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2:0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航海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加快海运业的发展,提高船舶运输的安全性,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运用计算机对航海信息化、自动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浅谈计算机信息化在航海各要素中的影响,望计算机信息化在航海中能得到全面运用。
【关键词】网络信息化航海航行安全和效率自动化降低成本
海运业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传统的运输行业,往往滞后于一般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但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航运市场已开始兴起计算机技术应用的热潮,IT(信息技术)将在未来社会及商业、工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角作用,并将很快普及到所有行业与领域,航海业同样也正在普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对海运经济的发展趋势,航海技术要求必将网络信息化。近些年,很大部份轮船公司又为各条船舶安装了局域网,配置网卡,不仅为船舶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数据的传递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公司对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开辟了新的技术途径。
当前,航海技术的信息化建设已全面展开,逐步实现现代化管理和科学化决策,大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信息传递速度,解决了信息共享的障碍,为海运决策提供精确有效的信息。下面就浅谈一下航海信息化的相关细节船舶物料管理,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及其数据库,进行物料流通管理,通过输入所需物料编号、物料名称、种类后,快捷、准确的查寻。船员发送船舶物料申请单到船舶公司,经公司审核后,由公司编成电子文档发送给供应商询价,供应商供货后,经船舶确认审核后,自动调整物料库存,从而形成物料进、销、存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减轻复杂、繁琐的船舶物料管理现状,帮助船舶公司分析物料的供应与使用,强化管理、杜绝管理漏洞、节约成本。
船员管理运用计算机数据库对船员信息进行管理,目前已被我国许多轮船公司、大型船舶企业,船员中介及船员管理公司等广泛使用,得到了航运业界的一致肯定。如船员基本信息录入、船员信息查找;船员灵活调配;船员证书的监督管理;船员信息的删、录入;船员服务期满及证件过期报警提示等。使航运公司办公高效性、系统化、智能化的管理船员,大幅度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公司同时能共享信息系统的资源。
船舶动态跟踪,船舶动态是每个船东都需随时掌控的,通过网络可以便捷直观的查寻船舶动态,如船舶的船名、船舶尺度、航向、航速、经维度、船舶附近的交通流量、预计到达目的港时间等。而且可以在电子海图的背景上定位跟踪船舶、查看船舶资料或定制到港自动提醒等高级功能。无论您身在何处如办公室、家庭、会议、朋友聚会、茶馆,只要能上网的场所,都将随时获知船舶确切位置。这些数据来源于我们在沿海及内河港口部署的AIS信息接收基站,这些基站持续接收来自船舶上AIS自动识别器设备发送的数据。如果船舶不在AIS接收范围区域,还可以通过Inmarsat国际海事通信等卫星通信系统获取信息数据。通过这高新的网络技术,同时还可以获取涉及全球其它海域的船舶信息数据,实时了解相关信息。
传统的静态、固定航海资料的纸质印刷海图已不适应船舶自动化和航海智能化的发展要求。从而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在近些年开发应用的基础上不断的加以完善,该系统不仅能很好地提供纸质印刷海图的有用信息,而且取代了传统的人为手工海图作业,GPS、雷达、NAVTEX等各种现代化的导航设备所获得的信息都被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集成式的导航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船舶所在航区海图显示、航行线路的设计、航路监控、危险局面来临前自动报警提示、各航行数据记录、航迹显示、海图自动改正等功能,大大提高了航行安全和效率。
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它综合了航海技术、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图象显示技术及计算机软件技术针对航海领域的一场技术开发,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航海领域.,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制定了关于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的相关的国际标准和严格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大部分是用于航海方面,对电子海图显示精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充分在船舶航行管理中的应用,信息系统必须自动的对信息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将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通过算法实现提示各浮标的移位、船舶意外走锚、禁止航行区和船舶搁浅、船舶避碰局面等报警功能.
而且海图电子化可以实时显示本船的经纬度、航向、航速、方位等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该船周围的船舶动态和查寻它船信息及所在海区海况信息,随着信息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图和雷达信息数字化之后,两者间完全实现了数据相互传输,使电子海图与雷达图像数据信息的重合显示成为现实,在电子海图上重叠显示雷达图像数据信息后,可在原航行水域海图信息的基础上提供本船、本船周围的静态目标与动态目标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提前预知本船对周围船舶的会遇态势和会遇的局面能及早掌控,从而尽快作出准确判断,达到避开航行紧迫局面,及时采取妥当的避碰措施而保障航行安全。
航海书籍资料也已快速电子数字化航海所需的各种图书资料原始都采用纸质印刷形式。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航海通告、潮汐表、航标标表等都已出现了电子版和网络版。船舶公司海务及船舶船员可以在网上查询与下载,这不但使用方便还有利于航海图书资料中内容的迅速更新,避免了海员对复杂而烦琐的纸质图书资料的人工校改。
船舶已加速自动化,从船舶在机舱设置集中控制室到出现无人机舱值班和驾驶台对主机遥控操作及监测,船舶机舱自动化已大势所趋。计算机功能代替复杂的电子线路,发出操舵指令,送到执行中心,自动校正控制的相关参数,代替繁琐的人工指令,使船舶舵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接受指令的自动舵。
船舶自动化还能使船舶定员大约减半,大大降低了营运成本。特别近10年来建造的新型船舶基本上都可称之为高度自动化船舶,其中一部分自动化程度高的船舶被称之为“高技术船舶”。船舶自动化从机舱自动化逐渐走向了船舶驾驶自动化。
利用网络可以船员的招聘信息,便利于通过网络达成运输协议;还可即时查询天气状况掌握航运情况;或查询海事机构的海事法规、海事政策、海运价格等等。
从上面的有关航海技术细节与网络信息化的论述中,航海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已真正来临了。船舶,可通过航海信息、导航信息实现最优航线设计、最佳航速设定,提高船舶自动化管理水平,从而达到船舶安全航行、经济航运的目的。通过船舶设备管理信息,提高船舶设备管理水平,降低备件损耗,减少因修船造成的船舶滞航期。船务公司,通过航运信息系统、船/岸通讯系统,实时掌握船舶航行的现状、各类设备的运行状况、人员及各类证书等情况,对所属船舶合理调度、航运安全,船舶的营运估算、成本控制等起到了科学化管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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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报告会由华东师大化学系副主任王清江老师主持。教务处领导陈灵犀代表学校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感谢兄弟院校多年来对华东师大的关心和支持并祝交流会圆满成功。化学系主任何品刚教授简要介绍化学系历史和现状。1951年由沪江、大同、光华、同济、大夏、圣约翰等六校教师组成。现有教职工1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2名、教授34名，博士生导师36名。一级学科博士点十几个。各类科研项目120多项、每年科研经费2000余万元。在CA杂志上收集论文一百几十篇，除实验楼外，另有上海市绿色化学重点实验室，教师培训中心、中学生科普实验站等几十部分。2年后集中迁往闵行校区。目前因正值建设阶段、所以接待工作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与会代表谅解。
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范杰教授代表与会的化学化工学会负责人和各校师生感谢东道主华东师大校系领导和老师们为会议提供的周到安排。同时介绍了上海市市长韩正同志今年1月下旬视察化工企业时对本市化学工业提出跨市发展，辐射全国；加大研发力度，实施创新技术；一伴化规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等要求。为广大化学工作者展示了上海市21世纪化学工业继续发展的宏伟蓝图，倍受鼓舞。我们要用化学在追求美好生活，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消除人们对化学的误解，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化学专业学习，应对未来能源、资源不足的挑战、环境污染加剧和温室效应增大带来负面影响作出努力和贡献。
交流会上20位同学的精彩报告和师生间热烈融洽的互动式讨论，为会议营造了极为和谐的氛围。
优秀论文涉及有关催化反应的机理探讨、多种纳米材料的合成、食品安全中监测方法研究、抗癌药物的活性研究、皮肤抗衰老的机理、环境水体中重金属的检测方法和仪器的开发等与高新技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
经过评委讨论，有10位同学获得壹等奖。他们是：刘嘉、黎朝、陆颖音、李永玺、戴逸婧、丁支、王荔祖、马丽君、张若男和王欢。
有十位获得二等奖，他们是：徐阳、刘媛媛、徐慧婷、应佚伦、、张蕾、沈明月、虞珊、蒋迪发和徐浩。
会议在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者与华东师大和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部分负责老师合影后圆满结束。
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我国外贸出口量逐年递增，我国海运业得到快速发展。从权威部门统计数据看，我国的航道与港口建设、船队规模、货物吞吐量均已排在世界前列，中国已是世界海运大国，但还不是海运强国。建设海运强国，不仅要求我国港口的吞吐量与现代化船队的运力进入世界前列，而且还要求航海科学技术及人才发展的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十一五”期间，我国航海教育发展迅速，初步构建了层次结构齐全的现代航海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航海类专业人才。“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航运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也是航海教育发展跃升期。如何抓住行业机遇培养符合海运行业新要求的复合型海运人才是摆在教育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我国航海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航海教育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STCW78/10公约在以前的基础上做出修改和补充，如何应对行业新规是航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其次，航海教育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培养适应航运事业快速发展的各类高级船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
1.航海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
经过近十年快速发展，航海教育规模增长迅猛，“十一五”期间，教育培训机构增加了80%。到2011年底，全国已有114所各类航海教育与培训机构，其中15所本科院校、27所高职（专）院校、32所中职（专）院校及40所船员培训机构，航海院校的招生规模己达5.4万人，但航海教育人才培养存在普通船员较多而高级船员，特别是面向现代化、大型、特种船舶的高级船员不足等问题，不能满足我国航运发展的需要。
2.航海类专门人才培养模式滞后
高等航海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航海类专业的专业规范和标准、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建设急需加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完善，英语教学、国际合作、国内航海院校合作、校企合作不够深入，航海文化、海员地位及育人环境有待进一步建设。
3.航海教育资源和教学条件薄弱
首先，航海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不同层次的航海类高校经费划拨不均衡。航海类专业由于需要实船、模拟器等特殊实习实践环节，教育投入成本要远高于普通工科专业。
其次，航海专业师资队伍亟需完善。目前航海类专业的生师比达32∶1，远远高于2006年的23∶1，总体高于国家规定的师生比要求。同时航海类师资队伍存在英语教学水平不高、学缘结构不合理、不重视实践教学、持证教师比例偏低等问题。
4.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力度不够
笔者在重庆交通大学航海专业大一大二学生中进行网络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航海类专门人才的实践创新能力欠缺，这说明我国目前高等航海院校着重理论知识教学，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能力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
为此，笔者分析了全球海运业的格局，以及中国海运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以下观点：引导学生以国际视野正确看待海运业;引导、启发、支持他们以浸入式的方式学习航海类的相关专业;鼓励大家积极主动地在世界范围内投身于航海业，积极投身于祖国的航海事业，我们不反对在机会合适时选择离开，前提是必须在岗时尽责履职，完成合同规定的任职年限。
二、对策和建议
在建设我国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把人才培养作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积极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通过梳理和实际工作经验整理，笔者提出在航海专业教育中以引导、启发、支持为出发点，引导航海专业学生以全球视野正确看待航海业，积极投身于祖国的航运事业，为国内航海教学改革探索一些符合当代国际航运发展的教育管理方法和教学改革途径，培养符合国际行业要求的复合型海运高级人才，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海运业健康发展。
1.全方位、多元化地做好航海类招生宣传工作
众所周知，航海专业学生只有全面认识航海业，他们才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为此，教育及相关部门，在招生前就应该积极、主动、全面地向广大考生及家长科学、详实地介绍航海类相关专业，可以通过多渠道（专家报告会、主题电影、专业的官方网站、专业的出版物）引导学生及家长能够正确全面地看待航海专业，避免盲目填报选择志愿专业。
2.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航海专业的学术科研和竞赛
大力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航海专业相关学术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参加与之相关科学竞赛，并且可以在课题、立项、经费方面予以适当地支持。鼓励引导学生写航海方面的小论文，通过写作过程，让学生查阅资料涉猎航海知识和行业动态，增强学生航海专业兴趣，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使其科学全面地认识自己，积极主动接受挑战。
3.支持航海类学生做好职业规划
积极培育航海专业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引导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乐于奉献意识。从大学入学教育开始，将就业观教育的内容融入职业规划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并且适时地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中，不断强化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另外，教育工作者也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学会如何讲诚信，重视个人品行。
4.进一步加强航海文化建设
航海教育肩负着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文明的历史使命;定期组织航海类院校夏令营、实习船出访、航海和海洋文化主题报告会等活动。鼓励航海类院校利用世界海事日、国际海员日和中国航海日等契机，立足校园，面向社会，广泛开展航海文化宣传活动，弘扬中华优秀航海文化。另外在学校日常管理和生活学习中，打造航海文化阵地，营造航海文化氛围，让他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中深切感受和熏陶。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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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五京是其辖境内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行政统治中心。从流域的角度观察,渤海上京龙泉府地处牡丹江流域,中京显德府地处图们江中游左岸,东京龙原府则坐落在图们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鸭绿府坐落在鸭绿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盆地中。这些地域分别是古代东北的肃慎、秽貊、沃沮、高句丽等民族的活动中心。渤海国的五京之设对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权的五京制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近十年来,有关渤海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我们择其要点对这些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
(一)渤海国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国五京包括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国的统治中心。最早对渤海国五京作记载的历史文献是《新唐书·渤海传》。《新唐书·渤海传》只是介绍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经过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较早对渤海上京龙泉府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流人。他们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着作中保留了许多记录渤海上京龙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对这一错误认识提出质疑的则是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时期的重臣,曾两次充任伊犁将军,军功显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编撰《满洲源流考》。据《满洲源流考》载:“考龙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阿桂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得出此结论。此后,曹廷杰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又提出“东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观点。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东北地理的专家,他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意义重大。
较早对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进行着录的是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吴禄贞是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与蔡锷齐名,有“北吴南蔡”之称。1907年7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吴禄贞随行任军事参议。此时,日本制造舆论,企图吞并中国的间岛地区。吴禄贞随即编写《延吉边务报告》,成为中日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依据。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上京龙泉府位于现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城,中京显德府位于现今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的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位于现今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的八连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现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鸭绿府推断位于现今吉林省临江市市区。”
五京中唯有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位置没有争议,其他四京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认为,朝鲜境内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为东京龙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故址。学术界对于“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这一观点基本认可。田村晃一认为:“从现在发现的瓦当来说,西古城决不能说是迁都上京以前的显州。”
有学者从流域的角度对渤海国五京的分布状况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旧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图们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龙市西古城,以及珲春市的八连城都是渤海国都市文明的标志。王禹浪先生认为:‘中京显德府与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等图们江海兰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国遗址构成了渤海‘旧国的范围’。”
郐艳丽《东北地区古代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背景与进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和东京龙源府(吉林省珲春市)在图们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带。”
然而,渤海国的五京分布并非是仅仅分布在图们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地区,而西京鸭绿府则显然是分布在鸭绿江流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都发源于长白山的天池,唯独南京南海府是临近朝鲜的东海。这一空间分布的规律,向我们昭示了渤海国的疆域其实没有离开长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据长白山山脉东西南北的走向而沿着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围绕着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镇,也大致围绕着这五个中心而广泛地分布着,当然连接这五京的就是渤海国的主要交通线。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中,对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城南村,西南距和龙市约25公里,东北距延吉市约55公里。城址地处海兰江流域最大的平原———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流淌的海兰江,其北约0.25公里处为低矮的山冈。”
宋玉彬主编《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介绍:“城址地处长白山北坡余脉丘陵河谷地带,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约1.5公里处为图们江最大支流海兰江的中游区段,海兰江自西向东横贯头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区域地势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处丘陵区,其南为头道平原开阔区域。”
关于上京龙泉府下辖州的地理位置,学者们也作了论述。苏亮的《牡丹江地区古代遗迹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龙泉府当时辖三州:龙州、湖州和渤州。龙州即今渤海镇忽汗城;湖州即今镜泊湖城墙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桦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对珲春八连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中,对八连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二)渤海国五京之地理环境
杨雨舒、蒋戎的《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对五京的气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动植物、矿产等方面作了介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认为五京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东京均位于渤海国境内地势相对平坦宽阔的江河冲积平原上或盆地中。”
孙倩在其《试论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布局》中指出:“上京龙泉府位于距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30公里处的渤海镇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地区原始森林密布,生态环境良好”,“无论是上京、东京、中京,还是西京,地理环境良好,水源丰富,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
》中称:“上京城遗址所处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有船运鱼樵之利,适合农牧渔业的发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特产,又恰似一道屏障保卫着上京城的安全。”渤海国的第二个都城———中京显德府,在显州,“显州地处图们江与海兰江之间的冲积平原之中,经济基础雄厚。渤海政权把国都迁于此,有利于组织经济生产,推动域内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中,对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环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开阔的海兰江冲积平原,北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正处渤海腹心地区,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将其命名为中京”。崔顺子、孙学宝对东京龙原府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了总结:“珲春图们江下游一带是辽阔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温带湿润季候,物产丰富,又东濒大海,十分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和水产业的发展。”王培新等人指出:“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总之,我们从地理空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渤海国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国境内的地理要冲。五京虽然并不都属于都城性质,但是其中的上京龙泉府、东京龙源府、中京显德府却在渤海国存在的历史上都曾经起到过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与西京鸭绿府虽然没有做过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缘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枢纽的作用。
二、渤海国五京的建筑形制与五京制度
(一)渤海国五京之建筑形制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形制,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论述:“现存西古城遗址,特别是八连城遗址的基本布局和主体建筑应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钦茂之世。即文王大钦茂世的都城建制应以现存西古城遗址和八连城遗址为代表,为内、外两重城制,内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钦茂都上京时的上京城建制亦当与此相同。现存渤海上京城遗址应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时期的都城形制。”
宋玉彬将西古城与八连城作比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与八连城均为两重城制,主体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还将西古城城址与东京城城址在城市规划方面作比较。宋玉彬、曲轶莉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连城城址发掘,明确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个标尺:城市设施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宫殿建筑、釉陶建筑构件。”
王培新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八连城城址与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别。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指出:“八连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为南北向稍长的长方形。八连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连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中央,西古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南部。八连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条隔墙形成若干封闭区域,西古城则在内城北部设一条东西向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区”。
五京作为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其城制建设也为统治者所重视。李爽《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指出:“以上京为例,其上京的建设,经历了成康时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时期‘拟建宫阙’等大规模扩建而最终定型。”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的营造既依照唐都长安城,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设计严谨、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结构对称,宫廷、寺榭浑然一体。整个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6.4平方公里,周长16.56公里,分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
魏存成也认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长安城的影响,在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的建筑中也均有体现。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中对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体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宫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个附属区。”
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该城的北中部,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宫殿,分别由殿、廊和墙、门等围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宫殿区。”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随笔》中指出:“上京城整体建筑的设计布局恪守中轴线对称原则,这条中轴线犹如无形的律典制约着上京城主体规划设计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构。”李陈奇等人对上京城址考察后发现:“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宫城,应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构成了不同的建筑单元,应是分别修建的。”
栗红在《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综述》对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阐述。董志、赵忠对上京龙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阐释,他们在《浅谈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为木材,建筑是木构,做法应与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无法顺利完成。”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指出:“由于在营建时间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早晚时差,因此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渤海上京宫城的规划是对西古城内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说上京宫城是依照西古城内城建筑模式而进行的拓展、扩建。”关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一文指出:“城墙夯筑。在中轴线两端的南、北墙中间,各有一个门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内城、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纵向长方形,内城处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指出:“渤海人营建西古城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都城营建理念。”该书进一步指出:“该城址的都城营建理念,大量吸纳、汲取了中原汉文化都城营建理念的先进经验与营养成分。”
关于八连城的建筑形制,崔顺子、孙学宝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指出:“八连城以我国传统的四方说建城思想为基础,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华,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内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设计,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长2894米,四面墙上各有一城门,城有护城河。”1944年,鸟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为中京显德府的观点。驹井和爱认为中京显德府初置显州,后迁至卢州。斋藤优等人通过调查、发掘,认为珲春八连城即为中京显德府故址。
进入21世纪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城址、东京龙源府———珲春八连城遗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报告》。该书总结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西古城为期5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书中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内城、西古城内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遗迹、遗物图片等。此外,《珲春八连城考古发掘报告书》也将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龙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赵虹光撰写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书,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记录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从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成果的书。作者以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渤海上京考古发掘为基础,在连续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编辑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报告书》,是一部近七十年以来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刘晓东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两部着作,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珲春八连城等渤海历史遗迹与遗物的资料。此前,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对渤海国五京进行了掠夺式的考古调查。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出版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对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上京宫城西区、外城区街坊址、三灵坟和大朱屯渤海墓葬进行了发掘。朝鲜考古队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国考古队于90年代出版了《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遗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这些资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渤海国五京制度
渤海国五京制度是渤海国封建化进程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宋玉彬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对渤海国五京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献史籍中缺乏渤海国五京制度初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在审视史料文献中能够捕捉到的相关信息时,面对相同的线索,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学术意见:
1.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创建。
2.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所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而形成的学术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五京制度的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响。2.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
关于五京制度设置的时间,中外学者存在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刘晓东在《关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兼谈渤海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有关;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无关。”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认为:“依据宋基豪的论证,其始创年代应以大钦茂执政的8世纪60年代中叶为宜。”宋玉彬的《渤海都城故址研究》一文断定:“五京制度实施的上限到不了显州为都之时。”关于五京制度的渊源,杨雨舒在《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中认为:“渤海国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进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并不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
刘晓东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一书中认为,渤海“五京仿制中原唐朝”是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还有学者对五京制度的来源另辟蹊径,赵伟在《论五京制与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语系的东北民族多有体现”,得出结论:“五京制的产生与相继无论从思想基础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关于五京制度的性质。宋玉彬在《考古学视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关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五京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行政级别。文献中不见有关中京、西京、南京曾经为都的具体记载,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体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备都城的规模与设施。”
三、渤海国五京的交通及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渤海国五京之交通
渤海国之所以有“海东盛国”的美誉,与其发达的交通网密不可分。渤海国五京作为其统治中心,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渤海国有5条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条道路的枢纽位于五京。这3条道路分别为鸭绿朝贡道(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龙原日本道(从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和海陆交通道)和南海新罗道(从渤海国通往新罗的陆路交通道)。这些交通通道的特点为陆路和水路紧密结合;运输手段多样,航海技术发达;水路交通网均匀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龙泉府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关于龙原日本道,崔顺子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介绍了大武艺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及其子大钦茂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并指出:“八连城不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枢纽和出访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东京龙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点,足见东京龙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关于中京显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显州是南海新罗道的中继站。”显州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口岸。
2004年,由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学者张国忠所着的《渤海交通运输史》一书,2006年,由北京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延边大学尹铉哲所着的《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这两部着作都是专门研究渤海国交通史的重要专着,填补了渤海学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国的考古、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针对渤海国的陆路交通与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国五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渤海国五京作为渤海国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国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经济封建化的进程”,“五京也加强了渤海的封建专制统治”,“五京也成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强了渤海在中国东北的历史地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设置,促进了渤海国的封建化,对渤海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唐代东北地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辽金两朝的城市布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完备,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封建化进程的时段性标志。”渤海的五京之制虽然是承继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设,然而,这一五京制度的确立和完备对10世纪以后的东北地区古代各族政权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还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都是直接延续和运用了渤海国政权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内所确立的五京制度。这种以五京之制而确立起来的多中心地缘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体制,是东北民族在东北建立政权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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