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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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1）年龄关于外语学习与年龄的关系，国内外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近年来，双语脑研究者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发现，如果双语者在一个较小的年龄开始学语，大脑使用类似第一语言的神经机制处理第二语言，这样的双语者其二语水平常常比较高，也最可能获得类似母语者的二语表现。如果双语者在一个较晚的年龄学习第二语言，其二语的神经处理机制和第一语言、母语单语者有差异。这样的二语者其二语水平的提高常常受到限制，很难获得类似母语者的语言表现。这也就意味着要想获得更高的二语水平，在更小的年龄开始学语无疑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陈菊咏，2012）然而，是否越早开始学习就必然越好，却受到师资质量、教学方法等各种因素的重要影响。“各国政府推行外语教育低龄化，首先遇到的就会是低龄儿童师资不足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既有相应的外语能力又有适合低龄儿童的教学技能的外语教学师资。对这种师资的重视和培训不够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制约外语教育低龄化的发展。”（陈菊咏，2012）而当前的研究表明：在真实语言输入不足的情况下，从长远看，从小学开始实施英语教育与从中学开始实施英语教育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如果小学英语教育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后续中学英语教育必将形成负面影响。（Ellis,2010）而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学英语教育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难理解，大学外语的教师面对基础差的学生，也就会一直是“费时低效”的局面。德国的英语教育起始时间与中国相似，过去是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近年来提早到了小学开始。而大学则不再开设公共外语必修课。大学生接触英语主要是阅读本专业文献、选修英语授课的专业课程、阅读英文小说及看英文电影电视、浏览因特网、旅游，以及与使用英语为主的国际留学生交流，（Erling,2007）“德国的中学生接受英语教育的年限和总体时间比中国中学生要少。但所掌握的程度普遍比我们的水平要高很多。”（束定芳，2011）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英语基础大多数已经打好，也就是说德国英语教育的重心是在中学阶段完成的。显然，中学阶段相比大学阶段学习外语，年龄上的优势更为明显。然而如何对此年龄优势加以有效利用，提高教学的质量，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也正是德语英语教育系统与中国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所在。除德国中小学的教师都必须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受到系统专门的教学训练，并通过国家有关教师从业资格的考试之外，德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育研究，主要都是面向中小学开展的。从教授到各级科研人员，经常会去中小学开展科研项目实验，比如法兰克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当地一中学就针对外语学习特别困难的学生设计了一个名为“外语小镇”的活动，活动假设学生要在活动日去加拿大小镇旅游野营等，需要学生亲自填写出入境表格，研究到访之地的风土人情，参加晚宴的礼仪礼节，租车野营所需的文件器械，信用卡的申请使用等等，学生必须全部使用英语完成这些活动，在活动当日，组织者和教师设计各项活动，力求在校园内模拟加拿大的真实情境，让学生参与其中。事后研究人员对学生进行回访，了解本次活动的收益与不足。通过这样的活动，平时习惯只讲德语不讲英语的学生开始觉得英语在生活中是有用的，会在这些活动里亲自尝试运用英语，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有所提高，那些所谓的“差生”将不再会总是因为觉得英语难就在心理上率先放弃。当然，这样的活动对教师本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几乎需要对加拿大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将该项目做好。诸如此类的研究在德国中小学开展得相当多，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二语学习的年龄因素之上，有效的教学方法和高质量的师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日益发展的今天，直接将科研成果运用到中小学实际的教学组织、教材编写、课内外活动中，正是德国英语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情感因素：动机与态度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情感因素也一向是研究的重点，积极的学习外语的态度，积极地对待使用该语言为母语的人群及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态度，可以促进语言学习；消极的态度则会阻碍外语学习。动机涉及到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和情感状态，能影响学习者付出努力的程度。上述的德国中小学开展的外语活动项目在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方面，起到十分良好的效果，促使学生主动自觉地产生强烈学好英语的愿望并付诸实践。而德国大学虽然没有公共必修的外语课程，对于那些英语水平在入学时还不够好的学生，大学也不是置之不顾的。德国每个大学都有语言中心，在语言中心开设有几到几十门不同种的外语课程，当然其中面向各种不同需求层次的英语和德语的课程最为常见。对于有语言天赋的优秀学生，则可以在此学到更多不同语种的语言。有些大学语言中心向学生收取适量费用，更多则为免费。如法兰克福大学的语言中心就开设有英语从B1到C1②的各级课程，此外还有外语口语会话、学术英语口语与写作、英语写作研讨课、在线英语写作等各种课程。学校还设有写作中心，学生自己的学术论文可以在这里得到修改，此类服务通常收取一些费用，也有的提供首次修改免费的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来语言中心选修这些课程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自己有外语学习的需求，所以才自愿来选修该课程，其学习态度更为积极，学习动机显然强于只为混英语课学分以求毕业的学生。此外，德国大学有部分专业课是直接用英语开设的，有些是英语授课的国际项目的一部分，学生在这里有自主选课的权利，对于英语已经过关的德国学生而言，无疑这是进一步将英语用于专业课学习的良好机会。而大学生对英语的需求，也正从通用语言（EnglishforGeneral1Purpose）向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或学术英语（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转变，因此，双语或全英文开设的专业课无疑在学生的外语学习动机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社会文化认同二语习得中的社会因素不能被我们忽略，除了学习者自身各方面因素以外，社会语言环境也在学习者的心理、习得程度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当语言学习者建立起一种社会身份认同，在这种认同中他们拥有不被忽视的话语权，真正成为会话的主体时，学习才会成功。（Ellis,2005）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模式力求解释不同人群之间学习外语的速度和最终水平差异，该模式假定目标语用于每天日常交流，在此情境下，社会环境决定了语言学习者接触二语的程度以及他们为学语投入付出努力的程度。然而，社会文化模式与作为课堂教学为主的英语作为外语学习（EFL）环境关联性较少。（Norton,1995）所以大量的关于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都是以学习者处于目标语社会环境中为对象进行的。德国作为发达国家，从中小学到大学，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对外交流交换项目应有尽有，德国的中学生利用假期互换学生的机会到所学语言国家的居民家里短期生活，学校组织到国外进行类似夏令营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大学与世界各国都有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一般高年级学生都可以通过申请德国对外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国家机构和各基金会的资助，到有关国家进行半年至一年的学习、实习和科研课题合作。（王瑞芝、刘芝琳，2002）在课堂教学之外，学生可以通过交流项目真正在社会生活情境中以交际为目的使用所学外语，这对了解目标语国家的人文文化，掌握地道的发音和习语，提高外语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学生与家长，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除了去英美国家锻炼以外，也有不少中小学生、大学生会选择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流，家长们也大多十分支持，非洲有诸多前英属、法属殖民地国家，在那里，英语或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但非母语使用，在亚洲的印度泰国等地高等院校，有时候英语也被作为通用语使用，德国学生在那里使用英语或法语等与当地人交流，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不仅体会外语在世界范围内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学生适应各种不同的外语口音也非常有益。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除了标准英语美语之外，还有众多不同分支，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美国黑人英语等等，得到去不同国家交流的机会，比起只听惯语音实验室耳机里标准英语的中国学生，自然更善于在真实社会环境里与人交流。另一方面，鉴于德国与英美澳等国同属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彼此之间也有不少文化差异，相比之下，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对他们而言，则无异于各方面全然迥异的另一个世界，因此让学生去这些国家交流，对于从小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树立种族平等观念，增加跨文化交际能力，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大学外语教学转型的现状与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英语学习年龄的普遍下移和进入大学前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大学英语与高中英语要求区别模糊（蔡基刚，2007），导致很多大学的外语课时被一再缩减，并将其中某些课程转而成为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关于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从通识英语教育（EGP）向专门用途英语（ESP）或者学术英语（EAP）转型过度的呼声也络绎不绝。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开展的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将子女送往国外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交流留学。可以看出，中国的外语教育转型总体上是趋向与国际接轨的，但是具体到现实操作，却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大学英语教学功能的弱化，大学英语部门可能被撤销，教师可能要实行大学英语方向的转移，大批教师将面临或本单位转岗、或到中小学担任英语教师、或直接下岗的局面。（许竹君、张艳、徐玲，2012）虽然很多学校实行了ESP或EAP教学改革的探索，但是，由于ESP或EAP对教师自身的要求非常高，教师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掌握特定专业的英语知识，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大多数的大学公共外语课仍然是以通用外语教学为主；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尝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外语部就进行了学术英语教学的改革尝试，除了授课内容以医学英语知识为主以外，学校还开通了网络平台，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布置学术英语翻译练习，学生通过网络平台提交作业，教师通过逐一逐词句修改学生译文并以结合面授讲解作业难点要点的方式期望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改革取得了学生的很多好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不少学生由于所布置作业与自身专业不大相关，或者纯粹出于懒惰，彼此抄袭、直接上交翻译软件翻译所得结果等情况，背离了我们教改的初衷。所以，从德国的英语教育体系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和优点，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法：
（1）大学外语教师按照自身特长，分别向不同方向发展在目前的公共外语教师队伍中，总体主要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几个方向的教师。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结合年龄层次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无论向哪个方向转型，中国都需要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作出许多努力，而同时也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在中国的大学里，研究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教育方面的大部分教师从事的科研都是面向自己所教的大学生展开的。然而如前文所述，更加需要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指导的中小学得到的这方面支持并不多，在大学外语课时被迫缩减的现今，教育部门可以统筹规划，鼓励大学外语部门以及英语专业相关研究英语教育的教师与当地中小学，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外语教学质量不高的中小学，或者更加需要高质量师资的贫困地区中小学师生展开合作，鼓励研究英语教学法的教师深入中小学，开展有关中小学生的二语习得方面的科学研究，研究中小学生的学习规律，适合中小学生的教学方法，并花大力气将这些成果着力铺开推广于实际教学，并折合工作量计算。这样做能使学生打下良好的外语功底基础，减少由于进入大学时外语基础太差导致后续学习都很困难，没有学习外语兴趣的学生数量，改变大学外语对基础较差的学生进行教学时出现的“费时低效”的局面。同时也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还给儿童和小学生学习外语的乐趣和兴趣。随着公共外语教师的课时由于入学时英语水平不足的学生越来越少而缩减，文学文化和翻译研究方向的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可以发挥特长，开设多样化的公共选修课程，吸引对外语学习有兴趣的大学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英语能力。课程质量足够好的话，是不用担心学生不足、课时不够的问题的。这也促使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效果。大学外语部门在功能上可以仿效德国大学语言中心这样的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其他语种课程。大力鼓励中青年教师选择代表本校特点的专业进行深造进修，以培养高素质的ESP或EAP英语教师人才。这些教师将不仅具有ESP或EAP的相关知识，还将能给大学生进行相关专业的学术论文写作辅导、口头报告辅导训练，他们将为学生开设ESP或者EAP课程，直接培养学生使用外语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国际交流的能力。
（2）大学设立写作中心很多中国的大学有相当一部分硕博士生会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语学术论文。然而他们对自己的英语写作水平却不够自信，有的会寻求英语专业的同学的帮助，有的则寻求外语老师的帮助，但是对于对其相关专业所知甚少的纯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和老师来说，有些文章简直有如天书，编辑修改也只能十分有限，而且时间消耗巨大。所以，大学成立专门的写作中心，写作教师将面对面地与学生就论文内容、写作风格进行讨论，既能避免教师由于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造成理解障碍，又能给学生切实有效的写作辅导，这对于帮助这些学生发表高水平英语论文，对中国的科研走向世界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写作中心的师资可以由上述进行了ESP或EAP深造的外语教师构成，也可以由在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方面具有一定经验的或留学归国的，有时间和兴趣辅导学生的专业课教师构成，学校可结合论文修改辅导的实际情况计算教师工作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可适当向学生收取一定费用提高教师参与积极性。这样做可以尽量避免上述南京医科大学教师统一布置同样的命题作业，学生在完成作业态度方面比较消极，学习动机不强，以至于出现相互抄袭、使用翻译软件的情况。目前国内有少数大学的外语教师已经在从事类似的工作，但是同样由于写作中心对师资质量的要求也非常高，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同时学生的外语写作方面的学习自觉性也需要通过整个学校在部分专业课的设置上合理地使用EAP或ESP进行教学来培养。
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除衣食住行得到显著改善，电子通信产品的普及是现代化发展的最直接体现，大学生处于接触这些产品的最前端人群，学生可以借助电子产品从网络上得到一切想要的信息，包括实事新闻、理论知识、以及实践经验，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席卷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纷杂的网络信息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获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体现为获取方式具有随意性、共享性、互动性、实时性和混淆性。这种知识获取方式对大学生学习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信息共享能够使大学生摆脱知识权威的从师心理，激发探索未知验证新知的信念，信息互动便于大学生增强协同学习的观念。信息实时能够保证大学生随时了解知识前沿信息，但是网络信息的容量巨大，精华与糟粕共存，信息污染严重，由于获取方式自主无限制，使得许多大学生上网成瘾，迷恋于网络游戏出现厌学，甚至弃学的现象，这种矛盾已成为高等院校教育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切中了高等教育信息化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高等教育信息化与创新理念相结合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理念，长期以来都为教育研究者所重视。信息化进程改变了大学生的获知方式，同时也促使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因此也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理念的形成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要遵从信息化发展进程的步伐，这需要教育管理系统制定出适当的改革方案和完善的实施手段，从创新的本质出发，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罗杰斯认为创新理念包括认知、说服、决定、实施、确认几个阶段，即从个体对创新的初次认识，到对创新形成一种态度，到决定采纳或拒绝，到实施这个新想法，再到认可这一决策。教师和学生是高等教育信息化与创新理念相融合的执行主体。信息化教育中师生的创新理念互动尤为重要，需要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深度理解和熟练操作，还需要学生对信息化课程学习模式的认可，而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的好奇心和敏感度促使他们主动的适应学习模式的改变，而对教师而言，则需要强制自己去更新和创造适应信息化发展需要的教学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挑战。
三、信息化教学条件下教师角色转变
教育理念的革新导致教师角色的转变成为必然，在信息化时代，课堂教学已经无法成为学生最主要的知识来源，教师在传统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将不复存在，以教为主的教学理念逐渐被以学为主的教育理念所取代，教育目标也从重视传授知识向注重培养创新人才转变，这都迫使教师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多媒体教学系统、智能教学系统、网络教学系统、虚拟现实教学系统等教学手段的应用，使教师和学生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可以实行异地同步辅导、讨论和交流，这使学生的思维具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通过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和充实自身的素养和信息能力，在学生优良素质形成过程中充当引导者和监督员，当学生思维走向误区发生偏离时及时干预纠正，以诱导和鼓励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
四、通过信息化教学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学
生的创新性思维活动是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下才能激发产生的，而信息化教学模式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学习动力，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新性思维活动。就环境而言，大多数本科院校都配有计算机室、网络图书馆，学生可以通过它们查阅最新、最前沿的资料，这些将为学生的创新思维提供有力支持。许多课程正在由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转变为网络课堂模式，其中设有很多模块，包括BBS、网上答疑、网上问卷调查都便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也便于学生及时将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教师。另外，学校的各种开放共享性课程设置可以开阔学生的新思路，使学生产生新见解，如：网络精品课程，可以实现各高校间高水平教师经典讲座的共享；学科公开课程，可以使学生不受专业限制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开放实验课程（包括网络虚拟实验），给学生提供了无约束的实践空间和免费仪器设备资源。学校积极鼓励建设各种竞赛平台，如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大赛、计算机编程大赛等，通过平台让学生实时的了解各种比赛的最新动态，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五、电气工程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宽口径技术人才是电气工程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系统完善的教育体系。
1.信息化平台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电气工程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电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学、电力系统等，这类课程中理论公式繁多，结构图复杂，以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需要教师花费大量的课堂时间书写板书和画图，容易使学生产生枯燥和厌烦感，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的引入为电气类教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教师可以借助丰富的视频动画给学生讲解复杂的电机结构，也可以在线搜索最新的发展动态，让学生适时地了解学习对象。另外，信息化平台设置有交流反馈模块，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畅所欲言的讨论空间。
2.开放虚拟仪器实验平台电气工程类的实践课程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尤为重要，但高电压的实验条件非常危险，实验过程中的接线错误和合闸疏忽都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开放虚拟仪器实验平台可以模拟仪器设备的运行过程，在计算机中形象准确的完成各种测试、测量及自动化的应用，学生只需登录平台，便可随时随地进行实验，这给学生提供了自由安全的实验环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开设自主研发式电气课程设计传统的课程设计局限于规定项目的内容，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能力，由学校提供固定的实习经费。自主研发式课程设计是以学生的主观意识为主，由学生通过网络或者信息平台自行选题，自主完成设计过程，并要求能够将设计的成品进行销售，或者被企业所采纳，往往自主研发式课程设计周期较长，但这种方式不仅能够综合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还能促进学生学习与社会需求接轨，增强社会竞争意识。
4.建立创新与应用为主的毕业考核标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高校毕业考核标准的高低决定着其能否吸引企业的眼球，单一的毕业考试与毕业论文已经不能够体现学生素质的高低，新的考核标准应该具备多样化、实用性的特点。下面举例介绍一种考核标准：（1）各科学习成绩合格；（2）在所在系的所有教师和同学中有60%认同道德素质合格；（3）独立完成毕业设计及论文，并得到5名以上专业教师的认可；（4）攻读学位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在两家以上企业进行过实习，并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5）具备自主创新能力，获得过国家级（如专利）或者企业认可的产品设计证明；（6）在国家正规比赛中获得三等以上奖项。在上述考核标准中，6项均达到的为优秀；满足前5项为良好；满足前4项为中等；满足前3项为合格。考核标准是学生走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因此标准的制定应该结合时展趋势和专业特点综合制定，学校可以通过毕业考核标准来约束学生从入学起到毕业的所有行为和方向，使学生自觉产生努力和创造的激情，也给企业创造了一个获得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有效途径。
六、结束语
一、成人研究维度
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教育学中的分支学科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教学论等，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和成人教学论等。似乎只要教育学中有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都应该有，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学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导致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来充满了成人字眼，但却对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规律、学习特征、内在发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独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这种研究范式的缺失归咎于研究活动严重缺乏“成人”意识，更是远离了充满生机的“成人世界”。脱开“成人”与“成人世界”而空谈“教育”，往往失却了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及进行深入演绎的逻辑空间。
特色是成人教育学这门学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学得以独立的法宝。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否，不仅决定于外界有无客观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内部有无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由此可以推论，成人教育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相对稳定、独特的研究边界。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脑不应该成为中国普教思想、理论的“跑马场”。相对于普通（基础）教育学而言，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摆脱依附、从属于研究儿童养护、陶冶、训练、管理的（普通）教育学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现实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为对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适应以至推动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面对社会和专家对成人教育学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我们只有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的“元”研究，才有可能争取到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美国著名成人教育专家诺尔斯将成人学生与一般未成年学生作了比较，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为和活动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学习目的明确、凭借经验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成人教育学与传统的普通教育学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为逻辑起点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种学科，成人教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汲取、借鉴其它学科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各种理论都有其特殊适应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不当的移植可能会误用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和适切性。”
二、弱势群体的研究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全体受教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教育不均衡明显。如关注城镇教育多、农村教育少，关注从业者多、无业人员少，关注定居人口多、流动人员少，关注有偿教育多、义务教育少等。表现在我国成人教育招生规模受限；实行考试选拔录取，开放力度受限；重视脱产、轻视业余；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及在职培训。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难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务，拉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与保护。这种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培育社会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对推动科技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以牺牲大多数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换取少数成人的成功来实施的。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弱病残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权利和权力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们便成了这一群体的新成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人口）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认识当前弱势群体的现状。截止到2003年中国老年人口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国有企业登记失业人员为680万，下岗人员为500多万，总计为1200万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国有1985万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只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关注农民工教育、下岗职工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社区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的重点课题。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每个人并非要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每个人却应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教育。给下岗职工以教育关怀，让其接受新技术培训，接受广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业的机会。对城市农民工实施教育关怀，在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提高他们的从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培训，是使农民工改变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群体的重要措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细的要求，成人教育也应反映他们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点。
三、中国化研究维度
现代成人教育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开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实践，而且产生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搭建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框架。如1816年托马斯·波尔（T.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1851年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学习》；1959年布伦纳（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1970年诺尔斯（M.Knowles）出版《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1970年保罗·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弗莱雷（P.Freire）出版《被压迫者教育学》；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国际成人教育论》。而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历史短暂和理论研究薄弱。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凭国外资料“想象”，运用抽象思维，或“移植”、“嫁接”、“拼盘”，引经据典术语满篇的“科研成果”，对深层次的价值观、文化观等层面的差异缺乏理性认识，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结果难有适合国情。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此，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加以审思，从中汲取养分，方可保证研究的持续与深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学习、借鉴、参照欧美诸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将这种学习、借鉴蜕变为“以外为准”、“以西为准”来引进或加工，不能变成欧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国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国情，有自身的实际，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一味借鉴会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历史地来看，中国的教育学，在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学德国的赫尔巴特，后是学美国的杜威，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如果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也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将永无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国的背景下开展的，受本国的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所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不能盲目地机械照搬，要考虑到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内在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结合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情况和我国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创新”与“原创”是理论研究的灵魂，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是“引进式”思路以达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创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和成人教育问题为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之源，吸纳数千年文化传统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鉴西方成人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功经验，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又是当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国，积有一百多年、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丰富的成人教育实践经验。要从中国成人教育实践的自身问题入手，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对本土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人教育理论，进而拓展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体系化研究维度
在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建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意识十分淡薄，而且还常与普通教育研究混杂在一起，很少单独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部分研究人员的选题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兴趣、特长出发，研究活动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部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不在学问和学术，而在个人的评职晋级，缺乏深沉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跟风”研究、“政策研究”浓厚，导致成人教育学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大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不能完全适应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着诸如“专门知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整的层面”的现象，只能是“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科研水准停留在较低的档次上，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不强。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能联手攻关，联合自强，在大范围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学科体系建设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学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学成熟的标志。学科建设成熟的标志，不只要求“出经验、出观点、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论、出学说、出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成人教育系统研究的真正肇始却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举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国外成人教育概论》、《大学后继续教育论》等“成人教育理论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王北生主编《成人教育概论》、《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管理概论》、《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前瞻预测的著作；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有分量的丛书。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个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强调通过不间断的专门培训、自主学习和长时期的专业化实践，使科研人员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要加强交流沟通，发挥整体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对一些较大的课题采取联合攻关。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序列、多维度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其中，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史、比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学和职工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学科。要对这些学科展开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学科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并在“自为”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五、跨学科研究维度
现在大学生的信息素质的层次还较低。近6成的大学生不熟悉文献索引手段,依旧使用纸质图书参阅;7成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不会使用藏阅室电子图书,即使毕业后也未能掌握,能熟练运用不同检索手段参考电子文献的高效科技工作者更是少之又少。
1.大学生不够重视
目前，我国的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主要是由图书馆方面来安排，与学生专业方面的学习不挂钩，同时相关的教育课程大多是以考查课的形式进行，彭奇志、李利、沈艳红通过对全国高校抽样调查，发现在97．5%开设文献信检索与利用课的高校中，仅有37.5%的高校将其列为必修课程。大多数学生在思想上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文献检索课或类似的专题讲座比较敷衍；加之信息素养教育的结果在我国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大学生的学习成果无从考察，这使大学生对待此类教育更加不重视。
2.学校方面
（1）缺乏高素质的图书管理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的管理也需要从传统的纸质资料的管理向电子资源的管理的转变。然而，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水平跟不上技术进步和新的资源平台引进的水平，很多管理员还停留在整理、搜集、借还纸质资源的阶段，而掌握较强的信息搜集、甄别和筛选能力,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却很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2）教育的方式过于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目前，各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多采用传统单向授课模式，而网络等新兴媒体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很多学生没有真正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没有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加之学生从内心的不重视，使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3）没有与课程相结合，与各学院老师沟通，学生不能学以致用
教育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学生主观愿望及实际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教育活动的组织必须要将教学任务、目的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并保持一定的热情。我国的信息素养教育起步晚，水平也相对较低，往往是面向所有学生，并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课设置来教育，限制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4）学校不重视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不仅仅是图书馆员和文献检索课教师或者图书馆领导的责任,而应该是整个高校教育系统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信息素养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仅由图书馆的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课程也只是按照考查课来设置，大部分课程是靠学生自觉性来执行。由于宣传不到位、学生不自觉等原因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信息素养教育的课程形同虚设。
二、对高校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建议
1.设置系统的教学目标
大学生在不同阶段对信息的需求不同，因而有阶段、分层次的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的需求水平设置教学目标，可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应分为三个层次：初级教学、中级教学和高级教学。初级教学主要针对的是刚入学的新生，使他们掌握最基本的图书馆知识，例如：如何借还书、借阅期限、各种图书的摆放位置以及图书馆阅读规则等。同时也介绍最基本的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中级教学针对的目标群体则是大二、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对图书馆的各项功能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随着专业的学习的深入，开始需要大范围的查找资料，需要更高一级的信息能力。中级教学通过培训学生通用的信息素质能力来满足这一要求，主要内容应包括向学生介绍一些主要的数据库和检索方法，并就本校拥有的资源着重介绍。高级教学目标适用于大四需要写论文的学生和到了研究生层次的学生。这类学生的专业要求比较高，不仅仅局限于以前大面积的查找，他们对信息的要求更准确和精细，高级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特殊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将信息素养教育分层次、分阶段的设置，能够满足大学生在不同时期对信息的需求，循序渐进的提升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2.将教学与专业课结合，更有针对性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某一方面的专业。因此图书馆在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时候，除了要向学生普及基本的信息知识，更要为学生向更精尖的专业领域探索提供支持。很多专业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一些专业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在研究专业问题时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来说明问题，因此搜索专业文献和大量的实证数据成为大学生提升专业技能必须要掌握的一项能力。然而，很多专业由于其特殊性，需要的更为专业的查找方法。我国高校目前开设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与专业并不挂钩，而是统一由图书馆方面安排，无法做到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提升信息素养教育的水平，图书馆管理层或负责信息素养教育的特定部门就要多与各个院系学科的老师沟通，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平时的专业课学习中，由学院老师和图书馆相关部门共同协调安排，那么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信息水平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3.新的教学模式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有模式主要有文献检索利用课、专题讲座、新生入馆教育、网络教育等。前面三种为传统的单向面授课程，在各高校普遍采用，然而网络教育却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欧美国家在信息素养领域要领先我国，目前他们普遍采用网络授课的方式，这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4.提升图书馆教师的专业信息素养
未来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方向就是与专业课程的结合，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又建立在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掌握丰富信息知识的人才的基础上。图书馆不仅需要整理纸质材料、管理图书日常借还等维持图书馆正常工作的人员，更需要熟练掌握网络资源和各学科专业领域的人才，这样图书馆方面才能在与各专业教师合作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提升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保证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的顺利融合。
5.图书馆自身的设施的建设
当前，知识和信息更新速度加快，高校图书馆应不断的更新馆藏资料、提高藏书的质量；加强数字化资源的建设，建好校园网、多媒体教室；加强数据库、电子文献与多媒体文献的建设，为读者提供多元化信息资源。
三、结束语
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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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理解上又有不同视角。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成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而，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养主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并不排斥教育必须从现实规定性出发。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现实的规定性来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树立发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赋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有多种，道德是人们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它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满足特别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协调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道德教育必须化外在道德要求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追求，因此，当代道德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关于主体人格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有学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从客体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教育本身和主体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道德环境，全方位地构建大德育网络。由于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社会巨系统一部分的道德教育与社会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有学者借鉴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研究、阐释了社会至善与个体从善的关系，认为社会至善是个体从善的前提，互为条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规范教育模式，认为当前最大的失调是规范的失调，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规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还有学者主张建立主体参与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强调社会性情感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当前社会所进行的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就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就需要我们有整体的思维方式。目前在教育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概念，因此不能很好的协调其各部分间的关系。从人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来看，包括德、智、体、美、劳等不同的素质要求，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因此只有在理论层面上抽象意义的各自独立存在，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却总以完整的个体表现出来，从而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同时在个体的“系统构造”的内部也显现出互相渗透，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关系。
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整体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研究教育的目标层面，运用整体的思想把德、智、体、美、劳联系起来，使学生到达全面的发展。其次，在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其系统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的特性。教师在讲授任何一门课程时，必须使学生掌握该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外在联系，使学生具备社会、自然科学、哲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过早地强调单一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整体和全面的发展，违背了整体性的要求。再次，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不能一条条孤立的讲授知识，而要加强各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这门课程形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认知。最后，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教师还应加强教学的整体性进行系统的讲授，综合考虑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教学目的的设定、教学方法的优选、多媒体方式的选择，并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互补，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最终达到课堂教学目标的优化。
2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强调有序的状态，就是要处理好教学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它们的信息都处于交换和开放的状态。因此可以看出，有序原理要求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教育、教师、学生都属于统一系统，必须要对外交换其主要信息和重要内容，比如闭门造车这样的不与外界交流的做法都只能使各系统的不断退化。而封闭的教育，恰恰是造成教育落后、教育贫困、教学水平低、学术重量不重质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方式上运用系统的有序原理，就可以以直观生动的教育方法，开发学生的思维，按照从感性到理性、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系统的思维方式去学习和认知。因此，也可以说有序是最直接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如在我们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将会遇到听、说、读、写四个步骤，经过这四步的多次反复才能使学生掌握这门语言，这个掌握的过程其实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并且，教师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也要把结构化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使学习者通过有序的思考把大脑里储存的相关信息有效的连接起来，是其更加有序完整的呈现。
当前，社会正处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关系急剧变革的时期，我们有着转型期的教育所绵连的未知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对于教育过程中不断出新的问题和理念，应该用系统理论在教育系统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序的发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教育的理论意义来解决新问题。
3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有效的管理决策
根据系统理论的观点，教育作为一个子系统，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不是孤立的存在。无论什么系统想要实现有效地控制必须通过反馈的信息才能达到目的，没有有效地系统，也不可能实现系统的控制。所谓反馈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弥补学生掌握知识与能力时的弥补缺陷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高效率的教学过程必须是有效的反馈控制系统。在现实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多种的反馈形式，如课堂练习、回答问题、讨论等方式，所以教师要根据有效地反馈手段，及时获得教学信息，从而调整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效果。同时根据有效的反馈，还可以得知学生的问题，或者将会遇到的困难，开展有针对性信息的帮助，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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