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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的重要政策调控工具。在明确税收优惠的内容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制订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更好的经济发展服务。
论文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人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即年代初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税收优惠不统一、内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内容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待遇的条款，其实质就是减免其优惠对象的税负，但方式多种多样，如对制造业的投资给予免税期和税收抵免，给予特定资产以加速折旧，对小企业按低税率征税，对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住房所有权的估算所得不征税，对无形投资的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支出等。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对现行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优惠币点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王、区域优惠为辅”，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待，发挥了税收优惠在体现税法政策性上应有的积极作用，有效配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明晰了国家产业扶持的重点。
2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
新税法将基础设施项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由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适用对象由外资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听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3非营利公益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新税法中新设了此项优惠，对各类非营利公益组织取得的收入，予以免征所得税优惠。同时，严格规定非营利公益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防止偷漏税现象发生。
4农、林、牧、渔业项目继续实行免征优惠
新税法继续实行税收优惠向农业产业倾斜的政策，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所得免税政策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农、林、枚、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从事环保节能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6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在以产业优惠为重点的同时，新税法仍然保持了对区域优惠的关注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社会需求总量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税收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变量因素，对个收入和支出增税将影响个人的消费支出；对企业收入和支出征税，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税收对需求总量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制订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在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经济膨胀时，选择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以控制需求总量；在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经济萎缩时，选择减税和实行税税收优惠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以刺激需求总量。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投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要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劳动要素由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供给和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因此，投资形成的快慢，将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如果出现总供给过大或过小的经济失衡，既可以通过控制需求来取得经济平衡，也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实现经济平衡。因总供给不足引起的经济失衡，通常是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通讯等部门发展滞后；而其它一些部门，如纺织、机械、建材、钢铁等出现了供给过过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就要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调节供给，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优惠的政策控制途径
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实施成本。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消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有力的工具。在实际制定与操作中，应尽量发挥优势，控制劣势，在此方面，各国都普遍采用税式支出理论，将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以便深刻揭示其实质。OECD国家计算税式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收入放弃法、收入获得法和等额支出法。目前，各国对于税式支出的理论和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全面完善，对于我国而言，应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管理方法，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体系，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扬长避短，发挥更大效益。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C.sinensis和普洱茶C.sinensisVar.assamica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也是云南省的重要产品之一，1995年全省栽培面积为16.62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14.7%，年产量6.41万吨，占全国11.5%,居全国第四位,茶农120万户,年产值6.2亿元，加工产值4.2亿元，是农村的重要产业，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省内分布的许多民族都有制茶、饮茶的习俗，值得大力开发、挖掘。
中国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关于对茶叶的记载，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多年有关神农氏的传说"神农为民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原为药茶，而非嗜好品。在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成书的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已有了有关茶的文字记载，在三国时代（公元222~280年），茶已开始成为日常的嗜好饮料。到了唐朝时，茶已相当普及，唐朝元年陆羽所著《茶经》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用具作了详细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陆羽也被人尊为"茶圣"。
关于茶的原产地有种种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认为茶出自高原的东部，即云南和四川一带，最早被看成是一种药茶，后来，逐渐繁殖到内地，一是顺黄河而下，二是顺长江而下，到公元3世纪，已普及到民间成为嗜好品了。进入公元8世纪，茶叶已成为农家的专业或副业而大面积种植起来。公元8世纪初，茶由派往唐朝的日本僧侣引入日本，17世纪80年代被移植到印度尼西亚，1788年传到印度；1869年进入斯里兰卡，1833年已广泛地被移植到俄罗斯等国家。在云南，有一条始于唐代，从云南西部经、印度到中亚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宋朝达到鼎盛时期，是中国西南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同时茶也一直是内地与地区的大宗贸易货物。
与茶叶近缘的同组（TheaSection）野生种类，据载共有12种，5变种，大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其中不少种类当地百姓长期采制作茶饮，如贵州普百县的"炒青茶"为四球茶（C.tetracoca）云南文山、红河一带的"苦茶"为厚轴茶，凤庆、大理一带的"野?quot;"感通茶"为大理茶C.taliensis(C.irrawardiensis)，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到云南时，就曾记录为"感通茶"的采制工艺。
据现代药理研究，茶叶内含物主要有维生素、蛋白质、咖啡因、茶碱、茶多酚、单宁、挥发油等，其中茶碱、茶多酚有强心利尿作用，咖啡因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过量摄入对健康不利，目前国内外都在对降低咖啡因的含量进行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保健作用强、对人体刺激小的优质保健茶。
二、中国南方的重要木本油料作物-油茶
油茶是山茶属植物中另一类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作物，在中国南方各省都有栽培，是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在湖南、江西还是重要的食用油。我国栽培的油茶主要有以下几种，油茶C.oleifera,分布于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分布于浙江省的浙江红花油茶X.chekiangoleosa；广东省的南山茶C.crapnelliana、云南省腾冲的红花油茶C.reticulata等，茶油中含有较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如腾冲的红花油茶就是一种优质食用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动物性脂肪的摄入量会逐渐减少，而茶油作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营养价值高的优质食用油，市场需求会逐步增加。油茶种子榨油后剩下的油枯还可以作为肥料、杀虫农药。目前，对油茶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育种、栽培、改善茶油口感和营养成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同时还可将油茶的栽培与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为山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世界著名花卉-山茶花
山茶属植物另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方面是观赏花卉，现代的人工栽培范围遍布中国长江以南、以及日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传统上作为观赏花卉而栽培的山茶属植物均是山茶组（Sect.Canellia）种类，如山茶C.japonica，云南山茶C.reticulata.，茶梅C.sasanqua.等。山茶古称"海榴"，在唐朝已有栽培，宋代以后才出现"山茶"的名称，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彦匡《花史》，王世懋《花疏》，王象晋《群芳谱》中都有对山茶形态、分类、用途及栽培的详细记录，历代文人对山茶也有许多题咏。
约在公元7世纪初，茶花传入日本，并于18世纪时传入欧美，目前栽培品种已达1.5万余个，目前英、美、日、意、法、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在栽培和培育，茶花已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庭院观赏花木，而且有的国家进行大宗的商品化生产，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资之一。
云南山茶虽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隋唐开始，宋、元、明以后渐盛，但地处偏僻，山川阻塞，世界各国知道较少，云南山茶的学名CamelliareticulataLindley，始于19世纪中叶，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引起各国园艺学家的重视。云南山茶花大色艳，花型变异较多，极具观赏价值，而且野外分布较多，常易形成自然杂交新品种，如腾冲野生红花油茶林中就有由于自然杂交而形成的花型、花色有很大区别的新品种，90年代初由腾冲县城建局组织了对红花油茶林中自然杂交新品种的鉴定，经专家仔细研究后共评审鉴定了62个云南山茶新品种。1995年又从昆明震庄国宾馆的栽培品种中鉴定出10个新品种。我国茶花育种应发挥我国茶属众多的种质资源优势，进行种间和属间远缘杂交，培育出我国特色的茶花新品种。目前对新品种的培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芳香茶花：用有香味的茶属植物杂交，形成有香味的茶花品种，如美国已培育出的"香粉红"Fragrantpink，以及"辛迪玉桂"CinnamonCindy等多个具有香味的茶花品种；
2．不同茶色茶花的选育：茶花的花色仅有红色（从粉红、银红、桃红到深红）或白色，60年现了黄色的金花茶，以后又发现了20多种开黄花的种类，但黄色花的花型较小，花瓣较少，观赏价值不太高，目前国内外正在将黄色花的种类与茶属其它植物杂交，希望能得到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黄色品种；
3．培育矮化品种：茶花株型高大，特别是云南山茶本身就是乔木，枝条长，叶大而稀，不宜在居室内栽培。可利用茶属中矮生的植株，杂交得到节间短，株形丰满的新品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化和美化居室环境与城市环境的要求日益高涨，这为茶花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许多南方省市的居民都有栽植茶花的爱好，昆明、温州、重庆等城市还把茶花定为市花，并成立了中国茶花协会，进一步促进了茶花的普及推广。可以预期，山茶花作为中国原产的著名花卉，是极有市场价值的优秀花卉。
[参考文献]
1．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山茶花》，云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论文摘要：近年来，南方江、浙等省在松树上发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国际检疫对象，该松树危险性病害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扩散迅速。辖区内松林均为该危险性病害的感病寄主。其传播媒介昆虫——松褐天牛分布广泛，我区气候条件也属于该病害发生的适生区，为其自然传播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同国内各城市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危险性病虫害随松材及其制品、包装材料等人为传入我区机会与日俱增，该松树危险性病害已成为威胁我区林业和生态建设的心腹大患，防范工作形势十分严峻。若不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防范，数百万亩松林必将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对林业和生态建设以及对外出口贸易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0 引言
近年来，江、浙等省在松树上发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国际检疫对象，该松树危险性病害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扩散迅速。辖区内松林均为该危险性病害的感病寄主。其传播媒介昆虫——松褐天牛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又属于该病害发生的适生区，为其自然传播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周边邻省也已发生危险性病虫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同国内各城市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危险性病虫害随松材及其制品、包装材料等人为传入我区机会与日俱增，该松树危险性病害已成为威胁我区林业和生态建设的心腹大患，防范工作形势十分严峻。若不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防范，数百万亩松林必将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全市乃至全省的松林也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对林业和生态建设以及对外出口贸易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把危险性病虫害的防范工作列入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了把危险性病虫害的侵入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应采取以下除治与预防措施：
1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1.1 以系统工程和可持续控制为指导，以保护森林资源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为目标，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除治与预防并重，坚持防治与营林相结合的原则，加强依法防治，强化政府行为，倡导群防群治，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资金投入，实行分类指导，分区施策，达到有效遏制其扩散蔓延的目的。
1.2 具体措施：①坚持除治与预防并重的基本方针，认真扎实抓好预防监测工作。②坚持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基本方针，以预防的总体战略出发，根据有关因素对全区除治与预防工作进行科学区划、实行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对不同类型区的目标任务和对策都要有所区别，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③坚持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是危险性病虫害防范的责任主体，负有首要责任。预防工作政策性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集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和部门行为于一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各个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走群防群治的道路。④坚持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在危险性病虫害防范过程中，认真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以法律为武器，坚持依法除治，依法预防，防止人为传播。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行业管理。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手段缺一不可，只有把四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有效的病虫害控灾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取得理想效果。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除治与预防水平的基本方针。除治与预防工作技术性强、难度大、要求高，在深入了解病虫害的发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基础上，不断研究出先进除治预防手段，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不断提升除治预防水平，提高除治预防成效。
2 认真开展危险性病虫害疫情监测调查
为了切实加强危险性病虫害的防范工作，要及时组织实施疫情监测调查，对松林进行全面、认真普查，对旅游景点进行常年定点监测，及时了解掌握危险性病虫害的疫情动态，以便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发现极个别松树枯死，立即取样送上级林业科技部门检验，发现重大的危险性病害后，要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组织的调查培训，并立即对全区松林进行危险性病虫害普查。根据松树危险性病害除治与预防方案要求，全面加强危险性病虫的监测普查工作，实行定点监测，定期巡查与全面普查相结合，做到及时发现疫情及时彻底除治。
3 及时对森林虫害进行化学药物除治与预防处理
3.1 积极筹集资金、加大投入。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资金投入，为彻底除治危险性病虫害奠定基础。
3.2 营林措施。要尽快完成工程治理范围内所有枯死木、濒死木清理工作，对林地剩余的其他风折木、砍伐后遗留下来的剩余松树枝桠也一并清除，按有关技术方案要求，全面进行药物除害处理，要求松褐天牛除治死亡率达到100％；完成工程治理范围内的所有枯死侧枝清除和除害处理工作，要求松褐天牛除治死亡率达100％；完成因郁闭度大、需要进行卫生伐的全部作业。将所有松木枝桠和松木药物处理后按方案要求集中指定地点烧毁。
3.3 化学药物处理。开始挂设天牛成虫诱捕器：完成林内喷洒16％虫线清乳油，名木古树每木注射16％虫线清乳油等化学防治松褐天牛。
4 加强检疫检查执法力度
4.1 对本辖区范围内所有的松林进行严格封锁，不准调运。
4.2 加强检疫检查。国内外贸易交往日趋频繁，危险性病虫害传入的机率越来越大。为了杜绝危险性病虫害人为传入，加强森林植物检疫检查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对木材经营、加工单位或个人及厂矿，木材制品生产企业、建设工地、邮政、电力公司、发电厂(站)，电视发射台及调入的松材制品、包装箱、机械设备、衬托、木质托架、电缆线圆盘、花卉、苗木等按监测办法(试行)进行严格的检疫检查，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发现问题或可疑问题及时处理和上报。
德化青白瓷是中国最早出口的瓷器产品之一；
德化明代创制的阶级窑是最早被外国移植成功的窑炉技术的先祖；
德化白瓷是最先被欧亚各国作为本国学习标本试烧成功的先师；
在自宋代以来的千年时空中，德化瓷以其难以想象的巨大体量和完整的先进生产工艺，提升和改善了世界各国的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推进了世界物质文化的进步；
以明清德化白瓷为代表的中国瓷艺产品，成为几百年来世界性的传统文化艺术珍品而广为传承和笈藏。
最早和持续历史最久的中国外销瓷窑系之一
最早开始外销瓷的专门生产和国际运销
德化窑系不仅最早参与了外销瓷贸易，而且是重要角色。始于北宋的成规模的中国外销瓷贸易，其生产地以东南沿海的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各窑系为主。散布在亚非等外销瓷贸易接受国的中国瓷器遗存中，都有德化窑实物，有的地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且与中国的德化窑址出土器直接对应。至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提升，更使得德化窑系产品的出口量大增，元朝政府更加鼓励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设市舶司，更使身处泉州当地的德化窑系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力。有学者考证，“宋代以来外销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摇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那么，位于泉州境内的德化窑及漳州、晋江等窑就承担了泉州的刺桐港的外销瓷贸易的主要生产任务。被欧洲人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宾·拔都他（亦译伊本·白图泰）于元至正七年游历中国，约在当年的夏季到达泉州（依张星琅先生说）。拔都他的《游历中国记》中说：“中国瓷器，仅产于剌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二城，乃得诸地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此说虽有偏颇，但显示了德化为代表的泉州诸窑在元代外销瓷中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他还说道，他在印度港口所见，中印之间的贸易船只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的大船可载一千水手和随船士兵，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商客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而所有中国的船舶，皆造于刺桐及兴克兰二埠。以此进而推之，元时期的外销瓷贸易，很大份额也在泉州地方经营。
以东南亚为例，菲律宾专家庄良有先生说，“在菲律宾所发现自北宋至明的福建瓷，数量可观，其中以德化白瓷为最”。他发现，菲律宾发掘出土的北宋青白瓷，和德化碗坪仑遗址下层遗存一致；南宋遗存则大致与碗坪仑上层遗存有对应关系。元时期的遗存大致和德化屈斗宫遗址的遗存相对应。颇有意义的是，菲律宾出土的元时期白釉花卉纹四系瓜棱形罐（元一类罐）和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完全一致（庄文《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这类资料也见于J.M.ADDIS《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ll Society 37卷）。虽然这类器形在德化屈斗宫地层中还没有见到，但据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先生证实，在碗坪仑窑址采集到相似的瓜棱形“罐形壶”标本两件，肩部和腹部印莲瓣纹和卷草纹，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考古》1979年第2期）。以上三个地点的信息证实了意大利这件被史称为由马可·波罗从泉州带回去并被欧洲所尊崇的珍品，的确是元代德化白瓷。欧洲大陆的历史传说，穿越千年时空，竟然和东南亚和中国的现代考古发现相拥抱，诉说着他们来自同一个的故乡——中国德化的故事！
最早输出窑炉技术
制坯和窑炉技术在世界的传播，也是德化瓷的一大历史贡献。就目前所知，除德化窑以外，还没有发现中国各大窑系的这类资料。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观照。
德化白瓷外销的同时，瓷器制作技术工艺也传播至东西方世界，促成了各国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世界陶瓷文化的交流。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使用高12厘米、直径8厘米左右的黏土柱，支撑一个直径40厘米左右的圆盘，圆盘中心又立一柱，柱上再置圆盘，形如多级伞状，如此层叠直至窑顶，高度可达2米左右，每层圆盘的四周放置粉盒、碗、碟之类的小件器物。这种窑具后来传人日本，提高了产品的装烧产量。明代德化由一个个像馒头的窑室单独砌就而又相互串联的阶级窑，也在明末清初传人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使当地瓷器的烧制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7世纪左右，欧洲瓷业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直接师从德化白瓷，并于18世纪初首先试制成功。首先是由德国麦森的匠师柏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1670-1733年）的指令完成的。柏特格1715年左右仿制德化白瓷，成功制作了两件，一件是圆柱形烛台，上饰浮雕图案，丝毫未杂入以往流行的繁琐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另一件是五英寸的小型笑弥勒坐像。在柏特格的仿制成功以后，欧洲各国掀起了模仿德化白瓷的热潮，德国的制瓷工匠被各国聘请去，传授德国消化的德化瓷胎釉和窑炉技术。英国的“弓”瓷器工厂和切尔西工厂根据英女王的指令在清乾隆五年（1740年）后仿制德化白瓷，上饰葡萄、李子等浮雕图案。法国的科得和钱蒂雷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都吸收了德化窑的工艺技术烧出白瓷产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站在这种角度看，是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亮了十七八世纪欧洲瓷业的诞生和发展之路。德化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平凡之土为高贵圣洁，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友好往来的伟大桥梁。
规模巨大的出口量
德化瓷既是出口贸易历史最长的，又是在出口瓷中占到很大分量的，加之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大量德化瓷实物，因此德化瓷的出口规模是巨大的。目前还没有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历史上外销瓷贸易的总数，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单体案例，感受到德化瓷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贡献。
世界各地海域古代沉船的发掘中，几乎都有德化瓷现身：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窑产品；
1975年在韩国新安发掘南宋商船，出水1万多件宋代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德化窑产品；
1984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海域发掘“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属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52年沉没），出水瓷器14万件，内有大量德化白瓷和青花瓷；
1986年开始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发掘，持续了十年。这条船隶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它于1745年1月11日从广州满载中国货物启程回国，同年9月12日沉没于哥德堡港区。据唐纳利（P.J.DONNELLY）说，船上载有福建德化瓷商品；
1999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印尼一侧的中国海海域发掘中国清代“泰兴号”沉船一艘，除去残损的65万件，获德化瓷器35万件，由斯图加特纳高拍卖公司悉数拍卖；
200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掘的“南海一号”南宋商船沉船，出土大量外销瓷器，其中德化瓷占大宗，
2005年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的发掘，出水清早期德化窑系的青花和五彩瓷器1.6万件；
2009年南澳海域“南澳一号”明代商船的发掘，出水大量德化窑产品。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德化瓷的外销量也是巨大的：
欧洲对华贸易中最早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与德化瓷生产关系十分密切的贸易公司。根据该公司来往信函统计，估计在1602至1682年的八十年中，有101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欧洲等地销售。这其中很大部分应是德化产品；
根据英国资料，17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哈雷孙号（Harrmon）从厦门港运载了十余万件瓷器回国。其中肯定是以德化窑产品为主。
最深层次交流的世界文化融合
德化瓷与世界陶瓷艺术的对话和交融，是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理应引起文物学界和美术学界的探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德化瓷不间断地巨量地被输送到欧亚和世界各地，必然会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感染和共鸣。同时，作为生产地的德化，也必然会被接受国的固有文化影响、感染进而去吸收它。
首先，是大家经常讲的，中国生活用瓷器输往外国，大大提升了接受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程度，改善了生活质量云云。这点自不多言。单就德化瓷所带来的双方的文化共鸣和吸收，我们深究一下。
世界各地对德化瓷的深爱，原因何在？简而言之，一是德化瓷的润白细腻的胎釉效果，使得爱好洁白的欧洲等地人民在文化传统习惯上产生了心理共鸣；二是德化瓷的突出的圆雕、贴塑和模印艺术，使得爱好个体形象展示和雕塑艺术的欧美等地人民在艺术追求和审美习惯上产生了精神共鸣；三是德化瓷雕塑艺术中的来源自然、本自善良、追求美好的艺术特质，使得热爱自然、崇尚美好、追求自由的欧美等地人民产生了思想情感共鸣。
比如，德化白瓷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人物造型中神佛造像作品采集数据854件中，观音像就占到552件，占造像的64.6%。相比其他造型，观音像的类别也是最多的，艺术成就也是最高的。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中期以来中国南方汉传佛教中观音崇拜的流行（这和观世音道场普陀山邻近闽南有关）；在欧美方面，则是唤起了天主教的流行中对圣母形象的感受和膜拜，这是德化观音雕塑在欧洲流行的宗教共鸣和审美需要。不言而喻，观世音和圣母的造型和情感感染效果，都有很近的相似之处。德化的生产者肯定接受到了欧洲的信息，他们或是迎合这一需要，或是欧洲商人带来了圣母的形象资料，在明末清初，观音像中的送子观音和观音童子这两种形象出现并逐步成为主流。及至康熙时期，干脆就来样加工，产品脱观音形象而完全成为圣母形象。德化观音的这三段演化，过程完整自然，历时两百年上下。中国的瓷艺家，是何等的伟大！可惜留下姓名的只有十几人。
再如，大约明晚期的德化雕塑作品中，有一部分的主题来自于世俗生活，例如“窥春”，表现的是明代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屏风后面一位胡须长者掩身窥看的情景，令观者忍俊不禁。这是何等的自然天生，何等的市井真实！这类雕塑作品，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看中，成为长期的订货。因为，这种开放自然、人性流露的雕塑，受到欧洲人的喜爱，作为家中的艺术摆设而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这种产品在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不久，就慢慢地生出了变异——三位明代服饰的男女主人公，竟然变成了荷兰人模样。这样的产品，当然还是我们那些德化的瓷艺家生产的。
以上这样的现象，在德化瓷产品中还有不少。在这里，瓷艺作品和相关产品的使用中，显示出与生活用瓷不同的现象，即：后者作用的是贸易接受国的生活质量和习惯，当然不免也附带一点审美效果；而前者则是直接而正面地以其艺术身份介入贸易接受国人民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和思想情感之中。其深度的融合之后，又有力地返回到生产国和生产者，影响和感染他们的心理、精神和情感。这样的结果，绝不是任何外销产品都可以做到的。德化瓷的千年成功外销以及艺术成就的世界公认，成为中国罕有的被世界公举的文化财富，皆肇始于德化瓷至深的本性和她真正做到了和世界的共鸣、交融。
细细想来，前述三点，恰好是德化白瓷能够千年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精髓所在！而且是具体的实在的存在。只可惜国人从未深思。这样的共鸣，难道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上下追索而生成的普世价值的物化和体现吗？美之为美，一定是千百万人不大自觉的社会活动所自然汇聚成的大潮，而言之为普世共识，因此这既是人为产生的，又是不可以以局部个体的意愿而扭转的。
最广泛为世界接受和笈藏的艺术财富
德化瓷以其超高级的文化艺术成就和超越国别和民族区分的艺术共识，在各国人民中产生心灵共鸣，独立命名予以尊崇，成为各国精神文化的财富。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为包括景德镇等各窑系的外销瓷中所仅有。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真正高尚的文化艺术产品，绝不会包含侵略性，也不会带有任何形式的局限，而是在潺潺流水和斗转星移的自然时空之间，被世界人民发心认同和喜爱，进而永恒传世的。
德化瓷在世界的传布，始自她被外销之时起，就被视为艺术品。随着时间推移，偏于实用的那些产品被慢慢消耗，积淀下来的则是艺术价值相对高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最能体现德化胎釉和窑炉技术特征的实用品和观赏品这两种。自三百年前，她们就相继被各类收藏机构笈藏，甚至每一座世界最高层次的艺术殿堂里都有她，包括国内众多博物馆。
世界各地收藏至今的德化瓷，种类繁多。
按色釉区分，主要脉络是：宋代为青白釉和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装饰；元代至清代为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和贴塑装饰；明晚期至清代为五彩、青花、粉彩和描金装饰，偶见紫金釉、黑釉。
按器物用途分，主要是雕塑和装饰艺术品、生活用品两大类。生活用品的外销数额占最大份额，延续年代贯穿宋至清；雕塑和艺术品则主要是明中期以后至清，明早期以前少见，对我们当下了解和收藏德化瓷更有实际作用。
雕塑作品是德化瓷中最具艺术成就的类别，也是价值最高的一类。主要类别有佛教造像、道教和地方神祗、中外民间生活等。
佛教造像中，佛造像分坐像和立像，有汉传和藏传两种风格，坐像以藏传风格为主，立像大多是汉传风格。以阿弥陀佛（接引佛）为多见。
传世数量最多的是观音菩萨造像，也分坐像和立像，包括休闲作观音、持经观音、如意观音、鱼篮观音、白衣观音、善财观音、不二观音、渔女观音、坐岩观音、立岩观音、立云观音、持莲观音、渡海观音、立龙观音、坐莲观音、立莲观音、送子观音、观音与善财童子、净敏观音、骑狮普贤菩萨等。此外藏传佛教风格的有十二臂观音（准提观音）坐像等。坐像和立像之外，还有山形设计的普陀山观音及童子的群像造型。在明末清初，由送子观音造型演化出圣母、圣母与圣子及圣母抱基督遗体造型，亦偶有所见。
佛教题材的造像中最具雕塑气势的是达摩和罗汉造像，精品甚众。达摩作渡海立像，和观音一样，有一些出自何朝宗和他的后人之手，属于德化雕塑的顶级杰作。还有弥勒佛、布袋和尚等。也是有坐像、立像和山形背景的十八罗汉群像。清中后期出现四大天王立像作品。达摩立像在清早期演化出基督的圣心立像。
各种狮子圆雕作品和狮形香插、孙悟空（小乘佛教的一位神祗）造型生动，大多具有明代风格。
道教和地方神祗范畴造像中，最早和最优秀的是文昌帝君和文武财神坐像作品，其中有的是明代何朝宗等大师所制。其后作品题材涉及真武大帝、玄武大帝、西王母、姜太公、老子、朱熹、魁星、李白、刘海、八仙人物、和合二仙、关帝骑赤兔马、鹤鹿同春以及闽南地方神祗福德正神等。
民间生活雕塑则更是五花八门，妙趣横生，有戏剧人物、乐舞人物、仕女、家庭生活、山中棋奕、泛舟、莲藕、南瓜、梅树、烟斗以及猴、狗、猪、鸡、鹦鹉、马、牛、猫、大象和太平有象等动物圆雕。
从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完全欧化的人物造型，大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定制商品。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雕塑，从各种角度展示出欧洲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样式，且极具幽默情趣和生活气息。德化瓷的这类艺术创作，是激发欧洲持续几百年的瓷艺人物雕塑的肇始者，所以被他们代代心手相传珍藏至今。
德化瓷的生活用品在国外的留存数量也很多。遍及各国的海捞青花瓷器是最普通的。被他们珍藏的德化瓷生活用品，还是集中在明清生产的白瓷上。
宋元时期的各类青白瓷、白瓷，器形有军持、印花卉粉盒、罐、花口瓶、马可·波罗式四系罐、炉等，存世量不多，极为珍罕，大多藏在博物馆和私人手里，很少见到流通。
入明以来，数量和类别激增。择其要者列下。
明代以来至清早期的各式香炉，是生活用品中价值最高的。一方面炉是文化生活的必备文物，类似礼仪之器，大多继承了《宣德彝器图谱》的最典型器形，所以艺术成就最高；其次，德化瓷艺家把德化瓷的优点在炉体上施放到极致，跟清雅神交于一体。所以这类作品超越了生活用品范畴，而介入了人们审美意境的精神层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记得几年前一家国际大拍卖公司的一件簋式炉估价几百万元人民币。
源自明代器形的，生产于明晚期至清中期的各种瓶类立件，也是德化精品。例如雕螭龙的盘口瓶、杯口瓶、蒜头瓶、活环瓶、琮式瓶、双联瓶、象耳筒式瓶、铺首瓶、合卺瓶等，还有仿商周青铜觚的作品，从明中期连绵至清晚期，深受各国藏家喜爱。
壶和杯、爵，其样式堪称一绝，流传数量较多，应是出口数量大的原因。据说因德化的茶具和福建的茶叶，引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的饮茶风尚。故这类器具在清早期之前，就是完全中国化的样式。这一时期的茶壶和茶杯上，尽情地展现着德化瓷艺家的娇柔细腻婉约莹润的质地和线条之美，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分。其中还有一些器身上有瓷艺家信手刻画的诗句、签名，更加可贵。
文房用具有笔筒、砚台、印盒、印章、水丞、笔洗、笔山等。其中笔筒和印章颇受各国青睐，爱尔兰还有人专门为德化瓷印章撰文著说，在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德化瓷笛和瓷箫很罕见，仅在中国、日本和法国等地博物馆存有几支而已。据说瓷笛笛声凄婉动人，胜过竹笛。
结语
在总体评价德化窑系对外销瓷的贡献和地位的基础上，我对中国外销瓷的定义及研究路径提出以下粗线条的思路：
——诚如美国学者甘雪丽（SHIRLEY GANSE）所说，中国外销瓷，作为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和文物考古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其内涵都处于模糊状态，有待厘清（甘雪丽《中国外销瓷》2011）。
——中国外销瓷的概念，不应局限在克拉克瓷、欧洲皇室来样订烧的纯外国样式等类的出口瓷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这是不科学的，人为切割了一个宏大而又漫长的历史事件，会给开展深入研究制造诸多障碍。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是以先进的制瓷技术和高级的物质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载体，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进步提供巨量的动力的历史，所以，这个载体中的文化特征，在前、中期必然是完全的中国式样的。把这部分排除在外销瓷概念之外，显然是不可以的。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又是遵循中外优秀文化相互融合、从陌生到共鸣、从相异到趋同的历史法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交错的，是双方因素互相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一道命令那样明了可断。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敞开胸襟、广纳百川去吮吸世界优秀科学文化、丰富和提升自我的历史。这也是外销瓷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和继承。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农作物，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据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五册记载，珠江三角洲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粮两类，其中旱作粮又包括麦类、薯类、豆类和粟类四大类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是我国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渐驯化而来。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在广州市东郊犀牛尾发现野生稻，以后陆续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产、从化、三水、清远及开平等县都有发现。[2]野生稻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区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进行讨论，指出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历来都是以稻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步有所发展，稻谷生产的发展，逐渐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开始出现紧张以至供不应求的状态。除水稻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开始普遍种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粮作物。实际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王双怀认为，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密切，从海外引进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吴建新等讨论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对于粮食作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粮食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讨论。谢天祯、潘燕萍对宋元明时期广东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明三代，广东曾是我国一大粮食产区，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粮运往外地，接济闽、浙及东南亚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的主产区，也是广东米粮贸易活跃的区域之一。[6]吴建新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粮食生产并没有像经济作物一样快速增长，相反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以至于出现了明中叶以后广东的长期缺粮问题。[7]乃至到民国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依然严重。曾伟对民国广东的粮食状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广东出于缺粮状态，尤其是抗战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对于清代广东的缺粮问题，陈春声认为，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广东人选择了种植更多的高价值的非粮食作物，使单位面积耕地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使其收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粮食则从市场上获得的方式来解决。
二、关于经济作物的研究
经济作物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经济作物的种类包括甘蔗、蒲葵、茶叶、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其中第四本关于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史，第五本关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历史，第六本关于珠江三角洲果木业发展概况和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菠萝四大（笔者认为是“五大”）水果生产发展史，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历史。[10]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主要经济作物专业区。据叶显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甘蔗、茶叶、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专业种植区。例如甘蔗的种植，至明末已经形成以番禺、东莞和增城为中心的甘蔗产区。[11]刘正刚等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树栽培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对果树的认知、分类更为细化，通过接枝、驳枝等技术培育果树的新品种，在实践中注重气候、土壤、防护等对果树栽培的影响，对果品贮藏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业化发展。[12]陈伟民对宋代岭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讨论，经济作物论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纤维作物、辛香作物、果树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类分述。[13]王双怀讨论了明代华南的棉花、蚕桑、诸麻、甘蔗、茶叶、芝麻、油菜、油桐、乌桕、荔枝、龙眼、槟榔、杉树、诸竹、诸菜、香料、染料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具有较大刺激作用,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司徒尚纪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特点，认为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龙潜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认为由于粮食作物品类的单调，水稻所产又不足供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向，诸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专业化的农作物区的出现；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为商品生产投入流通领域去获取交换价值。[16]李华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认为广东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作物大面积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则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中叶，广东有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三、关于农业商业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可以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农业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经济作物更大范围的种植。叶显恩对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发表了系列论文，讨论了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增进,及其发展水平、性质，认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作物陆续形成各自的中心产地，商品性农业专业区域逐渐出现和扩大。[18]在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19]蒋祖缘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的原因、状况及其影响，认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专业区域开始形成。[20]姜守鹏讨论了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认为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及其加工业的商品化和迅速发展。[21]平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农业生产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单一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化种植业生产，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讨论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23]刘志伟指出，清代广东的粮食贸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大量发展经济作物，从事日益专业户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以国内外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场刺激，是清代广东商品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因。[24]
关键词：中央商务区 CBD 乌鲁木齐市
一、乌鲁木齐建设中央商务区的必要性
中央商务区又叫中心商业区，译自英文CentralBusinessDistrict，简称CBD，其主要涵义是商务会聚之处，是在一个大城市内集中了大量的商务办公、信息服务、文化娱乐、高级公寓等配套设施，便于开展大规模商务活动的城市中心区域。如果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形成，就必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发展。
乌鲁木齐地处亚洲腹地，不仅是新疆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是中亚地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集散地。乌鲁木齐规划建设CBD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巩固乌鲁木齐在我国向西开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二是有利于乌鲁木齐国际商贸城城市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三是有利于提升乌鲁木齐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四是有利于加快乌鲁木齐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五是促进对外贸易与交流。
二、乌鲁木齐建设中央商务区的条件与优势
（一）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外向性强
“十一五”以来，乌鲁木齐充分利用国家“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的政策，实行“东联西出、双向互补”的经贸战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态势，截止2011年底，全市共建成1个一类口岸、7个二类口岸。2011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9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23亿美元，出口额67亿美元），占全疆的31．22%，较2006年增加85．74亿美元，年均增长25．01%。
（二）乌鲁木齐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新疆地处亚欧腹部，新亚欧大陆桥中心，是我国与中亚、欧洲连接的惟一陆路通道，向西有大西洋欧洲市场，里海、黑海西亚市场，波斯湾中东市场，周边与8个国家陆路接壤，毗邻中亚五国、南亚、西亚、中东、欧洲、俄罗斯，拥有17个沿边一类口岸和13个二类口岸，是西部乃至全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的桥梁与枢纽，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我国通往中亚、西亚的咽喉和向西开放的窗口，其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枢纽作用十分突出。
（三）乌鲁木齐市场基础坚实
截止2011年底，全市共有批发零售网点约6．5万个，每千人拥有网点32个；全市5000m2以上大型零售网点32个，其中大型综合百货店20个、大型超市9个、大型专业店3个；零售企业中年销售过亿元的商场有19家；全市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165个，年成交额310亿元，其中：消费品市场152个，生产资料市场14个；综合市场79个，专业市场95个。以大型综合批发市场为龙头、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基础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2011年实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0亿元，占全疆的44.34%，较2001年增加556.3亿元，年均增长17.83%，增幅列西部省会城市第一。
（四）乌鲁木齐经济实力雄厚
“十一五”以来，乌鲁木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00亿元，较“十五”末增长4.8倍，年均增长15.47%；二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98.7%，城市经济特征十分突出。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655亿元，较“十五”末增长2.7倍；第三产业增加值730.15亿元，较“十五”末增长3.08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0亿元，较“十五”末增长2.5倍，年均增长14.65%；实现进出品贸易总额90亿美元，较“十五”末增长7.2倍，年均增长25.01%。预计2015年乌鲁木齐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00亿元，年均增长18%。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CBD的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乌鲁木齐中心商务区开发模式和区位选择
以国内一些城市CBD开发模式和区位选择为借鉴，乌鲁木齐中心商务区拟采用离开老城区新建的开发模式，选址在新市区北部区域（以下简称“北部区域”）。该区域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北部，地处乌鲁木齐――昌吉中心地带和乌鲁木齐城市北扩的主要拓展区域之一，东起河滩路、西至乌昌一级公路，南起喀什东路和迎宾路、北至高速公路北联络线，总面积68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通达性好，土地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建设中央商务区独具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
北部区域地处乌鲁木齐一轴两翼空间发展格局所形成的扇形区域，南临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东接米东区、西连昌吉市、北望五家渠市，两侧紧邻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头屯河工业区、铁路物流园，是米东区、昌吉市、五家渠市与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的连接点和融合发展的关键区域，是乌鲁木齐市北扩的重要区域。北部区域辐射范围见图1。
（二）交通体系完善
北部区域内对外拥有航空、铁路、公路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其中航空交通通道――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航线113条，其中国内航线99条，国际航线14条，与国内外81个大中城市通航；铁路交通通道――准东铁路穿越该区域，拥有乌鲁木齐铁路货运站场之一的东站；公路交通通道――吐乌大高等级公路、乌奎高等级公路、乌昌一级公路和安宁渠路。
内部已形成了“四纵三横”的交通网路，其中纵向道路包括北京路、天津路、长春路、文光路四条南北走向的城市干道， 横向道路包括北外环路、 纬二路和纬六路三条东西走向的城市干道。北部区域交通体系见图2。
（三）土地开发潜力巨大
北部区域总面积68平方公里，土地构成以戈壁地、采砂形成的砂坑地及部分农田组成，其中砂坑地面积约20000亩，占北部区域总面积约为五分之一，经回填和处理后，可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此外，整个北部区域除部分交通、电力设施外基本没有其它基础设施，便于整体规划和统一开发。
（四）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独特
北部区域外邻植物园、新城公园，内有大规模的农业示范基地、农业生态园基地、四工苗圃、葡萄长廊、开阔草坪、花卉园区等，景观与生态共生，空气清新，环境幽静。该区域南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等20多家等科研所，新疆财经学院、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等30多家大中专院校，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体育中心，为北部区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文化、科技基础。
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有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金融机构进入乌鲁木齐，建立它们的总部，引发众多行业聚集，这必然对中央商务区的高档办公环境产生大量、持续的需求。乌鲁木齐加快建立 CBD 将有助于接纳来自于国内外的服务、贸易、金融、证券、商务等行业的投资，进一步提升乌鲁木齐西部中心城市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刘涛．CBD与城市发展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②赵群毅，秦波，周一星．重庆市中央商务区的区位选择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6）：56―58
③任继勤，季晓南，孙茂龙．中国商务中心区区位分布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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