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0:0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遗嘱继承法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文关键词 法定继承制度 遗嘱继承制度 继承法律冲突 解决途径
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成为一个复合法域国家。在一个中国里面，大陆施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与港，澳，台施行各自的法律，进而成为四个法制互不相同的独立的法域。在不同的法域里，区际法律冲突在所难免。因为继承关系的基础是人身关系且产生于亲属之间，涉及物权上的关系，调整不同法域之间继承关系所涉及的准据法的确定及其适用变得十分复杂，因为我国没有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的法律使得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变得特殊和复杂。对于我国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问题，成为了当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继承制度方面的差异
我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就是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不同法域的继承法调整同一区际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我国各法域之间在继承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区际继承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一）关于法定继承制度
1.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内地《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和丧偶儿媳或是丧偶女婿其对公婆、岳父母必须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香港的继承法律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除以上人员以外，其余均为法定继承人。“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配偶和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与死者有事实婚关系的人，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四亲，以内的其他旁系血亲。”而“台湾民法典”规定：“台湾地区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直系血亲的亲属，父母，兄姐，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
2.关于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
法定继承人在内地《继承法》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同时还规定：“对公婆或岳父母主要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以及女婿，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香港继承法”将法定继承人分为六个顺序。“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分为六个不同顺序。在台湾，继承顺序分为血亲继承和配偶继承两种。
（二）关于遗嘱继承制度
在我国不同法域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主要体现在遗嘱能力和遗嘱方式上。
1.对遗嘱能力规定的差异
内地《继承法》第22条规定如下：“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香港“遗嘱条例”规定：“立遗嘱人必须是成年人，未达法定年龄的人所立遗嘱无效。”在“澳门民法典”对遗嘱能力的规定较为具体。原则上，只要有订立遗嘱能力的人，都能订立遗嘱。但是下列两类人员无立遗嘱的能力：“一是亲权没有解除的未成年人；二是由于精神失常导致禁治产的人。无遗嘱能力人所立遗嘱是无效。”“台湾民法典”规定，下列两种人没有遗嘱能力：“一为无行为能力人；二为未满16周岁限制行为能力人。”
2.对遗嘱方式规定的差异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依法定形式订立的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大陆《继承法》规定了五种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同时具体规定了五种遗嘱的适用条件和效力。香港“遗嘱条例”规定：遗嘱的形式主要为自书遗嘱，必须是书面形式的遗嘱，同时也规定了书写遗嘱的文字，署名以及见证等方面。“澳门民法典”规定：“遗嘱的方式分为普通方式和特别方式。”“台湾民法典”关于遗嘱方式的规定：“遗嘱方式包括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遗嘱和口授遗嘱。”这与大陆颇为相似。“台湾民法典”还规定了各种遗嘱的具体要求和生效要件。
二、我国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处理区际继承应注意一些问题
由于法域不同，致使对国际私法在涉外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上必然存在不同，所以在利用法律制度解决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时，应依据自有的法律规定来解决。
（一）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
国际上在解决涉外法定继承准据法确定上主要有两种制度，即“区别制”和“同一制”。“区别制”在涉外继承关系中也叫分割制，它把被继承人的遗产划分为不动产和动产，由被继承人的属人法规定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法规定不动产。而“同一制”就是依照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只把遗产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制。我国大陆和香港同样采用“区别制”。根据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如果死者没有立遗嘱，在遗产继承发生时，由永久居留地法律支配其动产，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支配其不动产。“同一制”则为我国澳门法定继承所采用，其中“澳门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由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所规范。台湾在涉外法定继承上与其他地方不同。其立法偏倾向“同一制”，但另行规定了调整海峡两岸继承关系时的法律法规。比如《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强调，必须由本国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继承问题。
（二）遗嘱继承准据法的确定
遗嘱继承以遗嘱内容为依据，故其本身并没有适用何种法律的选择问题。但在法律上确定遗嘱继承的问题上，遗嘱继承得以实现是以其有法律效力为前提的，所以其效力的定夺，我们可以三方面加以考虑，立遗嘱人的立遗嘱能力、遗嘱方式和遗嘱的内容，故遗嘱继承的准据法确定也应该从这三方面分析。在立遗嘱能力方面，大陆在实践上采用“区别制”，主要是由于它没有明确规定有关立遗嘱能力方面的准据法。其规定动产遗嘱适用的法律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的法律，不动产遗嘱所适用的法律必须是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香港在此问题上采用了“区别制”，是否有能力对动产订立遗嘱是由遗嘱人居住地决定的。而澳门采用的“同一制”指的是订立遗嘱的能力应由处分人对遗嘱作出意思表示时，当时的属人法所规范。台湾地区采用了“同一制”，特别之处在于，在有关大陆的遗嘱方面作了较为特殊的规定。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明确规定，人的行为能力，必须依照其本国法律。
三、解决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途径及构想
港澳台与大陆交往的频繁，也加强了各法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区际继承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只有各法域以平等协商为基础，加强法制的沟通，订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区际继承冲突法或法律协议，才能更好的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关于法定继承
众所周知，事物皆有利弊，法定继承的方法亦如此，即采用“区别制”和“同一制”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同一制”以强调继承的身份法上的性质为主，它的的优点是简单，方便；缺点是遗产的归属的确定是由遗产所在地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定的，与遗产所在地的利益相悖。“区别制”主要强调继承财产法上的性质，“区别制”的主要作用是维护遗产所在地的公共利益。“区别制”的缺点体现在如下方面：如果遗产分布在几个不同的法域，则需要由这几个不同的地区共同支配遗产的继承，结果会使继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综上，根据我国现存的不同状况，笔者做如下归纳：在法定继承的问题上，我国应当统一区际冲突法，采取“区别制”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如下：首先，四个法域中采取“区别制”的占大多数，这样有助于法制的协调和统一，其中大陆与香港采取了“区别制”，台湾地区两种制度并用，只有澳门自己仍采用“同一制”。其次，“同一制”有很大的缺陷，它以住所地法为标准，所以，事实上即使采取同一制，也是难以确定属人法的。
（二）关于遗嘱继承
立遗嘱的能力，遗嘱的方式以及遗嘱的内容三个方面够成了判断遗嘱继承是否有效的要件，所以解决遗嘱继承冲突问题也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来。
1.立遗嘱的能力
依据国际私法上的理论规则，人的能力，尤其是人的立遗嘱的能力，应当是人的行为能力的问题，应该依据本人的属人法。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同一制”在解决区际冲突法上，在确定立遗嘱能力准据法上，具有更好的效用。由于在我国各法域、各地区普遍认为在解决区际继承立遗嘱能力的方面，如若本国法规定相同，则应以住所地法为标准。现实中会遇到人们时常变更住所，住所依不同冲突法相互冲突，而且会遇到，根据立遗嘱所在地法律有遗嘱能力，但是依据其住所地法该人无遗嘱能力等问题，对于以上情况遗嘱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应适用以下几种方法：假定立遗嘱地法律认为遗嘱人有能力，则认定其有遗嘱能力；住所变更时，可以借鉴英国法，改变立遗嘱人的连接点，如果立遗嘱的人的住所地法认为其有遗嘱能力，而后来住所地法律认为没遗嘱能力，则适用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来规制，例如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认为其没有能力，但是最后住所地法认为其有能力，则适用最后住所地法。
2.立遗嘱的方式
强行法适用于“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并为立遗嘱行为地则主张。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其认为遗嘱制度从自身来说应当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来处理遗产，其身份性的特性决定了它应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那些以区分动产遗嘱和不动产遗嘱来选择准据法的坚持：“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动产遗嘱可以选择适用立遗嘱人属人法和立遗嘱地法。”总之以上做法各有利弊。对于此我们可以比照1961年的《关于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来做如下规定：凡是遗嘱人的立遗嘱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本国法或住所地法亦或经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遗嘱方式的财产所在地法都被视为符合遗嘱方式的法律法规。
3.立遗嘱的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北京
[摘要]本论文将介绍北京某法院的一起实际案例，然后对该案件进行分析，论述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和遗赠之间的主要不同，进而揭示法官存在的错误。最终得出遗嘱继承中不同顺序继承人之间在继承时并不排斥，并且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法官只能适用法律，不能创造法律的结论。
[
关键词 ]继承顺序；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北京某法院审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此我将该案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案件情况大体如下：A某（女）与B某（男）系夫妻关系，A某生前留有遗嘱一份，内容如下：A某将A某名下的房屋无偿赠与A某的妹妹C某。在A某过世半年之后，B某（A某老公）将C某（A某妹妹）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A某留下的遗嘱无效，房屋应当由B某继承。通俗的讲就是妻子死后将自己的房产留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姐夫不同意，认为妻子的财产应由自己继承。
庭审时，在原被告准备按照立案案由遗嘱继承纠纷进行开庭答辩、质证时，案件主审法官指出本案应当属于遗赠纠纷，原被告双方应当改变案由，应就遗赠纠纷进行答辩、质证。法官所持依据是：继承开始后，在存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情况下，遗嘱人将个人财产处分给第二顺位继承人不属于遗嘱，应系遗赠。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本案究竟是遗嘱继承纠纷还是遗赠纠纷，我想先分析下在该两种不同案由下法庭的庭审走向。
本案若是按照遗嘱继承纠纷处理，本案将适用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此时正常的处理方法是先将A某遗嘱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同财产部分剔除出去，即保证A某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系其所有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处分的财产无瑕疵。然后就应当由本案原告B某举证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即为什么认为A某的遗嘱无效。此时，B某可以从多个角度证明该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如没有必留份、遗嘱不真实、遗嘱形式不合法等等。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在B某，不利后果也应由B某承担。但是，本案若是按照遗赠纠纷处理，本案将直接适用《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受遗赠人C某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而本案中C某未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法官认为，C某的做法应视为放弃遗赠。据此，B某起诉时距A某死亡已过半年之久，C某将不再享有受遗赠权，B某直接胜诉。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案由，不仅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大大不同。现实中，本案主神法官就是按照上述遗赠纠纷处理的本案，法官直接适用了两个月的特殊时效，C某不享有受遗赠权，A某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B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C某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存在时，第二顺序继承人妹妹不得继承。所以，C某将完全不能继承A某的遗产。法官的做法看似将本案大大的简单化了，也好似处理了纠纷提高了审判效率。但是，法官的认定真的是正确的吗？法案真的得到解决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此作出一步步的分析。
二、遗赠和遗嘱继承的区别
因为本案最大的争议是本案的案件性质，即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还是遗赠纠纷。为了更好的分析研究上述案件，回答笔者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
（1）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包括遗赠）的区别
在探讨遗嘱继承与遗赠的区别之前，我们应当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定继承与二者的区别。通俗地讲，根据被继承人（遗嘱人）生前是否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我们将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包括遗赠）两大类。一般来讲，无遗嘱的继承就是法定继承，并且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都是由继承法直接规定的，不能任意适用。在法定继承中继承法直接规定法定继承的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等。当被继承人（遗嘱人）所留遗嘱无效或者生前未留遗嘱时，此时将按法定继承处理。而遗嘱继承和遗赠则是有遗嘱的继承，该种继承更大程度的尊重遗嘱人的个人意愿。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私法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直接规定。当然遗嘱自由也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法律会通过一些制度对其进行制约，即所谓的遗嘱相对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做出规定，但稍有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因受传统的家庭主义影响对遗嘱自由限制的更为严格，如特留份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个人主义盛行，他们更注重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所以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就小一些，但是家庭成员的扶养是不能不考虑的。
（2）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
弄清了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之后，我们再来分析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通过《继承法》第三章中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遗嘱继承和遗赠最大的区别在于遗嘱人将个人财产处分给不同的人。若是遗嘱人的个人财产被处分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特定的人、集体或者国家就是遗赠。反之，遗嘱的人个人财产若是被处分给法定继承人中的特定一人或者多人的是法定继承。在这里，“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很重要，该处的“法定继承人”和该法第二章中第十条规定的“继承人”相一致。同时，该条又将法定继承人分为不同的继承顺序，即与被继承人关系最为亲密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和与被继承人关系较为亲密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本案中B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C某是第二顺序继承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就是遗嘱继承纠纷，法官的认定是有错误的。首先，本案A某生前留有遗嘱且合法有效，所以本案不能适用法定继承。其次A某将自己的个人财产处分给自己的亲妹妹，而兄弟姐妹属于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所以A某生前留的是遗嘱不是遗赠。
三、不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时并不必然排斥
分析完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我们再就本案法官的定案依据进行探讨，即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在继承时必然相互排斥吗？
（1），法定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优先并且排除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195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权问题给政法委的复函》中将法定继承人分为三个顺序，分别为：配偶、子女、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条件的父母；有生活条件的父母；兄弟姐妹。随后在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是修改了极个别的措辞，将“生活条件”修改为“维持生活”和“能够生活”。现行的1985年出台的《继承法》第十条将配偶（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的）、子女（婚生的和非婚生的）、父母（包括养父母）规定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对公、婆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对岳父、岳母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也规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规定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此时，我国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列入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并且将兄弟姐妹从第三顺序继承人变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同时取消了第三顺序继承人。
从上述我国关于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是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基础来划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的，继承时血脉近的优先，血脉远的靠后。同时，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无主财产的产生（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使得法定继承人个数减少，继承人范围就显得有些狭窄），也是与国际社会相接轨的需要（国际社会法定继承人范围更广且顺序较多），同时也与当今社会私有财产增加、私权越来越神圣相适应。当然，法律在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时候，并没有侵害血缘关系近的亲属的利益。继承法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规定，即法定继承开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得参与继承，只能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定继承时，顺序优先的的继承人（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顺序在后的继承人（第二顺序）的继承权。紧接着该法对继承人分得的遗产份额进行了规定，即处于相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一般应均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之间是不排斥的。通过这种安排，既能保证被继承人的遗产能够有人继承，又能保证被继承人的遗产能够保留在血缘最近的家人手里。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该种结论是发生在法定继承这个大前提之下的。
（2），遗嘱继承时，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关于遗嘱继承，《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公民只能将财产处分给特定范围内的人。即遗嘱的继承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人并且人数不限，同时法定继承人都有成为遗嘱继承人的可能性。法定继承人想要转换为遗嘱继承人只需要遗嘱人生前留有遗嘱将其指定为遗嘱继承人这一事实即可。这里只强调法定继承人这一范围，并不注重这一范围之内的人与遗嘱人之间的远近亲疏，这同时也是法律尊重遗嘱人个人自由的体现。遗嘱人有充分的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可以任意指定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等等作为继承人，同时可以任意设定各个遗嘱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遗嘱继承中，只要遗嘱人不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遗嘱人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处分个人财产，此时法律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法定继承的时候，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才会相互排斥，即顺序在先的法定继承人优先继承并且排斥后位的法定继承人，并且完全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而在遗嘱继承时，继承人的继承权并不完全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遗嘱人的选择。此时是遗嘱继承排斥法定继承，而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第二顺序继承人进行遗嘱继承。
四、本案法官存在严重的定性错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本案法官存在定性错误。本案中法官将A某的遗嘱认定为遗赠的主要依据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遗嘱人将遗产处分给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不是遗嘱是遗赠。该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都是法定继承人，遗嘱人将遗产处分给第二顺序继承人完全可行。具体来讲，遗嘱人可以将财产只处分给第一顺序继承人（一人 数人），也可以只处分给第二顺序继承人（一人或数人），也可以同时处分给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一人或数人）。
（2），按照法官的逻辑，法官存在一个这样的推定，当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第二顺序继承人将不再是法定继承人，这完全是荒谬的，没有依据的。法官可以进行心证，并且要以法律和事实为基础进行心证。而此处法官的推定完全是自己对法律的误读，并且该种误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还与立法目的相违背。
（3），即便如法官所说，A某留的不是遗嘱，但也不可能是遗赠。因为C某是个人，不可能成为国家或者集体，也不可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赠制度的存在使得遗嘱人可以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任何人或者集体，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充分尊重，这也恰恰是遗赠制度存在的意义。
（4），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法官认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可能成为遗嘱继承人。但按照遗赠的规定，第二顺序继承人也不可能成为遗赠的对象。这将使得在这种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永远不可能享有继承权。具体讲，此时，第二顺序继承人不是遗嘱的对象，也不是遗赠的对象。而且该种情况的前提是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除非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剥夺或者放弃继承权，否则第二顺序继承人将永远不可能获得遗嘱人的遗产，第二顺序继承人实质上被剥夺了继承权。很明显，这是违背法律的立法目的的。从法理上来讲，任何一个人都有得到遗嘱人遗产的可能性，更何况是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呢？
五、结论
（1），法官的认定是错误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而非法官所认定的遗赠纠纷。在遗嘱继承中，第二顺序继承人完全可以成为遗嘱继承人，甚至超越第一顺序继承人成为唯一的遗嘱继承人。只有在法定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才有可能排斥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排斥法定继承，而不是在遗嘱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只有在法定继承时才有区分继承人顺序的必要和意义。
（2），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本案中，法官对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理解明显超越了继承法的原文意思和立法目的。本案法官不是在适用法律，而是变相的通过错误的法律解释创造了法律。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法官审案、进行自由心证等都要以法律为前提。不管本案法官是真的认为A某所留遗嘱系遗赠，还是想通过这种途径最终适用遗嘱继承，本案法官都不是在适用法律。本案就是遗嘱继承纠纷，法官不能凭自己主观认定应当是遗赠纠纷或者是认定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即便本案法官真的认为或者社会大众认为在妻子过世后，妻子名下房产应当由丈夫继承，不能由妻子妹妹继承，但作为中立的、信仰法律的法官，我们都只能以法律规定为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层防护，而作为司法体制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法官必须依法裁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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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托法 遗嘱信托 继承 立法完善
一、遗嘱信托的基本法理分析
（一）遗嘱信托制度的起源
法学界关于信托的起源，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信托起源于罗马法上的遗赠；第二种观点认为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的用益制度在这两种观点中，赞成后者的人相对居多。
（二）遗嘱信托的法律界定
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信托法的基础上于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也对以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进行了认可与移植。我国《信托法》第8条规定：设立信托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而书面形式包括合同、遗嘱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
所不同的是，我国除了规定信托的设立方式可以是遗嘱的形式，还在该法第13条明确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由以上规定，在这里对遗嘱信托的概念进行界定。遗嘱信托是指委托人预先以设立遗嘱的方式，将财产的管理规划，包括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规定于遗嘱中，并于遗嘱生效后，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根据遗嘱的内容，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制度。
（三）遗嘱信托的制度优越性分析
传承财富的功能。通过遗嘱信托可以使财富顺利的传给后代，同时通过专业理财人才的管理可以弥补继承人理财能力的不足，使遗产完全发挥整体优势，家族得以永保富有和荣耀。
合法节税的功能。信托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规避法律施加的不当影响之功能，遗嘱信托更是这方面的典范。遗产税是国家对死者留下的财产所征之税，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并对增加政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财力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目前还未开征遗产税，但是遗产税的征收是一个必然趋势，并且开征遗产税已经列入我国税制改革的议程。所以遗嘱信托制度的合理节税功能必然会有所体现。
减少家族遗产纷争的功能。如果被继承人在生前设立遗嘱信托做出财产规划，待其去世以后由中立的受托人负责实施，而收益权归继承人享有，则完全不必再进行遗产分割，从而可以避免混乱和纠纷，即使在最终需要进行分割的情况下，由中立的受托人主持分割亦可实现合理公平的目的。
此外在我国建立遗嘱信托制度还有充分遵循委托人意思表示、破产隔离、弥补遗嘱继承缺陷等诸多功能。
二、我国建立遗嘱信托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因素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创造了客观条件。作为支撑信托制度的条件之一---存在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目前在我国已慢慢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外遗嘱信托制度的建立也绝非偶然，而是生产力发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创造，私人积累的财富不断增加，与此相应的是财产继承纠纷也不断涌现，归根结底在于现有《继承法》关于财产继承的缺陷。而遗嘱信托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恰好可以有效克服这些缺陷并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个人财富传承问题。这无疑为遗嘱信托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二）社会因素
随着我国正步入老龄化，关于如何处理遗产问题值得人们深思。遗嘱信托为人们增加了遗产处分的选择手段，它不仅能够实现使特定人受益的目的，还能够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经济发展、财富增加促使形成社会理财需求，这也为遗嘱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
（三）制度因素
多层次的法律框架为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基础。尽管我国现在没有专门的规范遗嘱信托制度的法律，但是我国《信托法》自2001年10月1日起即颁布实施，至今已经有12年的时间。并且该法也有专门条款规制遗嘱信托制度，也就是说，自2001年起我国的遗嘱信托制度就已经开始发端，尽管这十余年时间并未成器，但是，其他信托制度的发展为遗嘱信托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另外，我国《继承法》中关于遗嘱执行人的规定为遗嘱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所以，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与酝酿，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亟需进一步的完善的要求呼之欲出。
（四）自身优越性
遗嘱信托制度特有的功能已为学者们关注，近年来研究此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这必将促进遗嘱信托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更好的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使得遗嘱信托影响力逐渐扩大，为遗嘱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尽管遗嘱信托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可以看出我国存在着遗嘱信托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遗嘱信托在我国是一个朝阳产业，有巨大发展空间。笔者寄希望于遗嘱信托制度乃至整个信托制度能够在实践的锤炼下日臻完善，以适应我国不断增长的个人财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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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涉外遗嘱继承 遗嘱效力 同一制 分割制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加强，我国涉外继承关系日益复杂，涉外遗嘱继承问题尤为突出。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对于继承问题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9条和《继承法》第36条等条文中，但这些条文只对涉外继承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比较简单，而且仅有的规定主要涉及涉外法定继承，对涉外遗嘱继承问题的解决和遗嘱效力的认定几乎呈现空白状态。 该法实施后，该法与《继承法》第36条不一致的，适用该法。《法律适用法》第31条至第35条对继承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定，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定在第32条和第33条中。本文主要针对第33条涉外遗嘱继承中遗嘱效力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律适用法》遗嘱效力法律适用规定的分析
（一）关于“遗嘱效力”的理解和阐释
《法律适用法》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首先应对“遗嘱效力”的含义进行界定和厘清。一般来说，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必须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有学者持狭义说，该学说观点为“遗嘱效力”仅指遗嘱成立的实质要件。但由于立遗嘱能力是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中的一种，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准据法有单独的规定，因此存在立遗嘱能力的准据法是根据第33条，还是根据该法第12条 确定的问题。 此外亦有学者持广义说，认为此处“遗嘱效力”是指遗嘱的“有效性”，因而所有与遗嘱生效有关的事项，如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等，均应包含在“遗嘱效力”的含义内。 笔者赞同广义说，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将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分别加以规定的体例。 就遗嘱继承而言，由于第32条所规定的是遗嘱的形式要件，第33条则应解决有关遗嘱继承的实质性问题。由此对第33条中的“遗嘱效力”作广义解释更为合理，尽可能将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所涉问题包括在内。从某种角度说，第33条是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兜底条款。
立遗嘱能力是否应该单独规定，学者也持有不同观点。根据相关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遗嘱实质有效性和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原则上基本无差异；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准据法又有一定细微的差别。 遗嘱能力属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但在确定遗嘱能力准据法时会存在适用一般民事能力行为的规定还是适用遗嘱效力的规定的问题。如前文所述，遗嘱能力的准据法与遗嘱的实质有效性的准据法存在差别，因此遗嘱能力也不适合直接使用第33条中关于遗嘱效力之规定。虽然第33条规定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法律，与第12条规定的单一连结点相比，更有利于确立遗嘱的有效性，但连结点过于灵活，会引起选择性连结点动态冲突而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立遗嘱能力在遗嘱中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立遗嘱能力做明确的单独的规定是适宜的。
（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则
在准据法的确定上，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可选择适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本国法，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冲突规则。这种立法更强调促进遗嘱有效和尊重当事人意思。就立法的价值取向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在遗嘱成立实质要件和遗嘱实质有效性方面，采用选择性冲突规范以促进遗嘱有效的立法例尚不多见。
（三）采用同一制
对于涉外继承，国际私法上主要有同一制和分割制两种做法。同一制不区分动产继承与不动产继承，统一由死者的属人法决定。分割制将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区分开，动产继承的准据法为死者的属人法，不动产继承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目前国际立法的趋势是倾向于采用同一制，并且为了谋求同一制与分割制的适当协调，许多国家都接受反致和转致。《法律适用法》第33条也采用同一制，以属人法作为遗嘱效力的准据法，并扩大连结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但根据《法律适用法》第9条的规定，我国不接受反致和转致，因此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其法律适用法。
二、外国关于遗嘱效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立法一般都对遗嘱效力作了明确规定， 但其内容不尽相同。笔者查阅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冲突规范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进行简单的比较和分析。
（一）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
对于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多数国家规定遗嘱能力与行为能力一致，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有立遗嘱的能力；有少数国家规定立遗嘱的年龄小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如日本。关于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单独的法律适用规则加以规定，而且普遍规定遗嘱能力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但采用的属人法也有所区别，有些采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如土耳其；有些采用立遗嘱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如匈牙利；还有一些国家采用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遗嘱是立遗嘱人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在作出法律行为时，立遗嘱人只能考虑到立遗嘱时的属人法，适用立遗嘱时的属人法更为合理。 有些国家则作出更加灵活的规定，瑞士对立遗嘱人的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采用了多种选择性连结点的方式来确定遗嘱能力的准据法。
（二）遗嘱内容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
遗嘱内容是否发生发生法律效力而能够被执行，属于遗嘱的实质有效性问题，它涉及法律对遗嘱内容的认可，遗嘱内容是指立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范围及继承份额等，是立遗嘱人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 纵观各国立法，对于遗嘱内容和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大体可分为同一制和分割制。
采用同一制的国家多数是适用立遗嘱人的属人法，但各国对属人法的规定仍各有不同。一部分采用的是依立遗嘱人的本国法，如日本、德国等；另外一部分采用的则是依立遗嘱人住所地法，如泰国、阿根廷等。对于适用何时得属人法，有的国家采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本国法，有的采用立遗嘱人死亡时的本国法。还有如奥地利等国家可以在两者中选择适用。适用分割制的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区分遗嘱处分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通常情况下动产适用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他们认为遗嘱继承实质要件的准据法，应与法定继承一样，采用分割制。
此外，有些国家在遗嘱内容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定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允许立遗嘱人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如意大利和瑞士。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89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已明确规定涉外继承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但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是有限制的，必须符合明示选择并符合形式要件等条件。这种法律适用原则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遗嘱继承的准据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律关系适用领域的体现， 有利于实现死者生前充分预见其财产及后事安排的后果，也将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
三、对《法律适用法》遗嘱效力相关规定的评价及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 遗嘱继承 诉讼时效 代位继承 法定继承
这则真实案例，发生在河北省某区县。 六原告与三被告系堂叔伯亲属关系，赵某法（2007年2月22日去世）和爱人胡某某（2006年2月2日去世）育有两个儿子，长子赵某俊（1995年1月19日去世），次子赵某安（2007年2月10日去世）；赵某法的长子赵某俊和爱人陈某芝育有3个子女，长子赵某立（2010年6月1日去世）、次子赵某振，女儿赵某红。赵某立有三个子女赵某貌、赵某心、赵某博；赵某法的次子赵某安和妻子曲某萍育有两个儿子，长子赵某雷、次子赵某东。赵某法于2007年2月22日去世，其在世时，原、被告两家均尽了赡养义务，去世后，原告、被告两家平分了赵某法生前遗留的银行存款；位于文卫街西段4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使用面积为126.27平方米，两家按月轮流收取房租。后来，被告赵某雷住到了4间门面房里，原告那2间被占用，由于原告暂时不用就没说什么，直到2013年初，被告赵某雷装修该房屋也没告知原告，2013年6月下旬原告找长辈说起此事，被告曲某萍突然拿出一份遗嘱，说是爷爷赵某法生前所立，位于文卫街4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归其爱人赵某安（赵某法的二儿子赵某安，系原告赵某振的叔叔，于2007年2月10日去世）一人所有，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为了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讼：要求依法确认2006年4月6日爷爷赵某法所立遗嘱履行不能，根据法律规定按法定继承处理赵某法位于文卫街西段4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原告是否超过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遗产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能否得出遗嘱无效的结论？代位继承是否适用于法定继承？这些问题的厘清，会触及民法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程序上，如何确定原告和被告
《继承法》第12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法》第11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并且代位继承没有代数的限制。有上述法律事实可知，原告方，赵某俊先于其父赵某法死亡，赵某俊之子赵某立也先于赵某法死亡，故赵某立三个子女代位继承其享有的遗产份额；陈某芝作为丧偶儿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赵某振和赵某红代位继承其父赵某俊享有的遗产份额。故上述有继承权的原告是六个。关于被告：同理，曲某萍作为丧偶儿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赵某雷、赵某东代位继承其父赵某安享有的遗产份额，故被告方是三个。
二、原告的主张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赵某法遗产纠纷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诉讼时效超期的问题：原告曾与2007年找被告商量房屋如何处理的事宜，结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又于2012年向被告主张权利，超过了《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讼的期限为二年，又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情形，故要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2007年2月22日赵某法去世后，文卫街四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属于原告和被告共同共有，共同共有属于物权，而物权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2007年2月22日在其亲戚的主持下分了退休金，并没有涉及到房产，本着家庭和睦的原则，房产没有进行过分割，仍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原告方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
跟据上述事实，2012年初，被告赵某磊在没有征得原告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改修房屋，对原告的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共同共有的基础丧失。2013年6月被告又拿出赵某法的遗嘱，主张文卫街四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全部的所有权，原告的权利被抹杀，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至今，文卫街四间门面楼及后院房屋产权人仍是赵某法。退一步讲，即便2007年办完赵某法的后事，原告去找被告协商房屋怎么处理，也是在主张共同共有的分割请求权，其属于物权，根本就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方的继承权没有受到侵害，受到侵害的是共同共有的分割请求权，不受《继承法》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遗产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遗嘱效力如何
本案所涉及的遗嘱，立遗嘱人于2007年2月22日去世，遗产继承人于2007年2月10日去世，遗产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法定继承办理：（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的”。 法律规定的是适用法定继承，可问题是遗嘱的效力如何呢？在提讼时，需要先走一个确认之诉，确认遗嘱的效力状态，然后才能适用《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那么，问题来了，遗嘱的效力如何，是无效、可撤销、抑或效力待定？首先看无效，《继承法》规定遗嘱无效只有几种情形：“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民法是私法，法不禁止即自由，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故不能说遗嘱无效。再看可撤销，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且已生效，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其他法定原因，行为人有撤销权的民事行为。本案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或其他法定原因，故不能认定遗嘱可撤销。最后效力待定，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是指行为成立时，其是有效还是无效尚不能确定，还待其后一定事实的发生来确定其效力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成立时有效还是无效处于不确状态。即民事行为有可能发生法律效力，也有可能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立完遗嘱时，遗嘱已经成立，遗嘱的效力属于确定状态，不符合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的条件。遗嘱生效以立遗嘱人身故为先决条件，那么本案遗嘱的效力究竟属于什么状态？笔者认为，从民事行为的角度看，遗嘱已经成立没有争议，关键在于效力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遗嘱如何执行的问题。《继承法》规定出现这种情形按法定继承处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遗嘱应当是履行不能，因为遗嘱指向的标的物无法按照立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去执行，而本案又不存在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法定情形。
四、代位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
本案被告提出，虽然其父亲先于爷爷去世，但应由其代位父亲继承爷爷的房屋。换句话说，被告认为代为继承适用于遗嘱继承。笔者认为，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因为：遗嘱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是立遗嘱人在了解各个家庭成员的具体经济情况和他们互尽义务等情况下，经深思熟虑后选定的，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希望由其指定的遗嘱继承人继承财产，而不是由第三人继承，即便该第三人是遗嘱继承人的继承人，而当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时，由于立遗嘱人尚未死亡，此时继承尚未开始，遗嘱丧失效力，遗嘱所涉财产仍归遗嘱人所有，遗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自然无权享有对该财产的继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五、和谐的家庭关系需要法情相容
（一）共同遗嘱的概念分析
共同遗嘱，又称合立遗嘱，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共同订立的一份遗嘱。共同遗嘱有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和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之分。所谓形式上的共同遗嘱又称单纯的共同遗嘱，是指即内容各自独立的数份遗嘱记载于同一份遗嘱中。这种单纯的共同遗嘱其在实质上为数份独立遗嘱，只不过形式在同一份遗书上，其产生各自的法律效果互不影响。而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将其内容共同或相关的意思表示形成一个整体的遗嘱意思表示，从而定格于同一遗书上。这时遗嘱人之间的遗嘱表示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间牵连和制约的。严格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应限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而本文的讨论也以严格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为准。
共同遗嘱在形式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相互遗嘱，两个遗嘱人相互以对方为自己遗产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另一种是相关遗嘱即相互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为条件的遗嘱。
共同遗嘱在内容上通常有三种表现：一是，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二是，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三是，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
共同遗嘱在性质上如何去认定它？它是否是遗嘱呢？学界有三种观点：
一是“双方法律行为说”，认为共同遗嘱是双方法律行为，共同遗嘱的订立和撤销都必须有双方的合意方可。
二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说”，该说认为可以把共同遗嘱分割成两个附条件或附义务的遗嘱，这样就可以和一般遗嘱理论衔接[1].
三是，“共同法律行为说”，认为共同遗嘱是遗嘱人共同的法律行为，需要有遗嘱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方可成立。
应该说共同遗嘱的性质比较符合“共同法律行为说”。“双方法律行为说”抓住了共同遗嘱中包含多方意思表示的特点，但是无法突显共同遗嘱中的遗嘱人是基于同一遗嘱目的而成立的。而且双方法律行为是不同主体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形成相对应的意思表示，况且主张双方法律行为显然和一般遗嘱的单方法律行为性质完全相反，难以形成统一的遗嘱理论。
对于“附条件或附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说”，该说试图整和共同遗嘱理论和一般遗嘱理论应该说方法上有所创新，但是该说强调了分割了共同遗嘱的意思表示元素，没有主要到各元素间的相互制约和牵连关系，而共同性整体性是共同遗嘱的本质所在。
而“共同法律行为说”是比较合理的，其拥有了其他两个学说的长处。其强调了共同遗嘱人之间遗嘱意思表示的目的一致性和内在整体性，又看到了共同遗嘱中有遗嘱的一般特性，为遵循了遗嘱自由原则打好铺垫，有“可合可分”的优点。
（二）共同遗嘱的立法例比较分析
1、承认主义式，明确共同遗嘱的合法性、有效性。
这些国家主要有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南朝鲜等；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也是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的。
德国民法典关于共同遗嘱的主要规定有：
（1）共同遗嘱仅得由夫妻双方为之。
（2）由于共同遗嘱以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基础，所以当婚姻无效或被解除时，除非可以推定即使有这种情况出现被继承人仍会有这种处分，共同遗嘱无效[.
（3）在共同遗嘱中，夫妻双方处分往往相互关联，因而具有依存性。如果按遗嘱内容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他方的处分，此方也不会为自己的处分，则一方的处分无效或撤回，他方的处分也无效。
（4）夫妻一方死亡时，他方的撤回权消灭，但生存方在拒绝他方对自己的赠与时，可以撤销自己的处分。
南朝鲜民法没有规定禁止共同遗嘱，但是在习惯上，夫妻之间或父母之间可以订立共同遗嘱。
英美判例，承认共同遗嘱。但是在英国所讲的相互遗嘱即是我们所述的共同遗嘱。
2、禁止主义式，即完全禁止共同遗嘱的订立，否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这些国家有法国、日本、瑞士、匈牙利等，我国台湾的民法实际上也是不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的。
（1）法国民法典第968条规定：“二人或二人以上不得以同一证书订立遗嘱，不问为第三人的利益，或为相互的遗产处分。”
（2）本民法典第975条规定：“二人以上者不得以同一证书立遗嘱。”
（3）瑞士民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共同遗嘱，但是在解释上不承认共同遗嘱有效。
（4）匈牙利民法典第644条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文件上以任何方式立下的遗嘱，均无效。
3、比较分析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立法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承认或禁止共同遗嘱并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依法律传统之区分，在每一法系皆有承认或禁止的立法或判例。
（2）在承认主义中，承认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是完全承认共同遗嘱，有的从主体上对共同遗嘱进行限制承认，有的从遗嘱的内容上进行限制承认。
（3）在禁止主义的立法当中，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从共同遗嘱的形式上加以禁止，而没有从实质意义上禁止，即仅强调禁止于同一文书，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规避法律，通谋订立互为条件的或者说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遗嘱。
（4）法律的价值趋向也导致立法上的差异，在对待共同遗嘱的问题上，法国、日本等国更偏重于遗嘱的理论，即更倾向于维护一般遗嘱的理论；而英美等国则更偏重于实践的需要，主张实用主义。这便引发立法理念上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理论与实践的搏奕。
（5）各国立法背景的不同，以及各国法律传统、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和民众意识也是导致各国立法不同的原因。
二、对共同遗嘱的争论及评析
我国的继承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共同遗嘱，学界对共同遗嘱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其内容和理由分别如下：
（一）否定说，即主张我国不应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1、其理由总结如下：
（1）共同遗嘱与一般遗嘱的理论相矛盾，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而共同遗嘱是双方法律行为或是多方法律行为，它能否直接引用遗嘱规则，或者其特殊之处可能会造成遗嘱理论的混乱。
（2）共同遗嘱与遗嘱自由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因为遗嘱是遗嘱人单方面的民事法律行为，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独立自主地决定遗嘱的成立、变更或撤销，而共同遗嘱，却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任何一方不得随意予以变更、撤销。 “盖遗嘱有绝对的自由性，其成立、消灭应独立为之，共同遗嘱妨碍遗嘱撤回之自由，而且就共同遗嘱人之意思亦易生疑义，自不宜承认共同遗嘱；而夫妻之人格各自独立，亦无为例外解释之必要。”
（3）共同遗嘱不是与个人遗嘱并列的一种遗嘱类型，而是一种遗嘱的形式。而遗嘱的形式不是任意性的规定，而是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就不能发生效力。共同遗嘱，应当属于形式不合法的无效的遗嘱。
（4）共同遗嘱在执行过程容易发生争议。比如最突出的是，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另一方欲更改或撤销遗嘱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必将涉及对先亡者遗愿的尊重和遗嘱指定的最终继承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十分复杂，给处理造成困难。
（5）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也没有设立共同遗嘱的必要性（不需要以共同遗嘱来维护夫妻共有财产不致分割和保障配偶的继承权），况且对于共同遗嘱人的遗嘱内容又都需以其死亡时的情形确认遗嘱无效或有效，又何必设立共同遗嘱。
2、对“否定说”的批判：如前文所述共同遗嘱是共同法律行为，遗嘱人作出该法律行为是基于一致的目的和利益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当事人自愿将自己的遗嘱行为受到相互的制约而从中获取该制约的对价利益。法律要做的是认可当事人的这种需要而不是强行禁止。争议是理所当然的，要不然要法律来做什么，夸张一点如果法律仅仅是为了排除争议无视现实需要的话那还不如禁止所有一切可能发生争议的行为，那显然是很荒谬的。共同遗嘱是否是属于遗嘱的形式呢，显然其只是遗嘱的特殊样态。就如民法理论中侵权行为之债和一般之债的关系罢了。
（二）肯定说，即主张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1、该说的理由如下：
（1）虽然我国继承法没有明文规定共同遗嘱，但也未排除共同遗嘱的有效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应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第一，共同遗嘱与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协调一致；第二，共同遗嘱适应我国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第三，共同遗嘱有利于保护幼小子女和配偶的利益，避免继承人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引起的家庭纠纷。
（2）遗嘱行为是一种私法上的行为。遗嘱人设立遗嘱的目的，是表明自己死亡后对遗产处分的意愿。对遗嘱效力的确认应当贯彻私法自治的原则，只要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应当认为有效，而不应过分关注其行为的方式。
2、对“肯定说”的评价：应当说肯定说从共同遗嘱的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上实证分析共同遗嘱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从意思自治的角度上分析了共同遗嘱存在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这些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但是其仅仅肯定而不主张进行必要的限制其实是对共同遗嘱的另一角度的否定。无限肯定即是无限否定。
（三）有限制的肯定说。该说主张应该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但是认为应对共同遗嘱做必要的限制。
1、该说的理由主要有：
（1）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为古老的民法原则，但在当今越来越注重人权及私权保护的时代，法律更应当对公民处分个人权利持宽容的态度，给以充分的维护和尊重。共同遗嘱人通过订立共同遗嘱的方式对自己死亡后各自或共同遗产的处分作出共同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行为是一种双方或多方行为，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意思自治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民法原则，但不能把它仅局限在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中。
（2）遗嘱是否有效取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 和实质要件是否具备，但主要还是看遗嘱的实质要件，即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是否具有遗嘱能力，是否是遗嘱人 的真实意思，是否只处分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无论是单个遗嘱还是共同遗嘱，其有效必须符合这三要件，即使处分共同遗产也应当是合意形成。
（3）因共同遗嘱是遗嘱人双方或多方的合意行为，实践中极易出现遗嘱人处分了被继承以外的人的遗产，或在遗产范围确定上产生较多波折，或因其他法律事实出现对遗嘱的内容、效力产生较大影响等。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有关共同遗嘱能否成立，有何效力等实质性问题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至于形式有效性问题，则可根据不同遗嘱形式之成立要件。
2、“有限制的肯定说”的“限制”主要指两种限制：
（1）是从主体上有限制地承认共同遗嘱，即承认夫妻共同遗嘱，但对其他共同遗嘱不能承认。其理由是：第一，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遗嘱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夫妻的共同财产一般不分割，难以分清各自的财产范围。这一特点使夫妻双方愿意合立遗嘱。
第二，夫妻共同遗嘱有利于保护配偶和年幼子女的继承权。例如夫妻一方死亡，共同财产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通过共同遗嘱由对方继承，这样财产稳定，使配偶的生活不致因一方死亡而受更多的冲击。
第三，夫妻共同遗嘱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也利于简化设立遗嘱的手续。
（2）是从内容上进行限制，即“共同遗嘱部分有效说”。认为一个共同遗嘱人死亡后共同遗嘱只对已死亡的遗嘱人的遗产产生效力，而活着的遗嘱人则有权保留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有权随时变更或撤销所立遗嘱。
3、对“有限制的肯定说”的评价：该学说不但注意到了共同遗嘱存在的乡土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而且同时考虑到共同遗嘱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提出从主体上或内容上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是比较科学的学说。但是该学科同样是存在缺陷的，其对共同遗嘱的可能出现问题的预测和解决缺乏全面性。
三 共同遗嘱的合理界定
（一）共同遗嘱的合理界定
共同遗嘱在中国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肯定其的法律效力。无论从现实生活角度和法律思维角度都有共同遗嘱存在的合理性，理由如前文所述我就不在此赘述，但我想谈两点想法。
1、实用主义的角度：在当今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是共同遗嘱存在的乡土基础，法律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必须为社会服务，理论要服务于实践而不能空谈实践。
2、理论主义的角度：共同遗嘱是一般遗嘱的变态，其具备一般遗嘱的特征，其并无从根本上否认遗嘱理论体系，相反其对完善和进一步研究遗嘱理论体系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能因为其复杂，就抛弃它，更不能主观认为仅一般遗嘱就可以解决所有遗嘱继承问题，共同遗嘱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学会1+ 1=2就抛弃学习更复杂的加法，虽然1+1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加法，但是同时它牺牲的是巨大的效率。
对共同遗嘱的内涵和外延应当有一定的限制：
1、在主体上应该限制于法定夫妻之间订立。理由如下：
（1）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是共同遗嘱的基础。
（2）非夫妻，但有相互法定继承权的，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按一般生老病死规律，很容易分清先死后死而且子女和父母的经济状况没有象夫妻联系那么紧密，因此共同遗嘱没有实际意义。
（3）非夫妻，无相互法定继承权，但有共同财产，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交换的利益驱动或者说遗嘱针对是纯利益的付出而不求回报，共同遗嘱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
（4）非夫妻，无相互法定继承权，没有共同财产，他们之间既无血缘的利益也无财产上的紧密联系，共同遗嘱对他们也无实际意义。
2、在时间上应当限定于夫妻在法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即其必须以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基础，被撤销或无效的婚姻关系将直接导致共同遗嘱的无效。
3、在内容上共同遗嘱在一方先死的情况下，根据遗嘱自由和当事人自治原则，必须遵循生存方不得变更或撤销先死方的遗嘱和死亡方亦不得限制生存方变更或撤销遗嘱的理念，因此生存方可以行使撤回权，仅得在拒绝受领共同遗嘱之利益的情况下方可实施，共同遗嘱全部的效力可能因生存方的撤回而无法全部实现。
（二）共同遗嘱的效力分析
遗嘱是死因行为，而共同遗嘱由于其在主体上是复数的，这就意味着在多数情况下，遗嘱人存在着先死后死的时间差，这又直接导致共同遗嘱在生效时间上的复杂性。
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依据共同遗嘱的不同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夫妻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自任何一方死亡时即时生效，死亡方的意思表示生效，生存方的意思表示失效。
2、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的共同遗嘱，仅在共同遗嘱人都死亡后整个共同遗嘱才发生效力。
3、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一方死亡仅致使遗嘱部分生效，双方都死亡时方全部生效。
4、对于撤销时的效力分析见下文。
5、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共同遗嘱并没有违背《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共同遗嘱中一方死亡即发生相应继承，只是这种继承可能仅仅是过度阶段。
（三）共同遗嘱的几个突出问题
1、关于撤销权的行使和效力分析
撤销权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共同遗嘱人一方先死的情况下，生存方如何行使撤回其遗嘱意思表示的权利，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权不存在任何问题。比如夫妻双方共同约定，若一方先死，那么则由生存方继承先亡方之遗产。在这种共同遗嘱中，一方死亡则其遗嘱发生效力而生存方的遗嘱失效，当然不存在撤销权的问题。
（2）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的共同遗嘱，首先应当注意该种共同遗嘱和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的区别，应当讲此种共同遗嘱，先亡者的遗产并无流转至生存方这一过程，而是直接发生先死方的个人财产有第三人继承的法律效力。因此生存方随时可以就自己的财产变更或撤销其在共同遗嘱中的意思表示。
（3）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生存方仅得就共同遗嘱所指定的财产中自己个人的财产实行变更处分，而死亡方在共同遗嘱中的自有财产直接由第三人继承，而不能由生存方先继承。比如夫甲和妻乙（丙之继母）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约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甲子丙，后甲先死留下遗产六万，乙改嫁他人，要撤回其遗嘱，那么其不能继承甲留下的六万，而由甲子直接继承。
（4）对于相互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为条件的共同遗嘱，在一方的遗嘱内容已经执行的情况下，另一方的撤回权将受到限制，根据公平原则，生存方必须支付等值的对价后方可行使变更或撤回权。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生存方拥有的个人财产大于死亡方的遗产，那么其必须提供相应等值的财产按原合同的比例进行遗嘱设定。对于超出的部分，其可以重新处分。
第二种：生存方拥有的个人财产小于死亡方的遗产，那么其不得行使撤回权。
比如，甲乙双方均系第二次结婚，丙系甲与其前妻所生之子，丁系乙与其前夫所生之女，为防止甲乙任何一方死后另一方不抚养先亡方之孩子，约定甲死则其遗产 2/3归丙1/3归丁，乙死则其遗产2/3归丁1/3归丙。那么后甲死留下6万元遗产，按其遗嘱比例分别由丙继承4万丁2万。后乙要变更其遗嘱，那么其必须在变更遗嘱中拿出6万中由丙继承2万元丁4万，其余财产方可以重新立遗嘱，否则其无权撤回遗嘱。
（5）共同遗嘱不得约定后亡者不得行使变更或撤销遗嘱，否则该条文无效。
2、对共同遗嘱中遗产范围的界定
共同遗产中，对共同遗嘱中遗产范围的界定，有学者主张：“原则上应以最后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实际状况来确定，而不能分别确定”。该学者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不全面的，应当根据不同内容的共同遗嘱确定遗产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最后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实际状况来确定，但后亡的继承人在管理先亡者的遗产时应本着善良、诚信进行使用和收益甚至处分，否则相关第三人可以主张提前进行继承。因此在先亡者遗产流转至后亡者期间，后亡者如患恶疾急需用款，完全可以依其不完全所有权善意处分先亡者的遗产，任何人不得提出反对。
3、对共同遗嘱留份的问题
夫妻共同遗嘱不得违反特留份的规定，共同遗嘱须保留对各自共同遗嘱人有法定继承权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继承份额。
（五）立法条文建议（参照各国条文）
第1条：共同遗嘱仅得由夫妻订立，如若该夫妻婚姻关系被撤销或无效时，共同遗嘱无效。
第2条：共同遗嘱不得约定遗嘱不得撤销，否则该条文无效。
第3条：共同遗嘱人可以撤回遗嘱，但是不得从撤回行为中获利，否则撤回无效。
第4条：共同遗嘱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后亡遗嘱人依约定对先亡遗产进行使用、收益、处分时应尽善良义务，本着诚信原则，否则相关第三人可诉请人民法院提前进行继承。
第5条：共同遗嘱应对有法定继承权双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留有必要的份额。
第6条：本部分未对共同遗嘱规定的，可参照一般遗嘱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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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佩霖 《夫妻共立遗嘱浅探》 自巫昌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论文集》（婚姻继承卷）（1992）
一、《继承法》修改的必要性
首先，修改《继承法》是法制完善的需要。1999年以来，与《继承法》相关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相继出台。而《继承法》仍然停留在当时（1985年）的立法背景，与这些民事法律极不协调。现行《继承法》的立法宗旨、体例安排、实体制度、程序设计等问题都需修改和完善。例如：随着人们财富的大大增加，继承制度的扶养功能业已退居其次，再以其为理论指导，其合理性值得商榷；近年新的财产类型不断涌现，与现有遗产范围过窄的矛盾凸显；现有《继承法》在继承权的接受、放弃的期限方面的程序缺失，使有关纠纷无法解决；继承权如何转化为所有权，遗产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制度缺失，等等。以上方面都需与《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协调一致。
其次，修改《继承法》是维护民事权益的需要。《宪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而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导致大量的财产因无人继承而收归国有，这不符合人们的意愿。随着财富的增多，人们处理私有财产的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立遗嘱来处置身后财产的方式更能体现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思，遗嘱的形式和效力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再次，修改《继承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继承法》颁布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财产仅限于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小作坊等简单的生产资料。如今，人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大大增加，特别是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私人财产的成分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资料。修改《继承法》，更好地保护遗产继承人的利益，无疑会给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适当考虑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可以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遗产范围问题
新型的财产类型不断涌现，现行《继承法》所列举的遗产范围过窄、需要调整已成共识。杨立新课题组认为以“适当列举+兜底”的方式规定遗产范围具有优势，也符合我国的民事立法习惯。“适当的列举，既能够确定主要的遗产项目，又能够宣示主要的遗产范围，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1]兜底条款可应对新出现的遗产类型，避免挂一漏万。因此，其在建议稿中增加了新的财产类型，如网络虚拟财产、股权、有价证券、财产性债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梁慧星课题组关于遗产的范围则采取“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在概括指出遗产的范围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同时，又将不属于遗产的财产以列举的方式加以排除。张玉敏课题组认为列举的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很难科学地列举，因此他们未专门对遗产范围做出明确规定。
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的优势很明显，因为列举的立法方式不可回避的缺陷在于，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永远无法穷尽，就算有兜底条款也因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而不易把握。而概括+排除的立法方式对法官而言，判断相对简单，只要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又未被明确排除的就能认定为遗产。但此方式又不具有列举式的优点，老百姓不易明白掌握。立法不仅是为了操作，也是为了宣示。列举的方式利于老百姓掌握，兜底+排除的方式利于法官的实践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可采上述两种立法方式的优点，避其缺点，采取折中方式，即列举+兜底+排除式。列举时应注意与现行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财产种类相一致。
三、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问题
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位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由此造成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逐渐缩小，以致经常出现因遗产无人继承而收归国有的情形。人们大都希望将个人的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近亲属，适当地将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叔、伯、姑、舅、姨、侄（甥）子女等，符合尽量避免财产无人继承的立法指导思想，能够体现法律对私权的尊重。学者们在具体的顺位设计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立新课题组认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三顺序的继承人为四等亲以内的其他直系或旁系血亲。梁慧星课题组的观点和杨立新课题组观点大致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梁慧星课题组在第三顺序继承人中没有规定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权，而是建议按照现行《继承法》通过代位继承制度保护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张玉敏课题组的意见与上述意见差异较大，他们认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第二顺序继承人为父母；第三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第四顺序为祖父母，包括父系祖父母和母系祖父母；配偶可以和任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
笔者较为赞同张玉敏将父母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观点。继承是对死者身后财产的分配，尊重死者的意愿应当成为继承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2]绝大多数人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晚辈直系血亲的情况下，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流向旁系血亲，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意味着在有子女的情况下，自己的部分财产将通过父母流向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手中。[3]86民间也一直存在晚辈直系血亲在，长辈不参与继承的习惯。父母的晚年生活保障可通过其他制度，如规定父母对生活住房和日常用品的使用权、必留份制度解决。但鉴于配偶身份的特殊性，笔者不赞成配偶可以和任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的观点。综上，笔者建议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为父母；第三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四顺序继承人为四等亲以内的其他直系或旁系血亲。[LunWenData.Com]
在继子女、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第一顺序继承权问题上，学者们也存在分歧。杨立新课题组、梁慧星课题组认为现行立法运行效果良好，应予坚持。张玉敏课题组则建议取消他们的第一顺序继承权，认为这与被继承人希望亲等近者优先的愿望不符。笔者赞同取消继子女、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第一顺序继承权。理由是：实践中继子女的继承问题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立法本想保护继子女的利益，但经常事与愿违。带子女一方再婚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方不愿意抚养继子女，不愿继子女成为其财产继承人。如果继父母和继子女关系融洽，继父母有意愿让继子女成为继承人，可以通过收养按养子女对待，也可以通过酌给遗产制度分给适当遗产，以保护其利益。这样既充分尊重了有关当事人的意志，又能保护继子女的利益，有利于再婚家庭的和睦、稳定。[2]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通过酌给遗产制度，来实现继承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4].
四、关于特留份制度的问题
特留份是指遗嘱人不得通过遗嘱处分的，应当为特定法定继承人继承保留的份额。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论文格式，但有关于“必留份”的规定，《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特留份和必留份的共同之处都是对遗嘱人遗嘱自由的限制，以保护特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同之处在于，必留份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双缺乏”继承人的权益，特留份则不考虑继承人的自身状况，目的是尽量使遗产保留在近亲属手中，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更甚。杨立新课题组和梁慧星课题组在建议稿中都在保留现有必留份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特留份的规定，但有出入的是特留份继承人的范围和份额。
杨立新建议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享有特留份继承权，份额是法定继承数额的二分之一，同时规定了不适用特留份制度的情形。梁慧星课题组建议第一、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特留份继承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为其应继份的二分之一，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为其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特留份的继承顺序准用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同时规定了特留份的丧失制度，即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享有特留份的权利同时消灭。张玉敏课题组认为，特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不利于发展经济，除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给予照顾，法律没有理由强制被继承人给继承人保留一定数量的遗产。
笔者认为，特留份制度与必留份制度各自有其独特的功能，虽有部分功能重合，但不能相互取代。按照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公民有遗嘱自由权，遗嘱继承的效力要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这意味着，人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但因一时冲动把全部财产遗赠社会，把大部分财产遗赠情人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立法规定以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加以限制是有必要的。特留份之外的财产，人们可通过遗嘱自由进行处理。这样就能够妥善处理遗产处分自由与法定继承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纠正司法实践中将某些遗赠行为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而宣告无效的不当做法。[1].
遗嘱人不得处分应当由特定法定继承人继承的一定份额，否则，遗嘱归于无效。但特留份继承人的范围不宜过大，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笔者赞成杨立新课题组的建议，在保留必留份的基础上，规定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享有特留份继承权，份额是法定继承数额的二分之一。
五、关于遗产债权人保护问题
论文关键词 继承公证 审查 实践
继承是指当某个人在死亡或者宣告死亡过后，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自己在生前所获得的所有财产转赠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某个人死以后，他在生前所拥有的全部个人财产的主人称之为被继承人，在法律上接受这份遗留财产的人称之为继承人，而我国现阶段的继承制度是一种能够保证死亡者在将生前地所有财产能够全部交由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继承公证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为依照法律规定与继承人特定的申请，通过法律法规来表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属于有效的、真实的、合法的一项公证行为，公证机构在工作中完成继承公证都是要参照我国颁布的《继承法》、《婚姻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制度为基准的。
一、继承公证审查的相关内容
对于这里的申请继承权公证而言，应该对继承人本人进行身份验证，被继承人已经死亡的相关凭证、说明等，还应该出示被继承人生前所留下来的对整个财产的拥有权产权证明，倘若被继承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根据自己的意愿留下了遗嘱，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按照遗嘱原件的内容执行，并继承财产，当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时，还应该提供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另外，还要到继承公证处上交作为继承人需要呈交的其他证明，当所需要上交的资料齐全之后，公证人员就应该对继承人所呈交的资料等进行审查，所需要审查的内容较多，涉及到的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1）被继承人的具体死亡时间、死亡位置以及造成被继承人死亡的原因，被继承人在生前已经遗留的各类财产的来源、数量等进行清理，另外，还要确定被继承人的死亡是否合法、正常，继承人在继承财产之前是否对被继承人施以暴力、迫害等，倘若继承人为了得到被继承人的财产而蓄意谋杀或者对被继承人进行虐待、迫害，继承公证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来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当然，被继承人生前所拥有的所有财产的渠道、来源是否合法，被继承人的所有遗产一定要是被继承人与他人的全部财产中分离出来的少部分财产，被继承人在活着之时有负债、欠税的，务必要从遗产中扣除部分资产来偿还所有的债务。（2）被继承人活着时有无定遗嘱，倘若被继承人立了遗嘱，那么被继承人则应该依靠按照程序规定政治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此外，办理的过程中还应该参照法定继承办理公证。（3）公证机构还应该确定法定继承人是否是继承人范围内的合法公民，当法定继承程序开始以后，就应该按照继承顺序依法继承，来确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与第二顺序继承人，对于遗嘱中第一继承人继承的财产，第二继承人则不应该继承，对于遗嘱中未提到的人群，则不应该继承相应的财产。（4）确定当事人的继承性质，也就是会所属于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人，这里所说的代位继承主要是指倘若被继承人制定的继承人先死亡，那么本继承人的财产则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为继承。转继承人主要是指，倘若被继承人制定的继承人先死亡，但是被继承人是在继承人还未能够遗产前先死亡，那么被继承人的财产则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应得的遗产份额，公证人员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办理上述公证。（5）对于被继承人的财产，继承人表示接受与放弃的各个情况，都应该是来自继承人的真实意愿，尤其是继承人放弃应该继承的财产的状况，更应该查明放弃的缘由，并查清楚这时候是被继承人甘愿放弃的，有无受到威胁、控制等。最后，还应该认真审核遗嘱，避免因为不慎而漏掉部分继承人继承遗产。
二、继承公证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继承公证实践中涉及到的内容也较多，主要就包括了遗产分割协议中的合法性问题、遗产的分割与债务问题、公证遗嘱的撤销问题，以下对其两点做出简要介绍：
（一）遗产分割协议中的合法性问题
公证处依照继承人提交的遗产继承申请，并注明被继承人的遗产分割协议的真实合法性，也就是所谓的遗产分割协议公证，这份公证到被继承人所遗留的遗产最集中的公证机构办理，并将自身的各种信息准确的提交上去，公证处就应该验证被继承人的遗产是否具有合法性，遗嘱是否真实、合法，遗产分割协议是否真实、合法等，但是在进行遗产公证时，往往由于某些原因，对这些合法性的证件进行鉴定与审核需要时间，严格审核之后才能给公证书。
（二）遗产的分割与债务问题
当被继承人死亡以后，继承人到公证机构提交遗产继承申请，公证机构就应该审核该被继承人在生前是否有债务，倘若被继承人在生前有债务，且被继承人指定的遗产继承人较多时，则应该由继承人达成协议，将被继承人的遗产用来偿还清债务以后在开始继承遗产，或者是将债务平均分给继承人，由继承人来分别偿还相应的债务，倘若继承人不愿意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那么公证机构就可以依法不出具继承公证书。对于被继承人死后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拒绝继承遗产的，公证机构就可根据被继承人的身份性质来定妥，农民的遗产则由他生前所在村集体组织来继承，其他部分公民的遗产将归国家所有，对于这类型人群的债务，则应该由遗产继承的单位或者机构来偿还。另外，国家还规定，针对以下几种情况，倘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也能够适当分割遗产：
首先，丧偶儿媳对公公、婆婆进了赡养义务，应该依法作为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遗产。
其次，受到被继承人照顾的，无生存能力的人员可以继承遗产。
最后，不属于遗产直接继承人，但是所尽得赡养义务较多的人员可继承遗产。
三、办理继承公证的对策
（一）遗嘱的检验和效力的确认
我国《继承法》表明：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比，更具有优先权。所以，（1）公证机构在遗产公证在审核继承公证相关程序时，对于被继承人有无事先立下遗嘱或者是有无确立遗赠扶养协议。（2）对于公证机构已经找到的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进行验证，并确认其真实性，被继承人在写遗嘱时精神是否正常，有无受到他人的威胁、强迫等。（3）弄清楚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所具备的效力所在，依照《继承法》相关内容，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当确定了被继承人有立下遗赠扶养协议时，首先应该确定其真实性，在根据其协议具备的效力来办理公证，倘若遗赠扶养协议以无效。那么公证机构则应该依照《继承法》相关规定，“当被继承人立了多份遗嘱的，多份遗嘱里的内容相互抵触，那么则应该以被继承人最后所立遗嘱为准，而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是无效的，一律以公证遗嘱为准，公证机构还应该赋予最后一份遗嘱特定的法律效力，我国的公证机构还应该为继承人办理继承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港澳地区的部分人群的遗产继承公证书的，需要经过我国的外交部领事司一级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来签订相应的继承手续。另一方面，居住在其他国家的遗产继承人倘若要办理涉外继承公证，应该让国内的亲友帮助办理。但是继承人的相关信息还需要经过继承人所在国公证机构的公证，在经过我国的驻外使领馆确定认证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二）确认材料合法性与完整性的审核
当事人在办理继承公证时，还应该带起相关的证件到被继承人活着时居住地的遗产公证处提交申请，对于被继承人所拥有的不动产继承，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到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初递交申请，倘若遗产的继承人较多，需要一起递交申请的，应该一起到有管辖权的公证处办理申请，倘若被继承人活着时居住地与遗产所在地距离很远，处在两个或者若干个不同的公证处辖区范围内，则应该与继承人商讨，在遗产所在地的某一个公证处提交申请，遗产继承人递交申请后，将公证申请表填写完整，并连同下列文件一并上交：第一，继承人的身份验证。第二，被继承人死亡原因报告、死亡证明。第三，被继承人所拥有的遗产的产权资格证明。第四，被继承人在活着时立下了遗嘱的，应当尽快将遗嘱原件递交到公证处。第五，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关系证明书。第六，代为继承人应该上交继承人比被继承人先死亡的相关证件。第七，递交公证机构要求递交的其他证件。所递交的资料，经过公证机构审核，复合实际情况的，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给予其公证书。
在继承方面适用的法律法规较多，也显得较为复杂，依照我国的《继承法》内容可知：中国公民在继承其他国家的遗产以及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等，那么遗产的动产则应该按照继承人生前所居住地区、国家的法律为准，不动产也按照不动产地区的法律为准，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之前就已经与他国签订了相关条例的，则应该按照条例内容办理，在继承公证实践方面，办理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程序与内容各个国家基本无多大差异。
（三）应加大与有关部门的联系
第一，倘若申请继承公证的继承人属于我国的港澳台同胞，倘若经过公证机构审核无误的，应该及时的为其办理，并依法维护其的合法继承权，对于目前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未能够回到大陆地区的台湾同胞，继承人未能够出示证件或者要求他人帮忙办理继承遗产要求的，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公证机构应对其遗产进行确认，并为其台湾同胞妥善保管其应拥有的遗产份额。
第二，倘若被继承人所拥有的遗产分布在其他国家，且需要继承这份遗产的人员较复杂，居住较为分散，部分遗产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以不明确，对于居住在我国的继承人，公证机构还应该在公证书中标注上该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以便其他继承人他日能够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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