价机制，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化的资产评估体系。资产评估是专业机构和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根据特定目的，遵循评估原则，依照相关程序，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运用科学方法，对资产价值进行评定和估算的行为。资产评估是国有产权交易的重要环节，国有资产评估结果是对国有资产作价的重要依据，保证国有资产评估结果的真实、客观和公允，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举措。评估过程从评估方法的选择到评估机构的选择都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更多地考虑到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真正表现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在评估机构的选择上，应落实“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遵循“优胜劣汰”，选择那些独立性和专业性较强的评估中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对选择评估机构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评估目的是否明确、评估基准日是否适当、评估依据是否充分、评估方法是否正确、评估过程是否规范、评估结论是否合理等有关内容进行审核，特别是要对评估结果的真实性进行合理的判断。
（二）市场规范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权交易在交易规则内部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但是各地的产权交易机构主要是为本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产权交易机构繁多，产权市场区域分割较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产权交易市场最多时高达270多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3号)实施以来，国资委把推进各地产权交易市场的整合作为贯彻落实“进场交易”制度、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一项重要内容，出台了《关于做好产权交易机构选择确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用于指导地方国资委通过选择确定产权交易机构国有资产，促进市场资源整合，规划发展当地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合并、省市共建、异地联建、异地委托等方式，对产权交易机构进行了整合，初步发挥了产权交易市场的整体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各省级国资委共选择确定交易机构64家，产权交易机构整合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仍缺乏统一的监管机制。所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打破地方政府管理的现行制度安排，是形成统一、规范的产权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建立完善的产权市场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政府应尽快出台全国统一产权市场的监管机构和相关监管法案，进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以改变目前各地产权市场监管机构设置不统一，制度不健全，责任和权利不明确造成的产权市场监管缺失的状况。
（三）法律法规制度环境问题
尽管公开竞价的转让机制相对于传统的转让方式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公开竞价的法律规范性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分别为拍卖和招投标转让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开竞价却没有相关法律保驾护航，一旦产生纠纷，找不到法律依据可以遵循。目前，全国各地已经相继出台了公开竞价的交易办法，但统一性差，并且约束范围公限于当地的产权交易。国家应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方面的法规文件，通过制定法规，明确各种交易方式含义和适用范围做到标准统一、口径一致，产权的公开竞价作为一种新的方式进入市场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作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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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思维；教育技术；本土化；隐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 (2008) 12―0014―04
思维方式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最深层的精神结构和表现形式，它决定着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与思维活动。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文化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化，两者凝集而成的、具有深刻差异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被人们称为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教育教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社会实践，必然受思维方式的影响，比如同样的启发式教学，苏格拉底用的是“逻辑辩论，揭示矛盾”，而孔子则是“叩其两端，举一反三”，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有不同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然而，就教育技术理论来说，从20世纪初，基于西方思维的教育技术理论在我国广为传播以来，虽然对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的研究、应用和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正如2003年5期《现代教育技术》卷首语中强调的那样：“中国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有着如何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问题。原始创新是发展中国教育技术理论的关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民族性与国际性会呈现融合的趋势，但是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西化”，教育和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西化。开展基于中国传统思维、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实现本土化创新，不仅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世界贡献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并与国外理论平等交流的应有之举。
一 中国传统思维及其基本特征
美国科学院第一位社会科学家院士尼斯贝特指导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揭示出东、西方思维方式或思维过程在本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总体来看，西方思维是一种概念思维，其基本方法是“概念逻辑、理性还原”，而东方思维主体的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象思维”[2]，也有的学者称“意象思维”，其基本方法是“观物取象、比类推衍”。“象思维”本身有一套不同于逻辑分析思维的特定范畴体系，它所要把握的对象，不是从逻辑上下定义的各种概念，而是靠整体认知把握的各种层次的“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内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种小宇宙整体内涵的气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等等无限丰富的层次。刘长林先生认为：“象”是自然状态下运动的呈现，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同样具有本体存在的意义，有自身的规律。“象思维”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象的流动和转化”和“象以尽意”，即“象”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运动，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以达到与大宇宙整体之象或“道”一体相通的“把握”。［2］
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整体和谐、有机生成、相反相成、求善执中的基本特征。“天人合一”和天地生相联系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鲜明特点。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整体，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人和自然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互相对应、不断生成的有机整体，它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生成的思维模式。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事物的本原，又是事物的法则，且处于自发的不断演化运动之中。并通过“和”产生出比原来内容更丰富、更优良、更富于生命力的、为整体所具有的新属性和新功能。与系统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观相比，它主要着眼于质的差异并力主系统内外的和谐与协同，且突出生成，着重把整体看作是时间的流动，是生生不息愈益丰富多样的历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事物最基本、最本质的结构是“阴阳结构”，是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代替、相互转换，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即“一阴一阳谓之道”,把阴阳相摩看作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全面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要善于从该事件的对立面来把握，通过矛盾来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和同化对立面，或者相冲突但却有启发性的观点。传统思维主要是从主体自身出发，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主体自身。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主观情感使传统思维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向。它强调学问在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目标是得“道”而非发现真理，即所谓“察天地以观人事”。它首先关注的是整体的价值，强调整体的和谐有序，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承认双方矛盾的前提下,着重探索矛盾双方的平衡与适度,以调和对立，实现中道，达到“中和”的境界。
综合起来看，中国传统思维运用“观物取象、比类推衍”基本方法，把天地人生放在一个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整体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标。一些西方著名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发现，中国传统思维这种的整体和谐观、有机生成观、相反相成观和求善执中的价值观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他们呼吁现代科学要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而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于长期沉醉于分析还原论西方思维的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更是思维方式上极大的挑战，并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思维转型，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开始关注、借鉴东方思维特别是中国传统思维，并有向东方思维融合的趋势。［3］[4][5］
二 基于传统思维的教育技术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当今中国也已经开始面临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教育技术、传统文化都不例外。近几十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电化教育）虽然规范宏大，教学实验也遍地开花，但国际影响却很小，其理论研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依附性”的层次，在国际学术交往中，我们存在着巨大“逆差”。其重要原因便是我们的研究在理论上一味模仿国外，实验上缺乏本土思维与创新，如不及时纠正，不仅会影响研究与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会进一步扭曲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方式、结构与价值。西方思维的转型与中国传统思维的重新认识，为中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思维自身独特的内涵，开展基于中国传统思维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剖析西方思维在教育思想、方法层次上的局限性，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答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创新能力及其影响与发展规模严重不符的困惑，从而促进东西方思维互补与融合，为解析目前全球教育技术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甚至为全球教育技术与教学设计发展与研究提供新的思想与途径。
当前，基于系统思维的教育技术理论尤其是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的发展与教学实践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6］[7］[8］。并开始引入复杂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9］[10］，并逐步形成复杂性系统思维，它虽然与中国传统思维有许多相通之处［11］，但其核心仍然是基于“概念逻辑”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方法。虽然强调重视整体，但其基本看法仍然是“系统的性质和行为归根到底是由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所以，它本质上依旧是从系统内部的实体上寻找原因，认为整体的原因在内部各组成部分，与机械还原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强调各组成部分及其非线性相互作用，但仍然是“部分决定整体”。而中国传统思维在观察对象时，并不是把观察对象抽象为一种静态对象或模型，而是把整体看成是一个处于无穷变化中的和发展着的整体，认为任何事物与周围的事物都有多种走向的动态关系，例如，生我、克我、我生、我克、同类等，而且彼此之间组成一个天然的链条，谁也离不开谁，并且还与时空方位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如中医的“辨证施治”强调人是一个同季节、地方、心情、历史等因素有密切联系的这么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同一病症，要因人因时因地因势而异诊断结论与治病处方,而非力求有一“万应灵丹”，来包治同一病症。它既从人体内部找原因，又通过对与某一部分的病变密切相关的其他部分和环境因素等来调节、医治。它既从部分和外部寻找原因和根据，同时强调“整体决定部分”，而“部分只是体现整体的场所”。因此，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既是有机生成、又是辩证的。
在对待矛盾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思维比西方思维站得更高。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题后面的是反题，这矛盾由合题来解决，其推理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仍有些“攻击性”。中国的辩证法是通过矛盾来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和同化对立面，或者相冲突但却有启发性的观点。尼斯贝特认为：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根本不存在A与非A的之间的对抗。以道家的精神或阴阳学说来看，A实际上也暗含了非A的情况，或者很快就会向非A转化。［1］
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4]除近代物理学外，像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理念都与中国传统思维与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生成性的；不应把人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与他物无涉的实体存在，而应看作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与传统思维的整体生成观是一致的。桑新民教授认为：建构主义不同于近代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强调知识建构时的综合性，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这些思想和理念对于中国人不仅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和亲切，因为他们始终保留和贯穿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12］
因此，当西方教育技术工作者不断从复杂性思维、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寻求理论支持与指导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思维中寻找本土化创新的动力与源泉呢？正如桑新民教授指出的那样：只有深入挖掘这种深藏在中国文化之根中的教育传统，才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建构主义的精神财富，实现东西方文化与教育更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21世纪全球文化与教育的创新中，发挥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12］
三 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主要内容
1 “由技至道”的教育技术与教学设计
“由技至道”这一理念,源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典故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具体的操作途径或方法被称为“技”或“术”，而“道”则比较抽象，既作为万物本原和规律，又蕴含着各种技术活动应恪守的目的、方向、步骤和过程。从庄子的描述来看，庖丁由“技”至“道”后，解起牛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游刃有余；且“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无论是欣赏者还是体验者都是一种艺术和美的享受，所以庖丁解完牛后“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沉醉在自己的劳动之中，获得巨大的身心愉悦。可见，“道”虽源于“技”，但又超越了“技”，是“技”与“艺”、“技”与“美”、“技”与“理”的完美融合，它既要合乎技术操作者主观目的，又要合乎技术工具、技术对象和技术操作者自然与社会本性，因而是实践智慧的最高境界，这种智慧看似无形，却始终隐含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要由“技”至“道”，既要掌握实践各要素的自然与社会本性，又要掌握技术操作使用方法和行动规则，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直觉体悟，逐步趋近，将技术与人的身体、心智协调起来，逐渐同化为人体活动的一部分，达到技术操作者、技术工具和技术对象关系的和谐，以及技术操作者身体与心理活动的和谐，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使技术活动成为一种生命运动。
教育技术与教学设计的“技”主要是各种工具技术和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的各种程序、规则和方法。受西方主流“技术至上”或“技术中心主义”的影响，当前的教育技术领域研究与实践存在过度依赖现代技术而忽略个人教育技能提高、强调技术的科学性与工具性，忽略技术的人文性、甚至出现人的技术化、甚至“人为物役”的错误倾向。要改变这一倾向，教育技术必须由“技”走向“道”、归于“道”。而要至“道”，不仅要掌握“技”，即各种具体的工具技术、设计程序与规则的操作途径或运用方法，还需要发挥人的主动性、直觉与创造性，不断地去尝试、体验、积累，也包括对错误与问题的体验，更需要顺应教师与学生的自然与社会本性，让“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使教与学成为教师与学生“乐生”的要素，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由技至道”的教学设计必须秉持“道法自然”的有机生成观，技术、程序、规则的运用都必须顺应教学系统中各要素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并随着实际教学活动的展开而灵活运用，以技与艺、技与美、技与理的完美融合为教育技术的最高追求，它强调的是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的创造性教学过程，而非预设的既定过程，教学设计的重点放在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上，而不是各种人为设定目标的管理，教学过程与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
2 隐性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机制
隐性知识对知识创新及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性的作用。然而，对隐性知识的传承，人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像显性知识传承那样有效的途径与机制。由于隐性知识具有整体性、形象性、综合性、创造性，而且具有知情意相互贯通的特点，概念逻辑思维的作用远不及其对显性知识那样有效，一般都是认为必须通过直观体验才能获得。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擅长于运用意象性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如多用诗性的语言描述、寓意深长的寓言、故事等；它注重“意在言外”、“意出言表”和注重语言背后的“象”和“意”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直觉体悟,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等特点，实际上蕴含着解读隐性知识获得和传播机制的重要线索。
正如前面所述，我国传统“象思维”采取的是“观物取象、类比推衍”的思维方法，它使用了不同于逻辑分析思维的范畴体系，它所要把握的对象也不是从逻辑上严格定义的各种概念，而是靠整体认知把握的各种层次的“象”，包括比较具体的天象、气象、脏象、脉象、以及比较抽象的意象、道象等等。它采用以“象”说“象”的方式，即通过某个“象”与其相关的“象”之间的恰当比喻，表达人们对这个“象”的本质特征的体验和理解。如老子所谓“上善若水”，《孙子兵法》中所谓“兵形象水”，《黄帝内经》中所谓“春脉如弦”之类，都是典型的“取象比类”，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澄清思考者个人的认识，而且能将个人获得的隐性知识传递给他人。如讲“兵形象水”，其意在于表达“兵形”与水的某种共性(如善变、避高而趋下即避实而击虚等)，孙武通过取象比类，使孙武内心的体验转化为人们的共同体验。王前认为运用象思维获得隐性知识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体验积累、立象尽意、取象比类、得意忘象、由道至理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蕴涵着不同形态的隐性知识，而且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本质由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13］。王树人先生认为：“象思维”作为人类把握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有开拓新思路,扩展新视角,提出新问题的作用。不仅如此,象思维还是包括科学、艺术乃至所有创造或创新的根源。［14］因此，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科学价值。
通过取象比类，可以调动与启迪人的形象思维，帮助人们打开想象的翅膀，提高人们的直觉与顿悟能力，由此物推及彼物,触类旁通，去认识和发现新的事物。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活动，还是在近现代的自然科学领域，许多的技术发明创造、科学假说的提出以及重要的科学发现，很多是受到了这种思维的启迪和帮助。因此，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对于隐性知识的教学，应主要诉诸“象思维”，培养其“象思维”的能力。特别是在婴幼儿教育与人文教育领域，要大量运用诗性的形象语言描述、寓意深长的寓言、故事等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发，使学生通过情景体验、隐喻比类、移情想象、冥思顿悟等思维形式，实现“象”的流动和转化，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以达到对隐性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再通过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比较,抓住其中的相似之处，通过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沟通异类，由已知到未知，用具体形象表达抽象意义，借类达情，以义起情，使情物交融，生动形象，易于感悟，达到协同效，实现隐性知识的传承与创新。
此外，受西方思维的影响，当前的教学系统设计过于强调评价的客观性，尤其是短期目标的评价与反馈来调节教学过程，这种方法对简单性、客观性思维没问题，但对复杂性、间接性思维而言，则过于简单武断。而中国传统思维认为评价不在一时一事一理，要注重大时间尺度的整体考量，注重动态的发展与有意志的演化，注重评价及价值的权衡，强调评价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结合，崇尚反思，尤其是在行为中反思；又如“以教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传统思维认为要“叩其两端用其中”，其关系应是教学并重，教导结合，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否则过度强调任何一端都会导致“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又如“竞争与合作”，由于竞争容易导致矛盾，所以，与西方思维的“害怕矛盾，总试图消除矛盾，易走极端”不同，中国传统思维从来不害怕矛盾，能接受并且超越矛盾，或者用矛盾来更好地了解事态的发展，它相信矛盾是不仅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更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所在。
结束语
当前，东西方思维正出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趋势，东方思维尤其是中国传统思维越来越受到西方的重视，因此，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创新，既要借鉴与引进国外理论，更要继承与发扬光大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方法的精华，开展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技术才能真正与世界平等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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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介绍了师幼对话的特征及作用，阐述了师幼对话中，对幼儿教师的要求是学会倾听、学会回应、学会理解。指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的定位应该是平等参与者、合格指导者和积极促进者。
新的世纪，教育被视为个体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财富的源泉，被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努力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探索与表达，并且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教师是师幼互动中的重要角色，是儿童成长的重要他人。如何认识师幼互动以及在师幼互动中对于幼儿教师角色的定位思考是很重要的。
一、师幼对话的特征及作用什么是师幼对话
对话，是指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语言交谈。但是，也不仅仅是指对话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谈话，同时也是指谈话者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对方的倾听，是指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川。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是问题的关键，他强调，在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对话参与者的利益均在考虑之列，通过平等、自由的论辩，每个人试图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在解释中得到重新的认识。
在教育中的“对话”，对话不仅是教育交往的方式，而且也是教育情景。在对话中，教师和学生都为教育活动所吸引，共同参与、合作、投人和创造相互交往的活动，指的是一种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一种事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整合，在过去的研究中，大概有以下几种师生关系的观点: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论; 师生双主体论以及师生平等对话论。而师幼对话所依据的理论就是属于平等对话式的师生关系论。
余文森教授指出，真正的师生对话，指的是蕴涵教育性的相互倾听和言说，需要师生彼此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获得精神的交流和价值的分享叫。“师幼对话”是指在幼儿教师和幼儿之间以幼儿园的生活、游戏和教学为话题，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同时是师幼之间叙述和倾听的过程，并且也是师幼之间的情感交流并达到共识的过程。
2.师幼对话的特征
根据“师幼对话”的定义，师幼对话是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其核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话双方即教师和幼儿是平等互动，都在表达、都在倾听、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其二，产生实质性影响。通过对话，互动双方彼此能动调整和适应，达到精神的交流，获得自己的经验。
3.为什么需要师幼对话
①师幼对话是教师与幼儿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相互沟通、理解、达到共识的过程。师幼对话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对话式的师生关系，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使教育活动更加容易开展，师幼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②因为对话是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幼儿的语言能力可以在对话过程中发展起来，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社会交往能力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通过师幼对话是发展幼儿语言的重要途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交流对幼儿语言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4.为什么强调幼儿教师在师幼对话中的角色定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将师生关系视为整个教育教学大厦的基石，而师生对话是师生关系模式中的其中一种。师幼对话，既能反应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也能体现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机智等方面的能力。从对话的角度讲，教师是可以使儿童能够获得帮助、指导的;而儿童对自己想法的表述，是使教师理解儿童、指导儿童、尊重儿童的途径。新型的师幼对话关系建立在对幼儿教师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师幼对话关系的观念落到行为上，需要教师了解师幼对话，认识教师角色在师幼对话中的定位，使幼儿在对话中获得发展。
二、师幼对话中对幼儿教师角色的要求
教师的作用得到发挥，必须要和学生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话是促进师生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教师既是师生对话的发出者，也是对话的接受者。通过教师对信息的发出和接受，师生对话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因此，幼儿教师是在师幼对话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幼儿教师对师幼对话的理解和认同很重要。在师幼对话过程中，幼儿教师要明确自身定位，必须学会倾听、学会回应、学会理解幼儿的话语，积极地与幼儿对话，使师幼对话发挥它的教育功能。
1.学会倾听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曾经提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三种类型:后象征、互象征、前象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的力量是大于儿童的力量的，成人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很少去关注幼儿的经验、兴趣和爱好。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后象征文化中的，不会尊重儿童，也不会去倾听儿童的声音。在传统的师幼对话中，幼儿只是教师的“应声器”。在师幼对话中，教师和儿童的关系不是传统的权威的上传下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交流，双方互相作用的关系。因此，不能把儿童当作一种应声的工具，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们。儿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兴趣，身为一名幼儿教师，要学会对话的第一步—倾听幼儿的声音。因为，对话始于倾听，倾听是对话的第一步，是教师与幼儿进行对话过程中必要的过程，是教师在认真听取幼儿的各种观点、想法，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倾听幼儿意味着赋予幼儿的话以价值，了解幼儿和尊重幼儿。因此，在师幼对话中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倾听，学会倾听幼儿谈论的话题，捕捉幼儿的兴趣点，分析幼儿的需要，有助于教师全面了解儿童，有效地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
2.学会回应
对话是双方积极的相互作用，教师和儿童是平等互动，都在表达，都在倾听。倾听是对话的开始，但不是结束。在师幼对话中，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对于儿童的话语，教师要真诚地倾听，并作出适当的反应。这种适当的反应就是师幼对话中的回应。适当的的回应对于幼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幼儿希望受到教师对自己的重视。当教师对幼儿的谈话表示回应时，幼儿可以感受到教师对自己所表达的话语的尊重和重视，也知道教师对自己所表达话语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支持。在了解幼儿想法的基础上，教师积极地作出适当的回应。
教师的回应应遵循:第一，语句必须合乎语法，是教师和幼儿能相互理解的可领会的表达;第二，教师要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取得幼儿的信任;第三，表达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以免误导幼儿。教师向幼儿提出问题、看法、建议、指导等方式与幼儿交流，当幼儿接收到教师的回应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主动与教师沟通。这种回应可以帮助幼儿发散思维，增强幼儿对话的积极性。
3.学会理解
师幼对话是教师与幼儿相互叙述和倾听，使感情交流达到共识的过程，相互理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是倾听和回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这里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教师理解幼儿的话语;二是教师所表达的话语让幼儿理解。由于幼儿的自我表达能力差，对自身状态的控制力较弱，在倾听的过程中教师要学会理解幼儿所表达话语的意思，通过理解及时捕捉幼儿的兴趣点，分析幼儿的需要。理解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倾听。在回应的过程中，由于教师和幼儿思想水平的差距，幼儿的知识发展水平不高、理解能力不强，所以教师所表达的话语如果不是幼儿“最近发展区”所能理解的话，那么幼儿就不能很好地和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教师所表达的话语必须能让幼儿理解。在对话过程中，教师理解幼儿所表达的，以及教师所表达的能让幼儿理解的话，那么教师和幼儿双方就能建构共同意义的对话过程，就能让感情交流达成共识，促进师幼对话的顺利进行。
三、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角色定位的误区
师幼对话中对幼儿教师的要求是要学会倾听、学会回应和学会理解。但是在这一过程的实施中，很多幼儿教师都误解了这些要求。
1.有问必答
对话是有问必答吗?师幼对话对幼儿教师提出了倾听和回应的要求，但是教师对幼儿所有的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吗?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谈到，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个人论述的是自己的思想，如果教师还没有教会学生怎么去判断别人的思想，就拿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学生的话，那么最终学生也只把教师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的复制品，以后不管再怎么努力，已经没有办法改掉了。对于幼儿提出的所有问题，教师并不需要全部都回答，还是要留个幼儿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一味地将自己的思想全部灌输给幼儿，对幼儿的个体性、独立性思考发展是一种伤害和阻滞。这样的“对话”不是对话，是灌输，是不负责任的对话。
2.对话只是在幼儿教师与幼儿个体之间
很多教师都误认为对话只是教师与个别幼儿之间发生的而已，其实不然。首先要明确“对话”的主体是谁?“对话”是指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语言交谈，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从对话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话并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对话，可以是教师跟单个幼儿，也可以是跟多个幼儿，甚至是跟幼儿群体之间的对话。
3.幼儿教师把对话主导权全部交给幼儿
近几年来的教育改革中，幼儿的主体性成为了热门话题。幼儿的主体性指的是幼儿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重视师幼对话，并以此作为发展和建构幼儿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过程和途径，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师幼对话中，很多教师为了体现教师尊重幼儿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便把师幼对话中的所有主导权交给幼儿，让幼儿先自己主动提问，成为对话中的提问方和主动方，自己却不会主动先与幼儿对话，也不向幼儿提问，其实这是对师幼对话中教师、幼儿角色以及幼儿主体性的误解。强调幼儿的主体参与，教师便从师幼对话的“重要地位”走向了师幼对话的“边缘”，甚至退出了师幼对话的舞台当“观众”。其实，师幼对话不是幼儿单独一方的独角戏，教师必须积极参与其中，不是等幼儿主动跟自己对话，教师应该积极创造与幼儿发生对话的条件。
四、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角色的定位
1.幼儿教师应做师幼对话中的平等参与者
师幼对话中倾听、回应和理解的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教师的积极参与，教师应该不仅是一个倾听者，还要时时刻刻准备参与到跟幼儿的对话过程中。无论是教师发起的对话还是幼儿发起的对话，对话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师幼对话是建立在教师和幼儿平等理解的相互交往的基础上的，强调双方真正的平等、沟通和理解。在师幼对话中，正像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曾经提出的“互象征文化”一样，教师和幼儿之间已经不是教训与被教训、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平等的、互相对话的关系。因此，教师要及时地改变观念，平等地参与到师幼对话中去。
2.幼儿教师应做师幼对话中的合格指导者
师幼对话过程中幼儿会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这时就需要教师给予幼儿正确的指导。在师幼对话这样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中，会有很多意料不到的语句出现，教师在面临这些间题的时候，教师要及时捕捉幼儿在对话中反映出来的疑问和困惑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分析，然后，再反馈给幼儿进行指导。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指导很重要，对于儿童的发散思维和认知水平的发展都很关键。所以，教师用对话去指导的方法、语句、过程，必须都是正确的、规范的。在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应该要做一个合格的指导者。
3.幼儿教师应做师幼对话中的积极促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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